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出版一批口述历史理论著作，发表一系列研究文章，对中国口述历史理论的建设，从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学者们对口述历史的性质及其作用，认为其为史学的分支学科或史学方法，可以丰富历史研究的资料，引起历史研究方式的变化等；对口述历史的具体方法，则从口述者、访谈者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对两者的角色、职责及注意事项进行了讨论；对如何加强口述历史的规范，则强调采访前需要进行充分的各种资料准备，了解受访者情况，将采访与历史文献进行互证等；在如何确保口述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上，还提出需要排除当事人在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因素干扰，保证历史叙述的真实；学者们还对中国口述历史的现状进行了总结梳理，认为中国口述历史虽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也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与困境。目前中国口述历史还需要加强理论体系建设，切实推动口述历史采访的规范化，并推进口述历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关键词】口述历史；真实性；口述规范；当事人；理论体系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成为异常活跃的研究领域，吸引了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参与，出现一批高质量的口述历史成果，并推动了历史学在研究方法、领域方面的变革，但其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带来许多研究困惑。本文旨在系统梳理2000年以来学界有关中国口述历史理论的代表性论著，总结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及不足，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口述历史理论著作
在口述历史理论方面，此时期国内出版多部著作，从不同视角深化了口述史理论探索。如杨祥银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为国内较早关注口述史学理论的著作，本书介绍了口述史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口述史学与课堂教学及跨学科思考，并对当代中国口述史学发展情况及美国、英国等13个国家的口述史学进行了详细叙述。李向平、魏扬波的《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对口述史的访谈方法、研究方法、研究的设计、访谈的开展、资料整理与使用、口述资料分析、理论建构及研究伦理等进行了系统研究。陈旭清的《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共八章，内容包括口述史概述、口述史研究的主要类型、口述史的操作、口述史资料的加工和整理、口述史资料的解读、情感与记忆、NGO与口述史研究、口述史研究的应用与解读等。定宜庄，汪润主编的《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收录了中外有关口述史探讨的代表性文章，对口述史的学术史与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及经典案例进行了介绍。王宇英的《当代中国口述史——为何与何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分五章内容对当代中国口述史的话语与实务、呈现与传播、历史与现状、热点与案例、问题与对策进行了系统的介绍。陈墨的《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对如何进行口述历史采访给予了具体指导，介绍了口述历史的基本问题、模式及不同群体的口述历史，最后分析了口述历史研究的路径与想法。李卫民的《本土化视域下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探讨了口述史的文体、特点和作用，研究了口述史的学术潜力，口述历史的规范化、民主性及本质问题。陈墨的《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人民出版社，2015年）分七章讨论了口述历史与档案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教育学等七个学科的密切关系，并提出了口述历史为个人记忆与人类个体记忆库的概念。王军的《口述历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系统研究了口述历史理论，分三章考察了口述历史的动机与操作、求真之险途、对话与人格等问题。此外，陈默的《口述史学与心灵考古》（人民出版社，2019年）收人了其有关口述历史的论文与演讲，探讨了口述历史的实践方法与理论概念问题。
