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不是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自然生长起来的，它最初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与理论观点，被引入和介绍到中国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的只能是一种不断被民族化，即中国化的过程。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却是被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能不经历许多极其复杂和曲折的情况。在千辛万苦，付出无数牺牲，花20年时间把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逐步改造成为适合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成功地迎来了自己的1949年。但胜利的喜悦与骄傲，也使得他们把战争时期的经验和列宁斯大林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自己加以教条化、神圣化，因而再度经历万苦千辛，付出沉重代价，费30年时间来重新认识和修正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于中国建设实际的需要，这里面的曲折与反复尤其引人深思。
呀呀学步孔趋亦趋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核心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众所周知，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1919年以后特别是在俄国共产党人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形态，首先是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传入到中国来的。而那些在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之下组成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进而又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之下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最初自然不能不以俄国共产党人为榜样。随着中国共产党很快成为同样依照俄国党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它所处的地位自然更加复杂。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则，不仅中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和“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而且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1]。这样一来，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头脑当中的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充满了俄国的味道”[2]。在他们这时所起草的文件当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其中的浓厚的俄国色彩。这时的共产党人不仅几乎完全沉浸在对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之中，而且明确认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俄国革命的方法，必然也是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俄国的革命靠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实行“总同盟罢工”，中国的革命也只能是一样，因为“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进而，他们甚至几乎一致认为，中国革命也只有象俄国一样实行社会革命才有出路，即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为最直接的斗争目标。[3]
但是，中国是否具有与俄国同样的发展条件和革命条件呢？在那些明显地留有俄国人印迹的中共最初的历史文献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早期共产党人把中国和俄国等量齐观的情况，他们显然认为中俄两国都处于大致相等的发展水平上，即两国都是“农业国”，只是“大”“小”有别罢了。既然并不比中国发达多少的俄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条件相近的中国不能如此呢？何况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俄国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入穷途末路，社会主义则方兴未艾，难道中国人能放着社会主义阳关大道不走，反而要去走资本主义的独木桥？当然，人们未必不了解中国还远比俄国落后的社会现实，未必不了解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主要依靠力量的产业无产阶级在中国还处于极不发展的状况之中，但他们却因此更加重视自己与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致一些人竟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助”，即中国革命“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4]。
“一切均借俄助”，这句话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心理和中国革命的初期特点。历史本身并没有为中国提供足够的实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条件与理论条件，然而时代和环境客观上却促使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只能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毗邻俄国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及其援助，无疑大大地满足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需要。
不过，“一切均借俄助”也是一种缺陷。它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人最初不能不完全按照俄国人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他们在理论、经验与物质条件上的缺乏，以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孔步亦孔，孔趋亦趋”的“以俄为师”的心理，并因此使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最初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使得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竟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由俄国人和共产国际中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来决定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这不可避免地要妨碍中国共产党人自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是，这是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最初只是在一种纯粹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最初并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呢？当然不是。实际上，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一些人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了。他们早就明确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工夫”，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底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的任务[5]。还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人们其实就已经明确地谈到了中国革命必须“两步走”的问题。陈独秀明确指出：“吾党”应首先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向封建势力进攻，然后再尽速推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有代表提出了类似的观点。[6]显然，到了1922年初，人们已经能够进一步提出“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观点，反对做“一定公式的奴隶”了[7]。这种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随着中国共产党实际地运用它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只是，由于人们最初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及其革命经验的欠缺，特别是由于最初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存在，直接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监督和指导的局限，必须以俄国革命为参照系，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最初不能不是相对缓慢的。
最初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不能不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当多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不能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切合于中国实际的革命任务之际，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注意到中国等东方国家革命党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进而促使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决议当中一改他们所期望的社会革命的目标，统一了对中国社会基本性质的认识，并提出了第一步实行反帝反军阀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第二步实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的革命方针[8]。同样，也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率先提出了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并具体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策略主张。毫无疑问，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阶段论的思想和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一次成功的范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切实实行了这样的方针和主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二十年代中期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当然，要使纯粹产生于欧洲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适应经济上极为落后的中国的革命实际，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使作为一种典型的以产业无产阶级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一种必须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基本群众，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条件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自然更不可能是那些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外国人所能够完成的。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而这首先并非是由于他们同共产国际存在着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他们这时还极端缺乏革命的具体实践，因而明显地缺少对中国革命本身的发言权，这使得他们只能紧紧地依赖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那些现成的结论和俄国革命的那些现成经验。甚至，就在共产国际已经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帮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苏联并全力支持国民党实行军事革命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也并不相信在中国就可以有与俄国不同的革命道路存在。十分明显，注重意识形态的指导意义的共产党人，这时更习惯于从现成的结论和经验出发来认识问题。为此，他们明确批评致力于军事革命的国民党不该“占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搞什么军事革命。他们断言：“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实际上广州革命政府并不是照着这个理论成立的”。在中国也和俄国一样，只有一条道路好走，“就是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实现革命的军事行动，才可以轰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荡旧污，建设新国”。而要实现这样一种工农兵联合的大暴动，国民党就必须立即放弃他们所控制的广州政府及其军队，全党动员“到民间去”[9]。
把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现成经验机械地套用到中国革命当中来，这在中国革命的最初阶段一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涉及如何争取革命胜利的革命道路问题上，共产党人最初所表现出来的对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革命方式的迷信，就更加典型。因为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世界各国社会革命的实践，都没有提供过除了群众性的总同盟罢工和总暴动以外的任何一种革命的形式。能不能设想另外一种革命的方式呢？在这方面，斯大林多少表现出某种远见灼识。他明确指出：“在中国，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10]承认中国革命具有不同于欧洲社会革命的特殊的武装革命方式，这在斯大林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事实上他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共产党人应当为实现十月革命方式的群众起义而努力的思想，他在承认了中国革命的这种重要特点之后，只是要求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比如加强其政治工作，研究军事，直至逐渐担任某些军事领导职务等等，显然，他在谈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特点的时候，并非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为对象的。他完全不清楚，他所谈到的那个“革命的武装”，其实是不可能按照他的愿望来实现他所提出的革命任务的。而他同样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未来的革命多半也只能是武装的革命。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公开实行分裂之后，不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包括斯大林在内，人们当时所能够想到的革命方式，多半还只是欧洲式的群众性的武装起义和武装暴动。由此出发，人们甚至迅速地开始把中国革命的程度与俄国革命的历史相类比，并且公开树起典型的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的旗帜，寄希望于它能够一举成就俄国革命所成就过的一切。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现成结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那些现成经验，在人们的头脑中确实是根深蒂固的。
