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0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而且给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它尤其给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以深刻的影响。这场运动使国人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列强、清朝统治的反动本质，使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看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反抗力量，认识到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而把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关系，生动地体现了救亡与启蒙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义和团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显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而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对时局进行的深刻反思。而这些反思又通过当时的各种宣传舆论工具表达出来，成为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讲，经过义和团运动之后，国内民众的思想认识，无论在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政府腐朽本质的认识方面，还是在对人民群众力量的觉悟、对新世纪思想启蒙重要性的认识等方面，都大大提高了。义和团运动对近代思想启蒙的积极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一、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王朝反动本质的新认识
帝国主义列强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和清朝腐朽卖国的嘴脸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暴露得淋漓尽致。对于这些，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有比以往更为明确的认识。
在改良派方面，《清议报》发表署名“佩弦生”的文章《论中国救亡当自增内力》，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待中国的政策有的主张“瓜分”，有的主张“保全”，尽管旗号不同，但侵略实质却都一样。文章说：“呜呼！天下安有借外力而可以立国者哉！”“其所谓保全之策，则亦取我要港，得我铁路，扩张势力……所谓保全者，固犹是侵略之政策。特彼出以急激之手段者，此则出以和柔之手段而已。”[1]（第41册）邵阳蔡奋的《人道乎？抑人道之贼乎？》一文明确指出：义和团的“挺而走险之举”起因于各国列强的“骄横暴厉”。作者说：“义和团之起因也，因各国之骄横暴厉，愤恨耿集，含郁已久……吾读东西各舆论，盖怜其罪而嘉其义者亦不鲜矣。呜呼，义和团其果为‘文明之公敌’乎？果为‘世界之暴族’乎？”[1]（第66册）类似这样的仗义执言，在改良派发表的文章中屡见不鲜。
《中国日报》、《中国旬报》等革命派报刊在大量报道义和团活动的同时，愤怒地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中国旬报》揭露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大肆烧杀，无数民众“枪死、炮死、刀死、践踏而死……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闸，积尸数里，高数尺。”[2]（《天津一月记》，第28期）该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中外关系说》特别揭露俄国为侵略中国，“遂用灭波兰之故智，阳托于大义，阴诱以甘言，重之以密约，交之以厚仪，遂从衮衮执政中分出一派联俄之大臣”，以控制中国内政。列强“派兵多至号三十万，禹土开国以来，受外人戎马之践踏者，以此次为最。”[2]（第20期）在《记营口失陷详情》、《记俄兵陷海城事》、《东三省失守始末》、《俄兵残暴确证》（均发表于《中国旬报》）等文章和报道中，对义和团运动期间俄军的侵略暴行作了尖锐揭露。清政府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在义和团运动中暴露得淋漓尽致，使国人对其反动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陈天华的《猛回头》在形象地描述了清政府对列强摇尾乞怜的卖国丑态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3]（P147，P151）“洋人的朝廷”一语，就是革命派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后给清政府所下的政治判断，标志着民主革命意识的觉醒。
国人的反思不仅表现为对各国列强侵华罪行的谴责，而且还把对列强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思考，提出了“帝国主义”的新概念，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新进步。
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办、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刊物《开智录》（1900年11月创办）发表了《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一文，明确地阐述了“帝国主义”这一政治概念。文章对“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如下：
