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台湾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生汪荣祖和同学们在老师吴相湘的带领下，前往位于台北南港的“中研院”拜访胡适。两年前的1957年，胡适出任“中研院”院长，直到1962年2月逝世。汪荣祖清楚记得那天的情形：胡适站在他新居的门口，用英语和蔼地对同学们说：welcome！welcome！ 在胡适家里，汪荣祖趁机问他如何能学好文言文？胡适的回答是文言根本不必学。“这证明他到老还是坚持当年文言是死文字的想法，对孔子、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到了晚年仍然没有改变。胡适晚年在台湾受到‘围剿’就是这个原因”。
在前几年北大举行的纪念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会议上，汪荣祖提交的论文主题就是重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与过。汪荣祖认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全盘西化，后来改为充分西化，全面抨击传统，高唱“文学革命”，宣称文言为“死文字”，以白话取代文言。类此议题莫不是浪漫情调，并非代表启蒙精神。文艺复兴在欧洲的实质内容是经过中古黑暗时期的学术复苏，是欧洲文化自身的复兴，而胡适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则是“现代化”（实即西化）进程的结果，从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如船舰、器械等，到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以及最后思想上的全面西化，而以文学革命为先导。胡适高唱充分西化，其有心于国家的进步与繁荣，固无可疑；然其无心之过，在于只见当前西方的科技文明，对整个西方文化的认识有所不足，昧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差异。
从小在传统文化中浸润长成的汪荣祖，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命运遭际最感痛惜的，莫过于文言传统的断裂。他的看法是，假设当年胡适不是以白话取代文言，而是保留文言这一活水源头，那么今天文白合一，中文会变得更加精美。“现在的结果是中文书写越来越糟，尤其是受到外文影响之后，连语法都西化了”。作为五四后的一代人，汪荣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少年时，得到前清翰林许承尧弟子吴博全的指点，读古诗文。青年时代求学于台大历史系，师辈尚有不少学界翘楚，中年留学美国，又有机会亲炙萧公权、何炳棣这样的大家。
今年6月份，他应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张西平的邀请，以章太炎、陈寅恪、萧公权和何炳棣为题，连续四周担任“比较文明系列讲座”主讲。接下来，他又为首师大的学生授课两个星期。在美国教了30多年书，汪荣祖2003年提早退休，应邀回台湾任教，讲授20世纪世界史、中西史学史等课程。这一讲就是10年。去年暑期，他结束了在台湾的课程，这一年来，年近80的汪荣祖终于有较多的空闲，频繁往来于大陆学界，作学术报告，开讲座，讲课。
和大陆的学风相比，汪荣祖觉得，台湾小圈子很多，这些圈子掌控了台湾的学术资源，形成派系。“这种情况美国也有，但没有这么厉害。学生跟以前比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我出国之前，还没有电视可看，更不要说电脑和网络。现在的学生都喜欢上网，不好好念书，这是个大问题，在大陆不知情况如何？在台湾，我有10点钟的课，到10点10分还有人姗姗来迟，还有人在吃早餐。可是在首师大上课，9点上课，8点50全部到齐了。看起来大陆学生比台湾学生认真”。
早年，汪荣祖在美国用英文写作，回台湾后中文写作比较多，而近年来几乎全是用中文写作。在台湾出版界，一般的学术书差不多印五百本左右，汪荣祖的书情况较好，大概能印一两千本，可是在大陆出简体本，却能卖到上万本。去年，他在南开大学讲课时，曾参与叶嘉莹先生助手张静教授主持的吟诗慕课录制，很有趣味。他客座南开，也得以有和叶先生交往的机会，接续了当年台大错失的因缘。“我在台大读书时，叶嘉莹先生在台大教诗词，当时我看她是年轻的女老师，总觉得古诗词应该由老先生讲，就没有去听她的课。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年轻的女老师道行更高，不但古诗词讲得好，而且也能做非常好的古诗词”。
