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谈的话题跟中国思想史有关。
我想了很久，觉得这次的内容，应该把思想史研究的过去、我们现在对思想史的思考，以及当下我们学术界的思想史研究状况融入进去。也就是说，既想把我们研究的古代思想史和对当代中国思想的一些想法结合起来，又想把学院的思想史研究和我们对当代中国的一些观察结合起来。所以，我选择的题目是“为何思想史在当代中国仍然如此重要”。这几年，我每年都去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访问教授有一个规定的工作，就是做一个公开演讲，二〇一〇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公开演讲讲的就是这个题目。
那么，为什么我要反复强调思想史的重要性呢？
思想史在中国为何很重要
现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热门，中国思想史研究更不是热门。我的朋友黄进兴院士，现在担任台湾“史语所”所长，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传给我，谈到思想史在西方学界的衰落，在文章开头他引用保罗·康克林（Paul K. Conkin）的话说“思想史曾有短暂的辉煌，眼前却是四面楚歌，而前景黯淡无光”，在文章的最后他又用了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来形容现在思想史研究的状况。
可是很有趣的是，这也许是西方思想史研究的状况。中国大陆学界却相反，思想史研究一直是热门，而且近几十年更热。作为五四一代知识界领袖人物的胡适，最初的著作是《中国哲学史》，但后来他坚持改称为《中国思想史》，而且也编写了好几次《中古思想史》的提纲和讲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写了《美的历程》，这本书其实并不只是谈艺术的，而是讲思想文化的，所以，冯友兰先生曾经称赞“这是一部文化史”。李泽厚还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写过三本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这些著作曾经是“文化热”的重要历史资源。他在里面提了很多对后来有影响的说法，比如什么是“孔颜乐处”、什么是文化心理积淀等，这些都是思想史领域里的话题。后来，在中国文化、社会、政治领域产生了很多新话题的著作，也都与思想史有关，比如余英时先生有关“士”或者“知识人”的思想史著作，比如我自己写的《中国思想史》。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这本书出版了十几年，现在仍然在不断地再版，印数累计已经到了七八万册，这样的现象是很超乎寻常的。在当代中国，连原本是文学和哲学的研究者，不少也转向思想史，甚至有人觉得，现在的“思想史热”已经造成了中国“学术格局的失衡”。
并不是因为我做思想史研究，就在这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说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很热。其实，只要了解中国当代思想和学术的人都知道，近十几、二十年中，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不止在思想史学科内，而且影响到学科外；不仅刺激了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而且促进了历史学科其他领域研究方法的转变，甚至引起了对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等学科的反思。特别是，它还引发了对当下中国思想、政治和文化的重新省思。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思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思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受到这样多的关注？我想，有三个关键词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始终处在很核心位置的历史、思想和政治。
首先是“历史”。因为中国有长久的历史传统，所谓“国可亡，史不可亡”，反过来说“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就是说，“历史”是民族或国家的认同基础。从古代中国的“有史为证”，到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什么事情都先要参考“历史经验”，后要有个“历史结论”。昨天我看《华盛顿邮报》的网络版，说中国某学者要讨论当代国际关系，拉上了儒家，特别是荀子，要从荀子那里找讨论国际关系的灵感和资源。当然，历史在各个国家都很重要，比如我们看到很多波及国际或国内的学术争论和政治争论，都集中在历史教科书上。例如日本、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前几年俄罗斯不断重修的历史教科书等等。
其次是“思想”。思想也很重要，过去中国人爱讲“本末”“道术”“道器”，如果不讲“道”，不讲“体”，一切都不算数，都是枝梢末节。我一直觉得，现在中国仍然在“未完成的现代过程”之中，仍然是在晚清、五四那个从“技术”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从“文化”到“思想”不断寻求变革的历史延长线上，那些重要的价值像民主、自由、科学、公平、正义等，始终需要在观念层面得到确认，并且在制度层面加以落实。所以这是“道”，中国人讲“道”是最根本的，虽然现在也像庄子说的那样“道术将为天下裂”，可是，中国人还是要寻找根本的“道”。“道”是什么？就是思想。思想是管一切的硬道理。胡适在六十岁的时候接受采访，他回答记者说，他并不想直接从政，因为“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林毓生教授曾经说过一个现象，“中国习惯于最终在思想文化层面来解决问题”。比如刚才说的，晚清在面对西潮的时候，最开始学技术，就是坚船利炮，认为我们只要师洋人之长技就可以制洋人；可是后来这样行不通，就引进制度，成立了总理衙门来处理外交及法律事务，再后来又废除科举，结果还是不行；最后就上升为“道”和“体”，在思想文化层面来解决问题。
