「内容提要」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孙中山崇拜运动，将“孙中山”符号通过时间、空间、仪式、传媒等多向度渗入社会日常生活，而以时间为轴的建构体现于总理（国父）纪念周与纪念日的设置。纪念周是规模最大、频度最高、影响最大的时间符号，本文从制度时间与仪式操演的双重维度，考察国民党如何通过纪念周制度时间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推广来实现其对社会的控制与意识形态传输，揭示纪念周制度所隐含的现代政治权力技术。同时，考察社会各界对纪念周的不同反应以及抗战时期纪念周的特殊功能。由于国民党脱离底层民众，政治腐败，纪念周的推行并未使国民党完全实现对民众党化意识形态的塑造。但总体而言，孙中山符号通过纪念周而得到广泛传输，构成生活在民国时期人们的集体记忆，影响着1949年后人们接受孙中山符号的新生意义。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孙中山崇拜运动，将“孙中山”象征符号渗入民国社会生活。孙中山崇拜贯穿于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整个时期，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史学界对于孙中山崇拜研究刚刚起步，主要成果有台湾学者潘光哲的《“国父”形象的历史形成：一个初步的考察》，该文从出版与宣传考察了孙中山“国父”形象形成的原因。（注：见《第6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父纪念馆2003年版，第183-198页。感谢潘先生惠寄论文及给予的启发。）李恭忠的《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一文则简略地从象征符号建构、纪念仪式等角度研究国民党对孙中山的塑造与崇拜，其中略微论及纪念周。（注：李恭忠《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第12期。）然而，纪念周制度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最为重要的时间制度，是将“孙中山”符号向社会传输尤其是向民间传输的重要权力技术，它表明国民党试图透过时间控制来实现其权力延伸，这是中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统治方式的一次重要转型。对此，史学界尚无探讨。笔者认为孙中山崇拜是通过时间、空间、仪式、传媒等多向度进行的，而以时间为轴的建构体现于纪念周与孙中山纪念日的设置。在所有时间符号中，纪念周（注：纪念周在初期称总理纪念周，后期随着孙中山被正式尊为“国父”，遂改称“国父纪念周”，为行文方便，文中简称纪念周。）推广最为广泛，参加人员最多，出现频度最高，影响也最巨，本文遂对此作专题研究，从象征符号、制度时间、仪式操演等维度对纪念周进行全面考察，深入剖析国民党如何通过纪念周制度时间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揭示其对社会的控制与意识形态传输，同时关注孙中山符号的多重涵义，特别是民族主义精神在民间社会的广泛影响，考察纪念周在抗战动员中的功能。本文最后分析社会各界对纪念周制度的反应，民国时期人们关于孙中山的集体记忆，并进一步探讨国家与社会、政党与民间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挖掘国民党对社会日常生活的隐性控制与巨大影响。
一、时间符号与纪念周制度时间的形成
孙中山作为一位政治领袖，对中国近代政治及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国民党在他生前维护其权威、在他逝世后则将他定位为精神领袖，并逐步神化、建构为象征符号。符号是象征或代表其他事物的事物，表现为一种隐喻，它是人类表达感情、想象和价值的重要工具之一，并能够代表社会的要求。象征符号与仪式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方式之一，它们具有整合族群、团体与社区的认同及强固功能，人们通过对符号的认可达到交流。民族国家一般会通过民族英雄、名胜古迹等符号和符号现象来动员与整合社会，以达到服务于国家的目的。除此之外，国家也会根据当时的需要而发明一些传统与符号，让民众去认同，从而达到国家认同的目的。孙中山符号正是国民党为获得民众认同、并用党化意识形态去塑造而创造发明的。象征符号产生之后如何被社会成员认可，其代表的价值如何才能对社会认知并起引导社会发展的作用，则存在着表现途径等问题。因为符号不能独立地表达意义，孤立而静止的符号，无法与动态形象所展示的功能相比，只有当符号表现于动态形象之中，即符号体现于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场合、情景氛围和仪式过程之中，符号才会被生动而形象地建构与解读。
时间首先为象征符号的建构提供了最基础的要素，因为任何象征符号的诞生本身也是特定时间中的产物，也就是历史时刻，它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发展基点。从这一点看，象征符号的诞生与传统史学中历史事件的发生有着相似性。孙中山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就诞生于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其1925年逝世这一历史时刻。自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就根据孙中山的出生、逝世及经历的重大事件，制定了诞辰日、逝世日、蒙难日、就职日等一系列时间序列符号，并创造了纪念周，这使孙中山成为中国拥有最多时间符号的历史人物。
在孙中山所有时间符号中，纪念周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它最初带有时段性特征，即孙中山逝世后在一周中举行系列纪念活动，称之为“纪念周”。1925年3月23日，江苏徐州第十中学召开孙中山追悼会，校长宣布“本周特为中山先生之纪念周，课间多以先生之主义及学说为讲义，俾我门（们）能继先生之志”。（注：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哀思录》，上海1926年版，第三编，卷四·海内各地追悼纪事，第32页。）上海尚文路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也决定举办“孙公纪念周”，只是内容更为丰富，“搜集孙公纪念物，并研究其学说及生平行事等等，藉此以示追悼孙公之意”。（注：《二师附小之孙公纪念周》，见《申报》1925年3月25日。）但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实行的“纪念周”与此完全不同，它是指每周一举行纪念孙中山仪式。这一纪念周由自发实行的阶段性纪念时间逐步演变为国民党、政府及各级社会团体、学校共同实行的制度时间。所谓“制度时间”（institutional time）是指根据组织或机构的作息而制定出的不同的时间表及对时间表的不同分割，是组织或机构成员共同遵守的时间。（注：Lewis ，J.David and Andrew J.Weigert ，1981，The Structuresand Meanings of Social Time ，Social Forces，60（2），p434.）涂尔干很早提出相对于个人时间的“社会时间”概念，后来人类学家M.Bloch 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每种文化内至少存在两套时间观，一套是“仪式时间”（ritual time ），另一套是“日常时间”（practical time），一般在高度阶序化的社会，仪式较多，人们会将较多的时间用在仪式沟通（ritual communication）上，这与日常时间观是不同的，（注：Maurice.Bloch ，1977，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e Present ，Man（N.S ），12（2），p278-292.）所以，仪式塑造了社会文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周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又是一种政治仪式，制度时间与仪式时间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分析孙中山符号在纪念周“时间”中的建构。就制度时间的本质与运行而言，它是现代社会体制中最重要的时间分割体系，它控制着政府组织、机构、学校、团体与军队，对社会运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纪念周因其固定化、程式化而成为制度时间，孙中山符号正是透过纪念周这一制度时间与仪式时间而嵌入民众的实际生活，并对社会文化建构产生影响。
