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杜威思想的影响，兴起于1919年的新教育改革运动表现出“超轶政治”的鲜明特征；后经五四运动激进思潮的催化，由蒋梦麟领衔的新教育派希冀开启根本性的教育改革，其行动取向从渐进的实用主义转变为激进的理想主义，进而提出了以“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为代表的系列激进改革主张。尽管这些主张并没有得到官方采纳，但充分表明了当时先进教育学人不甘任不良政治摆布、谋求走自主发展之路的决心，更预表着一种“以学术代政治”的超现实式教育治理的理想。然而，由于新教育派未能有效解决融贯于五四时期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等纷繁矛盾，最终导致新教育改革运动理念冲击力有余而实践持久力不足。
一、引言
1919年是中国新教育改革运动的破晓之年。当年1月，经北洋政府教育部审核获准，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国内五大著名教育机构联合组建的新教育共进社正式成立。2月，由蒋梦麟担任主编的新教育共进社社刊《新教育》杂志在上海创刊发行，其发刊词中阐明了新教育改革的用意：“民国八年（即1919年）实为新时代之新纪元，而欲求此新时代之发达，教育其基本也。”[1]循此理念，蔡元培、陶行知、刘伯明、黄炎培等教育名家纷纷撰文宣扬新教育理念，并引领新教育实践变革。同年4月30日，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应邀抵达中国开启了随后长达两年之久的访华讲学推进新教育改革之旅。杜威来华3天后的5月4日，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运动为先导的五四运动爆发，包含新教育共进社在内的各大教育团体及各地爱国师生得知消息后群起响应。徐徐开展的新教育改革由此发生意料之外的变奏。
“五四期间，以1917年的文学革命为嚆矢，现代中国在激进主义的发展过程里，发生了某种典范的变迁（paradigmatic change）。”[2]在此背景下，原先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为指导的新教育改革运动发生路线偏转，有从渐进转向突进之势——代表事件为新教育共进社资深会员沈恩孚在五四运动发生数月之后举行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次会议上提交《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并获大会通过，终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名义呈报教育部提请废止教育宗旨。依据民国时期教育行政条例，“所称教育宗旨，系指国家之法定目标，为概括的、统整的之叙述。”[3]新教育派主导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公然呈请废止教育宗旨且力主今后不立任何宗旨，这无疑是企图从根本上挑战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的激进之举，与新教育派此前主张的渐进式改革路线截然相异，其结果自然也不会被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所采纳。在民国教育思潮迭起、改革纷繁的大背景下，该议案有如昙花一现，最终湮没于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当中，于今也鲜为人关注，虽偶有被提及却无深究。时隔百年，以新教育派《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为例，通过探察其出台过程并揭示个中缘由，无疑有助于深入理解五四时期激情澎拜的新教育改革运动以及新教育派学术团体与教育学者的思想。
二、新教育派《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的出台
新教育派改革理念的扩散除了依托新教育共进社及《新教育》杂志的宣传，还得益于积极参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活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缘起可追溯至清末新政。1906年清政府学部颁布《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各省随后纷纷响应章程设立教育会以辅助地方教育行政。为统筹协调全国教育发展，当时的江苏省教育总会及清政府学部先后于1911年发起成立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及中央教育会，但两会成立不久旋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停止运转。中华民国成立后，在革故鼎新的大变革背景下，教育界日趋意识到需筹建全国性联合组织来统整各省资源力量，进而加强教育界话语影响以回应诸多外部冲击与挑战。1914年，直隶教育会发起筹建“全国教育联合会”，报经教育部批复同意后，于1915年4月在天津邀集各省教育会及特别行政区域教育会共商全国教育发展事宜，此次会议最终决定将“全国教育联合会”改名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并明确宗旨为“体察国内教育状况，并应世界趋势，讨论全国教育事宜，共同进行”。[4]自成立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即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教育学术组织，并由于南北对立政局下教育部管理的日益疲软而对全国教育事务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决策影响作用。
