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革”前17年，民国时期原始档案的整理工作颇有成效，南京史料整理处编纂整理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为后来出版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提供了直接的底本。“文革”后期，李新、孙思白等民国史研究的先驱者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确立民国史的研究对象“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历史，从而与当时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等学科相区别。改革开放后，随着学术研究恢复正轨和民国时期档案文献的大量刊布，成就了民国史研究的空前繁荣。民国史学科成为整个近代史领域成长最快、最受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进入21世纪后，随着海外所藏中国近代政治史资料的大量开放与整理出版，加之受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民国政治史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由关注高层政治转向研究地方基层政治的实际运用，出现了打通民国史与革命史学科壁垒的研究趋向。未来的民国史研究应当突破民族国家叙事的局限，将民国史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从全球史视角重新审视民国时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独特历史道路。
从1912年成立，到1949年结束在大陆的统治，“中华民国”存在了38年，历经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38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38年却是中国近代历史发生剧烈转变的时期。“中华民国”上承晚清，下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由传统封建帝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过渡时期。作为距离今天最近的一个历史阶段，总结民国时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于推进当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拟通过梳理民国史1学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在总结民国史学科70年发展成就的同时，对进入新世纪以来民国史研究中出现的新趋势与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民国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民国史学科:缘起、建立与初步发展
1．缘起
早在民国时期，已有学人不囿于当朝人不作当朝史的传统古训，推出了一批至今仍有学术影响力的著作，如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鲍明钤的《中国的民治主义》，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杨幼炯的《中国近代立法史》，顾敦鍒的《中国议会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这些民国历史的亲历者们留下的学术著作，既是当时人留存的重要史料，也为后来的民国史研究提供滋养。
民国史作为学科研究的正式开展，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6年，民国史项目被列为“全国科学十二年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时候，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又向史学工作者提出重修清史和编写民国史的倡议，但因为极“左”思潮的影响与干扰，民国史项目一直未能正常开展。
“文革”前17年，民国史的研究虽然受到干扰，但是民国时期的原始档案资料整理工作并未停止。1951年2月1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成立了南京史料整理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专门负责整理南京国民政府遗留的各机关档案。自1951年成立至1963年，12年间南京史料整理处从南京、上海、北京、重庆、成都、昆明、广州等城市接收和初步整理出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汪伪政权的档案约220余万卷，编制系统案卷400余册，专题卡片25万张。2
南京史料整理处成立后，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田家英等指导下，从1956年6月起设立史料编辑组，开始进行《中国现代政治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的编辑工作。编辑组组长为时任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王可风。《汇编》的编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强调编纂这些档案资料“应该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我们的选材是从旧政权档案中选取的，正为此，要用旧政权档案来反击敌人，而立场就非常重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才不会在选出的材料中犯政治性错误，编出的材料才符合人民性，也不致受旧政权的影响而迷失方向”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玉章、范文澜、刘大年等著名历史学家都强调“要研究近三十年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编写提上日程。当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人民革命斗争史，统治阶级的历史只能作为革命史的对立面而存在。“要用旧政权档案来反击敌人”体现了当时人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念下对于民国时期历史定位的思考。这些档案虽然以国民党政权为主体，但“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行政院的档案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一切措施，都从这里决策；在国民党财政部经济部的档案中，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地向人民搜刮，以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畸形发展；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文化特务如何绞杀进步文化。其他如资源委员会和善后救济总署的档案，都有大量的经济资料和蒋美勾结的资料”，而且“由于反动政权的反共反人民，所以从旧政权的档案中也可以看人民的革命活动”。4
《汇编》的整理者创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史料编纂体系。作为一套大型的综合性资料汇编，《汇编》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分为了四辑:第一辑为五四运动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资料，第二辑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辑为抗日战争时期，第四辑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每一辑均根据政治、经济、外交等主题划分为若干类目，类目之下又根据所选资料的内容编排了若干项目、条目，构成了条理分明的“辑—类目—项目—条目”的目录体系。编选者还突破了“政治史”的狭义范畴，提出:现代史范围内的政治全貌“除了通过反动政府的政治活动来反映外，还要通过反动的军事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外交活动以及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来体现”。因此，《汇编》里面不仅包括有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类目，而且还收录了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的经济、军事、外交、文教以及工农学生运动等数个类目。这样的做法固然有当时特定环境下“政治挂帅”的考虑，但也为整合各种不同类型的史料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
《汇编》于1959年9月完成，共编为4辑224册，约2 000余万字。当时限于各种因素，这套资料汇编只排印了100套，提供少数机构单位内部查阅。“文化大革命”前17年，“史学革命”兴起，“中国现代史”的重要性被提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真正学术研究的空间有限。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南京史料整理处搜集并整理编纂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成为“文革”前17年间推进“中国现代史”研究最主要的成果，为后来出版的《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提供了直接的底本。（1）
2．建立与初步发展
“文革”的高潮过去之后，1971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再度将民国史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计划，为民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1972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国史研究组，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民国史研究”命名的单位。李新、孙思白等民国史研究的先驱者们筚路蓝缕，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对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研究对象、编纂方法等，确立了基本原则与方向，为后来的学者们一直沿用至今。
为了与当时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等学科相区别，李新等人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民国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要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写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因此，民国史与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区别在于，“革命史直接写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它直接写劳动人民的斗争，直接写出人民群众是如何创造历史的”，而民国史“从另一方面，写统治阶级怎样没落，怎样走向灭亡，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只有把两方面都写出来，这段历史才更加丰富”。李新等人认为，民国史不仅与革命史、党史研究范围不同，与通史也不一样。通史是要把这个时期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要加以概括，既要写人民群众斗争的方面，也要兼顾统治阶级的方面。而民国史开创者们主张采取专史写法，仅从统治阶级那一方面来写，因此写出来的不是1912年到1949年的民国时期的中国通史。
