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语国家中最早成立的两所大学，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Cambridge）数百年来卓然傲立于世，秉承自由独立、探索真知的宗旨，不仅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典范，更是西方文化精神的象征。在当下中国教育界，言必称牛津剑桥早已蔚然成风，它们到底何时开始走进中国人的视野，最终成为中国大学念兹在兹、不断追摹的标杆？晚清中国，山雨欲来，变局骤起。内忧外患的因缘际会，一大批士人或奉命出使，或远游求道，或去国避祸，跨洋出海，在异域羁旅中留下了大量的域外游记。鲜为人知的是，他们在采风觇国之余，与牛津剑桥结缘，得以亲炙其风采，留下很多相关记述，如今几乎无人提起。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些文字，打开了中国学习借鉴西方大学体制的窗口，梳理这些史料，对研究西方大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十分重要。
一
1866年3月，为改善中国对外洋情形一无所知的窘境，清政府派斌椿率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一行5人，由时任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带领，踏上游历泰西的旅程，在4个多月的时间内，斌椿等人访问了法、英、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9国。斌椿自诩“中土西来第一人”，写成《乘槎笔记》记录此次行程，另有诗稿《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行世。1866年6月7日，斌椿一行“乘火车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阿思佛（读作熬克），游大书院数处。掌院者名勒得富，邀至家。”牛津大学在斌椿笔下仅此而已。此文曾在1871年7月22日《中国教会新报》刊出，文字基本一致，只在牛津大学发音上略有出入：“阿思佛（读作熬克弗尔的）”。因文字过于俭省，虽然登诸报端，但“阿思佛”大书院并未引起读者关注。
同行的翻译张德彝所记稍详：“明等自伦敦上火轮车，西北行一百五十里，午刻至敖四佛村。有本地官勒得福者以四轮马车来接等，车北行，过大桥洞，周游二十四处，皆古礼拜堂，大学院等所。”斌张二人作为初次出洋的晚清官员，西洋的一切均前所未见，乱花迷眼，种种事务应接不暇，很显然，他们只是把牛津大学当成英国官方安排的参观景点之一，在他们看来，当日只是游览了牛津镇上众多大书院和礼拜堂，并不清楚牛津大学的体制和布局。以观光客的眼光，自然对牛津大学无法深入了解，甚至他们对学校具体方位的描述也各不相同，相当粗率。尽管如此，斌张二人应是已知最早访问牛津大学的中国官员。
1867年冬，王韬随英国人理雅各（JamesLegge）赴苏格兰，襄助其翻译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理雅各是著名的汉学家，与中国渊源颇深，1876年10月就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直到1897年病逝，其间他曾与多位中国官员见面。译事之余，王韬遍游英伦，并且由理雅各举荐，受邀到“哈斯佛大书院”演讲，成为第一位在牛津大学讲学的中国人。多年以后，王韬追忆前尘往事，写成《漫游随录》，其中《伦敦小憩》一文专记此事。当日牛津大学会堂群贤毕至，盛况空前，王韬回顾了中英两国从彼此隔膜到互通问询，再到交流日趋频繁的过程，希望牛津学子早日学有所成，为促进中英两国的交流沟通发挥作用。一些学生向王韬请教孔子之道与西方文化的区别，他认为孔子重人道，西人之天道亦归本于人，东海西海，其心同，其理亦同，中西文化并无本质的差异。讲学由理雅各亲自作口译，气氛热烈，“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慷慨奋发之情溢于言表。可惜文章对牛津大学风貌着墨不多，只大概说道：“英之北土曰哈斯佛，有一大书院，素著名望，四方来学者不下千余人。肄业生悉戴方帽，博袖长衣，雍容文雅。”寥寥数语，信息量极少，不禁让人失望。