帝国主义（imperialism）之名，何目昉乎？乃起于当时拿破仑党之欲谋恢复帝政，故称其主义为imperialisme（opinion desimperialistes），此真帝国主义也。至今日之所谓帝国主义，实大有不同。如北亚美利加洲所行之帝国主义，乃膨胀主义也，扩张版图主义也，侵略主义也。总言之，今世界之帝国主义，实狄塔偏dick turpin主义，即强盗主义也……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4]（P53）
这一定义尽管不甚科学，但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基本特征的揭露是深刻的。文章还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帝国主义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描绘出帝国主义猖獗于世界的可怖图景。值得指出的是，文章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揭露，与义和团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章指出：“在二十世纪之大剧中，今回之事实，其尤轻者也，其更残酷者，岂堪屈指哉！夫黑龙江旁之虐杀不过数千人耳，山东直隶数处之蛮行不过数府数县之地耳；我全国之人民土地，皆在于束薪之上，将来全体之大动，不更利害万千倍耶！”[4]（P57）
义和团运动以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频频见诸国内的书籍报刊，被人们广泛使用。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阐明了“帝国主义”、“民族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等概念，认为：欧洲国家思想的发展是从“帝国主义时代”到“民族主义时代”，再到“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最后进入“万国大同主义时代”。[4]（P30）所谓“新帝国主义”就是强权政治和侵略主义。他说：“故德国以杀两教士之故，而掠口岸于支那；英国以旅民权利之故，而兴大兵于波亚……盖新帝国主义，如疾风，如迅雷，飙然訇然震撼于全球，如此其速也。”[4]（P33）具有革命倾向的刊物《湖北学生界》第1期发表的《叙论》、《浙江潮》第6期刊登的《新名词释义·帝国主义》等文章，不仅对“帝国主义”作了词义上的说明，而且还对帝国主义列强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自1900年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有所改变，侵略重点“不在政治上而在经济上”。其原因有二：一是列强的“工商业日益发达”；二是“义和团之反抗力是也”。“甲午一役，列强知中国之无能为，于是种种野心起，及夫庚子难作，而彼乃深悔其昔日之政策盖不足以亡人矣。”列强实行的“经济之侵略”，用心更为狠毒，“譬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惊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其由，未几乃病瘵以死矣。”[5]（飞生：《俄人之东亚新政策》，第1期），这些揭露具有一定的深刻性。
“帝国主义”一词的引入和运用，是国人在20世纪初国际政治观念上的一大进步。过去，中国人把这些外来入侵者称为“夷人”、“洋人”或“列国”。这些称谓多是从文化、地域或一些政治表象来作界定，含义不免模糊不清。而用“帝国主义”一词涵盖各国列强，至少在文字表述上是确切的。尽管此时国人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还不甚科学，然而，八国联军在庚子事件中的野蛮暴行给“帝国主义”一词作了最确切的注解，也给中国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加深了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感性认识。如以上论述对帝国主义穷兵黩武、强权政治、侵略扩张行径的揭露就相当深刻，已经触及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本质，说明国人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认识水平显然提高了。
二、对人民群众所蕴藏的巨大反抗力量的初步觉悟
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显示了广大民众在反侵略斗争中的巨大作用。这种情况也给新兴资产阶级以极大的震动，使他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对广大民众的巨大反抗力量持肯定的态度。
1901年3月，在国内外舆论对义和团的一片指责声中，《开智录》第6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文章，称赞义和团“唱灭洋之议，率无学之徒，蜂蜂然，轰轰然，视死如归，摇动世界”；赞扬义和团“动天下之兵，寒列强之胆”的爱国精神。文章肯定了义和团于中国有四大功绩：1.“为我国民雪二百余年之深恨，茁固有民权之萌芽”；2.使国人“始知有国耻矣，望议和之速成矣，望国政之改革矣”；3.“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4.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使其“未胆敢如前之猖獗耳”。文章还正确说明了义和团兴起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义正词严地予以谴责。作者从义和团的反抗斗争中受到鼓舞，把义和团运动视为挽救中国的契机，指出：“（义和团）有此数功，前不可徒目之为匪矣；有此数功，则我国民精神可从此振刷矣。孟子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而今国民创生之好时机矣，岂可失去之哉！……不知我同胞国民，其一致意于此否耶？抑勃然兴起，而辟创一新世界耶？不禁引领以望！”