根据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章程，联合会每年开一次会议，各省教育会及特别特别行政区域教育会推选三名以内代表参会，共商全国教育发展大计；同时，各省教育会可在会前向联合会提交事关本省或全国教育发展的议案，在会议期间经到会会员充分讨论后，若多数会员表决同意即可作为本次会议最终决议案，而后以联合会集体名义呈报教育部或总统为其制定教育决策提供切实咨询建议。
历经天津、北京、杭州、上海四次年度会议后，1919年10月10日，来自23个省区教育会选派的51名正式代表和500余名中外教育界人士齐聚太原，召开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这次会议名家荟萃，既有胡适、经亨颐、郭秉文、沈恩孚等国内知名学者，也有清华学校美籍教习谭唐等外国嘉宾；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华访问的杜威也受邀参会并作学术报告。经过为期半个月的会议研讨，联合会最终审议通过形成29件有关教育改革与发展事宜的决议案。其中，在呈报给教育部的16件决议案当中，名列第一的《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富有深意。该决议案由江苏省教育会代表沈恩孚提交，经10月17日大会特设审查会审查通过后又于10月21日下午经全体到会会员表决通过，最终形成呈报教育部的第一号决议案《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该决议案内容要点耐人寻味：
新教育之真义，非止改革教育宗旨，废止军国民主义之谓也。若改革现时部颁教育宗旨为别一宗旨……仍是应如何教人的问题，非人应如何教之问题也。从前教育，只知研究应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应如何教。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施教育者，不应特定一种宗旨以束缚被教育者。盖无论如何宗旨……终难免为教育之铸型，不得视为人应如何教之研究。故今后之教育，所谓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革，应毅然废止。本年调查研究结果，“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二语，经本会讨论，认为适合教育本义，非宗旨之改革。[5]
简言之，《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要义如其标题所示，即要求教育部废除现行教育宗旨且今后不立任何宗旨，只在全国范围内宣布“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教育本义，听任教育界自由研究教育和改革教育。如前所述，这是新教育派主张突变的激进之举，要探明个中缘由，首先需对该决议案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
《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的提案人沈恩孚又名沈信卿，是民国时期江苏省著名社会贤达。他虽出身于传统旧学，却思想开化，早年支持维新变法改教兴学，而后专程东渡日本考察教育，辛亥年间又积极参赞革命，在政、商及教育界都享有盛名。沈恩孚一贯热心教育，不仅与张謇、唐文治、蔡元培、黄炎培、梁启超等晚清以来文教名宿熟稔，还因“倡新教育一切理法”之故，与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郭秉文、刘伯明等留美新派学人交好。[6]1919年5月3日，杜威来华后在江苏教育会会堂举办的首场讲演即是由沈恩孚主持、陶行知组织、蒋梦麟翻译。不仅如此，他还通过讲演和撰文宣传杜威的教育思想。待1921年孟禄来华访问讲学时，沈恩孚又与陶行知、郭秉文等人一起参与接待会谈。概而言之，沈恩孚是资历深厚、声望卓著且与时俱进的开明新派人物，这也是他屡屡发起及参与诸多重要教育学术团体组织并当选核心成员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在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次会议时，他业已作为代表连续参加前四次联合会年度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沈恩孚在1919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提案核心主张“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并非其个人首创，而是如《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文中明确所言及的“本年调查研究结果”，亦即1919年教育部教育调查会的研究决议。1918年12月30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成立隶属于教育部长的教育调查会，通过延聘或指派教育界资深专业人士充任调查会会员对重要教育事项调查审议，形成决议后直接呈报教育总长以作为政策咨询建议。1919年4月，教育调查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受聘担任教育调查会会员的沈恩孚和蒋梦麟在会上联名提交《教育宗旨研究案》，建议教育部变更现行教育宗旨将其调整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沈蒋二人在提案中申明了四则请修教育宗旨的理由，指出：民国元年（即1912年）教育部颁行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例教育军国民教育附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到如今既不符合欧战之后的世界发展潮流，也因内容复杂不便于一般国民了解，且没有贴近国内当前实际需要，在博采英法美三国教育所长的情形下，为更好培养国民以固国本，宜修改不合时宜的旧教育宗旨。[7]考虑到沈蒋二人受聘进行教育宗旨事项研究调查及形成正式提案所费时间，可以推断，“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是以沈恩孚和蒋梦麟为代表的新教育派自新教育改进社成立之初就酝酿的主张。
