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整合式的思考取向，探讨“改造国民论”这个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深具连续性的议题。近现代中国各种“改造国民”之论述，有其渊源，而其影响所在，更寄望能改造存在处境的现实关怀。提出“改造国民”这一论述之论者，一方面进行民族自我的批判；另一方面则就其针砭所及，提出民族自我的改造，产生了相关的行动，涉及的层域也相当广泛。学界若能展开综合性的研究，分析彼等论述内容之差异，显示出其共同特征之所在，辨正各自思想之定位，呈显出较有新意的解析，当能提升、深化研究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述的学术价值，对其思想意涵做出更恰当的评估。
一
回顾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各种思潮、运动相互激荡冲击，史家从历史的脉动中，勾勒某一思潮、运动的变化趋向，省思其与现实互动的意涵，成果向称丰硕。而值得吾人可再致意的课题却仍不在少。“改造国民论”即是其一。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个约萌生于一个世纪以前的甲午战后时代的论述，刻镂了斑斑历史的轨迹。从历经过变法维新阶段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在尝试以制度的兴革做为追求富强的行动遭遇失败，被迫流寓海外之后；亦或是提出反满革命主张，宣誓成立民主共和体制，正昂首阔步前进，以遂其志的知识分子，如革命派；乃至因故而羁留禹域，企图从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层面以挽救危亡的知识分子，如严复，率皆曾提出可统称之为“改造国民”或“新民”的论述与行动。并随时光之推移，延宕至“五四”时期，论述旨趣颇为一致的论述，更是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甚且时至1980年代，基本旨趣并无二致的论述，在台海两岸犹然清晰可见。
整体而论，这一论述的基本逻辑是：中国国势颓唐，将有亡国灭种之忧，系因国家构成的基本单位：国民，不论道德、品性、亦或智力、体魄等各方面皆问题重重，无能承担因应世变之亟之责，卒濒于此境。因之，意欲拯救危亡，并达成中国的富强，则需仰赖于每一个中国国民个人的改造。是以，提出这一论述之论者，一方面针对中国国民在公共事务层面与私人生活领域的诸般弊病，进行强烈的抨击，如痛斥中国国民既愚且劣，复亦保守而又惰蠢，或声言此等弊端之因，在于为“奴隶性”或其它弊病所缚，而另一方面则就其针砭所及，提出补救改正之方。也就是说，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这一论述，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自我的批判；一是民族自我的改造。统而论之，即产生了相关的行动，而其用心则与现实更有密切的关联。共同特征：以西方之学说为立论之依据与根本（如达尔文、斯宾赛），企图藉此彰显中国本身各方面的阙失与问题所在。由政治体制之改革转向对文化思想层面的反省。
如严复即对此颇有述论发明，力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倡“新民”之论亦云：“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他又说：“茍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其言论更曾引领一代言论之风骚。而革命党人，如章太炎对革命工作者道德的重视，自许为“百折不回，孤行己意”的“神精病”精神的终极典范，以传染给其它革命者，乃至于传染给四万万国民，以终遂革命之功；如邹容倡言要以革命教育“改造国民”，亦皆显示他们将国民改造论与革命行动结合起来的用心所在。而检视清末民初时期的期刊著述，各式各样痛斥中国国民智能愚蠢、品格低劣，遇事不知进取，而又流于巧伪，彼此相残。统而言之，詈诟中国国民为奴隶，责中国国民为劣种之论，不一而足。
至若“五四”时期，此等论述更是席卷一代思想言论风潮，如鲁迅说：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狡猾。
又如，以疑古之名而著称的北大教授钱玄同即云：
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总不容少懈。何以故﹖以中国人为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
诸如此类的批判及其倡言改造国民的言论，更广为人知。而又如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口号与行动的兴起，也显示知识分子对人民百姓文化价值观中某些陈腐不堪而又盘绕错结的成份，意欲改造、重塑的努力。
而至1930年代，颇受左派知识分子批评的，胡适的“五鬼乱中华”论，以为中国应该铲除的五大仇敌是贫穷、疾病、愚眛、贪污和扰乱，亦可谓同调。而又如1920、30年代出现的“乡建运动”等以广大农村之重建、农民之启蒙为对象的行动，虽与胡适之坐而论道颇有区别，但如晏阳初说中国农民之“愚贫弱私”为四大病症并有相互的连带关系，彼此论断观点的差别却也不是那样泾渭分明。
然而，到了1980年代，“改造国民”的论述，竟也再兴波澜。如台湾之柏杨发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即痛斥国民私德之浇薄，台海两岸俱回响不已；与方励之等人被认为是1980年代中国思想界四大领袖的大陆学者温元凯，亦有以《中国国民性改造》为名之论着，提倡新观念，以期“改造国民性”，俨然重唱近百年前即已响起的号角。1980年代末期震动海峡两岸的《河殇》影片，究其实际，则是以现代传播媒体的强大影响力，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思惟，期望“改造国民”。这样的景况，是否显示“改造国民”之论述并未随历史长河之流逝而终歇，其渊源影响，似颇有可待发掘阐释的空间。
与“改造国民”此一论题相关的言论与行动，所涉亦广。例如，清季以兴学教育为“开民智”之资的运动的兴起；又如，自戏曲改良方面着手，以让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接受新思潮的洗礼，以达“广开民智”的启蒙作用；王照等则对改革汉字的倡言与构思，为“开民智”运动另辟快捷方式；又如，禁绝鸦片行动的出现与妇女“不缠足运动”的兴起，或是像潘光旦提倡“优生学”，皆显示其或在“开民智”方面下功夫，或在“鼓民力”方面倡说立论。由此更可知，“改造国民”此一论述所涉范畴颇为宽广，举凡教育兴革、文字改革、国语运动、社会风气改良或是西式优生育儿保健观念之引进等，与此一论述都有深切的关联，亦实颇有深掘整合之必要。