1876年4月，时任海关税务司文书李圭作为中国工商业界代表，赴美国费城参加纪念美国独立百年世界博览会。李圭结束博览会相关活动后，又东行英国伦敦、法国巴黎、马赛等地，于同年12月回国。1876年11月，他在伦敦盘桓期间，造访了“奥克司芬城大书院”，留下了四百余字的记录，弥足珍贵。他拜会了理雅各，并由其导游各处。李圭了解到“大书院共有二十一所，讲堂六所，贡院一所，书库一所”，而最大的学院叫“客利司柘池”，即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王室成员多肄业于此。牛津大学分门别类，设置学科，由学生自主选择，有大考三次：入学考试察深浅、校内考试定短长、毕业考试判等级。通过考察，李圭认为牛津大学“善在分门专学，循序以进，而尤在考试不数也”，提到逐日督课的“丢德”，即导师（Tutor），但并未对牛津的导师制作深入介绍。他对牛津学生的印象极为深刻：
（生徒）课余之暇，各穿号衣（如此院白衣蓝裤，彼院则蓝衣白裤，二十一院无一同），出而划船斗胜，以畅血脉。平时衣冠往来街衢，则彬彬然。若值斗船而回，则又稍涉赳赳矣。
聊聊数语，已把牛津学生健康自信、活泼自由的样态描述得颇为传神。李圭并未延续在世博会上的精细笔墨，事无巨细，无不旁询曲证，他想当然地将“道德”（Doctor）、“扑非色”（Professor）分别等同于中国的进士、举人，将校服称为“号衣”，但他笔下的牛津大学形象已然生动可感。李圭关于牛津大学的记述虽然简练，但却受到《画图新报》的关注，被附图刊出：
本馆前次报中登有英国甘不列支书院并图，今见江宁李小池先生之《环游地球录》登此一则，其文甚佳。惟无其图以显明之。本馆适有其图，故就其文而节登之，以证双美焉。
至此，牛津大学得以第一次图文并茂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他还提到当时英国三大书院：一为甘比利支，即剑桥大学；一为都百灵，即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一为牛津大学。可见他对英国大学确实做了一番深入了解。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游历使团，斌椿等人初涉西洋，触目皆新奇，本质上只是充满好奇心的旅行者和观光客，牛津大学不过是一处风景佳丽之地，对其地位、功能和影响均无心深究。笔触固然轻松自然，但却在不经意间忽视了众多的文化和现实问题。斌椿归国后感慨“皇猷渐被广，歌颂遍寰宇”，庆幸自己不辱使命的同时，天威浩荡，唯我独尊的文化心态也昭然若揭。王韬的文字雅致闲远，重点是追忆昔日的异域讲学，展示自己的博学多闻，而充满诗意的语言使牛津大学的真实面目也变得虚无缥缈。李圭眼光高人一筹，对牛津大学虽着墨不多，但已开海外文人对牛津大学有意识记述的先河。他们的记录虽简单，但已打开了中国了解牛津大学的窗口，王韬在牛津讲坛的演讲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
对牛津大学的第一次详细描述，始于郭嵩焘。1875年，为平息马嘉里事件，清政府任命郭嵩焘为出使大臣，赴英国通好谢罪。1877年1月，郭嵩焘抵达伦敦，1879年1月销差回国，历时两年。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大使，郭嵩焘具有远超俗流的见识和胸襟，驻节海外期间，处处留心，对西方社会的体察纤毫入微，逐日写成日记，将西方各国的政教礼俗、科技物产、风土人情等尽摄笔端，粲然毕备。