关于民国史的体例问题，李新等人认为中国传统史书采用的“纪”“传”“志”“表”体例，“在封建时代是很适用的，而现在，若再完全按那样作，是行不通的了”，因此“我们现在修史，不能因袭封建时代的体裁。只能够适当地继承其中有用的那一部分”。李新等人决定采用编、章、节的现代体例来编写民国史，认为“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把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作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叙述”。李新等人将民国38年的历史分为三编，总计十一卷。第一编是“中华民国”的创立。以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为线索，主要是写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通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怎样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到1912年3月孙中山解职。第二编是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3月袁世凯上台，一直到1928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垮台、北洋军阀统治的覆灭。这一编共写四卷。第三编是国民党政府时期，共分为六卷。为了配合《中华民国史》的撰写，课题组还准备编写三部资料，分别为《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以及与“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的专题资料。
在“文革”后期，极“左”思潮依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民国史研究的开创者们坚持“力求材料可靠，能说清事实，并少作评论”的基本方针，明确以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作为研究对象，打破了以往统治阶级只作为革命史的陪衬的局限，拓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5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1卷公开出版，第2卷于1980年正式出版。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1编也公开出版。这标志着国内民国史学科的初步建立。这部著作出版后，被学界誉为是“一部史事翔实、立论公允、格调清新的优秀史学著作，是近年来我国丰富多彩的学术园地中开放的一枝新卉”6。
1978年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学术研究回归正轨，民国史的学术研究空间逐步扩大。有关民国史研究的著作和史料大量出版，学术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学术交流活动日渐频繁，民国史研究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
自20世纪80年代起，由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各卷陆续出版。7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前后历经40年之久、聚集全国几代民国史学者之力集体撰写的《中华民国史》12卷16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8卷（收录民国时期有影响的各方面代表性人物近千人的传略）、《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2卷（逐日记述民国时期的大事、要事）由中华书局统一推出。36卷本《中华民国史》构成了民国史研究较为完整的体系，代表了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奠定了大陆民国史学科的研究基础。大型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陆续出版，难以满足普通民众学术普及的需要。鉴于此，1985年10月，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6编19章，为普及民国史知识提供了一本简明的教科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民国史研究热潮推动下，与民国史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与学术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相关的学术机构也应运而生。1983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率先在全国高校系统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为了推动海内外民国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大力开展民国史研究，1993年6月18日，南京大学历史系在民国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改革开放后民国史学科的繁荣得益于民国档案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大规模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自1979年起陆续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历时20年于1999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全部出齐。这套大陆地区唯一的综合性大型的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共分为5辑，共90册，5 000余万字，为中国近现代史和民国史研究提供了一套全面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作为综合性史料集，对于有关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问题的档案文件，无法完整收录。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满足专业研究者的需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另外刊行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系列，作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姊妹编。8大型综合性和各种专题性档案史料的出版，为扩宽民国史研究的领域，广泛地研究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二、民国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后形成的良好学术氛围和民国时期档案文献的大量刊布，成就了民国史研究的空前繁荣。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的民国史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至1989年为第一阶段，表现在民国史学科建立，并突破研究领域的限制，提出新的观点与看法，在宏观领域取得较大进展。1990年至1999年为第二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更注重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在微观领域将研究推向深入。9进入21世纪后，随着研究视角更趋多元，个案研究不断累积，民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进一步加强。
1．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研究
辛亥革命研究成为民国史领域中最先取得突破的领域。在1949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革命史叙述中，学界对辛亥革命的意义评价不高，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失败的革命。1981年，以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为契机，史学界推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充分论证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加深了对辛亥革命性质和意义的认识。10此后，随着现代化范式的兴起，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民国创立过程中的贡献与作用，以及该时期各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状况开始受到学界关注。一些学者论证了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以后出现了振兴实业的热潮，推动了资本主义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1
随着学界对资产阶级地位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学者对南京临时政府的评价也不再“立足于批”，而是通过论述南京临时政府的组成人员、相关政策、法令，认为同盟会基本上保持了对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但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且是一个革命的政府”12。以胡绳先生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是“联合政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联合政权”，“在这个联合中，占优势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思想”，“在这个政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色彩并不多”。13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失败的原因，曾是20世纪80年代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胡绳武、金冲及在《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一文中认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是导致临时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孙中山之所以将大总统的位置让予袁世凯，他认识上的弱点固然不无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力量之间的对比，即革命的力量过于弱小、反革命的力量过于强大。14也有研究者认为，南京临时政府失败主要是因为主观的妥协退让，孙中山并不是在根本上反对议和、反对妥协，在孙看来，只要能建立共和，实行民主制度即可。彭大雍的《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思想基础》一文指出，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强大，是迫使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因素，但决定因素是孙中山“不战而胜”的策略思想，从而使他以自愿让位、交出领导权为代价，争取袁世凯反戈一击，迫使清帝退位，所以“孙中山的让位，主要不是被迫而是主动的，不是外因，而是内因”15。还有很多学者从主客观因素结合的角度叙述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原因。16
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试图超越敌我力量对比、主客观方面来讨论南京临时政府失败的原因。韩明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一文中，从分析辛亥革命期间国内各阶级分化与斗争的态势入手，将孙中山和袁世凯同时置于被历史选择的地位，指出: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内部的分野已经渐次转化为“地方性利益集团”，江浙地区资产阶级凭借雄厚的经济政治势力，而获得了在全国的领袖地位，他们非常希望像袁世凯这样的军事强人能出来“收拾残局”。与此同时，袁世凯刚好扮演了这样一位“强人”角色。袁不同于当时的旧式官僚，他是旧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变的代表人物，其在直隶、北洋任上，积极推行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改革和政策，把自己塑造成革新派的一代强人，为中外各种势力所推崇，以致在辛亥革命前后形成“非袁莫属”的社会心理。孙中山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诸多“隔膜与疏远”，其所主张的民生主义思想显然超前，不被资产阶级所接受。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袁世凯就成了维持各方利益平衡的“保护神”。因此，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是无可奈何的“错误”选择。（3）
