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十年来，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比以往更为广泛、深入，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归纳和分析，特别对其中几种需要注意的学术观点进行了评介，以期使关注这一领域的国内学者有所参考。
「关键词」近十年/西方研究/中国抗日战争
中国抗日战争，一直是国外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学者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史学界，一直也很注意翻译介绍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更为深入，研究范围更为扩大，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鉴于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系统介绍，本文拟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就近10年来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作一述评。
一、概况
（一）主要合作研究项目
近10年来，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深入发展。首先，表现在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自1995年以来，西方出版发表的抗战史著作和研究论文达220多种。其次，表现在各国开展了广泛的合作研究。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设立的“对1931—1945年中日战争的合作研究”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合作研究项目。该项目2000年启动，旨在促进中国、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学者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鉴于中、日、美各方历来对抗日战争的称谓不同，为了让各方都能接受，结合该项目的研究重点是战争在中国发展的特点，故该项目被命名为“对1931—1945年中日战争的合作研究”（注：”A Joint Study of the Sino-JapaneseWar ，1931-1945″.）。
该项目确定了几个研究专题，并决定围绕这几个研究专题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第一个专题：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中国地方政府是如何统治的，包括伪满洲国、汪精卫伪政权和其他傀儡政权统治下的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游击区；第二个专题：1937—1945年战争中的军事历史，研究战争中军事上是如何发展的，包括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事战略，各方军事力量的组织结构与本质，军事组织与地方社会组织的关系等等；第三个专题：1931—1945年中日战争各方的对外关系，即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与美国、德国、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等等；还有其他的专题，如：1931—1945年中国的宣传、文化和文学，研究日本为了适合它在中国的宣传和教育目的，是如何对待文学和其他文学形式的，国民党、共产党统治下文学和其他文化形式是如何发展的。
到目前为止，围绕上述主题，该项目已经组织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是2002年6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的“战时中国：地方政权与状况”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日本、北美和欧洲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对国统区各省区、日伪政权、日本侵华机构、日伪掳掠华工和抢夺粮食、日占区人民反抗日军统治等进行了研讨，体现了国外研究抗战问题日益深入的趋向；二是2004年1月在夏威夷毛伊岛召开的“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军事历史”学术研讨会，汇集40余位来自中、日、美、英等国的专家学者，对战争的起源、战斗力量、战略、决策和主要军事行动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在这些研讨会上，大部分学者以客观的尺度对历史问题开展研究，但也有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为日军侵华罪行公开辩护，认为日本的侵略“开发了东北，繁荣了东北”、卢沟桥事变是偶然事件等。这些观点显然是荒谬的、违背历史事实的，也违背了历史研究者所应有的公正的历史道德观和求实精神。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不同国家学者的不同认识和争论，有助于深化和端正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理解。
该项目在抗战资料征集、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邀请中、日、美等国学者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对抗日战争研究的概况作了综述；其次，整理了半个多世纪所出版的中文、日文、英文参考文献书目，并分专题对这三种文字的主要著作内容作了简单介绍。此外，还介绍了中、日、英、美、加、澳等国档案馆、大学图书馆所藏有关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档案资料，简明而全面。目前，这些资料情况连同该项目几次学术会议的综述，一并公布在哈佛大学的网站上。这些，对西方抗战研究的入门者来说，有着很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对研究抗战的各国学者来说，有助于互相了解，推进各自的研究。
另外，鼓励各国搞类似专题研究的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培养年轻学者，促进档案资料的解密等，也是该项目所倡导的。应该说，在该项目的组织推动下，西方对抗日战争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深入。
（二）新开放的档案资料
西方的档案史料，以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管理局和英国伦敦的公共记录室特别重要。前者存有战时美国情报机构的原始档案，如战略情报局（OSS）和外国广播情报室（FBIS ）的报告等等；后者则存有战时英国外交和情报机关的报告。1996年，美国海军学院俞茂春出版了《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冷战序幕》一书（注：Maochun Yu，OSS in China ：Preludeto Cold War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96.），向学术界介绍了美国国家档案管理局保存的美国战时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的档案。这些档案涉及战略情报局在中国情报站的情况，尤其是战时昆明、重庆和日本投降后南京、台北、上海的情况。这些文件包括地图和照片，还包括研究分析部、秘密情报部和特殊行动部的资料。自从这本书问世后，几乎所有的战略情报局档案都解密，对外公开了。但其中最重要的档案，即存在争议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每月报告，仍没有解密。
最近在文件解密方面所作的主要努力，是有关日本战争罪行和暴行的文件，尤其是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多机构工作组（IWG）的档案。如战争部、国务院和战略情报局等机构的1.8万多页有关日本战争罪行的档案记录已经解密。另外，还有6万多页的资料在整理，以待公开。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文献，是目前保存最好、最多的国际委员会档案全宗。除包括该委员会的正式公函外，还有各难民营向该会报告日军暴行的原件。此外，该馆所藏国际委员会成员贝德士等外籍人士的私人日记、信件、备忘录，同样是极为重要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铁证。1997年，由玛莎·斯茉莉主编的《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1937—1938》，以《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刊》第9期名义出版问世，详尽公布了该馆收藏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档案的分布情况，其中就包括贝德士文献。
