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战时期，昆明获“民主堡垒”的美誉与中国高等学府之南迁自有关系，但若把民主、自由思想在联大等大学中的成长壮大，完全归结于自由主义、中间势力的影响，或者中共地下活动的发展，显然不全面。国民党在校园的活动，特别是一些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其目的虽在“党化”校园，但也使不同政治色彩的教授参与其中。教授中间的左、中、右三派曾和平共处，交往频繁。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对学界的政策，从笼络转向高压，惨案迭次发生，左、中、右三派的重叠交叉不复存在。从抗战后期教授、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三角互动中已可见国民党败势之端倪。
「关键词」学潮/一二·一运动/朱家骅/姚从吾/闻一多/傅斯年
你惋惜当今没有唐太宗，你自己可不屑做魏征。你明知没有明成祖，可还要耍一套方孝儒；你强占了危险的尖端，教你的对手捏一把汗。
你是如何爱你的主角（或配角）啊！在这历史的最后一出“大轴子”里。你和他——你的对手，是谁也少不了谁，虽则——不，正因为在剧情中，你们是势不两立的——你们是相得益彰的势不两立。
——闻一多《八教授颂》
这首题名《八教授颂》的新诗，是闻一多在1944年所作。（注：引自季镇淮：《闻一多研究四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3—84页。）根据许多闻一多传记作者的说法，那时正是闻一多从一个纯粹的诗人、学者转变为一个关心时事、热心政治的“时代的鼓手”的时候。（注：参见王康：《闻一多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刘：《闻一多评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刘志权：《闻一多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年。这些作者都用“时代的鼓手”来形容闻一多在昆明的活动。“时代的鼓手”
一词为闻一多所创，见其评论田间诗作的一篇小文，收入何乃正编：《激进人生：闻一多随想录》，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第52—56页。）而且，在写作该诗以前，闻一多已经有15年未写新诗了。因此，他作此诗，更多了一层转折的含义。原诗应有8节，但闻只发表了第一节。而这一节题为“政治学家”，突出的是教授作为政治人物的层面。闻一多在“称颂”教授的时候，把他们的政治活动视为首要，表现出他有意反映那个时代教授的作为。
更有意思的是，《八教授颂》虽然是赠与张奚若的，但也包括了闻一多自己。其他几位是潘光旦、冯友兰、钱穆、梁宗岱、沈从文、卞之琳。将这八个人放在一起，据闻一多自己的解释，有两个意思：“（一）春秋责备贤者，（二）这里有贤，也有真不肖，而且是天天要见面的，话过火了，太不好意思，如果有你作伴，人家面子上也好看点。”（注：闻一多：《与张奚若的一封信》，引自季镇淮：《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第81页。）换言之，在闻一多看来，教授虽然已成为政治人物，但代表的立场却是不同的。他一方面歌颂这些教授的政治热情，另一方面又显然在嘲讽某些教授的政治态度。的确，民国时期的教授，不但在学术上，由于师承和地域的关系，形成不同的流派，（注：桑兵曾注意到清末民初学术流派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见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而且由于受到政治风云急剧变化的影响，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也形成明显不同的派别。而这些政治立场的不同，又在学潮中有集中的表现。闻一多本人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从一个清高的诗人、名士派头的教授，在抗战后期一变而为一位“民主斗士”，并因此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一急剧的变化，虽然无法说是普遍的现象，但至少有一种典型的意义。如果说与他差不多同时牺牲的李公朴，在以前就因“七君子”事件闻名，一直对政治抱有参与的热情，那么比闻一多小一辈的吴晗，则经历了与闻一多相同的激烈转变，从一个埋首书斋的学者，迅速成为一个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注：潘光哲：《学习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晗的个案研究》，《新史学》第8卷第2期，1997年6月，第133—185页。其他研究吴晗的传记和专著也注意到了吴的转变。参见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李又宁：《吴晗传》，香港：明报月刊社，1973年；马紫梅（Mary Mazur）：《时代之子吴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从上面所引闻一多的诗中也可以看到，教授不甘寂寞，干预政治，是当时颇为普遍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在那个年代，教授的政治热情特别高涨呢？教授热心政治，又对学潮产生什么影响呢？以往对学潮的研究，多注重学生的层面，而对教授的态度和参与程度注意不够。
即使有所注意，又都比较集中在像闻一多这样的“激进”分子身上。（注：参见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施惠群：《中国学生运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编：《中国青年运动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共青团北京市委青年运动史研究室编：《北京青年运动史（1919—1949）》，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共匪策动下之学潮内幕》，台北：中联出版社编印，1947年；等等。前举最后一本著作，如题所示，似乎想发现学生运动的“背后黑手”，但由于教授中的中共党员并没有几个，因此也未探究教授在学运中的作用。）
因此，对教授这一群体高涨的政治参与感，虽然有些研究，但又显得笼统，较受关注的是那些倾向激进的教授和那些试图走自由主义路线，也即“中间道路”的人物。（注：闻黎明对教授的政治倾向有一些很好的研究，但侧重点还是在“左翼”和“中间路线”的人士的态度与作为。见氏著：《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的个案研究》、《论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与联大教授会：中国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考察之一》，《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1992年第4期；《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例的初步考察》，收入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美国与近现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143页。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讨论了西南联大的学风。但研究西南联大最全面和生动的著作，要数John Israel ，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有关西南联大的校史资料，亦可参考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其实，如同闻一多的诗中所见，教授的政治立场及对学潮的态度，已经呈现一种分化、复杂的现象。他们当中有像闻一多、吴晗等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的教授，也有一些基本上反对学生运动、并设法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企图阻止学生运动至少不让他们的运动“过度”高涨的人士。（注：作为学生运动的参加和领导者的王康，曾指出几位与闻一多立场相对的西南联大教授，其中就有闻所“歌颂”的“八教授”之一冯友兰，但王康并未点名。见氏著：《闻一多传》，第322页。直接点名的是陈雪屏、姚从吾等。闻黎明的《闻一多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对此也有记述，但点了冯友兰的名，说冯揶揄闻一多成了共产党的“尾巴”。见该书第377页。）因此，研究学潮中教授的不同态度与作为，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揭示民国学术与学人复杂多样的面貌。
大致说来，以往有关民国时期知识界的政治倾向及其与学潮之间的关系，特别针对国共内战时期（1945—1949）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主要形成了两种论述。一种是将之归结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为是国共交手时中共开辟的“第二条战线”。譬如有论著就直接把1945年12月1日军警殴打、枪杀学生所造成的伤亡惨案及其所引起的师生抗议游行的事件，称为“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的历史重要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伟大爱国运动”。（注：参见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编辑：《一二·一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3页。）而台湾学者廖风德也持相同看法：“高举‘反内战’旗帜的昆明学潮，是抗战胜利后中共首次策动的学潮”。（注：参见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第59页。廖风德虽然在台湾写作该书，但所用的大多是中国大陆所见材料。）另一种论述是讨论内战时期，知识界如何提倡民主，反对独裁，在政治上逐渐与国民党疏远，以及国民党如何丧失民心，失掉大陆的过程。由是，知识界的逐渐左倾、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衰及其与中共开展“第二条战线”之间的互动，便成了关注的主要对象。（注：就研究出版的情形来看，有关闻一多和吴晗的论著，自1947年以来不断出现，种类繁多。最近十多年，有关自由主义人士的论著，如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吴宓等，在海峡两岸的中文学术界也层出不穷，举不胜举。许纪霖的许多作品，便是一例，如其新著《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而对于国民党在知识界的代表，除了几十年前台湾出了朱家骅、罗家伦简单的传记，甚少有人注意。）
但是，在这两种论述之外，似乎还应注意第三种论述，那就是国民党与知识界的亲疏关系。历史研究常常无法摆脱“寻根论”（teleology ）的态度，也即做“事后诸葛亮”，在事件发生后，寻求其原因，作出理所当然的解释，而对事件发生时所存在的其他发展可能，又常常予以忽略。就内战时期来说，由于国民党最后溃败台湾，因此史家在研究这段时期历史时，注意分析国民党溃败、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以求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共产党的成功和知识界的“配合”，就受到了重视。其实，更值得史家注意的，也许是历史事件的“暂时性”
或“当时性”（temporality ），因为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在事后观察、分析起来，其因果关系似乎是直线的、必然的，但在当时却常常是偶然的，并具有多种发展可能的。以一二·一运动为例，此次运动之所以形成高潮，是因为军警攻击学生，也即发生了一个暴力事件，引起师生激愤，自发响应。若要用“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来形容，可能对云南、昆明国民党政府官员来说，更为妥当，因为他们是那些军警、特务的上司，而没有那些军警对学生展开攻击，这一流血事件也不会发生。其实这也是当时人的主要看法。可是后来史家写史，却把这一运动，或者归功、或者归罪于共产党的背后领导或操纵，按笔者管见，这是“寻根论”治史的一个表现。
