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革命可谓20世纪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向来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和研究。20世纪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展演中的中国。近年来，中国革命史的书写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趋势，不仅试图突破传统革命史观的政治架构，也积极地将革命与社会变迁关联起来，以新史学视野重新解读中国革命，为中国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开辟了新愿景。本文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果进行了评述，在此基础上，又对李泽厚“告别革命”说的主旨及其引发的多种争论做了重新解释；进而提出了重提革命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今后新革命史研究的可能走向进行了一些思考。
引言
革命可谓20世纪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与西方都深处革命时代，诉诸革命，成为最强的时代表征。20世纪的中国，也主要是革命展演中的中国。由晚清向民国转型中，革命不断凸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更加广泛和深入。两次大的社会转型，均与革命紧密关联。传统帝制倒塌，中华民国建立，得益于革命；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同样来自革命的成功。甚至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被称为又一次革命。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出现了对革命的全面反思，代表者为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他试图对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实践进行全面彻底的检视和批判，告诫人们，不能再革命了，应走改良的路。李泽厚为什么要“告别革命”？其理由是什么？他能够“告别”吗？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呢？事实上，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不可能真正地告别革命，也不是一种积极面对过去和历史的选择。假使真的要“告别”革命，也只有在剖解革命时代的实践逻辑过程中才可能实现；相反，如果只是立足当下去简单地宣扬所谓的“告别革命”，恐怕是难以奏效的一厢情愿罢了。所以，面对“告别革命”论及其引发的各种争论，我们尚需重提革命史，对革命问题进行再解读，运用新资料、新方法、新视角，超越传统的革命史架构，将革命与具体的时空情境结合起来，注重对革命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与观念的综合性研究。只有对革命时代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对其内在展演的逻辑和理路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构之后，那时，“革命”才可能走进历史的垃圾堆。当前，学界时有“新政治史”、“新革命史”、“新党史”的提法，试图对传统的政治史、革命史、党史国史研究进行解构，而建构出一套新的史观，对政治、革命等问题进行再研究，以重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这既得益于近些年来不断有地域化新资料的发掘与利用，也是现实社会变革的内在诉求使然，正可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文即是以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果为切入点，对其史料与史观进行了分析讨论，并通过重新审视“告别革命”说及其争论，提出了重提革命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问题，进而对新革命史研究的可能路径提出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希望能对深化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史和中共史学的学术史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静悄悄”的革命史研究热
近年来，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再次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辛亥革命，二是国民革命，三是中共革命。王奇生指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习惯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而很少关注三次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来考察。其实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前一次革命如何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如何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就革命史而言，其研究架构大致体现了革命史观（1949年后的30年间）、去革命史观（1980年后的近30年间）、重构革命史（2010年以来重新审视中国革命）三个相对分明又互有交叉的时代特征。接下来，以第三阶段研究状况为讨论对象，以展现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趋向，尤其是与传统革命史观的异同。以往有关辛亥革命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性的探讨，如其性质问题即是争论焦点之一。此种争论集中体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革命史观的影响上。对此，黄克武指出：“国民党的革命史观围绕孙中山先生，以及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却忽略了其他革命领袖与社团，如湖南的华兴会与浙江的光复会，以及立宪派的角色。”而“共产党的史观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论’，也是出于特殊的党派视角。他们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这是所谓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推翻了封建专制，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认清自己的地位，组织起来，掀起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工人运动’，所以辛亥革命是有功的。但是，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因此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这两种史观对辛亥革命的认知均出于党派视角。“此一线性发展的观念都是为了强调在‘不成熟’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承接孙中山的未完成之志业，继续努力，发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辛亥之后接续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不仅带来了民主与科学，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自认继承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遗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可见，共产党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诠释与国民党类似，都是为了阐明自身政权的历史合法地位与政治正当性。章开沅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张玉法则坚持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与其展开辩论。可喜的是，当下重新审视辛亥革命的多重意涵和复杂面相，突破单一的意识形态制约，深入历史细节，已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史观的新图景。杨天石对辛亥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讨论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认为究竟谁领导了辛亥革命这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至今仍未明了。通常流行三种说法：一是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二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三是由资产阶级中下层领导的。各说法间言词有异，本质上却主张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些说法本身存在难以解释的问题有三：一个是反对革命的阶级，被说成了革命的领导阶级；另一个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且向往社会主义，反对在中国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第三是把在学校里边读书的学生，还有一批新型文化人，勉强定性为资产阶级分子。结果导致有关辛亥革命的理解更加混淆不清了。”为此，杨天石从活跃于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新型知识分子着手，将其分为“洋务知识分子”、“维新知识分子”、“共和知识分子”、“无政府知识分子”和“共产知识分子”五种类型，并重点通过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知识分子的比较分析，认为共和知识分子才是辛亥革命的真正领导力量。但是因为其天然的历史局限性，得不到民族资本家的有力支持，不能够找到与人数最多、革命潜力最大的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更不能够像后来共产知识分子一样有共产国际和苏联作为坚强的后盾，所以其挫折和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显然，“那种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观点与历史事实不符，没有客观依据，其产生主要是由于政治需要，而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的结果。