《国民日日报》刊登的一系列文章也高度评价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显示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帝国主义列强不怕中国的朝廷、官吏，但却害怕中国亿万民众的力量。正是义和团的狂飙突起，才打击了它们瓜分中国的阴谋。《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因此而感慨：“呜呼，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6]（第1期）民间蕴藏的革命力量日益受到资产阶级的重视。《中国灭亡论》一文指出：“百年以来有所谓白莲、哥老、三合、大刀、小刀、安清道友、义和拳民等野蛮集会，出没于沿江沿海各行省。其数之多无虑数千百万，其势力虽充足至于糜烂六百余名城，若咸同洪杨之乱，尚不能组织一政府……吾尝纵观期间，叩其宗旨，莫不曰吾将反清以复明也……其宗旨亦不过震震铄铄慷慨谈之，究之所谓反也复也亦并不能践，盖欲借此名以聚众而遂其攻摅劫夺之私愿而已。”[6]（第3期）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新兴资产阶级不仅认识到下层民众反抗力之强大，而且还对旧式民众反抗斗争的局限性作了初步的反省。
借重民众的力量抵抗外来侵略，拯救国家的思想，在陈天华等人的主张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陈天华在《猛回头》一文中对义和团运动作了一定的肯定，指出：“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3]（P146），其中的“心思”指的就是义和团在斗争中体现出来的反帝爱国精神。但是，他并没有流于简单肯定义和团，而进一步指出了义和团的两点不足：一是“信邪教”、“靠邪术”；二是“野蛮排外”。他屏弃了义和团的“野蛮排外”，主张把“拒外人”和“学外人的长处”结合起来，指出：
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于今的人，都说西洋各国，富强得很，却不知道他怎么样富强的，所以虽是恨他，他的长处，倒不可以不去学他……有人口口说打洋人，却不讲洋人怎么打法，只想拿空拳打他……不学他的枪炮，能打得他倒吗？……俗语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若有心肯学，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3]（P131-133）
陈天华此论的深刻性就在于，既发扬了义和团勇士们爱国保家、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和勇敢战斗的精神，又检讨了义和团缺乏理性、盲目排外的缺陷，肯定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从而把义和团的爱国精神和现代理性结合起来，在继承义和团反帝传统的基础上又超越义和团，代表了当时国人对庚子事件反思的新认识。
类似陈天华上述的反思，见诸当时报刊上的文章不胜枚举。《蜀报》的一篇文章在谈到庚子事件时认为：“夫排外主义所以保国家之权利，非不韪也。然转以之丧失所固有，则排外之术，无乃失其道矣。”批评义和团是“以孱弱之病夫，寻斗于壮士，不亦慎乎！”[7]1903年创刊的《觉民》刊登的一篇文章，在对庚子事件作了回顾之后，把近代民族主义和旧时代的攘夷主义作了区别，认为：旧时代的攘夷主义实际是一种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的体现，“自以为尊贵，而此外则目之为夷狄。”因此，“今日亦守文明国之民族主义，而不宜守吾旧目之攘夷主义。”[8]这些说明国人已经用理智的眼光来看待民众的力量。
三、近代思想启蒙发展的新阶段
义和团运动的悲剧性后果对于国人来说无疑是空前的伤痛，必然要引发国内仁人志士对思想启蒙的新的呼唤。在义和团运动以前，中国思想界启蒙宣传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手里，宣传重点主要是围绕着具有改良性质的维新变法运动来开展，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很有限。而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国内思想启蒙宣传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1901-1903年间，国内涌现出大量致力于思想启蒙的书籍报刊，宣传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思想主张。与义和团运动以前相比较，此期的思想启蒙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思想启蒙主体的转换
以1900年为界，可以把自1895至1911年间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以前，启蒙宣传的主体力量是康、梁等维新派。他们不仅在国内创办了大量报刊，而且还在海外办了如《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影响较大的报刊，几乎左右了当时的思想舆论界。而此时，也正是孙中山革命活动开展得比较艰难的时期，革命派自己的舆论工具不多，宣传活动收效甚微。这种情况到1900年以后发生了明显改变。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革命派意识到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加强了宣传工作的力度，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庚子事件造成的革命危机，使革命派的宣传活动、思想主张有了更为广阔的群众基础。1899年底，陈少白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创办革命派的第一份报刊《中国日报》，于次年初出版。1900年以后，由于形势的急转直下，革命派在国内外掀起了创办革命报刊、发行反清书籍的热潮。