十年磋砣尺功寸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不依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必然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却又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共产党人自己有意无意的干挠和阻碍。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进展，不能不尽力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需要；而另一方面，他们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又不能不设法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以使之不被庸俗化。尽管事实上这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实际上早已被俄国化，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更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党的指挥，但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显然都相信：这种马克思主义恰恰是最纯粹、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经过苏联共产党解释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才真正使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由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事实上日益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一种特殊权利，而世界上又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并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就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到1927年前后，苏联党的领导人及其共产国际不仅公开地要求各国党必须使自己国家的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而且明确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从事分析和运用俄共（布）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取得的经验”[11]。这样一来，用俄国党的标准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指导与衡量各国共产党和各国革命的情况，自然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要严重地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应当指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尽管共产国际事实上制定着中国革命的具体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问题上毕竟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这时已经开始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具体考察和区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毛泽东等人已经能够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提出有关统一战线及土地革命的独立见解。特别是到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蔡和森等已经开始注意到组织和保持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为此并提出了“上山”的思想。而大革命刚一失败，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论断，断言共产党的失败正是失败在没有掌握革命武装上[12]。不难看出，通过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人中已经开始产生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强烈愿望，人们并开始进行着积极的探索。
但大革命的失败，毕竟把共产党人引上了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从而使共产党人骤然置身于一种从未经历过的严峻局面之中。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渴望借助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而这恰恰适应了共产国际这时强化俄国革命模式和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需要，因而极大地助长了党内那种对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经验的依赖倾向。随着斯大林开始拿中国革命的失败与俄国1917年7月的失败相类比，人们很快就开始相信，中国革命必将迅速走向自己的“十月”。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进入苏维埃阶段的说法，无疑更加助长了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情绪。一时间，不论条件成熟与否，到处是一片暴动之声。直到一系列暴动先后失败，由共产国际代表乃至苏联外交人员亲自出马的广州起义也迅速失败之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简单的模仿和类比是不适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先注意到有必要实行区别于俄国革命模式的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方式以保存实力的，并不是俄国人，却是最早提出“上山”思想的毛泽东。因为，当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军事上出现不利局面时，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除了带领部队撤上井岗山实行武装割据以外，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考虑到这个时候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中国共产党人，都在试图把中国革命引上纯粹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道路，毛泽东把革命的基地建立到偏僻的山乡里去，建立到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农村当中去，这不能不使得那些格外注意苏维埃革命的无产阶级形式的中共领导人感到严重不安。为此，他们立即给了毛泽东以严厉的处分。然而，事物发展的逻辑很快就证明毛泽东的作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就连共产国际也不能不注意到应当把握暴动的条件和时机，因而提出了在条件不成熟时不妨采用游击式的战争和小面积的农村割据的问题。这种情况至少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多半并不是已经到了俄国的1917年7月，而且“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13]。
当毛泽东和共产国际最初采取这种“游击式斗争与农民割据”方式的斗争形式的时候，显然还并没有把问题的认识提升到理性的高度上去，他们这时多半还只是从策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是，在城市中的起义统统失败，而农村中武装割据却明显地容易取得成功的情况下，那些习惯于从意识形态考虑问题的共产党人没有理由不怀疑：这是否仅仅是个策略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提议，一方面却明白告诉共产国际：许多同志相信“这样干不会成功，因而悲观”。很显然，在许多共产党人的头脑中，这种“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方式未免距离俄国革命模式太远，它怎么可能引导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走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呢？。当然，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开始相信中国不可能仅仅靠一两个或者更多一些的中心城市的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了，他们甚至第一次注意到中国“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和中国社会实际上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生活上是许多半独立的区域”，各地的军阀统治也有强有弱这样一些事实。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摆脱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的欧洲革命模式，只不过，他们开始提出：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是可能的”[14]。
当一种经验形成以后，它同样可能被神圣化和教条化。由于没有前车之鉴和自身的成功实践，共产党人这时几乎不能不依据俄国革命的模式来考虑问题。毕竟，理论上也不允许他们产生创造性的思维：除了在中心城市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实行暴动夺权以外，难道还能有任何别的革命方式吗？把共产党建立在农民革命的基础上，还叫什么共产党？这也就难怪中共“六大”召开时，当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明确肯定暴动政策是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后斗争形式之后，一些人立即开始公开指责“割据”是非无产阶级的，并宣称所谓一省数省、一县数县首先胜利的观念，也都是革命的阶级性所不相容的“农民割据”的观念，是以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旧式农民革命的观念来指导今天的中国革命，结果只能使革命失去城市工人的领导，最终使苏维埃的暴动政策失去其特有的阶级革命的意义。
先有成套的来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念，后有党有生长和革命，这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语言文化、知识结构、理论素养的种种差异，以及研究时间、研究条件的极度匮乏，特别是两国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革命内容有着极大的不同，使得必须按照这种已经被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念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往往在重要的历史事变关头，难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付诸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而不能不依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在以典型的俄国式的“苏维埃”作为自己的革命旗帜和革命目标之后，人们就始终在革命的性质、阶段、形势、任务、对象、动力等等概念上纠缠不清，因为中国革命的一切实际条件都明显地与俄国当年有所不同，而人们却必须尽可能严格地把它们统统捏合在一起。当然，造成这些种情况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当中共中央有人仅仅是出于通俗的考虑提出应当改“苏维埃政权”为“人民政权”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大为光火。在中共六大上，布哈林则宁愿花上“十倍的时间”去向那些在他看来简单象“在街上散步的中国小姑娘们”一样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通俗地解释“生活不是一个赤裸裸的圆球”，也不愿去认真考虑如何使俄国的革命形式转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
事情很清楚，在共产国际的字典当中，“苏维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俄国特有名词，它已经成为一种包含着具体的革命内容，标志着具体的革命阶段和革命形式，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成功范例的革命模式。人们绝不能怀疑它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同样也绝不能拒绝把它作为自己国家乃至世界革命的具体斗争形式和根本目标。因此，尽管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承认了中国革命已经出现的割据苏区和工农红军存在的合理性，结果却仍旧不能想象它们存在的具体方式。布哈林声称，红军在一个地方长期割据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必然会把当地的母鸡都吃光。因此，他仍旧相信，革命的成功终究还要靠群众暴动解决问题。[15]而在他们主持下制定的政治决议案中，他们照样机械地仿照俄国1917年7月以后布尔什维克的样子，规定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形式，并明确限定共产党人只能以工人、农民中的贫农作为革命的动力，而以城镇下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中农为可能的却多半是动摇的同盟者，同时则必须把其它一切社会阶级看成是自己的敌人[16]。
把阶级政策极端化并把革命手段模式化，其结果只能导致新的“左”倾盲动主义。但是，就在以李立三为代表的新的“左”倾盲动倾向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所领导的农民割据和工农红军的游击战争，也显示出其特有的生命力。这种情况不能不渐渐改变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的设想。毛泽东首先认识到中国存在这种与俄国革命完全不同的“奇怪现象”的特殊原因，并注意到它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17]。而1930年，斯大林也终于开始肯定中国的情况与西欧不同，不仅不存在象俄国革命一样一举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而且只能从敌人统治最薄弱而党的工作最发达的地域开始，首先创立和扩大红军，建立和扩张革命的根据地，然后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发展，最终夺取中心城市。据此，共产国际终于开始重视中国的红军及其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承认中国革命“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底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在军阀军队里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来的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18]