进入90年代以后，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失败原因之类宏观问题的讨论逐渐减少，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更多关注与南京临时政府相关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等个案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南京临时政府政治制度的研究多为零星论及，缺乏系统论述。翟国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制度》一书，则较为全面论述了临时政府的政治制度。该书首先阐述了孙中山关于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理论与构想，然后依次叙述独立各省的政治制度、临时政府的成立（包括国号、政体、首都、纪元、国旗、国歌等）、临时大总统（包括总统府、直辖机关等）、中央行政各部、参议院、军事机构与制度、法制建设等，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性质、机构以及治理方式。17内阁制与总统制，是研究南京临时政府政治制度时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石柏林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力图以革命手段移植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但对究竟哪一种政治制度适合于中国国情存在一个认识过程。相应地，南京临时政府关于中国究竟应当采用何种政治制度，也存在一个从总统制到内阁制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是由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而由怀有专制独裁野心的袁世凯继任促成的。18
90年代以后，与《临时约法》相关的具体问题研究逐渐深入，许多原先习以为常的问题受到学者们的质疑。长期以来，学界一般都认为制定《临时约法》的目的是限制袁世凯，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颇具“因人立法”的特点。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该约法规定责任内阁制并非针对袁世凯，而是临时参议院基于利益的考虑所采取的扩大自身权力的措施，约法的缺点不在于规定了责任内阁制，而在于没有规定保障其正常运作的健全规则。19杨天宏的《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一文，深入分析了《临时约法》的内在结构缺陷。作者以《临时约法》所确定的政体与民初政争的联系角度作为切入点，认为:该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实施责任内阁制，这一政体选择，掺杂有明显的因人立法或因人设置的因素，为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而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但已经建立的制度，改动起来殊非易事，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参议员不得不寻求平衡，在赋予内阁行政权力的同时，保留了总统制体制下国家元首享有的若干权力，致使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不明，混淆了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的界限，府院之争即是明证。20刘劲松质疑学界此前普遍认为《临时约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问题。作者认为:南京参议院审议表决《临时约法》时并没有达到法定出席人数，但《临时约法》却表决通过，由此可知，就法定程序而言，南京参议院审议通过的《临时约法》实际上是无效的。21
2．北洋政治研究
1912年3月，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后，北洋军阀势力开始掌握中央政权，至1928年退出历史舞台，统治中国长达16年之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北洋军阀集团被定性为反动政治集团，成为革命史的陪衬，相关研究成为学术禁区。据粗略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1989年，有关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论文约600余篇，而1980年前的30年仅为130余篇，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改革开放后发表的。22这些研究成果不乏具有一定学术深度之作，涉及北洋军阀的成因问题、阶级属性、特点、历史作用、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等诸多宏观议题。
长期以来，学界一般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纲要）》一文中就强调:“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加上地方的农业经济就成为中国近代各派军阀及其混战产生的原因。”23李新在《北洋军阀的兴亡》一文中也认为，北洋军阀的产生与中国这个老大封建国家殖民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是分不开的。24这样的论述从宏观上看是成立的，但是有些过于笼统，缺乏具体、实证的研究与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有学者开始具体探讨军阀形成的历史原因。25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北洋军阀的成因问题，不少学者从政治、社会、文化、地域差异等方面进行探讨分析。26任恒俊通过比较南北新军在建立时间、装备训练、官兵成分、控制防范、思想倾向、政治态度、与帝国主义的联系等方面得出结论，认为南北新军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北洋新军从右的方向、南方新军从左的方向结束了清朝统治；此后，北洋新军作为北洋军阀的统治支柱，伴随着北洋政府走完全部历程；南方各省新军随着一些革命党人的蜕变开始向右转，衍化成割据一方的军阀武装，护国战争后南方军阀形成；至此，南北新军的主要差异消失，成为“一丘之貉”的南北军阀武装。27
关于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与社会基础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前，很多学者认为北洋军阀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不同，但当成为军阀之后，他们大多数都成了中国的大地主”28。吴慧敏提出了“军阀地主”概念，指出北洋军阀依仗政治、军事上的权势，大肆掠夺土地资源，成为新的地主，由此兼有军阀和地主的双重身份特点。29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学界对北洋军阀社会基础与阶级属性的问题研究有所深入。不少学者认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一定的发展而使中国社会性质有所变化，因此，北洋军阀集团不仅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而且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色彩。沈家五认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企业发展的政策法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说明北洋军阀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色彩。30魏明通过对军阀官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重新审视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性质，认为:军阀官僚中的一部分人基本上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转化，这是与它以前的统治阶级很大的不同点，而且这些军阀官僚私人资本的性质也应“属于民族资本”。31
对北洋军阀集团统治的历史作用问题，20世纪80年代前后，史学界经历了从彻底否定到对其中某些方面给予适当肯定的发展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对北洋军阀的认识与评判限于阶级关系、阶级本质这一单一的维度，因此，北洋军阀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是“落后”“腐朽”“反动”的代名词。3220世纪80年代后，不少学者跳脱阶级分析的单一评判标准，开始转换研究视角，从近代化视角全面审视北洋集团对民国前16年的统治。吴兆清在关于北洋建军问题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袁世凯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改革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军事制度，并在中国编练新型军队的历史实践，认为此举在中国军事现代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33郭剑林将中国近代军阀放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来考察，认为军阀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从君主专制政治向军事分权政治过渡；二是从世袭政治权力向竞争政治权力过渡；三是从“以礼治国”向“中体西用”过渡；四是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五是从封建军队向资本主义军队过渡。34虞和平通过综合考察1912至1921年间北洋政府所颁布的40多项经济法规，认为这些经济法规促进了政府经济管理法制化和经济化、企业和企业家法人化、竞争的自由化和正规化，并推进了融资渠道的社会化和国有化。由此作者认为“民初经济法制建设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35徐进功根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农商部注册的顺序号码，统计出自1912年至1927年11月，批准注册的工商企业共1 627家，平均每年102.8家。从所注册的企业类别来看，纺织、矿业、化工、机械、电业、航运、火柴、医药以及农、林、牧、渔、水利等企业，均得到发展。作者认为，工商注册虽不能完全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状况，但从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工业确实有了比较大的发展。36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对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与历史作用之类宏观问题的研究开始减少，围绕北洋军阀内部派系纷争与军阀混战展开的个案研究逐渐增多。1913年3月20日，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一案深刻影响了民国初年政局的走向，成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导火索。长期以来，“宋案”一直是近代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宋案的发生是由于袁世凯背后操纵所为。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对宋案进行细致考辨，提出了不同的新见。廖大伟从民国初年帮会（共进会）的角度来观察宋案，通过对涉案函电的解读，认为袁世凯与刺杀宋教仁案并无直接关系，但袁世凯政府利用帮会的动机客观上催化助长了宋案的发生。37张永认为袁世凯阴谋策划刺宋的说法存在不少疑点，根据具体证据，刺宋是会党头目应夔丞主动提出并策划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动，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只能存疑。38尚小明的著作《宋案重审》是关于“宋案”研究的最新成果。他指出，过去“宋案”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研究者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而实际上“宋案”是由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是民初政党政治的一个缩影。作者通过细腻的史料爬梳与缜密的逻辑推理，揭开了“宋案”的一系列谜团，还原了民初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39