正如冯自由所说：“庚子以后，东京留学生渐濡染自由平等学说，鼓吹革命排满者日众，《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缤纷并起，《湖北学生界》、《新湖南》、《江苏》各月刊继之，由是留学界有志者与兴中会领袖合冶为一炉。革命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在壬寅（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苏报》案前后，已渐入于革命书报全盛时期矣。”[9]（P11）仅在冯自由提到的上述两年内，就有六种革命派报刊问世。除此以外，革命派创办的报刊还有诸如《大陆》、《童子世界》、《觉民》、《女子世界》、《安徽白话报》等多种。截止1905年8月，革命派创办的报刊已达50种以上。在大量发行报刊的同时，革命派还注重出版发行自己的书籍，开办了镜今书局、东大陆图书局、国学社等出版机构，大量刊印革命宣传品，震撼着国人的心与脑。如果说，在19世纪末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思想启蒙主角是由改良派来扮演的话，那么，从庚子事件以后，随着革命派力量的不断壮大和其舆论宣传工作力度的加强，革命派逐渐成为思想领域中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劲旅。到1905年，由于革命派在与改良派的论战中节节取胜，使得他们在舆论宣传和思想启蒙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主体发生了角色上的转换。关于这一点，甚至连他们的对手也不否认。1903年6月《苏报》刊登的一篇反映保皇派观点的文章《革命驳议》惊呼：“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仅三数人而已，近则其数渐多，血气未定膂力方刚之少年，辄易为所惑。又从前持此议者，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张胆于稠人广众之中，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是则主革命者，必以其说为不可易矣。”[10]（P692）这段话，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革命派舆论宣传力量在1900年以后的迅猛增强。
（二）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作为思想启蒙的两面旗帜
在义和团运动以前，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旗帜主要掌握在康、梁等维新派手中，他们宣传的重点是“变法图强”。在他们所鼓吹的“保种”、“合群”等政治主张中尽管也包含着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内容，但大多被掩盖在“变法图强”的政治宣传之中，未能凸显出来。而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的启蒙宣传主题为之一变，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成为进步人士关注的内容和宣传重点，这比戊戌维新时期的启蒙宣传进了一大步。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在晚清时期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梁启超在1899年发表的《东籍月旦》一文曾使用了“民族竞争变迁”、“民族文明发达”等词语。这是迄今为止人们所见到的较早关于“民族”一词的文字表述。1900年以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国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民族”及“民族主义”等词汇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多。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发表了大量论述“民族主义”的文章。仅在1901年至1903年间，见诸报端的此类文章就有《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撰，《清议报》第94期，1901年）、《中国灭亡论》（《国民报》第2-4期，1901年）、《正仇满论》（章太炎，《国民报》第4期，1901年）、《通论四：民族主义》（邓实，《壬寅政艺丛书》，1902年）、《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效鲁，《江苏》第3期，1903年）、《民族主义》（《江苏》第7期，1903年）、《民族主义论》（余一，《浙江潮》第1、2期，1903年）、《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等等。
这些论著突破了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的狭隘性，吸收了西方近代民族理论观点，对“民族”、“民族主义”等概念作了新的解释。梁启超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一文谈到民族主义时说：“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1]《江苏》发表的《民族主义》一文给“民族”所下的定义是：“民族者，其境土、祖先、风俗、言语共同一致，生活社交联为一体，两者相互而成自然之结社者也。”[12]还有的作者认为：“民族之所由生，生于心理上道德与感情之集合。因道德与感情之集合，而兴起政治组织之倾向；因政治组织之倾向，而民族建国主义乃星回薄于大陆之上。”[13]（《民族主义之教育》，第10期）他们都把民族主义看成中华民族摆脱危机、走向独立富强的必由之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更是把民族主义作为进行反清斗争的一个重要纲领，不遗余力地予以鼓吹。由高旭等革命党人在1903年创办的《觉民》发表文章声称：“盖今日救国存种之策，舍民族主义竟无从下手，惟此乃有一线之生机耳。”[8]一篇署名“重光”的文章《国民与人民之分别》盛赞近代志士，“以民族主义为全国倡，曰中国者，中国民族之中国。”“民族精神，自由主义是也。”[8]至于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则把民族主义放在了第一位。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年风靡全国，究其原因，从思想来源上讲，主要受到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从社会现实上看，庚子事件引发的严重民族危机成为激发国人强烈民族情绪、爱国精神的首要客观根据。
