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学科至今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尚属草创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史学史学科才获得了全面发展。此时，唯物史观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一大批史学工作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史学的遗产，不仅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结出了累累硕果、提升了这门学科的科学化水平，而且壮大了学术共同体、开启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时代。
发展历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史学史已走过了70年的历程，宛如一条流淌不息的长河，有缓有急，从而使得这70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呈现出阶段性特点。
（一）“十七年”：探索与奠基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探索与奠基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史在课程设置、学科理论建设、史家史著研究、学术刊物创办等方面，都比民国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的教学改革已将史学史列为高校历史系的选修课，但课程的设置始终受到教材的限制。1961年，在教育部召开的文科教材会议上，周扬同志明确提出了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的要求。此次会议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就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范畴、任务、目的、内容、分期、意义等关涉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以及中国史学史教材编写的原则和方法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中国史学史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获得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时期学界对史学史学科理论的探讨。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侧重从实践层面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对司马迁与《史记》、班固与《汉书》、刘知几与《史通》、杜佑与《通典》、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章学诚与《文史通义》等名家名著，都有较为集中的探讨。此外，白寿彝开始摸索中国史学史教材的编纂，并于1964年内部印行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刘节也于此时编写了《中国史学史讲稿》。值得一提的是，白寿彝于1961年创办了《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刊发学界关于中国史学史问题的讨论、研究与资料，成为史学史研究者共享学术信息的家园。
“文革”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虽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二十四史除了“前四史”已在“十七年”间出版之外，其他二十部正史均是在这一时期整理完成并出版的。这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资料上的基础。
（二）1978—1999：开拓奋进阶段。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奋进阶段。这首先表现在白寿彝、吴泽、尹达、杨翼骧等老一辈学者开始招收、培养中国史学史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扩大了史学史研究的队伍与规模。其次，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史学史研究室。这些机构后来成为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平台。再次，《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于1979年复刊，易名为《史学史资料》，1981年又更名为《史学史研究》，并公开向国内外发行，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提供了论文发表、学术交流的平台，推动了学科的深入发展。第四，1985年3月，白寿彝召集全国各地40多位史学史研究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史学史座谈会。会议“总结了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展望了史学工作、尤其是史学史工作的广阔前景”，同时，与会学者还建议成立“全国史学史研究会”和编纂一套《史学史丛书》。因此，这次会议具有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凝聚全国史学史研究力量，开展大型史学史研究课题的意义。
当然，衡量和反映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史发展水平的主要在于中国史学史论著的撰述。这20年间，共出版中国史学史论著数十种，按其性质可以分为四类。一是通史性中国史学史专著，如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1982年）、尹达的《中国史学发展史》（1985年）和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1999年）等论著。二是理论性中国史学史专著，以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86年）最具典型。三是学科拓展性中国史学史论著，侧重从新的视角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路径。四是文集性中国史学史论著。如陈光崇的《中国史学史论丛》（1984年）、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论集》（1999年）等论著，兼具理论的高度和史料的厚度，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2000—2019：蓬勃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百花齐放，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2000年，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出版。这部面向21世纪的教材，扭转了过去高校历史系缺乏中国史学史权威教材的局面，对于完善高校课程体系、培养史学史人才具有积极意义。同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创办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为中国史学史学人研究成果的发表又开辟了新园地。尤其是，以中心为平台，每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往往结合学科发展而拟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如史学比较、史学批评、历史教育、历史知识的社会化、中外史学交流、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学遗产与民族精神等，反映了史学史研究的多元趋势。同时，史学史研讨会还发挥了联系国内外学人、聚拢研究力量的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编纂方面。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2006年）、谢保成主编的《中国史学史》（2006年）、杜维运撰述的《中国史学史》（2010年）和谢保成独撰的《增订中国史学史》（2016年）等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出版，突破了原有专著对中国史学粗线条的勾勒，折射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与细化，标志着学科体系已趋于成熟。
理论探索对学科发展的有力推进
学科的发展有赖于理论的支撑，中国史学史亦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之后，史学史研究者大多熟练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能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探索，进而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不断增加活力和推动力。
