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公众史学（又称公共史学、大众史学等）在美国兴起并迅速发展。80年代末，这一概念被引入中国。21世纪以来，公众史学研究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史学工作者在该领域投注了大量心血，相关论著不断出现。与此同时，忽视中国史学发展具体实际、横向移植美国公众史学模式的现象也不免存在。如何构建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体系，成为史学界必须思考的问题。
具备本土实践基础
公众史学的主要目的是让史学走出象牙塔，面向公众需要和社会需求。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早就有以史学服务社会大众的传统，只是由于文化差异，中国学者使用了“通俗史学”、“应用史学”这类词汇，而美国学者则使用“公众史学”这一概念。翻开中国史学史，史学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事例随处可见。
在古代史学发展中，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一直没有间断。特别是宋代以后，普及性质的史书兴起，节选、摘录、改编旧史的史钞大量出现。这些史钞删繁就简，内容丰富，形式灵活，语言简洁明快，通俗易懂，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历史演义作品也日渐增多，这类作品附会历史人物和事件，虽有虚构，但故事性强，受众广泛。宋代还出现了说话人“讲史”，即以口头讲说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极大地适应了普通民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此外，在中国古代史学中，虽然有关帝王将相的历史占据主导地位，但描写普通民众的历史并未灭绝，历代史家撰写了大量族谱、家谱、年谱和传记，使家族史、个人史的书写成为传统。这些都是当今中国公众史学建设可资借鉴的丰厚遗产。
自从新史学产生以后，史学界更加注重普及历史知识，通俗历史读物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提出“应用史学”这一概念，史学以更为开放的姿态融入社会，为广大读者服务，迄今已有面向公众的多重史学实践。可以说，中国公众史学不仅拥有自身的学术渊源和史学遗产，而且还具备本土实践基础。
史学界曾经详尽地梳理过美国公众史学的发展历程和运作模式，却很少有人认真总结中国公众史学的丰富遗产。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中国同样具有公众史学传统。
走本土化发展之路
要构建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体系，必须深挖中国本土的史学资源和遗产，立足本土，借鉴西方，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美国公众史学的模式，更不能亦步亦趋。
70年代末以来，公众史学逐渐成为美国历史学领域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美国公众史学注重史学在公共领域的应用，强调公众共享历史话语权，体现“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一理念，具有较为明确的学科体系。
中国公众史学必须认清自我，立足本土，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走自己的道路。虽然公众史学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存在实践先行、理论滞后的特点，在理论总结和体系构建上长期缺乏自觉。美国公众史学则是理论与实践并行，自觉地构建了其学科体系。国外先行者的经验固然对我们有用，我们必须汲取和借鉴。但是，借鉴不是照搬，而是要立足本土史学实际，构建中国的公众史学学科体系。
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与美国有别，中国史学服务于社会也有不同于美国的形式。因此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路径也不可能与美国完全一致。从西方其他国家公众史学的发展来看，也都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公众史学在中国的发展面临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多学科对话，二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两个问题涉及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不可不论。
多学科对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西史学观念的对话。从公众史学的角度看，史学必须走出象牙塔，服务于社会和公众，这是中外史家的一致看法。但是，由于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不同，公众史学如何服务于社会，中西史家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其争论涉及公众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新媒体与历史传播、口述史学、公众史学与博物馆等诸多问题。中国学者必须重视这种对话，这对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有着启迪作用。二是跨学科的对话。公众史学与普通历史学的不同之处，就是它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触及区域地理、新闻传媒、博物馆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管理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是多学科合作的结果。无论其理论形态还是实践操作，都离不开多学科的对话与合作。可以说，如果没有多学科对话与合作，公众史学很难获得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深化当下中国公众史学研究的具体途径。中国公众史学面临的问题既表现在理论上，也表现在实践上。就理论来讲，史学界在很多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就实践来讲，公众史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必须走向社会，进行实践。公众史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参与现实社会的创造活动，其生命力就在于面向公众和公众参与。只有不断进行实践，才能为理论建设提供案例，二者相互作用，方可促进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