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时间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旨在分析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的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识的变化。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首先将时间问题引到历史研究中。莱因哈特·科塞勒克借助“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两个概念，考察了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过去与未来的关系。弗朗索瓦·阿尔托格发展了科塞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用历史性体制的演变去展示时间经验的变化，剖析了当下主义的特点与弊端。当前，人们既要超越当下主义，也要避免重新回到过去。人们应做的是，重建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意识，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之间达成平衡。
【关键词】历史时间；当下主义；现代历史性体制的重建
时间是历史学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历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门关于时间的科学。无论是对历史进行分期，还是对循环或线性的历史观念予以剖析，抑或对历史走向做出预测，都涉及时间问题。不过，与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相反，时间长期以来并没有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是更多地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属性，或者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因素，制约和限定历史研究的范围、目的和意义，同时也赋予历史学家一种历史意识，对历史学实践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随着以科学和理性为特征的现代史学的建立，历史学家开始关注时间问题。这首先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让历史学家深切体会到时间的加速，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关于“未来”的观念开始出现，让历史学家对时间的走向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因此，时间既成为历史学考察的重点，也成为历史学家反思过去、着眼现在和展望未来的重要介质和维度。
一般而言，历史学家对时间的研究有两种模式：一是历时性研究，即将时间这一概念置于历史脉络中，考察它的形成、发展与演变；二是共时性研究，即将时间这一概念放在不同的语境中，考察不同文化系统或地区对时间的不同理解。此外，历史学家也倾向于对时间进行社会史的或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即分析时间的社会内涵、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的异同、时间与权力的关系等等。
不过，这里所谓的“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与上述研究路径有着根本的不同：侧重于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揭示这些关系背后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识的变化。
历史时间的多重层次：费尔南·布罗代尔
通常认为，历史时间这一问题主要由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勒克提出，并经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尔托格的推进而得到进一步拓展。不过，在历史时间这一问题提出之前，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便较早地将时间维度引入到历史研究中来。布罗代尔虽然并不关注不同时间向度之间的关系，但他所提出的历史研究中多元时段的理论，对科塞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追溯历史时间问题的源头，需要从布罗代尔谈起。
在出版于1949年的巨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中，布罗代尔依据历史发展的节奏，对时间进行了三种层次的划分。第一种时间层次被称作“地理时间”，它的节奏最为缓慢，几乎静止不动，成为制约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层结构。《地中海》一书的第一部分《环境的作用》即是以“地理时间”为基础。在这一部分，布罗代尔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角度出发，描述了地中海世界的自然环境特点，以及自然环境对地中海地区各个国家政治活动的约束。在对地理环境的描述中，布罗代尔有意识地突出了地中海世界高度的统一性与完整性。
第二种时间层次被称作“社会时间”，其节奏较为缓慢，与这一时间相对应的是经济史和社会史。而“社会时间”也构成了《地中海》一书第二部分《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的主题。在这一部分，布罗代尔从经济、国家（帝国）、阶级（社会）、文明和战争等五个角度完整呈现了地中海世界的经济、社会形态。
第三种时间被称作“个人时间”，它的发展速度最快，专门用来描述历史事件，属于传统史学的时间范畴。《地中海》一书的第三部分《事件、政治和人》就专门针对“个人时间”。在这一部分，布罗代尔以传统史学热衷讨论的政治、战争和重要人物为研究对象，叙述了1550至1600年地中海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