本文试图利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所藏“朱家骅档案”和其他相关史料，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对教授与学潮之间的关系，做一深入研究，不但注意那些与学生接近的“激进”教授的作为，也注意他们的“对立面”，亦即那些接近政府、反对学潮的人士的言行。笔者希图通过观察学潮中教授的不同立场及其转变、互动，来构造出对于那一时期历史的第三种论述，以求补充、就正于前两种的论述，并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讨论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亦即国民党与知识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以后国共权力交替所产生的影响。
一 “寓宣扬主义于研究”
吕芳上观察到，自1920年代后期开始，学生运动就不再是完全自发的现象，而常常掺杂了政党的参与与争夺。（注：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第246页以降。胡国台著《浴火重生：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台北：稻乡出版社，2004年）也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大学生的关系，有详尽的讨论。）
早年曾参加过学生运动，以后又当过北京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元老朱家骅，就曾提出过“谁有学生，谁有将来”的口号。（注：朱家骅：《三民主义青年团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意义与价值》，王聿均、孙斌编：《朱家骅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7年，第357页。）
叶文心在研究民国时期大学的著作中，也注意到同样的现象。她的观察是，国民党在大学中开展“党化”教育和管理，成效并不太大，反而引起大学的“异化”。（注：叶文心认为，民国时期的大学呈现一种“异化”现象，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都有脱节。见Wen-hsin Yeh，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要想掌握学生，自然有许多方法，但通过教授来施加影响，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朱家骅本人就深谙此道），因为中国自古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因此，学潮中教授的态度与行为及其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便值得重视。
国民党政府对于“党化”大学，以显示其对大学教育的重要性，有十分清楚的认识。抗战爆发以后，虽然国难深重，但国民党领导人仍然希图恢复和重建大学，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注：参见胡国台：《浴火重生：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金以林《战时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对国民党政府那时的教育政策亦多有称赞。）
基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国民政府内部吸收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在抗战前后，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更是笼络了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参政，如蒋廷黻、丁文江、翁文灏、王世杰等。
（注：有关抗战期间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转变，可见Q.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 Press ，2001，pp.160—188.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自由派人士的主要代表胡适，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也同意出任驻美大使。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如傅斯年、罗隆基、张奚若等人，虽然没有直接担任公职，但也加入了国民参政会等政府外围机构，为抗战出力。
国民党亲近、依赖知识分子的传统，又受到政治斗争的左右，因而在各个时期，其亲近的对象各有不同。如所周知，在孙中山从事革命的早期，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学者，是其中坚力量。著名学者章太炎及其弟子，都参与其事，虽然以后产生过一些龃龉，但不管怎样，“留日派”学者曾是国民党在知识界主要的依赖对象。1920年代前后，以北大为首的中国知识界，逐渐为留学欧美的学者所左右，因此国民党也开始注意吸收有欧美背景的人士。国民党元老、曾留学德国的蔡元培自不必说，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曾任北大教授的朱家骅，也很快成为国民党与知识界联络的主要桥梁。北伐胜利以后，国民政府筹划成立中央研究院，“欧美派”学者蔡元培、朱家骅等扮演了主要角色，而“留日派”的学者已基本不见踪影。
蒋介石有意向德国靠拢之时，朱家骅、罗家伦、傅斯年等留学德国的学者，也就更获青睐。
（注：有关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可见William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朱、罗两人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先后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教育部长、中央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而傅虽然置身政界之外，一心壮大他在1927年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但其政治影响力，无人敢轻易小觑，直到傅1950年逝世，都是如此。（注：有关朱家骅的政治生涯，可参见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有关罗家伦的生平，可参见陈春生：《新文化的旗手——罗家伦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Q.Edward Wang ，InventingChina through History ，pp.130—148.关于傅斯年的生平，王汎森（Fan-sen Wang）所著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0）叙述最详。）
由于国民党内有蔡元培、朱家骅等这些学者出身的人士担任重要职务，也就自然而然地对学界的动向十分重视。抗战时期，朱家骅出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并任职教育部的时候，就很重视沦陷区和其他地区知识分子的动向。在上海沦陷以前，曾任教北大、北高师，并曾翻译鲁滨逊（James H.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 ）的史家何炳松担任暨南大学校长，朱家骅曾与何秘密通信。1939年8月14日朱家骅致电何炳松，称赞何“风雨孤舟，弦诵不辍”，并有“沪上环境恶劣，有加靡已，文教界之团结，务请特别注意”的字句。他的想法和做法是，对那些滞留上海的知识界人士，施以经济奥援，使他们能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不致为日寇所拉拢而降敌。（注：见朱家骅档案，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下同），全宗号301，宗号309，册号2.）而对于其他人士，如满洲“王室”成员溥侗，朱家骅则要何炳松以旧交之谊，对溥“晓以春秋大义”，劝溥侗不要出任伪职。（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72，册号8.）用朱家骅的话来说，就是“国内多留一忠贤之士，即多一分正气”。（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309，册号2.）
何炳松当时已是国民党员，无论是为了民族利益，还是出于党员义务，他都对朱家骅的意见持赞成态度。他所提出的建议主要是，通过编辑《中国学报》，吸引滞留上海的学者投稿，如此既可联络感情，又可通过发放稿费帮助他们的生活。此外，他又向朱家骅提出，这些学者由于家庭拖累等因素滞留上海，未能撤退到西南地区，而暨南大学因经费支绌，不能将他们全部延揽到校教书，因此便想了一个便通的办法。他希望得到经费援助，举办学术讲座，让这些学者在上海演讲并从事学术工作，以此来获取报酬，每人每月300元。何炳松提到：“日来自动附伪之人，均属重要同志，舆论格为愤慨。如能对一般学行俱优，安贫乐道之书生，酌予优礼，似亦一值得考虑之办法。”何的建议为朱家骅所采纳。朱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推荐时说：举办特殊学术讲座的做法，“既可网罗英彦，并足振作士气，且经费有限，轻而易举。流风所被，将使才人慕义，不为敌伪利诱矣”。最后，由何炳松提出18人名单，包括王统照、蒋维乔、左任侠、冯承钧、钱思亮等，并有女学者俞庆棠、程崇道二人。（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309，册号2.通信时间为1939年和1940年。何炳松化名为“何如茂”。）
值得一提的是，朱家骅在做最后决定以前，征求了傅斯年的意见，并采纳了其主要部分。
（注：傅斯年虽然支持何炳松的建议，但表示应该谨慎从事，鼓励那些学者在适当的时候尽快撤退到四川。更有趣的是，他不主张援助女学者。这一建议颇费猜测。但朱家骅和何炳松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还是资助了女学者。傅信见朱家骅档案，宗号309，册号2.）的确，朱家骅在处理与学界的关系上，十分仰赖傅斯年，许多事情都要傅斯年提供意见。（注：例如，1939年，曾任教中央大学和光华大学的张歆海（1898—1972，哈佛大学博士，白壁德弟子）有心去牛津大学教授汉学，要朱家骅写一推荐信，朱征求了傅斯年的意见，但由于傅不赞成，朱婉拒了张的要求。见朱家骅档案，宗号435，册号2.有关朱家骅、傅斯年的友情，可参见傅斯年1950年去世时朱写的悼文《悼亡友傅孟真先生》。该文见朱家骅档案，宗号270，册号4.杨仲揆的《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中，对朱家骅如何信任傅斯年，也有交代，见该书第216—218页。）这说明，欧美派学者朱家骅等人在国民党内位居要津，他们在吸收、联络学界人士时，自然也气味相通，首先把眼光投向那些与自己一样有留学欧美背景的人士。傅斯年与朱家骅有一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他们都是北大出身，虽然朱是老师，但傅只比他年轻两岁，因此傅与朱，如同他与胡适的关系一样，在亦师亦友之间。而且，朱与傅都留学德国。虽然傅没有获得学位，但他1926年底回国时，在广州主持中山大学的朱家骅，立即聘他为文学院院长，从此两人一直保持亲密的关系。
抗战期间，傅斯年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至云南，然后到四川，而北京、天津的大学，则到了云南以后没有再动，因此朱家骅要在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争取师生，就必须另找他人。于是，同是北大出身、亦留学德国的史家姚从吾，就成了朱的主要依赖对象。姚是河南人，虽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为北大同学，但远不如他们活跃。姚治学甚笃，孜孜不倦，大学毕业后曾受到陈垣的赏识，以后留学德国，又与傅斯年、罗家伦、俞大维、陈寅恪等人在柏林一同求学，多有来往。姚从吾在德国一共呆了11年，1934年回国，以蒙古史为其专攻。姚在德国没有获得学位，但教过中文，也做过实习和考察工作，有历史研究、教学的实际经验。姚回国以后，成为北大历史学教授，并一度出任史学系主任。1934年到1949年之间，姚发表的蒙古史研究作品不多，但其讲授的“史学方法论”课程，却是历史系学生的必修。姚在讲课时，推崇德国的兰克学派，以伯恩汉（Ernst Bernheim）的《历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为主要依据，直到台湾大学时期，仍然如此，因此姚从吾可称得上是德国兰克学派在中国的主要推广者。（注：姚从吾学术论著收入《姚从吾先生全集》，7卷本，由台北正中书局于1971—1982年出版。有关姚从吾的学术生涯，参见Q.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through History ，pp.89—100，183—189；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33—636页。另见姚从吾先生治丧委员会编：《姚从吾先生哀思录》，台北，1971年。）