民主主义也是20世纪初和民族主义同样重要的启蒙思想主题之一。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最初萌芽于19世纪70年代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康、梁维新派用进化论、民权说等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对民主思想做了进一步论述，丰富了早期改良派所主张的内容。但是，康、梁维新派的民主思想并不完备，具有很大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此时，孙中山等革命派尽管登上了政治斗争舞台，但是，他们的宣传活动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主义在国人心目中还相当模糊。然而，这种情况到义和团运动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清朝统治集团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充分暴露了其专制、腐朽、卖国的反动本质，促使国人进一步反思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再加上新型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学说的广泛译介，使得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宣传民主主义的热潮。在1900年以后，海内外的报刊、出版机构发表了大量鼓吹民主主义的文章著作，如《万法精理》（1900年译刊，今译《论法的精神》，法国孟德斯鸠著）、《美国独立檄文》（1901年）、《新民说》（梁启超，1902年）、《近世欧洲四大家政治学说》（卢梭、孟德斯鸠等著，梁启超辑译，1902年）、《革命军》（邹容，1903年）、《群己权界论》（英国穆勒著，严复译，1903年）、《法兰西人权宣言》（小颦女士译，1903年）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篇章。它们当中，有的文章用近代民主主义理论深刻揭露清王朝实行的封建专制统治，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专制思想理论；有的致力于介绍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理论和制度；还有的则着重阐述民主主义的涵义和精髓。它们的出版，把国人关于近代民主主义的宣传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当时的有识之士不仅激烈反对清朝的专制统治，而且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整个封建专制制度。如何才能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呢？他们的答案是：实行民主政治，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建国的道路。在他们看来，民主主义潮流的发展已经形成由西而东的趋势，它在中国的兴起已经势不可挡，声称：“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覆，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欧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6]（《二十世纪之中国》，第1期）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把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作为引导中国和世界走向光明的两面旗帜，认为“此二主义”既然能使欧美列强“国势乃如春华之怒放，旭日之初升”，也必将给中国带来福音：
吾惟信此民主主义，吾惟信此民族主义，吾惟崇拜欧罗巴人之能利用此二主义，吾不信我支那人之终莫明此主义，吾不信我支那人之既明此主义而不能利用此主义。岂彼白人者独能专美于前哉！吾述既竟，登高西望，大声疾呼者三：曰民主主义！曰民族主义！祝我支那人能利用此二主义！[13]（《十九世纪欧罗巴历史之壮观》，第12期）
（三）反思义和团运动的落后面，重建国民新的道德精神
无庸讳言，义和团运动作为一次以农民阶级及社会下层民众为主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局限性和落后性，诸如宗教迷信、笼统排外、组织分散、斗争方式落后等等。这些也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因素。批评义和团的言论在1900年及以后较长的时间里屡见不鲜。就在义和团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清议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伤心人”（麦孟华）的文章（《论义民与乱民之异》）说：“团匪之乱，固非独国家之害，实我四万万人切肤之灾者也。夫彼之毁人租界，杀人人民，戕人公使，诚快彼排外之野心矣。然使外人日骂我为野蛮，日辱我为犷种，我四万万人遂无颜复对外人。”[1]（第52册）革命派同样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肯定义和团爱国精神的同时，也批评了他们“举动可笑”、“可恶”，惋惜地说：“夫义和团本为自立自主自由之绝大质点、绝大机关，独惜其智识未开，不思划除国内之虐政，不度德不量力而遽与外人为难，为可慨耳。”[2]（《主权篇》，第33期）邹容在《革命军》中把革命分为“野蛮之革命”和“文明之革命”两类，义和团运动属于“野蛮之革命”之类，弊端是“有破坏而无建设”。[14]（P349）陈天华在稍后一些时候对义和团的缺点作了更为深入的检讨，指出：