1925年4月，建国粤军总部制定了“总理纪念周条例”，规定“以每周星期一为纪念周永久行之”，上午十时应“向孙大元帅像行三鞠躬礼，如在战地无帅像时向青天白日旗”行礼，然后默哀三分钟，随后全体官兵宣读孙大元帅遗嘱，“并由官兵长解释其义”，最后“演说孙大元帅主义及革命历史”。条例还规定，“对于本条例如有阳奉阴遗（违）等行为，一经查觉、或举发，除将其应负责之官长撤差外，并另予分别议处”。（注：《建国粤军纪念孙大元帅》，见《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7日。）这是国民党第一个纪念周仪式。同年8月17日，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全体职员举行第一次总理纪念周，由监察委员林祖涵（伯渠）主持纪念周仪式，集体向总理遗像三鞠躬，恭读总理遗嘱，默念三分钟，并演讲时事政治与党义。（注：《监察院昨日举行总理纪念周情形》，见《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8日。）这标志着纪念周制度时间由军队进入政府，为以后的进一步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二大”正式通过决议，“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并写入《中国国民党总章》。2月12日，中央党部议决公布《纪念周条例》，对纪念周的具体执行办法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举行纪念周的目的就是“为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并规定“每周之月曜（星期一）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举行纪念周仪式，“不得无故连续缺席至三次以上，违者分别处罪”。同年5月30日，中央党部再度决议对纪念周条例进行修订，参加人员扩展至机关所有党员：“机关内勤务工人，除未入党者外，均须参加”。（注：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编印《总理纪念周详解》，1929年3月出版，第3-4页。）从此，纪念周正式成为国民党上自中央下至各区县统一执行的制度时间，也成为“各种党部把党的主义政策去训练党员的一个方法”。（注：《胡汉民先生演说集》，编者、出版者不详，1926年底，第51页。）实际上，纪念周后来也成为一般政府机关、团体、学校的制度时间。
纪念周每次都有政治报告，时间一久无疑会流于简单的政治说教而枯燥无味，起不到纪念周应有的作用，1930年11月，国民党第三届第四次中央全会通过《改订总理周条例案》，将原第五条“政治报告或演说”改为“讲读总理遗教，或工作报告”，（注：《改订总理纪念周条例案》，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卷，第912页。）其目的是“要任何机关或团体，在每星期举行纪念周时，将总理给我们的遗教，详加说明，如同读遗嘱一样，使人人深印脑际，俾能身体力行”。（注：胡汉民《民法亲属继承两编中之家族制度——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在立法院》，见《中央周报》第133期，1930年12月22日。）因此，后来纪念周一般先由主席讲读总理遗教，然后是工作报告，二者的结合的确使这一制度时间内容有所充实。之后，纪念周程序中增加向“党国旗”行礼，以强化对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的认同。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又重申将“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改为“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注：《修正总理纪念周条例》（1937年2月4日第五届中常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1-1311，《关于举行纪念周暨各种集会事项》。）以突出国民党对抗战的领导作用，激发民族主义精神。抗战中期，由于战事紧张，更重要的是为突出蒋介石地位，国民党再度修改纪念周条例，规定中央举行联合纪念周，“每次联合纪念周除总裁训话外，其出席报告者，应以关于军事外交及时局情形为限”，其他均省略。（注：国民政府训令《为改订纪念周办法令仰遵并转饬遵照》（1940年10月3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1-1311，《关于举行纪念周暨各种集会事项》。）纪念周条例变化反映出国民党及蒋介石政治需要的变化。
纪念周基本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相始终，仅1947年有过名义上的中断。因当时国民党开始“行宪”，国民党中央遂决定：“各级政府、民意机关、人民团体及各级学校，一律停止举行纪念周”，但国民党各级党部仍然举行。（注：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1003-乙-331，各种集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总理纪念周停止举行函》。）“纪念周停止举行后，政府各机关及学校为沟通情感，集中意志，提高工作效率，倡导善良风气”，国民政府又下令各级机关举行周会和月会，开会形式不再采取原有纪念周仪式，而是普通开会方式。（注：《国民政府三十六年九月三十日处字第1052号训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2-6-206，《总理纪念周条例（附仪规）奉令停止举行月会》。）实际上，有的机构纪念周一直存在，如北平市警察局直至1948年仍在举行纪念周。（注：北京市档案馆藏，卷宗号J183-2-22225-1，《北平市警察局内四区关于各次局纪念周局长训词》（1948年6月1日）。）后来各地周会、月会常常与纪念周并存，而且依旧将非党员纳入纪念周时间体系。如1948年1月，江苏省党部就将公务员进修周会“与国父纪念周联合扩大举行，各单位职员全体参加”。（注：江苏省档案局藏：卷宗号1003—乙—331，江苏省政府主席兼司令谕《本月十日公务员进修会于是日上午九时在省党部大礼堂与国父纪念周联合扩大举行》。）据笔者访谈，许多学校一直延续举行纪念周，甚至有的从来没有停止过。（注：笔者对60岁以上老人进行了访谈，有的在1947年刚上小学，称一直到1949年学校仍举行纪念周，如浙江绍兴邵力子中学、北京香耳胡同小学、江苏宜兴县归迳乡西畲中心小学等。）
制度时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时间革命，它将时间作为一种社会运行的基本手段，体现出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日益受到现代社会的制约。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言，“时间表是最重要的现代组织手段之一，它要求并且刺激着以数量化的时间来调节社会生活……一个时间表就是一种时—空秩序配置，而时—空秩序配置则是现代组织的核心”。（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5页。）纪念周作为一种制度时间，也是一套时间运作体系化的时间表，在民国时期对人们的工作与学习影响较大。从纪念周时间配置来看，定于每周一上午举行，其目的就是使人们“将总理的主义和总理指示我们工作的标准应用到默察过去一周工作和预计未来一周的工作上，使我们做事，处处能依着总理所指示我们的路而行”，且每次都需有“演说或政治报告”，（注：《总理纪念周详解》，第7页。）所以，纪念周作为制度时间其背后的政治宣传功能昭然若揭。
国民党制定纪念周制度时间的目的，并非让人们对总理遗教的学习仅局限于纪念周一小时的时间段，而是要长持久远，时时刻刻学习，正如国民党元老叶楚伧所言：“我们在做一件事以前，应先阅读总理遗教，……做完以后，仍应阅读遗教，以便检查我们所做的事，是否与遗教不相违背，所以阅读遗教，不但在纪念周一小时内，应该如此，就是我们一生，也应时时如此”。（注：叶楚伦《阅读总理遗教办法——十九年十二月在中央纪念周讲演》，见《中央周报》第132期，1930年12月15日。）在国民党看来，纪念周制度时间不应该仅仅成为一周一次强制人们学习总理遗教的时间，而应通过这一制度时间延伸至人们的整个人生旅程。
二、纪念周时间场域与仪式操演
纪念周虽然是制度时间，但它又与一般日常工作遵行的制度时间有所区别，带有仪式时间特征，仪式活动构成纪念周的核心内容。因此，国民党在纪念周制度时间的具体执行中，特别强化仪式程序与仪规，以显示纪念周的重要性与神圣性。从这一意义上说，纪念周是一个营造出纪念空间的时间场域，这里借用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field ）概念。所谓“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构型”，可以将它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这样的空间不是死的，它充满着各种关系，因而它又是一个“争夺的空间”，是争夺权力与资本的场所，“也是无休止的变革的地方”。（注：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138、142页。）纪念周是由时间、空间、人、仪式活动共同构成的，其间存在着符号意义及各种关系，甚至充满权力斗争，因此，笔者认为“场域”概念可以恰当地概括纪念周所具有的多重内涵，能够揭示其超越一般制度时间的特性。
象征符号一般通过仪式过程才能得到生动呈现与充分展示，经过仪式及其他附属形式的宣传，并通过社会成员的记忆而得到传播。仪式是象征性的、表演性的一整套行为方式，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注：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涂尔干在研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时指出，“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注：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仪式对于营造孙中山崇拜的场域、推动崇拜实践发挥了重要功能。专门研究政治仪式的著名学者David Kertzer 认为，仪式是一种标准化的、可重复的行为，“仪式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消除了历史和时间的限制。”（注：David I Kertzer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pp9-10.）这一功能在纪念仪式中体现尤为明显，因为纪念仪式是在特定时间对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通过在一个神圣场地的操练来纪念，仪式过程实际上是营造了一个使参与者自我反省并且能够与“他者”开展“对话”的空间，符号象征的社会功能得以发挥。“纪念”仪式可以使人们能够在仪式活动中达成共同的观念认同，通过“纪念”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并能影射未来，引导人们为未来努力。因此，从仪式的维度考察总理纪念周，可以更深入更透彻地了解国民党、蒋介石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的目的与手段。
