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论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唯一新建的研究所，旨在加强历史理论研究，下设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思潮、中国通史、国家治理史、中华文明史、中外文明比较、海外中国学九个研究室，在学科设置上打通古今中外，注重大历史和长时段研究。为便于大家及时掌握学科研究动态，准确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加快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历史理论研究所拟按照九个学科（研究室）的设置，逐年就历史理论领域的研究状况写一综述，包括就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评析。因时间仓促，2019年度综述重点聚焦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学科，不面面俱到；作为首篇综述，稚嫩之处在所难免。希望通过不断摸索，大家群策群力，把这项工作越做越好。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
2019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这不仅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院最根本的遵循，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南。
《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推出“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笔谈，邀请历史学工作者根据贺信精神畅谈对历史研究的看法。史学界在认真学习贺信精神的同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新的春天已经到来，并展望了新时代的史学研究方向。如张海鹏认为，要集中精力探讨中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组织力量编写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奠基性史学著作，同时把培养史学思想家提上日程。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强调：“真正的史学研究必须有思想、有灵魂、有立场，照抄照搬、拾人牙慧是没有出息的做法。只有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用中国的话语阐释人类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与国际主流学术展开对话和交流。”他还指出：“史学研究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反观人类历史，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发挥史学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高希中认为应该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中挖掘和提炼中国自身的历史思想、历史理论和历史智慧，展现中国历史的文化根脉、思想根源和精神气韵。这不仅能够推动当今历史研究的发展，而且能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智慧，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中国文化的借鉴。姜华有认为，历史思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历史思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看待历史，正确评价历史，善于借鉴历史。学习掌握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历史思维，对于树立历史眼光，借鉴历史经验，化解当今国家治理中的复杂矛盾和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内涵非常丰富，也存在较大争议，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于沛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历史认识论及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思想等。新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这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引着中国历史科学的现实和未来。新中国历史学迈出的第一步，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和建设开始的。”他还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做了分析，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他在19世纪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内容和这一新的世界观的阐发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内容，才有可能实现。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源、前提和动因，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它所导致的分工和交往的发展。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结果。”张玉翠总结了国内学界近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指出：“有的学者将马克思历史认识论作为对抗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学说冲击的堡垒；有的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进行研究，以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进程；还有的从理论运用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历史认识论问题的依据。”
中国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自然要结合中国历史状况加以考察，故格外重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者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瞿林东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反思、新前景等角度讨论了新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跨越，认为新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理论认识的深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成果的积累、队伍的壮大、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辉煌的成就。于沛在深入研究马克思历史理论在中国形态的构建过程后认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中国形态，是指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而非‘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历史理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过程，亦即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实践化的过程。构建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实践，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学术史。”张艳国回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后指出：“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一次革命性变革，其标志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和学科体系。总体上看，百年来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成就最大、最重要的成果当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卜宪群则总结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史学工作者自觉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在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体系、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探索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阐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服务党和国家事业等问题上，取得突出成就，也留下一些教训。