就姚从吾与朱家骅的关系而言，可以与傅斯年相类；姚与朱家骅同岁，但他对朱执礼甚恭，一直以学生自居。姚对小他两岁的同学傅斯年也很崇拜，恭敬有加。可见傅斯年在早年的北大同学中，的确有很高的威望。抗战开始不久，姚从吾以一个史家的责任感，提出《芦沟桥事变以来中日战争史料搜集计划书》，也应邀加入傅斯年等人筹划的《东北史纲》撰写工作。因此当朱家骅邀他出面，在联大组织三青团直属分团部工作的时候，姚有“生与外间断绝往还，专心治史已十有余年”，而“自去年参加史料征集会工作以来，实无暇再任他职”等语。但他面对朱家骅这位师长，又不敢不从，虽然推托，还是担任了三青团西南联大第十分团部筹备主任，并且颇为积极地展开工作。（注：《姚从吾1939年期间给朱家骅的信》，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以后姚从吾在三青团团务的工作上，愈陷愈深，成为联大教授中国民党党务活动的中坚。因此，在对待学潮的问题上，姚从吾与他的同事闻一多、吴晗等人的立场相对。如果说闻、吴是学潮的“热情的鼓动者”，那么姚从吾和心理系教授陈雪屏，则是“急切的劝阻者”。换言之，由于朱家骅的关系，姚从吾从一个“纯粹的”学者，逐渐成了联大教授中国民党的代表。（注：姚从吾的这一形象为联大学生所熟知。如在王康的《闻一多传》，姚就以这样的形象出现，见该书第296页等处。联大毕业生、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也向笔者证实了这一点，特致谢忱。姚从吾逝世的时候，有人称他为“纯粹的学者”，如果对照姚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活动，可知不确。参见赵铁寒的回忆，收入《姚从吾先生哀思录》，第134—136页。）
其实，联大国民党籍教授还有许多。譬如朱家骅在与联大的常委蒋梦麟商量开展党务工作时，一度考虑让国民党老党员钱端升主持。（注：《蒋梦麟与朱家骅的通信》，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但也许钱的思想已经开始左倾，或许对此没有太大热情，因此朱以后依赖姚从吾、陈雪屏更多。而联大的另一位领导、国民党员冯友兰，似乎也没有像姚从吾、陈雪屏办事那么认真。冯有信给朱家骅，其中写道：“十一月十三日来示敬悉，种切关于学校党务执事，历次演辞及书函，均经拜读，高瞻远瞩，极深钦佩。承嘱集合同志协力共筹，谨容随诸同志之后，尽其绵薄，以期有裨大业于万一。”该信写于1941年12月22日。（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如果冯在11月13日就收到朱的来信，那么他何以要等一个多月以后才回信呢？而且信中的语气也显然有些敷衍。以后西南联大成立区党部，钱端升、陈雪屏名列六位执委之中，姚从吾是执委兼书记，而冯友兰则不在名单之上。（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4，册号15.）显然，朱家骅更能指挥他的北大学生、同样留学德国的姚从吾。的确，姚在联大不但拓展三青团的团务，也积极在教授中物色发展党员。但据他观察，“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具体而言，“教职员中，小组织甚多，大半志在利禄。年来政府，多方延揽，参政服官者，其数已众。所余非庸碌自保，即是别有怀抱之人”。姚的这一段话，表明国民党对知识界已经多有拉拢，但似乎成效不够理想。同时，所谓“别有怀抱之人”，显然指的是那些左倾人士，可见当时的知识界，已非国民党的一统天下。（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其实，即使在国民党籍的教授中，有意认真贯彻国民党政策的人也不太多。联大的领导人物和有声望的教授，如蒋梦麟、梅贻琦、杨振声、周炳琳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蔡元培民主治校思想的影响，并不支持国民党的“党化”政策。（注：梅贻琦曾表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见《梅贻琦日记选》，《近代史资料》总70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71页。）姚从吾在给朱家骅的信中说，联大国民党区党部选举执委，其实周炳琳与他票数相同，但周坚决推让，因此姚才任职书记。（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周炳琳是五四学生领袖，又是蔡元培亲自送往美国留学的所谓“五大臣”之一，回国后长期任法学院教授，在同辈中颇有威望，如果想当书记，自然不成问题。
为了帮助朱家骅在联大拓展国民党的影响，加强国民党的力量，姚从吾提出要将教授与学生分开对待，成立不同的组织，把重点放在学生身上。姚写道：“青年团若欲成功，应以吸收纯洁好学之英（优？）秀分子为主旨。故选收基本同志，实宜以勤学能文为最要。才智之士皆集于吾党，则一切成功可期矣。”这一做法显然正合朱家骅之意，朱一向认为国民党的未来，在于是否能掌握青年。在姚从吾、陈雪屏的努力下，联大在1939年12月12日成立了三青团第十直属分团，有团员百余人。他们又准备在新生中发展团员，以后三青团在联大的人数达500人，并控制了联大的学生自治会。（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据王康回忆，联大学生自治会由三青团长期掌握，很久没有改选，直到1944年才为左翼学生所控制。
见氏著：《闻一多颂》，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88、94页。有关联大三青团的人数及其活动，又见Israel，Lianda，pp.262—266.）
虽然相比而言，姚从吾对朱家骅要他做的事，比其他人要热心得多，但三青团联大直属分团成立以后，姚就想方设法试图摆脱这一工作，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中来。在向朱家骅汇报三青团直属分团成立的信中，他提出辞呈：“生今年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又任西南联大与北平图书馆合组中日战争史料会之总编辑，质本几庸，性喜静处，青年团事务，实无法再行兼顾。”朱家骅没有准许。姚又提出，既然三青团已经成立，就没有必要再设筹备处主任。（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他还推荐了三青团的干部，认为应该让他们独当其事：“裴（笑衡）同志，英年干练，熟习此间各方情形，为不可多得之俊才，此后西南联大团务，即拟推荐彼继续用书记名义，向前推进，生可不再负主任之名，而可专心搜辑史料工作报告尊师矣。”（注：朱家骅档案，宗号356，册号2.）同时，他几次找借口，不愿到重庆面见朱家骅，接受更多的任务。这些做法，说明姚从吾的确想脱离三青团的团务工作，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
姚从吾在给朱家骅的信中，几次陈述他不愿过多从事党务和团务工作的理由。这些理由，既有关个人的学术兴趣，又牵涉民国时期教授的形象问题，从中可以瞥见当时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就个人方面而言，姚从吾作为一个史家，目睹中日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展开，感到有责任为后代提供一份记录。他说，如果一旦能脱离团务的工作，“将专心研究辽、宋、金、元史，收辑中日战争史料，一以求明瞭祖国已往战胜外患之故，一以谋依前所呈计划书，将所收史料，分区汇成长编，以供国史之采择”。而在教授的形象方面，姚从吾也深知如果一名教授，对于政治过于热心，不但影响自己的学术进步，也会损害自己的学术声誉。而一旦教授没有了学术声誉，也就无法有效地帮国民党建立威信，赢得同事与学生的尊敬，在学校开展团务和党务的工作。姚从吾回忆道，在他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时候，“夹在适之先生与孟真兄之间，一喜兼容博通，一则冲动易怒；动辄得咎，无所适从”。而他出任联大青年团主任以后，“孟真、莘田（罗常培——引者）实时有责言；不曰务外废学，即曰不安本分。生不愿轻赴重庆，此实主因”。换言之，姚虽然对朱家骅说，“长者之召，理应即行”，但考虑自己的声誉，他还是希图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姚从吾指出，如此做法，不但有助于自己的前途，而且有助提高国民党的声誉。他的解释很有意思：西南联大环境特殊，人多言杂；斥结党为营私，讥入党为猎官。不肖者顺口倡之，贤者有心无心和之，敌视吾党者，从而利用之；同志怯于矫正，青年无所适从。吹毛求疵，不识大体；貌为恭顺，无从纠罚；阿誉领袖，谤毁全党。生廿八年任青年团筹备主任之时，即宣言，事若有成，则两年后辞职；不成，则离校另就他业。幸能践言，得免毁谤。卅年冬就任区党部书记，亦宣言：“授课之外，虚心办党，不赴重庆，不作官吏。期以三年，冀其有成。”
（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
由此可见，在抗战时期中国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学术独立的气氛十分浓厚。许多教授都希望保持一种超然独立的姿态，即使像姚从吾这样有三十多年党龄的党员，也不想轻易毁坏自己学者的“清誉”，以求“洁身自勖”，不想“兼任他职，行不顾言，则理短自不直”。（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有关联大独立自由的气氛，参见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据吴晗的回忆，在闻一多和其他民盟成员表现左倾的时候，冯友兰等人就揶揄道：“听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引起旁人的发笑。（注：据说闻一多坦然回答道：“我们就当共产党的尾巴”。见闻黎明：《闻一多传》，第377页；王康：《闻一多传》，第322页。其实，闻一多的回答，显然有点意气用事，他本人在加入民盟以前，也曾犹豫过，吴晗与之长谈，闻的清华老同学潘光旦、罗隆基也做了工作，他本人经过一周闭门思考后才决定，而民盟还不算是严格的政党。见史靖、王康：《闻一多的道路》，重庆：生活书店，1947年，第107页。日本投降以后，闻一多还和其他教授共同发出宣言，其中写道：“任何一个单独的党派，现在或今后都不能包办中国的政治。只有主张抗日与民主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人民力量，共同组织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领导人民走向抗日的胜利和战后的建设。”可见他还是希望能超越党派之争。见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45、313页。）可见当时教授虽然关心政治，但他们的主要立场和倾向，是想超然于党派之上的。
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所谓想独立于党派之外，主要是独立于国民党之外，因为它是执政党。而对姚从吾等希望在校园提高国民党威望的教授来说，既要保持自己学者的名义，又要开展国民党党务，就必须运用学术的手段，即所谓“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具体说来，他们的办法有以下几种：一是办学术刊物，联络教授、助教的感情；二是举办学术讲演，既讨论学术问题，又涉及时事，以求统一看法；三是在学生中举办演讲、论文竞赛，由此来提高政府的威望；四是在有名望的教授中发展党员，壮大国民党的力量。归根结底，办这些事都需要政府财政上的支持。换言之，所谓“寓宣扬主义于研究”，并不那么清高、纯粹，而是在背后掺杂着实际的经济上的好处。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著的人士，当然可以获得稿费，而被邀参加演讲的教授，也可以获得讲演费。这些实惠，对于在战时和战后生活艰难的教授来说，不无小补，因此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1943年初，姚从吾给朱家骅写信，仅仅为了办刊物和办讲演的事情（如补助编辑人员、印刷费用、稿费、讲演费、组织旅行等），就向朱要了近两万元。（注：《姚从吾给朱家骅的长信》，1943年2月20日，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以后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补助、吸引教授参加这些活动的经费也大幅增长。到了1945年，讲演费等各种补助费从原来的几百元涨到了数千元，活动经费的总额也高达几十万元。
（注：《姚从吾1945年给朱家骅的信》，朱家骅档案，宗号356，册号2.）
