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的提出和探索，早在近代就已现端倪。彼时，中国经济学术的发展演进虽然以经济学说的西学东渐为主要动力，但已产生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明确学术愿望。之所以言其明确，是因为相关探索并非是作为中国经济学之可能的理论铺垫，而是重点表现为对原有理论的中国化应用和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事实上，这一时期已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体现出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觉，试图基于中国本土立场，探索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具有一定科学性和独立性的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
回顾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可以勾画出如下的演进轨迹：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诉求在学界产生，并出现了“中国经济学”的明确提法。李权时曾于1929年写道，自己撰《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目的在于“制造国货”，而中国经济科学的目标，应在学习外来学说并将其“国货化”的基础上，“要把国货精益求精的去改良发明，终要设法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才好”（东南书店1930年版，三版自序）。不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顾寿恩于1931年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2卷第7期发表《中国经济学的时代背景及其特征》，本着“中国总该有中国的学问，中国的学问总该为中国而用”的学术理念，论证并呼吁“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学”。只是在当时，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尚未更为广泛而深入地展开。
进入1940年代，受“学术中国化”思潮影响，中国经济学的相关探索较之以往更为频繁。1942年第1卷第11期《大学月刊》以“经济科学中国化问题”专栏，探讨了“中国经济学”“中国财政学”“中国金融学”等问题。同时，学界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民生经济学研究，并因很多学者将其等同于中国经济学，民生经济学也成为了该时期中国经济学在汲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吸收舶来经济学说时形成的一个具体落脚点。更具有典范意义的是，王亚南自1940年代就中国经济学问题持续钻研，并于1946年出版《中国经济原论》，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代表之作。
回望近代中国经济学界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上所做出的诸多努力，可以发现这些探索不仅形成了中国经济学的正式提法和学术成果，而且在应该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上也多有阐述，对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的探索具有开创作用，于今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此过程中，很多研究都以这样的问题为出发点，即，为什么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必要性和科学性为何？相关观点可大致总结为三类，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经济学须基于时代背景，已有经济学说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
近代中国经济学人中持此种观点的最为多见，他们主要是从经济学的基本属性出发，主张经济学必然应立足于经济生活产生的具体背景。留学德日的马哲民在1944年发表于《大学月刊》第3卷第2期的《“中国经济学”导言》中指出，以经济生活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科学，除却在具体各应用经济领域的研究，应包括两大部分，“一为经济生活之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一为以现实的或特定的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经济学，或简称经济学”，而经济学的任务，则是“从现实的或特定的经济结构中，揭发其固有性或特殊的法则性”。可见，在他看来，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结构、或称服务的对象，必然受“现实的或特定的”所约束。
正因如此，马哲民认为，产生于西方经济社会的现有经济学说不能充分对接中国经济问题。例如，以自由放任为核心思想的经济学说，在中国缺乏“发展工业资本之客观条件”，而历史学派所要求的保护主义，却在中国因“外受帝国主义之压迫，内无开明的保育国民经济之发展的政权”而无法推行，等等。所以，不能“按照别人的公式或概念，用作金科玉律，而以中国的材料去‘生吞活剥’的或‘东拼西凑’的装潢点缀”，更不能“完全用任何解释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经济生活之经济学，来解释我们中国的经济生活”。他由此主张：“我们的经济生活，实自有特殊性，决不能以现有之欧美资本主义国的经济学来说明的；我们假使承认科学须本于事实或实际，我们当然应该以这种经济生活之事实为根据，以创造一种经济理论；而我们亦只有以自己的经济生活为根据所创造的经济理论，才能说明自己的经济生活。”
留法归国博士黄宪章持与马哲民类似观点，不过他主要从经济学说发展史的角度论证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意义。他在1942年发表于《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的《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的目的是在于理解人类社会之经济历史发展之一般法则及各民族经济历史发展之特殊法则，解剖现存世界经济体系和各民族现存的特殊经济体系的内容，并探求未来世界经济进化和各民族经济进化之殊途同归的趋势。”而经济学说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从纵向来看，自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围绕“家室生计法则”提出“经济”这一名词，到重视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兴起，再到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出现等等，所反映出的，都是经济学说演进对人类经济社会演进的亦步亦趋。从横向来看，德国兴起主张保护主义的历史学派，全因其已丧失发展资本主义的先机，而美国因大规模的农工业生产均较为发达，因此形成了有关科学管理法、产业合理化等的相关研究，“可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虽然主要地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所规定。但各民族经济特性之地域的影响，也不能不加以特殊的考察”。
与此同时，黄宪章也梳理列举了中国现有的经济学著述，指出其反映出的现状为，“中国现有的经济学，只是欧美各国之文化的传播，一般经济法则的灌输，和参考资料的蓄积而已”，“对于中国经济特性的分析，中国经济机构中之特殊法则的发现，以及对于中国经济独立自主之革命的需要和建设的方针之推论与指引，还没有完成正确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他主张，应该创造相应的“中国新经济学之体系”，用以“理解本国民族经济史之发展的特殊法则，解剖本国现存经济体系的内容及探求本国未来经济进化的趋势”。
