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5月，美国费城举办建国百年世界博览会，时任宁波海关文案的李圭，受总税务司赫德委派，赴会观览，归来后写成《环游地球新录》记述旅途见闻及赛会盛况。李鸿章亲自为该书作序，赞其“于物产之盛衰，道里之险易，政教之得失，以及机器制造之精巧，人心风俗之异同”，无不殚心考究。该书问世以来，因所述海外风物新奇可感，文辞通俗易懂，流传甚广，颇负盛名，后被钟叔河编入《走向世界丛书》，为世人瞩目。
2010年5月，第53届世博会在上海举行，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开幕式致辞中说：“1876年，中国第一次以官方名义参加了美国费城世博会”，充分肯定了李圭环球旅行的历史意义。此后，众多关于中国人参与世博会的史料被挖掘整理，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亦被重新发现，因其对费城世博会详细集中的现场记录，被誉为“记述世博会第一书”，书中对费城世博会场馆、展品的介绍，对晚清留美幼童学习生活状况的描述为读者津津乐道。其实，在笔者看来，该书还有一大亮点尚未被人关注，那就是关于英国“奥克司芬城大书院”，即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记述。
1876年4月，李圭结束博览会相关活动后，又东行英国伦敦、法国巴黎、马赛等地，于同年12月回国。1876年11月，他在伦敦盘桓期间，先参观了英国议会，了解到当时的英国太子“曾读书客利司柘池大书院”，即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正是牛津大学的良好教育使其“睿质既美，豫教又善”，李圭对牛津大学充满好奇之心。随后，他便造访了位于伦敦西北牛津城的“奥克司芬城大书院”，拜会了“书院讲解华文官教习理雅格”，即汉学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著名的英国汉学家，与中国渊源颇深，1876年10月就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直到1897年病逝，其间他曾与郭嵩焘、曾纪泽等多位中国官员见面，并亲自陪同郭嵩焘考察牛津大学。两人共进午餐，理雅各带领李圭游览学校。
李圭的参观相当深入，他提到“大书院共有二十一所，讲堂六所，贡院一所，书库一所”，共有学生二千五百余人。书库即著名的博得里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牛津大学最大的图书馆，藏书四十万册，其中有已越千年的善本。最大院名“客利司柘池”，即基督教堂学院，王室成员多肄业于此。牛津大学因具有教会背景，有充足的经费保障。学校分门别类，设置学科，由学生自主选择，有大考三次，入学考试察深浅、校内考试定短长，毕业考试判等级。通过考察，李圭认为牛津大学“善在分门专学，循序以进，而尤在考试不数也”，对学校规范严密的学科体制极为赞赏。他介绍了牛津大学有逐日督课的“丢德”（即导师Tutor），但并未对牛津的导师制作深入了解。他对牛津学生的印象深刻，这些介于17至21岁之间的青年人朝气蓬勃：
课余之暇，各穿号衣（如此院白衣蓝裤，彼院则蓝衣白裤，二十一院无一同），出而划船斗胜，以畅血脉。平时衣冠往来街衢，则彬彬然。若值斗船而回，则又稍涉赳赳矣。
聊聊数语，已把牛津学生健康自信、活泼自由的样态描述得颇为传神。李圭虽然想当然地将“道德”（Doctor）、“扑非色”（Professor）分别等同于中国的进士、举人，将校服称为“号衣”，但他笔下的牛津大学形象已然生动可感。
李圭并非第一个访问牛津大学的中国官员，在此之前，1866年3月，为改善中国对外洋情形一无所知的窘境，清政府派斌椿率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一行五人，由时任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带领，踏上游历泰西的旅程，斌椿等人访问了法、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9国。斌椿自诩“中土西来第一人”，写成《乘槎笔记》记录此次行程。1866年6月7日，斌椿一行“乘火车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阿思佛，游大书院数处。