保存在新泽西德鲁大学的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教会档案与历史资料，记录了传教士在世界各地的活动，有关中国的部分，是以地区、省或市划分的。这些资料，从不同于外交、军事档案的角度，揭示了中日战争中的问题。对传教士而言，战争不只是混乱的先兆，而且是在日本残暴和国民党统治崩溃的背景下，扩大教会影响的机会。对学者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传教士档案资料，包括传教士之间的信件、简报和报告，详细记载了各地的事件。从2000年开始，这些档案资料已经以缩微胶卷的形式向学者们开放了。
这些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公开，为抗日战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开展。
二、主要研究成果
近10年来，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从这些研究成果的类型看，有研究指南，如基思·斯科帕的《哥伦比亚近代中国历史指南》（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有档案文献汇编，如《胡佛研究所所藏中国档案资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1996年）；有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如埃里克·洛马克斯的《铁路工人：一名战俘对战争的描述，残暴与宽恕》（伦敦，1995年）等；还有专题研究著作及专题研究论文集。从研究成果的内容看，涉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各个方面，内容非常广泛。
（一）日本侵华与暴行
1.关于日本侵华
西方学者对中日战争爆发前，天皇与军队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如赫伯特·贝克斯的《天皇与近代日本》（纽约，2000年）、斯蒂芬·拉奇的《天皇与昭和日本：政治传记》（纽约，1996年）、皮特·韦茨勒的《天皇与战争：天皇传统与战前日本的军事决策》（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8年），都探讨了天皇与日本侵华决策密不可分的关系。
芭芭拉·布鲁克斯的《日本的帝国外交：领事、通商口岸和对华战争，1895—1938》，考察了日本外务省在1895—1938年间日本扩张过程中的作用。她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帝国的扩张中，军队不是惟一的活跃机构，外务省以和平的方式支持了这种扩张；而1937年日本决定走向战争是“帝国外交”或者说是和平扩张的失败。她认为，这种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外务省的机构组成。她考察了日本职业外交官的发展，指出自20年代以来，以在世界范围内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合作为核心的传统职业外交官训练，与日本试图超越西方获得对中国控制的现实是不匹配的，从而导致了外交精英与驻华较低级别外交官之间的思想分歧。外务省的精英统治使日本的领事官员和其他低级别的“中国通”很难影响外务省的决策。1937年，外务省大臣未能采纳驻华领事官员反对军部决定的建议，支持了军部的行动。
2.关于日本暴行
如同奥斯威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犹太人大屠杀和纳粹大屠杀的标志一样，南京成为1931—1945年亚太战争日本军队野蛮罪行的标志。但与犹太人大屠杀相比，对日本军队在中国、韩国、菲律宾等地犯下的罪行，记述非常少。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关于纳粹大屠杀的书籍、博物馆展览、档案文件、电影，但有关日本罪行的著述却很少。尤金·B.·斯莱奇指出：“有关二战保持的最大秘密就是日本暴行的真相”（注：EugeneB.Sledge，”The Old Breed and the Costs of War”，In the Costs of War.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P297.）。
为什么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日本暴行却不被世界所知？为什么日本政府至今不能面对它的军国主义过去，并逃避公正的评判？《东亚》国际季刊的主编、新泽西州立大学学者皮特·李在《亚太战争，1931—1945：日本罪行和战后和解的要求》一文中，分析了其中的原因。首先，日本政府利用了它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地位。因为美国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内疚，觉得有责任对此负责，所以帮助了日本重建，培育了日本的受害者地位。其次，冷战使美国必须把日本培养成为对抗苏联、中国威胁的盟友，所以，它过去的罪行被忽略了。中国在二战后陷于内战，没有把日本的战时罪行公之于众。内战结束后，中国大陆和台湾都需要日本来反对对方，都需要日本作为贸易伙伴，因此，没有要求日本道歉或赔偿。第三，日本保持沉默、缺乏悔罪、继续否认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所谓昭和时代在日本的持续。这种持续在日本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昭和天皇的统治。通过与麦克阿瑟的一系列秘密协定，昭和天皇被免于所有战争罪行的责任；所以，他一直在位保持其统治直到1989年去世。与天皇一起，还有许多政治家、官僚和技术人员被略加申斥后，仍继续他们在公共部门的位置。正是因为这种持续，日本从没有承认南京大屠杀，而把它视为谎言、捏造，或者只是战争的一部分。
然而，近10年来，在西方的一些学者尤其是华裔学者的努力下，日本侵华暴行逐渐引起了西方社会的注意。学者们对日本在华罪行、暴行的问题逐步展开了研究，也有不少著作问世。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述较多，主要有：艾里斯·张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部重要著作，从三个方面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多角度的阐述：（1）日本侵略的文化、战略和行为；（2）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遇难情况；（3）南京国际安全区外国友人试图保护一部分人的努力及其失败。该书在西方的出版，激发了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它在1998年2月《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上名列第11名，影响很大。（注：Iris Chang，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Ⅱ。NewYork：Basic Books，1997.）
尹集钧、史咏（美国《大中华》杂志主编）著、龙多夫曼编辑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收集了450幅证明日本人在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照片。该书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一个专题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发现，最重要的有以下两点：第一，通过仔细的时间计算，该书确定了主持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是日本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而不是被判处死刑的松井石根。第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一向很有争议，该书根据新的资料和大屠杀前后南京人口的统计，彻底证实了35万数字决不夸张。（注：James Yin and Shi Young ，Rape ofNanking ：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Chicago ：Innovative Press ，1997.）1997年，史咏又写了《南京大屠杀中被杀人数的下限数字》，根据中国的埋尸团体和国际组织的记录及日军自己处理尸体的记录来计算，认为当时至少有359367名百姓和俘虏被杀。