应当肯定，从一味强调以城市工作和工人工作为重心，坚持以中心城市的起义为革命根本出路的俄国模式，到承认中国革命具有不同特点，主张中共中央应当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工作上来，甚至日益把红军和根据地视为中国革命高涨的“决定性因素”[19]，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值得肯定的重要进展。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人们由此开始摆脱了前此那种僵化的思想方法，因而能够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考虑和制定自己的政策了呢？事情却并非如此。真理并不是莫斯科首先发现的，但真理必须经过莫斯科权威的解释才能成为真理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由于共产国际仍旧相信只有它才具有最准确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因此它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从这种变化中发现它所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不仅如此，它甚至为了使中国党更忠实和更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竟不惜亲自出面干预中共党内的组织事宜，以便把它认为信得过的大批留苏学生安插到中共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这确实是一种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注意到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修正了僵化的革命模式；一方面却又生怕中国革命脱离俄国式的革命轨道，以致强行使之“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这毫无疑问只能促使中国党内教条主义的倾向进一步极端化，从而使它全力加强根据地和红军工作的大胆尝试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恰恰是由于共产国际所信任的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才迅速导致了中共在几年之后的严重失败。因为正是这些只习惯于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科书以及有关决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布尔什维克”们，把一切适足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僵化的阶级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军事战略以及党内倾向斗争等等，全面引向了极端。
一朝觉悟斗转星移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首先就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过程。而与此同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不自觉向自觉转变的过程。十分明显，苏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原则上其实并不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具体结合。由上所述，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确也曾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能够适应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然而问题在于，他们不仅缺乏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条件与可能，而且莫斯科的利益本身还处处制约着他们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他们坚持以他们的利益和经验来作为评判一切是非黑白的基本依据，导致他们事实上充当着某种宗教裁判所的角色。这自然会妨碍他们理智地了解自己的能力，以致促使他们往往盲目地反对任何一种试图脱离俄国的书本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事实上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
要在共产国际还直接决定着中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党内教条主义领导人多半不仅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且对党内一切不同见解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况下标新立异，这无论如何是难以设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之所以直到三十年代中叶以后才得以明确提出，当然是同这种情况有密切关系的。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共产国际逐渐开始根据中国国内崐情势发展的实际需要重新提出统一战线政策，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却迟迟不能理解，以致失去了挫败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机会这一情况看，可以知道教条主义者往往是比那些制造教条的人头脑还要僵化得多。但也正因为如此，当共产党人由于教条主义领导而造成的惨重失败已经成为一种严酷的事实之后，中国党内出现要求反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愿望，并且通过更换领导人的方式来达到摆脱盲目的教条主义统治，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必须指出，在1935年以后，一方面中共领导层的改变和第一次远离共产国际的指导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实践的经历，为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走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关于“不要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关于今后“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的决定[20]，无疑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大胆地进行独立的革命实践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当年，中共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就是在传达共产国际“七大”这一决定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应当把共产国际有关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的思想的[21]。
要把共产国际指示“民族化”，其实质就是要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尽管张闻天这时关于“民族化”的提法主要还是鉴于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很少涉及中国问题这一具体情况而言的，但是，要把国际指示“民族化”，这本身就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格外重视中国的“具体环境”了。当1936年中共中央经历了从统一战线问题的提出而导致的一系列基本政策的重大调整，甚至不能不完全放弃了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方针之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俄国革命经验必须适合于中国社会客观实际的体会，无疑变得更加深刻了。因此，在1937年5月中共党代会上，根据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形势，张闻天不能不更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具体环境”。他明确表示：“现在严重问题就是如何灵活的应用马列主义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来”，必须“要将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因为实践已经证明，“现成的到处适用的药方是没有的”。显然，在共产国际也已经特别注意到必须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进行具体分析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必然会更加迅速地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但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并非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首先，共产国际提出必须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反对公式化的问题，其实主要还并不是对各国党自身的要求，而是对自己本身工作的一种原则规定。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还并没有放弃它在政治上对各国党的领导和监控地位，各国党自然还必须执行它“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而为这些国家共产党制定的“基本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22]。因此，共产国际这时不仅仍旧对中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明确指示，而且还特别派回它所信任的长期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工作的王明等人来贯彻它所制定的政策路线。其次，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具有极高的威信，而长期以来人们还不习惯为自己标新立异，加上党内王明等相当一批带有教条主义倾向的领导人还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思想方法存在着与中国革命实际严重脱节的情况，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独立自主的思想方法和敢于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不能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显然，这一工作只是当毛泽东与王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并一度取得了共产国际的好感，因而支持毛泽东成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才变得容易了一些。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正式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开始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他突出强调地显然是“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特别是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他公开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3]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之所以首先强调的并不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是使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的问题，这是有着特别的政治意义的。
早在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已经注意到党内存在某种轻视实际，唯书唯上的倾向，因而提出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24]现在，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其核心明显地仍旧是反对“本本主义”的问题。很显然，由于王明等人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又在苏联学习、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工作多年，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较多，因此，他们更显得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更容易影响党内大批在党内教条主义盛行期间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和多数出身于农民的普通党员，从而妨碍毛泽东等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提出有别于俄国式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的独立政治理论见解，甚至妨碍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独立的工作。因此，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洋八股以及教条主义，而代之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重要理论任务。可以肯定，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就没有胜利可能；而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必须首先使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民族化；而要想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又必须首先做到立足于中国实际，即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拿到自己的手里。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按照毛泽东的看法，最主要的显然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即必须时时处处地站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毛泽东后来曾经直接了当地指出王明教条主义问题的要害，就是想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而替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不难看出，这正是毛泽东以及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以及党内各种教条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成为一个带有尖锐的针对性的问题。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这一问题的性质自然已经超出张闻天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来的内容，而渐渐开始走向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相对立了。这是因为，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早已是一个以苏联利益为基本政策出发点的国际主义政治组织了。长期以来，它所制定的崐各种政策和策略，几乎都是以苏联的现实需要为转移的。