1915年12月，袁世凯接受“国民”劝进，开始封赏“文武百官”，并申令第二年为洪宪元年，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举行登基大典。这就是民国初年政治中的“洪宪帝制”。关于袁世凯“洪宪帝制”与列强的关系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周彦针对此前学界普遍认为日本支持袁世凯洪宪称帝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日本视袁世凯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大障碍，从袁世凯清末组阁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大总统，一直到洪宪称帝过程中，日本一贯采取反袁、倒袁政策。作者由此认为，日本的反袁政策是导致袁世凯洪宪帝制破产的一个重要因素。40邓亦武认为，袁世凯帝制初起时，西方列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对华政策多以日本的意志为导向，为了争得对袁世凯政府的控制，列强争相怂恿袁世凯称帝。当袁世凯称帝遭到国内各派势力激烈反对后，日本欲乘中国国体变动之机煽动中国内部叛乱，于是联合西方列强出面干涉，劝告袁世凯延缓帝制，并对袁施加经济压力。因此，以日本为代表的列强态度转变是袁世凯政权走向灭亡的关键性因素之一。41张学继分别探讨了袁世凯法律顾问、美国行政法学家古德诺和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古德诺戴着西方人的有色眼镜，以傲慢和偏见来观察中国问题，从而得出中国人民“民智卑下”，没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荒谬结论；有贺长雄完全抹杀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事实，杜撰所谓的“国权授受说”，从根本上否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确立的“国民主权说”，并以此作为袁世凯抛弃民主共和制度，复辟帝制的法理依据。42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因掌握军政大权，处于强势地位；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因缘际会，但他并不甘心大权旁落。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引发府院之争。汪朝光从北京政治的内阁主导（常态）与总统主导（异态）角度进行考察，对府院之争重新进行探讨。作者认为，除袁世凯主政时期外，本来北京政治的常态是内阁主导，唯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却是例外，可谓北京政治的异态。但是，黎、段府院之争的结果是，段祺瑞压倒黎元洪后，重新执掌北京政治权力，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段所依靠的武力支持。经过此番波折，北京政治由府院相争的异态复归为内阁主导的常态，但武力支配政治的原则不可动摇，内阁主导向武人主导发展，并随着北洋军阀的分化和武人干政的发展而得以在其后有更多的表现。43王雷借鉴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非常状态下的决断理论审视民初府院之争，指出府院之争从表面上看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争斗，实则是因《临时约法》在政体层面规划的重大缺陷所致。在北洋时期宪政民主实践的操作过程中，畸形的二元体制结构造成总统、总理权责不清；总统既不能解散国会，亦无紧急命令决断权，国家元首黎元洪在危机时刻没有任何合法资源可资利用。44鲁卫东通过考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内阁阁员群体构成，认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人干政成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内阁作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不仅掌握着中央财力的分配权和地方督军、巡阅使的任命权，且作为正统的合法来源，成为军阀竞相角逐的对象。内阁阁员群体的社会机构和社会网路表明，地域因素、同学关系、亲属关系等都是影响内阁群体构成的重要因素，这表明中国在封建王朝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社会关系对现实政治具有深刻影响。45
1924年10月冯玉祥等人发动的“北京政变”，是北洋军阀走向衰落的重要事件之一。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界对“北京政变”评价较高，大多认为政变性质为首都革命。80年代以后，学界对于“北京政变”的看法发生变化，一种观点认为，从政变中冯玉祥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实际行动来考察，这次政变既不是一次革命，又不是反革命的，而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性质的武装政变。46另一种观点认为，“北京政变”是直系军阀内部矛盾斗争发展的产物。王红勇从叙述“北京政变”之前冯玉祥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之间的合作、矛盾与离异的过程入手，认为冯玉祥发动政变的原因既不是不满于曹锟、吴佩孚所实行的“大政方针”，也不是有感于军阀割据混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灾害，同样也不是受孙中山影响和革命形势推动而导致的，而是由于冯玉祥与曹锟、吴佩孚因权势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矛盾引起的。47
“北京政变”之后，在各方势力的角力和博弈中，已在天津蛰居多年的原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重新入京执掌政权，即通常所称的段祺瑞执政府。长期以来，学界多半将段祺瑞执政府视为一个由军阀组成的卖国政府，将段祺瑞为了解决“北京政变”后混乱的政局而召开的善后会议，视为军阀官僚们的一个“骗局”。48杨天宏对善后会议的研究，采取不同于以往从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军阀”视角的论述，认为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就善后会议发生的争执，主要是在争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但由于国民党缺乏实力，未能迫使有奉系支持的段政府做出实质性让步，双方关系最终破裂。49此后，杨天宏进一步从段祺瑞执政府试图整合北洋各派系的角度，重新论证召开善后会议的意义。作者指出，善后会议是直奉战争之后，在各实力派形成暂时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做出的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政治尝试。善后会议旨在“收束军事”和“整理财政”，并为召开“国民会议”做准备，其性质偏重战争善后问题解决，与涉及国体建设的国民会议并不构成冲突。从议程上看，会议不涉及政治权力分配，因而与“政治分赃”也不发生关系。50
1928年的张学良“东北易帜”是标志北洋军阀覆灭的重要事件。长期以来，学界基本肯定“东北易帜”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认为“东北易帜”结束了奉系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使中国由南京政府统一起来，这对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和进步作用。51曾业英先生在充分考证各方史料的基础上，仔细厘清了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的全过程，提出与传统看法不同的新见。他认为，“东北易帜”是北洋中央政权覆灭的产物，也是蒋介石、张学良本着国家统一方针，经过长达6个月的和平谈判，最后由蒋介石作出全面让步的结果。张学良多次推迟易帜，固然有日本干涉的外来因素，但不容否认也有其借此“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的主观意图，张学良是“东北易帜”的最大赢家。52
3. 南京国民政府研究
1927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权的性质，一直是民国史研究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由于国共政治关系，加上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下国民党政权被定性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权。1980年，荣孟源先生在《蒋家王朝》一书前言中称，国民党政权“是我国近代史上最后、最贪婪、最卖国、最专制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府”。53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开始研究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重要举措，更加客观全面地分析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1927年国民党“清党”是影响国民党政权性质的关键事件。以往研究多从革命史视角，强调国民党反共、“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的一面，认为以“四一二”政变为起点的国民党“清党”运动，其目的就是“肃清”共产党的势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恢复右派在国民党中的权力，“清党”就是“清共”的代名词。54王奇生从国民党内部视角出发，考察了“清党”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他指出，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清党之后，国民党地方党权被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所侵夺，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55杨奎松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清党”还造成了国民党“党格”的分裂，这既包括组织上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相对保守腐化，也包括某些思想理念与实际政策之间的严重脱节。56
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基础是探究国民党政权性质的核心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关于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引起许多学者关注。57张亦工通过对国民党成立商民协会的探讨，揭示了国民党对资本家阶级的认识过程和基本态度。作者认为国民党在没有取得政权之前，始终不信任控制旧商会的大资产者，所以希望组建自己控制的商民协会，来取代旧商会。然而，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需要大资产阶级的合作以发展工商经济、改善财务状况，所以改变了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态度，转向与旧商会成员合作，合并改组成立国民党控制的新商会。这说明国民党重视的不是不同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在社会变革中的不同的积极性，而是自己政权的稳固性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58