（注：陈安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2002年，李飞飞（音译）等人合编的《南京1937：痛苦的记忆与创伤的医治》一书，则是一本集中了中日美等国学者探讨与反思南京大屠杀的综合性著作。它回顾了各国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对大屠杀作了评估；对大屠杀的原因进行考述，并介绍了中国和日本关于南京死难者人数的争论；介绍了南京大屠杀的一些新的回忆材料，警示要记住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对东京审判、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等问题进行考察，指出南京大屠杀是超越国界的一次历史事件，人类应认真总结其中的教训，为创造更加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而积极努力。（注：Feifei Li ，Robert Sabella and David Liu （ed.），Nanjing 1937：Memoryand Healing ，New York ：M.E.Sharp，2002.）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蒂莫西·布鲁克主编的《南京大屠杀文件》（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文件集。乔舒亚·福格尔主编的《历史和历史编纂中的南京大屠杀》（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也包括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回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此外，利物浦的拉塞尔爵士的《武士道与武士：日本战争罪行简史》（伦敦，2002年）、胡华苓（音译）的《南京大屠杀时的美国修女：明妮·魏特琳的勇气》（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也是近年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著述。
关于日军的其他战争罪行，主要有谢尔登·哈里斯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1932—1945年》（伦敦、纽约，1994年），是研究日本细菌战的一部较早的代表作。乔治·希克斯一直从事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其主要成果有论文《慰安妇》（载彼得·杜斯、马克·皮蒂等编《日本战时帝国，1931—1945》，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专著《慰安妇：二战期间日本强迫妇女卖淫的兽行》（纽约，1997年）。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敌后战场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分水岭。战后四年，中国共产党便击溃国民党，取得统治中国的地位，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中共革命的成功，无疑植根于抗战时期的斗争与收获。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学者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革命经验和成功原因进行了充分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及根据地的研究也不断向纵深发展。
1.关于抗日民主根据地
从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从事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外国学者，已经强调并提出对不同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及他们的经验，应该区别对待。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中国问题的新一代学者，对各根据地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研究，用微观研究的方法研究某一地区，甚至某一县、某一村庄。通过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他们提出了与以往学者不同的观点。
澳大利亚学者波林·基廷在这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她的著作《两种革命：陕北的乡村重建和合作化运动》（注：Pauline Keatings，Two Revolutions：Reconstruction and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1934-1945.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对比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延属分区的生态、人口、经济差异，指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延属分区的落后却没有成为其发展的障碍。在那里，地方传统势力薄弱或几乎不存在，共产党进行的群众动员、社会改革和经济试验远比在人口密集、土地缺乏、地方势力强大的绥德分区容易得多。党的各项大的政策的贯彻，在绥德分区远比在延属分区困难得多，效果也不理想。但是与延属分区相比来说，绥德的自然、社会、政治环境与中国其他地区（包括大部分其他根据地）的情况更为近似。所以作者指出，“延安模式”并不是很容易就推广到别的地区的。作者的这一观点是由个案研究结论推论而来，未必准确，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的政策在某些地区实施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在地主势力强大的地区，党的工作付出了很大努力。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约瑟夫·埃谢里克（周锡瑞）近年来一直从事对陕甘宁边区的研究，1994年在《中国季刊》发表《基层党组织的建立：陕甘宁边区的固临县》，1998年又在《近代中国》发表《一个封建堡垒的革命：陕西米脂县杨家沟（1937—1948）》一文，提出了与基廷类似的观点。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大卫·古德曼，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革命中的中国社会变迁，并选择太行抗日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1999年，他出版了《中国革命中的太行革命根据地社会变迁》一书，研究了抗战期间太行根据地中心的三个邻近县——辽县、武乡和黎城的革命变迁过程。作者认为，根据地的社会变迁是革命奋斗的结果。2000年，他还在《中国季刊》发表《革命妇女与革命中的妇女：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和妇女，1937—1945》，考察了辽县、武乡和黎城三县妇女参与政治活动的不同情况。
古德曼与冯崇义主编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是1996年在悉尼召开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1998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000年，编者又从会议论文中选取了8位学者的文章，以英文形式在美国出版，书名为《战争中的华北：革命中的社会生态，1937—1945年》。这些文章，都没有用“创造革命”理论来解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革命，都认识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学者受到资料不足的局限和冷战时期两极分化的影响，他们反对以前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成功是必然的乐观观点，考察了各根据地政策贯彻中的复杂情况。
除此之外，关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研究，还有圣保罗·卡特的《二次革命：陕北农村改造和合作化运动（1934—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托尼·塞奇、汉斯·范达文1995年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新论》，包括了论述陕甘宁边区贸易、中共战时领导、中共统治下的农民等内容的文章。