现有的历史研究要从方法论开始加以改造”。个人管见，近些年来，杨念群倡导的新史学路径不仅对近现代史研究影响较大，而且对当代史研究范式转换也起到了积极影响。这在其《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及《新史学》系列丛刊在学界的广泛影响中均有所体现。以新史学的视野重构中国革命史，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堪称典范之作，从视角到史料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问题意识上，王书中强调，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革命”，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只有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敌对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个历史场域来考察，才能再现其“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例如，“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其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如军队的层级构成与组织系统，军事集团与山头派系，战略战术与作战能力，武器装备与后勤给养，情报传递与通讯系统，政工制度与兵民关系，以及军官的出身、教育、待遇、人事升迁，士兵的招募、训练、素养、兵饷、晋升机会、官兵关系、生存状态与心理体验等等，均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野研究军队的组织形态，以军事为切入点来理解社会历史，关注武装力量与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均是军事史研究的可能进路”。作者在书中对19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三大政党对“革命”与“反革命”的话语认知及行动进行的深入剖析，打破了以往“国共合作”、“一党立场”的传统框架，从观念史层面讨论了不同政党、派系竞相争夺和垄断对“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争夺“革命”的正统，并试图建立各自对“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而贬斥对手和潜在同盟者为“不革命”、“假革命”甚至“反革命”。因此，王奇生认为：19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三个政党都主张革命而否定改良，认为革命是解决国家民族问题的根本手段。这种对革命的认知和遐想使得革命日趋神圣化、正义化和真理化。革命被建构成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时代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另者，三个政党又以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考量来诠释其“革命”行径，于是在革命话语渐趋神圣化的同时却又蕴含着强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因素。此种实践理路最终将“革命”与“反革命”建构为一种“圣与魔、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两极对峙，并借助武力和符号暴力，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来削弱对方，乃至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激变为你死我活的血腥屠杀和军事较量”。此外，《革命与反革命》中对基层档案文献资料的重视和利用，从微观个案角度讨论了中共党组织在城乡环境中的发展史。作者指出，1980年代以来，中共地方组织的相关文献资料大量汇编出版，为中共党史研究在注重全局性讨论的同时开展区域性微观研究提供了可能。这些文件不同于中央高层的理论性、计划性和宣传性的文件，内容多为地方各级组织的工作汇报、请示材料以及上级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性文件和会议决策过程记录。“它们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情况。这些文件当时是高度保密的，从未打算公开甚至保存下来，内中不少出自文化程度甚浅甚至不知名的党内基层干部之手，行文和内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饰，有的文句不通顺，错别字亦不少见，但亦因此而更显生活、鲜活。”众所周知，1927年7月国共合作第一次失败，中共遭受了重大打击。面对白色恐怖，广东省中共地下党如何求生存、继续革命，党组织及其路线政策如何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应变和实施，尤其是外来的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如何进入中国乡土社会等问题，王奇生利用六十多册《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探讨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的内部调适，党员、党组织与乡土社会的多重关联以及党与农民在早期革命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他认为：广东省委在给下级党委的指示中，鼓励党员通过亲戚、朋友、邻里关系吸收同志，还可以通过诸如结拜把兄弟、开教馆、教拳头、秘密结社、旧式行会、同乡会等去发展组织，甚至要求党员注意训练自己的老婆，发展农妇同志。“由于农民交往圈狭窄，农村党员在发展组织时，基本上是在自己的家族、亲友、近邻和同村村民中进行，借助、依附于传统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资料显示，这个时期中共组织的发展，受到血缘、地缘、亲缘等传统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在党组织内部，各种社会关系交错混杂，亲戚、邻里、同学、故旧等瓜葛穿插其间。党员的发展明显带有村落性和宗族性。”从中可以看出，中共早期党组织发展史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也并不像以往人们习惯认为的党员大多为清一色的觉悟者，而是经历了一个多元化的生成过程。相比之下，杨奎松和黄道炫有关国共两党的革命实践研究以实证见长，注重对革命史实的复原，彰显历史本相。杨奎松的“革命”四书与“建国史”二书是其积数十年之功从宏观视角深入探讨国民革命与中共革命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作者多年沉浸在革命史领域，就是希望把中共历史重新书写一遍。“我要重写中共历史，重写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的或者官方的说法有太多片面性，不能比较完整的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我从来不试图在观点上和传统的、正统的党史说法进行正面的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历史学者……最主要的任务第一是‘还原’，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还原历史的真相，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是片面的历史，无论从哪一个立场、从哪一个角度、从哪一种党派、哪一种民族国家，而忽视另一方面或者更多层面的历史，我们都很难真正了解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况或者真实的情况。”就“革命”四书而言，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和《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以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为考察对象，讨论了俄国革命尤其是苏联等外部因素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问题。前者注重革命脉络的宏观政策性梳理与解读，后者则重点说明毛泽东个人在其中的经历与作用。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与《西安事变新探》中，着重讨论的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大陆近三十年分分合合及胜负较量的问题。前者侧重国民党与共产党总体关系变化的解读，后者侧重于国共关系史中影响重大的事件说明。可见，作者讨论的对象集中在上层的精英政治层面，没有关注下层民众对来自上层革命行为的各种应对及影响。这一点在其“建国史”二书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例如，书中对中共土改政策变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中共干部任用政策以及中苏结盟、抗美援朝、新中国对外政策、中苏边界冲突等上层政治内容的梳理和讨论，就反映了作者自上而下地去探讨由中共创建的新中国是在怎样的一种条件和环境下实现其政治秩序建构的；同时，在革命的逻辑下，中共又是如何处理新中国的国际外交关系以确立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的。此种对上层政治精英人物和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历史还原的做法，为我们自下而上地探讨下层社会民众在遭遇上层政治的外部力量并做出了怎样的回应与思考的问题时，提供了重要参照。正如杨奎松在一次接受记者访谈中提及自己开始研究“建国史”的学术关怀时所指出的：首先，要搞清楚中共到底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怎样的国家，对旧中国进行了怎样的破坏与扬弃，新中国有着怎样的“新”与“旧”，即在哪些方面保持了“传统”的东西，在哪些方面移植了西方的东西，又在哪些方面制造了中国特色。这些“新”、“旧”、“中”、“西”对新中国及当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不同阶层人群从中得到了什么，等等，只有通过研究中共的“建国史”，才可做出准确回答。其次，中国之所以要否定毛时代的许多做法，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自然是因为毛泽东当年许多事情做得不好，但究竟是哪些事情没有做好，做得怎么不好，为什么做不好，原因到底在哪，都需要靠历史学家把当年历史真实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再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并注意产生一切好坏成败得失的原因所在。与杨奎松的研究相比较而言，黄道炫有关1933——1934年中央苏区的革命研究在集中讨论上层革命实践展演的同时对基层民众在遭遇革命情境中发生的变化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展示了革命在上下层之间的历史画面。