所以，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传统。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如果能进“文苑传”，被历史铭记，当然是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就算入了“文苑传”，也只是个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取。所以，更进一步最好能进“史林”，能被承认是个史家，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比较了不起；可就算入了“史林传”，也大不了是个写历史的，司马迁就说自己是被“俳优视之”。所以，理想的是入“儒林传”，成为一个儒者，能够“致君尧舜上”；可是，进入了“儒林传”也还是不够的，最顶级的是能入“道学传”。“道学传”里面的人都是讲“道理”的，就像宋代赵普讲的，“道理最大”。
“政治”也特别重要。中国自古以来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上的“国是”可以笼罩和改变经济制度、社会风貌、文化趋向和日常生活，不过，政治不易讨论，所以看起来是说“过去故事”的思想史研究，其实往往就是在对古代的检讨中，让某些现代价值获得历史合理性，从而改变政治。正像梁启超《新民说》所说的，思想常与政治变化有关，而政治变化又必以思想为基础。之所以要讨论思想史，就在于思想和政治、历史和现在关联得太深了。在中国这种历史传统很深的国家，在中国需要思想指引的时代，“让历史归零”是不可能的，“把政治忘掉”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办？仍然是林毓生教授说的，“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
而且，大家都明白，中国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很大的国家，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当“政治”不能被直接谈论时，就剩下两个词“历史”和“思想”，而历史和思想结合在一起，就是思想史。那被遮蔽而不能讨论的“政治”怎么办呢？于是，思想史就通过思想和历史曲里拐弯地讨论着政治，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我们能非常清楚地体会到思想史讨论背后往往有它的当代关怀。所有的学术研究，我以为只有当它与政治，也就是学者对当下的关怀，有联系时，它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海外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和欧洲、美国、日本同行一起讨论的时候，经常可以发现这种不同。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我和日本思想史学会的几个著名学者讨论了五个小时，他们始终不能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思想史在中国能这么火，思想史著作能卖到几万本。而日本的思想史著作在日本如果能卖到三千本就了不起了。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也是日本思想史学会的会长，他反复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以我的猜测，日本思想史研究在日本，和公众的当下关怀及政治问题有点儿脱节，因此成为纯粹专业性的学院研究，这样就很难激起社会反响，这一点和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
所以，我特别要提醒的是，在中国，专业学者、自由文人、知识分子、论政者之间，很难有清晰的界限，对文化、学术和思想的历史清理，背后常常有现实的政治目的和批判意图，人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批判资源、认同基础和价值观念。所以，历史学在人文学科里面一直很重要，也很敏感。这些年来中国的变化太剧烈，属“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还在变局之中。以前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天翻地覆，“道”就得“变”了。“道”就是思想，思想应当向什么地方变？这是知识分子特别想知道和讨论的。所谓五四时代“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借助历史批判现实的传统”，始终是知识界的习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能明白，在中国，“学术”不仅仅是“专业”的或“知识”的领域，常常也是一种思想批判和政治表达，“文化”“学术”“思想”的研究领域，都是如此。
因此，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很重要，它的兴起和兴盛，就需要在这一传统和背景下观察。
思想史为何在当下中国仍很重要