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概念，孙太白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们运用唯物史观长期钻研史料、与中国史实相互结合的学术集成。历史学是一门实证学科。就其实证性而言，是无法实现中国化的。”因此，可以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郑大华考察了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转向，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进程从开端、拓展到深化的推进，以及七七事变后要求历史研究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历史要求，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化’的基础上，开始向‘民族化’转向。”左玉河分析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认为这场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之作（郭沫若、吕振羽等人的著作），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范式（探究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动力及历史的连续性，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等，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峰则指出：“20世纪80年代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深刻反思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缺失，对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内容和作用都产生了全新认识，呼唤出史学改革的全面展开，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起点。”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史家，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必然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大钊、侯外庐、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自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吴兴德考察了李大钊社会形态观的形成及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指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李大钊在开展史学理论研究和教育时，集中介绍和评判西方史学思想中的社会形态理论，借此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在此过程中，李大钊的社会形态观也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周鑫考察了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认为：“侯外庐从翻译和研究《资本论》中所获益的，不仅仅是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知与理解，更在于思维能力与研究方式的训练，以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的能力的提升，也为侯外庐驾轻就熟地研究思想史与社会史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撑。”徐国利以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的中国通史编纂与理论为中心，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古代史学通史家风的批判性继承问题。赵庆云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一书从史家史学、理论探讨、学术活动三个方面，考察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相关问题。他的另一部著作《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则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个深具典型意义的史学研究机构切入，探讨了“十七年”间（1949—1966）史学发展的具体状况。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古史分期、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对郭沫若史学做出了评论。何刚对此进行了分析，指出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蓬勃生命活力的生动写照。此外，2019年是白寿彝诞辰110周年，刘家和、瞿林东、陈其泰等人在《史学史研究》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上发表相关纪念文章，述及白寿彝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样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初庆东对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活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考察，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为阵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英国历史，力图恢复英国人民激进的政治传统，为英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服务，为赢得“思想领域内控制权的斗争”而不懈努力。在争夺思想控制权的斗争中，历史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梁民愫考察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罗博瑟姆的女性主义史学叙事，认为：“罗博瑟姆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女性主义史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的叙事范式与内涵主旨都格外突出，彰显了鲜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史学特征。”英国教授里格比（S.H.Rigby）著《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译林出版社），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全面探讨。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编《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史学编纂》（段愿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则收录了八位英国史学家撰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研究的文章。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正如参加《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的“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组稿工作坊”的学者所言：“目前历史学界很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历史研究，尚不能客观、冷静而平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队伍的规模很小，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几乎处于学术空白状态，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不断‘下沉’。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主要局限于几个重要史家的史学文本及其学术思想的梳理和评析，作为‘事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则不多见。”