布罗代尔的三种时间层次的理论到了后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在1958年发表的《长时段：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文中，布罗代尔用三种形态的历史时间指称三个不同的时段。其中，“地理时间”被称为“长时段”（longue durée），对应的历史形态叫作“结构”，以一个世纪或几个世纪为单位；“社会时间”被称为“中时段”，对应的历史形态叫作“局势”，以十至五十年为单位；“个人时间”被称为“短时段”，对应的历史形态叫作“事件”，以年月日为单位。依托“时段理论”，布罗代尔完整呈现了菲利普二世时代地中海世界的全景图，为“总体史”研究提供了较为成功的范例。
在上述三种时段中，布罗代尔最为看重“长时段”，认为这种新的历史时间形态完全不同于以往历史学家对时间的认知，它将最终改变历史研究的实践和价值：“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他们要熟悉的时间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在这个层次上，脱离严格的历史时间，以新的眼光和带着新的问题从历史时间的大门出入便成为合理合法的了。总之，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
由此可以看出，布罗代尔提出“长时段”理论，是为了思考历史的总体，亦即所谓的“总体史”（histoire totale）。所谓的总体史，就是要改变以往历史研究只重视政治史等“短时段”的历史，从深层次的结构层面去把握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此外，总体史的提出，也是要打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壁垒，积极开展学科间的对话。彼得·伯克曾这样总结早期年鉴学派的史学理念：“《年鉴》背后的主导理念也许可扼要归纳如下。首先，是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其次，是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再次，为达成上述两个目标，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其他学科进行合作。”
与年鉴学派创建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年）不同的是，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是在时间框架下呈现的。这种独特的呈现方式，反映了布罗代尔对总体史性质的深入思考。一是历史时间是总体史的根本前提，历史现象需要在历史时间的框架之下发展、变化。有了历史时间，总体史才称得上是一种真正客观的历史。二是根据历史现象不同的变化节奏，历史时间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时段，每个时段都是窥探总体史的一个特殊维度，历史时间中的长时段用来衡量变化最缓慢的历史现象。三是布罗代尔最看重由长时段或地理时间所衡量的历史现象，他称这类历史现象为“结构”，并认为结构是总体史的重心。四是综合性与多元性是历史的根本特性，总体史不能只反映长时段下的历史现象，还应适当关注传统史学所侧重描述的重大事件。长时段作为一种叙述和解释历史的新视角，对后来的历史学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在历史认识论方面，长时段理论将历史研究者的关注点，从细枝末节的表层现象引向了更为深层的结构。布罗代尔多次谈到，研究历史的主要途径就是采用长时段视角。当然，长时段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却是回答历史中长期的和结构性问题的重要途径。雅克·勒高夫曾这样评价长时段的意义和价值，他说：“新史学的先驱较有成效的观点无疑是长时段。历史发展时快时慢，但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力量却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起作用并被把握。”因此，只有当历史学家的视域从短时段转向长时段，他们才能从总体上理解历史的各种层次，才有机会重新建构一种宏观的历史理论。在布罗代尔漫长的研究生涯中，他始终致力于对历史进行长时段研究。他对经济世界的构建、对文明史尤其是物质文明的独特理解，无不与长时段息息相关。
其次，长时段突破了传统史学对时间的单一理解，发现了历史时间潜在的多样性和多种可能。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时间具有多重形态，它们既可以是平行的，也可以交织在一起，彼此独立但又相互影响，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有机结合。这种对于历史时间的新的理解，意味着历史学家要用更加开放和更加包容的态度去认识过去和解释过去。历史因而不再是绝对的和唯一的，而是多元的和多层次的。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就是尽量从不同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各个层次的历史，进而将这些不同的历史综合在一起，形成对人类历史的较为完整的认识。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时段覆盖下，“过去”不再是单一和恒定的，而是随着时段延长也在不断延长和变化。过去由此变为多样化的和复数的。这种复数的过去可以与现在甚至未来建立一种多元的联系，赋予人们一种动态的历史理解方式，进而使人们获得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意识。这种新的历史意识的获得，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对理解历史时间问题有重要意义。
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莱因哈特·科塞勒克