前文提到的顾寿恩则主要通过强调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来凸显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他将“中国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总结为三点，“民族经济的落后，世界资本主义之发展，与帝国主义对我国之积极侵略”，继而分析道，“帝国主义对之积极侵略，是我国民族经济落后与世界资本主义之自然结果，然而却又足以促进前者作用的显露化，使中国民族经济因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益趋落后；世界资本主义因足以缓和其国内的阶级斗争之故，而益趋发达。因此两者之结果，遂更深刻其侵略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时代的产物”，中国经济学须相应地具备三大特性，“发展国家资本以挽救民族经济之落后，节制私人资本以防止资本主义弊害之发生，对外保护民族资本以反抗帝国主义之侵略”。在他看来，已有经济学说皆无法满足上述的具体需求，创造中国经济学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
中国经济学是针对不同样本的科学研究，有助于发展广义经济学
在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探索上，王亚南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这不仅是他通过《中国经济原论》的具体研究，揭示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质和症结，也在于他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了“中国经济学”这一范畴。1941年，王亚南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在《新建设》1941年第2卷第10期发表，该文主要从两个层面论述了中国学术界现行经济理论的问题所在：
第一，不同于前文学者多以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与中国现实对接、因而不能直接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观点，王亚南虽然也陈述了中国现状的特殊性，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资本主义对世界行使的统治，已日复一日地暴露了破绽，苏联经济形态的飞跃发展，更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黯淡的前途”，所以“我们对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但必须采取加以批判的态度，并也可能采取批判的态度了”。
第二，现行的、也是对我国经济学术影响颇深的政治经济学体例，存在逻辑上的问题。“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四分法”，不仅没有突出生产的“中枢地位”，还造成了对现实中的经济运行的“强行割裂”；而“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说”，“都是消除了任何例外，除了历史限制的一般的表现方式”，是经济学者设计出的公式。据此，王亚南提出，“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主张一方面要明确认知现行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性质和局限，另一方面也要“逐渐努力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
1944年11月14、15、18日，王亚南在《东南日报》发表《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连载，文中他对此前自己提出的“中国经济学”能否成立进行了具有学理性的论证。他指出，从19世纪末起，经济学研究已从“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狭义经济学，发展到“以包括资本制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的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经济学。这便要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包含所有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同一历史时期下的不同情况。特别是对于中国，“中国的封建经济型，在世界一般的封建制中，显示了极大的特点”，所以，“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较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不在狭义经济学的含义上，而在广义经济学的含义上，在广义经济学完成的过程中，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词来，是有其必要的”。
在此基础上，王亚南进一步分析了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可能，他指出，“中国经济学”的提出，就是为了强调对于中国经济这一特殊对象的研究，而这种用意和限定，也恰恰提供了中国经济学的可能性，“它不是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内，自划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研究藩篱，反之，它正好是依据或应用现代经济学及现代经济史学的基本原理原则，来发现中国经济的特质，及作用于中国经济中的基本运动法则和其必然的演变趋势。……那不但是于一般经济学的世界性，毫无所损，且可说是对于一般经济学的原理的发挥，对于正在形成或完成过程中的广义经济学内容之直接的正面的充实”。以上论述，便在“经济学应存在一般性”的框架下，找到了中国经济学得以成立的科学立足点。
已有经济学说在范式上存在不足，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探索空间
对于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与科学性，民国时期部分学者认为，不仅体现在与中国特殊经济背景与现象的对接上，更体现在已有经济学说在有关人性假设、方法论以及研究目标上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上，而中国经济学正是要在此方面做出探索。民生经济学相关研究在此领域阐述颇多，不过其中不免有对已有经济学说的较为片面的解读，以及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偏理想化的看法。
人性假设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同的假设会导向不同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论运用，这成为部分学者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立论点。1944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学说》一书将已有经济学说和所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进行了比较，特别在人性假设方面进行了分析。书中认为，“西洋的经济学说虽派别纷歧，但考其本源，仍有相同之处。他们无论那一学派，总以人类欲望为出发点，以推论经济现象而构成其学说的系统”，而中国古来的经济学说，“各有不同之处，但论其本源与目的，莫不脉络贯通。他们都不以人类的欲望为出发点，尤其不以个人一己的私欲为出发点。他们的学说都本于人性”。而在这里，人性似乎可大致解释为符合“仁义”的伦理道德，因为书中有论述，“顺乎人性的富强之术就是王道，反乎人性的富强之术就是霸术，以义为本就是王道，以利为本就是霸术”。