对于治史，历代史家有大致相同的观点，如刘知几概括的史才、史学和史识，章学诚再增史德一项。汪荣祖认为，“或可再增史文，史以文传，中西不异”。汪荣祖说，史笔留下真实的兴亡，成败有故，应该是理性与客观的，社会科学对此有所帮助；然而文笔才能刻画出来生动可读的历史叙事。史笔的刚断加上文笔的柔情才是理想的史文，所以他认为“社科是史学的近邻，而文学则是史学的近亲”。炎夏之际，中华读书报专访了汪荣祖先生，听他讲述读史治史60年的经历和心得。
初返祖国
我1940年生在上海，家住在法租界的万宜坊，当时已经进入抗战时期，但要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日本人才进入上海的租界，之后我们一家到外公居住的崇明岛避难。1946年抗战胜利后全家去了台湾。1981年，我第一次从美国回到上海，由于1979年中美建交，第二年中美开始学术交流，美国科学院跟中国科学院互派学者，一年一届，每届约20余人。我申请到第二届，申请入选的学者要有自己的研究计划，我报的章太炎研究。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需要一个单位落脚，我就找了复旦大学。当时复旦大学朱维铮、姜义华、李华兴是历史系思想文化组三位杰出的年轻学者，带头人是蔡尚思老教授，蔡尚思当时还是副校长。当时我住在淮海路附近的锦江饭店，每天坐车往返到复旦。记得第一次到复旦，蔡尚思居然在门口迎接“外宾”，他那时已经是老先生了，我很感不安。我第一次回来看到的上海，跟我7岁离开那会几乎没有改变，引起我很多童年生活的回忆，心情很激动，在上海不期遇到唐德刚，他也有同样的经验，初抵国门时偷偷到洗手间拭泪。记得1980年代初，大街上人们都穿着清一色的蓝色中山装。后来我也买了一件。
本来我计划1981年9月份来大陆，因为复旦历史系靳文翰（1979年曾选为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首届会长，也是同年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教授约我提前两个月来，他在复旦组织了一个暑期夏令营，在全国范围招了40名教美国史的年轻教师来学习。那个时候美国史教材都是用苏联的，靳先生说想听听在美国是怎么讲美国史的。由于时间短暂，整天密集上课，当时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大家都很辛苦，但相处很好，还录音整理了我的口头讲稿，油印两册。
乘首次来大陆的难得机会，我到处走了走看了看，还找到儿时居住的地方。秋天时，我从上海坐船到武汉，正好赶上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会，会上遇到何炳棣先生，他在长江边上舀了一瓶水带回美国，我给他拍了一张正在舀水的照片寄给他，他写信谢我说：“蒙摄扬子江边濯手一照，至感，至感。波兰天才音乐家萧邦远赴巴黎时携故乡沙土一袋。余以炎黄子孙决心一亲长江之水，正此意也”，他的游子故国之思，令我十分感动。本来我还想带妻儿入川，内人是在四川出生的，因为大水没有去成。武汉会议结束后我乘火车到了北京，剩下的时间，除去了皖南祖里一趟外，大部分都在上海。我也趁回国的机会，认识好几位陈寅恪的学生与家属，收集到不少陈寅恪的资料。早在1976年，我于研究所毕业后写的第一本书，就是《史家陈寅恪传》。当时见到的材料很少，正好乘机增补。回美国以后完成研究计划，我用英文写了《追寻现代民族主义：章炳麟与革命中国》（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zhang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同时将《史家陈寅恪传》增补了差不多一倍多的内容，由台北的联经出版社出版，后来有好几种大陆简体版。北京中华书局将再出新版。
陈寅恪的学生很多，北京也有不少，比如大名鼎鼎的周一良教授。当年我在台湾读书时，虽然他的书被禁，可是通过香港、澳门的侨生带过去，台湾的学生也能看到。周一良、唐长孺的书在台大一直有人看。可是我没想到有机会见到周一良。就在1981年的秋天，我拜访北大历史系，记得在湖心亭的房间内，看到一个白头发穿中山装的人，经介绍原来就是周一良，当时很惊喜。他也看过我那本《史家陈寅恪传》，对我谈了很多关于陈寅恪的事情。从此以后，我跟他通信、来往很多。后来他去美国，我邀请他到我教书的学校做演讲，还请他在我家住了两天。他用英语作学术报告，流畅无碍，他日文也好，从小就有日文家教。他谈过去的事，毫无隐晦，他是一个非常真诚坦白的人。