进入21世纪后，学界对国民党政权与资产阶级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王奇生以发生在1932-1933年上海民族资本企业“三友实业社”的劳资纠纷个案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详细描述劳资纠纷过程中资本家、工人与国民党的博弈过程，得出结论认为:“三友案”中，国民党中央更多压制和谴责资本家阶级，甚至最终修改《劳资争议处理法》，以对付资方的顽抗。“三友案”之所以引发国民党政权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对垒，主要源于上海资本家阶级对国民党日益扩张的政治权力的不满和反抗。与此同时，上海资本家阶级在与国民党中央的激烈交锋中，也展示了相当强的政治自主意识和组织能力。59冯筱才通过考察1927年10月初爆发的苏州铁机工潮案，揭示了“四一二”前后地方层面劳资冲突与党部和商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得出结论认为，以往对20年代工运史的研究多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共身上，这种“聚焦式”的研究路径往往使我们忽略了地方层面党、商之间，或者党绅之间在利益资源间的冲突。“四一二”事变之后，江浙地区不断发生的工人运动与国民党地方党部关系甚为密切。在党人与既有商绅势力的权势竞争中，工人运动成为其抢占地方权力资源的一种政治策略。60朱英通过考察商民运动期间国民党对待商会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得出结论认为:国民党在开展商民运动之初，确定了对商会予以改造，由商民协会取而代之的政策，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又出现自相矛盾的政策，导致国民党对待商会政策出现调整与反复。此外，由于国民党内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各级党部商人部对待商会的态度有别，导致制订新商会法的进展缓慢。61朱英还通过国民党“三大”前后的商会存废之争与商民协会的解散过程的还原，认为国民党的商民运动之所以转轨，主要是因为商民协会没有顺应商民运动的转轨进程，而是采取背道而驰的行动，不断挑起事端，造成混乱，使工商界陷入分裂敌对的局面，最终逼迫国民党中央不得不将其撤销。因此，国民党撤销商民协会是其促使商民运动从“破坏”转为“建设”的更进一步举措。62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问题是国民党政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透视内部结构复杂性的重要表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等著作，都从革命史视角来审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史，认为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是当时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以及帝国主义各国间矛盾的反映，却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6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海外所藏民国政要日记、往来函电等珍稀史料的发现与利用，尤其是我国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所藏国民党高层政治史资料大量解密，从国民党内部视角来解读高层派系政治成为可能。早在1991年杨天石先生就运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所藏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揭秘胡汉民晚年，基于抗日和反对独裁的需要，曾经广为联络，组织力量，一再准备以军事行动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权。64此后，他又运用在台北国民党党史会所藏胡汉民旅欧期间往来电报，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出现的以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冯玉祥、孙殿英、杨虎城等为代表的多股反蒋抗日势力的活动，以及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国民党高层内部涌动的倒汪迎胡暗潮。65陈红民更进一步系统整理出版《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66，先后撰写一系列论文，探讨两广与福建事变十九路军之间从盟友到政敌，再到盟友关系的演变；67考察了胡汉民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所组建的“新国民党”在北方的党务活动；68揭示了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性，既有“抗日反蒋”的宣传与活动，又对“联日制蒋”抱有幻想，并与日方有接触。69
从内部视角来研究国民党的派系政治，更能贴近历史事实层面，还原国民党政治运作的内在机理。金以林从国民党高层派系政治的视角，考察了从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被扣事件引发的宁粤对峙，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至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重新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前后长达一年时间内国民党内部派系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揭示了国民党派系政治背后的地域观念因素。70罗敏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通过勾勒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以胡汉民、陈济棠为首的西南地方势力之间的角力过程，揭示蒋介石作为政治领袖的成长与局限；同时兼顾地方的视角，通过还原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审视在中央集权重建过程中失势政治人物与地方政治势力的生存困境。71
国民党最后为什么失去大陆，是所有关于内战时期国民党史研究的终极之问。抗战胜利后举行的国共重庆谈判是影响战后中国政局走向的重要历史事件。章百家在《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指出，战后重庆谈判与战时国共谈判有着明显的连续性，蒋、毛会面的问题并非在抗战结束后才提出来，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蒋、毛就设想过由他们二人直接会谈以解决国共之间的问题。他特别指出雅尔塔会议、中苏谈判及战后美苏对华政策与重庆谈判的关系，在美苏国共的复杂关系中，分析了国共两党对于谈判策略的制订和部署。他得出结论认为:在1949年以前历史提供的所有国共和解的机遇中，重庆谈判是最重要的一次，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最有利于双方实现某种历史性妥协的。然而，一个似乎是和解进程开端的重庆谈判，最终却成为一场空前规模内战的序幕。72邓野将重庆谈判放置在从1944年至1946年间从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到公开反对国民党长期推行的“一党训政”这一战后总体政治发展脉络中，来观察和分析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邓野认为，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视角来看，重庆谈判是“联合政府”口号在推进进程中遭遇的一次政治逆流，是国共关系调整与反调整、旧有国家秩序破坏与反破坏的对抗过程之中，中共遭遇的一次严重政治挫折。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相称，而它在宣传上的意义远高于实际的意义。73
国共在战场上的直接较量是导致国民党失败的直接原因，而双方统帅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能力的高下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金冲及先生通过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会战过程中双方统帅战略指导方针和实际作战指导能力的认真考察，认为蒋介石作为紧握大权的国军统帅，其作战指导严重脱离实际，对战场局势缺乏客观而全面的了解，临时张皇，被动应付，又主观武断。国军之败，作为军事统帅的蒋介石有不可推卸的责任。74对于国民党在内战中军事失利的原因，汪朝光进一步指出，一场战争的胜负，是包含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较量。国民党在准备发动战争的时候，对其自身所面临的政治分裂、经济混乱、外交牵制、社会动荡等问题均无妥善应对，一心想以军事解决问题，陷入唯军事论的误区，又不善利用和发挥自己的军事优势，最终导致它的失败。75
三、新世纪民国史研究的新趋势与存在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台湾地区和北美所藏中国近代政治史资料的大量开放与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数据库雨后春笋般出现，加之受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学科理论的影响，民国政治史的研究出现以下若干值得注意的新趋势。
其一，近代中国政治史资料的大量开放，将有助于民国政治史摆脱传统革命史观的影响，探寻民国政治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以蒋介石研究为例。蒋介石自1945年起便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中被定性为“人民公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以革命史主导的历史书写中，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被全面否定，被视作“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精心培养与选择出来的代理人”，是“中国反动势力的典型代表”“假革命的典型代表”。（3）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台湾地区“国史馆”开放了蒋中正档案，从性质分为“筹笔”“革命文献”“特交文卷”“特交文电”“特交档案”等10项，共计26万件。2006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向外界开放《蒋介石日记》后，蒋介石研究成为民国史研究领域的显学。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应运而生。浙江大学于2007年1月成立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是大陆地区第一家以蒋介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此外，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也分别建立“蒋介石研究会”和“蒋介石研究群”。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不胜枚举，相关的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更是层出不穷。76
蒋介石个人档案资料和日记的开放，使得学者们将蒋介石从意识形态话语带回历史现场，学界关于蒋介石的历史书写已悄然改变。蒋介石的形象不再是单一化的“人民公敌”或“伟大领袖”，而是趋向于立体化与多面化。抗战时期蒋介石与日本之间的秘密交涉，受史料方面的局限，一直是众说纷纭、备受争议的问题。按照革命史观的传统说法，蒋介石在抗战爆发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发国难财”，是妥协投降路线的总代表。（5）杨奎松最早利用台北“国史馆”开放的蒋中正档案，与日方相关史料进行印证，探讨了蒋介石在抗战前期的陶德曼调停、高宗武秘密赴日交涉、孔祥熙与日本密谈等事件中的真实态度与想法。杨奎松认为，蒋介石是坚持抗日的，他自抗战开始，即坚持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为基本诉求。在此诉求下，蒋也并不拒绝停战议和，所有与蒋直接有关的议和之举，均为日方主动。蒋在参与议和指导过程中对日态度的变化，受到战时慕尼黑协定、武汉陷落等重大国内、国际形势的影响，也与对日敌情判断失误有关。77杨天石先生又进一步考察了蒋介石对孔祥熙主持的谋和活动的态度，认为战时担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的重要主和分子，在抗战时期曾指导和主持过多次中日秘密交涉。孔对于谈判情况有重大隐瞒。蒋的抗战意志比孔坚决得多，对孔的谋和活动，大都持批评阻止态度，甚至用“杀无赦”警告萧振瀛与日人重开谈判，严查追究受日方之命到重庆接洽的蔡森、贾存德。78
蒋介石个人档案、日记等原始档案资料的开放，不仅使得与蒋介石相关的重要军政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还进一步拓宽了学者的研究视野，蒋的个人成长经历、个性与心理特征、家庭生活、宗教信仰、人际关系等“私领域”议题开始受到学者关注。79学者笔下的蒋介石形象不再是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形象，而是有着丰富生命经历、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历史人物。