（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是中国史学史学科最核心的范畴，因此对于它的理论探讨，一直是学界关心的议题。白寿彝在《谈史学遗产》（1961年）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1964年）两篇文章中，已经谈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与范围。到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又进一步丰富了原有的观点，提出“史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它的范围可以包括历史理论、史料学、编撰学和历史文学”；而中国史学史除了研究“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之外，还应该研究“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朱维铮认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结构应包括历史编纂学史、历史观念史和中外史学交流与比较三个交叉重叠的系统。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外史学交流与比较”的内容，使得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与范围臻于完善。学界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和范围的探讨，摆脱了民国时期“要籍解题”式的研究模式，对之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将历史理论作为史学史研究的范畴加以探讨，始于白寿彝。之后，瞿林东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中国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之分，历史理论“是人们在研究宏观历史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统一性，历史发展的趋向，以及对重大历史现象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的原则与方法，等等”；史学理论“是人们在研究史家、史书、史学思潮、史学流派等史学活动和史学现象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史学的目的、史家的修养、史书的编著、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等等”。概念的界定有助于厘清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的对象，这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的繁荣至关重要。
（三）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近代以来各个学科门类的出现和明确划分，促进了各门科学趋于精密和系统化。但伴随而来的缺点是过分强调学科之间的界限，削弱了学科之间本身固有的联系，限制了人们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史研究，恰恰注重对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民族心理、文化价值相互间的联系开展宏观的整体性考察。受此启发，陈其泰首次提出“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的理念和方法，主张对史学和文化双向考察：一方面，结合各个时代的文化走向、社会思潮、价值观念，考察历代优秀史著如何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具有什么样的宝贵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对一个时期史学著作的研究和分析，又丰富了对传统文化的总体认识。陈其泰认为，这种“整体性考察”的思路，突破了就史学论史学的局限，正好弥补以往我们史学史研究的不足。视角的转换，使他对于中国史学史上名家名著的探讨，均能结合社会思潮、文化走向、价值观念、民族心理与优秀史著的内在价值提出较有系统的新看法。
（四）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研究。为了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试图运用“思潮”与“流派”的理论方法统摄近现代史学的研究。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界定了“学术思潮”与“学术流派”的概念，认为“学术思潮为一定时期社会上带有普遍性的治学倾向”；学术流派“即某一学科的研究者中，因相同的学术志趣或师承关系而自然形成的具有独特治学观点、方法、风格的学术群体”。学术思潮与流派“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定的学术思潮往往会派生出相应的学术流派，流派的发展，有时也会形成为学术思潮”。胡逢祥等人新近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继承了之前的观点，又因研究时限的延长，进一步拓展了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研究内容与范围。学术界对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理论探讨，旨在突破原有以史家、史著为基点的研究模式，采用一种全局的视野考察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进而做出符合学术发展实际情况的研究。
（五）正确评价“十七年”史学问题。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学术界存在这样一种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基本上是‘泛政治化史学’时期，以农民战争研究为代表的研究体系使中国史学完全政治化”。这种观点完全抹杀了“十七年史学”的成就。陈其泰对此提出商榷，认为十七年史学具有三大品格：一是坚持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二是在历史文献大型工程的整理上，体现了史学工作者的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三是当错误倾向袭来的时候，正是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的史学家，抵制了教条化错误的倾向，并捍卫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尊严。之后，陈其泰又从通史、断代史、专史研究的成就，对重大历史问题认识的推进，整理出版大型历史文献的巨大成绩，学科建设取得的显著进展等四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史学成就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理论评价。
（六）创造性地阐释传统史学的精华。中国传统史学之发达，举世公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陈其泰认为，站在当今时代高度，史学工作者应该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阐释。例如，《史记》这部古代史学名著，如从历史编纂学这一视角对其杰出成就进行重新审视，就能够得出具有中西学理融通意义的新概括。司马迁继承了先秦编年体史书体裁年代线索清晰、叙事简洁的优点，克服了其记载范围不够广阔、一事前后隔越数卷的缺点，而创立了“五体”结合的纪传体体裁，容量广阔，诸体配合。在内容上，贯彻了“通古今之变”的指导思想，从五帝时代一直写到汉武帝。本纪是全书的纲领，记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大事，其余各篇表、书、世家、列传都围绕本纪展开，作为对本纪的补充。各个部分互有分工，而又有机结合，使全书成为一个整体，因而被后代史家称为著史之“极则”。以此为视角，对于《尚书》、《国语》、《汉书》、《史通》、《文史通义》等史学名著，均能做出新的探索。
贯通研究与断代研究相结合
对中国史学从整体发展的脉络进行贯通性研究和从局部层面进行深入细腻的考察，是长期以来人们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两种范式。