纪念周自诞生之时起就与仪式相伴，《纪念周条例》等对仪式规程进行了明确规范。在这个仪式中，最为重要的是仪式空间配置与仪式进程中对孙中山的膜拜。国民党对仪式空间布置进行了规定，凡举行纪念周的地方均需悬挂总理遗像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联及“天下为公”横批，并左右配有党旗和国旗，总理遗像等空间符号与布局营造出庄严、肃穆、神圣的崇拜空间与氛围，这为纪念周的顺利举行提供重要的空间场域。纪念周条例对仪式程式规定极为严格，充分展示纪念周仪式引导人们进入与孙中山、与参与者“对话”的场界，从而实践纪念、膜拜孙中山。在首份《总理纪念周条例》中，国民党即对纪念周仪式进行了详细规定：
（1）全体肃立。
（2）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
（3）主席宣读总理遗嘱全体同时循声宣读。
（3）向总理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
（4）演说或政治报告。
（5）礼成。（注：《总理纪念周详解》，第4页。）
纪念周仪式中每一仪节均有深刻的内涵与功能，对此国民党宣传机构曾做出权威阐释。“全体肃立”是“极紧要的一种典礼”，因为“随随便便地安安闲闲地坐在位置上，能否表出我们内心的敬意？……全体起立了，仿佛总理的精神注到我们的精神上，我们中任何人似乎都是有总理的精神而能淬厉奋发了”。全体肃立，是一种情绪唤起（emotional arousal ），让人们进入严肃的状态，从身体上让人达到紧张与兴奋，从而为仪式的下一步进行而做准备。
“向总理遗像（后增向党国旗）行三鞠躬礼”，这一仪节是对人们身体记忆的一种训练。就人类礼仪而言，三鞠躬礼在习惯上是最敬礼，中国人自民国废除跪拜礼后也视三鞠躬礼为最敬礼。“我们见了总理遗像，自然而然地会生出一种最敬的敬意，自然而然地会行最敬礼。所以在秩序上，规定了这一项，正是根据了孙文主义的信徒内心所发现的要求”。（注：《总理纪念周详解》，第9页。）在人类的记忆中，动作记忆由人的左脑承担，是一种难以忘怀的身体记忆，三鞠躬礼必然让人们对孙中山产生敬意并形成深刻记忆。
“恭读总理遗嘱”，这是纪念周仪式中最为核心的仪节。一般由主席带领诵读总理遗嘱。全文如下：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注：北京《晨报》1925年3月14日。）
总理遗嘱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总结，也是国民党未来发展的指南。遗嘱语言极为凝练并具感染力。保罗·康纳顿曾指出，仪式语言作为一种记忆手段，具有强大的力量。（注：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总理遗嘱的仪式语言具有震憾心灵的功能，当时中国的书面语已经开始转向白话文，总理遗嘱即以白话文为主体，但同时又保留部分文言成份，更显凝练，言简意赅，易于诵读、记忆。总理遗嘱通俗易懂，不仅迅速在学校至政府、军队中迅速传播，而且部分普通民众也能诵读。国民党为强化纪念周的统一化，还要求必须用“国音”诵读，中央专门“通令各机关在举行纪念周时一律用国音恭读总理遗嘱”。（注：《中央通令各机关举行纪念周时总理遗嘱一律用国音宣读一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2-248，《规定纪念孙中山先生仪式》。）诵读是文本记忆的最基本方法，经过不断反复，人们会形成深刻的文本记忆。显然，这一仪节对于强化关于孙中山及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记忆具有重要作用，人类仪式发展史上均离不开音乐，它在仪式中具有营造气氛、增强仪式感染力的功能。国民党对于纪念仪式中的音乐问题也极为重视，在最初的条例中没有唱党歌仪节，但后来1929年1月党歌确立后就出现在纪念周仪式中，（注：《党歌》（国民党中常会第190次会议通过），见《中央周刊》第34期，1929年1月29日。）以后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训令加以确认。（注：国民政府训令第203号（1935年5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1-001311，《关于举行纪念周暨各种集会事项》。）党歌是原黄埔军校校歌，由孙中山作词，歌词完全是三民主义政治思想的直白说教与表达：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这首党歌后又成为国歌，民众在纪念周仪式上歌唱这首歌曲，纪念周宣传党化意识形态的功能得到强化。
纪念周仪式最后一项重要仪节是“向总理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第一分钟是让人们“默默地想着总理底遗教，默默地思维着总理给我们的关于国民革命的目的、方法、工具和手段”；第二分钟是“将过去一周的工作检阅一下，究竟有无违背总理遗教的地方；……如果有的，应如何面着总理遗像切实地忏悔，如果过得去，应如何分外的努力以实现总理底主义？”第三分钟则是“严密地计划一下，究竟未来一周的工作，要如何才能不违背总理的遗教，要如何才能算是一个党忠实信徒的工作，……要如何才能发扬总理的主义。”这三分钟实际上是让人们沉浸在与孙中山在天之灵的“对话”之中，沉浸在与仪式共同参与者的“对话”之中，沉浸在自我深沉的情绪记忆之中。国民党在宣传纪念周时强调它不是忏悔的宗教仪式，“向总理遗像默念三分钟，要分分钟都有沉默的思考，才不算落了宗教样式的窠臼，才算是有意义”。而事实上，这种静默已经带有宗教仪式的特征。
国民党将纪念周定位为“典礼”，在政治报告之后，用“礼成”而非散会以突显纪念周政治仪式特性，纪念周“是为永久纪念总理而举行，一切与永久纪念总理无关的事，概不能在此礼节上实行”，纪念周是“隆重的礼节，不是普通的会议”，不能用“散会”，必须用“礼成”，“礼成是努力的起点，是奋斗的开始！”（注：《总理纪念周详解》，第197-198、200页。）在这里，政治报告或工作报告也被纳入仪式场域，这就使得在纪念周上所发表演讲在国民党定义中应该具有神圣性，是孙中山思想与精神在现实中的实践与体现。所以，纪念周仪式功能不仅在于让人们崇拜孙中山，同时也认同国民党的政治实践，纪念周的政治象征意义得到呈现。
人的记忆是一个“记”和“忆”的复合构成，忆是再现和再认的过程，正是经过“记”之后的反复“忆”，才能形成并巩固记忆，纪念周仪式调动人的动作、身体、情绪记忆等多重记忆本能，（注：参见杨怡良等编著《记忆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并在一个星期的时间跨度上反复，使人们能够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强化对孙中山的记忆。
仪式作为一种操演，往往对参与者的着装、空间位置及行为均有诸多要求。为规范纪念周仪式，“力求整肃”，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专门制定《纪念周仪规》，行政院以训令形式颁发至各级党部、政府机关、军队、学校和团体。《纪念周仪规》首先对明确规定着装：“参加纪念周人员之服装，除已有规定之制服外”，男性须穿礼服（素蓝色黑褂）或中山装，女性须穿长褂或衫裙，而且“服装材料，一律用国货。其颜色以适合时令、整齐划一为主旨”。其次，规定参加人员的位置秩序：参加人员“排列次序，依照礼堂之大小，按男左女右，酌量规定”。为此，纪念周专门安排纠仪员，检查到场情况，无故不到者和失仪者均须报告主席纠正。（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仪规》，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卷宗号：1-1311，《关于举行纪念周暨各种集会事项》。）后又规定“咳嗽吐唾须严行禁止……一律不得着用外套携带围巾”。（注：《国府新订纪念周规程》，《军事杂志》法令，1929年第10期。）有的机构自行制定更为严格的仪规，“无故不到者，或在纪念周中失仪者，由纠仪员报告主席，转报院长核办”。（注：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1047—30—077，《国民政府监察院纪念周仪规》（1935年12月28日），见《监察院公报》第61期。）
在国民党整个执政期间，纪念周的推行与运作基本依照这一仪规执行，直到40年代，纪念周的执行开始有所松懈，但对于着装始终要求较严，如1946年江苏省政府秘书处专门致函各地，要求“各职员参加国父纪念周服装应力求整齐，以昭郑重而示崇敬”。（注：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1009—甲—168，《奉谕嗣及各职员参加国父纪念周服装应力求整齐以昭郑重而示崇敬函》，第16页。）这些繁复的规定，体现出国民党极其重视总理纪念周，试图透过具体而微的细节与仪式，圣化孙中山符号的政治象征功能，让人们在仪式操演中接受崇拜孙中山的规训。
三、纪念周制度时间的运作
制度时间本质的特征在于它是组织或机构成员共同遵守的时间，换言之，组织或机构成员严格按照时间配制来安排工作，它具有制度化和不可随意更改的特性。制度时间能否成功运作主要依赖于政府机关、学校、军队等的具体执行，纪念周全面执行的过程，也是孙中山崇拜仪式向全国推广、民众接受三民主义训育教化的过程。
