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波:李圭与牛津大学

1876年5月,美国费城举办建国百年世界博览会,时任宁波海关文案的李圭,受总税务司赫德委派,赴会观览,归来后写成《环游地球新录》记述旅途见闻及赛会盛况。李鸿章亲自为该书作序,赞其“于物产之盛衰,道里之险易,政教之得失,以及机器制造之精巧,人心风俗之异同”,无不殚心考究。该书问世以来,因所述海外风物新奇可感,文辞通俗易懂,流传甚广,颇负盛名,后被钟叔河编入《走向世界丛书》,为世人瞩目。

2010年5月,第53届世博会在上海举行,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开幕式致辞中说:“1876年,中国第一次以官方名义参加了美国费城世博会”,充分肯定了李圭环球旅行的历史意义。此后,众多关于中国人参与世博会的史料被挖掘整理,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亦被重新发现,因其对费城世博会详细集中的现场记录,被誉为“记述世博会第一书”,书中对费城世博会场馆、展品的介绍,对晚清留美幼童学习生活状况的描述为读者津津乐道。其实,在笔者看来,该书还有一大亮点尚未被人关注,那就是关于英国“奥克司芬城大书院”,即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记述。

1876年4月,李圭结束博览会相关活动后,又东行英国伦敦、法国巴黎、马赛等地,于同年12月回国。1876年11月,他在伦敦盘桓期间,先参观了英国议会,了解到当时的英国太子“曾读书客利司柘池大书院”,即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正是牛津大学的良好教育使其“睿质既美,豫教又善”,李圭对牛津大学充满好奇之心随后,他便造访了位于伦敦西北牛津城的“奥克司芬城大书院”,拜会了“书院讲解华文官教习理雅格”,即汉学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著名的英国汉学家,与中国渊源颇深,1876年10月就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直到1897年病逝,其间他曾与郭嵩焘、曾纪泽等多位中国官员见面,并亲自陪同郭嵩焘考察牛津大学。两人共进午餐,理雅各带领李圭游览学校。

李圭的参观相当深入,他提到“大书院共有二十一所,讲堂六所,贡院一所,书库一所”,共有学生二千五百余人。书库即著名的博得里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牛津大学最大的图书馆,藏书四十万册,其中有已越千年的善本。最大院名“客利司柘池”,即基督教堂学院王室成员多肄业于此。牛津大学因具有教会背景,有充足的经费保障。学校分门别类,设置学科,由学生自主选择,有大考三次,入学考试察深浅、校内考试定短长,毕业考试判等级。通过考察,李圭认为牛津大学“善在分门专学,循序以进,而尤在考试不数也”,对学校规范严密的学科体制极为赞赏。他介绍了牛津大学有逐日督课的“丢德”(即导师Tutor),但并未对牛津的导师制作深入了解。他对牛津学生的印象深刻,这些介于17至21岁之间的青年人朝气蓬勃:

课余之暇,各穿号衣(如此院白衣蓝裤,彼院则蓝衣白裤,二十一院无一同),出而划船斗胜,以畅血脉。平时衣冠往来街衢,则彬彬然。若值斗船而回,则又稍涉赳赳矣。

聊聊数语,已把牛津学生健康自信、活泼自由的样态描述得颇为传神。李圭虽然想当然地将“道德”(Doctor)、“扑非色”(Professor)分别等同于中国的进士、举人,将校服称为“号衣”,但他笔下的牛津大学形象已然生动可感。

