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需要通贯性著作（往往是大部头和多卷本），这些著作以“全”和“大”为基本取向，即在空间和时间这两个基本维度上全面铺陈，力求涵盖各主要领域的重大叙事。尤其在军事领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主要战区、重大会战、重大战役，占有相当的篇幅。对于展示中国抗日战争的全民族性、全面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抗战史著作的“全”和“大”取向，完全是必要的。但是，全民族的、长期而艰巨的全面抗战历史的研究，还需要具有其他视域，就空间而言，需要有区域或地区研究。吴敏超博士撰写的《抗战变局中的华东》就是一本颇具特色的区域抗战史研究专著。
《抗战变局中的华东》书影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该书的立意，是要把抗日战争史研究在区域的范围“落地”，即“深入考察抗战时期每一个区域发生的显著与潜在的变化、地方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与消长，探讨地方社会在战争中经历了怎样的秩序破坏与重建。”书中的华东，既与全国抗战大变局密不可分，又带有突出的区域特点。以江南为中心的华东地区水陆交通运输网繁密，经济文化发达，战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正面战场战线大跨度西撤，华东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该书没有简单地将华东地区作为一般沦陷区对待，而是着眼国共和日伪各方力量之间犬牙交错、此消彼长的变局，同时兼具地理环境、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视角，“展现华东一个个地方在抗战期间经历的独特而又蕴涵普遍性的故事，以血肉丰满华东抗战史的既有论述”。
近代中国各区域的划分有着多方面的意涵，但空间地理方面的不同特征乃是不言而喻的。该书七章标题中均含有明确的地名，已然可见作者要对抗战史研究“落地”于华东的主旨；而行文中在涉及苏北、苏南、浙东、浙西、宁绍以及安徽叶集等不同地区时，都会对山川平原等地理环境有所说明。
在作者看来，“山川地理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一个个利用和腾挪的空间，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局限与挑战”；一旦与华东各地的“抗战变局”联系在一起，各个具体的地理环境便有了特殊的意涵，是构建相关叙事时不能忽略的，如1940年新四军彭雪枫、黄克诚部一度对中原局关于离开豫皖苏边区东进的指示持不同意见，对离开山地丘陵到苏北平原水网地带打游击，抱持担忧心理；在浙西游击战中，易守难攻的天目山区成为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所在地，国民党部队凭借丘陵山区的地形能够与占领杭嘉湖平原的日军进行周旋；依傍大别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得叶集成为国民政府在安徽省内征集军粮的重点城镇。至于有更具体空间定位的县、镇、乡、村等，在该书的主要叙事中均有较充分地提及。
该书对于抗战史研究需“落地”的诠释，还体现在重视经济史、社会史的视角和方法。作者认为，军事、战事当然是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的主要视域，但就华东而言，全面抗战初期华东地区是主要战场；到抗战中后期，华东正面战场上日军与国民党军之间的军事冲突大大减少，抗战之“战争”意味逐渐淡去，“随着战争的延宕持续，支持军事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愈加突出。” 与此相应，读者可以看到，对于叙事内容的选取和安排，“作战”与“生活”、“前线”与“日常”有着同等的重要性。
如在上篇“新四军的战略展开”有关章节中，既有新四军发展重心和方向等战略全局问题的考量决断、新四军主力与敌顽军队的交锋甚至决战，也有反“清乡”斗争中行军生活的艰苦、寻找宿营地点的不易、睡眠缺乏、缺医少药和卫生环境极差等场景的展现。而下篇“华东的前线与日常”的有关章节强调指出：浙西对日游击战中，粮秣械弹运输、伤病官兵转移、工事构筑、道路桥梁破坏、向导放哨、情报联络等与游击战密切相关的工作，主要依靠来自民间的壮丁完成。
抗战史研究不能离开对于“生活”和“日常”的观照，这些与将士在前线的浴血奋战一样，是筑成反侵略长城的基石。至于第四章关于侨商黄氏力图在战争年代守护家族商业利益的叙事，虽然与其他各章的话语有所不同，但依然清晰地揭示出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灾难不仅是在狭义的军事领域，还体现在国人日常生活和民事领域的方方面面。
作为一部近代史研究的专著，《抗战变局中的华东》在多种史料的发掘、爬梳、辨析比较及利用等方面颇具特色，对此作者在绪论中已有专门说明。书中各处引注堪称翔实，体现了扎实的史学功力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在此毋庸赘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进一步开展抗战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愈益凸显。希望继《抗战变局中的华东》问世之后，作者在区域史研究和抗战史研究的结合等方面继续探索，完成新的研究成果。
本文为吴景平撰写的《抗战变局中的华东》之序言，发表时增加了题目。文中历史图片选自《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五）》和《支那事变画报》第21辑。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