唯物史观研究与历史虚无主义辨析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核心，自然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探讨。关于唯物史观的内涵，吴英认为：“由于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我们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界定存在某些偏颇，亟须纠正。从社会形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存在决定意识三个方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界定同史学界运用这些界定考察历史和现实进程所产生的抵牾，由此提出，史学界应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合作，在对经典作家的论述进行更深入和系统解读的基础上，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事实，重新建构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以提高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围绕唯物史观之“唯物”概念，赵磊认为，事实这个范畴首先是感性的，是人们通过感官所能够感觉到的客观现象，事实包含了真相，但不等于真相。这种认识是对人们观察所认定的事实概念的更新，颇具新意。
自然力与社会生产的关系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孙要良指出，自然力过好或过差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形成，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的条件下，优越的自然环境客观上则有利于提高资本的生产率。他的专著《资本逻辑视野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为依托文本，不仅对唯物史观自然力问题做了深入剖析，还以资本逻辑为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传统概念、范畴、原理，富有启发性。张一兵则以为，马克思的原始文献中没有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说法，而是谈的社会定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见解值得注意，应该深入发掘。此外，陈元明对唯物史观中“决定”涵义的探析、马建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的考察，都有代表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仍然是考察唯物史观形成与发展历程的主要途径。李厚羿著《唯物史观的肇基之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通过对《神圣家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揭示了这三部经典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建过程中的贡献。任帅军、杨寄荣对《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性，即经历了从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之过程。田鹏颖、姜耀东则从恩格斯晚年的五封书信入手，认为恩格斯这时期的工作是在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上全面理解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科学发展了马克思，在基本观点上捍卫了马克思。
唯物史观方法论的研究同样引起学界关注。焦佩锋的《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人民出版社）与董振华的《创新实践与唯物史观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两部著作，从不同方面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桑明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三个根本性方法，即把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把思想理解为阶级思想、把原则理解为研究结果，它们分别对应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其中的基础性方法。吴晓明则指出：唯物史观的普泛性影响很大程度滞留于原则或原理的表面，即使在许多唯物史观的赞同者那里也是如此，但实际上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一刻也离不开它的具体化运用。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发展，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陈先达《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与功能、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文化三个方面，系统探讨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问题。张旭鹏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接受的密切关系，指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确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并为中国的未来指明方向。唯物史观重视社会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并在逻辑上优先考虑与经济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社会因素。”“唯物史观在探询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寻找社会演进的根本原因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则在现实层面上印证了这一道理，从而使之更具合理性。”乔治忠则强调：“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壮大之中。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唯物史观获得较为系统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思想坚定、学术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新的史学理论推行和建设的中坚力量。”如何推动学者们自觉地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好唯物史观，仍是学界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就必须对违背唯物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深入批判和评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为此，《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作为历史理论研究所所刊的第一期，专门组织了一组“历史虚无主义解析”专栏文章，分别是夏春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背景、主要特征及其危害》、左玉河《“魔鬼”还是“天使”：帝国主义侵华“有功”论辨析》、吴英《驳中国非社会主义论》、高希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容否定》及韩炯《因果解释的迷失：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批判》，从学术和理论层面深入解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深化了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本质的认识。
于沛从历史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入手，认为历史虚无主义以“解密历史”“还原历史”为名，对客观历史事实“解构”“拆解”“摧毁”和“重新定位”，将历史碎片化，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抽象化，去“重写”所谓“价值中立”的历史，违背了历史的真理性和客观性：“尽管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形式和内容不一，但都有明确的政治诉求，都是唯心史观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杨军则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三个新表现：“借助大众娱乐恶搞、消费历史，扰乱社会公众的历史认知”“以‘精日’言行颠覆历史记忆、消解民族尊严”“以‘纪念’改革开放之名歪曲改革开放的性质、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陈元明的著作《历史虚无主义对西南地区大学生思想的影响研究》则以西南地区大学生群体为研究个案，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较为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和蔓延的背景、历程及其核心观点、实质。