刚才我们说思想史为什么很重要，现在我们要说思想史为什么在当下中国仍然很重要。道理很简单，是因为在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延续性很强，当下的很多思想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历史。
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的延续性如此之强呢？我想有三个原因：
第一，圣贤和经典的权威。在很早以前，圣贤和经典的权威就被确立了起来，而且它们与政治彼此融洽，保证各自的权威。我们现在说经典或者儒家经典，在两千多年以前，甚至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就已经有了“经”的说法。董仲舒把儒家经典从一种学说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从皇帝到民众都必须接受的政治意识形态。由于得到了政治权力的支持，因此两千多年以来儒家经典一直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指导着我们的观念，而且也形塑了中国依赖经典权威和思想惯性来解决问题的传统。第二，借助考试制度。任何东西都没有教科书厉害，教科书是最有力量、最影响思想和观念的东西，特别是当它与每个人的利益相关时。能否通过考试，决定了你能否通过这一途径流动到社会上一阶层。读书人要通过考这些知识的科举来进入上层，所以大家都依赖和拥护儒家经典。举一个例子，在古代朝鲜，只有两班知识分子有资格参加科举，因此他们捍卫儒家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意念和决心比中国人还要强烈。大家觉得朝鲜文人很固执，但这不是由于他们的性格，是因为两班垄断了科举考试的资源和权利，通过这些知识可以流动到上层阶级，所以他们当然要维护；在日本通过学习儒学和经典没有办法升迁，日本没有科举制度；而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这些知识的考试来进入上层的，所以他们也当然会非常维护这些知识。第三，一直以来，我们的官学和私学力量很强大，加之政治制度的支持，所以，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传统是绵绵不绝的。正是因为这种绵绵不绝，有人会说，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
也许有人会质疑说，我们现在和过去已经有很大变化了，历史断裂了。在近代历史里，中国经历了若干看上去使得“历史断裂”的大事件：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海战和第二年的《马关条约》，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一九〇五年的废除科举，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有人也许会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不是向“西”转了吗？的确是向西转了，但传统是不是因此断裂了呢？不见得。我的看法是：五四所批判的传统，基本上是一个名为“传统”的假想敌，它不见得真正地清除和批判了传统，甚至五四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传统。当然，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在海内外都有很多争论。美国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曾写过一本书专门讨论五四运动，大家可以去看。他提到的一种看法就是，五四运动是反传统的传统，它仍然是在延续一种传统。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仍旧是生活在传统的延长线上，那么，描述过去思想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在讨论我们现代人当下的处境。
大家注意一个时间点，中国的思想史热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形成的，凡是熟悉当代中国的人都知道，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界曾经有过文化史热，有过学术史热，其实这是一个既断裂又延续的过程。所以理解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是理解思想史热、学术史热很重要的背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同时在自觉地回应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它在回应新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所带来的思想世界的混杂，这需要重新回顾过去，重新梳理脉络找到思路；二是，它在讨论中国思想史中的问题的同时，也在回应东洋和西洋各种蜂拥而入的新理论、新方法；三是，它在回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近三十年间中国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史料的刺激和挑战。