如果说1919年4月沈恩孚和蒋梦麟的请修教育宗旨提案只是小范围的内部研讨动议，到了1919年10月，沈恩孚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起的对现行教育宗旨的研讨无论是范围广度还是改革力度都非比寻常，其行动决议也更为激进——从适时变更到彻底废止。
《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的决议一经对外公布，很快就引起了教育界的回应。时隔不久，身在基层的江苏省南通县教育视学、南通县教育会评议员宋禀恭在《南通县教育会汇报》上撰文《教育本义之个人与社会观》发表对教育本义的赞同性理解：“教育本义之第一语，为养健全人格，意似重在个人。第二语为发展共和精神，意似偏于社会。其实共和精神之发展，必先赖有健全之人格；人格之健全，亦必赖夫共和精神之薰陶。两者相依实深，事教育者，要为平均之发展焉。”[8]
然而，蔡元培颇似对《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持保留意见，并不赞成将“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视为教育本义，而是将其当作新教育的宗旨。如1920年4月，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杂志社成立会上发表演说时，虽将“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视为“从教育着手去改造社会”的要点，但在阐述时只提及这句话由教育调查会而来却不提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新主张。[9]同年12月，蔡元培在出国考察教育路过新加坡发表演说时，再一次提及教育调查会而不提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并明确指出：“我国教育审查会把普通教育的宗旨，定位：（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10]
不同于蔡元培的态度，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文一面表示对《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的大致肯定，一面又指出决议案文本表述有待斟酌：
吾以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二语犹有语病。盖人格者，人之品格也。人之品格极不能齐一格、二格……乃至千万格，究以何格为健全之标准乎？究以至何格为养而成乎？……人格之高无限量，即人格之增进无止境。固不能定一标准，谓何格为健全，何境为已成也。……次则“共和”二字其义不甚明显，提案者胸中必为“德谟克拉西”之精神，殆无可疑；“共和”二字虽可代“德谟克拉西”之意义，然则细按之固不无区别也。吾今拟提一修正案，文曰：“培养国民人格以发展民国精神。”[11]
若加以分析，不难发现陆费逵并非实质上反对新教育派的主张，其提出的修正案“培养国民人格以发展民国精神”同样包含新教育派力主的养成人格和发展精神两个核心要素，只不过是从国家维度对新教育派教育本义加以限定。总而言之，尽管当时教育界人士对新教育派宣布教育本义的态度不一，然而无论是赞成响应还是不置可否抑或别有主张，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新教育派所倡导的“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教育本义的内核。究其原因，在于新教育派提出的教育本义自身具有超现实的合理性。
三、新教育派“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要旨
追根溯源，“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教育本义是五四时期新教育派在继承过往教育思想精华基础上对晚清以降教育发展与改革鹄的问题的一种创造性概括回应。
新教育派教育本义语中的“养成健全人格”明面上是对1912年民国初立时所颁布教育方针“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延续，实质上则是从教育视角回应个人改造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晚清以降，伴随着对封建纲常伦理批判和对国家救亡图存认识的日趋深化，人格改造取代了技术和制度革新愈来愈被更多的有识之士视为国家复兴的根本。正如1920年代梁启超撰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总结中国自晚清以来救亡图存路径演变时所指出的：“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12]如果说清末梁启超撰写《新民说》揭橥了新社会理想人格形象，民国初年蔡元培直言“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13]则是对“人格”之于国家的重要意义的确证。