作为历史时间问题的主要阐释者，莱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年）坦言，他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深受布罗代尔著作启发，并认为自己所提出的历史时间多重层次观念是对布罗代尔理论的延续。科塞勒克尤其注意到布罗代尔的历史结构与历史时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一篇题为《表现、事件与结构》的文章中这样说道：“近年来，社会史诸多成问题的原则，使得‘结构’一词渗透在历史尤其‘结构史’之中。这些结构，包括了那些没有被已经经历的事件的严格序列所涵盖的时间层面。这些结构表明了长期的延续、稳定和变化。‘长期’和‘中期’这样的范畴，以一种更为严苛的方式，规定着过去一个世纪被看作是‘局势’的那种东西。”
尽管受布罗代尔影响，但科塞勒克将历史时间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作为历史研究的背景或框架。换句话说，在科塞勒克那里，历史时间不是一个外在的实体，比如物理学中的时间或社会学中的时间，而是一个内嵌在历史本身中的概念。正如科塞勒克所指出的：“如果历史时间这个概念具有特定的意义，那么它就与社会和政治行动，与具体的行动中的人和遭受苦难的人以及他们的机构和组织密切相关。”
虽然科塞勒克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历史时间定义，但从其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塞勒克所理解的历史时间是指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变动关系。科塞勒克在其文集《过去之未来：历史时间的语义学》中指出，文集中的文章都“指向了那些明确地或含蓄地阐述时间的历史经验的文本。更确切地说，这些文本……都与一个既定的过去和一个既定的未来的关系有关……（这些文本所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是为了回答如下问题：在一种具体的情况下，经验是如何与过去达成一致；而被投射到未来的期待、希望或预测，又是如何被语言所描述的？这些论文不断地在询问：在一个既定的当下，过去与未来的时间维度是如何发生关系的？这一询问涉及到这样一个假设，即在区分过去与未来时，或者在区分（人类学意义上的）经验和期待时，有可能把握像历史时间这样的东西”。
在论证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变动关系时，科塞勒克主要借助以下两个重要概念，即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Space of Experience）和期待视域（Erwartungshorizont，Horizon of Expectation）。科塞勒克认为，经验空间是记忆的场所，留存人类社会所有往事，它指向过去；而期待视域则指向未来，只能被预测不能被体验。人们所处的现在，就是过去与未来或者经验与期待的连接点。因此，没有脱离经验的期待，也没有无关期待的经验。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不同的经验空间造就了不同的期待视域，而不同的期待视域又反作用于不同的经验空间。在科塞勒克看来，历史时间就产生于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之间的张力，通过考察这种张力变化过程，人们就能从结构上理解历史时间的真正内涵。科塞勒克指出：“为了生活而去协调过去与未来的冲动，完全是人类的天性。具体来说，一方面，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有一个与人的行动相关的经验空间，过去的事物在这里得以呈现或被记住；另一方面，人们的行动也总是以特定的期待视域为参照。”
在现代之前，人类生活的每个阶段都与之前的阶段没有发生断裂，人类的经验空间处于连续的状态之中。人们通常认为，从过去的经验中就可以找到应对未来的方法和范例，因此人们对未来并没有什么期待。尽管基督教以“末日审判”观念带来了一种指向未来的时间观念，但人们除了期待末日以外，并没有更多的世俗事物值得展望，但是18世纪以降，尤其是进入科塞勒克所谓的“鞍形期”（Sattelzeit）以来，人们关于过去和未来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首先，未来开始变得开放和具有多种可能性，而不只是基督教神学所宣扬的末日。其次，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尤其是革命，打碎了过去的经验空间。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永恒的经验，很快为新的和现实的经验取代。与此同时，一种进步的和指向未来的历史观念出现了，它承诺了诸多美好的事物，相信人类社会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由此，对未来的期待在不断增长，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开始发生分离，并在18—19世纪之交产生了明显的断裂，一种全新的、开放的未来观出现了。
历史时间诞生于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的断裂，将历史时间化（temporalization），让历史或过去拥有了一种未来。历史时间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时间一样，具备既定方向和速度。但不同在于，历史时间的方向可以随着“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张力发生扭转，其速度也可以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加速”或“减慢”。因此，在科塞勒克看来，历史时间是多层次的、复数的和不匀质的。
不同时代有不同历史时间，同一时代也可能存在多种历史时间。“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或者与之相反的“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都是历史时间的特点。历史就处在这样一个多种时间共存的状态当中。