夏春涛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背景和主要特征，将其危害概括为三个方面：传播错误的历史观，颠覆了历史，否定了现实；严重扭曲了价值观；严重败坏了学风。他还在某次会议中提出，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首先要把概念搞清楚，避免泛化。有论者将历史虚无主义追溯到民国初期宣扬“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还有人说，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搞影射史学是十分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夏春涛认为，这是“左”的错误倾向的表现，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指右的错误倾向，特指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错误思潮，其要害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重点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高炳亮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抢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话语权和领导权、用错误的民族观取代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用错误的国家观取代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用错误的文化观取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严重地销蚀人们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对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破坏。谢礼圣则认为：由于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本体论上固守偏执的唯心主义立场、在历史认识论上带有强烈的不可知论色彩、在历史价值论上鼓吹历史评价的多元性，因此终将陷入虚幻的价值虚无主义。他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消解了历史进步的观念，加剧了历史认知的碎片化，助推了历史的娱乐化，阻碍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如何坚持唯物史观并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学界在学理、思想和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张政文从历史书写和历史阐释的角度提出，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为价值诉求，充分整合并吸纳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优秀理论资源，以科学的态度、方法和标准展示史实的真实现场，澄明思想的演进谱系，回归历史的真实性、真理性、知识性，从而在当代历史书写中真正消除历史虚无主义，重建阐释的知识图谱。张有奎认为，针对认知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解决的主要路径在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认知教育；针对价值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解决的主要路径在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认同教育；针对政治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解决的主要路径在于依法严厉打击。冯兵、关浩淳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一切从史料出发”，要求研究者要尊重材料、尊重历史和当时的客观实际，不能本着为我所用的目的去“割裂史料”、任意解释历史事实；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不能只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利用意识形态化的言语来批判，写出材料扎实、逻辑严密而有说服力的历史作品更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手段。高希中对克服文学史研究中的虚无主义提出两条建议：坚持历史主义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确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坚定文化自信。丁辉、陈奕锟主编的《历史虚无主义研究与批判》一书，从虚无主义在西方和东方的演化历程、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在现实中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主张以发现其理论软肋、解构其理论内核，完成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
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推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反思性成果。刘家和《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史学与经学、比较研究与史学、史学的体与用、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等问题。卓立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进程，认为其主要成就是历史认识论的理论范式。他主张走出历史认识论，认为马克思历史理论能为后认识论的史学理论提供助益。乔治忠指出，民国时期的史学家被夸饰为几近完美的学术大师，并称那样的“大师”以后不会再出现了，这种认识违背了历史事实，包含有非学术的情绪。庞卓恒认为中国古史分期讨论存在一大教训，即不从马克思原著全面理解马克思揭示的规律和原理，而是人云亦云地相信某些被认为简单明了的论断就是“规律”或“原理”，而那些“规律”或“原理”就连各派分期论者彼此之间也无法互相说服，更无法令“圈外”学者赞同，由此产生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即20世纪90年代后几乎再也见不到人们谈论唯物史观的历史分期问题。
学界围绕史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进行了积极探索。陈其泰在论及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时强调，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加强理论创新、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围绕中国史学史体系构建问题，他指出，历史编纂是中国史学最为优长和最具特色所在，应当加强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杨艳秋认为，史学史是对历史学进行反思的学科，我们要在检讨与自省中完善自身学科体系，在与其他史学学科的交流对话中共同发展，在史学评论尤其是当代史学评论中引导史学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由此构建21世纪的中国史学史。刘开军则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了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话语体系，它从先秦酝酿，到明清时期成熟，具有鲜明特色。廉敏从古今比较视角考察了当前史学理论发展存在的问题，指出：“现行若干史学概念无法反映中国传统史学；中国传统史学的整体性反衬出当前史学理论的碎片；当前史学理论缺乏一个足以媲美中国传统史学中‘史义’的对应概念。这些问题既阻隔了中国史学的古今联系，又不利于中国史学理论走出一条反映中国事实的道路。”此外，王学典有关历史理论对历史研究重要性的思考，张涛对历史证据与理论关系的剖析，沈培建对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学术负面影响的分析，都富有启发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本土化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同，成为中国学术界引人注意的方向性变化。对于本土化趋势的动因，郭震旦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中国崛起为学术本土化提供了强大动力；知识论的发展破除了西方理论的神话，为本土化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支撑；意识形态的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和深厚深沉的历史意识。中国历史应由中国学者自己书写，中国历史学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同呼声。马敏以现代化理论为例谈及该问题，他认为源起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但绝不可以盲目照搬，必须实现突破和超越。第一，持续推进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化”。第二，进一步聚焦生产力和科技发展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第三，正确理解现代化史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关系。第四，积极面对新时代、新使命的挑战。此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从中国本位出发研究历史。