在此时期，国内学者还翻译一些国外学者出版的口述理论与方法著作。如英国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通过九章的内容，深入研究了口述史的概念、成就、历史学家与口述史、访谈、储存与筛选、证据、记忆与自我等有关口述历史的重要问题。美国著名口述史专家唐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史：实务指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2版，2019年第3版），该书为口述历史理论的代表作，从当代的口述历史，开展一项口述历史计划、执行访谈、在研究与撰述中应用口述历史、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口述历史保存、口述历史教学、展现口述历史共八章介绍了如何开展口述历史，并通过具体案例与讲解进行了详细的指导。唐纳德·里奇的《牛津口述史手册》（左玉河、宋平明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也在近年翻译成中文出版，此书通过实践案例分析及理论解读，全面探讨了口述史采访的本质、回忆和历史的关系、理论和解释关系、技术对口述史的影响、口述史工作中的法律、道德、档案存储及口述史的呈现共六大问题。
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召开多次口述史的会议，部分会议论文集也结集出版，其中有很多探讨口述历史理论的文章。如2004年12月，扬州大学承办的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举行，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也在此次会议上正式成立。周新国主编的《中国口述史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即为此次会议的论文集，涉及多篇探讨口述史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文章。2006年8月，当代上海研究所主办了首届“海峡两岸口述历史理论与实务研讨会”，来自两岸三地的100多位口述史专家参加此会。《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即为此研讨会的论文选编，收录了海峡两岸学者关于口述史理论、发展状况、方法与技巧及法律与道德问题等内容的文章。林卉、刘英力主编的《〈口述历史在中国〉第1辑：多元化视角与应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为2015年首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主要内容包括口述历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口述历史实践的多元化主体、口述历史的多元化应用等方面的文章。林卉、康学萍主编的《〈口述历史在中国〉第2辑：跨学科应用与公共传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为2016年第二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内容涉及口述历史理论探讨、口述历史学科教学与实践、口述历史公众传播与普及、口述历史实践个案等问题。
此外，在专业辑刊方面，2003年起，王俊义、丁东主编的《口述历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每年推出一辑，先后出版四辑，其中也有文章探讨了国内口述历史的理论建设。杨祥银主编的《口述史研究》辑刊，从2014年起出版第1辑，目前已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到第4辑，为国内专门的口述史研究刊物，秉持“回顾性、前瞻性、多元性与跨学科性”原则，围绕口述历史的理论、方法与跨学科应用等问题展开讨论。
口述史性质、作用的讨论
口述历史虽然在中国已有广泛影响，但对于何为口述历史，口述历史如何定义，学界仍是众说纷纭。如关于口述史的定位，陈娜指出：学术界对口述历史的理解和运用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形态：一是作为史料工具的口述历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方法的口述历史。三是作为史学分支学科的口述历史。学界多认为，口述历史是采访者依托记录工具，对有直接经验的人士所经历的往事进行采访调查，并根据这些调查形成书写记录，用作历史研究的参考。如钱茂伟指出：口述史是历史的声音再现，录音技术催生口述史，生活世界中的口述史不同于文本世界中的口述史，笔书的作品不是口述史。口述史是一种口头讲述的故事，口语化是其基本风格，即使转化成文本，仍属口语形态的文本。只有主体建构的才是口述史，其他的就是社会调查。学者们也看到，口述史并不等同于口述史料，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口述史为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与提升。而且回忆录、访谈录也不能称为口述历史，同时不同学科的口述史定义及方法，仍然存在一定差异。
对于口述历史性质，学者们多认为其为史学的分支学科或史学方法，并对其具体表现进行了分析。如边静指出：口述史的内涵包含史料搜集保存方法、口述史料、口述研究、口述史理论多个层面。现代口述史的崛起是20世纪西方史学新的治史观念与研究方法拓展的产物，是史学现代化与民主化的体现。口述史的人民性特征与人民史观不尽相同，它意味着更有社会意识、更民主的史学发展方向。口述史的方法论特征有：口述史的基础是人类的记忆、口述史是一种会话叙事、口述史方法具有广泛性和创造性。赵雪等则指出：口述历史语篇倾向于人际互动；它重在对事实的客观陈述；它是准备程度较高、经过编辑加工的言语成品，具有书面语体的倾向；它重在重构历史事件，具有叙事性。上述特征是由口述历史语篇的交际方式、交际目的以及生成环境决定的。陈墨还提出了“人类个体记忆库”概念，则是要在口述历史学既有的历史学面向、社会（史）学面向之外，建立第三个面向，即个人面向。换言之，口述历史是一种有着新的方法路径、新型研究规范的人学。口述历史的人学面向并非改变原有的历史面向和社会面向，而是要在更为精细的程度上建立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深度关联。口述历史的重点在于知人，社会学的重点在于论世；口述历史知人越深、越细、越真，社会学的论世就会越广、越精、越实。而且因口述史的动态性、生动性、民主性、广泛性等特点，也吸引了各阶层、各学科人员的广泛参与。