纪念周的执行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纪念周成为国民党与政府运作、发布重要决策、宣传孙中山崇拜最为重要的时间场域之一，蒋介石、胡汉民等许多讲话都是在中央纪念周上发表的。如果进一步将纪念周的运作与国民党中央权力结合进行分析，那么，纪念周也是国民党权力中心变动的晴雨表。当国民党权力中心转移时，中央纪念周地位随之下降。1934年，蒋介石将权力中心转到南昌行营，有名无实的国府主席林森召集的国府纪念周就只能流于形式。该时期纪念周演讲题目空洞，既不是过去一周工作的总结，也非现在一周工作计划，被推选或指定的演讲者也只为应酬而作演讲。（注：参见张皓、陆远权《林森与1932年—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制》，见《三峡学刊》（四川三峡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而同期，南昌行营的总理纪念周则成为蒋介石发布重要决策的时间。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10万人的扩大总理纪念周，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就此开始。（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讲话），台湾中国国民学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演讲），第70页。）甚至在下野期间，蒋介石纪念周讲话仍然影响巨大，据1932年1月11日报载，蒋介石下野后在浙江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上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演讲词，该文被视为国民党对日政策的重要宣言，而据学者考证蒋并未参加纪念周，之所以称该文是纪念周演讲，是因为此文所表述的对日外交政策与纪念周联系在一起更能凸显其政治意义，以表明蒋介石即使身为闲云野鹤也不敢或忘总理遗训，同时强调自己的主张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注：参见彭敦文《蒋介石奉化故里演讲考析》，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无疑，纪念周具有政治象征功能，同时也是重要的权力场域。
国民党设立纪念周的目的在于让全体国民崇拜孙中山，实现国民党认同与中华民国认同，那么如何将纪念周的政治场域扩展到全社会呢？国民党已经懂得利用现代传媒来传输党化意识形态，为扩大纪念周的社会影响，国民党要求《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申报》、《大公报》等均及时刊登纪念周情况，并出版《委员长蒋主席国府纪念周训词》、《胡汉民先生在中央纪念周的演讲》、（注：蒋介石《委员长蒋主席国府纪念周训词》，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1941年版；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印《胡汉民先生在中央纪念周的演讲》，出版年代不详。）《总理纪念周条例释义》、（注：陈德征《总理纪念周条例释义》，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市党部宣传部1927年版。）《总理纪念周详解》和《总理纪念周浅说》、（注：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编印《总理纪念周详解》，1929年版；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训练部编印《总理纪念周浅说》，1930年版。）《国父纪念周》等书，（注：吴锡泽著、邵岩元校对《国父纪念周》，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充分阐述纪念周的政治意义。在中国，广播电台建立较晚，但蒋介石等对这一新生事物广播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极为重视，1928年8月中央广播电台甫一成立，中央就决定在“特别节目”中设置每星期一《中央纪念周》栏目，现场转播中央纪念周，（注：参见林兴仁《民国时期中央广播电台节目设置》，载《民国春秋》1999年第1期；又见叶楚伧、柳诒徵、王焕镳主编《首都志》卷九·交通，1985年重印本。）以后又扩展至各省市政府所设之广播电台及交通部所管辖之民营广播电台。（注：《民国时期上海广播电台节目一览表》，见上海广播电视志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广播电视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电台纪念周栏目一直保持至国民党撤出大陆。大众传媒是一种权力资源，也是话语力量的增效器，是可以有力地影响、操纵并变革社会的手段，是现代国家形塑社会生活意象形态的主要方式。（注：Denis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1994，p1.转引自刘文瑾《一个话语的寓言——市场逻辑与90年代中国大众传媒话语空间的构造》，见《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2期。）传媒的运用使中央纪念周已经完全超越政府机关而影响至社会各个层面，纪念周逐步成为全民皆知的制度时间，国民党所宣传的孙中山符号与主流话语也逐步影响至普通民众。
吉登斯曾指出，“对时间的控制是所有科层制的共同特点”，（注：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4页。）国民政府同样如此，不同的是在一般制度时间系统内又嵌入纪念周制度时间系统，从而将政治时间与一般制度时间糅为一体，更加深入地控制党政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纪念周成为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统一的制度时间。偏远的青海省党部每次举行纪念周，并将报告表上呈中央组织部。（注：《青海省党部总理纪念周报告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717—4-1029，《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呈报纪念孙中山及各项纪念周》。）江苏省南汇县政府每周一举行纪念周，由县长亲任主席。（注：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1047—30-060，民国时期《南汇县政公报》各期。）偏僻的湖南省常宁县政府、甘肃省固原县党部，每星期均举行纪念周。（注：尹龙渊《常宁解放前历任县长的活动概况》，见湖南省衡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衡阳文史资料》第8辑，1988年12月版；固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固原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包括边远区县，纪念周制度时间在党政机关得到普及。
由于纪念周的政治象征意义及其制度时间特性，它成为区分个人与机构是否与国民党保持政治一致的重要标志，也成为国民党权力确认的一种方式。1929年3月，东北问题解决后，国民党中央党部立即致函东北地方当局，要求“其所属一体举行总理纪念周”，因为它是“本党最隆重典礼……凡隶属本党旗帜之下一切党务政治军事工作人员关系重要，不容漠视”，东北地方当局旋即表示认真执行。（注：《请转陈饬合东省率同所属一体举行总理纪念周》、《东北政务委员会公函》，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311《关于举行纪念周暨各种集会事项》。）纪念周制度时间的运作标志着东北地区正式纳入国民党的统治体系。
纪念周运作过程中，又增生出联合或扩大纪念周形式，一般以党政机关为主体，扩展至社会团体、学校及部分民众参与。国民党规定省市各级党部除自行举行纪念周外，“于必要时得召集各机关各团体举行扩大纪念周”。（注：《省及特别市党部宣传工作实施方案》，见《中央周报》第142期，1931年2月23日。）扩大纪念周可以动员民众广泛参与，而且因纪念周具有神圣性及仪式性，借助它进行政治宣传可彰显重要性。扩大纪念周到30年代极为普遍，成为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时间场域。1932年国民政府迁至洛阳，规定每月第一个星期一举行扩大纪念周。（注：中央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洛河中学举行总理纪念周函》，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311《关于举行纪念周既各种集会事项》；又见王永川《国府扩大纪念周》，河南省洛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洛阳文史资料》第5辑，1988年9月。）最典型的扩大纪念周是蒋介石驻南昌行营时，为发动新生活运动，在2个月不到的时间内5次举办10万人参加的扩大纪念周。这一时期，联合或扩大纪念周在各地也逐渐制度化，如1931年，国民党云南省昭通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就规定每月举行扩大纪念周一次，（注：昭通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昭通地区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以此实现对民众的动员，更有效地强化国民党的控制。