二
遗憾的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学界仍无具体完整的专题研究成果。
整体讨论方面，中国大陆学者任剑涛撰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亦涉及近现代史上关于“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论述，但这部专书之立论宗旨在于呼吁理想中国国民性的建立之道，而仅以一章篇幅胪列这个课题，故其与现实关联较大，不免降低其学术价值。美国学者魏斐德（f. wakemam， jr.）亦有专文整理了对于“国民性”（尤其是关于“中国国民性”）这个问题探究的既有成果，颇有新意，而征引之史料偏重于以英文写就的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文献，稍嫌过简。孙隆基有讨论晚清时期西方“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改造国民”论述及教育改革、革命运动之关系的专文：是探讨此一论述内容比较丰富的成果，但仅限于晚清时期，未及其余。
在提倡此等言论之论者的研究方面，亦未能着重此一专题而探究之。如一般分析严复思想的文献，都会讨论他关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观点。例如，周振甫即以为，此三者是严复的“养才”之本，与民主政治合之，即为严复的变法“治本四策”；而美国史家史华慈（b. schwartz）在他那部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书中以“原则宣示”（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之论，总结严复在1895年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的涵意，但是未述及与此后论旨颇为一致的相关论述与行动之关联所在；大陆学者郭国灿在讨论中国近代“尚力思潮”时，即首举严复“鼓民力”之论的正面影响与贡献。
研究梁启超的文献，亦曾涉及于其“新民”论的研讨。如张灏在详尽分析“新民”论的内涵与意义后指出，梁启超的国民理想对20世纪各思想流派的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吸引力28，但未做比较具体的释证；刘纪曜的博士论文尝试论证，东渡日本的前五年（光绪廿四～廿九年）里，梁启超在“国民”观念的引导与对照下，以“奴隶意向”评价中国传统，《清议报》时代（光绪廿四年十一月至廿七年十一月），即是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的“奴隶意向”最鲜明强烈的时期。刘纪曜并指出，当梁启超认真而实际的考虑改造国民，养成国民资格的实际有效手段或过程时，就必需比较认真而客观的探究中国的“历史遗传”或历史条件以提出“新民”之道。亦即“新民”或国民资格的养成，是有所本的在历史过程中的改造，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此即《新民丛报》时代（光绪廿八年一月至卅三年十月）的主题。黄克武的新着：《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也以《新民说》为史料说明梁启超的“新民论”代表中国近现代史思想上的调适类型30。他们的分析有助于对梁启超“新民”论的思考。
至于其它个别人物与主题的探讨也有可观之处。例如邹容之言论与地位，已有学者提出分析；而如鲁迅之“改造国民性”思想，则是中国大陆研究其思想的热门主题；如关于改革汉字，提倡国语以为启蒙、改造国民之资的言论与行动，也是学者考察的对象；对《河殇》的回响，不仅有文化思想上的反思，亦更产生现实政治的影响。
整体而论，如前文所指出的，近现代国史上大量出现的抨击国民公共事务层面与私人生活领域各项弊病的言论，并就其针砭所及，提出补救改正方案，对此等言论与行动的意涵分析与阐释，除个别探讨外，尚乏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是块尚待耕耘的园地。
三
如前所述，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这一论述，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自我的批判；一是民族自我的改造。统而论之，伴随民族自我批判言论而生的民族自我改造行动，其用心则是与现实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应该对这些言论与行动的意涵，进行参照时空环境进行分析与阐释的工作，也就是说，自有以历史学（特别是思想史）取向进行探讨的必要。但是，除了以历史学取向探讨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的历史意义外；另一方面，这个课题所涉及的学科范畴，不仅是历史学的，更与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研究有密切的关联。
首先，从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来看，此一论述的基本意涵，当是继承传统“民为国本”之论而别发意蕴。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倡言以民为本，然其视角系以君主为主体，故历代名儒论此，率皆陈言君主应视民如子，博爱泛仁，以免失其国本遂至招亡。所谓“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系此意。所以，探讨这一个课题时，当对传统中国思想相对应的范畴例如，“民本”思想36进行分析，以解析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渊源在与差别所在。
“改造国民”论述，虽亦将国家视为一整体，民为根本，本若不固、不振，国必亡矣，然则此处所谓之亡国，与一朝一姓之倾覆无涉，而是国家整体之不存。其所意欲实践、改造之标的，则为国民（而非君主）。思惟之所在，引证之论点，大有出入，此则与近代以来西方思潮进入中土，渐为国人所熟知，并引为鉴证此一态势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因此，有必要考察关于改造国民之论述，是如何以西洋的发展经验与理论做为对照的蓝本，成为批判现实的参照架构，并提出其言论与行动。
