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笔者的第一本学术论文结集，收录了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表的有关西方史学的二十篇论文。在我这把年纪的学者中间，编辑论文集出版已经是常态，有的已经在十多年了便出版了自选集了。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自然有自谦的成分在，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西方史学的传统和变化，而西方史学的发展变迁，特别自战后以来，其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往往让人目不暇接。笔者在三十年之间写作的论文，在现在看来，其中有些不免有“落伍”之嫌，不想轻易示人。最后让我下决心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的原因，除了出版社主编的美意，也因为本人以史学史的研究为主业，而其主旨便是要记录历史研究的发展变化。本人在过去几十年间所积累的经验，或许可以给读者起到一个批评、借鉴的作用。
由此缘故，本书原题为《攻错集》。我在序言中曾有这样的解释：“本论文集希望读者能通过我对西方近现代史学的探析，对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历史研究有所启发。笔者喜欢‘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而不是更为常见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希望借用‘错’这一中文字的多重含义（‘打磨玉石’和‘错误’等），将过去三十多年来对西方史学史粗浅的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希求得到你们的‘打磨’、批评和指正”。
在出版的后期阶段，编辑部与我商量，说是按照近年论文集出版的惯例，可以选择其中一篇论文的标题作为本书的书名，而他们的建议是用最新的那篇《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对此建议，我欣然同意。如同上述，我结集出版的本意便是想呈现西方史学之发展变化。该文处理的是最新的史学思潮，可以帮助突出本书的宗旨。
此书的书名刚定下不久，中国便出现了新冠肺炎在武汉的爆发性传播，不少人得病乃至死亡。春节前两天武汉封城，全国各地都开始让人禁足，控制疫情的传播。而自二月开始，病毒则开始在全世界各地出现，并以欧美两地最为突出，愈演愈烈，其感染和死亡人数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统计的同类数据。关于这次疫情的具体根源，科学家们还在探寻之中，尚没有明确的结论。不过之前发生的萨斯、禽流感和甲型流感应该给我们有所启示，这些病毒都是人与其他生命体密切接触之后才开始普遍流传的。事实上，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根据美国著名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研究，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传染病，都是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接触、特别是圈养家畜之后得来的。他在其畅销的名著《枪炮、细菌和钢铁》书中辟有一章，题为“牲畜的致命礼物”，其中具体指出，天花、流感、肺痨、疟疾、麻疹、瘟疫、霍乱等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病疫，均来自动物。而奇怪的是，这些疾病一旦转移到了人体之后，却似乎只是集中在人类社会传播了。这次的新冠肺炎所造成的伤害，其规模或许可以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相比仿，因此有人将之比拟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确，战争当然是造成人口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环顾世界历史，其实瘟疫、疾病所带来的伤害，则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与其说是仰赖了他们先进的枪炮，毋宁说是由于他们身上所携之细菌（天花和梅毒），让没有免疫力的美洲印第安人防不胜防，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而戴蒙德还强调指出，一次大战固然让人伤亡惨重，但在1917-18年发生的流感，则造成了两千一百万人的死亡，戴蒙德认为是有史以来一种疾病对人类最沉重的打击。
历史学以过去为研究对象，但古今中外的史学家，大多数都信奉、至少希望“鉴往知来”抑或“历史使人明智”，希图通过研究历史而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有所助益和启示。如上所言，本书之取名或许有点偶然，但其实在最近二十年中，历史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或潮流，试图走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传统。从史学史的发展来看，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为历史不但由人所记录和书写，而且总是以人的活动为主体内容，古今皆然，而且颇能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于，“历史是人生之师”（magistrate vitae），历史书写自然为人类的生存、繁衍和演化服务的。
不过在最近几十年间，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已经注意到，即使从上述这一常识出发，历史书写也必须走出人类为中心的传统思维了，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人类仍然暴殄天物、唯我独尊，那么其生存、繁衍和演变将会、而且已经面临了深重的危机。一个显例就是，近年气象学等科学家已经发出严厉的警告，如果人类社会不尽快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那么随之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将无可逆转，对人类所依赖的地球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将直接威胁人类在未来的生存。比如我在书中收入的那篇同名的论文中，提到了艾伦·瓦斯曼的《我们不在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 一书，其书名和内容都让人不寒而栗，因为他指出了一个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悲惨前景。