借助“经验空间”“期待视域”“时间层次”（Zeitschichten）等概念，科塞勒克提出并发展了一种多层次的历史时间理论。这是一种复杂的、异质的和多层结构的时间观念，取代了传统线性的、单一的和同质的时间意识，是一种高度灵活的动态时间理论。科塞勒克的历史时间理论最初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其主要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后，才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他提出的一些概念和分析框架，成为历史研究尤其是当代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借鉴方法。
比如，法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尔托格，就是以科塞勒克关于前现代和现代时间经验的思考为基础，进一步将它们表述为不同形式的历史性体制，并揭示了历史时间在当下的转变。
历史性体制的转变：弗朗索瓦·阿尔托格
如果说科塞勒克借助历史时间的观念探讨了过去与未来的关系，那么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尔托格通过创造性地提出“历史性体制”（Regimes of Historicity）这一概念，试图厘清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的关系。历史性体制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是在1983年。当时，阿尔托格用它描述一种历史形态，尚未赋予它历史时间的含义。后来，受科塞勒克“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等概念影响，历史性体制开始被用来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所谓历史性体制，指人们生活于其中且服从的强大时间秩序。阿托尔格曾这样界定历史性体制：“从狭义上看，它是一个社会探索并反思其过去的方式；从广义上看，它指的是每个社会在其时间结构和观念中采用的自我意识方式。”
由此看来，历史性体制也不是单一的。它首先是历时性的，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同时，它也受空间制约，在不同的空间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具体说来，一个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会经历不同的历史性的体制；而不同的社会，也会因发展的阶段不一样而处在不同的历史性体制中。
阿尔托格认为，历史性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古代的历史性体制。古代的历史性体制是人类对于时间秩序的最初思考，与科塞勒克所说的“经验空间”相对应。反映在历史时间意识上，它是一种以过去为导向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过去被认为是一种稳固和不变的时间体验，它为后来者源源不断地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人们只需从过去的经验中，即可获得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古代的历史性体制在时间上涵盖了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两个时期。《旧约·传道书》中的一段话，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性体制：“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1∶9—10）这种事物发展的不变性与实用主义历史观结合，催生出西塞罗“历史乃生活之师”的著名论断。它强调了过去与现在在经验空间上的连续性。在西方的中世纪时期，对过去的记述通常以“范例史”的方式呈现给当时的人，以备读者仿效和借鉴，避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由于过去为现在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样板，告诉人们如何行事，如何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做出评判。因此，在中世纪人的眼中，过去的呈现是真切和实在的，是触手可及的，过去与现在之间并没有发生分离。
第二，现代的历史性体制。现代的历史性体制发端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一西方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导致了过去与现在的分离，让人们产生了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意识。在现代的历史性体制中，过去的经验失去了作为典范的价值，变得一无是处，不再能为人们提供当下的借鉴。人们转而将目光转向未来，逐渐形成了科塞勒克所说的“期待视域”，即寄希望用未来启示当下，解释过去。阿尔托格将现代的历史性体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1789年至1989年之间，也就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柏林墙的倒塌。不过，这种划分方式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一种历史性体制从确立到稳定，再从强盛走向崩溃，都要经历很长时间。新旧历史性体制的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很可能存在叠加时期。阿尔托格曾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保守派贵族文人夏多布里昂（1768—1848年）为例，分析了处于新旧两种历史性体制之间的矛盾和断裂感。在阿尔托格看来，夏多布里昂数十年来一直在重写和改写他的自传《墓畔回忆录》，其原因就在于作者试图让自身去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时间体制。阿尔托格对此的评论是：“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夏多布里昂一直在写作和重写回忆录，他将这种时间的断裂，这种新旧历史性体制之间无法弥合的距离，视作自己写作的现实原则和享乐原则。”