2.关于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这方面的著作，有格雷戈尔·本顿（班国瑞）的《新四军：1938—1941年共产党在长江淮河沿岸的抗日行动》，阐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在华中、华东地区的壮大和国共“磨擦”的发展，并考察了新四军的成分、组建过程及其特点，认为新四军继承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优点，还混合了一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特色，具有“明显不同于北方八路军”的社会特点，“属于现代世界”。但自1939年，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快速向毛主义的标准转变。1942年后，新四军与八路军这两支军队“看起来越来越像，最后很容易合并在一起”。作者还研究了皖南事变，认为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关系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转折点。（注：Gregor Benton ，New Fourth Army：Communist Resistance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Huai ，1938-1941.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9.）
向兰新（音译）的著作《毛的将领：陈毅和新四军》，运用了大量采访资料和档案资料，以及一些内部资料，考察了1940—1949年间新四军的情况。除了格雷戈尔·本顿的开创性著作外，这本书可以说是第一本有关1921—1949年间毛泽东领导的江西、延安、满洲之外区域的中共军事活动历史的英文综合性著作。（注：Lanxin Xiang，Mao’s Generals：ChenYi and the New Fourth Army.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8.）
此外，莱曼·范斯莱克在《近代亚洲研究》1996年10月号发表的文章《百团大战：中日战争期间的协调与控制》中强调指出，1940年8—10月的百团大战不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协调、控制的。奥德里克·沃的《社团防御与共产主义革命：河南的杜八邻协定》，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利用传统社会组织力量来组建民兵的做法。
3.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英国学者安东尼·库根在《中国东北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起源》（《近代中国》199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宣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但事实上，统一战线不是共产国际初创的，而是在中国东北逐渐发展的。其中的重要成分如抗日联军、与非共产党力量的联合指挥部、国防政府等，都是在东北地方经验的基础上首先提出的。共产国际把中国东北作为在全中国倡导统一战线以及在共产国际七大推广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就是这样统一战线政策传到了中共中央。该文考察了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东北的发展。1931年至1935年间，日本开始侵略后，一些社会政策如土地革命和苏维埃化等，虽然还在其他地方实行，但在东北都放弃了。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和组织，以支持抗日运动的广泛发展。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有相当学者持同样观点。
（三）国民党统治区与正面战场
1.关于国民党统治区
近些年来在民国史的研究中，对机构建设的研究不多，朱丽娅·施特劳斯的著作《薄弱政体中的强大机构：中华民国的国家建设，1927—1940》，考察了民国时代四个重要机构——考试院、盐务稽核总所（后为财政部盐务总局）、财政部和外交部的历史，指出尽管南京政府的财政、政治薄弱，它的这几个机构却十分有效。（注：Julia C.Strauss ，Strong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 ：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40.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
马乔里·德赖伯格在《1933—1937年华北与日本扩张：地方势力与国家利益》一书中，集中考察了国民党军事将领宋哲元与蒋介石和日本军官之间的交涉，揭示了国民党领导与地方的动员问题。作者对以“绥靖”来框定战前对日关系的说法表示怀疑，指出通过考察“南京国民党政府与华北地区的紧张关系”，可以看出南京政府当时所受的限制。她认为1937年初，蒋介石与其说“接受抗日”，不如说“制定了一种适应中日关系和各种势力参与其中的复杂性来解决中日问题的战略”。这样，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日关系的复杂格局中，她呈现给我们是三边关系而不是双边关系，这对于理解战前中日外交及决策提供了不同的看法。（注：Marjorie Dryburgh ，North China and Japanese Expansion 1933-1937：RegionalPower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Richmond：Curzon Press ，2000.）
还有学者对抗战时期的第三条道路进行了研究。有人认为国民党时代，自由主义者和小党派团体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埃德蒙·S.K.·冯指出，任何认为“第三种力量不重要或者被忽略的”观点都是不准确的。他论述了中华民国诸多知名文人关于“中国民主”的丰富思想，也分析了这些自由主义者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中国“胜者为王败者寇”的传统政治文化，没有给协商、第三种力量留下足够的空间，尤其是在1929—1949年间，根本没有实现中间道路的机会，因为国共两党谁也不愿向对方妥协。1946年后，“中国政治的第三条道路结束了”。作者还分析了中间力量失败的内在原因：他们有些人格外地幼稚。例如，胡适的“幼儿园政治”；张东荪也“极其幼稚”。他们带有中国政治的流行病——“地方派系”，而且，他们在1946年的分化破坏了他们长期以来所起的第三种力量的作用。最重要的，他们倡导的是一种“精英民主”，对中国工农大众利益不关心。这样，他们就不能发动基层对其运动的支持。（注：Edmund S.K.Fung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China ，1929-194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国民党军事斗争
剑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汉斯·范达文，以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历史而闻名。1997年，他在《中国季刊》6月号上发表了《共和国的军事》一文，揭示军事在中华民国的体制、经济和政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国的军事动员，1840—1949》（载杰里米·布兰克主编的《1815年以来近代世界中的战争》，伦敦，2003年），把国民党放在安全环境不断变幻、财政问题持续的情况下努力保持主权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他还研究了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认为蒋介石拒绝接受史迪威所提出的起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建议，是他不能有效抵抗日本侵略的因素之一。（注：Hans Van de Ven ，”Stilwell in theStocks：The Chinese Nationalist and the Allied Power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Asian Affairs 34，3（February 1998）.）