李圭并非第一个访问牛津大学的中国官员,在此之前,1866年3月,为改善中国对外洋情形一无所知的窘境,清政府派斌椿率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一行五人,由时任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带领,踏上游历泰西的旅程,斌椿等人访问了法、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9国。斌椿自诩“中土西来第一人”,写成《乘槎笔记》记录此次行程。1866年6月7日,斌椿一行“乘火车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阿思佛,游大书院数处。掌院者名勒得富,邀至家”。牛津大学在斌椿笔下仅此而已。同行的翻译张德彝所记稍详:“明等自伦敦上火轮车,西北行一百五十里,午刻至敖四佛村。有本地官勒得福者以四轮马车来接等,车北行,过大桥洞,周游二十四处,皆古礼拜堂,大学院等所”。斌张二人作为初次出洋的晚清官员,西洋的一切均前所未见,乱花迷眼,种种事务应接不暇,很显然,他们只是把牛津大学当成英国官方安排的参观景点之一,在他们看来,当日只是游览了牛津镇上众多大书院和礼拜堂,并不清楚牛津大学的体制和布局。以观光客的眼光,自然对牛津大学无法深入了解,甚至他们对牛津大学具体方位的描述也有偏差,实在是粗率得很。1867年冬,王韬随理雅各赴苏格兰,襄助其翻译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事之余,王韬遍游英伦,并且由理雅各举荐,受邀到“哈斯佛大书院”演讲,成为第一位在牛津大学讲学的中国人。直到1889年,王韬追忆前尘往事,写成《漫游随录》,其中《伦敦小憩》一文专记此事。大概说道:“英之北土曰哈斯佛,有一大书院,素著名望,四方来学者不下千余人。肄业生悉戴方帽,博袖长衣,雍容文雅。”寥寥数语,信息量极少。李圭虽身份卑微,但其殚心考究,以师其长的努力却值得肯定,他关于牛津大学的文字虽然只有600余字,但已经意识到西方高等学府的意义,言简意赅,俨然一篇短小精悍的牛津考察记,较之斌椿、张德彝、王韬等人的记述要具体深入得多。

李圭通过考察,认为牛津大学学费高昂,一般家庭难以负担:“惜乎岁需千元,寒素不免向隅,要当有一善筹之,斯举无遗才矣。”由于牛津大学一直奉行培养有教养的贵族的传统,自17世纪以来,无所事事的贵族子弟占据了多数入学名额,并享受各种特权。李圭的观察还是相当敏锐的,指出当时牛津学生多出身名门巨室,平民子弟因经济原因无法入学的弊端。他还提到当时英国三大书院:一为甘比利支(University of Cambridge),即剑桥大学;一为都百灵,即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一为牛津大学。可见他对英国大学教育还是做了一番深入了解的。李圭这段介绍牛津大学的文字受到国内报刊的关注,被《画图新报》1882年第8期附图刊出:

本馆前次报中登有英国甘不列支书院并图,今见江宁李小池先生之《环游地球录》 登此一则,其文甚佳。惟无其图以显明之。本馆适有其图,故就其文而节等之,以证双美焉。

李圭对牛津大学的记述文字虽然不多,但已开海外文人对牛津大学着意考察记述的先河,显示其超出俗流的眼界胸襟。正是因李圭的记述,牛津大学得以图文并茂地第一次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他在美国期间,还参观了纽约的中小学校,对西人“尚默识不尚诵读”的教学方式表示肯定,认为唯有潜心领会,才能将知识融会于心,称赞美国学校“教法精详,课程简严”。他还实地考察了中国留美幼童肄业局,对“不尚虚文,专务实效”的西方教育理念颇为赞赏,驳斥了时人对留美幼童“下乔木而入幽谷”的言论,对留美幼童寄予厚望,认为这些孩子“孰有不就陶铸而成令器哉!”

欧美各国的学校教育让李圭深受启发,在担任海宁知州期间,他曾尝试推行中西合璧的“书舍”教育模式,在1894年7月10日《申报》刊登招生广告:

海禁一开,西学大兴,书馆林立,不胜枚举。然仅尚西文,不无偏废之虞。本书舍有鉴于此,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特延英教习四人,汉教习二人,皆才具素优,声名卓著。务使来游者,淹通中西,造成有用之学。书室堂皇,卧房明靓,住馆贴膳物,维其备早进晚归,各任其便。准于七月朔开馆,有志者先期报名。兼办翻译公文信札,笔资从廉,欲知详细章程,祈惠临中坭桥西新马路本书舍帐房处面询。

这种中西兼备的教学模式,已初具新式学堂的面目,足见在国事日迫,西学东渐背景下,李圭急于为国家培养中西兼修人才的良苦用心。早在1887年,李圭入京赴吏部办理候补知州补用手续,返乡途经天津,曾应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Detring Gustav von)邀请,参观了筹建中的博文书院,其“以西国文学教我中华子弟,而备国家因材器使”的宗旨倒是与淹通书舍有异曲同工之处。

李圭虽有四海之志,并具有超越俗流的眼界胸襟,无奈屠龙之术,无所用也,在海宁知州任上即因未能按时完成槽粮征收任务,被劾免职,于1903年在杭州郁郁而终。

作者简介:杨波,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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