1877年3月21日，郭嵩焘应邀赴里士满，出席英国前首相罗尔斯勒斯（John Russell）的茶会。首相居所濆布洛得叱（Pembroke Rocky）庭院清幽，古树蓊郁，郭与其祖孙三人相谈甚欢。聚会结束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距伦敦二十日里，过得模斯江西南行。得模斯江昨日斗船会，为铿博德基及阿斯服两校船只，每年一斗。久闻有此会，而未及一往观也。
这是牛津、剑桥大学第一次在其日记中出现。1877年11月21日，牛津大学纽科里治学院（New College）院长特来向郭嵩焘转达汉学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的邀请，请郭于一周后访问牛津大学。郭嵩焘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是日记下：
英国两大书院，一在阿斯佛，一在刊比里治。闻刊比里治尚实学，而阿斯佛尚古学，两相济也。
牛津大学早期以古典人文学科和神学为主，直至19世纪初，自然科学开始缓慢进入学科体系。剑桥大学早在17世纪就确立了自然科学的主体地位，也是在19世纪才逐渐开始了人文学科的发展历程。因此，他说剑桥以自然科学见长，牛津以人文学科为主，各擅胜场，相得益彰，此言大致不差。
1877年11月28，郭嵩焘自拍定登（Paddington）启程，途经类丁（Reading），到达牛津大学，开始了为期两天的参观访问。郭嵩焘首先详细询问了牛津大学21个学院的名称、概况及住读学生人数，不避琐屑，在日记中一一胪列说明。随后，他又了解了各个学院的授课形式：
每住馆生各一住房、一读书房，二房相联，极精洁。所学天文、地理、数学、律法及诸格致之学，皆择其所艺已成者试之乃得入。各以类设师程督之，率十许人从一师。每学馆设一正总理（亦谓之尚书），又总设一尚书曰占西洛尔，岁一更易。
牛津大学各个学院自主招生，自主管理，而所谓“总尚书”，不过是名誉校长。在此基础上，导师根据学科要求及学生特点来进行学术指导，承担着监护人和教育者的双重角色，这便是牛津大学久负盛名的学院制和导师制，郭嵩焘的记述可谓准确扼要。
是日，郭嵩焘先参观了马克得林（Magdalen College）、阿勒苏尔士（All Souls College）、和客来斯觉尔治（Christ Church College）三个学院，然后又造访了牛津大学最大的图书馆——著名的博得里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该馆藏书量仅次于大英博物馆。郭嵩焘得悉其海量藏书的来源：“此所藏皆近人著述，凡书成必首纳献一部”。这就是英国图书馆的缴存制，牛津大学是缴存制的创始者，而博得里图书馆正是这一制度的最早受益者之一。从郭嵩焘所述“圆屋最上一层结构，旁四周为飞檐，铺以铅板，外为石栏，可以望远。”可知他当天重点参观了医学和科学书籍馆，即圆形的拉德克利夫圆楼（Radcliffe Camera），这座建于1749年的“圆屋”是一座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坐落在圣玛丽教堂和众灵学院之间，是牛津大学的地标性建筑之一。郭嵩焘兴致勃勃地登上图书馆顶楼，俯瞰了牛津全貌。
随后，郭嵩焘来到舍尔多力安西尔得剧院（Sheldonian Theatre，今称谢尔登剧院），出席理雅各《圣谕广训》的宣讲会。谢尔登剧院是牛津大学举行重要庆典活动的主要场地，1876年10月27日，理雅各正是在这里正式接受了汉学教授的教职。他选此地作为讲坛，确是别有深意，此举一是向远道而来的中国使臣表示敬意，二是展示牛津大学汉学研究的学术积淀。但在郭嵩焘看来，《圣谕广训》能为西方学者悉心追摹，则是大清国圣祖“徳教流行广远”的结果。当晚，郭嵩焘在理雅各主持的欢迎晚宴上与哥尔文施密斯先生会面，这位哥尔文施密斯就是曾发表过著名演讲《小说写作的指明灯》的英国教育家、历史学家戈德文·史密斯（Goldwin Smith）。