其二，近年来学界对辛亥革命与民国创建的研究，从历史延续性的视角，从关注革命的过程转向主权的延续性。201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批法学学人对《清帝退位诏书》展开研究，他们的共同观点是，清帝在退位诏书中将统治权完整地让与民国，肯定了以五族完全领土为基础的共和宪政。这份诏书明确地建立起了清王朝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章永乐的《旧邦新造（1911-1917）》是这种学术观点的代表。作者关注的是通过妥协而产生的主权连续性对于民初分裂局势的遏制作用。认为:清帝逊位“终结了革命之后南北两个临时政府的对峙。从法理上说，北京政府被南方政府吸收；但就实力政治而言，南方政府被北方政府吸收”。这一格局埋下了民初宪政失败的因子，却又为民国的主权连续性提供了法律框架。作者认为，这一“大妥协”显示了辛亥革命与它所效仿的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之间的路径差异。80杨天宏从历史学角度考证了“主权转移说”所依据的有贺长雄的《革命时统治权转移之本末》中“统治权”概念的特定语境，指出，有贺是日本宪法学者，他对“统治权”的使用有着日本特定的法政语境。“主权转移说”论者认为有贺使用的“统治权”就是“主权”，忽略了与有贺同时代的多数日本学者并未将两者混一，而是在分别使用这两个概念。作者得出结论认为:“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根本性制度变革，是追求自由民主制度及现代价值的“先进中国人”历经多年艰苦努力、通过武装斗争手段换来的制度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南北立宪党人发挥过积极作用，清帝降诏退位也有效缩短了革命进程。81桑兵的《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一书，对帝制终结与共和肇建这两个时段上高度重合的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特别是梳理了南北政争与和谈，厘清了清帝退位与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的关联以及法统承继问题，此外，还论述了民元孙中山与逊清皇室的交往。作者认为，辛亥革命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果，但也因妥协留下重大隐患。82
其三，北洋时期历史的研究，一直是民国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部分。近年来随着研究视野的转换，已有研究者突破北洋军阀史观念的局限，从北洋时期历史发展的内在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修约外交、各项制度建设和政治纷争，从关注进步的革命力量，转向研究过去被忽略的落后的人物与党派。（1）
李怀印的《集中化地方主义与近代国家建设———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军阀政治的再认识》一文则从现代中国国家形成的视角重新审视北洋时期军阀政治的意义。文章指出，长期以来，史学研究者对北京政府时期军阀现象的解读，多强调派系倾轧和战事频仍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作者从地缘政治和财政构造的角度分析指出，各派军阀能否在竞争中取胜，端看其内部政权建设水平，尤其是动员和利用各项资源、打造其财政和军事实力的能力。实际上北京政府时期伴随军阀势力消长的，除了政治纷争和社会动荡之外，还有国家建设在区域层面的突破，其轨迹与世界史上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后起国相仿，即由强大的区域政权在建立统一、集中的全国政权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83李在全的专著《变动时代的法律职业者:中国现代司法官个体与群体》将眼光投向了清末民初的司法官群体，尤其关注政治变动对法律职业者的影响。其中，专门讨论北京政府时期的法律职业者的数章，从民国初年司法官群体的分流与重组、北京政府时期法律界的交游网络与内外生态等角度，考察民国初年动荡政治环境下的法制变革。84杨天宏在《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一书中从民初标志性的政治人物和事件入手，探索民国创立之初的政治诉求与新的政改“尝试”、“法统建构”与法政体制的革故鼎新，力图对北洋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探寻和廓清。85
关于北伐前后的历史脉络，以往研究受革命史研究框架的影响，多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力量斗争的角度加以叙述。罗志田教授认为，在国民党象征性地统一全国之前，对身处2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北伐前后政治军事方面主要的区分恐怕是南北，即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的对立，当时中外舆论关注的重点显然是南北之争。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特别是国共之间的斗争，只是在1927年武汉与南昌对立出现后才渐为人所知。基于这一对北伐前后中国政治局势发展内在理路的判断，罗志田指出:北伐前两三年间南方的广东、广西、湖南之所以能够实现军事整合，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比北方更注重利用清末以来新型军事教育的成果。两广和湖南的成功结合，成为国民党树立其革命事业的合道性的重要基础。而此时，北洋军阀的“失道”更是反证了国民革命的合道性。“有道伐无道”的国民普遍心态的形成，为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86
王奇生将研究视角从革命转向“反革命”，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是由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三种“革命”话语相互竞争推动的。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三大政党的党际关系经历了多次分合互动的复杂过程。北伐时期，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对手是青年党，国民党在理论方面根本不是共产党和青年党的对手。国、共两党决裂后，青年党曾有意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但国民党并未改变对青年党的排斥态度。国、青两党的敌对和对峙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87北伐军攻占武昌城后，如何处置守城将领刘玉春、陈嘉谟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王奇生从地缘视角切入，指出，当时舆论多从南北地缘观念立论，在北方民众感受中，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不仅隐含着“有道伐无道”的气势，更有“南方人打北方人”的意味。为了回应民众要求公审陈嘉谟和刘玉春的愿望，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专门制定了《反革命罪条例》，这意味着中国历史上首次立法将“反革命”定为一种刑事罪名。武汉国民政府之所以以“反革命罪”公审刘、陈二人，其实是为了“杀鸡”“吓猴”，试图限制蒋介石的权力，达到迫使蒋取消南昌中央的目的。88
其四，长期以来，民国政治史主要以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为研究对象，与革命史研究领域的区隔日深。近些年来，一些学者致力于打通这两个领域，全面搜集国、共双方史料，兼顾双方视野，来揭示民国政治发展的深层结构与内在机制。邓野将1936年2月红军东征事件置于阎锡山的晋绥军、中央军、华北日军、陕西张学良部队以及河北宋哲元部队等多种政治势力的激烈较量中铺陈展开，深刻揭示了民国政治的内在底蕴与逻辑。89黄道炫将1934年秋红军长征初期的行动，放在与蒋介石、粤系相互博弈场景中加以“还原”，指出:宁粤及中共方面构成的赣南独特政治地理不仅对长征，而且对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共在此的生存、发展都有重要影响。而在中共顺利突围的背后，亦可见蒋介石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的心机。90
其五，受社会史眼光向下学术取向的影响，民国政治史研究逐渐由关注高层政治转向研究地方基层政治的实际运作。付海晏对1929年北平党部抢占铁山寺改为学校造成的庙产纠纷一案进行了分析，指出这固然继承了晚清以来激进派一以贯之的“庙产兴学”主张，更体现了南京政府初期政府和地方党部的不同政治意图，前者试图完善法律和行政制度，在近代国家的框架内管理宗教，而后者则从革命的意识形态出发，以“反迷信”为理由压制宗教。91沙青青通过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的个案研究也说明了国民党基层党、政机构的权力机制和结构性冲突。国民党基层党部发动的这场针对传统民间信仰的活动，含有与代表既有政治势力的县政府争夺权力资源的意图。基层党部脱离民意基础，受到民众的排斥反感，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民党政权社会动员的无力和无效。92
改革开放40年来，民国史研究成为整个近代史领域成长最快、最受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民国史研究虽然成果颇丰，发展速度和规模在近代史研究中名列前茅，但因其开展时间较晚及各种因素的制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民国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偏重个案研究，缺乏对话意识与理论建构意识。民国史研究当下流行的学术取向，是注重挖掘原始材料，选取前人较少注意的选题，对历史个案作深入剖析。这一研究取向虽然有助于微观历史的深入发掘，但却忽略了对民国时期历史的整体把握与问题建构。随着学术规范的建立，现在每篇论文都要求写学术回顾，但大部分回顾都只是简单罗列现有的研究成果，未能提炼出已有研究的范式特点，讲明自己的研究如何嵌入到已有研究范式中去，对已有研究范式有怎样的贡献。由于缺乏学术共同体对话意识与理论建构的意识，目前国内民国史学界虽然突破了革命史范式的制约，扩宽了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碎片化问题，大家在埋头个案研究的同时，缺少对整个民国时期历史的系统性思考。93
民国史研究中存在的另一问题，是民国史学科定位问题。20世纪70年代，民国史学科的创立者们在讨论民国史研究的方向与范围时，鉴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中共党史的研究已有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于是决定把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及其人物的活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把北洋军阀及其政权和人物、国民党及其政权和人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作为民国史的研究方向，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条件下，是一种聪明的处理办法，体现了李新、孙思白等第一代民国史研究开创者们的智慧与勇气。但是，经过40年的学术积累与发展，民国史学科现有研究成果早已超越当年以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作为研究方向的定位与范围。
早在2002年，张海鹏先生便指出:“民国政治是指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治机构、不同政党以及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现实生活以及前途和走向方面引发的重大争论、斗争直至改朝换代而足以影响全国政治、社会走向乃至发生深远历史影响的行为”，“因此，研究民国政治史，不仅要研究旧三民主义，还要研究新三民主义；不仅要研究旧民主主义革命，还要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要研究北方的北京政府，还要研究南方的广州政府；不仅要研究国民党，还要研究共产党，还要研究国共两党之外的各种党派”。在此基础之上，张海鹏先生更进一步强调研究广义民国史的必要性，指出“所谓广义的民国史，即指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各种社会行为，政治的、经济的、中外关系的、军事的、文化的、思想的、社会的，等等”。94汪朝光教授认为:“由于民国研究的特殊性及其研究深度的不足，目前将民国史研究完全纳入通史体系的框架，或许条件还不够成熟，未来一段时间内，民国史研究作为专史和通史研究将会并存。”95陈红民教授提倡用“民国史观”重新构建民国史学科新体系。96民国史学科定位问题，是影响整个民国史研究的方向性问题。如何与时俱进，整合、吸收最近几十年最新研究成果，构建更加包容、开放、科学的民国史学科新体系，是我们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未来民国史研究之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民国史研究从无到有，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一个时代的历史书写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学术底蕴和时代特色。1949年中共革命成功以后，革命史叙事成为中国近代史写作的主导范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目标转向经济现代化建设，现代化范式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另一重要范式。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史无前例地融入全球体系。全球化时代的民国历史书写有以下几个值得期待的新方向。