首先，在对中共革命源流的论述中，作者通过解读大量苏维埃时期的土地调查材料和中共创建中央苏区的历史过程，认为在赣南、闽西地区土地普遍分散，尤其苏区的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但是革命集中爆发的地区，这种土地占有状况与土地革命呈现的是一种负相关态势，因此，以往人们一般把土地高度集中看作苏维埃革命主要成因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其次，尽管土地集中程度与苏区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作者指出理解农民对土地的需求仍具有重要意义。也即是说，在土地革命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然后进行平分，对农民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对土地的渴望便成为农民认知革命和走向革命的直接驱动力。再次，除了土地问题之外，中共给农民宣传自由、平等、权利、尊严、身份等理念也是农民投身革命的政治心理原因。这一对农民精神状态变化的关注，对理解在苏维埃时期并不完全成功的经济变动下农民高涨的革命政治热情提供了新解释。最后一点是，苏区革命的进行又是以强有力的军事武装力量作为后盾的。作者认为这一点也是当时苏区革命面临的最现实的考量。就像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一样，即是突出军事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性。毫无疑问，黄道炫对革命源流的四点剖析丰富和推进了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解和把握。另外，黄著中最精彩的篇章应该是关于中共在创建中央苏区后自上而下全面开展的苏区革命建设内容，集中体现了作者将革命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叙事路径。主要包括苏区的党政建设、民众教育和文化的宣传活动、革命动员下的社会风俗变革、妇女解放、群众团体组织与改造等方面，展示了中央苏区“燃烧的革命”景象。作者写道：在中共革命的话语中，苏维埃革命不仅是一场武装革命、政治革命，同时还是一场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因此，对群众宣传革命理念，改变苏区民众教育文化落后状况，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宣传中的标语口号简单直接，明白易懂，视听冲击强烈，对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群宣传效果好。中央苏区的宣传动员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尤为中共所擅长，主要有红色歌谣、工农剧社和苏维埃剧团，以及为群众文化活动提供场所的俱乐部。至于妇女解放，苏区不仅颁布了新婚姻条例，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而且妇女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她们参加政治经济活动的热情，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妇女参加犁耙、耕种等繁重的生产劳动。但是，在肯定妇女解放正面效果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共的妇女政策对数千年来的社会结构的冲击，造成了不小的社会动荡，如片面提倡妇女解放导致的性错乱现象直接威胁到了农民家庭的稳定。从黄道炫的苏区革命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在改变着国家、社会、家庭乃至个体时彰显出巨大张力的同时，最终还是要受到具体历史情境和现实环境的制约，不可能轻易越过固有的界限而任意所为。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则以安源煤矿为个案，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对中国革命的传统建构与利用问题进行了再研究。概言之，一方面，展示了中共革命者在1920年代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和象征符号进行群众动员，在取得革命成功的同时缔造了一套成熟的本土化革命传统；另一方面，则考察分析了1949年后中共领导者如何利用革命传统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最后，则就当下社会中革命传统在国家政权稳定和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裴宜理在书中提出了两个关键性概念：“文化置换”（Cultural positioning）与“文化操控”（Cultural patronage）。前者指的是中共在获得国家权力之前的革命过程中使用各种文化资源来进行社会动员，为中共革命服务；后者则指革命成功之后，国家主动操控文化资源，乃至各种力量自上而下地利用革命传统资源进行动员，其目的是支持国家力量。实际上，“文化置换”凸显的是中共在群众动员中如何塑造革命传统与权威的问题，而“文化操控”关联的则是中共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发掘革命传统以形成新的支配力量。在此基础上，作者试图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中共革命的展开过程并不是一个只靠阶级斗争论和个人崇拜就可以解释得了的问题，通过安源煤矿的革命史个案研究，揭示出了中共革命在基层组织建设中对人的尊严的重视应该作为探寻中国革命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裴宜理指出，1922年李立三领导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时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即是安源革命传统的最重要遗产，它彰显了中共当时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关注。“富有理想的年轻革命党人成功地领导了非暴力罢工运动，并且发动了对工人、农民及其家庭的各种教育学习活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共革命实践得到了大量民众的广泛支持。”也即是说，中共革命不只是暴力性的夺取政权，它还有一个试图进一步提高无数基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权利尊严的理想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对长久以来学界关于革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一般性解释。以上主要就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著作进行了剖析，篇幅所限，其他涉及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的论著不便一一展开论述。综上所述的研究成果，既有宏观与微观的，也有总体与区域的，还有理论与实证的，这些不同层次的革命史研究都试图重新思考革命在20世纪中国的展演过程及其对当今社会造成的或隐或现的影响。前文中指出，从研究进路上看，可以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中国革命史概括为前后相继又互有关联的三个阶段，一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主的革命史观架构，时间为1949年后的三十年间，二是侧重现代化论的去革命史观架构，时间为19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间，三是对前两种史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出现的重构革命史观的架构，近几年来学界重新审视中国的革命实践即为代表。上文中所讨论的内容反映了学界有关重新书写革命史的最新研究动态，在史料运用和史观架构方面都大大丰富了人们的视野。
二、“告别革命”：李泽厚的历史观及其争论
在上述有关革命史研究热的讨论中，作者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大意是说简单的“告别”革命一说并不可取，相反，则应采取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首先去探讨历史是如何发生的，真实再现历史过程才是更加可取的做法。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对曾经争议很大至今仍有影响的这一命题的来龙去脉再加讨论，以展现“告别革命”的原初含义是什么，以及李泽厚为何要“告别革命”和怎样“告别”革命，乃至所引发的广泛争论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进一步讨论重提革命史对于书写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国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首先，我们来讨论何谓“告别革命”的问题。自《告别革命》一书1995年在香港初版问世后，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在大陆学界表现尤为强烈。除却正常的对话和争论外，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对李泽厚“告别革命”论的简单化倾向甚至是误解、曲解，难免造成了一些混乱现象。因此，仍有必要对其本真的意涵加以讨论。在《告别革命》的开篇序言中，作者就明确指出：“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遽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在此新旧世纪之交，许多朋友都在展望二十一世纪，我们也展望，我们的展望就是要明白地说：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二十一世纪不能再革命了，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那样憧憬、讴歌、膜拜，从而再次悲歌慷慨地煽动群众情绪，最终又把中国推向互相残杀的内战泥潭。当然中国更不能冒充世界中心而向外输出革命。二十一世纪应当是中国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壮大的世纪。”很显然，这是李泽厚在“告别革命”论中想要表达的主旨所在。从对“告别”群众性的暴力革命界定出发，作者将其理性思考放置在了面对21世纪的期许和担忧中，这也是我们进一步讨论的起点。正如作者所再三强调的，中国经过一百年暴风骤雨式的急剧变革，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反省20世纪中国真正的态度和思路就是对所谓的暴力革命有理和阶级斗争的思路提出质疑、否定。他主张以经济为本，提倡阶级合作、阶级调和、多元共存、渐进改良、舆论开放，乃至重新确立人的价值等。“中国是一个充满潜力的伟大国家，只要打开思路与眼界，它就会赢得光明的将来；反之，如果还陷入二十世纪的一些基本思路，那么，二十一世纪必将要发生可悲的历史重复。