自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1980年）出版之后，贯通性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犹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出来，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尹达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等论著，书写的时间跨度贯通整个古代，或延续至今，反映了作者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视野和自成体系的认知。2006年，白寿彝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和谢保成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史学史》同时出版。前者秉持了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的撰写理念，同时又尽力吸收学界的新成果，反映了当时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延续了尹达编纂《中国史学发展史》的思想，只是弱化了按照社会性质划分中国史学史阶段的做法，代之以时代的演进为书写脉络。2010年，杜维运的三卷本《中国史学史》出版。此书最大的特色在于“以浩瀚广阔的眼光，用比较史学的观点，将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相比较，而置中国史学于世界史学之林”。2016年，谢保成又撰成三卷四册的《增订中国史学史》，“采取按时间跨度和史书系列相结合的框架，叙史家、史书、史学、史法演进、修史制度等基本内容，分析发展演变趋势，贯通前后，直至20世纪中期”。除此之外，乔治忠的《中国史学史》（2010年）、谢贵安的《中国史学史》（2012年）、瞿林东主编教材《中国史学史》（2019年），也各具特色，反映了贯通性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中国断代史学史的研究，近些年来成为一些学者专攻的领域，颇受学界重视。从现有的成果来看，几乎每一朝代的史学都有专著论述，作者所考察的范围和关注的领域，较之通史性中国史学史又有所拓展。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戴晋新《先秦史学史稿》（2000年）、许殿才《秦汉史学研究》（2012年）、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2003年）、逯耀东《魏晋史学及其他》（1998年）、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1995年）、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1989年）、燕永成《南宋史学研究》（2007年）、罗炳良《南宋史学史》（2008年）、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2001年）、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2003年）、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2005年）、傅玉璋等《明清史学史》（2003年）等。这些断代史学史论著，是作者长期深耕某一时期史学的结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些研究模式对于撰著贯通性中国史学史亦不无启发。从整体而言，这些成果虽然关注的时代不同，但是却可将先秦至清代时期的史学串联起来，形成中国断代史学史研究的系列。
研究领域的拓展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开展与深化，白寿彝提出要对中国史学中的历史理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进行研究，同时“写某一方面的专著，如史学思想史、历史文献学史、史料学史、史书体制流变史之类”。这里提出的一些研究方向，后来大多被史学界拓展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甚至构建成为史学史的分支学科。
（一）古代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瞿林东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1992年）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2011年）两篇专文，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研究做出了阶段性的划分，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特点予以了评析。1998年，他的《史学志》一书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个维度出发，讨论了中国史学上的天人关系、古今之变、“成败兴坏之理”、关于多民族国家之历史认识、英雄与时事等历史理论问题；阐发了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古代史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批评的标准和方法论等史学理论问题。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瞿林东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出版。在该书的“导论”中，作者首次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对象、范围、特点和发展大势，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分支学科的基础。
（二）史学思想史。吴怀祺侧重从史学思想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史学史。1992年，他出版了《宋代史学思想史》一书。在这部断代史学思想史中，作者对史学思想史的概念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了解读，认为史学思想史既要“考察史学思想和哲学思潮的关系”，又要“考察史学思想的渊源流变”；从事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则需要“研究史学思想各个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要结合有关的著作研究”。以宋代的史学思想史为切入点，作者又将研究的视域拓展到整个中国史学，于1996年出版了《中国史学思想史》。继此之后，吴怀祺组织学者对中国史学思想进行贯通性与专题性研究，先后于2005年和2012年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和六卷本的《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时隔六年，他将这两部论著合刊再版，形成16卷本的《中国史学思想会通》，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史学思想研究体系。
（三）经史关系研究。“六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在封建社会中长期成为政治指导思想和学术指导思想，因此，重视考察各个时代的经史关系，是深化史学史研究的路径之一。1997年，陈其泰出版了《清代公羊学》，将经学史的内容纳入史学史的考察视野。与此同时，吴怀祺对《周易》与中国史学发展的关系做出了探讨，于2004年出版了《易学与史学》一书。作者把易学与史学关联起来考察，目的“不是以史证易”，“而是想以易解史学，通过易学与史学关系的研究，说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独特的路径”。汪高鑫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经史关系论卷》（2011年）和《中国经史关系史》（2017年）两部专著，论说经史的联结，梳理经史关系的变动，解析经史的因缘关系，推进了经史关系研究的新发展。
（四）史学批评史。中国古代“史学的进步、发展，或隐或显，总伴随着史学批评”。瞿林东从1991年1月起，开始在《文史知识》发表有关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学术论文，并于1994年推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对史学批评范畴、性质、作用、学术标准、方法等问题的深度讨论，强化了对史学批评内涵的认识。此后，白云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2010年）和刘开军的《晚清史学批评研究》（2017年）分别从贯通与断代两种视野论述中国史学批评史，深化了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五）历史编纂学史。与西方史学相比，历史编纂是中国史学最为优长和最具特色之所在。陈其泰从20世纪80年代便致力于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发表了大量与此相关的论文，并于2011年结集出版《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一书。作者在该书中，对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发掘杰出史家的编纂思想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的意义、古代设馆修史的功过得失、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等宏观问题，以及近三百年“新综合体”的探索、20世纪史学民族风格成就举要等重要个案，均进行了极具深度的论述。2018年，作者主编出版了五卷本《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全书240余万字，是第一部中国历史编纂学通史著作，上起先秦时期，下迄20世纪末，系统论述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道路和内在规律；彻底摆脱以往把历史编纂视为单纯技术性问题的看法，和孤立对待、只从表层着眼的路数，因而本书构建的中国历史编纂学话语体系，裨益于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六）官方史学研究。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大干流。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官方史学关注较少。刘节较早注意到了官方史学的价值，在《中国史学史稿》（1982年）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不同时期的史官制度、史馆制度和官修史书的成就。