在复旦研究期间，我主要是查找资料，与朱维铮、姜义华等人讨论交流章太炎研究的相关问题。朱维铮和姜义华都是周谷城的学生，我跟周老教授来往也很多，他曾提到如何教学生读吉本的《罗马衰亡史》，令我印象深刻。很遗憾的是，朱维铮、姜义华两位好朋友交恶，交恶好像是为了章太炎研究。朱维铮去世之前我还跟他见过面，他也到过台湾。与姜义华也有不少见面的机会，他也到过台湾，我曾介绍他与李敖见面。
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
我到上海之前，美国科学院给我买的机票是到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此前我就跟钱钟书先生通信，来之前我就先告诉了他要来大陆的消息。那时候北京少见高楼，我到北京后住在宣武门的向阳宾馆，半夜抵达宾馆的时候，宾馆大门口有几个人坐在地上下棋。第二天清早，我叫出租车直奔三里河去见钱先生，车资六元。钱先生开门一看是我，很惊讶，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外宾不可以随便串门子，需要预先通过外办联系才行，但钱先生很热情，我们聊得很开心，杨绛先生也在坐。
钱钟书在年龄上是我的父辈，我们相差30岁。我常觉得人与人之间交往很有趣，有一种化学作用，有不少不容易相处的人，都成为我很好的朋友，何炳棣先生和钱钟书先生，都是不喜欢交际应酬的人，又是我的长辈，能成为他们的忘年交，很感荣幸。当时没有人知道我，有人问钱先生汪荣祖是谁？他回答说，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年轻人，我听到后很感愧。我一共见过钱先生四次面，而且一直保持通信，我保存他所有给我的信，还有杨先生与女儿钱瑗的信。钱先生给我的信，不是无谓的寒喧，而是讲了很多很有趣的人与事，我珍藏如宝。
后来我又到北京去，见了他两次，我曾提起希望能够写他。他说向来不喜欢别人写他，但是后来他居然说不反对我写，心甚感之。但以钱先生的博学，要写他并不容易，直到2014年台大出版社才出版我的《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其中最宝贵的材料就是我与他四次聚谈以及内容丰富的通信。钱先生过世，我跟杨绛先生还见过好几次，有一次她请我与内人吃饭，同桌的吴学昭女士说：杨先生这几年来请人家吃饭就两次，一次是亲家母，一次就是你，我听后很感愧。
后来因为香港曾有人把钱先生的信拿出来拍卖，她很生气，打上官司，获得胜诉。此后他对别人用钱先生的信，十分敏感。我的这本书在台湾出版之后，立即寄一本给杨先生，她见到我用到钱先生的信，写了一封回信。她以前都是亲笔写的，这次是打印的，我想她不会打字，大概是请人帮忙代打的。她说我在书中用了钱先生的信，但信的所有权归写信人，不是受信人。另外，我在书里还有一张两老坐在客厅的照片，那张照片是我所拍，因为我注意到照片有版权，以为应该不会有侵权的问题，哪知她认为有侵犯肖像权之嫌。我很感意外，也甚感不安。幸而我曾写信向杨先生报告过，我写钱先生传记要用钱先生的信，并且把七十几封钱函全部复印一份寄给了她，请她看看有哪些不能用，她回信说由我自己决定，等于得到她的授权。然见到打印函用辞严厉，我怕吃上官司，特意咨询了我的律师，律师说信件的所有权的确是写信人所有，但既有杨先生的授权信，可以无虞，至于肖像权，名人不在其列，钱杨两位无疑是大名人。
我觉得杨先生过于保护钱先生，其实钱先生幽默风趣、直白无忌，往往一针见血，令人击掌，并无伤大雅，何必隐饰？钱先生1998年过世后，杨先生一个人生活了将近10年，她帮钱先生做了很多事情，甚至把钱先生的大量笔记整理出版。我觉得那些笔记钱先生生前绝无意出版。他的《管锥编》就是根据大量笔记写出，精华既出，何必留下已经用过的素材？甚至有被有心人在笔记里挑毛病的余地，反而有违杨先生保护钱先生的初衷。
另外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可惜。我第一次到大陆时，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出版不久，我马上买了一套。我到钱先生家，他把《柳如是别传》给我看。我一看，里面有密密麻麻的批注。我当时脱口说已经买了，一出门想想不对，那批注何等珍贵！我回到上海写信给他，说想看看他的批注。他说本来是要送给你的，但刚好有人借去了。过了很久之后，钱先生写信说对方已经还了，但我一直没有拿到书。钱先生过世后，我还问过杨先生，当时吴学昭女士接口说，早已烧掉了！岂不太可惜了？
我的几位老师