第二天， 11月29日。郭嵩焘应邀在博得里图书馆列席了学位授予仪式，并旁观了学生的口试和笔试。他将博秩洛尔（Bachelor学士）、马斯达（Master硕士）和多克多尔（Doctor博士）分别对应中国科举考试的秀才、举人和翰林；同时他想当然地以为博士也重前三名，将荣耀博士学位对应于科举的鼎甲，只不过荣耀学位只是虚名而已。由此，他找到了中西学制的共同点：
三试章程，盖亦略仿中国试法为之。所学与仕进判分为二。而仕进者各就其才质所长，入国家所立学馆，如兵法、律法之属，积资任能，终其身以所学自效。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汉魏以后士大夫知此义者鲜矣！
言必称三代，是彼时中国人的共性思维：其一是对逝去的黄金时代的极致想象和赞美；其二，这便是夏菲·列文斯坦（Harvey Levenstein）所说的处理不同文化间距时要使用“文化拐杖”，即从传统文化中截取相似物来弥合中西文化的隔膜。如此既可维护脆弱的民族文化自尊心，缓解矛盾；又增强了中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于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成了借径西方、救亡图强的不二法门。
午餐后，郭嵩焘在理雅各的陪同下，来到格拉伦敦卜来斯印书局（Clarendon），即牛津大学出版社。他仔细询问了出版社的历史：“格拉伦敦辑查尔斯第一被弑事为一书，销行甚广，厚积资产。临卒尽蠲所有，立一书局，新旧印书局机器凡数院。”18世纪初，克拉伦登爵士（Lord Clarendon）将《大叛乱史》一书的版权赠给了出版社，该书第一版的盈利为出版社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于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便有了克拉伦登出版社的别称。在这里郭嵩焘见识了“昨夜尚是整张纸，今早已成书”的奇迹。接下来郭嵩焘又参观了牛津大学博物馆，见到了史前鱼化石、猛犸象化石等展品，在馆长毕灼尔（Pritchard）陪同下参观了天文台。郭嵩焘秉承了其一贯的勤学好问的风格，与毕灼尔探讨了《尚书》中的星象记载，还见识了庞然大物——天球同步反射望远镜。在毕灼尔的指导下，郭嵩焘用天文学家蒂拿娄（Warren de la Rue）发明并捐造的反射望远镜观测到了金星。毕灼尔亦记录下了郭嵩焘访问天文台，并观测到金星这一历史时刻。至此，郭嵩焘为期两天的牛津大学考察圆满结束。
郭嵩焘的记述可以称得上一篇颇为详细的牛津大学考察报告，读者从他的文字中可以了解到牛津大学历史悠久，学院独立且有各自的学术特色，施行导师制，拥有图书馆、出版社、博物馆、大剧院等丰富的教育文化资源，是一座与中国传统学堂书院迥然不同的学术殿堂。因他不懂英语，一些专有词汇只能根据英文音译写出对应的汉语词汇，虽诘屈聱牙，但洋洋五千言的考察记，事无巨细皆照实笔录，苦心巺语，情见乎辞，读来让人肃然起敬。
除对牛津大学实地考察外，郭嵩焘还与牛津大学化学家哈尔库尔德、天文学家蒂拿娄等交往甚密，常在各种学术茶会或实验室里观看各种科学实验，请教颇为精深的科学原理，偶有所得，便认真记录下来，常叹自己年老失学，“其理吾终不能明也”，求知之心未尝稍歇。颇有意味是，1878年3月1日，郭嵩焘看到《新报》报道牛津大学师生为中国灾区募集赈款一事，竟忧心忡忡，担心牛津师生“行惠以要结人心，其亦耶稣教盛行中国之征乎？念之惘然而已。”西人出于人道主义，为中国筹集善款，本是正常之举，但郭嵩焘却担心英国人居心不良，借赈灾济民来传道惑民。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他无法容忍儒家文化遭受西方耶稣基督教义的侵蚀，而对具有深厚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牛津大学也保持着一种本能的警惕。