它从来主张，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都应当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安全。它的理由是，世界上只有苏联才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然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恰恰是要求人们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出发点，反对任何以苏联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的倾向。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就是要求独立自主，这无疑是向那种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主义”原则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究竟是应当以中国为中心来制定政策，还是应当以苏联为中心来制定政策，这个问题终于在1940——1941年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对国共关系的不同考虑，和德苏战争爆发后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在援助苏联问题上的分歧，尖锐地反映来了。十分明显，中共中央坚持只能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和客观可能出发来考虑一切问题，把中国革命的利益放在一切关系的首要地位。这种情况的出现，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具体地实践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原则了。当然，也是从这样一种基点出发，中共中央迅速开始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进一步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的需要，来具体地和全面地制定和完善自己的各项方针政策了。与此同时，真正彻底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从1941年9月，毛泽东开始在党的最高层展开对党内教条主义领导人王明等人的思想斗争，到1942年2月，他又乘热打铁地展开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经过三年之久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教育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终于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和肯定。至此，马克思主义真正被赋予了一种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即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承认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最高指导思想，善于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的毛泽东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正是由于毛泽东成为了党的最高权威，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凭借毛泽东的丰富经验和灵活的指导，一举战胜了强大的国民党，几年时间就夺取了全国政权。
行百里者而半九十
历史是无情的。它从来不以主观动机论英雄，它所看重的只是客观效果。夺取政权的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共产党代替国民党，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种政权更替，共产党所要证明的，不仅仅是它能够夺取政权，也不仅仅是它能够巩固政权，它要证明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关键在于，它要能够极大地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民族的兴盛与人民的幸福。因此，任何一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都有必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目的。中国共产党过去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他们改造中国的最有效的手段和武器。也正是因为他们把它看成是一种改造中国的手段和武器，他们才能够尽可能实事求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经常注意调整自己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而不是机械地照抄照搬外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模式，甚至不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义，从而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了一种适合于在中国生长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形式。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也不可能到此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不过为共产党人提供了接近自己目标的一种便利，一种工具。确立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到底也只是解决了立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立场问题，以及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问题。夺取了政权，共产党成为了国家的统治者，并不等于他们就有了呼风唤雨的力量，不等于他们从此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来改造社会，建设国家。事实上，如果说，在革命年代、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在异常复杂多变的形势和极端强大的敌人面前，不能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断地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包括使他们赖以为理论依据和斗争武器的马克思主义适合于革命的实际，以便为自己创造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坐稳了江山，不再存在生存威胁的情况下，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或理论需要出发的努力，将变得更为关键。因为，在战争年代里，面对强大敌人和险恶环境，任何一种机械的、僵化的和教条主义的作法，都可能迅速把共产党人引上绝路，他们几乎没有可能“以不变应万变”，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使之适应现实的需要。但在没有强敌威胁的当政的条件下，在不再需要像战争年代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情况下，共产党人思想观念的任何僵化与教条，表面上似乎不会马上带来致命的危险，然而，正因为其为害较慢，正因为它容易使人麻木，当它为害之时，往往危害更甚，影响更广，以至于一朝发难，就往往无以补救。同样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同样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再度经历了种种严重的挫折，直至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到空前严重的浩劫。这种情况清楚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一次整风运动或规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的。深入地和客观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实际，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密切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使历史进步、民族兴盛和人民幸福的目的，是一个长期的和永无止境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这首先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信仰和性质所决定的。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定地信奉马列主义，并坚持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自己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党，因此，它不能不始终面临着如何把这种源于欧洲和俄国，因而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的或俄国的色彩的理论思想，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来的问题。尽管，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就具体来说，“并非上了书的都是真理”，马克思的或列宁的许多具体观点和结论，都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相对的意义，特别是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在理解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未必可以教条式地、不加区别地把他们的一切学说或观点简单地套用到中国来。然而，事实证明，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本身一直被认为是关系到党的信仰乃至党的性质的大问题，由于理论的解释权始终掌握在个别理论权威的手里，要想做到不是教条式地，而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列宁的理论观点，哪怕只是个别观点，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还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本身变化和发展的种种实际需要，促使共产党人绝对不能停留在以往经验和知识的水平上，总是依赖过去的，尽管曾经是成功的方法来认识和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它必须根据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的实际，努力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适合于这种新的实际的认识方法和判断方法，正确地运用这些全新的方法来认识已经变化了一切，以便实事求是地规定自己的斗争任务，并找到适应自己独特的现实需要的正确的前进道路。但是，要摆脱那些成功的经验和传统方法的强大影响，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实际本身往往超出了马克思列宁议论的乃至经验的时空范围，因而要找到一种可以现成搬用的分析模式和理论观点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而所有那些来自于书本的新的知识和方法能否有效地帮助共产党达到预期的目标，同样还要靠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进行具体的检验。结果，要想正确地了解已经变化了实际，并准确地制定出自己的行动计划，就成了一件异常艰巨的工作。特别是对于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分析模式，高度重视自己传统的成功经验，并时刻感受到意识形态的压力的共产党来说，这件事就更加困难了。
十分明显，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至少在上述两个方面都遇到了麻烦。一向提倡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几乎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刚刚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之日起，就重新开始面临着如何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影响的难题了。这是因为，随着民主革命逐步成为过去，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迅速到来，共产党人以往经过长期探索和种种挫折换来的指导民主革命的成功经验，已经不足以应付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迅速到来，而出现的大量新问题。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到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那些现成的书本中去寻找答案。而事实上，同他们开始从事民主革命时期的情况一样，他们仍旧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和消化这些新的理论知识，他们只能现学现用，甚至模仿苏联的那些现成经验。以致建国几年之后，毛泽东就不能不再度提醒人们，不要照搬苏联的模式和经验了。
然而，防止照搬苏联其实并不十分困难，而要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就远不是那么简单了。作为一个曾经一再受到怀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作为一个长期受到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实践训练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不能不经常强烈地意识到捍卫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性的重大意义。多半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毛泽东还在新中国刚刚开始诞生的1949年，就明确告诫中国共产党人：马列主义在中国是完全的法则，完全适用，必须遵行，不能作任何修正，这是原则性。当然，毛泽东十分清楚机械地搬运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话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他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也要添枝加叶，即要有灵活性，否则走不通。但是何谓原则，何谓灵活，哪些算是枝叶，哪些算是根本，这仍旧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由于延安整风中确立了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事实上取消了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毛泽东一人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党内重新形成了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个人从来不是一个循规蹈距的人敢于标新立异，中国共产党才没有简单地重复当年所犯过的错误。但毛泽东一方面大胆地标新立异，一方面又最坚决地反对那些试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观点进行修正的企图，不过是使得在1949至1976年间长达27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乃至只言片语，成了新的理论教条而已。所谓“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所谓“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再清楚不过地展示出共产党人这些年所经历的一幕幕悲剧缘何而来。很明显，由于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和囫囵吞枣，一方面经常深陷于某些理论观念的窠臼中难以自拔，一方面又经常片面地理解马克思列宁的某些观点并把它们引向极端。结果，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冲破莫斯科的教条奋斗了20年时间，才找到了一条通向成功的康庄大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竟不得不在更长的时间里将自己置于新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阴影之下。此正所谓：“行百里者而半九十”。