与人性假设的差异相关，方法论上也就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分。很多近代学者认为，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更具有优越性，是中国经济学应采取的。1943年，徐天一在《经济论衡》第1卷第2、3期连续撰文《民生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和《民生主义经济学的体系》，指出当前流行的经济学说，“基础是在个人的私利的追求”，其方法论就表现为“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进而“由于这些个人的求利活动的相遇，乃形成一种自然的机械的经济生活”。在徐天一看来，正是这种机械方法论，将经济学的研究引入到对交换环节以及价格体系的关注上，使得经济学“沦为一种与数学或物理学一样的自然科学，把存在与当为完全分开而完全以存在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所以不能成立。相反，民生主义经济学则是一种“全体主义经济学”，特征之一便是“要求人人为全体的福利而活动”，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民族生产力和民族福利的提升；而且研究的对象，也成为了“现实的巨体的经济体”，这样一来，民生主义经济学便把经济学提高为“生活的科学精神的科学之经济学”。
正因人性假设和方法论存在不同，自然而然地，很多学者表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在于“养民”和国家社会的发展，而非已有经济学说的谋利。例如，前文提到的《中国经济学说》正是认为中国经济学是“以民生为目的”，从而使得“经济学的目的，也超越利润追求之上”。符逸冰在《精忠导报》1943年第8卷第2期的文章《现代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中也指出，“应该研究的经济学必须选定是一种配合中国民生需要，合乎中国现状，用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而应用以促进社会国家进步为‘目的’的经济学”。类似的，祝世康在《经济论衡》1944年第2卷第3期的《民生主义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中提出，“一部民生主义经济学，就应该是养民之学。这种养民的经济学既成为一种规范的以及目的论的科学，自然与已往经济学不同而自成一个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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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我国学界出现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诉求与论证，这是与时代发展相呼应的。中国自19世纪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国家被卷入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全球化浪潮，无论在科学、技术还是经济上均受到剧烈冲击，随即，外国的经济学说便被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看作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经济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向西方学习”由此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学术发展的一条主线。但该过程中，部分中国学者并非仅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在主动学习的同时，更积极主张实现舶来经济理论与中国本土的相互融合，从而开展了一系列的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探索尝试。在此基础上，更有一些学者并非停留在如何“用得对”和“用得好”的层面。出于对已有经济学说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困惑，出于对已有经济学说范式可能存在不足的察知，甚至是出于提升中国本位文化、树立民族信心的情怀，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诉求就此产生。以上因素也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实践在近代以来的百年间长期出现的部分原因所在。
近代有关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探讨，揭示出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项本质问题：如何处理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王亚南在提出中国经济学时对该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论述，但仍有学者表示了不认同。如许涤新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中指出，“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有它的特点。……但是这种特点并不是‘遗世独立’，并不是与世界其他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真理绝缘的”，“既然不能与一般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则脱离，为什么又要标出‘中国经济学’来表示这一门‘科学’的‘独特性’呢？”（《工作通讯》1950年第43期）有关提法的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也曾于我国学界广泛出现，所显示的正是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不同理解。对于特殊性的强调，也非中国学者所独有。例如，英国制度经济学家霍奇逊曾主张把历史特性问题重新提上经济学的研究日程，并为此专著了《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一书。
然而，中国经济学在近代未能建立。主要原因总结起来，一是近代局势的动荡和经济发展的落后，二是经济学术的落后。近代学者对以上两点也有一定的认知。如王亚南在阐述政治经济学是作为舶来品输入时，曾指出“中国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环境”，由此，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建立中国经济学也必然面临巨大的困难。另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是中国近年最盛行的一种科学”，但“反照我国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在‘述而不能作’的时期”，甚至在“述”的过程中，“对于基本经济理论未懂清楚和未能融会贯通的，实居大多数”（张素民《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界》，《自修》1939年第56期）。不过也须指出，此表现符合我国经济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接触舶来经济学说后，必然需要较长一段的学习、认识和理解过程，能较好掌握甚至与已有经济学术对话已是极为难得，而在此背景下，近代学者能够提出并论证中国经济学构建这一时代命题，其开创意义不容小觑。
[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本文得到“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17ZDA034）和“近代学术中国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学构建研究”（2017110720）项目资助]
文章来源：文汇报·文汇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