陈雪屏、姚从吾掌握学术刊物《当代评论》，他们也邀请非党员的教授参与编辑。此外，他们还与罗常培、郑天挺、杨振声等人一起，将联大教授写作的学术论文，编辑油印出版，发给稿酬。这些出版物只印行一百份，让作者赠送他人。看来藉此给予作者经济上的补助是其主要目的。至于学术讲演会，名目颇多，有“国际情势与建国讲演会”、“国史讲演会”、“战后建设问题讲演会”、“文史学讲演会”等，而且这些活动还不局限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在工学院也进行类似的学术讲演活动。举办讲演活动，对于姚从吾、陈雪屏来说，有一箭双雕的作用，既给予讲演的教授以经济上的实惠，又通过讲演之后的聚餐，增进与他们的感情，而且讲演稿经过整理，在《当代评论》等刊物上发表，或者单独出版印行，作者可再获稿酬。因此，对于参加讲演的教授来说可谓名利双收。（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
据姚从吾的观察，在开展这些活动以前，联大教授“大抵学有专长，各有独见，均欲与政府及党国中枢要人、私人发生关系。以言党务，则均事规避。故党务工作，推行实难。再四思维，惟有联合三五学德素孚之教授，本吾党牺牲小我、建设国家及延揽人材之主旨，在联大环境内，选择所可允许者，相机进行，期减少误会，有补学术，增加同情，便利党务”。
以上所列举的事项，都是他与人商量之后作出的决定，虽然没能全部实行，但由于朱家骅在经费上的大力支持，大部分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当然，作为联大国民党的主要领导，姚从吾本人也得到经济上的援助。他一度生病，朱家骅闻讯后，立即“赐助调养费”，使姚十分感动，誓言要“作一奉行总理、总裁主义之忠实党员，期以答先生近年来之厚爱”。
在姚从吾等人的努力下，国民党在联大教授中发展了几名党员，如贺麟、罗常培、雷海宗、华罗庚等。这些人的入党，多由姚从吾推荐，朱家骅亲自出面邀请，在本人同意以后，立即填写申请表，马上履行入党手续，可谓简便迅速。譬如，对于中文系教授罗常培，姚的推荐是：“莘田兄为先生旧好，史语所同事，又为生等同时毕业北大之老友。数年来主持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北大文科研究所，出版《国文》半月刊等，极为青年学子、青年助教所爱戴。且英俊豪迈，学有专长，收为党用，为益甚大”，可以“助长联大区党部及吾党之声势”。而对史学系主任雷海宗，姚评价道：“联大文学院史学系主任雷海宗先生（字伯伦），（原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为生与雪屏、信忠（王信忠，史学系教授，联大国民党党部成员——引者注）兄之至友，年来热心党务，长于文史，参加《当代评论》编辑委员会，参加属部总理诞辰纪念会，学术讲演会，名德硕望，影响宏巨。且著述宏富，青年尊仰，生等久欲邀其入党，共策进行。今已蒙默许，欢情无任。”而对于数学系教授华罗庚，姚从吾看来并不十分熟悉，因此与王信忠一起推荐，称华罗庚“原为吾党老同志，近闻上书总裁，条陈青年问题，（闻之于兆民兄），颇蒙奖许”。因此也要求朱出面“邀其登记”。（注：《姚从吾1942年和1943年间给朱家骅的信》，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最后一信中提到华罗庚为“吾党老同志”，指华原是国民党员，以后因故脱党，此次再度入党：“兆民兄”，即康泽。）姚从吾的这些评语，因为是推荐性质，自然非常正面，而且正值抗战时期，对于那些教授来说，加入执政的国民党也表示自己与国家共渡艰难的决心。以后成为国民党“对头”的闻一多，在贺、雷、罗、华等人加入国民党一年后的1943年，也曾考虑过加入国民党，不过在商洽于朱自清时，为后者所劝阻。（注：参见闻黎明：《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第170页。）
那么，开展学术活动，吸收有声望的教授入党，能否帮助提高国民党的威信呢？这一问题比较复杂。因为这些动作的成效，又与学校之外的变化息息相关。这里的问题是，当时昆明的物价经常成倍上扬，而教授的薪水虽然也上调，但还是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因此生活艰难。这一情形，到了1943年以后更加明显。姚从吾、陈雪屏和王信忠写给朱家骅的报告提道：“生等目击同人家属，平日购求柴米之不易，衣服之破敝，房主之威迫，子女多病无食，月假向亲友通融，等待焦急之情形，叹息愁痛之余，继以泣下，已不知若干次矣”！他们一方面举办学术活动，对参与的教授施以经济援助；同时，也提出要政府对教授的薪水依物价指数相应发给；对教授的住房免费提供；对生病的教授及其家属给予免费医疗等建议，但这些建议由于战时经济困难等原因，无法很快被采纳和实施。与教授相比，学生的生活更是艰难。1943年，孔祥熙飞抵昆明，给那里的穷困学生提供了30万元的临时补助。可是，由于人数太多，每个学生仅分到100元，只能买“半条手巾，或十个馒头而已”，因此有些学生甚至表示拒绝接受。
既然无法对所有师生予以经济帮助，国民党只能通过其组织，对一些参与党务活动的教授给予各种帮助，而对那些不愿过分接近国民党的教授，则任其自谋生路了。如此做法导致了联大教授的分化，不少没有得到好处的教授，必然感到不平，不满情绪也随之膨胀。朱家骅通过姚从吾在联大和其他校园开展党务，本意是为团结多数教授，但最后的结果，则似乎适得其反，以至1947年中央大学教授会的宣言明确要求“各党派及青年团训练费用，不得由国家文化教育项内开支”，因为“历年青年团的夏令营和党务训练，动辄须耗费数十百亿或数百亿的巨额”。换言之，开展党务和团务工作，用的是国家教育经费，而获利者只是其中一部分人，自然引起许多师生的不满。（注：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3.）
二 走出学术的象牙塔
如上所见，姚从吾、陈雪屏等人在西南联大开展国民党党务、团务工作的成败，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迁很有关联。蒋介石自接掌国民党以来，其反共立场无可怀疑。但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之政策亦有牵制。日本侵占东三省以后，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发动反共围剿，在民意上受损。张学良受学生感召，发动西安事变，便是一例。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虽然在战场上节节失利，但由于统一战线的形成，却有全体人民同仇敌忾之势。北京的大学撤退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虽然遭遇不少物质上的困难，但学业生活恢复甚快，学术独立的气氛也得以延续。（注：参见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John Israel，Lianda ；胡国台：《浴火重生：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金以林：《战时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不过，这些现象仍然流于表面。其实，国民党并没有对大学听之任之，而是希望继续有所控制。1938年陈立夫出长教育部，贯彻蒋介石“战时教育平时看”的方针，继续战前管理教育的一套做法，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青年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因此，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尽管在党内与陈立夫不属一派，但却执行大致相同的路线，即通过教授，在大学开展党务和团务的工作，以求掌握学生。姚从吾等人受命于朱家骅，在联大组织建立三青团直属分团，鲜明反映了这种意图。
通过开展党务、团务控制和影响学生，其目的是继续反共的事业。此时国共之间的斗争，不但在校园内，而且在战场上都有表现。（注：见Kuo-tai Hu，\”The Struggle between the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Campu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1937—45，\”The China Quarterly ，118，June 1989，pp.300—323.）1941年的皖南事变就是一个显例。国民党的强势在联大的校园也有所展现，一时间墙报等发表不同意见的所在，都空空如也。联大学生称之为“雾的时代”的来临，或谓皖南事变之后的“白色恐怖”时代。这一形势，对姚从吾等人在联大开展党、团务十分有利。三青团直属分团建立以后，长期控制学生自治会。而姚从吾等人用党务经费开展的学术活动，在政治沉闷的空气下，也聊胜于无，受到学生的欢迎。（注：王康在其《闻一多颂》中，附有《忆昆明》一节，可参考。王为进步学生，对学术讲演活动也多有肯定。）
但是，联大的风气还是以民主、自由为特点，不但校方如此，而且师生也共同扶植。陈立夫主持的教育部的一些指令，联大常委梅贻琦等人并不照搬执行，教授对之也十分支持。
而云南的执政者龙云，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因此昆明的政治气氛在总体上来说，要比其他地方松动得多。于是，联大得到了“民主堡垒”的美誉。（注：参见Israel，Lianda，pp.98—102.）朱家骅吸收教授入党，通过他们来实行“党化”，采取的是迂回政策。但上面已经提到，即使如他的忠实弟子姚从吾，还是有不少犹豫之处，多次提出辞职，以求回归学术的道路。1942年之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国民党希图独霸天下，也就愈发困难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在援助中国的同时，也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进行改革。联大教授中有一半以上曾在美国受过教育，他们对美国希望国民党改革的做法，很表赞同，并受到鼓舞。因此，他们对国民党的控制，不时发出不满、批评之声，其中留美学者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等人的声音，格外响亮。（注：参见闻黎明：《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
由此言之，如果说学生运动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职业”，也即吕芳上所谓的“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的转变，那么教授与学运的关系，也同样经历了一番转折，即从“同情的旁观者”，转到“热情的鼓动者”或“急切的防范者”。换句话说，在学生运动变得有组织以前，教授的立场一般都是“同情的旁观者”。但自1940年代初开始，教授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一些人成为“热情的鼓动者”，而另一些人则成为“急切的劝阻者”。
后者之所以称为“急切的劝阻者”，是因为他们不是在学潮开始以后，才想努力阻止扩大，而是希望未雨绸缪，在学潮发生以前就能阻止其发生。更重要的变化是，一般教授对学潮的态度，开始从“同情的旁观者”，转到了“同情的支持者”。这一转变尤其重要，下面还要加以详述。总之，教授对学潮的态度，与五四时期大不相同。五四运动的主要角色都由学生担任，如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当然，“五四”同时又是一场文化运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老师的影响，不可低估。但这些影响，与五四游行的发生，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注：经历过“五四”、但没有直接参与的清华学生梁实秋回忆道：“爱国运动是一回事，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学的兴起又为一回事，学生在学校里面闹风潮则又为一回事。”但梁实秋承认，当时这三件事同时发生，因此很少学生能置身于外。参见氏著：《谈闻一多》，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第6页。这一“同时性”，显然也是为什么陈独秀、胡适等人后来被奉为五四运动领袖的道理。其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其宗旨是革新传统，吸收外来的学问，而作为爱国运动的“五四”，则将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因此，学生对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列强的文化，抱有一种两重的心理。这一点值得注意，而且也可用来区别教授与学生之间不同的政治态度。）蔡、陈和胡等人，都没有参与示威游行，而且在事后还一再劝阻学生，不要放弃学业，不要太多介入政治。情急之下，蔡元培还曾想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以求学生能回归校园。就立场而言，他们自然是同情学生的，但这种同情，与其说是赞成学生的主张，毋宁说是出于师生之间的情谊，唯恐学生会受欺侮。