他的著作《战争与中国民族主义，1925—1945》，探讨了国民党军队的起源和发展，认为跟日本先进、强大的军事力量相比，国民党军队力量非常薄弱，所以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初，国民党不得不采取了防御战略。2004年，在哈佛大学“1937—1945年中日战争军事历史”学术研讨会上，他进一步在中国军事历史背景下考察了抗日战争，尤其指出要充分认识中国边远地区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这些边远地区提供了锻造新联盟、使日本侵略军陷于困境的机遇，也提供了发展新收入来源、创造反抗侵略的缓冲地带的机遇。（注：”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1937-1945″，2004.）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黛安娜·拉里多年从事抗战军事历史研究。她指出，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战争，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从事实中寻找真相”。而现在关于战时中国的研究还很狭窄，需要对中国的各地区、各专题进行研究。近些年来，她对徐州战役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先后发表有《保卫中国：徐州战役》（载范达文主编的《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一书，波士顿，2000年），《浩劫之地：1938年徐州地区所遭受的蹂躏》（载她和斯蒂芬·麦金农主编的《战争创伤：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一书，温哥华，2001年）等文章。2002年，她又写了《战争的地域性影响：广西，1937—1945》一文，对战时广西和战争对广西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她指出，对广西来说，这场战争是悲剧：它开始于广西的部队北上与徐州战役中的日军作战，然后形势呈螺旋形下降，一切变得越来越糟。一个在1937年前运行良好的省份，战争使它走向了毁灭，它的两大城市南宁和桂林都遭到了破坏。（注：Diana Lary，”The Regional Impact of War ：Guangxi，1937-45″，Minutesof the June 2002Conference”Wartime China：Regional Regimes and Conditions，1937-1945″.）重视战争的地域性影响是值得肯定的，但作者的观点则谬误明显，因为，假使广西的部队拥兵自守，整个情况肯定会更糟，广西所受的破坏也会更重。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斯蒂芬·麦金农的文章《武汉惨案，1938》（《近代亚洲研究》1996年10月）详细考察了日本在战争前期凭借优越的技术和严明的纪律，逐步取得胜利，对中国人展开杀戮的进程，同时揭示了这种胜利对日本军事的影响。他提交于2004年哈佛大学“1937—1945年中日战争军事历史”学术研讨会的文章集中研究了武汉的防御，讨论了中国军事和参加防御的政治人物在防御中的作用。
（四）沦陷区
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领域所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研究成果颇多。如1995年，在温哥华召开的“中日战争”学术讨论会上，多半学者探讨了沦陷区问题。2001年，大卫·巴雷特与拉里·舒将其中11篇关于沦陷区研究的论文集结成《中国人与日本的合作，1932—1945：调和的限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与日本的谈判”、“傀儡政权”、“精英合作”、“内地”四个部分，探讨了汪精卫与日本的合作、日据时期上海的情况，“蚕食”的特点、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等问题。
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沦陷区的研究，可分为如下两个部分：
1.沦陷区社会情况
西方学者对沦陷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市的社会、文化，而又以对“孤岛”时期或沦陷时期上海的研究居多，论著非常丰富。如1998年纽约出版了一部以《战时上海》为题的论文集，由叶文心（Wen-hsin Yeh ）主编，收集了研究这一领域诸多学者的论作，内容涉及战时上海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研究，颇为全面。2003年，叶文心又与克里斯琴·赫里奥特一起主编出版了《在太阳旗的阴影中：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一书。
弗雷德里克·魏克曼的《维持上海治安，1927—1937》，对上海的治安和犯罪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1996年，他又出版了《沪上荒地：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运用租界巡捕房记录、美国外交档案和当时上海的西文报刊资料（如《密勒氏评论报》等），考察了日本占领期间上海的犯罪与政治情况，描述了“孤岛”时期日本军警、国民党特务和汪伪政权特务等各方势力在上海租界的角逐。将战时上海的政治暴力活动放在城市犯罪的架构里来考察，可以说是较为新颖的角度。（注：Frederic Wakeman，Jr ，The Shanghai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002年，魏克曼又写了《上海沦陷区的中国医生》一文，通过考察1942—1945年日本占领上海时期的中国医生，解释了这一时期的一个中心问题，即通敌与反抗。魏克曼把上海与欧洲的战时医生进行了对比，指出：欧洲的医生们以团结一致而闻名，这样使他们很少对试图与他们合作的占领政府妥协；然而在上海，医生们不能保持拒绝与日本合作的“统一战线”。日本人利用了西医与中医之间存在分歧的这一弱点。由于缺乏西药、日本文化当局控制了中医协会、日本企业接手了上海的药厂等原因，中医成为了当时上海医药界的主角。尽管接受中医协会等组织提供的机会，医生们也是冒着被贴上汉奸标签的危险的，但一些医生仍冒这个险，牟取医药市场的利润。（注：Frederic Wakeman，Jr ，”Chinese Doctors in OccupiedShanghai”，Minutes of the June 2002Conference”Wartime China ：Regional Regimesand Conditions，1937-1945″.）考察当时的历史环境，作者描述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存在的，但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由于战时上海是近代许多知名作家的发迹之地，所以许多学者对当时上海的文化、文人及文学、文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傅葆石的《消极、抗日与通敌：沦陷时期上海的思想抉择，1937—1945》（注：Poshiek Fu，Passivity，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Intellectual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1939-1945.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对沦陷时期上海的作家和文人进行了考察，把他们对日军占领的反应分为三类，即隐匿逃避、勇敢抵抗与妥协合作。他还对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进行了详细研究，从这个颇具趣味性的角度来观察当时上海民众的生活。他这方面的主要著述有：《娱乐至上：日本占领下上海电影的政治暧昧性，1941—1945》、《影射历史：战时上海的大众电影文化》等。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国新城市文化的绽放，1930—1945》一书中，也论述了沦陷时期的作家和文艺作品情况。对“孤岛”和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电影等的研究，既有助于扩大沦陷区城市研究的视野，也有利于厘清近代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
上海是近代中国贸易金融中心，上海资本家在抗战时期的境遇，也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帕克斯·科布尔在这方面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日本新秩序与上海资本家：合作与冲突，1937—1945》、《分裂城市里的生活：上海的中国资本家，1937—1945》和《合作与抵抗：中国资本家和日本人，1937—1945》等。
近年来有关沦陷时期北京的西方论著，以索菲娅·李的几篇论文为代表作，如《日本占领下北京的社会秩序，1937—1945年》、《沦陷时期的北京市政府》等。她承认沦陷区里存在镇压和屠杀，但也指出，当时若干中、日知识分子，确曾在战火中致力于文化交流与合作，而且日军统治下的北京民众生活，尚有一定的安定。作者的这一观点，实际上背离了沦陷区人民生活的本质。日军在沦陷区包括北平实行的都是血腥的法西斯统治，所谓民众生活安定，只是日军刺刀下的表面现象。