1991年，杨翼骧与叶振华发表《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一文，对唐末之前的官修史书进行了研究。1993年，乔治忠的《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出版，成为首部断代官方史学研究的系统之作。继此之后，他又出版了《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2008年）、《清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相互关系研究》（2016年）、《增编清朝官方史学之研究》（2018年）等论著。陈其泰于2003年发表了《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功过得失略论》、《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等文章，在对官方史学弊病检讨的同时，对其取得的成就予以了充分肯定。谢贵安长期专注于实录研究，先于2007年出版了《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一书，后于2013年出版了对宋、明、清各朝实录及已佚实录的研究论著。其他，如岳纯之的《唐代官方史学研究》（2003年）、王盛恩的《宋代官方史学研究》（2008年）、王记录的《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2009年）、杨永康的《明代官方修史与朝廷政治》（2015年）、刘永祥的《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2015年）等论著的出版，对于促进官方史学研究的繁荣、丰富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内涵，均具有重要意义。
近现代史学史研究方兴未艾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对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极为薄弱。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学史除了个案研究层出不穷外，整体研究方兴未艾，呈现出三大趋势。
一是贯通研究备受关注。对近现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成就、规律开展综合性、贯通性考察，始终是学界关注的课题。在此方面，白寿彝的《谈谈近代中国的史学》（1983年）、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1989年）、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1994年）、蒋俊的《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1995年）、林甘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1996年）、瞿林东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2009年）、王学典和陈峰合撰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2009年）、瞿林东的《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2010年）等论著，关注近现代以来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在史学领域的投影，进而从宏观上梳理史学演变的脉络与发展的特点。
二是专题研究形式多样。为了推进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侧重从近现代史学的某一个方面切入，进而深化对近现代史学的认识。例如俞旦初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1996年）、张广智主编的《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2007年）、李孝迁的《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2007年）和《域外史学与中国现代史学》（2014年），注重从中外史学交流的视角探讨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复杂景象；又如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2002年）、刘龙心的《学术与制度》（2007年）、尚小明的《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2010年）等论著，着重从学术研究机构、学术制度和高校等视角解析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新动向。这些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不断推陈出新。
三是断代研究自成体系。选择中国近现代史上某一特殊时期，综论其史学成就、考镜其史学流变，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工作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又一倾向。如王学典的《二十世纪后半期史学主潮》（1996年）、张剑平的《新中国史学五十年》（2003年）、田亮的《抗战时期史学研究》（2005年）、张越的《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2007年）、谢保成的《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年）》（2011年）等论著，对近现代某一时期的史学做出了颇具新意的纵深研究。如果将这些系列著作合而观之，则构成展现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巨幅画卷。
资料建设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资料建设是学科发展的保障，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史学界在中国史学史的资料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1980年，吴泽、袁英光等选取了新中国成立后的48篇中国史学史论文，编成两册《中国史学史论集》（1980年）予以出版。杨翼骧耗时多年编成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1987—1999年），将先秦至元明时期的史家、史著、史学活动等重要史学事迹按年编入，兼具史料性与学术性，成为史学史研究者的必读之书。其后，乔治忠与朱洪斌一方面对杨书进行修订、增补，另一方面又续编了清代卷，并将此四册合而刊之，名为《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2013年）。龚书铎、瞿林东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2007年）共分三册，600余万字，内容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涵括“历史理论总部”、“史学理论总部”和“史学史总部”三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史资料建设的又一重大工程。其他，如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1983年），陈光崇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著作索引》（1983年），杨翼骧审定、乔治忠和姜胜利编著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1996年），张越编的《史学史读本》（2006年），乔治忠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经典精读》（2014年），王学典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史学资料编年》（2014年），王东、李孝迁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12种14册，2018年）等资料性论著，都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方法，学术界在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的前提下，试图采用多元视角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予以审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引介外国年鉴学派、新文化史、接受史学、传播史学、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与方法，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学术网站检索系统与史料数据库的建设，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研究史学史的方式；中国史学史呈现的跨学科研究趋势，在为史学史研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素养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陈其泰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峰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