如果说在抗战以前，教授尚没有成为学生的“同路人”，则是与他们享受着颇高的社会地位和优裕的生活不无关系。战前大学教授的薪水，“比国府委员只差200元，却比各省厅长的薪金高出100至200元不等”。（注：闻黎明：《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第161页。有关抗战前后教授的收入对照，见马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65—263页。）1930年代初，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由于生活优裕，名士派头十足，还曾成为学潮反对的对象。当时学生有一打油诗：“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显然学生对他享受优厚待遇、上课时又拿腔拿调的做法，有所不满。（注：梁实秋：《谈闻一多》，第99页。青岛大学学生还贴出标语，要“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可是这种优厚待遇，到了战争期间，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战时的昆明，其“物价高踞全国之首”，（注：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03页。）而“战前月支350元的教授，此时实得数只等于战前的15.5元”。（注：熊朝隽：《闻一多在昆明纪实》，余嘉华、熊朝隽主编：《闻一多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58页。）1943年5月，西南联大国民党籍的教授陈雪屏、王信忠、姚从吾，致信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就上月份所得薪津计，教授至多可领得二千四百元，助教一千一二百元。学生贷金由校核发二百八十元，其实最低限度可略有营养之伙食，当在三百元以上。教部仅批准二百零八元，经校方一再陈请，则较其他各地增十元，共为二百一十八元。因恐学生激动，部令尚不敢发表。（教授）有家眷者，购米一石，薪金已去五分之三上矣……倘仅以一家四口而论，吃米房租两项所需，便已占去全数，其余用度，均无着落。”（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
如此可怜的收入，使教授的生活与战前相比，成天壤之别。教授的待遇已经不及小学教员，因此再也无法维持战前那种清高的生活态度。（注：参见闻黎明：《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第161页。）吴晗曾回忆说：大概是1943年，或者是1944年，正确的时间已经记不起来了，那时候我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场旁边的一座破楼里。说破楼，其实还是冠冕话，四面都是纸窗，上面瓦缝可以见天，在楼下吃饭时，灰尘经常会从楼上掉在饭碗里……就在这个时候，我被强迫学会了劳动，从扫地到炒菜。最难的是生炉子，扇红木炭，经过几次失败，也学会了。说实在话，手是在做，心里是万分不愿意的。倒不是为了失身份，身份早已经没有了，穿得破破烂烂，除了自己的学生，谁都以为你是个难民。不愿意的实在心理，第一是挤去了休息的时间，第二是挤去了工作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对这些体力工作无兴趣，甚至厌恶。（注：吴晗：《吴晗自传书信文集》，第20—21页。）
吴晗在这里虽然说他不怕丢身份，但明显流露出对被迫做这些“劳力者”所干的活，是极不情愿的。联大教授想出了一些补救办法，让教授自定“润格”标准，以保证在从事“劳心者”的工作时，能维持一定的收入。他们还帮助闻一多开展刻印“手工业”。（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闻一多正式挂牌治印，由梅贻琦、蒋梦麟、杨振声、冯友兰、唐兰、陈雪屏、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罗庸等出面介绍。见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05—206页。）吴晗正是从那时起，开始在报刊上写作各种杂文，而不再从事严肃的史料考证了。同时，他也答应写作通俗作品《明太祖传》，并对傅斯年说：“写八万字，稿费一万元，题目很喜欢，钱尤其需要”；又说：“作此文之唯一目的为吃饭……至学术上之意义，则固谈不到也”。（注：《吴晗1942、1943年给傅斯年的信》，傅斯年档案，中研院史语所图书馆藏，文件号Ⅲ：1330和Ⅲ：1334.）不过，这些都无法真正、全面改善教授的日常生活。
1943年，联大教授中有人甚至提出要“全体绝食或辞职”。（注：《陈雪屏、姚从吾等人给朱家骅的信》，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为了帮助解决教授经济上的困难，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也多方设法为教授提供“赚外快”的机会，如《当代评论》等刊物的发行，便是例子。而一旦教授走出学术的象牙塔，开始在报刊上卖文，其写作内容便无法控制。以后，随着局势的变化，有些“卖文”的教授，也将其矛头指向了政府。
国民党也的确传出一些丑闻，让教授们失望。1942年，日军攻占香港，据说在撤退时，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用飞机将狼狗运回重庆。又有谣言说，吴稚晖、郭泰祺、王宠惠、王正廷等政府要员因此而无法登机，以至吴稚晖全家被困自杀，其他人被俘。更有消息说，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也被困香港，生命危险，另一知名学者陶希圣，则已被日寇“剥皮”等等，因此舆论大哗。其实，根据John Israel 的考证、调查，这一“孔祥熙飞机运狼狗”
事件，很可能是子虚乌有。（注：Israel，Lianda，pp.298—302.）但联大学生对此反应强烈。他们成立了“讨孔运动委员会”，其口号有“党国要员不如孔贼的一只狗”、“孔贼不死、贪污不止”等。领导三青团的陈雪屏、姚从吾等人，费尽心机，拿出各种办法，希望阻止学生上街游行，包括禁止三青团团员参与游行等，但还是有一千余人在饭厅集合，“一哄而出”。后来军方的宋希濂、军统的康泽和联大的校方，都为此事奔忙，才没有酿成学生罢课的局面。对于苦心经营三青团、并用三青团掌握学生会的姚从吾来说，此事对他打击很大，曾怀疑是否后面有人操纵，并责怪昆明国民党党部负责人赵澍没有处理学生运动的经验，“言过其实，判断错误”。（注：《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信》，1942年1月21日，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王康在对“倒孔事件”的回忆中，也提供了与姚从吾大致相同的版本，认为是学生一时兴起，临时做出上街示威的举动。见氏著：《闻一多颂》，第78—80页。）
可见，虽然联大成立了三青团等组织，但一遇突发事件，还是无能为力，没有办法阻止学潮的出现。抗战胜利以后，由于经济的恶化、内战的爆发，这种情形更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教授与学生显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默契。联大政治系教授张奚若与闻一多在清华的老同学、一同留美的罗隆基，都向联大师生报道了孔祥熙用飞机运狗的事情，虽然罗隆基此时已经被国民党政府解聘，不再担任联大的教授。（注：此处主要依据赵澍于1942年1、2月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汇报信。赵怀疑中共的参与，但又称罗隆基等人“则趁火搧扇而已”。见朱家骅档案，宗号35，册号3.有关国民党政府解聘罗隆基的经过，参见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第74页。该书还写道，罗隆基虽然被解职，而且在1944年国民政府还要将其逐出云南，但由于龙云的保护，并没有离开昆明。）换言之，教授们有心同政府共患难，但目睹政府要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再对比自己每况愈下的生活，便会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当权的政府。吴晗回忆，1942年以后，“薪资收入伪法币数字逐月增加，币值却逐天减少，生活越发过不去了……对蒋介石政权由不满发展到痛恨了，讲历史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也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了，走出书房，进入社会了”。（注：苏双碧主编：《吴晗自传书信文集》，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第7页。）
闻一多的转变，也十分典型。据说在抗战初期，他曾说道：“我们过去享的福也太多了，现在吃点苦也是应该的。这是战争中必然的情形。”（注：引自勉之：《闻一多》，北京：新中国书局，1949年，第53页。）但是，随着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他的清华同学潘光旦、罗隆基的影响，以及与吴晗的交往，使得闻一多逐步改变了想法。闻一多与吴晗，那时经济上都十分困窘。闻一多一家八口，负担沉重。吴晗虽然没有子女，但妻子袁震因肺病而卧床不起，生活同样艰苦。他们两人成为好友、“难友”，并一同站出来批评政府，并非偶然。
最近何炳棣先生指出，闻一多在抗战时期的生活，并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样艰苦。他用所谓的“手工业”——篆刻治印，来添补家用，又通过何炳棣的介绍，在一所中学兼课，生活还过得去。（注：何炳棣1945年到美国求学时，向闻一多告别，闻在家里为何饯行，“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包括全只老母鸡和火腿汤。何指出：“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里所说的那么困难。”参见氏著：《读史阅世六十年》，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出版公司，2004年，第186页。有关何炳棣为闻一多介绍兼课的事，又见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07页。不过，闻家为何炳棣饯行而备丰盛晚餐，特别是何不久前还为闻找了兼课的工作，合情合理。但是否此事就足以说明闻家生活尚可，则可另当别论。）但闻一多的兼课（在何炳棣的描述里，似乎收入颇丰），不久就停止了。（注：闻一多在昆华中学兼课，从1944年3月开始，至1945年2月止。参见熊朝隽：《闻一多在昆明纪实》，余嘉华、熊朝隽主编：《闻一多研究文集》，第363—364、374页。）也许当时何先生已经出国，并不知晓内情。闻一多在给家人的信中说道：“抗战以来，由于个人生活压迫及一般社会上可耻之现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独善其身者终不足以善其身。两年以来，书本生活完全抛弃，专心从事政治活动”。（注：《闻一多1946年2月22日给闻家騄的信》，见《激进人生：闻一多随想录》，第218—219页。）可见，生活上的压力是一方面，但社会上发生的“可耻”现象，也是促使闻一多批评政府的原因之一。
那些“可耻”的现象，与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利，切切相关。1944年，侵华日军发动了“一号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这些消息传至昆明，人心惶惶。而联大学生，对于国民党军队失利的情形，更有深入的了解，一些高年级学生充当美军翻译，了解了一手情况。
（注：胡国台《浴火重生：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中对大学生充当美军译员的情况有详细描述，见该书第139—179页。）他们看到，国民党军的失利，实力自然是一个问题，但尚有其他原因。姚从吾报告道：“迩日豫中战争失利；美报批评时闻。四年级被调担任译员者，对于待遇之纷歧，军长师长之剥削士兵；士兵饿死，病死无人过问；通信报告，啧有烦言。
辗转传述，群表不满。人心浮动，此亦一因。“（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之后，由于国民党军在湘桂大溃败，受伤士兵横卧昆明街头，更是惨不忍睹。闻一多天天见到这些伤兵，对他触动很大，因此决心开始有所行动。（注：参见王康：《闻一多传》，第284—285页；Israel，Lianda，pp.336—337.）而美国政府又针对国民党的腐败，要求其进行民主改革。在这种压力下，也为了争取民心的支持，国民党开始了宪政改革的讨论。于是，各种要求民主改革的声音，日益强烈。加上昆明本来就因为龙云独霸一方，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民主自由的空气，更加浓厚；对政府的批评，也格外尖锐。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党务、团务工作的开展，就变得日益困难。原来姚从吾等人的想法是，“寓宣扬主义于研究”，也即提倡学术研究是手段，而宣扬主义是实质。可是到了1944年，国民党在联大的影响每况愈下。昆明学术界就宪政问题，由李公朴带头成立了“宪政问题研究会”。姚对之的描述是：“盖以研究宪政为掩护，以批评政府，实现私图为主旨。”