在口述历史的作用上，学者们撰文认为其可以提供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历史研究内容，引起历史研究方式的变化，推动对历史真相的探求及史学研究的大众化，满足公众认识历史的需要，给普通人进入历史创造机会等，在功能上有较强的多样性。如对于口述史的贡献，李小沧认为：由于口述史走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举的路线，它的研究波及到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口述史的取材弥补了传统史学的文献不足，拓宽了历史学对社会的干预和教育功能。口述史的方法论吸取了新社会史学向社会现实调查取证的科学方法，又迎合了信息化时代各种知识日益综合化，知识之间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大趋势，因而在未来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途。而且口述历史可以突破传统文字资料局限，提供一些未有文字记载的史料支持，推动历史研究的创新，如李宝梁指出：现代口述史的兴起得益于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发展，以及现代人对过往历史和当代所经历事件的一种文化自觉。现代口述史远超出传统历史学范畴，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社会记忆，不仅可以生动地再现历史，更可贵的是通过口述的研究方法，真实记录下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为后人重温历史，从中分析提取有益的经验或教训提供丰富翔实和可以考证的历史资料。王宇英则认为：口述历史有助于普通民众书写历史，展示历史叙事的多元性，有助于深入认识人类思维及叙说方式的特质，中国当代口述历史抢救和创造了鲜活史料，弥补了文献历史的缺漏与局限，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可能。王艳勤考察了公众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历史的贡献，认为：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历史具有来自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面向公众的共性，在共享对于历史的解释权时，应该接受公共阐释的规训，警惕强制阐释。口述历史接地气的气质是其时下受到欢迎的重要质素，口述有助于建构可信又可爱的历史，可以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实现，但需要以求真为前提，在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的共同努力下实现。
国内的一些学术刊物还推出口述史研究专栏，约请专家学者讨论口述史理论的热点问题。如《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推出口述史讨论的专栏文章，刊发杨祥银的《关于口述史学基本特征的思考》、杨雁斌的《论口述史学的社会性特征》等文章。而且该专栏在引言中指出：当下，口述史学以其在挖掘史料与再现社会底层声音方面的独特优势而迅速引得国际史学界的关注。它的出现与发展不仅在研究内容、方法与理论等方面为历史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变革动力，同时也引起了其他学科的广泛兴趣，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名副其实的面向大众的科学，其社会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史学研究的大众化趋势和发展动向，体现出一种重返人文的传统。再如《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也推出“口述史研究”专栏，刊发了周晓虹的《口述史与生命历程：记忆与建构》、朱义明的《口述史的概念与研究向度》、吴晓萍的《口述史访谈在田野调查中的应用》三篇文章，也对口述史的概念、方法进行了探讨。