第三，当下的历史性体制。当下的历史性体制出现在现代的历史性体制之后，亦即1989年之后。其时，冷战的世界格局已经消失，相对平衡的国际秩序出现了裂缝，现代性所允诺的美好未来并没有如期而至。人们发现，不仅过去的经验没有了价值，对于未来的期待也显得有些不切实际。在人们对于未来无所期待的同时，当下（the present）这一时间范畴开始快速兴起，很快主导了人们的对于时间的意识和感知。与此同时，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加速发展，创造出一个急速膨胀的当下。阿尔托格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认为在当下的历史性体制中，时间被极大地压缩，一分半钟的话题可以涵盖三十年的历史。这种当下的历史性体制又被阿尔托格称作“当下主义”（presentism），亦即当下取代了过去和未来，成为人们行动的唯一参照系，它就是人们今天的时间经验。在当下主义的氛围中，人们对过去和未来都不再感兴趣，只专注于当下。纵观阿尔托格的三种历史性体制，其中当下的历史性体制是对科塞勒克历史时间理论的发展，最具原创性。不仅如此，当下的历史性体制也深刻地概括了现今的社会状况。如果说古代的历史性体制对应的是前现代、现代的历史性体制对应的是现代的话，那么当下的历史性体制对应的应当是后现代。尽管阿尔托格并没有明确指出，当下的历史性体制或者当下主义，其实就是后现代主义的翻版，但是从其所描述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的时间体验中，我们还是能够清楚地感知当下的历史性体制的后现代特征。比如，在当下的历史性体制中，时间的体验是即时性的和飞速发展的，一切事物都处于转瞬即逝的状态中，似乎再没有永恒的价值。人们对于知识的理解以及人们的历史意识，都呈现出典型的碎片化特征。阿尔托格尽管准确地指出了当下的历史性体制的特征，但并没有指明这一时间体制最终要走向何方，又最终会为何种历史性体制取代。正如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钟情于批判现代主义但却无意建构一种替代的现代性一样，阿尔托格并没有为如何解决当下的历史性体制的弊端提供一个可行的办法。我们可以说阿尔托格的历史性体制理论是开放的，但在这种开放性中，历史依然没有未来。
结语
在现代的历史观念中，时间在本质上是单一和线性的，对历史的分期、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评判，以及对历史发展的预测，基本上都是在线性的时间架构里完成。然而，随着布罗代尔对时间的多重层次的揭示，单一的和线性的时间观念受到挑战。历史学家在将不同的时间层次应用到不同的历史现象中的同时，开始将时间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受布罗代尔三种时段理论启发，科塞勒克提出自己对历史时间的理解。在科塞勒克看来，历史时间的本质是探讨过去与未来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
因此，“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从重合到分离的过程，不仅意味着以过去为导向的历史意识向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意识的转变，还构成了人类历史从前现代向现代演进的基本线索。而到了阿尔托格那里，“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的关系被转化成不同的“历史性体制”的演变和发展，并最终导致了“当下主义”这一新的时间意识的出现。
综合科塞勒克与阿尔托格的历史时间理论，我们可以清楚地划分出三种不同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首先，以过去为导向的时间意识，它代表了前现代的历史意识。其次，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意识，它对应着现代的历史意识。最后，以当下为导向的时间意识，它意味着一种后现代的历史意识。当前，从时间意识或时间经验上来看，人们正面临一种过于强大的当下主义，它让人们既不关注过去，也不关注未来，一切只以当下的价值来衡量。与此同时，一种力图重新回到过去的时间意识或历史意识也在悄然出现。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民粹主义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民粹主义排斥全球化，强调民族利益，期望回到过去，回到一个国家力量最强大的时期。我们从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所用的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以及英国的脱欧运动（Brexit）中可以一窥其端倪。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下主义的反动，尽管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
当前，我们既要超越当下主义，也要避免重新回到过去。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的历史性体制依然有其价值和效用。因为只有以未来为坐标，人类的历史才会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感，历史学家才能够在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框架中，去有效地思考重大议题，进而解除那些困扰人类已久的不确定性。当然，对于现代的历史性体制的重建，需要我们同时考量过去、当下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并在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而不是以某种时间向度为重。因为只有如此，人们才能兼顾经验（过去）、期待（未来）和利益（当下）的合理性，从而使人类通向未来之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创造历史的过程——更具开放性和多样性。而这一点，或许正是历史时间对于实践中的历史学家的最大价值。
文章来源：《北方论丛》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