联大国民党区党部“为先发制人计，乃决议由钱端升、周炳琳两同志用联大法学院宪政讲演会名义，举办宪政问题十讲（主讲人六人为党员，四人为非党员）。以资倡导”。但成效如何呢？姚从吾写道：“就讲演会本身言，则成绩甚著。惟讲演宪政问题，容易涉及时政（如政府不平抑物价，不惩治奸商之类）。”这也即是说，钱端升、周炳琳等人（包括张奚若、潘光旦等当时批评国民党十分积极的人士）的演讲，也同样批评了政府，只不过姚从吾不便明说罢了。于是，国民党区党部只能另拨经费，将讲演记录成稿，“呈送钧部，以备考查”。
（注：《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信》，1943年2月20日、1944年5月14日，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这等于是用威胁手段，迫使讲演者有所收敛。原来姚从吾等倡导学术讲演活动，是为了替政府宣传，而到了此时，他生怕出事，就希望参与者严守学术的路线了。
不过，已经没有几个教授能再回到学术的象牙塔内，因为敌人打到了家门口，已经有人喊出了“保卫大西南”的口号。国民党为了争取美援，获取民心，苦撑下去，也必须改变形象，拿出开放、民主的样子。昆明的国民党，由于龙云的阻碍，其工作更是艰难。这在姚从吾的信中，可见一斑：“中央提倡讨论宪政，开放言论，此事言之似易，执行实难。开放言论之尺度如何？是否仅有言论，而无实际活动者，即可放任？抑或对于无政治背景之牢骚，可以纵容，对于另有企图者，则仍当监视干涉”？（注：参见《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信》，1944年5月14日，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该信写于1944年5月14日，也即在联大五四纪念晚会开过之后不久。而这一五四纪念会，被联大师生认为是结束“雾的时代”的标志。原因是是年国民党已经将青年节改在了3月29日，但联大师生照样纪念五四，显示他们向政府挑战的姿态。（注：参见徐虹主编：《清华四才子：王国维、闻一多、梁实秋、吴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姚从吾向朱家骅请示如何对待那些不同意政府意见者，一定是他目睹了师生慷慨激昂、群情激愤的样子而有些紧张、无所适从。
姚从吾曾努力阻止学生，但未能成功。他看出许多师生“假纪念五四，扩大活动”，因此有所准备，特别是历史学系在5月3日召开纪念会之后。历史学系的纪念五四座谈会，有系主任雷海宗和张奚若、周炳琳、闻一多等教授发言。张奚若和周炳琳作为五四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而张将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作比较，显然与国民党的口径不符。雷海宗在发言中，虽然主张纪念五四，但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因为就历史的观点来看，学生荒废学业，最终对国家不利。显然，雷的发言，是想尽量息事宁人，符合国民党的主张，因此得到在场的三青团员的喝彩。而左翼学生王康，频频传递条子给本想来旁听的闻一多，要闻发言。闻一多最后讲了话，既回忆了自己在五四运动时的作为，又指出青年们的行动，还是值得鼓励的。会上的师生已经公开形成两派意见。（注：参见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23—224页；王康：《闻一多传》，第285—289页。王康对闻一多讲话的回忆，比较突出闻肯定青年、批评时政的一面。其实闻一多的讲话，还没有与雷海宗争执的意思。
见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何乃正编：《激进人生：闻一多随想录》，第67—69页。）
5月4日，联大文艺墙报社原拟召开“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座谈晚会，但因为参加人数太多，天又下雨，组织者想分两个教室进行，但一些人反对，还有人掐断了电线，室内顿时一片黑暗，座谈晚会不得不改期到5月8日。姚从吾对此描述说：“幸五四天雨，团部、党部又分别防范，虽墙报五光十色，而集会实未举行”。由此看来，他自5月3日的晚会之后，的确感到已经失去控制，不想再让类似的活动举办，因此掐断电线一事，如左翼学生所言，很有可能是三青团成员所为。（注：《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信》，1943年5月14日，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王康《闻一多传》提到，三青团分子割断了电线，使得会议无法进行，见该书第289页；但闻黎明的《闻一多传》没有提谁掐断了电源，见该书第224—225页。）
不过，5月8日，集会如约举行，而且人数空前，近三千人，地点改在了图书馆前的大草坪。由此看来，姚从吾等人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完全成功。但他写道：那天的集会，“由罗莘田同志用中国文学系名义，联合八教授，召开一五四文艺晚会，专以讲授文艺为限。目标转移，人心始复归镇定。（八教授中，除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三先生外，主席及召集人罗莘田、杨振声、孙毓棠、李广田等，均为党员。）五四文艺晚会，自七时起，至十二时止，参加者逾两千人，实属空前。希望经此一发泄之后，人心能由此安定下去也”。（注：《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信》，1943年5月14日，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可见姚从吾等人的策略已经有所改变，希求变被动为主动，干脆由学校出面召开纪念会，并想把会议内容限在学术讨论上。但这一策略只获得部分效果。虽然王康也回忆道，“这是个专谈文艺的晚会”，但闻一多在会议原定的压轴者杨振声讲完话之后，又站起来号召学生继承五四精神，并说道，虽然有人不让开这样的会议，但还是开了，而且规模更大。（注：参见王康：《闻一多传》，第290—292页；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25—228页。）这等于说，闻一多已经带领学生，公开向国民党在联大的组织挑战了。由此，教授中的分化，已经十分明朗，一部分人已经成了学潮的“热情的鼓动者”了，而另一部分国民党籍的教授，则成了学潮的“急切防范者”。原来以教学、研究为业的教授，再也无法栖身于学术的象牙塔了。
三“兽、人、鬼”（注：《兽、人、鬼》是闻一多在一二·一运动之后评论当时的人对此不同态度的一篇短文。）的分化、组合1944年五四纪念座谈会的召开，是联大政治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国民党不但没能阻止学生开会纪念已经不是青年节的五四，而且纪念晚会也没有如姚从吾所希望的那样，以学术讨论为限。姚从吾认为，师生经过一阵“发泄”，“人心能由此安定下去”。但以后的发展，则与他的预测相反，学生的活动非但无法控制，而且得到一些教授的支持。是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 ）访问昆明，联大教授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张奚若等人，应邀与华莱士座谈。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措辞十分激烈。以至有传言说，闻一多等人已经被教育部解聘。7月，联大、云大举行纪念七七事变座谈会，教授们又对政府提出许多批评。云大校长熊庆来力图控制局面，说了几句提倡学术研究的话，被闻一多抢白了回去。（注：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28—231页。）8月，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邀请联大、云大教授座谈。在会上，不但闻一多等激进人士对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利提出质问，连国民党籍教授陈雪屏等人也对军队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评。在这样的形势下，联大国民党的党务和团务工作困难重重；三青团正是在这一年的学生自治会改选中，失去了控制。
陈雪屏、姚从吾等人在给朱家骅的汇报中承认，1944年以来，工作愈益艰难。姚从吾在10月底的一封信中写道：联大情形，已经“一触即发，非常不稳”。（注：朱家骅档案，宗号95，册号1.“一触即发，非常不稳”的字句，出自姚从吾1944年10月25日给朱家骅的信，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30，册号2.）的确，到了年底，昆明举行集会，纪念护国起义，会上群情激昂，喊出“反对独裁、拥护共和”的口号，集会之后，昆明学生继1942年“倒孔运动”游行之后，第二次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
那么，国民党是否有什么新的对策呢？看来没有。1945年3月22日姚从吾再度致信朱家骅，汇报党务工作。他的建议还是，吸收有名望的中间人士入党，而且要提拔他们为中央委员。他写道：“我与诸友商量，大家都认为：先生应与戴先生（戴季陶——引者注），促成名流党员为中委的办法，效用有三：1.邻之薄、我之厚也。中立的名流党员多一人，即某方少一人。2.一般舆论多认为，党已相当腐化，应网罗名流，以新中外耳目。3.先生为中研院院长，党与学者、教育家、实业家接近，自大有功也大有利”。（注：朱家骅档案，宗号356，册号2.重点号原文就有。）这些建议继续了国民党在昆明学术界的一贯做法，可是舆论认为，“党已相当腐化”，因此要继续吸收教授入党，想来更加不易。
虽然姚从吾看到，国共之间的较量已经发展到学术界了（当时中共南方局的确派了华岗到昆明），但其实在教授中间，他们的政治态度并没有仅仅在国共两党之间选择，而是复杂多样。以闻一多为例，国民党已经把他与共产党视为一体，因为他与激进的学生站在了一起。
不过闻一多的急剧变化，并不能代表多数教授的立场。闻一多在1944年7月，写了《八教授颂》，其讽刺的对象之一，是那些专门在口头上批评政府的教授，也即他的老同学罗隆基、潘光旦等人。据他的另一同学梁实秋回忆，闻一多在战前，就对罗隆基与政府相对立的立场，感到反感，认为罗只是为了沽名钓誉，“逆取”干禄。（注：梁实秋：《谈闻一多》，第104页。）而闻一多本人在邱清泉召开的座谈会上，语惊四座，提出口头讨论无用，在“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手段来干”！（注：有人甚至回忆道，闻一多提出的非常手段，也即革命。见闻黎明：《闻一多传》，第238页。又见Israel，Lianda，p.349.自那时以后，闻一多的言论，都是号召诉诸行动，反对空谈。）因此闻一多在1944年9月被邀加入民盟的时候，闭门不出，思考再三，长达一周，显然他对是否与罗隆基等人“同流合污”，还十分犹豫。
（注：史靖、王康：《闻一多的道路》，第107页。）
教授的政治立场开始趋向一致，是在战后，以1945年一二·一运动的爆发为标志，其特点是从原来学潮“同情的旁观者”，转到“同情的支持者”，而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姚从吾想依赖的名流学者、国民党籍的教授。对于一二·一运动，如本文开始所说，现有的论述都倾向将之视为中共运动、组织的产物，其实当时中共在昆明虽有地下活动，但其外围组织——中共民主青年同盟（民青）1945年年初才刚成立。据王汉斌回忆，中共党员之间，是“单线联系、没有成立支部。直到‘一二·一’运动后，才成立支部”。（注：一二·一运动史编写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7页。）比较活跃、与政府相对的组织，是罗隆基、潘光旦、吴晗、闻一多等人为代表的民盟。罗隆基在民青成立之初，还想领导它，由于闻一多的反对才作罢（闻一多的反对，亦可见他并不完全赞同罗隆基）。（注：见楚图南：《抗战期间云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运动》，收入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重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0页。）易言之，教授已成了批评政府的主角。
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大多数教授都希望和平赶快到来，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显然认识不足。他们不希望国共朝内战的方向发展，因此他们一方面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同时在校园内开展各种活动，呼吁和平。他们的言行，固然与中共“反内战”的宣传相呼应，但更多反映的是他们自己的心声。1945年11月25日，联大、云大、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要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会”，国民党籍的联大教授钱端升、伍启元、杨西孟本来同意参加，并与民盟的云大教授费孝通、潘大逵共同出面演讲。代理省主席李宗黄命令禁止会议召开，并向云大施加压力，不准会议在云大举行。云大领导屈服，会议因此改在联大举行。联大校方叶企荪同意会议召开，但认为要在动作上“技术一点”。不过，由于这一禁令，杨西孟拒绝参加。（注：《“一二·一运动”与“民青”》，《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29页。）伍启元也说，他与钱端升听说学生准备会后游行、发宣言时，也向学生自治会提出异议，学生表示妥协，答应只是演讲会而已，讲完即散。（注：《伍启元致朱家骅的信》，1945年11月30日，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