我们所以要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就是为了使故国人民从百年风浪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发生悲剧性的圆圈游戏。”所以，“当历史就要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所作的告别，其意义在于，我们不要带着二十世纪一个最痛苦、最沉重的包袱，即革命的包袱跨入新世纪之门。我们可以把它放下，说声再见，以期待下一个世纪，不必重复这个世纪的战争、厮杀、政治运动，以创造一种更富有肯定性、建设性的存在方式。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以往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作用”。“告别革命”一经提出，即引发了不少争论，对此，李泽厚又多次发表言论以重申其“告别”革命的立场和态度，并就提出这一历史观的现实因素进行了阐发，由此道出了“告别革命”的理由。他说：“我们只是‘告别’革命，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或否定过去的革命。因为像革命这样重要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和问题，持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态度都是不妥当的。以往是简单的肯定，凡是革命的都好，所以我们才讲革命带来的负面作用，我们反对或否定的是过去那种对革命的无条件的盲目崇拜和歌颂。我们之所以要告别革命，是为了避免下世纪重复用大规模暴力流血的方式来更换政权。”另外，“告别革命”的一个最现实理由就是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千百年来的传统社会开始步入现代化进程，“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亿万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城市，贫富悬殊、阶级分化日趋剧烈，千奇百怪的现象到处可见，旧有秩序或动摇或崩溃，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各种不满都会呈现，甚至每个阶级阶层都会有各种不满，它们就是酝酿革命的温床。记得托克维尔（Tocqueville）一百多年前便说过，革命（不是指传统的农民革命）不是在最贫穷的时候，而是在经济起飞、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时候最容易爆发。今天对现实经济政治体制不满，想要革命的情绪仍然存在，所以我们才觉得应该总结本世纪的经验来‘告别’革命，……从而指出历史本可以有另一种选择（改良道路）的可能性。这不是追究过去革命的罪过，或把革命当作‘贬词’”。至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李泽厚对“告别革命”的申辩，不仅回答了这一命题是什么的问题，也解释了为什么要“告别”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中国历史完全可以选择走改良的道路。接下来文章将要讨论的内容，即是他怎样“告别”革命的问题。事实上，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历史观的背后潜藏着他对20世纪中国反省的基本哲学理念。只有在掌握其哲学观基础上，才能真正明白其在“告别”革命的同时怎样“告别”的问题。所以，在此有必要对李泽厚的哲学思想略加讨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新解。展开来说，他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阐释颇为不同，后者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解释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也是众人熟知的政治性话语；而李泽厚的解释则重点强调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人首先要吃饭，然后才有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精神文化内容，也就是把生产力（科学技术）看作决定性因素，并确认这一因素乃是人类通向自由王国的物质前提和基础。在他看来，所强调的恰恰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所忽视的。这种忽视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对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文化批判、上层建筑革命的迷信，而这种迷信又造成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各种社会浩劫，特别是精神浩劫”。所以，李泽厚在其解释中“一再批评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和所谓‘辩证唯物论’（包括《矛盾论》、《实践论》），而主张‘吃饭哲学’和‘以经济为本’”。李泽厚将其哲学思想概括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他说：“我的哲学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有时我玩笑地把它叫做‘吃饭哲学’，说它是唯物史观的一种通俗说法。为的是故意采取这种‘粗鄙’、‘庸俗’的用词，使语言在使用中具有刺激功能，以针对轻视、鄙视物质生存、日常生活，奢谈道德理性、精神生命、灵魂拯救之类的各派理论学说。”“吃饭哲学”看似庸俗滑稽，作者却将其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部分的继承和发扬。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可分为基础理论和革命策略两大部分。基础理论是唯物史观，其核心即马克思关于生产工具、生产力、科技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最终基础，这一根本观点至今仍是“活着”并持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而包括革命策略理论在内的其他理论，“要么偏激导致错误（如社会革命理论），要么片面性甚大（如剩余价值理论），要么马克思本人并未展开（如异化理论），要么并非马克思所拥有（如所谓辩证唯物论）”。李泽厚强调自己的“吃饭哲学”观点正是建立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再解释基础上的，并将其意义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进而又引申出了“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实践”或“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的另一根本观点，这正是“吃饭哲学”何以可能的根基。李泽厚所指唯物史观的核心就是使用、制造工具（科技和生产力）的社会劳动实践，而且，“它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本无逻辑联系，由前者推导不出后者。即便就唯物史观的整体理论说，无产阶级革命也必须发生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才有可能，人们不能拔苗助长，人为制造革命”。以上关于李泽厚哲学观的简要讨论，基本可以呈现出其主张“告别革命”论的思想来源及其如何“告别”的取向问题。可以看出，他一再凸显的“吃饭哲学”的根本解决终究是要靠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实践过程才能变为现实，改良的道路正是确保科技生产力发挥历史作用的必要选择；相反，如果仅靠“革命神圣”、“革命必然”、“革命天经地义”等观念指导下的不断“革命”，只能造成暴力混乱、流血牺牲等巨大代价。所以，李泽厚反复强调自己讲“告别革命”是否定革命被神圣化，是为了能够慢慢地改良，以经济发展来推动政治制度逐步地改变。显然，在李泽厚看来，历史总是有革命与改良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告别革命”就是要走改良的路，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第一推动力才是唯物史观的要旨所在。总之，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背后的哲学基础就是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核心内核的再把握，即体现为“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实践”（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吃饭哲学”，也就是以发展经济为本，进行渐进的改良。毋庸讳言，此番话语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流传至今彰显出了一个哲学思想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性关怀和现实担忧。李泽厚在一次谈及自己的心路历程时曾说：20世纪在中国是一个充满革命的世纪，先后经历了1911年革命、1927年革命、1949年革命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革命性巨变，革命也随之成了不可亵渎的神圣观念。他自己曾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但“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开始对《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哲学（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产生了怀疑。尽管从古至今存在着阶级斗争的历史现象，但马克思终究还是夸大了它的地位和作用。相比之下，在长期的社会生活进程中，阶级合作和协调可能表现得更为显著。所以，虽然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与其基础理论有逻辑上的缺失和矛盾，但他仍然重视马克思关于工具、科技、生产力是人类生活和历史过程的基础的唯物史观，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理论中许多部分则予以否定。这样，他从1940年代对马克思的全面接受转到六七十年代基本舍弃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经济学说，肯定其唯物史观的基础部分（不是全部），最终促成了由“革命”向“告别革命”的转变。这种立足生活经验的思想转变理应是我们评价他“告别革命”历史观的重要前提。李泽厚还指出，通过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试图说明历次中国革命往往都是以集体的名义扼杀了个体的自由、人权、民主，结果却是“救亡压倒启蒙”，此种革命惯性思维为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由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产生了主观唯心论和意志论哲学，并与农民意识的民粹主义和传统道德主义相混合，这已完全离开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原意。