南京在抗战初期即陷于敌手，后来又成为“维新政府”和汪伪政权的中枢所在地，它的战时情况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如马克·埃克奥特的文章《日本占领下的南京学生生活》，考察了沦陷时期南京学校的情况，尤其对汪伪政权所设立的“中央大学”进行研究，发现在这个为汪伪政权培养人才的高级学府里，都有抗日情绪与活动。
2.沦陷区傀儡政权
西方对沦陷区傀儡政权的研究，以汪精卫政权为主。大卫·巴雷特对汪伪政权有一系列论文，是近年来西方研究傀儡政权的代表作。这些论文主要有：《1940—1945年的汪精卫政权：国民党中国的延续和断裂》（1995年）、《在意识形态真空里建国：南京的汪精卫政权，1940—1945》（1996年）等。他的研究，尤其是对汪伪政权与战前南京政府之间的比较研究，较有特色。他认为二者相似之处在于都积极反共，都以领袖个人（蒋或汪）为权力核心，都有派系斗争，都缺乏社会基础，都不推行根本的社会经济改革等。但二者也有一些差别，如汪伪政权对外国势力的依赖远远超出战前的南京政府，它所凭借的武力主要是日本占领军。巴雷特还将汪伪政权与欧洲各国的战时傀儡政权——主要是法国维希政权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欧洲傀儡政权多极力攻击战前本国政府腐化或左倾，从而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为号召，争取人民支持；而汪伪政权正好相反，它的基本口号是继承战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正统”，强调延续战前南京政府的声望，从而沿袭了战前南京政府在制度、人事等方面的各种弱点。
罗格·B.·琼斯在《战时中国的第三党汉奸：以国家社会党为例》一文中，也比较了汪伪政权与欧洲傀儡政权的不同。他通过分析汪伪政权里国家社会党人诸青来、陆鼎揆等人的思想和背景，认为他们之所以支持汪精卫政权，似乎并不是由于受到其反共意识形态的吸引，而是出于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和对沦陷区情况的忧虑，希望协助汪精卫组织一个新政府来收拾局面。因此，琼斯认为，汪伪政权与欧洲傀儡政权的一大差别，就是前者基本诉求是和平，后者最大的政治号召则是反共。（注：Roger B.Jeans ，”Third-Party Traitors in WartimeChina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of China”，1995.）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蒂莫西·布鲁克则比较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与汪伪政权、欧洲傀儡政权的异同。1995年，他在《维新政府的成立》一文中指出，参加维新政府的多半是“北洋遗老”，他们出面与日军合作，除了有私人的渊源外，更有藉此否定战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合法性的意味。从这点来看，“维新政府”与汪伪政权那种“继承国民党正统”的立场恰好相反，与欧洲各国的傀儡政权有相通之处。（注：Timothy Brook ，”The Creation ofthe Reformed Government”，1995.）
R.·基思·肖帕的论文《变换的通敌面孔：杭州，1938—1940》，把对傀儡政权的研究扩展到地方层次。通过对杭州傀儡政权进行考察，发现战时杭州的通敌行为随着时间、地点和人事环境的变化，有不同的特点。最初的“治安维持会”和“自治会”保境安民的色彩比较浓厚，但随着日军的干涉越来越直接，“维新政府”和汪伪政权又相继成立“杭州市政府”，“傀儡”的性质也就慢慢明显起来。尽管如此，基层的政权相当程度上延续了战前的功能。（注：R.Keith Schoppa ，”The Changing Face of Collaboration ：Hangzhou ，1938-1940″，1998.）
（五）情报工作
战时各国在华的情报工作也是近年来西方学者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这方面的著述较多，主要有：伯纳德·沃瑟斯坦的《上海的秘密战争》（波士顿，1999年），集中考察了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战时上海安置谍报人员的情况。罗伯特·比克斯的《秘密战争事务：行动“同情”与特别行动局在战时中国的商人身分》（《情报与国家安全》2001年冬季号），描述了英国为重新控制香港所做的努力。丹·平克的《北京之旅：一个秘密间谍在战时中国》（美国海军研究所出版社，2003年），用第一人称对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战时中国的有关活动进行了描述。杰·泰特勒与库尔特·W ·雷德克主编的《一个荷兰间谍在中国：关于中日战争第一阶段的报告（1937—1939）》（莱顿，1999年），叙述了荷兰的一名情报官员从荷兰东印度群岛被派往中国的情况，对日本侵华早期的战略和策略作了评论。
该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著作，是俞茂春所著《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冷战序幕》，引用了大量美国国家档案管理局和胡佛研究所的档案资料，是第一本全面研究美国战时情报行动的学术著作。作者详细阐述了1941—1946年间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复杂行动，尤其是威廉·多诺万领导的战略情报局与其他单位如美国海军米尔顿·梅乐斯领导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后来是魏德迈）、国务院及特使赫尔利等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作者认为，对情报收集缺乏整体统一的指挥与控制是美国情报部门的主要失误之一。从整体来说，他注意将战略情报局行动和策略置于国共两党在情报领域激烈斗争的政治背景下考察，叙述了以戴笠为首的国民党情报部门与潘汉年和周恩来领导的中共情报组织之间的斗争。该书的一个明显弱点，是对美国情报档案的过于依赖，从而使作者在有些地方作出了不尽准确的结论，如把迈克尔斯·林赛（林迈可）确定为英国情报特务；把艾黎领导的工业合作化运动作为中共的态度等。
西方学者还对国共两党的战时情报工作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如汉斯·范达文的《国民党在华南的秘密情报行动：逮捕廖承志行动中的情报和政治工作》（《情报与国家安全》2001年冬季号），揭示了蒋介石的秘密特务与共产党的谍报人员的交锋。俞茂春的《1927—1945年间的中国电码译员》（载大卫·阿尔瓦雷斯主编的《二战中的轴心国同盟信号情报》，伦敦，1999年），详细论述了国民党电码工作的成功，但指出这对战争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沈郁的《再评中美情报合作：二战期间的中美情报合作》（《情报与国家安全》2001年冬季号），概论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并驳斥了那种把中美情报合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分开的观点。此外，弗雷德里克·魏克曼的《特务头子戴笠与中国的秘密情报》（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则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资料。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近10年来西方对中国抗战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近10年来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呈现全面发展的趋势。这表现在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国民党抗战和对沦陷区的研究齐头并进，都出现大量研究成果。这与过去的抗战研究有很大不同。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抗战的研究，几乎集中于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发展与壮大，绝大多数著述都以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经验为主题，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之所以获得农民的支持，应归因于“农民民族主义”，这一直是经久不息的研究热点（注：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这与冷战时期西方对中国共产党的兴趣有关。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民党史在西方逐渐受到重视，出现了研究国民党抗战表现的潮流。对沦陷区的研究起步较晚，一开始是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副产品，到90年代，逐步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日益深入。