先讲第一方面。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有人会认为，历史在这里转弯了，后面一个时代的问题变了。但我想提醒的是，历史在中国并未“终结”。只是因为情势有了变化，问题变得复杂，所以导致了表面的“转向”与“分化”，在社会的转向和分化中，思想也在转向和分化。八十年代同一的思想崩溃了，各自的观察立场和思想资源不同了，思想取向有差异了。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各种取向和各种资源在没有经过梳理和整合的情况下一拥而入。本来，传统时代的儒家和孔子被民主观念打倒了，佛教、道教被科学思想看成迷信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被认定是保守僵化的；但后来，现代民主科学思想又因为“现代性批判”的风潮变得令人怀疑。可是，当孔子又被抬出来的时候，又出现了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嫌疑，而后现代思潮一时十分流行和时髦，但又因为过于超前而不合时宜。在中国思想世界里，好像已经没有共同的标准，这使得过去为社会变化进行解释的“思想”，和原本很清晰的作为知识基础的“学术”，都发生了混乱。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新时代中，思想史学界就有了很多需要回应的新问题，要告诉我们，“思想”是怎么变得混乱的？如果要重建中国的思想世界，什么是可以发掘的传统资源？什么是需要重新确立的价值？什么是能够呈现中国的思想？
再说第二方面。二十世纪以来，这一百年里中国在向西转，即所谓从“在传统内变”转向“在传统外变”，学科制度、研究方法、表述语言都西化了。如果仅仅是一个西方化还好办，可是，八十年代以后，各种新的理论（主要是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在经历了一阵“拿来”和“实用”的风潮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和检验这些被应用在历史解释中的各种理论，大家感到很困惑，在这些问题中，有很多仍然需要从思想史角度去思考。举一些例子。
一、对于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整体估价。大家过去有的会强调古代中国对文官制度的建设、对社会流动的推动，文人士大夫对皇权的制约力等，或者强调它的缺乏制度与专制集权。现在由于有了对欧洲历史背景的警惕和所谓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似乎觉得这些原本简单的评价好像有些不太对头。可是，反过来说中国古代没有“专制”，是不是就对头呢？问题一方面涉及历史，一方面指向现实。这需要思想史家去探讨。
二、中国文化的再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只是汉族文化吗？“国学”是否可以窄化为儒学与儒经？中国是否有一个“复数的传统”呢？佛教和道教在这个传统中应该如何评价？它可能成为建构现代中国的文化基础，并成为对抗西方文化的资源吗？这也需要思想史家去琢磨。
三、所谓“现代性”的理解。借助西方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和后现代理论对现代的瓦解，现在有人觉得中国传统也许正是西方文化的“解毒剂”，这使得一切本来自明的历史变得不明确了。可是，到底真的历史是这样，还是只是一种反抗现代性的论述策略或者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翻版呢？对历史的追索和对当下的思考，也由此在思想史里面连在一起。
四、如何理解古代帝国和现代国家？对于王朝作为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对于历史上的中国认同，好像也有问题了。古代中国对于世界和国家的看法，和其他民族与地区为什么不同？这些不同如何影响了现在的中国国际政治和国内民族观念？历史上只有一个简单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还是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
五、一些关键观念的重新认识。由于现代中国跟古代中国联系得很紧，所以，中国进入现代和世界之后，思想世界在复杂状态里挣扎，出现了多面纠缠的现象。很多观念要重新界定和梳理。第一比如“国家”，一方面在观念上接受了以民族为国家基础的方式，建设现代型的民族国家；一方面又认同中国历史上以文化为国家基础的现实，总觉得必须捍卫汉唐天下帝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又比如“现代”，一方面把西方现代国家的法律、民主、科学看成是走向富强的必然和理想的途径；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列强看成是弱肉强食，导致中国积贫积弱，觉得中国应该另辟蹊径，走出一个新的现代。这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第三“文化”，中国人习惯于把自己当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相提并论，所以始终纠缠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可是以上这些东西，如果不从古代中国思想史中去梳理和理解，它的来源和去向也是无法理清的。
近几十年里，很多过去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思想或观念都在被质疑。可是在中国，由于这些思想或观念都与政治相关，而政治性的话题很难在公众社会和学术世界中表述，制度性的问题又主要是行政官员的事情，所以知识界习惯的仍是“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可是，过去的哲学史或者思想史——我们常常开玩笑，用李零的话说，过去的思想史好像是“大号哲学史”——是否可以理解中国的思想、信仰和知识？那种唯物对唯心、进步对落后样式写出来的思想史，是否可以重现古代场景，是否可能回应当代的思想关怀？我一直强调，过去的中国思想史著作，基本上是儒家“道统”叙事，东洋或西洋的近代哲学史叙事加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三结合，主要作用是“建立系谱”（书写正当性思想的脉络）和“表彰道统”（对于正统思想的凸显），意识形态性很强，所以必须改变。思想史写法的改变，在中国实际上就是在破除固执的旧观念和旧方法的笼罩。