一念之差百弊丛生
建国以后，毛泽东究竟在哪些方面犯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呢？要在这里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显然过于困难。但只要注意一下毛泽东因为把自己熟悉的阶级斗争看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灵丹妙药，以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化的条件及阶段的理论标新立异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其错误产生的一些原因。
比如，毛泽东明确批评列宁关于经济愈落后，它同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困难的观点，认为这个说法现在看来是不对的。他认为，从中国等落后国家革命的经验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因为“人愈穷，才愈革命”，“越富，革命也越困难”。而生产力的问题，机械化的问题，在革命以后容易解决，重要的是人的改造，即人的革命性问题。事实证明，倒是资本主义国家现在革命十分困难，因为资本主义愈发展，生活愈好，那里的人们就愈不要革命了。因此，毛泽东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观点不是不可以做一些修改的，例如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先进文明国家胜利的问题”，就应当加以修改。[25]
据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关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革命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它必须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观点，不同意任何关于生产关系通常只是被动地适应或适合生产力，而不能人为地预先改造的说法。毛泽东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恰恰相反，首先赞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也不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而是在工业革命以前。这也就是说，一旦有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和条件，就应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创造新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创造条件，而不是等到社会物质条件和阶级条件已经完全成熟，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到了旧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下的程度，再来进行变革与革命。在这里，由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带来的能动的反作用，对生产力的发展显然有决定意义。因此，中国的革命和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迅速过渡，是完全合理的。[26]
基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先于生产力的发展，并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毛泽东突出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强调政治挂帅、政治决定经济、政治决定一切，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精神鼓励与思想改造，强调“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强调“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为此，毛泽东坚决反对斯大林等过分强调物质利益、物质刺激、技术决定论、干部决定论、分配决定论、唯生产力论等等，主张从“公”与“私”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与斗争，把破私立公作为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因此，他明确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以后又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适应与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矛盾与不平衡是永远的、绝对的，主张不间断地进行革命，大破大立，“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通过“不断革命”来保持人民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热情，通过大破大立来不断加速人心与社会的改造，并力图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造成“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组织结构，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27]
要依靠革命来促进生产，依靠不变大破大立、斗私批修来加速人心的改造，自然就要不断地为自己树立革命和批判的对象。因此，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要经过三个阶段的观点也颇表怀疑，提出：“究竟过渡时期包括什么阶段，要好好研究。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是既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呢？”显然，他并非完全不清楚马克思、列宁所讲的三个阶段指的是：第一，先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革命转变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时期）；第二，再从过渡时期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也就是列宁所说的，阶级已经消亡，但在分配上还存在着表面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那个的“半国家”时期；第三，再从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到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已经完全消亡，物质上极大满足，人的自由充分实现的共产主义时期。显然，毛泽东反对把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阶段划分成两个不同的时期。他主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不应该分为两个阶段，而应当看成是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转变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共产主义不必包括两个阶段，相反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叫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一个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叫做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28]
显然，如此划分是适合于他确立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学说和坚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观点的。他明确认为：列宁关于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消灭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不同意说社会主义时期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据此，毛泽东批评斯大林过早地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和说什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只剩下了防御外部敌人的职能了。他断言：“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即使旧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也还会不断地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无矛盾、无冲突，社会也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这是不能想象的。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时期要贯彻始终，而无论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还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阶级斗争都将长期存在，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地存在下去。[29]
敢于标新立异，这反映了毛泽东的个性。但毛泽东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修正，根本上只是服从于他的阶级斗争经验并适合于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的。事实上，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来强化其阶级斗争观念，从根本上就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存在的逻辑依据。但党内高度集中的一元化体制，使毛泽东可以无所顾忌地一意孤行。他一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中与他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不相一致的地方，一方面又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某些观点进行任何一点符合实际的修改，甚至把那些敢于提出不同看法，或者只是表现出不相适应的党的领导人，统统视为“修正主义”而痛加贬斥。这种一面灵活，一面僵化；一面主张标新立异，一面却又把马列主义和自己的观点教条化的情况，在建国以后，特别是中苏两党围绕着阶级斗争理论观点出现意见分歧以后，在毛泽东的身上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
必须看到，建国以后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是有其思想渊源和政策基础的，并非一夕之功。远的不提，1948年毛泽东就明确提醒全党注意，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将要成为主要矛盾。因此，他特别告诫党的领导人：时刻不要忘记阶级立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写到阶级问题的文章，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讲清这个问题的，都叫做肤浅。进城以后，毛泽东更是时刻不忘阶级分析，密切注意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国内，镇反、三反五反、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集团”、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等等，无一不是娴熟地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方法，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文化战线上展开革命。甚至加速农业合作化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发行运动，在毛泽东看来，也是为了在经济战线上开展革命，以便尽快消灭资产阶级。在国外，从反南斯拉夫、到坚决主张苏联武装平息匈牙利事件，以至为了英国共产党和苏共二十大关于“和平过渡”的设想而与之发生意见分歧，这一切同样是为了坚持阶级斗争的原则。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考虑资产阶级经济上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和苏联已有的实践，毛泽东一度不能不承认“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30]也一度同意过中共八大关于今后主要矛盾将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并且接连在几年的时间里力图在他所不熟悉的经济领域里运用战争和革命的经验实现“大跃进”。[31]大跃进失败的严酷事实并不能使毛泽东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与此相反，这反倒使毛泽东开始摆脱一切繁杂的政务，集中精力考虑阶级斗争的大问题。
自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实际上就对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还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心存疑虑了。只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没有能够弄清楚他是否有能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出重要的修正。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后已经不再需要“革命”了，这对于一向宣称自己只是对一件事可以说有经验，“那就是阶级斗争、干革命”的毛泽东来说，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宣布说，阶级矛盾虽然基本解决，但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进而，他更宣布说，即使到了无阶级的社会，也还会有对抗性的矛盾，还要革命，君子动口也得动手，因为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永久动力。[32]这说明，毛泽东无论如何难以改变用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方法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到底还是不能同意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的说法，因为它毕竟妨碍毛泽东按照久已习惯的思想方法考虑问题。随着反右斗争的进行，毛泽东再度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现实的根据。他断定，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还未解决。不久之后，他推翻了中共八大决议中的说法，再度宣布阶级矛盾仍旧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一切又尽在经验之中了。