近10年来，这三方面的研究不仅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而且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研究，以根据地内不同地区为个案，研究在不同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推行情况。对国统区的研究，以地方史研究为主要特色，考察地方抗战情况，研究国民党地方动员能力。国民党抗战军事历史是其研究的主题，同时研究日本侵略对各地方造成的严重损失和长期影响。对沦陷区的研究，在观察沦陷区的社会情况时，多强调所谓“灰色地带”的存在。在主要城市里，日军的占领比较彻底，控制比较严密，当地民众无论是资本家、知识分子还是小市民，都经常面对非牺牲即妥协的选择，而他们之中选择妥协以图自保的不乏其人。而且，西方还尝试将中国沦陷区与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傀儡政权加以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西方学者对欧洲沦陷区的研究比较熟悉，他们所进行的比较研究角度，值得国内学术界重视。
第二，随着新的档案资料的公开和日本侵华暴行的揭露，新的研究领域被逐渐开辟。如前所述，由于一系列原因，西方社会对日本侵华暴行一直缺乏必要的揭示和评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学者对日军侵华暴行以及战后赔偿等战争遗留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例如，2000年底至2001年初，《东亚》国际季刊连续出版两期专刊，组织了各国学者写了16篇文章，对日军战时在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的暴行进行充分揭露，并结合德国的战时暴行进行比较研究，还对比了德日两国战后在战争罪行方面的不同态度，强烈谴责对日本的战后处理以及日本在战后对其罪行的回避和否认，呼吁在这一问题上恢复公正，并对各国受害者进行赔偿。
虽然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远远没有国内学术界的抗战研究深入、全面，但其研究推进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对西方正确评价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深入调查、微观与宏观研究相结合、注意运用比较研究的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立场、价值取向的不同和史料的不足等缺陷，其论著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提出了一些偏颇甚至错误的观点，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三、几种需要注意的学术观点近10年来的学术研究中，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些较新的或独特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的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并进行批判分析；有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和讨论，以便启发、深化我们的研究思路。
（一）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美国海军研究生学院道格拉斯·波奇在2004年的“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军事历史”学术研讨会上，根据他最新出版的著作《胜利之路——二战中的地中海战场》提出，正如地中海战场在欧洲盟军作战中的边缘地位一样，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地位也是边缘的。他承认，这并不是说边缘战场不重要，尤其是军事技术的发展、政治的选择可以改变战争的性质，边缘战场就可以变成中心战场。而且他认为，由于独特的边缘性质，它们会成为试验和新的战争发端地。边缘战场还可能成为第三国干涉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典型的边缘战场。他认为，把中国战场视为边缘战场，可以加强它的历史重要性。
这一观点引起了一些与会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把中国战场与地中海战场一样看待，比作二战的边缘战场，是有很大损害的。首先，它不可避免地只把中国放在盟国范围中考察它的地位，而忽略战争双方的行为；其次，如果要考察“1937—1945年中日战争在现代战争史上的地位”，把中国战场比作地中海战场，大大降低了它的地位。而且，它忽视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如共产党发动农民民族主义、成功开展游击战在现代战争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需要给予充分评价。
（二）如何评价中国抗战在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历史的西方学者中，究竟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历史经历，还是用西方的军事成功或失败标准来判断中国在抗战中的行为，是有争议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按照19、20世纪西方组织战争的衡量标准，要以战争物质文化尤其是技术能力的术语讨论军事的威力，照此判断，中国在20世纪的军事努力是不够格的。美国海军研究生学院道格拉斯·波奇就持这种观点。
汉斯·范达文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要摆脱西方用现代防御战争方式考察中日战争的思维，从这场战争自身的地方特点、历史背景而不是从西方现代战争的观点出发来理解抗日战争。他认为，面对中国被迫与现代工业化的日本作战，而中国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事实，蒋介石不得不适应地方现实，采取传统的军事动员战略。用这种观点来评价，范达文认为中国反抗日本的军事行动是杰出的。（注：”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on the Military History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2004.）
（三）关于日本侵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制定的统治华北和征服中国政策的产物。这已经是大多数严肃客观的学者的共识。但是在2004年的“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军事历史”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国防部的爱德华·德里在他的论文中研究了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军队，认为：日本军队并没有准备要打这场战争，既没有战争计划，也没有关于中国部队的情报，更没有在大陆部署部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大部分日本军队都部署在满洲里与苏联的边境上，准备与苏军一决雌雄。
这一观点，涉及中日战争是偶然爆发的还是阴谋策划的。虽然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威胁感到担心，但日本侵略中国的长期历史表明，日本的战略目标是占领中国，而不是击败苏联。