口述历史档案的建设及问题，也是学者讨论热点。如洪佳惠认为：口述历史是当下历史重现方式，而口述历史档案则是当下档案收集方式的热点，但在众多探讨中有一个问题却少人问津，即“口述历史档案中的差异”。这种时常发生的“差异”恰恰是口述历史重现历史面貌的最主要方式。从口述历史档案中获得总体历史，需要档案收集人员尽量将自我的主体性后置，以一种全然不绝对化的、开放的工作思路，来尽可能多的保存口述历史档案中的各种信息。赵国华深入分析了口述历史档案差异化问题，指出：通常认为，口述历史档案出现差异的原因是受访者存在记忆问题和故意的心理，或者干脆归因于“口述历史的局限性”。这种观点无疑忽视了事物的本质以及历史方法论的重要意义。对于总体历史研究而言，差异化的口述史并不是错误的历史；差异化的口述历史彻底打断了全面历史的连续性；对差异点的透析有助于构建多维立体的总体历史。陈墨则指出口述史档案化程度不足问题，认为这与学术伦理及学术文化界公共意识的欠缺有关，并表现为两点：一方面，一些口述史工作者，一旦编辑成书或剪辑成片，所得素材就随便放弃。另一方面，一些档案馆对口述史档案价值认识不到位，将口述史档案拒之门外。这就造成口述史文本的可信度难以通过档案查证，经不起检验和质疑。在口述历史档案价值的探讨方面，学者们多认为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以填补历史空白，弥补官方档案的不足，丰富档案馆的馆藏。如唐蔚指出：口述历史档案与一般档案存在共性，但在生成方式和叙事角度方面不同。口述历史档案的价值体系可划分为基本价值和延伸价值，其中基本价值包含记忆价值、还原价值、补充价值，延伸价值包含叙事价值、情感价值、证据价值和启示价值。当然口述历史与口述历史档案之前也有联系与区别，不能混为一谈。而且口述历史档案的当事人，由于受现实因素、各方面利益等因素影响，其口述还原历史事件形成的档案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必须对这些口述档案进行辨析使用，不能盲目轻信。
口述历史方法、规范性的讨论
当前中国口述历史虽然出现如火如荼之势，各行业者广泛参与其中，但是对于口述历史的方法、规范，如何提高口述史的可信度等问题，却困扰着口述历史的实践，影响着口述历史的学术地位，学者们也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
对于口述史方法，学者多是从口述者、访谈者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对两者的角色、职责及注意事项进行了讨论。如陈墨指出：口述历史是通过采访人与受访人的对话，通过受访人的回忆与陈述，重建过去专业经历、社会生活、个人心灵的历史。口述历史工作者需要掌握专业知识，包括专业历史知识及专业的心理学知识——采访过程中需涉及对记忆与遗忘机制的了解，对个人心理“乔哈里窗口”的探索，以及对受访人自我运作机制与个性和心理测评等多项心理学知识。访谈者是口述历史的“导演”，口述者则是口述历史的“主演”，但都有应尽的职责。如王军指出：口述史是采访者与讲述者经过口述对话合作完成的。主要负责提供资料的讲述者的自我意识及记忆都是不确定的因素，采访者需要克服这些因素。而采访者与讲述者不同的身份带来的对话中的不同地位也会影响到访谈的进行及结果。口述史的最终面貌即是二者彼此主张又妥协合作的结果。对于口述采访的具体环节，李天星分析称：口述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是口述访谈，亦可称为口述采访。口述访谈是获得口述历史资料的根本途径，是进行口述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一次完整的口述访谈大致可以分为准备访谈、进行访谈和结束访谈三个阶段。虽然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但做好一次口述访谈，熟练掌握口述访谈的方法和技巧，是每一位口述史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专业素养和技能。当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口述访谈过程中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还有学者宏观论述了口述历史的方法，如曹幸穗指出：口述史在史学研究中起到人事记载平民化、史事记载细节化、史料载体多样化和史料组合系列化的作用；口述史的工作应遵循史学单元构成、回忆性陈述、尊重受访者意愿和隐私、忠实于口述记录和采访资料整体性收藏等原则；口述史项目实施分为项目准备、实地采访和资料整理收藏等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的若干采访加工整理程序来进行。此外，武黎嵩关注了口述史资料整理的方法，指出：口述史料是采集整理者和口述者合作形成的史料作品，其客观性需要通过提升采集整理者的历史文献素质来保证，并且需要关注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口述历史文本的整理形式总体分为纪事本末体和个人自传体两类，整理方式包括逐字转录和二次整理两个步骤，整理办法为截句法。同时，“理论可行，实践规范”的良性发展态势是口述历史学科发展的理想状态。
对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也是学者关注热点，因受采访者记忆、眼界及各种因素影响，其口述并不能符合历史的真实，故受到质疑。陈墨对口述史真实性问题称：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一直是一大问题。这一问题有多种表象，可在心理——社会——时间的多维结构中找出不同原因，口述历史工作者须针对这些表象与原因找出相应的矫正方法或补救措施。但口述历史涉及个人记忆及对历史的反思与评价，必然会出现信息的虚实、正误交融现象。卢钰探讨了口述历史档案内容的真实性，指出真实性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影响，如客观因素有受访者记忆模糊、遗忘，产生或编造想象、受访者记忆来源错误、受访者所处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环境不同；主观层面影响有：受访者回避错误，刻意遗忘或修改事实、受访者的个人情感偏好、政治立场。荣维木对此则分析称：由于回忆者个人条件的差别，有些口述史料难免不实。最常见的有三种情况：回忆者只对史事的一个阶段、一个方面有所了解，而不知其余；回忆者受情感支配，叙事难免片面；因年代久远而叙事有误。无论是哪种情况，未加分析的口述史料都不足为凭。