其一，经历了20世纪上半期长达半个世纪的动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曲折，进入21世纪后，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各种国际论坛及地区或世界组织中影响日增，并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日益主动的角色。为了理解中国在21世纪所经历的伟大转型及其在世界上的意义，我们历史学工作有必要在统合传统的革命及现代化表述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视角，重新审视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
其二，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放和国际化的时代，外部势力与对外关系深刻地影响了民国的历史进程。诚如王立新教授所说:“20世纪中国的3场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与世界潮流和外部事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后两场革命事实上是外部力量有目的、有计划‘干预’中国内政的结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具有国际性，必须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才能够被准确地理解”，“中国抗战的结局和意义也需要放在世界局势的演变，即20世纪30-40年代的全球战争中加以理解”。97未来的民国史研究要加强多国外交档案的挖掘与利用，将民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突破民族国家叙事的局限，从全球史而非国别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民国时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独特历史道路。（2）
其三，21世纪进入数字人文新时代，各种中国近代历史资料数据库令人目不暇接。史料获取和阅读方式的改变，有助于打破史料垄断的壁垒，带来学术研究取向的改变。98目前民国史研究领域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研究取得一定成就。梁晨、李中清等人通过分析民国上海8所大学的学籍卡信息，考察了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生源构成，得出结论认为:民国上海大学生群体同质化趋向非常明显，家长职业以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家庭地理来源主要以上海本地为主，来源中学有六成位于上海，超过九成来自江浙沪地区的中学。民国上海大学生构成的同质化，是由于国民政府教育投入的匮乏和对教育资源掌控、布局能力的缺失造成的。民国大学教育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城市，经济上主要依赖城市有产阶级与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大学教育成本高昂，绝非普通人成功的阶梯。99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会帮助学者有效地处理长时段、大规模的系统性、连续性的历史材料，从中发现靠传统文献阅读方式无法揭示的隐藏在繁芜史料背后的历史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为国际比较和学科合作创造精准的数据基础，为新时代的民国史研究带来新的“无限可能”100。
注释
1本文的民国史研究指狭义的民国政治史研究，主要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民国史学科建立过程与研究成果。本文“民国史研究的主要成就”部分参考了本室同仁集体编写的《民国政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特此说明。
2《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工作情况简介》（1963年3月），近代史所档案:《南京史料整理处》，转引自赵庆云:《南京史料整理处与“现代史”研究》，未刊稿。
3《中国科学院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1953-1957年五年工作总结》，近代史所档案:《南京史料整理处》，转引自赵庆云:《南京史料整理处与“现代史”研究》，未刊稿。
4《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1958年工作计划（修正）》（1958年3月10日），近代史所档案:《南京史料整理处》，转引自赵庆云:《南京史料整理处与“现代史”研究》，未刊稿。
5吴景平:《关于中华民国史对象与体系的思考—从民国档案史料的刊行说起》，《史学月刊》2018年第12期。
6李新:《我们是怎样编写〈中华民国史〉的》，《史学月刊》1982年第4期。
7戴逸、文海:《翔实·公允·清新—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册》，《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3期。
8各卷分别为:《中华民国的创立》第1编（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2编第1卷，1912-1916年，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2编第2卷，1916-1920年，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2编第5卷，1926-1928年，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第3编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第3编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9《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先后出版的有:《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档案史料选编（上、下）》（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下）》（档案出版社1990年）、《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9-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交通银行史料第一卷（1907-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2册，档案出版社1992年）、《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4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四联总处会议录》（6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4册，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等。
10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研究的缘起、发展、趋向和展望》，张静等:《民国政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导论第4-5页。
11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2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1期；胡绳武、程为坤:《民国初年的振兴实业热潮》，《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
13彭明:《论南京临时政府》，《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85-886页。
15胡绳武、金冲及:《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6彭大雍:《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思想基础》，《光明日报》1983年4月6日。
17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0-382页；林家有:《论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黄兴的政治倾向和建设思想—兼论二次革命的失败》，《孙中山研究论丛》第6集。
18韩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19翟国璋:《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制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石柏林:《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关于内阁制与总统制的探索及其意义》，《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
21刘笃才:《〈临时约法〉“因人立法”说辩正》，《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何善川:《试论民初“总统制”到“内阁制”的转变》，《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22杨天宏:《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3刘劲松:《南京参议院议员人数与〈临时约法〉的效力》，《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4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四十年》，《历史教学》1991年第8期；来新夏:《50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述论》，《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5期。
25彭明:《北洋军阀（研究纲要）》，《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6期。
26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
27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28刘晓:《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刘江船:《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陈晓枫、许驰:《论中国军阀政治的传统文化根源》，《法学评论》2005年第6期。
29任恒俊:《新军差异与南北军阀的形成》，《文史哲》1990年第4期。
30彭明:《北洋军阀（研究纲要）》，《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6期。
31吴慧敏:《辛亥革命后军阀地主的形成及其特征》，《经济研究》1980年第9期。
32沈家五:《从农商部注册看北洋时期民族资本的发展》，《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
33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34黄志仁:《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摧残》，《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黄志仁:《北洋军阀破坏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史实》，《中国经济问题》1980年第5期。