在公开的大规模的阶级对抗已经不复存在，甚至过去的地主资产阶级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公开对抗的可能之后，重新宣布阶级斗争为纲，寻找敌人和发现敌人的阴谋就成了一件极其复杂，甚至是需要丰富想象力的问题了。毛泽东早就说过，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学生闹事可能是因为他们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我们那些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对农业合作化以及统购统销心存疑虑，多半也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那些心怀不满的家里人讲了一些坏话。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33]
于是，“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观点被动摇了，一方面是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另一方面是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必然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一切认识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社会矛盾、甚至经济政策、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统统可以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思维逻辑渐渐成为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强盛，反居其次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针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对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提出的直率批评，不仅没有使毛泽东感觉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反而激起了毛泽东必欲加强阶级斗争的强烈意志。而中苏两党之间围绕着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更是使毛泽东越发感到保持自己特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代言人地位的重要性。
加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坚持马列主义正统，反对一切试图从“右”的方面来修正马列主义观点的企图，导致了毛泽东在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地位，任何意见分歧都成为不可能，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任何一点动摇，都有可能使人怀疑，毛泽东是否完全正确，从而动摇他的正统发言人的地位和资格。
思想、理论、观点一旦被同政治的权威性联系在一起，就不免被纳入到政治斗争的轨道，最终形成“一言堂”。何况是在讲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年代。因为向马列主义故乡的各国党挑战而感受到马列主义正统性的强大压力的毛泽东，不可避免地会以他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一道政治分水岭，任何敢于怀疑毛泽东不正确，或与毛泽东所想所说不相一致（甚至只是因为毛泽东怀疑其不相一致）的党的领导人，从彭德怀、王稼祥、邓子恢，到彭真、刘少奇、邓小平等等，最终都只能被视为苏联修正主义的代言人乃至“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至统统打倒之。
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绝对化、公式化至如此地步，以至不仅要斗一万年，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仅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阶级斗争的方法看等并解决政治问题，而且把一切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统统归结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来认识和处理之，甚至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马克思主义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学说；不仅以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态度坚决与否来衡量真假马列主义，而且以阶级斗争开展得深入与否和彻底与否作为评价整个社会和每个单位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倒退的唯一标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毛泽东要为一切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大开绿灯，使当年那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得以借尸还魂至登峰造极。
毛泽东何尝不喜欢“左”。在1957年准备开始进行反右运动时，他就曾经明白写道：那些有“左”倾思想和教条主义的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真正的教条主义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所以“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但党内“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4]
不难看出，正是自毛泽东开始，在主张革命、主张搞阶级斗争和主张改良、主张淡化阶级斗争的人们之间划了一条左与右的分界线，并把“左”倾定性为思想认识问题，抱之以明显的同情；而把“右”倾定性为阶级立场问题，抱之以极端的反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建国以来，宁“左”勿右及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竟至泛滥成灾。毛泽东谈阶级斗争喜欢强调百分比，下面就大打“右派”、“反革命”，极力凑数字，唯恐不积极；毛泽东喜欢高指标，下面就是饿死人，也要弄虚作假，取悦于上。中国虽未重演苏联斯大林时代肃反闹剧，大开杀戒，但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各种运动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竟至以千万计。而由此造成的亿万中国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损失，造成国家在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发展等各方面的损失，那就不是用数字能够计算得出来的了。
实事求是突破樊篱
同样是一个毛泽东，何以建国前和建国后有了如此大的差距？为什么建国前的毛泽东更多地关心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此不惜同那些自以为正统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而建国后的毛泽东却恰恰相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形势变了，地位变了。
建国前，毛泽东只是一个在野党的领导人，他的面前有强大的敌人，他必须按照中国的实际，找到适当的方法，才有可能避免失败的命运，真正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而政策错误的恶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建国后，毛泽东成了一个国家的领袖，除了境外那些处心积虑却又无可奈何的敌对势力以外，他几乎没有了对手。他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决定一切，他哪怕只是一个号召，就足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整个社会。因此，他显然感觉不到任何失败的威胁。即使是像1959——1960年那样饿死两千万人的惨剧，也不能使他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错误。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能够创造一种制度，一种可以千秋万代地保持共产党的政权不变颜色的制度，把自己开创的江山永远地巩固下去。为此，他不惜进行任何翻天覆地的革命尝试和政治运动；为此，他必须给自己一个一贯正确的形象，努力保持马列主义正统的化身，坚持按照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划线，不仅中国必须照此办理，就是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就是修正主义，就应该打倒并推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自然不复存在了。
建国初期，毛泽东也曾一度提出过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努力在某些方面寻找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但这种尝试说到底，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以自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为基础，以列宁1918——1919年的观点为根据的。[35]因此它丝毫也不妨碍他在50年代后半期迅速走上反对修正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的道路，最终停止了这种实际上尚未正式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以反教条主义起家的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竟然经验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并极力使之教条化、公式化，把中国共产党刚刚培养起来的敢于思考、敢于标新立异的优良作风扫荡殆尽，使“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甚嚣尘上，使宁“左”勿右的思维方法长久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遗害无穷。
显而易见，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以实践为标准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以我为主，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敢于修正，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实际，而不是刻意地以中国革命来适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理论原则和观点。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作为党的至高无上的领导人的毛泽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不是以实践为标准，而是以理论为标准；不是力求理论适合于实际，实事求是，而是强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适合其理论观点上的要求，乃至作为其理论的试验场。从反右到反右倾，从到“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毛泽东关于“不断革命”（以后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实践中去，运动的规模越搞越大，以至全国大乱，无休无止，党和国家蒙受了无以弥补的巨大灾难。
历史教训了人们。中止于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70年末终于又开始了。以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为起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决心全力扫除以“两个凡是”为特征的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逐渐形成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和政策，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走上了一条既有别于马克思、列宁，又有别于毛泽东的前所未有的独特道路。这些方针和政策主要有：
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共中央重申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重申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接受实践检验，以此来证明其是否正确的观点，强调不论什么人，任何没有经过初中检验的理论观点都不能被认为一定是正确的。毛泽东固然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但晚期的毛泽东却坚持把马克思、列宁和他自己的某些说法神圣化，不容任何反对或改变，从反对本本主义，到一切从本本出发。邓小平就此明确指出：世界天天在变化，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关起门来不动脑筋，就一定要落后；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新的客观实际相联系，不接受新事物，就一定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发展就没有生命力。他断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因此，必须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让思想接受实践的检验，大胆地试，错了就改，对了的就坚持。与此同时，在与各国党的关系方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中央领导人也一反毛泽东前此把一切否定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的兄弟党统统斥责为修正主义的作法，明确承认：“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因为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事情很清楚，既然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生搬硬套套俄国革命的模式，我们又能什么理由要求别的国家生搬硬套中国革命的模式或俄国革命的模式呢？中共中央的这一作法，充分反映出他们勇于探索、敢于实践，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
二、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坚持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标准来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坚持“拨乱反正”，其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否定了毛泽东前此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方面来。很显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一大二公”为目标，这是毛泽东将近30年社会主义实践最为看重的一笔，而邓小平却对此给以明确的否定，说：《近30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中共中央坚决地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为此，必须重新提出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以迅速发展生产力当作我们今后一切工作的中心，横下一条心，“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清楚地说明他们决心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决心首先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增长，而不再像毛泽东那样以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化，来衡量社会的进步与否。