根据纪念周条例，纪念周的参与者应该为国民党党员，而实际运作过程中并非如此，随着联合和扩大纪念周的出现以及纪念周成为学校的制度时间，众多国民成为纪念周的参与者，完全超出了国民党所谓党内举行纪念周的范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早在1927年4月5日，广东“省党部在大礼堂举行纪念周，到会参加者有各级党部各团体机关代表数百人”。（注：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5日。）很多地方的纪念周均扩展至民众，1929年9月9日，江苏省常熟县政府、海门县政府分别都举办了包括民众代表在内、200多人参加的纪念周。（注：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1047—30-058，《常熟县政公报》第2期，1929年9月16日；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1047-5-30，《县政府纪念周》，载《海门县政府公报》第93-96四期合刊，1934年6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强化控制最重要的体现之一是对教育界意识形态的控制，纪念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渗透的权力技术，最大的成效是将广大学生纳入这一制度时间体系。最早实行纪念周制度的是广东省各级学校，1926年5月，广东省全省教育大会通过《党化教育实施案》，规定学校每周须举行纪念周与政治报告。（注：《全省教育大会通过党化教育决议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党化教育全面展开，确立了三民主义教育为中华民国教育之根本方针，根据总理遗教，陶融儿童及青年的国民道德、生活技能，（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案》，见民国史料丛刊第一种《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册甲编第44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纪念周也随之成为学校的制度时间，无论是偏僻的山东邹平乡村学校，还是边远的云南怒江州卯照镇中山小学，均在周一举行纪念周。（注：仲兰村《各国新兴教育实施概况·邹平乡村教育实施鸟瞰》，见南京：《教育与中国》第7、8期合刊，1935年3月；相君谟《卯照镇中山小学简况》，见云南省怒江州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怒江教育史料专辑。）纪念周进入国统区各级公私立学校，甚至没有改制的义塾，如广东省新会县仁爱义塾。（注：余樵子《昔日仁爱义塾概况》，见政协新会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会文史资料》第46辑，1993年。）纪念周成为全国学校统一的制度时间。
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影响下，大多数教会学校也被纳入党化教育体系，在教育部注册“立案以后，实施党化教育……举行纪念周，悬挂总理遗像及党国旗”，虽然少数中西人士认为“与基督教信条有根本冲突的地方”，但仍然“一律奉行”。（注：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再版，第281页。）如金陵大学等均严格周实行纪念周制度。（注：《金大周刊》第2期，1929年11月20日；《金陵大学校刊》第263号，1939年9月25日。）国民党还专门规定基督教青年会学校每周举行纪念周，当地高级党部须派员出席讲演。（注：《指导基督青年会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版，第1026-1027页。）佛教学院也是如此，创办于抗战时期四川的汉藏理教院按时举行纪念周。（注：参见孝容《契理当机的“今菩萨行”理念及实践——太虚大师与抗战时期的重庆佛教》，载《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1期。）可见，国民党对学校纪念周制度时间推行之彻底。
为确保纪念周的有效实行，三民公司等又出版《孙中山主义读本：孙公纪念周课本》等书，作为各级学校举行纪念周的政治蓝本。（注：三民公司编印《孙中山主义读本：孙公纪念周课本》，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6月第2版，该书介绍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实业计划、知难行易学说以及国民党概况。69次年，该公司又出版甘乃光编《孙公纪念周课本》，上海三民公司1927年3版。）同时，各地教育部门检查、督促各级学校举行纪念周，而学校也自动将纪念周视为对学生进行“规训”的有效方法，强制学生严格遵守。广州教育部门明确规定纪念周的“学生纪律，应由各军训教官负责，以维庄严”。（注：《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1月11日。）实际上，一项制度的实行最主要看下层执行者的配合，民国时期纪念周之所以能够在全国推广，最重要的原因是各级学校的配合。如浙江省职业学校实行纪念周点名制度，作为操行成绩评定标准之一。（注：《浙江省职业学校训育纲要中之操行成绩考查办法》，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068页。）1928年，江苏省南通中学在《学则》中专门制定《总理纪念周规则》，《惩罚则例》又列出违反纪念周行为的处罚规定，惩处极其严厉。（注：《中央大学区立南通中学校学则》规定，“凡干犯总理纪念周规则者施行下列之惩罚：1、未经请假无故不到警告，警告二次以上无效者记过。2、未准病假不着军服或制服者应施在训戒，训戒二次以上无效者记过。3、无故先行退席不服劝告者记过。4、不依坐次紊乱秩序者，记过或禁闭。5、仪容不整发声喧哗者，记过或禁闭。6、故意叫嚣者记大过或重禁闭。7、扰乱会场不服制止者退学”，见江苏省南通中学网，http://www.ntzx.cn/xsg/pp4_11_main.htm）私立学校同样如此，苏州私立美术专科学校训育纲要中的《惩诫规则》规定对于“纪念周会无故不到者”，“分别轻重予以训诫、记过、剥夺权利、停学、开除学籍或停止毕业”。（注：《苏州私立美术专科学校训育纲要中的惩诫规则》，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066页。）这样，地方教育部门及学校从规章制度层面保障了纪念周的顺利进行。笔者专门查阅档案，试图找到政府教育部门制定学生纪念周处罚条例，但迄今没有发现，这些条例应该是学校自动配合国民党的宣传而制定的。
当然，并非每所学校都是如此，特别是小学，有的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将举行仪式时间缩短，因为长达三分钟的静默让孩子难以承受。著名作家孙犁回忆，“每周一做纪念周，校长在台上带领静默，总不到规定时间，即宣告默毕。不然，学生们即忍不住要笑”。（注：孙犁《善暗室纪年》，见《孙犁文集》卷五，杂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由于小学生心理及思想尚不成熟，不能完全理解纪念周仪式，何况每周一次重复操演，更觉枯燥，严格执行必然存在困难，以便通方式举行则是明智之举。为此，有些学校“根据三民主义而编定的国语故事音乐等，在纪念周时表演，以实施三民主义化的训育”。（注：林群拟《十九年度下学期校务进行计划大纲》，见《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校刊》1930年11月。）从上述个案可以看出，纪念周制度时间的运作是由民间与国家共同协作而实现的。
在制度层面保障纪念周正常举行的同时，政府要员积极参加学校纪念周，以示郑重，甚至政府出面举行隆重的学校联合纪念周。如1935年3月11日，既是周一又是孙中山逝世纪念日，陕西省举办私立中等学校联合纪念周，参加学生近8000人，省府主席邵力子亲自前往并主持仪式。（注：《西京日报》1935年3月12日。）这样的活动既提高了纪念周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又强化了学生对孙中山的记忆。
国民党政权稳固后，全面加强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控制，纪念周随之扩展到一般民众之中。1930年，为“使民众崇仰总理及明了党务”，广州市党部及政府公布《广州市民众团体联合纪念周举行办法》，“由市党部民训会召集各民众团体，举行联合纪念周……本市民众，有自愿到会参加者亦听，不加限制”，但是，“所有到会参加人员，不许自由退席”，“开会程序（与一般纪念周相同）”，只是时间由上午改为“下午二时”。（注：《广州市民众团体联合纪念周举行办法》，见《中央周报》第94期，1930年3月24日。）后教育部将这一作法向全国推广，规定民众学校每周举行“总理纪念周一小时”，并于“纪念周中授党歌国歌”。（注：《县市党部设立民众学校各项方案》，见《中央周报》第139期，1931年2月2日。）一些地方政府将部分农民纳入纪念周时间体系，如福建省永定县广泛开办以农民学员为主的“战时国民学校”，每周举行纪念周。（注：永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定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753页。）1940年，陕西韩城县实行保甲公约，每周一上午全保群众集中在保公所举行仪式总理纪念周和升旗仪式。（注：孙昶（时任地下党县委书记）《解放前的韩城地下党》，见陕西省韩城市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韩城文史资料汇编》第8辑（纪念韩城解放四十周年专辑），1987年12月。）这些作法表明国民党试图将不受工作制度时间约束的一般民众纳入纪念周时间体系。