基于此类原因，口述工作者必须还要搜集考证其他文献资料，与口述史料相对照，辨析其访谈记录的真伪，及时进行修订完善，从而防止一些存在史实错误的口述史料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对如何提高口述史可信度，学者们提出需要排除当事人在历史记忆呈现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因素干扰，保证历史叙述的真实，并强调需要录音、多次追问、多访问其他当事人等各种需要注意的问题。如郝银侠提出确保口述采访真实性办法：首先是选择一个亲身经历事件且自己感兴趣的采访对象；其次是多方搜集并掌握口述者与所处时代的相关史料，尽可能寻访与口述者及其所讲事件相关的历史见证人，形成多视角、多侧面的记忆材料；再次是精心准备采访提纲与掌握一定的采访技巧；最后是保持口述历史的原貌，对于不明白、不甚详细、有歧义之处，采用加注解的形式解决。尽可能保持历史的原生态，预防“前知现象”的发生。张锦则指出：在既往的口述史学理论研究中，针对口述历史可靠性受到质疑时通常采取强调一切材料主观性的相对主义辩护策略而缺乏理论建构，甚至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系统的口述历史证据理论对于口述史学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对于档案型口述历史还是社会历史型口述历史而言都是如此，进而弥合两者之间的分歧。言语记录本位是作为这一证据理论的起点和核心，同时明确口述历史证据与其他史料证据，特别是一般档案证据之间异同的实质。有学者认为需要提高口述历史者修养，如谭政强调称：口述史研究要加快发展，取得更大的突破，其从业者的修养问题应给予重视。口述史工作者只有持“公正”之心；拥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和经过相关的专业培训；汲取相关学科成果，与时代紧密结合；高扬民主旗帜，让大众参与历史还原，口述史研究才能健康、持久。口述史料的是否真实，也是关乎口述史在史学研究中地位的重要课题，学界必须设法加以克服解决，才能使其真正成为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可靠资料来源。
当前中国的口述历史还处在探索期，急需加强规范，也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学者们多强调需要加强对采访者的专业训练，采访前需要进行充分的各种资料准备，了解受访者情况，尊重受访者的意愿，将采访与历史文献进行互证、引导受访者回忆，整体性保持口述史料等。如左玉河指出：强调口述历史的规范化，必须严格规范访谈者的行为。因此，口述历史对访谈者所要求的门槛是很高的，绝不是“你说、我录、后整理”这么简单。访谈者是整个口述访谈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口述历史除了对访谈者有一套操作规范外，对当事者的口述访谈同样有一套严格的规范。对于口述采访与编纂的技巧，钱茂伟指出：口述史就是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的故事，聊天得找到对手，低层人群采访要用自然闲聊法，高层人群采访要有问题意识，采访要“点”“面”结合，需要注意南方口述史采访中普遍存在的方言问题，提倡由外围包抄核心的口述采访法；口述是声音的外壳，转录是一种翻译，将口述编辑成文是“编纂”，口述史稿的编纂要重在内容的逻辑分析，要突出有史料价值的内容，内容扩充的要重在句子上，口述当与文献互补；口述史是口语形态的史学作品，受访人通过“采访手记”参与进来，补访是研究的不断深化。还有学者对口述采访的各种前期准备如选题策划、团队组建、知识储备、法律文书等进行了论述。如全根先研究了口述历史采访需要注意的问题，并称：口述史采访是口述史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和关键环节。口述史采访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准备、采访过程、文本转录与编辑处理三个阶段。前期准备，包括确定选题与受访者、知识准备、采访提纲、组建团队、物质准备等。采访过程中，应注意访谈细节、提问技巧、话题控制与补充访谈。文本转录与编辑处理，则是将口述史采访的音频资料转换成文字文本，进而对其进行整理与研究，是口述史采访的重要成果。熟练掌握口述史采访的方法与技巧，进行有效的口述史采访，是口述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专业素养和基本技能。上述方法也是针对了口述历史采访中的弊端，而从采访计划、访谈准备、录音要求、资料整理及存放等方面对口述史进行具体规范，并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与学术规范，可以切实加强口述历史的学术与真实性。
口述史的现状、问题与困境的讨论
中国的口述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在新世纪以来走向兴盛，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也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与困境，许多非专业人士都在进行口述采访，导致出现了许多争议，这也影响了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探索进程，许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总结，并从多方面提出了应对之策。