随郭嵩焘一同赴英的副使刘锡鸿则志不在此，他对英国的大学教育并不感兴趣，只在日记中泛泛写道：“大学之处，刊卜吏治十数院，以光、化、电学为主。岳斯笏三十书院，以各国语言文字为主。”片言只语，创见无多。可以肯定的是，郭嵩焘是第一个深入考察牛津大学并留下详细记录的晚清文人。国内报刊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牛津大学游记，据笔者所见，应是1902年《万国公报》刊登的《游奥可司福特大书院记》，与郭嵩焘相比，已是瞠乎其后了。
1878年，曾纪泽接替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又兼使法、俄。学识闳通、勤勉深挚的曾纪泽在外交上颇有建树。然而其海外日记却极精简，且多次修订削删，寻常琐事一概不提，其中并未提及牛津剑桥详情，只在1879年7月10日记道：“理雅各来，谈极久。其人为倭格师福尔德书院教师，专教中国学问。即前寓广东三十余年，曾译五经四子书者也。”然后转而记述如何为理雅各讲解《周易》种种玄远深致之学问，使得其大为折服，“求常常来谒，剖问疑义。许之”。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1890年至1894年，薛福成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薛福成在为国家折冲樽俎之时亦不失学人本色，留下数十万字的出使日记，但关于牛津剑桥的文字不多。1890年8月26日，薛福成提到广西设西艺学堂，聘请英国“干白雷池堪斯大书院”植物学教授葛路模，“阿克斯福穆大林大书院”化学教授骆丙生，来华讲学。剑桥牛津的学者竟受聘于晚清学堂，当时中西学术交流之盛超乎想象。1891年8月18日，薛福成赴剑桥镇，由威妥玛导游剑桥大学：“此地向多大书院，系四五百年前所建，学生三千数百人，专攻格致、星算、舆地之学。”威妥玛当时已卸任英国驻华公使，1888年任剑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薛福成只提及剑桥大学风景清幽，书库藏书甚富，中国经史子集尤多善本，多为威妥玛自中国购得，其他情况则付之阙如。薛福成在谈及英国著名大学时，将“岳斯笏大书院”（牛津大学）与“播犁地士毋席庵”（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统称为大书院，将大学与博物馆混为一谈。曾、薛二人素来对传统文化极为自信，坚持“凡兹西学，实本东来”，认为西洋科技均为中华文化之余绪，这也是他们对西方大学不太关注的原因之一。
郭嵩焘的记述显示出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并不满足于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事事熟思而审辨之，勤求而力学之，留下诸多宝贵的考察史料。曾纪泽、薛福成的相关记述不多，除个人眼光之不同，应也有避免重蹈郭嵩焘因言获罪之覆辙的考虑。总体而言，随着清政府派驻外交使臣日趋正常化，牛津剑桥已逐渐走入这些官员学者的视野，他们开始认真审视这些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西方“大书院”，并意识到西方之富强文明与它们密不可分。
三
1902年，镇国将军载振作为清政府专使，赴英国参加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在伦敦期间，6月18日，载振率参议梁诚、参赞黄开甲、唐文治，在英国人金登幹之子的陪同下，访问了“爱司福忒”学堂。他们先后参观了藏书楼、礼拜堂、考试院、公堂，又泛舟达迷斯河（River Thames）。河畔小艇“重门洞开，四围周以玻璃，书籍、报纸、铅笔之属，无不具。盖学徒夏日课余则于兹纳爽，所以为游息地也。”他很羡慕牛津学生有这样舒适恬静的学习和休憩场所。午餐时，牛津大学特意安排了汉学教授柏乐（Thomas Bullock）等人与载振一起用餐交流。虽然仅半天走马观花式的游观，牛津大学还是给载振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他对中西教育的差异有了深刻的体认：