在此背景下，清末民初的教育界尤为关注“人格”塑造问题，直至在五四时期掀起了人格教育思潮。如蔡元培先是将“人格”与“教育”相关联——他在《一九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一文中写道：“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14]而后，蔡元培进一步将“人格”视为区分新旧教育的标准，如他在1919年2月出版的《新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文所写：“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15]除此之外，顾树森、经亨颐、蒋梦麟等新教育派核心成员亦纷纷撰文倡导人格教育，部分省市教育行政部门也先后出台施行人格教育的政策文件。正因为如此，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年，亦即1918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形成了呈递给教育部并函交各省区教育会的决议案《今后我国教育之注重点案》——在该决议案中，“注重发展个性，以养成健全之人格”和“注重公民训练，以养成平民政治之精神”并列为教育发展和研究的要点。[16]
简言之，人格教育意义重大，不仅关乎个人个性成长，也关乎国家复兴前途，“吾国民而能以自动之能力永久之精神以从事于人格之培养，国之复兴必矣。”[17]那么，究竟何为新教育派孜孜以念的“人格”及“健全人格”呢？关于“人格”，新教育派领军人物蒋梦麟认为其是指“个人固有之特性，具独立不移之精神。”[18]当时尚在江苏吴县甪直第五高等小学积极从事新教育改革实验的叶绍钧（叶圣陶）则认为：“人格是个人在大群众里头应具有的一种精神。换语说来就是‘做大群众里独立健全的分子的一种精神。’”[19]然而，此类将“人格”等同于“独立不移之精神”或“独立健全的分子的一种精神”的定义恰如经亨颐所言未免有些混沌不明，不仅会导致“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二语同义反复，还将导致新教育实践存有分歧。[20]
对“人格”内涵做出清晰阐释的应属时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宗之櫆（宗白华），他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发表的《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一文中写道：“人格也者，乃一精神之个体具一切天赋之本能，对于社会处自由的地位。总之，人格就是我们人类小己一切天赋本能的总汇体。……我们做人的责任，就是发展我们健全的人格，再创造向上的新人格，永进不息。”[21]《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是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少年中国》是五四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杂志，宗之櫆的界定澄清了“人格”与“健全人格”及“精神”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反映出新教育派人格教育思潮的普及。
关于“健全人格”，沈恩孚和蒋梦麟对此做了明确界说：
所谓健全人格者当具下列条件：一、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二、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三、强健活泼之体格。四、优美和乐之感情。[22]
质言之，以上所列条件分别对应道德、知能、体格、美感四个方面的要求；基于此，所谓“养成健全人格”即须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个方面着手推进。这是对民国元年（即1912年）蔡元培提出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及教育部颁布的“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宗旨的超越，其内涵更具有时代特征。正是在此意义上，蔡元培才将“养成健全人格”视为新旧教育的区分标准，而他所谓的旧教育不仅指封建专制旧教育，也系指在1912年民国初立尚新但不适宜于1919年发展实情的军国民教育。
新教育派倡导的教育本义“养成健全人格”，恰如时任《中华教育界》编辑主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特别社员顾树森所言“其大体不外新理想主义之世界观与人生观”[23]，意即希望通过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共同革新，使得人人都能天赋本能圆满发展、于个人则自主自治于社群则互助互利，藉此可以防范专制复辟、巩固共和政体。进言之，新教育派业已注意到“健全人格”与“共和精神”相辅相成的关系，新教育共进社发起者、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的留美新派学人刘伯明后来撰文写道：“共和者，人格之问题非制度之问题也。有自由贡献之共和人格，则共和制度有所附丽。否则，仅凭一二人之倡导于前而多数漠不关心，必无以善其后也。……共和之实现，有待于共和之精神。”[24]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刘伯明等新教育派主要是从民主政治的视角来理解“共和”亦即将民主共和并称，“大家对民主共和的认识有两种趋势，强调直接民主与强调民主实质在于精神而不在于制度。这两种趋势在五四前后汇合起来形成当时一个极为流行的民主观念——全民政治（populism）。所谓全民政治，简单的说就是以直接民主去表现全体人民的意志与发挥人民的精神，从而实现主权在民的理想。”[25]刘伯明的论述清晰表露出新教育派的“全民政治”观念，沈恩孚和蒋梦麟在第一次教育调查会上联名提交的《教育宗旨研究案》中对“共和精神”的界说更是将“全民政治”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如二人所言：
所谓共和精神者：一、发挥平民主义，俾人人知民治为立国根本。二、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俾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26]