在孙中山崇拜运动推展过程中，军队作为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统治的重要柱石，是纪念周执行最为严格的政治组织。纪念周最早起源于军队，后来成为军队调动士兵士气、进行精神训练的重要时间场域。蒋介石十分重视军队纪念周，目的是通过纪念周规训士兵效忠国民党，实现军队党化和三民主义化。他要求党务干部做好纪念周工作，并强调“不只是叫人家来做纪念周，听我们演讲”，而且要深入士兵当中，真正使军队三民主义化。（注：蒋介石《军队党务工作的改进》（1932年4月30日于励志社对各军师党务工作人员会议讲），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演讲，第508页。）蒋介石还经常参加中央和地方军校、军官团、军训团的纪念周，发表演讲。庐山军官团建立后，蒋介石亲自坐镇，频繁参加纪念周并训话，用宣传孙中山崇拜的教化方式塑造军官，使其忠于党国、忠于自己。有时，蒋介石还参加地方军队的纪念周。1933年4月，为进一步动员剿共，蒋介石亲赴南昌参加各军事机关各部队及保安部队组织的扩大纪念周。（注：蒋介石《剿匪要从精神、组织与纪律来奋斗！》（1933年4月24日于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讲），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演讲，第15页。）
国民党在军队中广泛而严格推行纪念周，宣传孙中山崇拜，用总理遗教作为军队的指导思想，力图统一军队思想，进而巩固国民党及蒋介石个人在军队中的统治地位。因此，纪念周成为国民党及蒋介石用以控制军队的重要权力技术，为蒋介石实现军队党化、推行独裁专制政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社会各界眼中的纪念周与集体记忆
纪念周既是一种制度时间，同时也是一种规训制度，它将人约束于一定的时间场域，并接受一整套仪式规范操演，在此时间场域内，人们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而必须遵从并追随这一套时间仪式，从而接受并服膺其意识熏陶，进而接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涵化。所以，就本质而言，纪念周是一种对人们思想产生钳制作用的政治仪式，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并形成了有关孙中山的集体记忆。
纪念周因操演过于频繁而逐步流于形式，即使在纪念周严格执行的初期，也存在着个别松弛现象，因此，政府反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如1931年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就曾上报中央：“查近来各地各党部各机关及各军队每有未能切实遵照条例举行总理纪念周者，殊属有违党纪”。（注：《呈复奉令切实举行总理纪念周当经遵守并饬属一体奉行合具复呈查核》，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311，《关于举行纪念周暨各种集会事项》。）中央的情形也是如此，曾任中常会委员的王子壮就在日记中记述，中央委员们对于做纪念报告互相推委，甚至出现“拉夫”局面，大家对“纪念周亦不感兴趣”。（注：《王子壮日记》（1934年5月3日）第2册，第63页；《王子壮日记》（1940年11月25日）第6册，第330页。转引自王奇生《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权力嬗蜕与派系竞逐》，见《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更有甚者，个别机关直接对抗，不举行纪念周。如全国度量衡局局长忽视纪念周，在1941年的10个月内仅勉强举行过2次纪念周，为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发布训令至经济部，要求立即予以纠正。（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4-13970，《度量衡局局长忽视总理纪念周嘱纠正案》（1941年12月）。）据中央调查，“政府各机关切实奉行者固多，而松懈废驰、不常举行或虽举行而所属人员多缺席者，亦间有所闻”。（注：行政院训令（1941年10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2（6）—2680，《奉令纪念周应切实奉行一案》。）对于机关工作人员而言，纪念周仪式枯燥乏味，尤其是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对具有专制本质特色的纪念周制度产生不满，他们视纪念周为形式，以应付、敷衍的滥竽充数态度进行默默的抵制，“到最后一排当起南郭先生来，‘滥竽充数’，只动嘴皮不出声”。（注：倪锋《遥念谢冰莹》，见《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期。）到国民党统治后期，纪念周流于形式的现象更为严重，即使对孙中山最为崇拜的广东地区也出现了危机。以潮安县为例，“1948年后，国民党每况愈下，区党部虽然经常组织党员出席‘联合纪念周’，听党政军团作‘施政报告’，但人们都已身在曹营心在汉”。（注：马芝济《国民党潮安县政权概况》，见广东潮安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潮安文史》第13辑，1994年。）
机关纪念周流于形式折射出人们对纪念周的懈怠，而部分知识精英则直接批判纪念周。早在1927年，鲁迅就讽刺纪念周仅是一个形式，它给军阀标榜自己信仰三民主义以表演场域：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见《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号，1927年11月16日。）
鲁迅指责国民党的作法极其荒谬，信仰与纪念周形式间不应有必然联系，但在国民党那里，做不做纪念周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信仰三民主义的基本标准。
胡适则是最著名的纪念周反对者。早在1928年，胡适就批评国民党的做法：“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国家。”（注：胡适《打倒名教》，见《新月》1卷5期，1928年7月。）次年，胡适在中国公学公开抵制举行纪念周仪式，批判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注：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见《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1929年9月。）在胡适看来，纪念周是国民党在日常生活中钳制人们思想的体现，它表面上是对孙中山的纪念，而背后其实隐含的是政治的专制与独裁，是推行愚昧的个人崇拜。胡适坚决反对国民党将总理遗教上升为教条，由此，遭到当局的压制与批判。国民党指责胡适“违反党义”、“诋毁党义”，（注：《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光明书局1929年版，第87页。）最后，胡适丢掉了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其时，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也反对将全体学生纳入纪念周制度时间体系，他们通过《教育与职业》和《国讯》杂志公开表态，“国民党党员作纪念周，读党义，举行各种党教的仪式，这是国民党自己的问题，我们无所反对，但是强迫全国各级学校学生举行同样的仪式，这是我们所反对的”。（注：转引自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七），见《教育与职业》1997年第7期。）
胡适等少数激进知识分子固然敢于直接向当局宣战，而多数知识分子则采用迂回的方式表达不满。1936年，著名画家叶浅予为南京《朝报》画《小陈留京外史》，其中一幅是关于小陈主持纪念周：“小陈捞了个不大不小的局长官职，刚上任，第三天要做总理纪念周，局长是一局之长，纪念周上要背总理遗嘱，小陈练了三天，睡觉做梦都背遗嘱，坐在恭桶上也背遗嘱。临上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凡……’把‘四十年’忘得一干二净，大出洋相”。因这幅漫画，叶浅予遭到攻击，被指责“有意丑化总理遗嘱，《朝报》老板受到警告”。（注：叶浅予《〈王先生别传〉与〈小陈留京外史〉》，见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北京群言出版社1992年版。）此后，叶浅予不再画《小陈留京外史》。还有些知识分子虽未公开批评，却以变相方式加以抵制，有些大学视纪念周为形式，而将主要时间用于学术讲座，邀请教授及名流在纪念周上轮流向全体师生作学术讲座，如国立杭州艺专将纪念周与专业学习结合起来，著名画家林风眠在纪念周上谈国画。（注：林风眠《我们要注意——国立杭州艺专纪念周讲演》，原文载《亚波罗》（国立艺术院半月刊），1928年创刊号，未标纪念周讲话，但朱朴编选《林风眠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中则予注明。）还有的知识分子则消极对待，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医学家）“让秘书主持总理纪念周，说自己背不下总理遗嘱，从来没有训过一次话”。（注：刘隽湘《医学科学家汤飞凡》，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林语堂对纪念周也不以为然，“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止不住东想西想”。（注：林语堂《有不为斋解》，见《论语》第31期，1933年12月。）还有的人则通过诗作来讽刺国民党表面上举行纪念周崇拜孙中山，实际上却政治腐败，安徽宿松人沈嵩甫指责国民党官员“浑身都是官僚化，满口偏呼纪念周”。（注：沈嵩甫《纪念周偶感》（1932年作），见安徽省宿松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宿松文史》第1期，1985年10月。）这些知识精英已经意识到纪念周是国民党推行个人崇拜、实行专制独裁的制度体现，是国民党打着孙中山旗号行独裁政治的幌子，本质上它与现代社会追求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相背，应该予以抵制。