学问之事，支离虽出万涂，而其要在于求乐。不独孩提之童，道在善诱，即中人亦如之。苟不知求乐，而自溺于苦境，则智慧日窒，学术日废，而事业隳矣。故上智之人士为学者，无弗导之以乐，即境以养其心，藏焉、息焉、游焉，悠而柔之，厌而沃之。如此则性情静适，聪明日生，而天下事毕举矣。
载振此说确实触及了中西教育的根本差异，中国传统教育只知填鸭灌输，一味苦其心志、劳其体肤，学习毫无乐趣，遏制了学生对渴求新知的兴趣，造成学术创新能力的匮乏。西方教育因材施教，劳逸结合，让学生在游戏、休憩、自然中得到个性发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牛津大学让载振赞叹不已，称其为“大雅宏达之囿”。作为皇族子弟的海外游历日记，载振日记亦广受关注，曾被《绣像小说》改编成说书体通俗演义，冠以《京话演义振贝子英轺日记》连载刊出。小说对参观牛津大学一事尽数省略，只说当日众人参观了“极禄思博物院”，对牛津大学不了解的读者根本不知所云。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亡命海外16年，遍游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德、法、英、美、挪威等31国，自诩舍身救世的神农，考辨中西，寻求匡国济民的良药，有《欧洲十一国游记》等行世，记述海外游踪。康有为曾八赴英国，于1904年7月21日至24日，访问牛津大学；同年8月11日至13日又参观剑桥大学，著有《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欧美学校图记：英恶士弗大学校图记》、《英国恶士弗、监布烈住两校参观记》、《恶士弗大学图记》等洋洋近万言的考述文字，汪洋恣肆，蔚为大观。
康有为的游记打破常规，不以时间、游踪为线索，而以思想逻辑为叙述线索，应物斯感，信笔发挥。他根据自己关注的问题，在阐释议论中推介两所名校的优胜之处，借大学教育来讨论中西文化之同异。康有为在牛津大学盘桓多日，对学校的布局了然于胸，他重点介绍了牛津大学神学馆、图书馆、考试馆、博物院、学生食堂、钟楼、大剧院等。他曾五度在横贯牛津城的高街上徘徊逡巡，畅游卑理顺那校（Brasenose College）、玛地吝校（Magdalen College）和苏校（All Souls College），在波炼那藏书楼（The BodleianLibrary）借阅图书，在牛津大学博物馆流连忘返，登上烈地利文藏书楼（Radcliffe Camera）顶，倚栏远望，徘徊古今……他还拜会了汉学教授褒洛，即托马斯·布洛克（Thomas Bullock），得知学习汉语的学生仅有二三人，哀叹中华国势衰败，汉语也为人轻贱至此。为让读者了解学校风貌，他还附上了《恶士弗大学堂全景》，介绍牛津大学各个学院名称及简史。剑桥大学的记述亦细致入微，汉学教授斋路士君（Herbert Allen Giles）特意安排马车迎接康有为一行，并由其女引导参观女子学院。剑桥大学当时虽已有格顿学院（Girton College）和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两所女子学院，但只准许女生参加考试，并不授予学位。康有为对此颇为不解：“既开大学以教女，并习各科以为世用。……何为吝此科第而不使女子稍一扬眉耶？”受传统的修道院文化影响，剑桥大学自成立之初便极端排斥女性，拒绝赋予女性平等的受教育权。直到1921年，剑桥大学才向女生授予名义学位（titular degree），她们仍非学校正式成员。1948年，剑桥大学终于承认了女生的正式成员身份。康有为呼吁中国若成立女子大学，一定象美国一样授予学位，“令黄崇嘏常出世间焉。”康有为还游览了遍不碌校（Pembroke College）、彼得席校（Peterhouse）、色尊校（St John`s College）、女后校（Queen`s College）、屯地校（Trinity College等，无不花木浓荫，风景至佳。