我1957-1961年在台大历史系念书，台大原来是日本的帝国大学，文科方面几乎都是日本人，学生以日本人居绝大多数，教授几乎没有本地人。日本战败以后这些人回国，接替的都是大陆跟随蒋介石过去的一批学者。后来傅斯年出掌台大，带去不少北大、清华等校老师。傅斯年很强势，“中央大学”那些人几乎都靠到他一边，只有徐子明一个人不肯。因为在思想上，他跟清华北大那些人不一样，而且1915年徐子明从海德堡大学留学回国在北大教书，傅斯年上过他的课，算起来他是傅斯年的老师辈。据徐子明说，傅斯年想把老顽固赶走，徐老师就告到蒋介石那里，说傅要清算他，当时学生要清算老师，十分敏感，傅大炮也不敢造次。
徐子明非常有个性，他反对白话文运动，但并不是完全反对，而是反对以白话取代文言。他说白话取代文言以后，中国从先秦到晚清所有用的文字，都看不懂了，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就断了。他喜欢骂人，大家都不喜欢他，排挤他。学校把他的课从必修改成选修，按照学校规定，三年内如果没有学生选课就可以辞退。我事先完全不知道这些情况，我蛮喜欢《西洋中古史》课，就选了。第一天去上课，一间大教室就我一个学生，后来老先生来了，长身玉立，穿着长衫，拿个大地图走进教室。他看到只有我一个人也不奇怪。他第一堂课就是痛骂那些不学无术，想要迫害他的人，第二堂开始讲课，虽然就一个学生，但他教学大纲仍然准备得很充分，而且整年没有缺一堂课，我也不敢翘课。后来他把部分讲义给了我，非常漂亮的英文书法，内容条理井然。因为这门课仅有一位学生选，他之后就没有再开，改授《国史选读》，目的就是教读古文。我最受益的就是这门课。他讲课很精细，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解释。
当时台大历史系系主任是从清华过来的刘崇鈜老师，他也是何炳棣的老师，何炳棣跟我说他在清华教得很好，可是在台大上过他课的同学们都不觉得。他讲《西洋通史》讲了一年罗马帝国还没有灭亡。问题是他讲课老是喜欢重复，头天讲完了第二天又重复讲。后来刘老师去世前失智，难道与他晚年授课没有条理有关？还有一位姚从吾老师，从北大过来的，他教史学方法，只讲兰克，发讲义只发单数页或偶数页，据说他怕人拿出去发表。他教辽金元史，是他研究的专长，发表不少文章，但有一天上课他忘了带讲义，就无法继续上课。做过他助手的李敖说姚老师比较笨，像狗熊到玉蜀黍园子里捡果子，取一根丢一根，忙了半天，也只有腋下两根！不过，姚老师非常用功，最后是死在研究室里，有点像战士战死在沙场。
1962年秋天我到美国留学，开始是在俄勒冈大学（Uiversityof Oregon）学习美国外交史，跟赫伯（Paul S. Holbo）教授学习，当时他尚年轻，美容貌，非常可爱可亲，在两年学习期间，我还注意到中美外交史的许多问题，理解到门户开放政策的真相。赫伯老师因有中国学生，也更注意中国，后来出版了一本有关中美外交史的小书。我于1964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翌年转学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师从萧公权先生，转向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萧先生是个很低调的人，不喜欢交友应酬。我到华大的时候，他已经快退休了。当时我住在萧家隔壁的楼上，所以常常随萧先生于课后自校园步行回家，一边聆听他数说往事掌故，我也乘机求问释疑，受益非浅。萧先生学问很扎实，中英文俱佳，得到美国同事们的高度敬佩。胡适名气比他大得多，可是我觉得他的学问比胡适高出太多。他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之前，专攻西洋政治哲学，写成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时才26岁，第二年就由英国著名出版社出版，何炳棣认为是中国留学生最佳两篇博士论文之一。《伦敦时报文学副刊》《哲学学报》《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国家》等这些第一流的期刊，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连萧先生的主要批评对象之一、当时名望很高的政治思想大家拉斯基（Harold Laski）也在《新共和》上发表评论，佩服“此书才力与魅力均巨”，认为是五年以来论述政治思想的最佳著作。我于1971年毕业后，一直与他保持联系，1981年我首次自美返国，特经西雅图去看望他，并相约明年回美时再见，不料未待我回美，不幸仙逝，享年84岁。人民大学出版社有萧公权全集出版。
章太炎的“文化多元观”