于是只讲辩证唯物论和所谓的“斗争哲学”，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中“不断革命”理论盛行。“文化大革命”以为改造人心（思想情感）便能改造社会，甚至把“一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道德”作为人的道德的最高体现。与此相反，“我的‘历史本体论’就是要尖锐地反对这些，回到‘人活着’的物质基础，回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吃饭哲学’来对抗‘斗争哲学’，反对以各种道德的名义将人的生活和心理贫困化和同质化。……总之，我的哲学不是超然世外的思辨，也不是对某些专业题目的细致探求，而是在特定时代和宏观环境中与各种新旧观念、势力、问题相交错激荡的产物”。对李泽厚“告别革命”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及其内在的哲学思想来源进行讨论后，接下来，文章将对这一历史观所引发的广泛争论进行一些探讨，因为它不仅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而且有助于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层关联和影响。李泽厚和刘再复曾在书中对“告别革命”所引发的各种争论进行过归纳说明和回应，呈现了争论的问题所在。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反省一百年来的激进主义思潮并做出“告别革命”的结论，乃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1996年6月6日，邢贲思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的文章就持这样的论点。海外一些论者认为他们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幽灵”、“迷恋马克思主义”、“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提供马克思主义根据”等。二是“改良比革命好”的基本价值判断乃是脱离“历史实际”的“历史唯心主义”。革命具有不同的模式，不应笼统否定，特别是当统治者连最起码的改良主张都不能接受的时候，革命便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三是解决中国大陆问题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四个逻辑程序，乃是机械的对历史的主观规划。作者指出，在这些批评中，有些是平和的求索真理的态度，有的则带人身攻击，不必理会后者，但对其中的一些严肃问题可做进一步探讨。当然，围绕这些要点还可以继续争论下去，本文在此只是想呈现出相关争论的观点是什么，至于孰是孰非，读者应自有判断。现有争论中，大致可以分为批判性的和商榷性的两类。前者主要以张海鹏、谷方、邢贲思等人为代表，侧重为主流意识形态做坚决的辩护；而后者则多从学术性层面进行对话，以姜义华、李金铮、王奇生、杨奎松等人为代表。张海鹏指出：他们为什么要提出“告别革命”说？反对法国大革命，是为了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辛亥革命，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要“反省整个中国近代史”，就是这个目的。《告别革命》一书序言，把“告别革命”说的目的全盘托出，并说“这套思想，恰恰是解构20世纪的革命理论和根深蒂固的正统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所谓告别革命，实际上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社会主义，告别近代中国人民的全部革命传统。理论的错误，掩盖了现实目的的错误。……发明出一个能够“解构”革命的理论，以便“消解”中国人的革命意识形态，便是最好的贡献了。谷方则从哲学角度认为“告别革命”论者彻底否定一切革命，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是不能不辨析清楚的。具体表现在“破”与“立”、“革命情绪”与“革命理性”、“改良”与“革命”、“告别革命”与“告别社会主义”四个问题上。他指出，“告别革命”论者把革命只是看作一种破坏性力量，不仅是对革命运动、革命组织、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诬蔑，而且是为真正“破坏一切”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开脱罪责。革命是“破”和“立”的对立统一，其本质在于建设和创造。他们认为“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的说法，把革命与改良完全对立起来，用改良否定革命，否定暴力革命和一切革命，也完全不符合事实。因此，“他们提出告别革命就是告别社会主义，我们在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应该表现出高度的警觉性和自觉性”。邢贲思则认为李泽厚“主体性哲学”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挑战，是要以此为武器，打垮辩证唯物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已经不是什么学术上的是非之争了，而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一场原则争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决不能妥协退让。”至于其历史观，他们任意解释历史，不但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而且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作用的观点歪曲为“吃饭哲学”，这显然是荒唐的。他们断言历史没有规律，一切都是偶然的，目的是颠倒历史，颠倒革命和改良。这种观点的政治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解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解构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正确解释，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与上述批判性言论不同的是，一些学者从学理角度进行了商榷性的对话。邹谠认为李泽厚的历史观用“迷信意识形态”、“迷信战争经验”来概括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错误的根源，叙述这些思路为何阻碍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文化提高、社会进步，以及政治的常规化、程序化、制度化、法治化，是值得肯定的。战争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了一元化的政治，促进政治、文化、道德的一体化，置整个社会于国家绝对控制之下。这样，他们对1949年以后各种错误的分析不是一般的评价，而是在整个思想系统中的深入讨论。因为阶级斗争在中国以长期内战的形式出现，战争的经验与战时的战略策略、组织与制度变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非常具体的意识形态内容。20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又濒于全部崩溃状态，传统道德价值大多失效，新的价值标准尚未建立，所以思想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和制度行为的正当性与否完全决定于政治行动的成败。于是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在多数人心目中不仅有无限的权威，而且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另外，邹谠指出了不能同意“告别革命”论的两点内容：一是关于否定革命的问题。即使改良优于革命，但中国革命的“历史沉淀”并不是完全消极的。革命总有不理性、非理性的成分，而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行动和政策、战略与策略都是很“理性的”。二是不能完全同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四个阶段的逻辑划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多半有赖于民主政治、思想自由、庞大的中产阶级，但也有经济不发达、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国家，也可以有民主政治。姜义华也撰文指出，从他们的对谈和看法中，不难体会到他们试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架构的拳拳之心。但是，“恐怕正由于他们过分急于构建一种新的哲学，在检讨本世纪的历史时，就不免有时不够严谨，离事言理，意之所之，自由发挥。作为一部哲学著作，所讨论的本来应是其中所持的哲理；但这部著作又处处以对历史事实的概括及评价作依据，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因为对众多的历史事实他们都提出了异议而又未加以论证，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人们对于他们所述哲理的体察及认同”。例如，“革命”一词，在20世纪的中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政治名词。既有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又有经学革命、史学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字革命、美术革命、文学革命等；此外，还有科技革命、教育革命、家庭革命、产业革命等。甚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被称作第二次革命。那么，所有这些“革命”，是否可以等量齐观，都应置于“告别”之列？因此，姜义华认为：“文学家的浪漫主义情怀，哲学家自得其乐的玄想，并不是没有意义，但那只是另一层面即思想史层面上的意义，对于实际运动的发展，它们似乎脱离得过远了一些。”杨奎松也指出，正如李泽厚所言，革命是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事件，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这种革命，无论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专制统治或腐败政府的造反行动，还是以武装反抗的形式改变本民族屈辱地位的激烈行为，都不是近代中国独有的现象，也不是20世纪这一百年的特殊产物。注意到进入21世纪后类似的情况在许多国家依然持续出现，不仅很少受到谴责，甚至还会占据国际政治道德舆论的制高点，“我们就更是不能不承认，任何从后见之明的角度来讨论革命的必要与必然与否的问题，其意义本身就大可质疑。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不是要探讨其应否的问题，而是要还原其史实真相，考察其变化逻辑，揭示其内在的种种因果关系”。