但李宗黄等人对联大师生的“桀骜不驯”十分不满。因此一方面希望联大国民党党部操纵会议的进行，另一方面动用军警围住了联大校园，隔断了交通。集会在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有数千人参加，闻一多、吴晗等人指导了会议。在钱端升、伍启元和费孝通讲演完毕之后，会议又通过了各校联合发表的反内战宣言，但此时校园周围已经响起了枪声，三青团干部查宗藩也冒充百姓，在会上发言，引起争执。讲演的教授再度与会议主席商量，要他们在潘大逵讲演之后，立即散会，学生同意了。由于交通已被切断，师生只能绕路回城。
第二天，中央社居然报道说，昆明西郊响枪是因为有匪警，由此激起学生更大的愤怒，于是罢课开始。（注：此处叙述，主要据《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所载当时人的回忆，见该书第4—50页；Israel，Lianda，pp.369—372；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第76—81页。不过廖风德说，会议开始时，陈雪屏、查良钊等国民党籍教授想加以控制，但没有成功。此事看来不确，因为姚从吾在事后曾向陈雪屏、郑天挺报告会议及其罢课的情况，可见至少陈雪屏并不在场。姚信收入《一二·一运动》，第411—415页。）
从李宗黄的观点来看，他已经禁止联大集会，因此派军警骚扰，似乎理由充足。但对联大师生来说，军警粗暴干预校园学术活动、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破坏了联大一向引以自豪的传统，简直忍无可忍。即使国民党籍的教授伍启元、姚从吾，也认为引起学生罢课的主要责任，应在军警的轻举妄动。伍启元向朱家骅汇报道：“元讲后，即先退席。其后因军警之干涉，学生情绪略有不安，遂予反对政府党派之份子予以鼓动之机会，于是在二十六日联大学生开始罢课，并将学潮波及各大中学。”姚从吾的汇报要详细得多：就常态言，此等集会，也不过骂骂接收人员，藉以讥笑中央腐化，把预备好的抗议书，送给外国人而已。不意驻军因责任感重，近日又阅报，知共军阻挠国军，开入东北，义愤难抑，出而干涉。廿五日警备司令部曾召开会议，（在警备司令部）通知云大，禁止开会。因是该座谈会，即改移在联大图书馆前广场中举行。夜寒道远，参加人少，置之不理，则不久即散。又不意，驻军谓有匪警，黑夜在联大四周，鸣枪示威，幸未伤人，会亦惊散。联大及各校学生，事后思之，不胜愤恨。三五聚谈。次晨（廿六日）即未能安心上课。捣乱分子见众怒之可资利用也，乃临时粘贴罢课纸条，而罢课之事，竟弄假成真矣。（注：《伍启元给朱家骅的信》，1945年11月30日；《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信》，1945年11月28日，均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
他们两人的描述，一简一详，口气也有不同，但都说军警动作在先，过度反应，引起了学生的罢课。他们的口径，与联大领导（只有叶企荪在）隔日给朱家骅（时已任教育部长）的急电相似。该电说开会“秩序良好”，但“开会之时竟有军警在本校四周施放枪炮，断绝交通，学生愤慨，于今日罢课”。（注：《一二·一运动》，第373页。）
由此可见，教授对军警的行为表示愤慨，而并不追究他们的同事和学生对抗禁令召开集会的行为。29日，他们发表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显示了他们与政府（自然主要是地方政府）对立的立场。这一抗议书很具意义。它显示，教授已经开始与学生走到了一起，并且他们还达成了内部的团结，采取了相同的立场。即使是姚从吾，也认为军警对此次集会，如此大惊小怪、小题大做是不应该的。教授们这一大致相同的立场，反映在他们的抗议书中：“近代民主国家，无不以人民之自由为重，而集会言论之自由，尤为重要……而地方军政当局，竟有此不法之举，不特妨害人民正当之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抑且引起社会莫大之不安”。（注：《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69页。）换言之，无论其政治立场是左或右，大多数教授都认为“集会自由”是大学师生的基本权利，而政府横加干涉，是“侵犯学府之尊严”。
因此，无论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教授都同情学生罢课的主张。像姚从吾也认为对于罢课，“不但不能挽救，且只有随声拥护”。他和三青团负责人、物理系教授郑华炽的希望是，尽快结束罢课。（注：《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一二·一运动》，第411页。）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做法虽然“保守”，却也代表了大多数教授的立场。从保护学生的想法出发，教授希望学生在罢课几天以后，就可以回到教室复课了。就在教授发表“抗议书”的29日，周炳琳和叶企荪等联大领导劝导学生复课时，闻一多还自告奋勇，起来发言，要求学生不要感情用事，而应该结束罢课，另寻抗议的手段。据回忆，吴晗也认为应该复课，为此还与学生罢委会发生争执。可见，激进教授如吴晗、闻一多，也都支持学生复课。吴晗和闻一多此时都已与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他们提倡复课，一度还以为这也是中共的想法。
这表明，由于军警骚扰晚会事件发生突然，中共地下组织对是否长期罢课，也没有统一的意见。学生罢委会中的程法彶，尚不是中共党员，而地下党员王汉斌，则不在罢委会。
所以中共地下党一开始便组织、领导该运动的说法似乎很难成立。中共地下党员郑伯克回忆道，那个“反内战时事讲演会”，由他们鼓动学生自治会组织，但在11月25日晚会开始之前，并没有罢课的打算。（注：参见《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35页；下册，第256、272—273、285等页。有关闻一多反对罢课的态度，又见闻黎明：《闻一多传》，第335页。）因此上引姚从吾对罢课的描述，具有很大的可信度。
虽然罢委会中的一些人，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反政府的立场，但他们受到他人的批评而不得不有所改变。譬如，罢课开始时，罢委会提出的要求有：（1）反对内战；（2）美国撤军；（3）组织联合政府；（4）惩办包围联大校园的官员；（5）保证集会自由。但三青团反击，主张如果要求美国撤军，那么苏联也必须从东北撤军。美国在抗战中对中国援助甚多，现在抗战刚刚胜利，马上提出反美，有不妥之处。这一反击得到大多数同学的支持，使得罢委会因此修改原来的要求，如改提“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等。签名表示持中立派或“无党无派”立场的同学，在600—900人之间，为数不少。（注：参见《“一二·一运动”与“民青”》，《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31—34页。另见《姚从吾给朱家骅的信》，1945年11月28日，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民青”的回忆说持中间立场的人为六七百人，而姚说有九百人。）
由上可见，从教授到多数学生，都希图捍卫集会和言论自由，但又不想采取过激行为，因此由晚会事件引起的抗议想来本不会持续太久。但偏偏又出现一系列“不意”的流血事件，使得一二·一运动不但发生，而且延续达三个多月，成为战后学潮一个让人注目的起点。也许因为联大国民党党部已经撤销，上述校园内发生的变动，没有与昆明地方当局通气，因此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人，对学生仍然采取强硬的手段，号称以“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其实姚从吾在11月28日给朱家骅的汇报中，已经恳求朱和陈立夫，马上与关、邱等联系，希望他们“以政治为主、军队弹压为附，万勿随意行动，随意刺激群众”。他还希望设一党、团、政、军的联系人，“以期有所集中”。（注：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
但姚从吾的信尚未到朱家骅手中，军队的“随意行动”已经开始了。11月30日，联大学生上街宣传罢课原因，遭到军警、特务殴打，引起公愤。12月1日，军警、特务居然冲进联大、云大、联大附中校园，用手榴弹、刺刀攻击师生，导致四人死亡，多人受伤。于是，一二·一运动正式爆发。这一地方当局有组织的行动，顿时改变了教授们的态度，更激怒了广大的学生，使得他们联合起来，并肩行动了数周，这在中国学运史上，可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在惨案发生以后，当然还有一些仍持保守立场的教授，如云大的何衍璇，向朱家骅报告说，他的同事费孝通、尚钺、潘大逵等人鼓动教授罢课，而他“极力反对”，而且说“查此次罢课风潮，不免因共产党与民主同盟之利用机会，如不制止其越轨行动，学校之秩序将不堪设想矣”。（注：《何衍璇给朱家骅的信》，1945年12月7日，与何持相同立场的还有留德归来的联大工学院教授宁楻，他也写信认为必须防止中共背后操纵。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但是大多数教授都采取了同情、支持学生罢课的立场。在12月2日举行的死难同学入殓仪式上，联大负责人叶企荪、查良钊等都写了沉痛的悼词和挽联。联大教授会并且决定自4日起，停课七天。一些激进人士，如尚钺、向达、周新民、吴富恒、楚图南、费孝通、费青、闻一多、潘大逵、潘光旦等，还在12月6日昆明市各大中学教师罢教宣言上签名。（注：见《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167—170页。）其他国民党籍的教授，虽然没有签名，但从他们给朱家骅的信中，也可见其同情学生的立场。如钱端升的信中说：此间学潮之根本原因，“则确为地方所采防遏方法过于操之暴烈”。而华罗庚则写一长信，详述了自11月25日到一二·一惨案之经过。他说：“此次事变，当局处置似甚为失当。死者四人，而吾党党员，占其半数。”对于被打伤的教授马大猷，华说曾介绍他入党。
他在叙述中指出，与学生冲突者为“××”。之所以用符号代替，是因为“××代表一无以名的一类人，盖消息分歧，无法证实究为何种人也。有谓‘军人’者，有谓‘特务’者，有谓‘流氓’者，莫衷一是”。（注：均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华罗庚称死亡的人士中，于再、潘琰为国民党员，但一般的回忆中则说他们是中共党员，见《四烈士小传》，《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102—106页。）这一讽刺的写法，反映了华同情学生的态度。因为教授会上，用的是“暴徒”，而“暴徒”比较空泛，不如“军人、特务”可以指出当局的操纵。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同情、支持学生的统一立场，教授们开始直接挑战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本来想息事宁人，抓了几个替死鬼，并将这些“罪犯”于12月11日枪决。12月8日，蒋介石还发表公告，号称要对事件，“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置”，恳切希望学生能复课。同时，关麟征又自请处分，要求离职。但因为蒋的公告未提惨案的元凶是李宗黄，也没有对李进行处分，因此教授们并不满意。12月10日是蒋介石要求学生复课之日，中央社也在同一天发表消息说，昆明学潮“庆告平息”，但联大教授会则决定在是日向报界发表公开声明，指出这一惨案“实为兼代主席兼党务主任李（宗黄）、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明目张胆所共同指使”，并决定对上述人士“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法律上之控诉，以维法纪，亦所以平师生之公愤”。这一与政府针锋相对的立场，是史无前例的。
（注：《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册，第24页；上册，第170—173页。前引闻黎明：《论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与联大教授会》对这一段时期教授的态度转变论述甚详，值得参考。）