（四）怎样全面评价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延安道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日活动的西方学者，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思想与实践。以马克·塞尔登在1971年的著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所提出的“延安道路”为代表，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对因战争而恶化的农村问题作出有效的、创造性的解决，是因为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而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都归功于其战时改革纲领，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利用群众路线方式开展土地改革和人民战争。因此，塞尔登认为“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并指出，“中国共产党运动自延安时期以来的历史业绩，尤其是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方面的卓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了群众路线而取得的”。塞尔登的这些观点曾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一代学者深入到各根据地调查研究，他们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根据地推行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存在强制实行的情况，甚至有的地方存在民众与中国共产党的对抗，尤其是在地主势力强大、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如前所述，基廷、埃谢里克对陕甘宁边区的研究，古德曼对太行根据地的研究中也提出了这种问题。他们在分析这种问题的同时，都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并不像斯诺、塞尔登等所论述的那样乐观，至少群众路线的作用远不如他们描述的那样成功。
塞尔登也对自己的研究作了反思，于1995年在《近代中国》第1期发表《再评延安共产主义》一文，同时出版《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的修订版，即《中国革命——再访延安》。塞尔登指出，原著的中心论点，即“延安道路”对抗战时期中共革命实践所作的总结依然是正确的；但他承认了早期研究中的不足，如没有注意到群众路线操作失当的问题。他指出，总结这些，“可以追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迄今尚未得到解决的那些矛盾的起源”，也是为了使“‘延安道路’中最富有人道的那些因素得到发扬光大”。（注：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0页。）
应该说，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中，群众路线贯彻过程中不排除存在西方学者们所列举的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在政策实施过程所付出的努力。从总体上说，党的群众路线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了巨大成功。
（五）关于沦陷区伪政权沦陷区的伪政权或傀儡政权，是指日军占领一个地区后，为了肢解中国以维持其统治而建立的“政权”机构。由于它是由日本军队设计、控制、监督的，不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所以中国人不承认它的合法性，故以“伪”或“傀儡”称之。这一概念，是非分明，一直为中外学者所使用。但是在2002年，加拿大学者蒂莫西·布鲁克在其论文《1937—1945年间华中占领政权的形成》中，对伪政权这一术语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一术语，是道德范畴的词汇，而不是历史词汇。当时汪精卫南京政权与蒋介石政府之间曾这样互指，而为了追求历史公正，学术界应避免使用“伪”或“傀儡”来称呼这种政权。他指出，应用“占领政权”或“合作政权”来称呼它们。
布鲁克的这一观点，遭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评，如马克·塞尔登指出，那些背叛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人，服务于日本的利益，当然是傀儡。研究这些问题，应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联系起来，应该有道德观。（注：Timothy Brook ，”The Formation of an OccupationState in Central China，1937-45″，Minutes of the June 2002Conference”WartimeChina ：Regional Regimes and Conditions，1937-1945″.）
布鲁克主张的将沦陷区伪政权称为“合作政权”，实质上是没有正确认识这些政权的性质。首先，历史表明，伪政权都是日本军队的产物，是由日本人设计、计划和控制的，日本军队撤离后它就不存在了。其次，从参加政权的中国人来看，一是机会主义者，二是北洋遗老，三是失宠于蒋介石政府的人。他们参加政权，多是为了否定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性，不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第三，“合作”一词指的是两党或多党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而参加维新政府的中国人是没有自己的独立愿望的。这样的政权不能称之为“合作”政权。
中国学者称之为“伪”政权，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只是意味着它不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这种政权也没有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称之为“伪”政权或傀儡政权，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六）关于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考察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是中美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美国学者已经基本形成较客观的分析，即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和缺乏远见、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堕落和失去民心，导致美国在中国政策上的失败。而赫尔利在其中应负主要责任，因为赫尔利并没有执行美国政府当时的“有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灵活政策”，而是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从而招致失败。邹谠、孔华润、易劳逸等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基本都持这种观点。
与这些历史学家相反，俞茂春在他的著作《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冷战序幕》中提出了不同观点，对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作了新的解释。首先，他把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华政策的失败归因于它不能制止共产党力量的崛起。至于美国在抗战期间及战后是为何没能给予国民党的反共斗争以充分的支持，他归之于“中共的骗人伎俩”，认为共产党利用了美国国务院（戴维斯、谢伟思，驻华大使等人）、美国军队（史迪威、多恩、巴里特等）战争信息办公室、英国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的轻信。其次，他对特使赫尔利也作了新的分析，认为赫尔利与魏德迈一致，推行冷战外交、支持蒋介石是适应当时的形势的。
西方学者批评了该书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如麦金农指出，虽然该书在目前所出版的著作中，最详细地论述了赫尔利的行动，但忽略了当代许多著述中对赫尔利工作中糊涂和老态的记述。麦金农还批评了作者对中共的偏颇分析，如指出作者“用带着偏见的眼光评价周恩来，把周描述为一个笨拙的人，而不是跟美国人熟练打交道的人”。麦金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由作者的“亲国民党立场”所决定的。（注：The China Journal ，January 1999，pp.253～254.）
以上观点，无论是一些学者的个人之见，还是诸多学者的共识，都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对待西方的研究成果，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科学分析，既要吸收其积极的研究成果和好的研究方法，也要充分批判其不足和缺陷。这有待于国内学术界的进一步努力，既注意进行深入、客观、科学的研究，也要重视向国际社会推介自己的研究成果，扩大国内学术界的影响，以推动各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真正走向科学，最终正确总结人类经验，推动建立和平、公正、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