王奇生在其书中从方法论层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他认为，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国内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书写，基本上等同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革命确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调，是主导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符码。但是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们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而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熔铸成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离我们太近，我们常常因置身其中（主要指观念层面）而对习以为常的问题缺乏敏感性。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李金铮也认为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暴力革命非爆发不可之时，是否仍然说它是不合理的或者是错误的？二是中国革命是否就不是历史的必然，必须经过深入的研究才可以下结论，这一点显然“告别革命”论者没有做到。三是“告别革命”论者特别突出了革命的“巨大破坏性”，而对其产生和存在的理由、作用仅是蜻蜓点水，缺乏深入的研究。以上三个问题，难免给人造成价值判断大于实际判断的印象。另外，他提醒人们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有些人没有认真阅读乃至没有读过《告别革命》一书，就人云亦云，或者不着边际地批判一通，或者附和“革命破坏”论，情绪化地厌恶乃至反对革命史研究，这也许是“告别革命”论带来的更大问题。其实，“告别革命”论尤其是附和者忽视或违背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即革命不全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不是革命该不该发生，而是革命已然发生，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场革命的问题。换句话说，革命为什么发生，革命的对象是什么，怎样进行，如何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这才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以上所述基本呈现了有关李泽厚“告别革命”历史观引发的争论问题所在，还有其他一些争论大同小异，篇幅所限，不再赘述。在我而言，“告别革命”论作为一种对20世纪中国历史演进过程的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整体思考，并提出对当下社会发展态势的理性关怀，本无可厚非，但其反省历史的基本思路，尤其是以对“革命”一词的狭隘界定作为立论前提，则对近代以来纠葛于内外格局的中国革命的复杂历史过度地简化了，由此导致了历史事实与概念判断之间的冲突和断裂。所以，“告别革命”论实际上从正反两方面促使历史学者更有必要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实践中的“革命”主题进行再研究，而不是一厢情愿的“告别”，如此才可以真正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近年来再次悄然兴起的革命史研究热，即彰显了这样的学术关怀。
三、重提革命史：把革命放回到历史现场
表面上看，在当下的和平时期，重提革命史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我认为仍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来加以讨论：一是因为20世纪中国史上的革命事件时常会在意识形态制约下被误解、扭曲、淡化、轻视，直至要“告别”，更有甚者，在现代化史观的冲击下，革命史研究被边缘化了。二是出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有必要将革命重新放回历史现场，发掘革命传统，总结革命经验，为国家政权建设和认同积累历史根基。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的历史事件只有放置在与现实思索的关联中才会成为“活”的历史，有用的历史。基于此，文章试图从革命概念的基本界定和新革命史如何成为可能的思路对重提革命史的问题意识进行一些讨论。要重提革命史，首先需要对革命概念的界定问题做一些交代。只有对革命一词准确理解，明确其内涵外延所在，才可能对革命实践的历史进程做出切实的研究和判断，而非随意对其进行裁剪和断章取义的拼接。在中文语境里，“革命”的原初意义来自《周易·革卦·彖传》中“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喻指改朝换代，是从神权政治观角度对革命做出的解释。这一词义，在以后的两三千年历史演变进程中都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到晚清民国时期，革命的含义在西学思潮影响尤其是日本人对汉语词汇的移译中开始发生变化，具有了现代意义。据史料记载，日本人在德川幕府末期、明治时期借用汉字旧词“革命”意译西方术语“Revolution”，后被流亡日本的中国政治家及留学生译介回中国。在近代日本，以“革命”二字译英语中的“Revolution”一词，意思就是进行彻底的根本变革，另造一个新世界。在此背景下，20世纪初期当“革命”一词在中国流行起来的时候，其意义采用的即是日译“Revolution”之义，而非其原义了。例如，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赋予“革命”以现代意义：“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另外，梁启超对“革命”一词的含义演变也做过论述。他认为，用“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一词，并不确切，应译为“变革”。“‘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Ref主渐，Revo主顿；Ref主部分，Revo主全体；Ref为累进之比例；Revo为反对之比例。其事物本善，则体未完法未备，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经验少而未甚发达，若此者，利用Ref。其事物本不善，有害于群，有窒于化，非芟夷蕴崇之，则不足以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之，则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Revo。此二者皆大《易》所为革之时义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所以，“易姓者固不足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为了进一步澄清“革命”的含义，梁启超还解释说：“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可见，梁启超对革命的界定和辨析是为了与当时的革命派党人相区别开来，代表了当时改革维新派的立场和共识。有关这一概念词义演变史的更加详细的叙述，另可参见陈建华、金观涛等人的研究成果。此外，我们还有必要了解一下西方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革命概念，因为从词义演变史来看，中文语境中革命一词的现代含义是在直接受到西学思潮影响下而发生根本变化的。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概念的理解，有三个层次：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解决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具体表现为进步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以推翻反动落后阶级，才能达到变革社会制度的目的。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即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社会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就像马克思指出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认识更多的侧重其暴力性质，这也是与其“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观点相一致的。其他一些现代社会学家对革命的认知，在强调其暴力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生产性的一面。大卫·罗伯特森（David Robertson）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革命是政治系统中的一场全面的暴力变革，它不仅改变了社会的权力分布，还将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认为，革命是群众运动的领袖通过武力方式取得国家权力，并随之以其发动大规模社会变革。弗兰兹·伯克劳（Franz Borkenau）则指出革命并非只是一个社会过程，同时还是一个（或一系列）涉及夺取、巩固和运用权力的政治事件。因此，阐释革命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理解国家的本质，以及社会是如何按政治目标组织起来的。革命不仅是国家的变革，也是社会的变革。阿伦特则从有关人的自由、民主、解放的角度对革命进行了解释。她说，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化，它标志性的一步就是“令无知者启蒙，令全人类中的受奴役者解放”。而且，“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所以，“革命不止是成功的暴动。……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构建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是革命”。黄宗智认为以往学者仅将中国革命等同于1949年中共成功夺取政权的看法不妥，因为随之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革命之所以和造反或王朝更迭区分，最终是因为革命不仅只是从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而同时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变迁。……应将中国革命视为贯穿于1946年到1976年的大变迁，自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开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一替代性改变把分析的焦点从共产党获取权力转移到共产党所发动的结构变迁之上。”