35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36郭剑林:《中国近代军阀与中国近代化进程》，《学术研究》1991年第3期。
37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38徐进功:《试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39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
40张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
41尚小明:《宋案重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42周彦:《日本与洪宪帝制》，《求是学刊》1994年第2期。
43邓亦武:《刍议列强对洪宪帝制的态度及影响》，《唐都学刊》2002年第4期。
44张学继:《古德诺与民初宪政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张学继:《论有贺长雄与民初宪政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45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6王雷:《非常状态下的决断—民初府院之争的新解读》，《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47鲁卫东:《军阀与内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阁员群体构成与分析（1916-1928）》，《史学集刊》2009年第2期。
48王宗华:《试论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
49王红勇:《北京政变性质与原因新探》，《学术月刊》1986年第7期。
50孙彩霞:《军阀与善后会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51杨天宏:《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52杨天宏:《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杨天宏:《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
53潘喜廷、武育文:《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易帜》，《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
54曾业英:《论一九二八年的东北易帜》，《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55荣孟源:《蒋家王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前言。
56肖甡:《从“四一二”到“七一五”国民党的清党运动》，《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
57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58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59曹必宏:《“九·一八”后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虞和平:《近代商会的法人社团性质》，《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60张亦工:《商民协会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61王奇生:《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62冯筱才:《劳资冲突与“四一二”前后江浙地区的党商关系》，《史林》2005年第1期。
63朱英:《商民运动期间国民党对待商会政策的发展变化》，《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64朱英:《国民党“三大”前后的商会存废之争与商民协会的解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期。
65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66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海外访史录》，《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67杨天石:《1935年国民党内的倒汪迎胡暗潮—读台湾所藏胡汉民旅欧期间往来电报》，《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杨天石:《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抗日潮流—读台湾所藏胡汉民资料之一》，《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8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69陈红民:《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70陈红民:《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安徽史学》2003年第6期。
71陈红民:《“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
72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73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74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75邓野:《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76金冲及:《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77汪朝光:《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1945-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78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8页。
79相关学术会议和学术成果，请参见以下文献。陈红民、何杨鸣:《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学术月刊》2011年第5期。段瑞聪:《〈蒋介石日记〉与蒋介石研究之现状》，高桥伸夫、何云庵编:《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政治权力、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32-42页。
80荣孟源:《蒋家王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第154-247页。
81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提中日秘密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82杨天石:《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83参见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陈铁键、黄道炫:《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罗敏主编:《蒋介石的日常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王奇生:《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个性特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罗敏:《“家事难言”:蒋介石笔下之“情爱世界”（1927-1937）》，《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84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85杨天宏:《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中华民国主权承续的“合法性”问题》，《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86桑兵:《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87关于北洋时期历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参见下列文章。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杨天宏:《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桑兵:《从北洋军阀史到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唐启华:《北洋视角与近代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88李怀印:《集中化地方主义与近代国史建设—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军阀政治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89李在全:《变动时代的法律职业者:中国现代司法官个体与群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90杨天宏:《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
91罗志田:《“有道伐无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92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93王奇生:《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94邓野:《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
95黄道炫:《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96付海晏:《革命、法律与庙产—民国北平铁山寺庙案研究》，《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97沙青青:《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98《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上）》，《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杨天宏:《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之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99张海鹏:《民国史研究的现状和几个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00张静等主编:《民国政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导论第21页。
101陈红民:《“民国史观”与中华民国史新学科体系的构建》，《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
102柯伟林:《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王立新:《民国史研究如何从全球史和跨国史方法中受益》，《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
103李怀印:《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104罗敏、周月峰:《“抗战文献平台”与抗战史研究的新境》，《光明日报》2018年9月20日，第15版。
105梁晨、任韵竹、王雨前、李中清:《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生源量化刍议》，《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106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