对于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现状，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如秦汉指出：作为探索历史新的知识供给和作为市场存在的知识需求，共同创造了以“我”为主体的口述史历史写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对史料挖掘、历史知识或传奇阅读的需求；其得以成功的合法性，在于难以否认的真实性、基于道德的客观性和由此发生的巨大市场性。沈飞德则指出：新中国的口述历史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学术界对口述历史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仍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由于史学研究方法的改变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档案开放和公布的滞后与当代史研究的曰益深入、“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和认识历史的迫切需求等原因，使我国的口述历史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口述历史发展中必须注意提高认识和改变观念、加强队伍和学科建设两个问题。新的史学革命终将由口述历史的充分发展而引发。周新国概括了中国口述历史的特点，指出：进入21世纪，中国口述史实践在口述访谈对象上进一步呈现开放性与多元化；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采用现代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伴随着这股媒体、网络带来的口述史的热潮，“口述历史”的书刊发行或刊载成为时尚。当然，构建中国口述史学工程是一项艰巨、复杂、浩大的系统文化工程。从研究方法来说，它涉及多个学科；从内容上看，它包括多种领域；从类型来说，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社会现象，无一不是口述历史的对象。杨祥银则关注了口述历史实践与研究主体的多元化，指出：近年来，一些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个人，围绕特定的街区、乡村、城市、历史遗迹以及民俗等特定文化艺术形式，运用口述史学方法开展一系列的历史挖掘、记录、保存、整理与传播等工作，对提升公众的历史意识起到一定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历史近年来在我国的日益流行与广受关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元主体的参与。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口述历史发展在区域、学科等领域仍存在不平衡性及差异性，需要相关部门以后加强统筹协调。
还有学者总结了口述史取得的成绩及未来发展建议，对口述史在中国发展寄予希望。如章玉钧指出：中国的口述历史正在走向繁盛，政要人物、普通民众、人文学者、科技专家、艺术家、媒体人、史学工作者都积极参与其中，大量的口述作品相继推出。未来发展之路需要明确其学科定位，进一步解放思想，整合各方力量，运用现代新的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使口述历史登上新的台阶。施佳慧则强调称：多年来，口述历史从萌芽、初步发展到逐步发展到各个领域，这种历史探寻方式呈现出一定意义上的真实性、客观性，扩充了传统史料，丰富了历史知识的角度和层面。另外，在当下多媒体共存的社会时代中，口述历史积极地融入进这一潮流之中。但是一些不完善的因素也逐渐显现，如何规范借助个案分析，将口述历史规范成一种客观、科学的历史研究方式，并力求借此推动我们的国家进一步提高民族意识，建立价值共识及政治认同是今后我们依旧需要努力的方向。目前口述历史发展也随着现代科技发展不断进步，网络通信、数字化记录的新技术为口述历史提供了更便捷的工具，可以方便更多人参与其中，也扩大了口述史的题材。
对于目前口述史存在的问题，也有学者讨论，多指出口述史概念的滥用，缺乏专业的口述研究机构与人才，口述理论体系建设不足，采访多停留在表面，挖掘深度欠缺，在版权、法律、伦理方面存在争议等。如李娜研究了口述历史中伦理问题，认为：口述历史在公众领域的产生、解读与传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急需关于伦理问题的反思。她基于口述历史与公众史学的共同关注点，引入“公众口述历史”的概念，提出公众口述历史的主要伦理议题，并探讨权力、利益与真实的历史冲突，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博弈以及个人记忆成为公众历史、口述历史的公开出版和数字时代的口述历史面临的伦理挑战。蓝鹰关注了口述史文本书写形态存在的问题，指出：口述史应该用怎样的书写形态来展示研究成果，就是一个影响口述史发展的现实问题。当前口述史的书写形态呈现很多“乱象”，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将其与访谈录、回忆录等混淆，把口述史与口述史料等同，对口述史料缺乏延伸性研究等。造成“乱象”的原因在于对口述史定义核心要素的认识不统一或模糊。