三、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要迅速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打破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现存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力迅速发展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与此同时，必须大规模地吸引投资，迅速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并且还必须极大地改变马克思、和毛泽东等原有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诸如认为第三产业不创造价值和不了解消费对生产的积极作用，甚至把消费更多地看成是一种浪费等等），广泛开拓新的生产渠道和新的市场。这一切都需要打破毛泽东时代那种闭关自守的状态，积极引进国外的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引进外资，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运作方面的一切长处，即需要改革和开放。显然，无论是借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其经营方法来改革“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还是把社会主义的国家向资本主义的国家开放，这些都大大超出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原有的设想。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从实践的标准和生产力的标准出发，相信：改革开放是迅速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必须的，凡是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与经济操作方式、增加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必须的，凡是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与经济操作方式，不论其“大”与否、“公”与否，一律必须改变；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科学技术、管理、经济理论乃至消费方式，不论姓“社”、姓“资”，都应当引进。邓小平的观点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中国现在还很穷，因此“现在虽说我们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而要快实现尽快实现这一目的，只有改革开放，除此别无出路。这种方针，无疑是一种创造。[36]
四、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要搞社会主义，这是新一代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相一致的地方。为此，中共中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究竟什么是党的领导，什么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什么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这仍然要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和规定。毛泽东所说的党的领导，是以党代政、个人决断、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率一切的“一元化”，新一代中共中央则明确提出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集体领导、多党合作、经济先行的新体制；马克思、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是纯粹共有、没有商品、货币，更无所谓市场，完全按劳分配，一切有计划发展的理想社会，远不是我们今天所能达到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承认货币和商品的部分属性，毛泽东只是在斯大林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商品的存在，但斯大林概括的公有制（以国有化为基本标志）、计划经济（以排斥市场作为基本要求）、按劳分配（以平均主义的“铁饭碗”、“大锅饭”为基本特征），几十年来一直被共产党人视为社会主义的三大属性。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则从实践中认识到：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但究竟何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并没有搞清楚。
但至少，第一，公有与否，以及公有的比重多少，与社会主义没有本质的联系。公有制应居于主导地位，但公有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所有。毕竟，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从没有把国家所有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过。并且，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也只是社会所有或共同所有，即共产，而非公有。当然，所有制本身仅仅是实现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我们未必要拘泥于马克思的某种设想，但不顾实际条件，为公有而公有，更是极端错误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究竟搞什么样的所有制，关键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各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不一定非要过渡到国有制，而以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三者结合的股份制，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私有、外资同样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并服务于社会主义。
第二，计划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它们归根到底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不反映社会制度的基本属性，从而彻底否定了前此以主观计划取代市场机制、限制市场作用的传统经济模式，为全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开拓了道路。
第三，按劳分配不是“铁饭碗”、“大锅饭”，甚至不等于工资制，而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多劳动者多得“食”，甚至少能力者少得“食”，少赢利者少得“食”，而能力多者、赢利多者，则多得“食”。即打破人们前此关于社会主义就是经济上绝对平等的传统观念，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
显而易见，新的中共中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有着十分独特的看法，这使得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民民专政以及党的领导等等，都有着明显地区别于前人的理论说明。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说明尽管还不能完整准确地说明究竟我们今天的和未来应当建成的社会主义究竟应当怎么一种情形，但它毫无疑问已经大致勾勒了一个粗线条的图画，并打破了人们过去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些理论误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这既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出发的，因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的，因而又是明显地具有中国特色的。
不难看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其实践的标准、生产力的标准，十分明显地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改革开放的方针和力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态度，又明显地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实践，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所进行的修正和创造。这恰恰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且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经过了种种曲折和反复之后，终于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创造性思维下，得以再度向前延伸了。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困难的历史性课题。它不能不经历种种艰难曲折，并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只要马克思主义仍旧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只要人们对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众多政治理论问题仍旧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那么，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对于这种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否应该去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需要，和应该怎样具体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需要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争论以至斗争。争论的实质，其实还是一个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诸如40年代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断言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适合于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南，它不受任何国家和民族的限制，因而不存在因国家和民族的区别而国家化、民族化的问题，不存在因为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的不同而需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进行必要的修正乃至创造新的观点的问题。因此，他们断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科学，甚至迫使毛泽东将他创造的这一概念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37]，力图以此来限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思维，阻止其独立思考，标新立异。
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思想将信将疑的人，诸如过去和今天一些有“左”倾思想的共产党人，相信毛泽东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愿意把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来，原则上也同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提法，但是，他们同样怀疑是否有必要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他们本质上其实同当年的苏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一样，更多地关心的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否适合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某些理论观点，反对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从实践的和生产力的标准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观点进行某些必要的修正，使之适合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说到底，他们同样也是反对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书本面前独立思考、标新立异。
然而，自有马克思主义以来，整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都已经清楚地证明，如果马克思主义要想具有政治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国家是按照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发展进程和革命方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而且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是完全相同的。不论马克思怎样断言“工人没有祖国”，不论列宁怎样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共产党情报局怎样反对所谓“民族共产主义”，无论胜利的还是没有胜利的宣布代表各国工人阶级的共产党人，事实上都很难甚至不可能完全离开他们自己国家的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来考虑问题。同样，时至今日，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都不能不站在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根据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来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使当今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的具体解释千差万别。相反，那种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模式化，那种试图把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统一在一种格式下，反对民族化的努力，如当年共产国际批评毛泽东、九国情报局反对南斯拉夫之类，结果证明都是失败的和毫无意义的。只要存在着国家和民族的区别，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不同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背景和环境，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将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象，就永远不存在一个对一切国家和民族都适用的理论模式。邓小平说得好：“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自改革开放以来，明确对过去一度用一种模式去批评别的党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先后同那些受到过自己批判的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乃至社会党，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关系，尊重各国党和各国人民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去寻找道路和解决问题。[38]