然而，知识阶层也有部分人士积极参与纪念周制度的建构。罗家伦无论是在北京大学还是在中央大学任上，均积极配合国民党党化教育，严格实行纪念周制度。（注：贺崇铃主编、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6页；《国立中央大学日刊》，1933年2月20日、5月15日、5月29日、10月30日。）有的地方，士绅将纪念周纳入地方话语体系，在地方志中将纪念周作为礼俗的内容予以记载，如福建《崇安县志》将“纪念周”列为典礼的首要内容之一。（注：刘超然等修、郑丰稔等纂《民国崇安县新志》，第五卷，礼俗·典礼·纪念周，1942年崇安县志委员会铅印本。）这些知识分子、士绅参与并推动纪念周制度的执行，或因崇尚孙中山的思想与人格，或因拥护国民党统治，但不论怎样，知识阶层对于纪念周的推广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值得强调的是，抗战之后，孙中山民族主义精神得到全面阐扬，国民党在法律上将孙中山从“党的总理”上升为民族与国家的象征——“国父”。（注：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尊称孙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之声明》，见朱汇森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2年1～6月），（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版，第414～415页。）由此，纪念周所具有的民族主义象征功能得以呈现，社会各界对于纪念周的批评之声渐趋消弥，纪念周成为国家与民间共同建构的宣传抗日、进行民族复兴教育的时间场域。1935年9月2日，湖南省政府举办扩大纪念周，张学良发表演讲，呼吁“个个有自信力，有责任心，有牺牲精神”，参加纪念周的广大民众群情激昂，备受鼓舞。（注：张学良《在湖南省政府扩大纪念周上的讲话》，见《扫荡报》1935年9月3日。）1937年8月2日，广东扩大纪念周，省市党部电请国民党中央动员抗战，集中力量，驱除暴敌，复我失地，抗战空气弥漫全场。（注：《广州民国日报》1937年8月3日。）同时，有识之士呼吁学校“每星期纪念周多作时势之探讨和报告，于散会完毕时，问以关于失地雪耻的话”，（注：吴震亚《民族复兴与中等教育》，见《教育与中国》第5期，1934年11月。）利用纪念周，培养学生的“民族的精神”。（注：环家珍《民族复兴与师范教育》，见《教育与中国》第5期，1934年11月。）各级学校比任何时间都严格执行纪念周。（注：1936年5月4日，著名教育家黎锦熙利用北平师范大学纪念周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呼吁全民抗日（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纪念黎锦熙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校友通讯》第15期）（1990年9月）。湖南省慈利中学、广东省惠东县平山镇中心小学等多举行纪念周，见朱宜之《朱岳峙的恩怨录》，见湖南慈利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慈利文史资料》（1—5辑）1993年5月；范继林、许学欣《平山镇第一小学简史》，见广东省惠东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惠东文史》第3辑，1991年4月。）而直接面对敌人刺刀的军队更是在纪念周中宣誓抗战到底，一般军队自不待言，连孙立人将军所部驻印度蓝姆伽训练营地时，依旧按时举行纪念周，孙将军亲自主持作报告，号召将士们“要有志气，更要发扬民族气节”。（注：国民党军队实行纪念周抗战动员，参见郑泽隆《抗战初期李汉魂在潮汕的守土御敌活动述评》，见《广东史志》2003年第1期；郭亦萍《我在抗日中的一段经历》，见湖南省常宁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常宁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10月。朱子云《令人难忘的往事》，见孙立人将军史料及纪念文摘网：http://yuanzheng.nease.net/sunnew/wz.htm）可以说，国家与民间在纪念周与孙中山崇拜问题上达到空前一致。
时间配置是控制人们生活与行为的一种方式，在纪念周制度时间安排下工作和学习的人们，均对纪念周仪式印象深刻。因为纪念周是一种重复频度极高、集语言、音乐、动作于一体的政治仪式，具有养成人们习惯记忆的重要功能。所谓习惯记忆是在仪式操演过程中，人们被要求做的一切动作、行为准则均被视为自然，“以至它们被记忆成习惯”，而且某种有条件反射的心理状态，仪式的要求一旦出现，它就会习惯地适应这种要求。由于频繁的实践，一些仪式中经常出现的语言与动作已经深深入地印入人们的脑海，当看到某一仪式中的象征符号时，人就会联想有关这一符号的仪式及其仪式中的语言与动作。这是因为人们不断重复这些语言和动作，以至已成为人们的本能反应，即康纳顿所说：“在习惯记忆里，过去似乎积淀在身体中。”（注：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108，90页。）因此，纪念周对于人们的思想影响至深至巨。著名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曾说：“社会思想本质上必然是一种记忆，它的全部内容仅由集体记忆或记忆构成”，而且“只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历史事实渗透进入了这种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教义、一种观念，或一个符号，并获得一种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系统中的一个要素”。（注：[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313页。）因此，当关于“孙中山”的神话及言说进入国民党所掌控的传媒与精英所主导的公共话语，纪念周又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人逐步形成了关于孙中山的集体记忆。
民国时期的人们对于纪念周的记忆可谓刻骨铭心，不少人只是在小学、中学时期参加过纪念周仪式，但都记忆深刻，许多人尤其是儿童正是通过纪念周仪式而对孙中山有了最初的了解，进而产生了国家及民族主义等观念。广东钦州章慈芳忆述，在读小学的6年里，学校纪念周从未间断，50年后他（她）仍能唱《三民主义歌》，总理遗嘱更是“背得滚瓜烂熟”，而校长所讲“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前途和未来而英勇战斗，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终生”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注：章慈芳《回忆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活动片断》，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钦州文史》第2辑，孙中山与钦州专辑，1996年。）纪念周对他（她）产生国家观念与民族主义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像章慈芳的例子并非个案，著名作家袁鹰也对纪念周记忆深刻：30年代初进入小学堂，每星期一早晨必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总理纪念周“，也必定跟随台上的主持者恭读”总理遗嘱“。从那时起，就背熟了”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看熟了台上高悬遗像上方那”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和遗像两旁那两句遗言。从此，一个伟大爱国者、伟大革命家的形象，如莽莽昆仑矗立在少年人的面前。（注：袁鹰《革命尚未成功》，见《人民文学》1999年第9期。）
纪念周使袁鹰对孙中山伟大革命家的形象形成了深刻的记忆，并影响其一生的思想。
对纪念周与孙中山的记忆是大众普遍的记忆。曾就读湖北孝昌小学的老人回忆，通过纪念周，“我们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由衷敬佩，从内心激发爱国热忱”。（注：李安善《忆复兴乡中心小学》，见《孝昌文史资料》编辑室、《孝昌春秋》编委会编《孝昌文史资料》第2辑，1999年9月第1版。）山东济南商河县中山街小学就学者至今难忘纪念周：“纪念周会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好阵地，对于学生在思想上、学习上、行动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注：王仁正《回忆1937年以前商河城内中山街小学的两三事》，见政协济南市商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商河文史》第四辑，1994年1月。）据笔者查阅全国各地文史资料，许多人在回忆接受学校教育的往事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谈到纪念周，谈到孙中山对他人生道路的影响。福建德化师范学校、湖南永绥县茶洞师范学校、湖南临湘县中小学、河南省郑州管城区冯玉祥创办平民小学的学生，虽都步入老年，但都对纪念周记忆犹新。（注：江中卫：《抗日战争时期的德化师范》，《德化文史资料》第13辑，民国时期教育专辑，1992年10月。向华树《往事漫忆》，见《慈利文史》第4辑，1991年；易理清《抗战前的临湘教育片断》，《岳阳市文史资料》第8辑，1990年12月。吕秀贞《平民小学追记》（作者是二年级学生），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员会学习宣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管城文史资料》第1辑，1989年10月。）90岁高龄的著名水利专家严恺更能用流利的英文、德文背诵《总理遗嘱》。（注：《一片深情系江河——记著名水利专家、两院院士严恺》，见《中国水利报》2002年7月14日。）可见，总理遗嘱通过纪念周仪式对人们记忆的影响是多么深刻。