而这一惨淡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人之为人所自找的，是人类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这些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建立以来，特别是工业化之后对自然界的任意索取，从而对自然环境和其他生命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转而影响了人类的生存。二是现代以来科技的日益发达，生产出了不少足以挑战、超越人类智能、体能的机器、药品或其他新型物体，让人认识到人类已经不再是万物之灵长，可以高高在上，将自己的需求强加在世界其他万物之上。应该说，在史学界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界，正是第二个方面的发展让学者们提出并探讨了“后人类主义”的思考。像几乎所有的哲学层次的概念一样，“后人类主义”的定义颇为复杂；学者们没有明确的共识。一般而言，所谓的“后人类主义”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批判性的思考，其前提是认定各类科技的新发展，已经或者正在创造出“人类2.0版”，也即一种新型人类，于是需要重新讨论如何为其设定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但饶有趣味的是，学者们对这一“人类2.0版”是否一定代表了人类的一种演进，没有一致的意见。从一方面看，这一新型人类（如轻松击败国际象棋和围棋大师的谷歌阿拉法狗）有着远超人类的智慧和能力。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最近拍摄的许多以“阿凡达”【Avatar】也即虚拟化身为主角的科幻电影所示），这一新型人类、包括经过基因改造和服用药品的人，并不一定显示人类正在走向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譬如写作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弗朗西斯·福山早在2002年便出版了《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结果》一书，其中提到为了治疗诸如抑郁症等疾病，医学界已经开发出不少有效的药品。但如果这些药品的使用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那么有些国家便可以用此来随意控制人类，让其承受不公正待遇但不思或无力反抗。而最近美国等地所发生的阿片类止痛药（Opioid）的危机，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出于遏制伤痛的需要，不少人服用这类药品之后，沉迷其间，不可自拔，最后丧失了性命。而这一危机的形成，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不法的医生、药房甚至制药公司，知道这种药物会让人上瘾，因此鼓励病人持续服用，希求从中牟利。这些例子证明哲学界、伦理学界讨论“后人类主义”、更新和制定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政府政策之必要性和迫切性。
由于学科的不同，历史学界之重视后人类的现象，则主要表现为如何走出人类为中心的历史思维。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观念，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产物，而在所有前近代的文明中，均有一种尊重自然环境、体恤各种生命体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本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西方史学的传统与转型”为题，试图讨论的正是西方史学界如何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树立了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思考模式。简而言之，这一模式从14世纪文艺复兴开始，经过了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后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臻于极致。文艺复兴时期兴起了个人主义，鼓励了个人发挥聪明才智而获得成功。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强调人的思想解放，挣脱神学、宗教的枷锁，发挥和实践人的理性，这些都是迥异于传统社会的新发展、新现象。而19世纪的黑格尔和兰克则高度重视民族国家的建立，前者视其为人之理性和热情之辩证体现，后者将之奉为世界历史的主线，并以此作为视角描写、勾勒历史的进程。
但也正是由于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兴起和20世纪初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甫一结束，人们便开始反省这一被简称为“大写历史”或“启蒙运动史学”的近代历史观念和实践，而“二战之后的思潮和趋向”，更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些反省包括种种方面。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质疑了西方中心的历史规律论，那么新文化史、情感史等流派则突出了人类行为的个体心理和感性的作用，突破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考察历史变动的传统。这些探索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让人反思和反省上述“启蒙运动史学”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和方法，为历史学走出人类为中心的历史思维铺平了道路。
具体言之，史学界探索非人类或后人类为中心的历史思考，由大历史、环境史和动物史的研究为主要代表。这些流派均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了当今史坛引人瞩目的生力军。他们研究的侧重点固然有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主张质疑和舍弃人的行为在历史书写中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和能动性（agency），寻求它们的替代品。比如大历史便强调，与宇宙和地球的发展演变相比，人类的活动微不足道——如果将前者比作一天24小时，那么后者所占比重仅三分钟而已。环境史突出了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既指出人的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以“人类世”的出现为标志），更注意后者对人类活动的反制。动物史的研究最具挑战性。其近年的发展，不仅仅是像戴蒙德所做的那样，指出人类历史的变迁如何曾与各类动物共存，更着意变换角度，将动物视作历史的主角，从其视角来观察、考察人类行为及其后果，由此来变更人们的历史观念，同时也改造历史书写的方法。
总之，虽然自古以来的历史，大都为人所记录和书写，但是否人的活动仍然抑或必须作为历史著述的主角，在当今史学界已经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和争论。在新冠肺炎病毒袭击全球，人们苦于应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开展这样的思考显得颇有必要。我们大多数人相信，人类将会成功控制这次流行病的泛滥。但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一仍其旧，视人类为宇宙中心而对自然环境和其他生命体予取予夺，毫不怜惜，那么人类社会一定还会在将来再次付出沉痛的代价。是所思也！
2020年4月10日
写于为瘟疫所困之美国新泽西州
（注释从略）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长江讲座教授（2007年至今），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理事（2005—2015年兼任秘书长），主要著作有《全球史学史》 （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苏普里娅·穆赫吉合著），《筷子：饮食与文化》，《外国史学史》（与李隆国合著），《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等。
本文系作者为新著《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撰写的出版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