康有为的游观不止于颐养性情，秀美如画的英伦名校，触动的不是心与物游、情景交融的审美体验，油然而生的是我不如人和时不我待的焦虑和无奈。看到牛津剑桥数百年前的建筑一如其旧，保存完好，感叹其古风遗韵泽被后学，痛斥中国社会急功近利，喜新厌旧的风气；观看牛津剑桥的划艇比赛，盛赞西方“乐以畅魂灵，习劳而壮体魄”的体育运动，而固守封建礼教的中国人则无从体会；欣赏学生演剧，则悟到戏剧寓教于乐的文化功能，西方人赋予戏剧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而中国人却视优伶、戏曲为小道，嗤之以鼻……康有为的牛津剑桥之旅可谓相当沉重。当得知在牛津剑桥学习的中国学生勤勉好学，成绩多名列前茅时，欣喜异常，感慨中国人虽体质相貌不如欧西人种，但天资聪明，刻苦自厉，实“世界第一敏慧之种族”，足可傲立于世，断言中国复兴为期不远。
通过考察，康有为认为牛津剑桥的成功在于：“一英国数百年来名臣名士皆尝学于其中；二在立科之美密；三在教习之多且才也；四在博物院、藏书楼之开拓闻见也；五在学者友朋之观摩讲辩也。”西方大学设置规范的学科体系，延揽硕学名师，辅以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教育资源，因材施教，师生同道切磋辩论、交流学问。中国科举却“抑限人才，以就官额”，选拔人才实为分配官员，名额极少，考核极难，且考试内容为毫无用处的八股文章。西方学生一心向学自由发展，中国学生皓首穷经只为功名，差距不可以道理计。针对这样的现实，康有为提出了改革中国传统书院的措施：
吾粤之有菊坡、学海……各有校舍，各有经费，各有校长，各有教习，皆依原名不改，合为一大学。于府学宫而设总校长、总教习领之，增设总博物院、藏书楼。能普通学而具修金者，听学生之来。斋内不足居听寓斋外，虽三万人亦可容也。其有不尽能通普通学者，设补习学校。则莘莘胄子、文物人才盛于列国矣。其民间有校舍，有经费，愿归并者随时合并之，则规模日增。各省城书院数所者，皆照此合并为一大学，至易至简，何为多事更张虚名而无益乎？
早在1898年上书光绪帝的《请开学校折》中，康有为只是提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县立中学，其省府能立专门高等学大学，各量其力皆立图书仪器馆，京师议立大学”。不难看出，康有为此时提出的改革措施，是以前想法的延伸和补充。设立总校长和总教习，赋予学生自主权，明显是借鉴了牛津剑桥的学院制和导师制。但是如果仅仅简单地将现有书院合并，便可复制西方大学的教育模式吗？显然是一厢情愿而已。
康有为对欧美大学有较为深入的考察，遍游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伯克利大学等名校，对其办学特色、学科优劣，均信手拈来。尤可称道的是，康有为对西方大学往往用批判的眼光，并不一味推崇，他批评国人“惊慕乎欧美之强，而妄欲一一模仿之”的做法其实是盲人瞎马，不知所从。与以往考察者的官方行为不同，康有为的私人考察更易于接触问题实质，避免浮光掠影式的走马观花。康有为对于牛津剑桥的论述正是在他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提炼升华的关于中西教育体制、中西文化的思考和判断，思想跳跃大，文化信息丰富，称其为思想文化评论更为恰当。
1906年，已是日迫西山的清政府派出以载泽和戴鸿慈为首的考察团，出洋考察宪政，为“预备立宪”做准备。载泽、尚其亨和李盛铎赴日、英、法、比利时考察。 1906年5月3日，尚在法国的载泽接到英外务部知会，英国“谦伯里区”大学拟授予其“笃克罗”名号，即荣耀博士学位。载泽诚惶诚恐，深感自己“名实不符，予滋愧矣。”载泽一行于5月8日抵达伦敦，5月14日，“屋克斯福”大学通过驻英公使汪大燮转告，亦准备授予其荣耀博士学位，可谓优容备至。5月17日，载泽在牛津大学接受了荣耀博士学位：
校长梅理近博士绯衣宽博，类中国古装。导至学堂，宾客少坐，诸博士以次谒。梅理先往登台演说，宾客数百人环坐，导者列予等入位，宣读拉丁文准书，人皆鼓掌。