最后是第三方面。近几十年来，新资料在不断增加。首先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考古发掘不断出现新材料，开始对以前的思想史研究提出挑战。首先是马王堆、张家山、睡虎地、银雀山、走马楼、郭店、双古堆、里耶、悬泉置等各种考古发现和各种简帛资料；其次是西洋和日韩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的引入；再次是各种图像资料的解读以及电子数据库和出版物的增长。这些都给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很多资料，迫使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回应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改变过去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既成脉络和固定结论。
这些考古新资料的发现，使得先秦所谓“轴心时代”的思想世界大大丰富了，好些以前觉得不可靠的古书被平反了。比如马王堆帛书里的《老子》乙本后附的《黄帝四经》《易传》和《五行》，过去没见过；郭店楚简里最早的《老子》，以及从未见过的早期宇宙论《太一生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回购的楚竹书里的哲理著作《恒先》和早期帝王世系《容成氏》；特别是清华简，听说也发现了好多类似《尚书》的文献，都很了不起。就是看上去和思想史不沾边的新发现，像长沙走马楼吴简，也给思想史研究带来很多信息，值得思想史家去深思有关古代国家对地方控制能力的问题。美国学者费正清曾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是由地方家族宗族力量来控制的。吴简是否挑战了这个说法？秦汉以来中央专制是否已经渗透到基层？这些问题都涉及思想史的思考。
傅斯年当年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史学变化的最简单途径，一旦史料扩充了，历史就不同了。可是最近几十年，思想史不需要那么麻烦到处去找东西，很多新材料新文献很现成地就来找思想史了！如果容许我简略概括，在这方面有几点很重要：第一，让我们“重返古层”。这里我用了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概念，就是重返思想和文化的深层和下层，因为近年来考古发现、边缘史料、图像资料越来越多，让我们关注到了少数精英之外的其他人。过去我们写思想史、哲学史，基本上围绕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这些精英来写。可是我们现在从地下挖出来的，很多的是占卜、巫术、房中、兵书之类。这说明，那个时代普通人甚至贵族的观念世界，远不像我们现在想象的都是精英的理性的大思想家。这样，思想史还是否只写老子、孔子、墨子？难道就不写写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想法是怎么样的？第二，让我们“走出疑古”。这是李学勤先生的说法，虽然这个提法有些片面和极端，不过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趋势或者启示，现在包括马王堆、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在内的很多材料，就是在催促我们改变观察历史的方法。这改变了我们写哲学史、思想史的套数。第三，“发现四裔”。各种各样来自日韩蒙越的新文献，让我们开始注意到历史上的中国与周边的互相观察，也注意到所谓“朝贡体制”或者“册封体制”下，中国和周边的微妙关系，更注意到汉族中国以外的各种族群、宗教和礼俗在汉族中国的投影，所以开始反省原来研究的偏向，开始意识到过去被“中国”研究所忽略的“四裔”，也就是傅斯年称为“虏学”的学问。
因此，开始出现的问题就是，要改变过去传统思想史的写法。我们所学习的哲学史和思想史，可能并不是一个真的、活的古代，而是一个被抽离出来，做成标本的古代。我经常说，鱼是在水里面游着的，不是在盘子里躺着的，在盘子里躺着的是死鱼，在水中游的才是活鱼。可是，过去的思想史展示出来的，就是装在盘子里，端上桌子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三：第一，它是以精英和经典为中心的。过去的思想史是大号哲学史，而且这个哲学史只是一个个哲学家的历史。第二，它常常是以人或者以书为章节的。包括现在的文学史也是这样。孟子一章，墨子一章，不如孟子的人物就只能是一节，如果更小的人物那就连一节都不够，几个人合一节。第三，是以道统为中心的。即是以历史上被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钦定的那个主流为中心的。胡适曾经用英文在美国杂志上批评过冯友兰，说冯友兰的哲学史是以正统性来划分的，不是正统的东西就不在哲学史里，他的批评有一定道理。比如佛教、道教和下层民众的所思所想，就无法在哲学史或思想史里面得到充分讨论。可是，那样的思想史能让人真的回到历史中吗？能让人去思考当代的问题吗？
传统的思想史根本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但是，大家知道，“让传统归零”，这只是幻想，传统无法归零，我们还生活在历史延长线上。这个时候，思想史研究就有了用武之地。