王学典指出，许多学者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将西方理论和经验生搬硬套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在诸如中国社会形态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中，从中国本位出发已渐成主流。把“中国史”从外来研究模式中搭救出来，脱掉长期穿在中国历史躯体上不合身的“西装”，可以说是近年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国史重返故土”的历程在未来若干年将会在更深程度和更广范围内展开。由此可见，学界在研究中越发有意识地打破“西方中心论”，积极贯彻中国本土思想，体现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观念。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陈其泰和张峰回顾中国史学史走过的70年历程，将70年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前十七年是史学史研究的探索与奠基阶段；1978年至1999年是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奋进阶段；2000年至2019年是史学史研究蓬勃发展的阶段。他们总结了史学史研究70年取得的成就，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理论探索对史学史学科发展的有力推动；贯通研究与断代研究相结合；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近现代史学史研究方兴未艾；资料建设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田志光等研究了两宋史家的修史观，指出：“宋代史学编修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史家修史观有了新的发展，如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影响，强化史学资治功用贯穿两宋始终；理学兴起，使宋代史家重视突出义理史观；党争政争以及皇权、相权对修史影响更加强烈等。”姜萌从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批评分析了影响民国史家书写“民族问题”的三个因素，即族群认识差异、概念含义混乱和现实需求。李政君考察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域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指出：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与之相关的史学社会科学化，同样经历了从辅助“史料考订”到进行“历史解释”的演变。周少川则关注了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指出：“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
2019年还出版了一些探讨中国史学史相关问题的学术著作。董成龙著《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解读了司马迁《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胡逢祥等著《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商务印书馆），以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演变为主线，详考近现代史学思潮之流变，述论其对史学发展之影响，揭橥史学研究诸要素的兴衰递变，铺述史家流派相关活动及成果。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的考析与评判》（三联书店），选取关乎中国史学史研究有所发现、有所创新的学术论文，意在展现作者有关中国传统史学中具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大组成部分的主张，对中外史学的异同进行系统比较，对中国史学界的一些定论提出了新看法。周文玖《史家、史著与史学：中国史学史探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本文集，收录作者近年来发表的34篇文章。台湾学界有多部史学史著作出版，如刘龙心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三民书局）、吴振汉的《明清之际的史家与明史学》（远流出版社）等。
学界对中国通史编纂的理论方法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中国历史实际为研究起点，摆脱西方理论话语的笼罩，构建中国通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颇受关注的课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的王伟光指出：“构建中华思想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是中华思想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站在时代高度，把握时代主题，梳理、提炼中华优秀思想的脉络和精华；一以贯之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全过程……既要继承传统更要勇于创新，既要立足中国又要放眼世界，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角，挖掘出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中的主流精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服务。”杨艳秋则指出：“中国思想通史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运用阶级分析理论及方法，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人民性。唯物史观的思想观念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思想史的研究、撰写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宋月红指出，国史通史的撰写，既需要吸收、借鉴修史的传统学理，更需要继承、发展治史的现代学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科学认识、研究及阐释“新中国”，即要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张光华则从读者群体的角度来探讨20世纪通史编纂，他指出：“通史的读者，按接受意愿、接受能力、群体的稳定性等差异，可以分为普通民众、专业学生和专业学者三个不同群体。根据不同需要，通史可相应地分为民众型、教材型和学术型三个类别。三种类型的通史在基本原则上是相同的，所区别的主要在形式上，包括语言风格、文体的使用、篇幅大小、理论与材料等等，都要做出相应的处理，以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史学的社会效益。”
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2019年，研究者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评价。陈启能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概念进行辨析，认为历史理论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史学理论则是指同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这种在20世纪80年代作出的划分在世界各国很少见。他回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片尤其是世界历史研究所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情况，强调了史学理论对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概念的异同、大小，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我们认为，历史理论研究所的建所方案是由中央核定的，这一所名表明了中央的态度，即认为“历史理论”概念大于“史学理论”概念。我们要与中央保持一致，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不必再做争论。张广智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新中国70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成就，“1.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大致经历了从萌发、奠立到发展的过程，由‘自在的’初级阶段进入了‘自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2.在20世纪两次引进西方史学高潮的推动下，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从译介、评述再到研究，其总体学术水平在不断地深入；3.西方史学史编纂的不断拓展”。