同行的尚其亨、李盛铎被授予文学博士头衔。礼毕，众人又去观看了著名的划艇比赛。5月25日，载泽又赴剑桥大学接受了荣耀博士学位，尚其亨和汪大燮被授予文科博士头衔，参赞柏锐被授予文科学士，随后他们参观了纽汉女学堂（Newnham College）。同时被牛津和剑桥授予荣耀博士学位，在晚清官员中绝无仅有。
张德彝自1866年随斌椿出洋游历，至1906年担任出使英、义、比大臣，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曾随郭嵩焘、崇厚、曾纪泽等人八度出洋，由同文馆学生到随团翻译，秘书、参赞，最后官至出使大臣，经历极为丰富，留下了八部《航海述奇》。他多次提到牛津剑桥，有英国议会表决牛津剑桥两校议案，有对理雅各的介绍，也有对牛津剑桥开设的课程描述，并无特出之处，倒是对两校赛艇大会的叙述颇为生动：
英国每年夏季，敖克斯佛与堪卜立址二处有赛舟会。在泰木斯江，由卫斯民至蒲塔呢，或由蒲塔呢至英塔蕾，长各百里。敖堪二学院生徒，各分一党，赛时土人临水观之，轻舟竞渡，鸥鹭同趋，衣帽各异其色，以便观者易辨先后。胜者得奖若干，未闻。
前文提到的康有为、载泽等人都观看过赛艇比赛，却并未过多描述，张德彝意在采风述奇，将西方新奇未见之事一一记录，为牛津剑桥刻板严肃的面目之外，增添了几分轻松和活力。
二十世纪初，大势已去的晚清政府派载泽等人出洋考察宪政，试图挽救气息奄奄的大清帝国，载泽归国后编定卷帙浩繁的考察报告，西方教育亦是重要内容之一，日记只是略记行程，关于牛津剑桥的文字如此简略，也就不足为奇。相较而言，康有为对牛津剑桥的私人考察则成果丰硕，由大学教育谈及种族差异，由种族差异论及宗教信仰，最后落笔在中西文化之优劣，可谓深刻之至。此时的牛津剑桥在他们眼中，俨然成为西方大学的杰出代表。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留学监督钱文选奉命赴英襄理留学生事务，对“牛津圜桥”的教育体制做了相当完备的考察，完成了《英国学务报告》，只可惜为时已晚。钱文选的考察心得与载泽的考察报告，以及康有为的改革之策，一同成为昨日黄花，尚未及施行，时乖命蹇的大清帝国已轰然崩溃。
四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再别康桥》使剑桥一夜之间成了莘莘学子悠游神往的乐园，这样的诗意书写和浪漫情怀，对于晚清士大夫是不可想象的。晚清海外文人经历了观光客到学习考察者的身份转变，由最初的惟我独尊转而低首下心、虚心求教，笔下的牛津剑桥从简单的参观景点到著名的西洋名校，再到西方大学教育的杰出代表，面目渐渐清晰，认识日趋深入。岁月流逝，斯人已远，这些文字渐至湮没无闻。陈平原说：“现在谈剑桥，几乎没有人关注康有为，大家知道的都是徐志摩的故事。”这实在有失公允，但政治家和诗人的境遇，往往就是如此不同。
如今，牛津和剑桥以牛桥（Oxbridge）模式享誉世界高等教育界，我国的大学教育也到了改革的转捩点。回溯百年前，这些传统文人在风气略开以后，新学未盛之前，与牛津剑桥相遇的旧时往事，勾勒种种细节，应该是有意义的。这些记述以质论，未敢过分推誉；以量论，则不无可观。正是他们的着意书写，为众多中国学生负笈西游提供了津梁和指南，也为后来西方大学体制跨海东来、反客为主揭开了序幕。纵观这些陈言旧录，大多为记述一时的观感见闻，惊彼新异，惜己颓唐，而施救无方。虽然作者也泛泛提出借鉴西方，改造传统教育之欲求，但具体如何操作，则语焉不详。郭嵩焘、康有为倒是有自己的见解，但屠龙之术，无所用也。这是时代的问题，世变日亟，不能苛求这些身如飘絮的士大夫们从容不迫地思考万全之策。百年烟云，倏忽已逝，我们这一代的教育改革者不能再逃避这样紧迫的现实问题，如何将“上溯古制”与“参考列邦”有机结合，如何让“上法三代”与“旁采泰西”互不偏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
作者简介：杨波，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