希望人人都能通晓并参与民主政治、人人都能自治并担负国家社会责任，这无疑是一种渗透着“激进理想主义心态”的“全民主义式”“浪漫型的民主思想”。[27]综上所述，新教育派所倡导的教育本义无论是“养成健全人格”还是“发展共和精神”，二者皆为新理想主义或激进理想主义教育观的表征，既是对当前教育现实的批判表达，也是对未来教育发展的理想期许。
四、新教育派激进理想主义教育改革突变的动因
概而言之，新教育派“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的决议是激进理想主义作用下的路向突变之举，其直接动因是五四运动的影响。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在其名著《五四运动史》一书中就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次会议内容视为五四运动给中国教育发展带来的主要直接后果之一。[28]
回溯当年，蒋梦麟、沈恩孚、陶行知等人原先并未预料到五四运动会爆发，他们是在新教育共进社大本营上海接待杜威访华讲学之时突然得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爱国反帝运动。随后，无论是新教育改革运动的理论导师杜威，还是蒋梦麟、陶行知、黄炎培、沈恩孚等身在上海的新教育改革核心参与者，抑或身在北京的新教育改革运动的先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都不同程度受到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的影响，他们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如蒋梦麟于五四运动后不久即在《新教育》杂志社发表文章《改变人生的态度》，用富有激情和浪漫的笔触高度赞颂五四运动：
五四学生运动，就是这解放的起点。改变你做人的态度，造成中国的文运复兴；解放感情，解放思想，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这样做去，我心目中见那活泼的青年，具丰富的红血轮，优美和快乐的感情，敏捷锋利的思想，勇往直前，把中国萎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29]
不同于几年后对五四运动的理性反思与检讨，蒋梦麟在五四运动当年抱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之所以如此，除了跟蒋梦麟自身个性有关，更主要原因是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的知识分子，面对着时代的动乱、民族的危亡和传统的失落，很容易变得情感激越、心潮汹涌，造成浪漫主义擎生的温床。”[30]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即是格外看重教育的功能作用，认为教育是敦风化俗、强国兴邦的根基。如蒋梦麟就将教育视为解决国家、社会、个人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法。然而，民国成立以来的混乱时局导致教育发展举步维艰，甚至还因多次不良政治干预出现尊孔读经的复辟倒退。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北洋政府媚日卖国，不良政治的恶劣影响日益为甚。在此背景下，如杜威所言，中国的政治革命越显得失败，民众对知识革命的渴求就越积极，教育革命也就应运而生。[31]《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即是五四运动后新教育派倡导的首次教育改革创举。如果说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是以直面政治的态度来实现对不良政治的反抗，那么新教育派要求“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则是以“超轶政治”的态度来实现对不良政治的反抗。
若从《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的内容来看，新教育派的主张明显受到了杜威的影响。该决议案中提及的“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源于新教育派对杜威儿童观的转化。“在中国，‘儿童本位论’作为一个口号正式提出，是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名字直接联系在一起的。”[32]杜威曾在《我的教育信条》（1897年）、《学校与社会》（1899年）、《儿童与课程》（1902年）、《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等著述中阐释了一种新儿童观，新教育派在引介该学说时，将其转译概括为“儿童本位”、“儿童中心”或“儿童中心主义”，建基于此的教育则转译概括为“儿童本位教育”、“儿童中心教育”或“儿童中心主义教育”。如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樊炳清以“志厚”为笔名在《教育杂志》上撰文介绍了“儿童中心主义”的源流及特点；另有笔名为“耕莘”的学者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撰文讨论“教师本位与儿童本位”、“教科书本位与儿童本位”的差别。作为新教育改革运动的头号旗手，蒋梦麟在自传《西潮》中坦言自己担任主编的《新教育》杂志受到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新教育》月刊，一方面受到思想者革命风气的影响……所以在教学法上主张自发自动，强调儿童的需要，拥护杜威教授在他的《民主与教育》中所提出的主张。”[33]随着杜威来华后广泛开展系列演讲座谈活动，“儿童本位论”得以进一步普及传播。在此情形下，新教育派致力于实施“儿童本位教育”也就不足为奇了。