以上对革命概念的解释将革命的内涵由单纯的政权获得扩展至社会结构的变迁，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革命的理解，对于重新审视中共革命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也具有方法论意义。除了上述对革命概念的阐释外，还有必要对毛泽东的“革命”观念做一些说明，这也是以往学者不太关注的地方。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开篇即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时隔一年后，毛泽东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先后两次集中地表达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成为指导中共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1939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如就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毛泽东指出：“所有这些阶级（包括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引者），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又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三大方面完整地论述他对于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宏伟设想。如果说之前他关于革命的看法重在政权获得上，那么，《新民主主义论》则重在政权建设，凸显了革命的生产性。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综上所述，通过对革命一词尤其是其现代含义的讨论，可以想象得出革命是极其复杂多样的，绝不简单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暴力行为，更是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转变、再造；同时还涉及人们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上的变化。如翻身农民对地主权力的剥夺是一种革命行为，在这种可以掌握自己命运和当家做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国家观念”和“主人翁”意识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实践，这同样属于革命的范畴。显然，李泽厚提出的“告别革命”论不只是对革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行了主观性的切割，而且容易对革命史研究造成相当程度上的混淆视听，正如李金铮所言，这可能是它所带来的更大问题。因此，本文以重提革命史为讨论重点，就是试图立足近年来革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并通过对“告别革命”史观的系统剖析和评论，以期对今后新革命史的研究路径提出再思考，权且当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正名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谈论新革命史，从新史学视角研究中国革命史，无论是从方法论层面，还是从具体史实层面，应该是近些年来为这一看似过时的历史性主题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李金铮指出，站在21世纪的伟大时代，不仅不能削弱中国革命史研究，而且应该加大革命史研究的力度。在他看来，中共革命史研究的传统模式和问题在于其党派史观的范式，遵循的是“政策—效果”的书写路径，注重对重大历史事件、精英人物的研究，主要呈现的是其政治意义。但历史还有更丰富的社会、经济、文化内容，所以，最应当引起重视的正是中共革命中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或者说中共革命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由此，他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突破传统革命史框架，转向新革命史。第一个角度是加强中共革命史与中国乡村史的连接，既要将中共革命纳入乡村史范畴，也要在乡村史研究中重视革命问题的引入。因为“中共革命实际上是农村革命、农民革命，中共政权与农村、农民的关系是最值得重视的核心问题。必须从乡村史视角考察中共革命问题，也只有将中共革命纳入乡村史范畴，才能避免就中共革命论中共革命，从而真正理解中共革命的起源与变迁。反过来，从乡村史而言，不能仅仅限于传统乡村以及向近代转型的近代乡村，还应将中共革命纳入乡村史研究的范畴”。第二个视角是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分析架构，从社会史角度，将革命与社会结合起来。但最关键的是研究思维和视角的转换与创新，否则，即使从社会史方向研究中共革命史，仍然会陷入碎化，或者是表面上强调社会史方法，实际上仍未摆脱传统革命史的研究方式。所以，“在新的理论与方法中，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角度研究中共革命史，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的切入点和突破点。以往只强调国家权力对社会单向地施加权力，将政府与社会仅仅表现为二元对立、排斥与冲突的关系。现在，普遍认为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重叠的互动，研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是研究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和来自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谓互动既包括两者间的排斥、冲突，也关联到二者的融合与转换，或者排斥中有融合，融合中有排斥，总之是排斥、融合乃至转换的互动过程”。总之，李金铮通过对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反思，首先从方法论层面提出了向新革命史转型的两大突破点，并提醒研究者要警惕滥用社会史方法导致的“碎片化”现象，具有借鉴意义。在构建革命史研究的新视角上，王奇生的个案研究和理论方法都值得关注和重视。前文对其已有所交代，在此主要就他对革命史观的再解释做一些讨论，以加深我们对新革命史何以可能的认识与理解。王奇生指出，近年来，新革命史研究的特点和未来走向，大致呈现如下趋势：一是反思既有的革命史观，革命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话语、革命逻辑、革命价值，不应该直接移用为革命史研究的结论和指导思想，而应作为革命史研究的对象。二是将革命放回到20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将革命的主体、客体以及局外各方放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中探讨，以再现其复杂多元而又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三是不满足于史实重建，在“求真”的基础上进一步“求解”。不停留于革命过程的描述，更进一步探寻革命的原理、机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多数革命史研究依靠革命意识形态话语来加以考释，而新革命史的兴起无论是在史料的利用上还是在史观的建构上都试图超越传统革命史学的套路，对革命进行纯粹学理的实证探讨。此外，学人对当下社会政治的焦虑及未来中国走向的思索，也是新革命史研究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理由。所以，“当革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时，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应一并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不可直接移用为学术论断，但国内主流革命史学界至今沿用中共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作为革命研究的定论，不容置疑”。在如何以新史学的视野重写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问题上，王奇生认为：“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去评判历史上的革命的时候，主张把革命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讨论，不要简单地、抽象地肯定或否定革命。每一场革命的发生与演变，都有具体的、独特的时空背景。研究中国革命，有必要将革命放回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不可在‘神化’与‘魔化’两极之间简单往复。”也即是说，既要将革命放回20世纪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又必须使自己与这场革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冷眼旁观”，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平实地解读“过去”。历史学者更要注意“设身处地”去理解历史行动者的所思所为，要能够重现他们的思考和选择，既要理解革命者，也要去理解那些不革命者与反革命者，而不是以“后见之明”的眼光指手画脚，或以今天的现实政治与自身立场去任意裁剪历史。可见，王奇生提出的新革命史观对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更新传统史观并重构革命史观的作用。例如，传统革命史观认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是不同阶级性质的革命，很少关注三次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来考察。但事实上，在20世纪的中国，正是这三次重大革命事件的相互关联与递进，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历史展演的总体特征。我们从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中也呈现出了近年来不同于传统史观的革命史研究给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带来的新气象和新局面。所以，文章讨论重提革命史，即是要结合新近研究成果来探讨新革命史的可能路径及其未来走向，相信这也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革命为主题的中国现当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其可以大放光彩的正确选择。重提革命史，不仅是革命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和转换，而且重在开展对革命传统的发掘，对革命遗产的继承和思索，对革命经验的探索和阐释，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懂得中国社会近代以来为何会发展到现今这个样子及其历史实践过程。