这次在北外做系列讲座，讲了民国四位学者：章太炎、陈寅恪、萧公权和何炳棣。章、陈在民国学人中有很特殊的见解，萧、何两位是我个人有幸亲炙的。我研究章太炎至今出版了四本书，两本中文，两本英文，还有一些论文。我自认最重要的发现是他的“文化多元观”，我因读柏林（I. Berlin）的《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得到启发，了解到他文化多元论是从18世纪的维柯（Vico）和19世纪德国的侯德（Herder）的思想而来。维柯首先指出自然界与人文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界的科技是一元的，但人文界因历史、文化与价值观的不同，是多元的。各种文化既然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价值，不论高低好坏都有并存的必要。西方首先现代化，于是现代化往往等同西化，成为一元论述。但是，非西方国家西化之后，终于发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俄国与日本是最好的例子。俄国的彼得大帝全心学习西方，要全盘西化，然而后起的亲斯拉夫派（Slavephile）并不反对西方文化，但深觉俄国传统文化有其并存的价值，因而重新关注俄国的传统文化。日本的例子也是如此，明治维新以后，福泽谕吉是全盘西化派，但到明治中期的1880年代，以政教社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西方文化，但同时觉得国学与国粹有保存的必要与重要。他们并非一意复古，也不排斥西方文化，而是要维护日本文化的自主性，保持独特的文化认同，与西方并肩，恢复国家尊严，与俄国亲斯拉夫派的立足点基本相同，都是文化多元观点。然而当中国面对西方文化，却难产文化多元论，我很高兴发现章太炎是例外，更发现他跟日本政教社诸君子有所来往，意气相投。由此认知，来细读章太炎于1910年写的《齐物论释》，绝非以佛解庄，而是提出文化多元的思想。章太炎自称此文一字千金，可见他自己非常重视此文。我曾写过文章详细谈过，我觉得这是章太炎最了不起的地方。
我写章太炎的第一本书主要讲他的民族主义，认为他的民族主义是现代的，是因反帝国主义而反无能抵御外侮的清政府。我最早提出他的文化观是1986年在杭州举办的纪念章太炎逝世50周年学术会议上，后来在台湾发表一篇长文，详论这个问题。2010年我又出了一本英文书，比较康有为的一元论与章太炎的多元论。这本书名叫Beyond Confucian China，《超越儒家中国》，因为我觉得康有为和章太炎都不是旧学的殿军，而是新学的先驱。但英文版跟之前的中文版《康章合论》写法完全不一样，北外的国际汉学有意出中译本。
我最近更加感觉文化多元论的重要。今年是五四100周年，相关的会议非常多，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五四产生的负面问题。很多人把自然科学跟人文科学混为一谈，自然科学没有中外之分，可以复制，但是西方的文学、哲学、艺术能够照样搬过来吗？没办法。维柯说的world of minds和World of natural，这两个世界不能混为一谈，可是现在我们就混为一谈了。章太炎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看到World of minds中minds是多元的。而现在我们在人文方面，还是在跟着西方走。2016年杭州G20峰会之后，上海举办“全球性百家争鸣时代的中国学术”会议，检讨为何中国崛起而仍然文化入超，为何仍然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学术。复旦大学汪涌豪教授感叹学术话语权由西方掌握，说是“中国人很少有自己的声音”、发现有“忽视文化传统和自己的价值”，出现“自我文化认同的危机，使得我们无法对自己所秉持的文化传统集聚和彰显，进而“影响到全球化的安排”。忽视文化传统的价值、出现文化认同的危机、以及学术话语权的丧失。我认为这看到了问题所在，也想到章太炎的远见。
近些年来出现的国学热也证明了五四的负面影响。五四时期的主流认为，传统阻碍中国的现代化。现在要复兴国学，如何弥补已经产生的断层？如何恢复国学？胡适提倡白话文没有错，可是要白话来取代文言却是一个大错，后果大家都看到了，就我所知，台湾的研究生读古书非常困难，这样的话怎么研究国学？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现在还想不出一个有效的办法。
（中华读书报记者陈菁霞，文载中华读书报 2019-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