“施教育者，不应特定一种宗旨以束缚被教育者。……今后之教育，所谓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革，应毅然废止。”[34]《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中提及的废止教育宗旨的论述同样是受到杜威的影响，源于对杜威“教育无目的论”的转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写道：“我们要提醒自己，教育本身无目的。只是人，即家长和教师等才有目的；教育这个抽象概念并无目的。”[35]严格说来，杜威并非否定教育的一般目的，而是反对从外部强加的教育目的。杜威指出：从外部强加的教育目的是一种不合具体情境的呆板硬性规定，不仅抑制了教师智慧的自由发挥，而且阻碍了学生经验的内在发展，最终导致教育的异化，使得教师和学生的教学活动变成了机械性和奴隶性的劳役。[36]在蒋梦麟等人看来，教育部颁令全国的教育宗旨即属于杜威所谓的“从外部强加的教育目的”；在政局不稳且教育部曾倒行逆施复辟封建教育宗旨的情形下，毋宁通过联合各省教育会自下而上抗争求存。以杜威“教育无目的论”为理论武器，新教育派毅然提请永久废止教育宗旨，期望教育得以正本清源。然而，恰如民国时期教育学者吴俊升所说：“杜威在教育上，似乎悬着一种太高的理想，不易圆满实现。”[37]新教育派提请永久废止教育宗旨虽立意高远，但同样难以实现。
五、余论
新教育改革运动兴起于1919年，是上承于清末“新政”时期赫尔巴特思想为主要指引的新式教育改革、发轫于民国初年蔡元培主导的五育并举“新教育”，由蒋梦麟领衔的留美学派依托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民主教育思想，联合国内众多反帝反封的教育人士以新教育共进社及《新教育》杂志为阵地，自下而上推行儿童本位教育等现代民主主义教育理念及实践革新的民间教育改革运动。受杜威思想的影响，新教育改革运动表现出“超轶政治”的鲜明特征；后经五四激进思潮的推动，新教育派希冀开启根本性的教育革故鼎新，其行动取向从渐进的实用主义突变为激进的理想主义，进而提出以“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为代表的系列激进改革主张。
尽管新教育派“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等激进改革主张并没有得到官方批准，但充分表明了当时先进教育学人不甘任不良政治摆布、谋求走自主发展之路的决心，更预表着一种“以学术代政治”的超现实式教育治理的理想。具体言之，“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是新教育派完全从教育自身出发提出的系列激进改革主张的开端，亦是后续倡行“教育独立论”的前奏。《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明确提及：“盖无论如何宗旨如何主义，终难免为教育之铸型，不得视为人应如何教之研究。故今后之教育，所谓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革，应毅然废止。”[38]不确立任何宗旨实际意指教育制度独立、不拘泥任何主义实际意指教育思想独立，最终实现教育发展超然于世俗政治。这与1922年蔡元培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一文中所主张的“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39]有异曲同工之妙。饶有意味的是，新教育派主导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于1920年10月召开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了《教育经费独立案》，开宗明义即陈请教育部施行教育行政独立特别是教育经费独立。可以说，无论是请废教育宗旨还是主张教育独立，均为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的新教育派“以学术代政治”的尝试。新教育派人士先后于1919年及1920年借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次和第六次会议之机，两次协同各省文教精英联名要求广州军政府和北洋政府南北当局双方消弭纷争罢战裁兵重教兴学的决议更是“以学术代政治”的强有力发声。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新教育改革运动从勃兴之日起，就受到融贯于五四时期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等纷繁矛盾的影响，同时还面临教育系统内部与教育系统外部矛盾的影响，因未能有效解决种种矛盾而存在诸多先天缺陷。这也正是新教育改革运动理念冲击力有余而实践持久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新教育共进社在现实的掣肘下于1921年12月联合其它学术团体重组为中华教育改进社，随后开始探索新的教育改革征程。等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实质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教育宗旨颁令全国，1919年团结一致决议“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的新教育派明显分化，一部分人依附于现实政治，一部分人游离于现实政治，还有一部分人不满于现实政治继续教育民主化探索进而真正走向杜威曾寄希望于新教育改革运动的教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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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教育学研究。文章原刊：《泰山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