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思辨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理论的回归。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探讨，一般也称为历史理论。但从20世纪中期开始，思辨的历史哲学开始衰落，被分析的历史哲学和叙述的历史哲学所取代。最近几年，思辨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理论有回归趋势，一些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反思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可能。任教于荷兰莱顿大学的匈牙利学者佐尔坦·西蒙（Zoltán Boldizsár Simon）2019年出版了《历史在千年未有之变革时代：21世纪的理论》一书，分析和考察了21世纪以来人类历史的变化趋势，他认为那种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一条前后连贯的时间线上的观点已经过时。当前，在环境、生态和核战争的威胁下，人类历史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如何在未来为人类的命运进行谋划就显得至关重要。邓京力等著《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力图从整体上揭示199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出的新问题，把握其间所涉及的关键因素，并从中国史学的立场审视其对于重建历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历史书写的新趋向所具有的价值意义。王晴佳则探讨了“后人类史学”问题，认为其会对历史书写及历史研究方法产生巨大冲击，并称：“近年新兴科技领域的长足进展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史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球的关系。环境史、动物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思维和观念。”他还关注了近年颇为热门的情感史研究，指出：“情感史研究意义在于将原来被人忽视的感性的因素，重新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由此对丰富和拓展历史学的领域，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情感史研究者不但以历史上的情感为研究对象，也从情感、感性的角度，重新分析和描述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
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是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主要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相互关系背后所体现出的历史意识的变化。法国学者劳伦·奥利维尔（Laurent Olivier）和爱沙尼亚学者马利克·塔姆（Marek Tamm）共同主编了《再思历史时间》一书。该书考察了西方的历史时间体制从以未来为导向、进步和线性的时间观念，向以当下为导向的“当下主义”的转变。当下主义是当前西方的一种历史时间体制，它不以过去为重，但对未来也缺乏足够的信念，只关注于当下。该书反思了当下主义给历史研究所带来的认识论上的变化，对当前现实政治的影响，比如民粹主义的回潮等，同时也分析了历史时间研究中的多重时间性的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出版了《时间与权力：德意志政治中对历史的展望，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三帝国》一书。该书是将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尔托格提出的“历史性体制”这一理论应用于具体研究的一个范例。作者以德国历史上的四个政治人物，即普鲁士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俾斯麦和希特勒为例，分析了在德国历史上不同的政治家是如何利用时间问题为其政治服务的。这里面既有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意识，也有以过去为导向的时间意识，同时也有包含了多种时间意识的时间观念，这些不同的时间意识表现了政治统治所期望达到的意愿和权力，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时间问题很有助益。
2019年，全球史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研究领域。关于全球史的专题研究不断深化，如全球史视野中的“中西之争”“全球史视野下的翻译史研究”“全球史视野下的土耳其革命与变革”“全球史视野中的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全球史研究的动物转向”“全球史视野下的郑和下西洋”、大数据技术在全球史研究中的应用、跨国史视野下的宗教改革运动、全球史在德国的兴起与现状等。关于全球史的理论探讨受到中国学者重视，什么是全球史、全球史方法如何推动民国史研究、全球史观下如何构建民族史学话语体系、思想史的“全球转向”、全球史写作中的时空结构、全球史的书写与世界公民意识的培养等问题，都有学者撰文讨论。《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2019年刊登论文探讨的论题，包括“全球史中的食物”“1953—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出版的世界历史杂志”、倡导“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全球史”等。
由此可见，中外全球史的发展都在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两方面不断推进和细化。《全球史杂志》提出的倡导“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全球史”，实际上是在长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向包括布罗代尔在内的西方学界探索宏观历史的发展脉络的复归，强调全球史的跨学科性，是将历史学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国内学界也有学者提出了全球史进一步发展的思路：“全球史所强调的人类交往，应当放在与生产的对应关系中来理解，生产和交往在每一阶段的发展总和，都构成世界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各种地方社会的具体化情境，实际上就是生产和交往在各个时空结合点上达到的水平和程度，而这些具体化情境则是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交流空间范畴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
在西方史学史研究领域，《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开设了《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专栏，集中刊发了孟钟捷、李宏图、邓京力、吴晓群等人从研究范式、社会语境及跨文化等方面对该话题的探讨。国内学者们还从多个角度对西方史学史研究进行了考察，内容涉及历史编纂与书写、史学研究转变、著名史学家等，如徐波的《传统事例史的兴衰与近代早期西方史学的转变》（《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1期）、李隆国的《外圣内王与中古早期编年史的叙述复兴》（《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3期）、邹薇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史学特点探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张文涛的《论阿克顿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及李永明的《试论修昔底德的史学致用思想》（《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9年上卷）。张一博总结了当代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向，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社会史、文化史视角促使研究者关注历史知识是如何生成的。从研究材料看，受后现代思想影响，材料进一步扩充，学者们开始发掘非传统史料中的历史意识。史学史研究不再仅研究史学名宿的经典作品，大众史家、女性史家等边缘群体的作品也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研究视野上，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促使西方学者关注非西方史学，进而将全球视野引入史学史研究之中。”此外，王华考察了太平洋史的研究发展与转向，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海洋史等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对太平洋史研究带来冲击，催生出以‘太平洋世界’路径为代表的整体、开放的‘太平洋的历史’，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模式遭遇严峻挑战。两种路径在并立之中渐显交融之势，太平洋史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2019年，西方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依然活跃，研究更趋深入。基于这一领域几本重要国外刊物的发文情况，有两个主题需要关注。第一，学者们更加重视政治维度的研究。《妇女史杂志》（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2019年第2期的主题是“殖民时期的亲密关系与性别化的暴力”。