与此同时，整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还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变化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事实上，不仅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邓小平他们所面临的时代和条件有极大的不同，因而影响到他们对许多具体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理解和解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至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他们自己的思想本身也有着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以致影响到接下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归纳和领会他们的思想的进修，经常出现关于早期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列宁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列宁、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对立和争论，甚至出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打语录仗”的情况。事情很清楚，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条件和环境的的变化，从而不能不决定着人们思想和主义的某些内容也要相应地有所改变。如果人类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到马克思就可以终止不变了，那又何尝会有列宁主义？如果列宁主义走到了人类认识的顶峰，那又怎么会有毛泽东思想？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变化是正常的，相反，不变化却是不正常的。时间在变，世界在变，环境和条件都在不断地改变，把我们的思想、主义固定起来，僵化起来，不能怀疑，不能修正和创新，只允许一种解释、一种声音存在，这不仅是对人的思维权利和人类思想进步的阻窒，而且只能是使共产党在变化的大千世界面前失去应变的能力，从而丧失自己的生命力。自马克思主义诞生100多年来，人类历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都已经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甚至已经极大地不同于列宁和毛泽东当年的认识，要么共产党人否认自己搞的是社会主义，要么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创造出一种可以解释现实并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新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二者必居其一。生搬硬套老祖宗是肯定行不通的。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必然的也只能存在于共产党人的独立思考中、存在于他们的标新立异中，存在于他们的理论和思想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他们对社会主义内容和本质的新的说明，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根据中国具体实际的需要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灵活的应付之策，正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机的关键所在。
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由之路。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革命就要失败，建设就要受挫折，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过去的胜利，才可能有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今天的巨大成就。
在这里，需要再三说明的是，第一，把理论联系实际仅仅理解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地应用于实际，从某些理论原则出发，努力使实际服从于理论的需要，绝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晚年也谈论理论联系实际，但他更多地只是从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出发，坚持要把中国的实际乃至各国的党统统纳入到他的理论轨道中去，并坚持以此来评判真假马克思主义，结果一步步走向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二，把理论联系实际理解为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随心所欲地从所谓“实际”出发，独立思考、标新立异，也是达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的。实际要靠人来认识，离开正确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础，客观实际仍旧难免被主观歪曲。晚年毛泽东也看重实际，主张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标新立异，但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片面地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夸大人的精神和主观意志的作用，夸大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作用，从而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在估计上发生严重偏差，错误地了估计实敢际，结果是错误地选择了严重违反客观实际的方针和政策。
第三，仅仅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而不敢独立思考、标新立异，不敢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从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出发，大胆地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达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就要求有独立思考、标新立异的精神，没有独立思考和标新立异的精神，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如果不敢向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大胆地否定前人的某些观点，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中共中央如果不敢大胆地否定毛泽东的错误，修正和发展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学说，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又要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即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同时更要坚持独立思考，标新立异，敢于大胆地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使之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为此，共产党必须吸取毛泽东高度集权、大搞“一言堂”的沉痛教训，大踏步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以便创造一个民主、宽松与团结进取的政治氛围，使思想理论问题的探讨和争论成为一种正常的现象，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为进一步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客观实际的需要密切地结合起来，而集思广益。
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并且必须相应地变化和发展。在苏联等国家共产党政权相继解体，社会主义实践纷纷失败的国际大背景下，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大胆实践，大胆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并努力去探索去实践去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才有前途之可言。
[1] 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中文版，第643——645页。
[2]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文版，第178，389——390页。
[3] 《中国共产党党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中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49——3550页。
[4]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
[5] 《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
[6] 在陈独秀1920年的文章当中，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一观点。见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558页。
[7] 见《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
[8]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先驱》第4号，1922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99——117页。
[9]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５８９——５９１页。
[10]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１辑，第２６６——２６７页。
[11] 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２册，第１２１页。
[12] 《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５８页。
[13] 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布尔塞维克》，第１卷第１０期，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０日。
[14]《 秋白给国际的报告》，１９２８年２月８日。
[15]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９日。
[16] 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８年７月９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299——300页。
[17]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９５页。
[18]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652页。
[19]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１辑，第１１９页。
[20]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莫斯科１９３９年版，第４——５页。
[21] 《张闻天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８２页。
[22]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莫斯科１９３９年版，第４——５页。
[23]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５００页。
[24]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１——１１页。
[25] 参见《毛泽东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26] 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可见于《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
[27] 毛泽东对于斯大林和苏联人在这些问题上的批评，以及他对政治挂帅的强调等，大量散见于他的各种讲话和文章中，如《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
[28] 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阶段的划分问题，最早见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此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此进一步分作三个部分作了更为详尽的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1，99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6——461页。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见《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
[29]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国家职能问题的论述，见前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可见《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8月6日，8月9日，等。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245页。
[31] 毛泽东对经济问题、生产问题的陌生，通过他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而表露无遗。
[3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10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326页。
[3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78年版，第331——332，333——335，336——337，351页。
[3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460——470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288页；《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858年5月17日。
[36]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133，278——279页。
[37]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显然是毛泽东在苏联人帮助修改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出于对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顾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在文字上所做的违心的修改。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和《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2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