车彤等关注了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法律问题，认为：口述历史研究由于涉及相关著作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法律问题，容易因为权属不明引起法律纠纷，为此，一方面需要加大对于口述历史本身的研究，另一方面还必须对于其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认真分析探讨，并为口述历史研究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全根先还指出：口述历史理论研究原创性的成果较少，大多仍是引用、阐发西方学者的观点，深度研究成果稀少。虽然当前以“口述史”为名的著作不少，但绝大多数都停留在一般的资料采集、整理阶段，没有提升到研究层面。而且目前学界对口述历史的概念认识不清，部分口述历史存在碎片化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上述这些问题，也是困扰目前口述历史发展的难题，需要各方协力解决，坚持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才能推动中国口述历史健康发展。
研究展望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口述历史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表现在口述历史实践的快速推进，还表现在口述历史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果，但是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加强口述历史的理论体系建设
目前中国口述历史研究如火如荼，但是多是口述史的实践，在理论建构方面仍然不足，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且多是吸收借鉴西方的口述历史理论，为此国内学界急需在如何确保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口述历史的性质、口述历史如何采访等关键问题上，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口述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就需要我国的口述历史理论建设在继续翻译学习西方最前沿口述理论的基础上，还需吸收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加强对口述历史内容的分析挖掘与解读。特别是国内学界还应学习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加强与港澳台学界口述史学者的沟通交流，并增强与国际学界的理论对话，随时引进翻译国外的最新口述史理论著作，以便互相借鉴学习。只有在有成熟口述史理论支撑前提下，国内学界才可以早日出版类似《张学良口述历史》《李宗仁回忆录》等为代表的优质口述史作品。同时，建议相关学者可整理西方、中国口述历史理论代表文章结集出版，方便学界同仁利用学习，国内学术期刊也可适时推出口述理论的专栏文章，邀请学者刊文进行讨论。
（二）推动口述历史采访的规范化
目前国内对各群体、各行业的口述历史进行得颇为红火，但是口述历史的成果质量参差不齐，牵涉的版权、法律等问题已经产生不少纠纷，许多成果只能算作简单的访谈，也就是口述史料，而非是经得起考证的口述历史，故急需统一的规范与深入研究。为此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有必要聘请学者制定一套合乎中国口述历史实际的采访规范，特别是编写出版指导口述史采访的工具手册，并且鼓励成立省市地方性口述史学会及音乐、体育、美术、科学等分专业的口述历史分会组织。这些地方或专业的口述史学会，应定期举行相关学科的口述历史中青年培训班，加强对口述史采访人员的培训，提升其基本的文献功底与史料解读能力等史学素质及利用新技术进行口述采访的能力，在对口述历史档案整理过程中增强其对理论的掌握，为确保口述史的真实性与规范性提供保证，同时相关机构应对不断出现产生的口述历史采访记录、档案进行统一整理，建设公益开放的口述历史档案平台。
（三）切实加快口述历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目前国内高校有中国传媒大学的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等专业从事口述历史研究机构，并培养了一些研究生，但整体上口述历史的人才培养处于匮乏。这也在于虽然有口述史研究人士在不断呼吁设立口述历史学科，但由于种种限制，在国内高校、科研院所仍未有口述史的二级学科的设立。这也需要有一定口述历史研究基础的高校、科研院所及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借助历史学领域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呼吁，利用教育部2020年第五轮学科评估的机遇，积极与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对接联系，争取设立口述历史二级学科，或在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的硕博士点下增设口述史的三级学科，从而可以公开招收口述历史方面的研究生。同时，条件允许的高校可以开设口述历史相关必修或选修课程，还应组织相关专家编写一套口述史教学的实用教材；相关单位中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硕博士点，应鼓励学生进行口述历史理论的研究探索，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及各省的社科项目方面也应支持口述历史的建设。
文章来源：《湖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