这一主题既是对妇女与暴力主题的持续关注，也是将其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帝国等结合，注重政治维度对妇女和性别的影响。这一研究趋势既是当前史学前沿方法在这一领域的反映，也是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融入主流史学以及被更多史家接受的必经之路，说明它已经从妇女的史学变为以妇女和性别为视角的史学分支。这期文章共有十篇，涉及殖民时期的拉美、北美和印度，时间跨度从17世纪到20世纪末。另外，《符号：文化和社会中的妇女》（Sign: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杂志2019年第3期的主题是“性别和全球权力的兴起”，主旨是从跨国视角阐述权力在性别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两本杂志的专刊主题虽有不同，但都是强调政治维度的研究。第二，性别与性学的研究。性史研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同性恋运动而兴起的一个史学分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学界以“性、性存在和性别”为关键字的研究开始兴盛，至今依然是学界的热点之一。《性别与历史》（Gender &； History）2019年第2期的论坛主题就是“性别与性学”，目的是探究性学中的新发展方向，涉及性别史、性存在史、科学史、医学史、法律史和身体。学者们探讨了“标准”、性别角色、年纪和健康的身体等重要概念在医学背景下概念化的过程，以及性别化暴力在医学和犯罪学背景下的表现形式。这5篇文章为《导论：反思性别化的性史》《吸引的年代：年龄、性别和现代男同性恋史》《暴力的妇女：德国魏玛时期的图像证据、性别和性史》《恼人的普及：论性“科学知识”的性别化传播路径》和《“强迫体格健壮”的历史化过程：性史与同性恋残疾研究的相遇》。
国内学者对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依然有限，但推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如戴蓓芬的《福柯主体理论及其女性主义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朱晓佳的《性别差异伦理学——伊丽格瑞的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汤晓燕的《写意政治：近代早期法国政治文化中的性别、图像与话语》（浙江大学出版社）等。
环境史研究是近年来中外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刘合波考察了冷战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指出：“开展跨国研究、强调环境问题与冷战态势的互动性研究、借助冷战史研究中使用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是冷战环境史学的新趋向。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冷战时期各国国防建设带来的环境变迁、战争与环境和地区局势的互动关系、中苏经济建设产生的环境问题及其影响、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技术推广、环境与地缘政治之间的联系。但是，既有研究也存在资料发掘不够深入、过度拔高环境在冷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钟孜则关注了法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趋向，他指出“环境转型”研究是当前法国环境史学界最为前沿的研究领域之一，其核心目标是要回答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所发生的“环境转型”的特点、动力和历史根源问题。关注环境问题的社会氛围、法国环境史学的扎实基础、相关史料的逐步开放以及学者们的不懈反思和探索，是“环境转型”研究能够破壳而出的几个关键因素。
2019年，日本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不少成果，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新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的探讨、近代历史学发展历程研究、战后历史学研究、天皇制研究再探讨。在新研究视角及方法探讨方面，有两部著作值得关注。一是大门正克的《立足于日常世界的历史学：新自由主义时代》（『日常世界に足場をおく歴史学:新自由主義時代のなかで』、本の泉社），作者是近年来日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颇为活跃的学者，该书体现了其一直以来的研究思考，包含呼吁重视社会史、民众史研究的意识。二是桂岛宣弘的《以思想史读史学概论》（『思想史で読む史学概論』、文理閣），结合思想史对日本修史及史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战前的近代史学及战后的历史学研究的探讨颇为关注。吉川弘文馆出版了不少相关书籍，2019年出版了两部近代史家传记：《三宅雪岭》（中野目徹：『三宅雪嶺』）、《阪谷芳郎》（西尾林太郎：『阪谷芳郎』）。日本学界2019年度研究战后历史学的著作和论文也有不少，如《石母田正和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以亚洲生产方式论争为中心》（原秀三郎述、磯前順一·磯前礼子編：『石母田正と戦後マルクス主義史学:アジア的生産様式論争を中心に』、三元社）等。在对天皇制研究的观点、理论及方法进行再探讨方面，代表性著作为宫地正人的《天皇和历史学：史学史的分析》（『天皇制と歴史学:史学史的分析から』、本の泉社）和外池昇的《天皇陵：“圣域”的历史学》（『天皇陵:「聖域」の歴史学』、講談社）等。此外，日本学者佐藤正幸的《历史认识的时空》（上海三联书店）也在国内翻译出版。
中国学界对日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注有所增加，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连续刊载几篇相关论文，涉及日本明治维新史编纂与叙述中的史观问题、二战前日本的国史研究流派及村冈典嗣思想史学。张跃斌则关注了半藤一利的昭和史叙事，指出：“半藤一利的历史认识属于中间派，其对一些右翼史观的批判，其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态度，在日本社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其避重就轻的历史反思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也对日本的舆论氛围造成了消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国学界翻译出版多部欧美学界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著作，有利于国内学者了解西方的相关最新研究动态。如美国学者阿兰·梅吉尔等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恩斯特·布赖萨赫的《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海登·怀特的《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南京大学出版社）、伯纳德·贝林的《时而艺术——史学九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英国学者约翰·布罗的《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彼得·伯克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阿尔托格的两部著作《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中信出版社）与《灯塔工的值班室》（中信出版社）。
综上所述，2019年国内学界对历史理论的研究有了较快发展，取得较大成绩，但仍存在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学界围绕唯物史观的研究日渐走向深入的同时，存在着学院化和学理化倾向，在结合具体历史和实际来阐述、发展唯物史观理论上有待加强。二是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中，史学史研究远比史学理论研究发达，而且在史学理论这个研究领域中，更偏重历史学学科理论的考察，对客观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则明显不足。三是学界对中外史家自身的反思性研究薄弱，既有研究多着眼于史学著作、史学思潮、史家生平，对史家主体的反思性关注较少，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四是单纯就历史论历史，对现实问题不太关注；只会讲老话（唯物史观）、不会讲新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甚至是老话讲不好，新话不会讲；在“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上不够自觉主动。新时代是历史学可以也必须大有作为的时代。我们要乘势而上，努力振兴历史理论研究，科学、正确地解读历史，在全社会积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积极回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智力支持；主动引领学术潮流，推进学术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着力彰显历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