周炳琳、傅斯年在处理这一惨案的过程中所起作用甚大，值得注意。他们的身份已经与五四时候不同，他们不再冲锋陷阵，而是起了一种调停的作用。但在要求政府严办李宗黄等官员问题上，他们与学生站在了一起，因此教授会的公告，也反映了他们的态度。周炳琳是国民党老党员，在联大殊有威望。用姚从吾的话来形容，“枚荪（周炳琳字——引者注）兄才望兼备，平日虽好为高论，而处变则颇有镇压能力”。（注：《姚从吾致朱家骅信》，1945年11月28日，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惨案发生以后，姚从吾形容道：“教授会精彩紧张，可谓空前。一多自称反对政府，枚荪发言也力量大增，几乎受全场的支持。端升表现的最糟，奚若仍是骂人老套。他们竟真的把枚荪烘托成正义派了。”换言之，周炳琳与杨西孟、贺麟等一起，形成教授会的中坚，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注：《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一二·一运动》，第412—413页。）
傅斯年在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北大代理校长。12月4日，他以联大常委的名义，到昆明调停。他虽然无党无派，但此行任务显然是为了执行朱家骅和蒋介石的指示，让学生早日复课，平息学潮。他虽奉劝学生服从师长，但也如周炳琳一样，认为肇事者李宗黄必须离职。
他到达昆明后连发数电给朱家骅并转蒋介石，指出“李宗黄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彼实为主谋主使”；又称：“李宗黄至今仍坚持此次学潮，由政府派卢汉来而起，对卢汉及云南多数人士，猛烈攻击，此公如不暂离昆明，不特学潮无法结束，即大局亦不了。”（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由此可见，傅斯年虽然执行蒋介石的指示，希望仰赖自己的声望迅速解决学潮，但在对待李宗黄的态度上，还是与蒋显然不同。他支持集会自由，促成联大常委梅贻琦、云大校长熊庆来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报告一二·一惨案的真相，这等于否定了该报以前对整个事件所持的敌视态度。他还要求国民党中央严办李宗黄，对李“决不宽容”。（注：《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26—27页。）事情的结果也与周炳琳、傅斯年的努力大体一致：李宗黄离开了昆明；死难学生的家属得到50万元的抚恤金；学生在20日后逐渐复课，27日全面复课。1946年3月17日，昆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出殡和游行。至此，一二·一运动，算是有了一个结尾。
四余论
不过，与其把这个出殡和游行视为一二·一学潮的结尾，还不如把它视为一个新的开端，更为妥当。1946年以后，学潮更是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中共地下活动的成功。但蒋介石政府的失策，似乎也不能忽视。就一二·一惨案的处理来说，昆明的师生看到军警和特务攻击校园、滥杀无辜，即使保守的姚从吾，也只能对学生罢课和教师停课的主张，不敢置一词。而国民党籍的教授中，如钱端升、周炳琳、伍启元等都开始批评政府，表示同情学生。激进人士如张奚若、闻一多和吴晗，更是言辞激烈，不过他们的号召力，在教授会中还是有限。姚从吾评论道：吴晗“只能引起大家的反感，而实毫无能力”。
这一评论虽然出自姚从吾之口，但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据John Israel 的观察，联大教授中，喝过洋墨水的占绝对多数，像吴晗、沈从文那样既年轻、又“土生土长”的教授，并没有太多的朋友和声望。而资深的张奚若、闻一多，则要受人尊重得多，但他们两人都有些“名士气”，说话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处理具体问题上，也没有周炳琳、傅斯年等人说话有分量。譬如那时教授会最后决定停课，而不是像闻一多所要求的罢教，就是一例。（注：《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一二·一运动》，第412—414页。有关吴晗、沈从文、闻一多和张奚若在联大的情形，散见Israel，Lianda.何兆武回忆道，联大美籍教授、中国通温德（Robert Winter ）曾评论闻一多道：“他是一包热情，搞政治可不能凭一包热情啊！”
见《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337页。可见对闻一多的激烈言辞，许多人不敢苟同。保守的师生甚至把闻一多讥为“闻疯子”。）
当然，停课与罢教，其实并无实质的不同。但大多数教授主张停课而不是罢教，表明对政府还抱有希望（幻想？），也给政府留有颜面。周炳琳、傅斯年也同样如此。他们居中调停，指出李宗黄为罪魁祸首，要求政府严办，傅斯年还向在场的师生打下包票，认为在两个月内撤李宗黄的职，一定能办到。他们如此表态，表明对国民党政府仍然颇有信心，认为凭着自己的声誉和影响，一定可以说动蒋介石将李宗黄撤职，以平民愤，重建政府威望。闻一多在一二·一惨案后写的《兽、人、鬼》短文中，曾表示担心：“人既是这样的善良，万一有鬼，是多么容易受愚弄啊”！（注：何乃正编：《激进人生：闻一多随想录》，第7页。）
闻一多不幸而言中。1946年2月，李宗黄调任新职，再度引起公愤。周炳琳在1946年2月6日曾有信给朱家骅，写道他回昆明以后，“同事相见，以李伯英（李宗黄字——引者注）撤职事如何了相问……”他继而解释道：“同事如此关心此事，是因为教授会曾议决以两个月为期以去就争李撤职之实现”，现在距离这一期限已经临近，因此十分焦急。周炳琳还指出，“孟真兄对此事亦曾作保证。弟知渠于此事之迟迟未实现，亦必焦急万分也”。（注：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2.）周最后得知李获新职，想来一定十分失望。而这一失望心情，也一定为许多教授所共有。以后，重庆又发生二·一○血案，于是昆明学生在2月17日再度上街游行。3月17日为一二·一惨案死难学生出殡，又引起了一场大规模游行示威。
周炳琳、傅斯年没有能让政府罢职、惩处李宗黄而使他们失信于同事和学生。李、关逍遥法外，也等于是让教授在他们的学生面前失信。从此，教授与学生的行动之间，产生了一定的隔阂。1946年2月底，联大半数以上的教授在一份抗议书上签名，要求苏联撤兵东三省，但学生对此反应冷淡。John Israel 指出，教授与学生在政治态度上，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歧。
学生对教授在美苏之间取中立立场的态度，已经没有兴趣。（注：Israel，Lianda，p.375.此次反苏学潮，以上海的学生为主力，而不是一向激进的联大学生。见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第147—177页。）这也表明，自此，左翼学生逐渐掌控了大学校园，而三青团等组织几近陷于瘫痪的状况。（注：姚从吾也写道，自一二·一运动以后，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在联大校园已经没有什么势力，而学生自治会为“反动分子”所把持，因此为了反对苏联出兵东北，只能由联大法学会和东北社出面动员学生。见朱家骅档案，宗号356，册号2.）此后，特别是1947年，学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不过，虽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了一些隔阂，但并不表明教授依旧相信、甚至靠近政府。如果说他们在一二·一运动中，由于相信政府而失信于学生，那么他们对于政府的态度，也自然有了转变。其实，一旦教授开始不信任政府，那么在教授、学生和政府这三者的关系中，真正的失败者自然还是政府。不过此时的国民党政府正专注于战场上的胜负，已无暇顾及那么多，而对原来一心想拉拢的教授，也采取了更为强硬的镇压手段。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的被刺杀就是一个显例。
国民党政府对教授政策的改变，也表现在对他们的经济待遇不像以前那么关心，或者无力、无心顾及。抗战胜利以后，教授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而且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据当时人的回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如果充当小学教师，或者找到一份政府机关的工作，即使是一名练习员，其收入也高于教授。（注：闻黎明对教授的经济困窘状况多有描述，见氏著：《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第160—169页。朱家骅档案中藏有不少大学校长和教授写给朱家骅的信，提到教授待遇之低下，并视其为学潮风起云涌的原因之一。
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9，册号3.）陈永发提供了一些数据分析：1946年物价涨了15倍，1947年涨30倍……在这个物价加速度上涨的时代，薪水阶级的处境最为可怜……抗战期间，大部分知识分子被纳入政府体制之中，变成“受薪阶级”。内战期间，虽然政府针对大学教授所得有所调整，但其所得仍然只是战前的6％—12％水准，而且每况愈下，根本难以维生。当时许多大学生也靠政府津贴渡日，在钱不值钱的时代，无法维持起码的伙食。虽然他们的生活比起士兵要好多了，但是比起过去却是越来越糟。由于知识分子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加上过去学生运动的传统，于是成为反政府的先锋，学潮更是频频不断。（注：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439页；另见马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第264—308页。）
换言之，虽然学生发动学潮，成为批评政府的急先锋，教授由于同样受到生活的煎熬，他们对政府也愈来愈失望。1947年，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可见当时教授心态之一斑：今日全国政治经济混乱到这样地步，我们发出这呼声，心中抱着无限的沉痛。我们担当着教育中华民族现代和下一代儿女的责任，也负荷着以科学、技术、学术、思想，改造中国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使命。在这两项意义下，八九年来，我们渐渐深切的痛感政府对于文化、教育、学术措施之错误与用心之难测。抗战中，为顾全大局，我们对于政府的政策有忍受之必要，复员后的这一年，我们期待着政府政策的改变。然而，时至今日，已忍无可忍。
在宣言中，他们指责“政府机关的若干大小主管人员，若按照其薪津的净收入，亦当与文化教育工作者大致相同，应久已不能一饱，但他们却有各种巧妙的公费开支的方便之门，使公私经济搅成一片，形成骄奢淫逸的‘朱门酒肉’生活，甚者任意营私舞弊”。最后，中央大学教授提出数项要求，其中包括教育经费不得少于全国总预算的15％；各党派和青年团的训练经费，不得由教育经费中开支；教授薪津应依照物价指数发给等等。（注：见朱家骅档案，宗号148，册号3.）
总括起来，教授的不满情绪主要源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国民党政府在战后的高教政策不满。如果说在战争期间，教授们还愿意与政府同舟共济、同甘共苦，那么在战后他们开始抱有重建的期望，这种期望却很快为国民党政府的一系列行为，特别是打内战的做法，扫荡得一无所存，而被极度的失望所代替了。其次，教授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十分敏感。
他们的失望也与此有关。（注：吴晗在为史靖、王康所著《闻一多的道路》所写的序中，用了“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亦可见当时人的心情。曾受国民党器重的党员教授王赣愚，也对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感到不满，指出每个人都必须公平地承受苦难。见Israel，Lianda，p.353.）因此，在1947年，学潮汹涌澎湃、此起彼伏，这固然与共产党的推动有关，但教授的同情甚至鼓励显然也不可忽视。至少，学生运动的主要口号“反饥饿、反内战”，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教授也不例外，因为他们不但自己感觉到，而且社会也认为他们已经成了国民党政府政策的“牺牲品”。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高层对学界的政策也加以全面调整，从笼络转向高压，惨案迭次发生。于是左、中、右三派的重叠交叉，不复存在，而是变得左右（国共）
针锋相对，而中间人士产生分化。最终的结果是，国民党逐渐孤立，人心思变，以至在它撤退台湾的时候，不但民盟的吴晗、罗隆基、张奚若、潘大逵、潘光旦、费孝通等人决定与共产党一起，共同建立新中国；许多国民党籍的教授，如已经左倾的钱端升、杨西孟、李广田等人决定留在大陆，甚至曾与政府一度十分靠近的冯友兰、周炳琳、雷海宗、罗常培、贺麟等人也都没有选择离开。无党无派的名流教授选择留在大陆的更多，如汤用彤、顾颉刚、陈寅恪、金岳霖等。国民党之大势已去，从它与其党员的关系中，可见一斑。而这一关系的疏远和恶化，则从抗战后期的学潮中，也即教授、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三角互动中，已经见其端倪。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作者为美国罗文大学（Rowan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