另据笔者对部分65岁以上老人的访谈，他们对学生时代举行纪念周印象极其深刻，虽然当时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纪念周的意义，有的仅知道纪念周是为纪念孙中山，背总理遗嘱时如“小和尚念经”，敷衍过关。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都知道孙中山是“国父”，是有功于国家的，也知道了三民主义等政治名词。关于孙中山的话语是人们在日常中通过纪念周时间控制及仪式操演而不断“习得”的，它已经成为民国时期人们生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民间社会永远都不是铁板一块，尤其在思想意识形态层面，民间的话语存在着多元性与复杂性，不会全然接受国家的传输。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口头上高喊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政治专制腐败，不得民心，因此，民间有人认为国民党举行纪念周不过是标榜自己为孙中山继承者的政治游戏。但是，下层不具有话语权，而只能通过民间故事、笑话等形式进行表述，以解构官方意识形态。至今社会上流传着纪念周上背诵总理遗嘱的故事，不少书籍与网站将其介绍为求职应聘招术。关于这一叙述最著名的是熊式辉与朱家骅的故事。民间传说蒋介石最喜欢在纪念周上能流利背诵总理遗嘱者。然而，号称总理忠实信徒者的吴稚晖，纪念周上居然背不成句，惹得全场哗然。熊式辉即以此为教训，每逢蒋介石召见，必是总理、总裁的语录大段引用，被蒋介石引为同道而大加赞扬。一次，省政府考核公务员，熊式辉亲临，一位年轻公务员拾级而上，熊式辉突然发问：你知道你刚才上楼一共有多少台阶吗？青年先是一愣，继而笑问：主席乃先总理信徒，熟读总理遗嘱，不知总理遗嘱有多少字数？熊式辉大笑，遂用其人为县长。（注：温相《民国史杂谈——国民党政学系头子熊式辉》，http://www.junmeng.org；又见方方（作家）《人文地理散文二篇》，载《天涯》2001年第6期。）类似的故事是浙江省民政厅长朱家骅在挑选县长面试时，问应试者是否知道总理遗嘱有多少个字？而应试者反问朱家骅，是否知道自己的名字有多少笔划？（注：李昕《面试成功的策略与技巧》，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又见王培佐《有一种素质叫胆识》，见《中国人才》2004年第3期。）这些民间故事的叙述表明，纪念周上背诵总理遗嘱在民间社会中已经成为一种揶揄的对象，人们将背诵总理遗嘱看作是国民党将纪念孙中山形式化的代名词。因此，国民党尽管轰轰烈烈地推行孙中山崇拜，但蒋介石及国民党在民间最终只能得到违背总理遗嘱的历史评价。
结语
时间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极为密切，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及现代性更是密不可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统治者往往通过时间的建构及控制，使其社会政治地位合法化。（注：R.Burman.Time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on Simbo ，Solomon Islands.Man，1981，Volume 16，Issue2：251-268）从政治制度现代化层面来看，现代科层制的运作有赖于一整套相对独立的制度时间，纪念周既是制度时间，又非一般意义上的制度时间，而是贯穿政治仪式的制度时间，是政党政治对现代科层制度的干预。制度时间规训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纪念周作为政治制度时间，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影响与控制尤为明显，因此，它成为国民党统治国家的一种隐性权力技术，所反映的是政治时间对中国人生活的强制性介入，让人们从对时间的感知来感受国民政府的现代性权威力量，进而在无意识状态中认同国家权威，体现出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本质特征。在国家层面，政治仪式就是一种权力的实践，国家透过它可以向社会成员推销官方话语，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这是国家力量向民间社会渗透的重要方式，正如格尔兹所言，象征、庆典和戏剧化的仪式是国家实践政治的一条途径，是实现权力意愿过程中的动员手段，（注：参见克利福德·格尔兹、赵丙祥译《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尤其是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意识形态的说教和重大理论的诠释，都无法与实践的作用相比拟，而最有效的实践方式是仪式化的行动，并辅以象征与形象建构等手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仪式又是被国家运用于政治统治的权力技术。纪念周仪式背后隐含着国民党政治权力的渗透与运作，体现的是意识形态如何被创造、被传播，而纪念周仪式的参与者实际上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被驯化。纪念周仪式带有宗教仪式色彩，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是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追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反对个人崇拜背道而驰的。因此，纪念周必然遭到崇尚自由的部分知识精英的反对。尽管共产党也接受孙中山作为民族精神领袖的象征地位，但反对纪念周，呼吁“废止宗教式的总理纪念周”，“反对愚民政策的党化教育”。（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学生运动的现势与我们目前的任务》（1929年9月28日），见《列宁青年》第2卷第1期，1929年10月10日。）
纪念周正是从时间与仪式两个维度，将孙中山符号“嵌入”人们的生活与思想之中。当然，国民党对于孙中山符号的宣传并非局限于纪念周一项，而是体现于各个层面，曾出版大量宣传书籍、音像制品，组织各种纪念活动，以“中山”命名道路、学校，建立纪念堂、纪念碑及公园，并将孙中山崇拜贯穿于包括社会教育在内的全体国民教育之中，促使人们形成有关孙中山的文本记忆，与积淀在身体中的记忆持续地交互作用。记忆需要通过不断的反复才能得到巩固与强化，因此，纪念周对于人们记忆形成的影响无疑最巨。
国民党设置纪念周的目的就是要推行孙中山崇拜，在这个推展过程中，我们看到南京国民政府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由此可见，在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现代化过程中，国民政府已经掌握了娴熟的权力技术，而且这种嵌入式隐藏的权力技术更具有易渗透性与易传输性，加之孙中山符号本身所具有的多重内涵，使人们对孙中山崇拜的接受程度迅速提高。就这一意义而言，纪念周作为孙中山崇拜在时间、仪式层面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是较为成功的。吉登斯在论述民族国家形态时特别强调，与传统相比，现代社会社区内部的人民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注：参见《民族—国家与暴力》，第15页。）纪念周作为国家推销孙中山崇拜与意识形态的权力技术体现出其本质上的现代性，国家与社会已经密不可分，与清末民初相比，南京国民政府对社会的监控与渗透已经达到相当深度。但是，同时不能忽略的是，民间与国家在对待孙中山崇拜问题上不是国家单向传输的过程，而是存在着明显互动，民间力量对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输也起着重要作用。但国民党脱离民众、专制腐败而一味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民间也会进行公开抵制，或通过特殊形式进行消解。
综上所述，纪念周作为制度时间、政治时间与仪式时间，在民国时期一直与国民党政权相始终，它对于宣传孙中山崇拜起到了巨大的推助作用，同时使国民党初步实现了对社会日常生活中人们思想意识的控制。虽然国民党政权终因其专制腐败而失去民心，但纪念周宣传中孙中山革命家的形象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今天65岁以上的老人们对纪念周仍然记忆深刻，这对于他们1949年后接受“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形象也起到积极作用。这既是国民党政府竭力推销孙中山符号及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民众基于孙中山符号所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特别是民族主义精神而共同塑造的结果。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