杨念群曾在强调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一文中，对近代以来“政治”和“革命”问题进行了讨论，从另一个视角为我们重新思考革命史问题提供了学术参照。他指出，中国近代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密不可分。“政治”之所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有支配力，不仅与反复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有关，也与外来势力的进入不断改变着中国人处理日常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状态密切相关。针对这些“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政治史”等于“事件史”的简单逻辑和图解方式已很难有更大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即使‘革命’被描述为一种简单事件的排列过程，看上去颇有自主性，也无法解释它在普通中国人的生命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介入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回答人们脑海里被抽象化的‘政治’如何在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具体行为中发生作用，却又难以回答政治为什么会在超地区的范围内如此前无古人地改变这整个生活世界。”在此基础上，杨念群认为“革命”应该是解读近代中国为什么被如此彻底政治化的一把钥匙，但长期以来对“革命”的解释本身就是被意识形态化的领域，因此，要真正想实现“政治史”的突破，我们就需要把“革命”解释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同样当作“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与革命本身被意识形态化的极端做法一样，另一个极端表现则是把“革命”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个人际遇和行为，或者是基层社会破碎的动力之一，“革命”自身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表现机制反而被忽略了，或者说“碎片化”了。对此，他指出，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去避免那种忽视“政治”、“革命”的应有地位或借着社会史名义将其“碎片化”的做法。首先，有必要开展“意识形态”再研究。以往的研究习惯把“意识形态”归到“上层建筑”领域，好像它只是统治阶级在官僚机构层面使用的一种统制策略的表达。实际上“意识形态”更像是一种鲜活的“文化实践”，一系列社会实践、表象和仪式。其次，近现代政治往往与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联系在一起，这些“社会动员”性质的运动常常有计划地指向特定的政治目标，其范围、规模和程度也都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想象的，其内在发生机制的跨地区性动员能力显然不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所能解释的。杨念群试图重提政治史的目的在于对社会史或区域社会史过于淡化或轻视政治制度因素的批判性思考，即使社会史可以对地方社会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历史姿态，但它终究替代不了“政治”在跨区域意义上具有的整合作用。他对社会动员问题的强调即融汇了政治与革命的高度关联，它们既是“地方的”，也是“整体的”，既是自上而下的实践，也是自下而上的感受。这些思路对于我们构建新革命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因此，本文探讨重提革命史，就是要将革命放回到历史现场，提倡把革命实践与20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艺术、科技相结合；把革命与20世纪中国的城市、农村、市民、农民、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三教九流相结合；把革命与20世纪中国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相结合；等等。这样，原有的那种将革命抽离于社会事实的传统史观很难胜任新革命史研究，相反，从新资料、新视角与新写法的综合路径中才可以使革命史研究丰富多彩。正如查默斯·詹隼（Chalmers Johson）所言：“研究一般革命或任何特定革命，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革命的研究必须置于它们所发生的社会体系中。对革命的分析和对具有生命力且发挥功能的社会的分析相互交叠，任何割裂这两个概念的企图，都会削弱它们的作用。”周锡瑞在评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学者的中国史研究由社会史向文化史转变的趋向时，也指出：“近年来社会史无疑已经失宠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之中。这反映了在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我自己也认为我们应当摆脱那种简单地以革命为主题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但现在我怀疑我们是否走过了头。在使革命脱离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根本忘掉它，或把它当作某个碰巧一起来祸害中国人民的外部事件。”“中国革命在当代意识中的衰微无疑已在中国研究的领域增强了这一趋势（即文化史的流行——引者）。由于革命似乎对目前的中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探求革命的社会起源对于那些想理解过去的人们仿佛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我认为仅仅文化史不能解答为什么现代中国会走她的一条独特历史道路这样的重要问题。……我们必须牢记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大结构，长过程，大比较’”。周锡瑞不仅对缺乏社会史内容的文化史研究进行了批评，并借此强调历史过程的重要性，而革命在这一过程中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就像他在另一篇关于革命议题的文章中谈到的，“在所有的这些变化中——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口的，以及环境的——中国革命都在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历史的进程最终大于革命，因而将革命史置于更大历史变化的模式下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革命的目的论中摆脱出来，并把理解中国的过去作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总而言之，通过对革命概念由传统至现代的词义演变分析，更应该受到历史学家重视的则是革命在20世纪中国史上造成的社会变迁，甚至革命本身已成为社会变迁的一种特定形式，至今仍影响深远。因此，“革命”的现代意义应该成为讨论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国历史演变的重要内容。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中的中国，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表达形式，革命又是扎根在社会土壤中的，我们要打破意识形态化的“革命史”路径，把“革命”放回到“历史现场”，把“革命”还给社会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新革命史之所以变得可能，就是要靠研究者突破固有的宏观政治性议题，将视野放大到近代以来的社会演变当中去。就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而言，笔者认为新革命史研究总体上需要把握四个方面内容：一是革命与政治。主要讨论革命如何造就政治，政治又如何开启了革命的问题。二是革命与社会。旨在把革命作为一种历史语境，去考察分析革命与社会之间的生成关系，即革命与社会变迁的问题。三是革命与文化。侧重革命与文化的关系建构问题。革命中有文化扮演与文化置换，文化塑造中又多有革命影响存在，以彰显革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四是革命与观念。关注革命实践与革命观念的关系生成问题。革命运动的展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革命知识传播与建构的过程，革命行为与观念认知紧密关联。
四、结语
文章从近年来革命史研究的新进展切入，然后又对“告别革命”论及其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进而对重提革命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试图在借鉴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新革命史何以可能的问题提出一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阐述与思考。重提革命史，就是要在立足当前中国社会现实关怀的基础上把革命放回到历史现场，探寻革命实践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变迁中积淀的展演轨迹和经验教训，从而把历史上的革命遗产转变成新时代向前迈进的重要动力。20世纪的中国革命生成于往昔，影响至当下，即使在将来，它仍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审视的重要政治文化资源。正如裴宜理指出的：“无论中国的政治制度最终是否会被证明是经济发展的束缚，但中国革命遗产中的大量因素确实促进了当前的成功。尽管人们勇敢而冷静地努力‘与革命告别’，但中国的革命历史还没有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就像费正清在邓小平改革时代的高峰期所警告的：尽管中国实现了引人瞩目的现代化，但它依旧面临着社会革命的问题和危险。”因此，运用新史学的方法视野，进一步拓展史料与史观，以新革命史的解释框架对革命进行丰富多样化的研究和建构，无论是对于过去还是现在，都会彰显出其不容置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总之，革命在20世纪是关乎全球环境格局变动的大事件，中国革命即是在这一“革命的年代”（霍布斯鲍姆语）为精英与大众、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国内与国际等历史主体不断上演“革命戏剧”提供了舞台。对此，历史学家只有在新史学视野中才可能对戏剧中交错纠葛、纷繁多样的命运沉浮和来龙去脉有更为贴近历史真实的理解与书写。这也正是新革命史研究中所要面对的“历史”。
作者简介：常利兵，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