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帝国主义侵华并逐步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斗争史。新世纪以来，有人不断重弹帝国主义侵华“有功”论，否定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必然性、正当性与进步性。这种错误论调，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表现。笔者从中西文明交流的宏观角度，重新审视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交流态势，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及由此带来的所谓西方先进文明问题进行探究，着力弄清西方列强侵华与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着力弄清西方列强侵华的主观动机与近代文明传播的客观效果之间的复杂关系，从理论上辨析帝国主义侵华“有功”论，纠正历史虚无主义在该问题上的错误。
西方近代文明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特性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华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华传统文明。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格局看，中西两种文明各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各有其不同的历史特点，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系统、独特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发展模式。
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资产阶级新文化猛烈冲击着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神学体系，教会权威急剧衰落，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中的理性精神得以复活，逐渐形成了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核心理念的近代新文明。这种西方近代文明，因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故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对外殖民扩张、掠夺资源和抢夺国际市场，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本性。这种本性，决定了欧洲资产阶级必然将资本主义制度推向全世界，按照自己的面目塑造世界的模样，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西方近代文明是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的，也是必然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而广泛传播的。明清以后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正是这种经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洗礼而发展的西方近代文明。
既然西方近代文明具有与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密切相联的特性，那么，它就必然伴随着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外殖民扩张而向全世界传播。西方列强用各种野蛮的掠夺方式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传播，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全世界的征服和控制，因此，它是殖民侵略的“魔鬼”和野蛮的侵略者。但欧洲资本主义列强这个令人厌恶和恐惧的“魔鬼”，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着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西方列强这个侵略“魔鬼”的背后，站立着一位美丽的“天使”——近代文明，因而决定了西方列强既是令人厌恶和恐惧的“魔鬼”——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野蛮侵略者，同时又是令人羡慕的美丽的“天使”——西方近代先进文明的传播者。“魔鬼”与“天使”、侵略者与传播者的这种双重特性，决定了西方近代文明向东方世界的殖民扩张，不仅猛烈冲击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而且严重挑战中华传统文明的权威，引起中华文明的空前危机。
西方列强侵华的客观事实与近代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形象
尽管中西文明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因两种文明在地域上相隔甚远，基本不会发生冲突。但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者以强大的西方近代文明为后盾，开始了向全世界扩张。这样，中西文明就像两条原先互不相交的河流，逐渐相交汇流了。
欧洲殖民者携带着先进的洋枪大炮和廉价商品来到中国，这就使中西文明的大规模相遇，是以一场激烈的冲突和震荡的方式来体现的。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以野蛮侵略的“魔鬼”面目出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依靠强大的武力和炮舰政策对中国进行了疯狂侵略，将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血腥战争、野蛮侵略和疯狂掠夺，给近代中国人以强烈的刺激。在他们看来，这些给自己带来灾难、痛苦和屈辱的西方列强是不折不扣的侵略“魔鬼”，是令人痛恨的“洋鬼子”。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史。忽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灾难，怀疑中华民族抵抗西方列强侵略斗争的合理性，否定近代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斗争的客观事实，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是必须坚决予以批驳的。
西方近代文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野蛮侵略的强势进入，带来了中国固有社会秩序的崩溃和“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在近代中国人眼中，西方列强是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不折不扣的“魔鬼”，但这些令人痛恨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其获胜所凭借的正是包括发达的机器大生产、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在内的近代工业文明及其成就。西方列强正是凭借着这些强大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文明及其卓越成就，取得了对近代中国一系列侵略战争的胜利，展示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进性和巨大实力。这就构成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认知的另一种图景：西方列强这个令人痛恨和恐惧的侵略“魔鬼”背后，站着一位代表世界先进文明的美丽“天使”。
这样，近代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列强的形象，是侵略的“魔鬼”与文明的“天使”并存的双重形象。正因西方列强这个侵略“魔鬼”背后有着强大而先进的近代文明，故中国必须虚心地加以学习效法，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必须抵御和消灭西方列强这个侵略“魔鬼”，但不能吓跑“魔鬼”背后的文明“天使”。这就是近代中国人面临的复杂处境及必须做出的明智抉择。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因为掌握了先进的近代文明而强，那么，中国为了自身的强盛并在抵御西方列强侵华战争中获胜，就不得不学习西方近代文明。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那样：“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而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文明，并不等于屈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压迫，反而是在反抗西方列强压迫淫威的前提下毅然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但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又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正如毛泽东所言：“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因此，近代中国人必须处理好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与抵御西方列强侵略之间的复杂关系。西方列强在近代中国的形象，既有主要是野蛮侵略的“魔鬼”特性的一面，也有不自觉地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天使”特性的一面。如果仅仅看到其作为传播者“天使”美丽的容颜而为之倾倒，因而忘记其作为侵略者“魔鬼”的狰狞面孔，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
西方列强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贪婪的物欲，激发了他们在华投资和拓展市场，驱使着他们在华修筑铁路，开办银行，开通电报，架设电线，开办工厂，甚至直接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进行生产，获取高额利润。西方列强追求优裕舒适生活的需要，激发着他们将宗主国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带到中国。借助于文明传播的辐射效应，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最早出现于中国沿海沿江的口岸城市，从通商口岸的租界产生辐射，然后再逐渐向这些口岸城市的周边辐射，进而从东南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辐射，从中心城市向广大乡村辐射，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促使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新式基础设施。
然而，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基础设施，是建立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掠夺和残酷压榨之上的。中国人民为建设这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基础设施，付出了高昂的劳动力、资本和资源代价。西方列强将宗主国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引入中国，主观上并不是要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更不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其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基本需求和根本利益，更好地满足其优裕舒适的生活需要。至于由此导致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并带来某些新式基础设施的客观结果，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始料不及的。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主观动机，与西方近代文明传播的客观效果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种巨大的张力，反过来令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感到恐惧。所以，那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有功”的论调，那种忽视其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灾难的认识，是典型的“倒果为因”。这种“倒果为因”的论调，是必须坚决予以批驳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
实际上，马克思提出的英国殖民者“双重使命”论，对处理西方列强侵华的主观动机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客观效果的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南。马克思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破坏性的使命，主要体现在英国殖民者摧毁了印度手工业和自然经济的根基，清除了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客观上为印度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重建的使命，主要表现在英国殖民者创建了包括铁路、轮船、电报在内的交通通信设施，兴建了近代工厂，将资本主义近代工厂制度引入印度，使印度开始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马克思一方面谴责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了深重灾难，“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都是肮脏的”，另一方面肯定了英国殖民扩张对印度社会进步带来的客观效果，认为资本主义入侵不自觉地充当了其外在力量的“助产婆”。他指出：“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殖民地国家侵略的卑鄙动机，产生了输入西方近代文明的客观效果，他们充当了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先进生产力“归人民所有”方能造福中国人民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华在客观上带来了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会给中国带来现代化，因为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必须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才能成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生幸福的工具，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进步效能。马克思指出，英国殖民者“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近代中国民族不独立和国家主权不完整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所拥有，更不会为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福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只有真正归人民所拥有，才能真正造福中国人民，才能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只是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建立了初步的物质基础设施，而中国要想真正利用这些初步的物质基础设施来彻底改变自己的历史命运，必须首先将这些先进的生产力收归中国所有才有可能。为此，中国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争取民族独立，才能将这些先进的生产力收归中国人民所有，成为造福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民生福祉的工具。
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只有在中华民族争取国家独立后、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之后，资产阶级时代所创造的先进生产力才能真正“归人民所有”，变为造福中国人民的物质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正当性与进步性。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