因此，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和西方学术界很不同的取向，如果说，西方历史学界逐渐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或新文化史，那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则出现了很强烈的、持续至今的“思想史热”。
思想史在将来的中国为什么还会很重要
不过，大家也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现在说的这个“思想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很开放的领域。正因为思想史把边界搞得很开放，所以，它能够连接各种各样专门领域，容纳各种各样文献资料，社会、文化、经济、风俗、宗教、政治等内容，都被它包容进来了，整编到思想史的大脉络里面了。像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虽然他说是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可是我们仍然把它当成开放的新思想史著作，这种思想史特别容易引起各不同专业学者的关心。应当说，这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的思想史研究状况有很大的变化，容我简单地归纳我觉得变化很大的几个方面。
一、新文献与新史料的充分运用与“眼光向下”的研究趋向，促使思想史研究思考精英和经典思想的“制度化”“风俗化”和“常识化”。思想史不再仅仅是关注思想的“提出”（提出的可能是少数天才，也可能提出了就湮灭了），而同样要关注思想的“实现”。实现了的是在社会生活里面称为制度、常识和风俗的思想，也是真正在历史上产生作用的思想，这样我们就得关注风俗史、教育史、制度史等等，不能把电光火花一样的少数天才当思想史的基本脉络，当思想的连锁环节。举一个宋代的例子，如果大家都以理学为中心，那么北宋濂洛之学出现，理学家那种伦理道德严格主义就应当在北宋确立地位。可是，如果你注意到北宋杀人祭鬼的流行、薅子弃老风俗的普遍（“弃老”就是类似日本《楢山节考》说的事情），注意到北宋司马光劝谏皇帝勿看女子裸体相扑，就知道理学家那种伦理严厉化的思想，差不多要在南宋以后才成为制度、共识和基本常识。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思想史过程，你必须眼光向下看更普遍的社会生活常识。
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思想史和知识史的融合，把思想史真正放入知识语境中，拓宽了思想史的视野，也夯实了思想史的基础。举一个例子，为什么“道”和“太极”如此受人重视和景仰？如果你仔细把知识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就会知道，古代人对“道”的想象、对“太极”的命名，与古代人对天象的观察、体验和想象有很大关系，那便是对北极（大熊星座）的崇拜。北极那个点有几个特点：第一，永恒不动，古人认为天道左旋，但有一个地方是始终不动，以静制动的，那便是北极；第二，北极有颗星，就是北极星，北极星在天穹上没有对称点，它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叫“一”，也叫“太一”，也叫“道”，叫“北极”也叫“太极”。这样解释，便把知识史和思想史联系到一起了，思想之所以合理，是因为有知识作为它的基础。这方面例子很多，像我就曾经以古代地图来讨论思想史问题，也曾经用朝鲜史料里大明衣冠的记载来讨论清代族群意识和东亚文化认同，美国的艾尔曼教授也曾经讨论过明清科举中间有关科学技术的考题是否反映中国人的观念变化等等，这都是过去思想史研究不涉及的话题和资料，它使得思想史和知识史之间不再有鸿沟。
三、思想史的研究空间变得更大了，我们现在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所谓“西域”与“东海”，这促使思想史研究者思索超越民族国家与恪守民族国家之间的难题，而且也要解决汉族与异族思想的交融。这恰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倡“从周边看中国”这个研究课题的原因。
思想史会始终重要吗
但是，要使思想史研究在中国一直成为社会关注重心，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现实的针对性，能否诊断当下的思想问题。近来，我们一直在关注和追问一些既有关历史，又有关现实的思想史问题。比如，中国传统对内的一统观念和对外的天下观念，如何影响着今天中国的国内管理制度和国际秩序构想？传统的家国体系、君臣关系和礼仪制度，如何影响着今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传统儒佛道的三教合一关系，如何影响信仰立场和批判精神的确立，以及宗教信仰对政治权力的制衡作用？我身处中国，我的体会、我的经验和我亲历的历史，让我更多地去思考今天中国的思想状况，并且从这些思考出发，反省过去几千年的思想史。近二十年来，中国思想世界越来越复杂，不同思潮的起伏变幻、冲突论争，给思想史研究者提出了新问题，需要思想史去回应。毕竟，中国有一个习惯在历史中寻找合理依据、在思想中解决根本问题的传统，中国当代思想也总是需要在过去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中，获得合理性的来源。
因此，我相信，虽然在欧美思想史研究已经“渐渐凋零”，但是在中国学界，思想史研究至少仍然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活力。
本文系作者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在新华·知本读书会所作演讲的录音整理稿，二〇一八年十一月经作者再次修订，文章原刊于《书城》2019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