掌院者名勒得富，邀至家”。牛津大学在斌椿笔下仅此而已。同行的翻译张德彝所记稍详：“明等自伦敦上火轮车，西北行一百五十里，午刻至敖四佛村。有本地官勒得福者以四轮马车来接等，车北行，过大桥洞，周游二十四处，皆古礼拜堂，大学院等所”。斌张二人作为初次出洋的晚清官员，西洋的一切均前所未见，乱花迷眼，种种事务应接不暇，很显然，他们只是把牛津大学当成英国官方安排的参观景点之一，在他们看来，当日只是游览了牛津镇上众多大书院和礼拜堂，并不清楚牛津大学的体制和布局。以观光客的眼光，自然对牛津大学无法深入了解，甚至他们对牛津大学具体方位的描述也有偏差，实在是粗率得很。1867年冬，王韬随理雅各赴苏格兰，襄助其翻译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事之余，王韬遍游英伦，并且由理雅各举荐，受邀到“哈斯佛大书院”演讲，成为第一位在牛津大学讲学的中国人。直到1889年，王韬追忆前尘往事，写成《漫游随录》，其中《伦敦小憩》一文专记此事。大概说道：“英之北土曰哈斯佛，有一大书院，素著名望，四方来学者不下千余人。肄业生悉戴方帽，博袖长衣，雍容文雅。”寥寥数语，信息量极少。李圭虽身份卑微，但其殚心考究，以师其长的努力却值得肯定，他关于牛津大学的文字虽然只有600余字，但已经意识到西方高等学府的意义，言简意赅，俨然一篇短小精悍的牛津考察记，较之斌椿、张德彝、王韬等人的记述要具体深入得多。
李圭通过考察，认为牛津大学学费高昂，一般家庭难以负担：“惜乎岁需千元，寒素不免向隅，要当有一善筹之，斯举无遗才矣。”由于牛津大学一直奉行培养有教养的贵族的传统，自17世纪以来，无所事事的贵族子弟占据了多数入学名额，并享受各种特权。李圭的观察还是相当敏锐的，指出当时牛津学生多出身名门巨室，平民子弟因经济原因无法入学的弊端。他还提到当时英国三大书院：一为甘比利支（University of Cambridge），即剑桥大学；一为都百灵，即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一为牛津大学。可见他对英国大学教育还是做了一番深入了解的。李圭这段介绍牛津大学的文字受到国内报刊的关注，被《画图新报》1882年第8期附图刊出：
本馆前次报中登有英国甘不列支书院并图，今见江宁李小池先生之《环游地球录》 登此一则，其文甚佳。惟无其图以显明之。本馆适有其图，故就其文而节等之，以证双美焉。
李圭对牛津大学的记述文字虽然不多，但已开海外文人对牛津大学着意考察记述的先河，显示其超出俗流的眼界胸襟。正是因李圭的记述，牛津大学得以图文并茂地第一次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他在美国期间，还参观了纽约的中小学校，对西人“尚默识不尚诵读”的教学方式表示肯定，认为唯有潜心领会，才能将知识融会于心，称赞美国学校“教法精详，课程简严”。他还实地考察了中国留美幼童肄业局，对“不尚虚文，专务实效”的西方教育理念颇为赞赏，驳斥了时人对留美幼童“下乔木而入幽谷”的言论，对留美幼童寄予厚望，认为这些孩子“孰有不就陶铸而成令器哉！”
欧美各国的学校教育让李圭深受启发，在担任海宁知州期间，他曾尝试推行中西合璧的“书舍”教育模式，在1894年7月10日《申报》刊登招生广告：
海禁一开，西学大兴，书馆林立，不胜枚举。然仅尚西文，不无偏废之虞。本书舍有鉴于此，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特延英教习四人，汉教习二人，皆才具素优，声名卓著。务使来游者，淹通中西，造成有用之学。书室堂皇，卧房明靓，住馆贴膳物，维其备早进晚归，各任其便。准于七月朔开馆，有志者先期报名。兼办翻译公文信札，笔资从廉，欲知详细章程，祈惠临中坭桥西新马路本书舍帐房处面询。
这种中西兼备的教学模式，已初具新式学堂的面目，足见在国事日迫，西学东渐背景下，李圭急于为国家培养中西兼修人才的良苦用心。早在1887年，李圭入京赴吏部办理候补知州补用手续，返乡途经天津，曾应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Detring Gustav von）邀请，参观了筹建中的博文书院，其“以西国文学教我中华子弟，而备国家因材器使”的宗旨倒是与淹通书舍有异曲同工之处。
李圭虽有四海之志，并具有超越俗流的眼界胸襟，无奈屠龙之术，无所用也，在海宁知州任上即因未能按时完成槽粮征收任务，被劾免职，于1903年在杭州郁郁而终。
作者简介：杨波，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