例如，孙隆基在讨论晚清时期“社会心理学”与“改造国民”论述及教育改革、革命运动关系的专文中即追本溯源，指出法国心理学家吕邦（g. le bon， 1841～1931）的影响。像梁启超即深受吕邦的影响，甚至在梁启超的论述中还直接采用吕邦的观点，足可证明梁启超关于“改造国民”之论述，所受西洋的发展经验与理论影响之深。他的研究取向，为探讨这个课题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提醒我们在进行近现代中国史“改造国民”论这个课题的研究时，应重视分析是否有西方思想的根源与互动关系。
以严复为例，即应注意其论述与西方思想的关连。严复以为，西方之富强有其根本之道，在他看来，中国当时首应措意的便是拟擘一套治本之法，择善去恶，以臻于成：
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
他又说：
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贰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严复的论证与根本思路所在，则充份地显示了受到英国社会学家斯宾赛（hebert spencer， 1820～1903）观点的影响，而又有自己的创见。
在探讨严复“改造国民”论的思想起源方面，前此的研究者都强调斯宾塞对严复的影响，但是，前辈学人之解析，或可再从另一个视角做进一步的省思。斯宾塞做为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普及者，影响深远。从19世纪英国思想界的脉络中来看斯宾塞的思想定位，可以发现，他被认为是当时英国“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论的代表人物，反对国家（政府）干涉（state intervention），因为斯宾塞认为国家（政府）干涉，会对个人之发展带来负面的作用与影响。严复固然认识到斯宾塞本人有这样的观点（所以他说斯宾塞倡“任天为治”），但是，当严复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时，在他心目中，肩负起责任的主要承担者（the agent）却是政府。这是完全同斯宾塞本人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即令斯宾塞提出社会总体之品质系于单位或个人、细胞品质良劣之见解，对严复的“改造国民”论述有影响，但是二者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反的。很明显的，严复身居濒临亡种灭族之忧的中国，与斯宾塞身处19世纪的大英帝国则是当时世界首强的“日不落国”，二者的现实处境有很大的差别，彼此提出的反思，也正呈显出这样的落差。但是，除了二者的现实处境的差异外，是否可能也因为有别的因素，而导至他们有不同的结论？这是还值得做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仅应当注意斯宾塞对严复“改造国民”论的思想起源方面之影响所在，更当注意，严复是怎么继承（或者“扭曲”）了斯宾塞本人的观点及其原因所在。
在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研究，自1940年代起愈趋重视所谓“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的研究，例如，米德（m. mead）之研究美国，潘乃德（r. benedict）之研究日本，皆是此一课题之巨著。尽管，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学者进行“国民性”的研究关心的重点，也有为现实所用的旨趣，然若与近现代中国史上提出“改造国民”论之论者的关怀焦点是中国民族的存亡问题相较，二者的现实意义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惟当我们探讨近现代中国史上“改造国民”论的兴起这个课题时，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学者的分析，还是有相当的参照价值。特别是学者关于传统中国国民性形成因素的研究，与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者提出之批判，比对二者论述的交光会影，应当纳入我们的思考49。因此，必需注意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整合，以期提升、深化研究近现代中国史“改造国民”论述的思想意涵的评估。
四
整体而论，近现代中国各种“改造国民”之论述，有其渊源，而其影响所在，更寄望能改造存在处境的现实关怀。而提出“改造国民”这一论述之论者，一方面进行民族自我的批判；另一方面则就其针砭所及，提出民族自我的改造，产生了相关的行动，涉及的层域也相当广泛。或在“鼓民力”方面倡说立论，亦或在“开民智”方面下功夫，甚或于“新民德”之道提出严厉批判。举凡如教育兴革、文字改革、国语运动、社会风气改良或是西式优生育儿保健观念之引进等，与此一论述都有深切的关联，可待深掘探索，阐义释微。若能展开综合性的研究，分析彼等论述内容之差异，显示出其共同特征之所在，辨正各自思想之定位，呈显出较有新意的解析，当能提升、深化研究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述的学术价值，对其思想意涵做出更恰当的评估。
总结论之，近现代国史的舞台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论述，各般行动，浪起潮落。各家论者与行动者，是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侧重点，提出论述，展开行动。吾人若能慎思明辨，加以整合，厘清脉络，对于众相纷呈，景状万千的历史表象，当可有视野更为宽广的理解，更能掌握其深层结构与涵意。本文之尝试，即就“改造国民”论此一课题略加申述，但望能引起关心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同好的兴味。
作者：潘光哲（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胡适纪念馆主任）
文章来源：《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