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却有几件大大的不好处，不操切实本领，靠著那邪术。这邪术乃是小说中一段假故事，那里靠得住。所以撞著洋人，白白的送人了性命……我们要杀洋人，当杀那些千军万马的洋人，不要杀那一二无用的洋人……义和团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弄出天大的祸来。[3]（P146）
尽管革命派、改良派批评义和团运动的角度、程度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通过检讨义和团运动的缺点教训，都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民众在文明程度和道德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到“开民智”、“新民德”，进行启蒙宣传的迫切性。为此，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开展思想启蒙的主张，诸如“学战”、“游学”、“新民德”、输入西学等等。试图通过这些途径发展近代新型文化事业，更新国人的文化知识结构，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水准，为他们进行的政治变革奠定思想基础。
革命派首先提出“学战”的口号。《湖北学生界·叙论》一文说：“以为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之于学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终处于不胜之势。”[15]所谓“学战”，是指发展民族近代文化，“养国民之资格”，“浚国民之知识”，使中国在与“鹰瞵虎视者数强国”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者在这里把“兵”和“商”的本源归于“学”，是不对的，但是响亮地提出“学战”口号，并将之与“兵战”、“商战”相提并论，却强调了发展民族近代文化的重要意义和思想启蒙的重要性。《游学译编》发表《劝同乡父老遣子航洋游学书》，把“游学”称为救国的“唯一之方针”，指出“且中国有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某今又决言曰：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作者认为中国已经有过甲午之役、庚子之役的沉痛教训，“今日曰振兴学校，送子弟出洋求学，诚今日方针之所不可再误者也。”[13]（第6期）邹容把“革命之教育”看成组织“革命军”，实行民主革命的当务之急，疾呼：“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14]（P350）其意在于把即将进行的民主革命纳入“文明革命”的轨道，而避免重蹈义和团“野蛮革命”、“野蛮排外”的覆辙。
改良派1900年以后的舆论宣传也把开民智、新民德、倡新学等作为思想启蒙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行第100册撰写的祝词中谈到该报坚持的四个宣传宗旨时说：“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办报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国人“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1]（第100册）这些思想主张在后来都被深入阐发。尤其他主编《新民丛报》以后，不仅系统地、大规模地宣传介绍西学新知，而且发表了脍炙人口的《新民说》等一系列论著，大力鼓吹“新民”思想。他主张：人们要摆脱封建纲常名教的束缚，树立独立自由、爱国爱民、积极向上、进取冒险、自尊自强、利群利他等新时代的道德精神，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相当全面地论述了更新国民道德、改善国民素质的问题，发出了这个时期对思想文化界进行近代启蒙的最强音。
倡“学战”、新民德，必然要导致对域外新知的进一步追求。于是，新型知识分子在1900年以后特别注重输入西学，大规模地介绍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促成了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高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这个时期的西学传播时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1902-1903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16]
总之，义和团运动促使国人进行更深刻的道德反思，敲响了建设近代新文明、改造国民性的时代警钟，进一步推动了思想启蒙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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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楠、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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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第1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5]张继煦．叙论[J]．湖北学生界．1903，（1）．
[1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M]．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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