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中國國民黨在戰時首都重慶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國民黨來說，這次大會非常重要，它不僅是相距差不多10年之後才舉行的全體會議，更是抗戰即將取得最後勝利的關鍵時刻召開的全黨代表大會。作為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黨國最高領袖蔣介石，當然更是希望通過這次大會的召開，達到團結全黨、鞏固政權、爭取抗戰最後勝利，進而迅速恢復戰後經濟的目的。然而事與願違，國民黨的「六全」大會不但未能達到上述目的，反而進一步加速黨內分裂，派系間鬥爭更加激烈。會後不久，抗戰即取得最後勝利，但國民黨並未能凝聚黨內共識，順從國內民意，只經短短幾年，國民黨最終失去大陸政權。
關於國民黨「六全」大會過去20年曾有不少論著涉及這一問題，最早的研究主要出自台灣的學者，但對其評價卻不盡一致；[1]近年來內地學者對此亦予以關注，並以中共「七大」與國民黨「六全」兩個大會為重點，對1944-1946年國共兩黨的最後政治轉型進行比較；[2]汪朝光主要研究的是六全大會召開後的歷次會議，並連續發表系列論文；[3]而研究最為深入的王奇生，則利用時人日記和軍統情報檔案，對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制度、特別是圍繞六全大會的選舉予以詳細分析，結論是國民黨的這一最高權力機關最終演變為各派爭奪權力的政治舞台，而黨的最高決策權卻無形中日益低落。[4]近年來，隨著眾多史料的出版和公布，對於國民黨六全大會亦應有新的研究。雖然令人遺憾的是，原本參與「六全」大會決策的重要人物如陳果夫、陳立夫、吳鐵城、張治中、陳誠等人的日記或回憶錄均很少涉及這方面的內容。[5]本文主要依據的是蔣介石日記、《蔣中正檔案‧事略稿本》以及其他相關史料，特別是近年出版的民國重要人物日記和回憶錄，從親歷者的筆觸中再現國民黨各派系在會議召開前後的密謀與各種活動。本文亦著重從蔣介石的角度去觀察事先他對召開六全大會的期望，為了解決黨內矛盾，他甚至希望以增加中央委員的名額來平息黨內的衝突。但他所做的一切並無產生甚麼作用，「六全」大會非但未能達到他預期的目的，反而在黨內進一步擴大了矛盾，並與數年後國民黨失去大陸政權亦有直接的關係。
會議召開的背景
中國國民黨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從而確定中央執行委員會為黨的最高領導機構，孫中山被推選為國民黨總理，選出胡漢民等24名中央執行委員（其中廖仲凱、戴季陶、譚平山為常務委員）、毛澤東等17名中執委候補委員，以及中央監察委員和候補委員各5名的中央委員會。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又於1926、1929和1931年分別召開了第二、三、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委人選雖有變化，但名額都是一致的，即中央執行委員36名（其中常委9名），候補中執委24名，中央執行監委12名，候補監委8名，總計中執、監委委員（包括候補，本文所說的中委數額均包括上述人選）80名。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並未進入中央高層（甚至連候補中執委都沒有選入），其後二、三、四次全會雖然成為中常委委員，地位亦逐漸上升，但尚未成為黨內的絕對領導核心。直到1935年11月在南京召開的「五全」大會上情況才有了變化，本屆中委的人數大幅度增加到260名（其中中執委120名，候補60名，中監委50名，候補30名），雖然胡漢民和汪精衛分別擔任中常會和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蔣介石名義上只是副主席，但還是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掌握了黨政軍的最高權力。
全面抗戰爆發後不久，1938年3月，國民黨在漢口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雖然此次全會沒有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卻推選蔣介石擔任國民黨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從而在法理上確立了蔣介石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到了1945年，抗戰已到最後關頭，國際反法西斯聯盟取得決定性勝利，而中國共產黨經過多年的發展，已成為對國民黨在政治、軍事上造成嚴重威脅的一支力量。此時，號稱「四強」的中國國際地位空前上升，作為集國民黨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最高領袖蔣介石，自然要考慮在此關鍵時刻召開黨的代表大會，重新建構黨的核心，藉以統一全黨意志，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勝利。
1945年新年伊始，蔣介石就「約中央常委，討論黨代大會與國民大會日期」。1月8日，「開常會通過第六次代表大會日期」。幾天之後，他在制定民國卅四年大事表時，即將「本黨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召集」作為當年工作的中心與目標。蔣介石認為，召集「六全」大會的目的，就是要「以黨之組織力量貫徹黨之政策，以黨之組織力量鞏固其核心，以局部之民主作風團結其內部與社會，以黨政力量控置[制]社會，獲得軍事在空間之行動自由」。[6]
1月11日晚，蔣介石與陳果夫等人「談六代大會方針與組織方針」，最終確定了「六全」大會的開會日期，並計劃召開「大會以前，徵集社會與教育、經濟界名人入黨」。[7]大事已定，蔣介石很是高興，緊接著又在考慮「黨代大會之意義與目的及其使命之檢討」和「建立黨團與加強組織之研究」。[8]1月20日，蔣介石與屬下商議了出席代表大會人選的數目以及方針，並確定會議將在重慶復興關中央幹部學校（中央訓練團舊址）舉行。當天下午，蔣介石前去實地視察，沒想到「如此美麗風景與要地，任令如此污穢零亂，殊堪痛心」。[9]
會議方針及代表數目既已確定，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與會代表的選舉方法，而這又是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為了能夠出席會議，國民黨內各派政治力量都在暗中較勁，爭取得到更多的代表資格，為進入黨內中樞創造條件。1月15日，中央設計局局長、政學系元老熊式輝邀請國民黨中央正副秘書長吳鐵城、甘乃光到家中討論此事，決定「一、代表大會籌備會人員，宜增名額，免為部分人包辦，易使促成黨之分裂；二、籌備會首應草一宣言，指出此後黨的總任務，鼓吹黨外人才入黨；三、準備改組方案，使黨內同志一致認識其需要；四、研究憲法草案，使具體修正案能提會討論」。[10]兩天之後，熊式輝又約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與吳鐵城餐敘，討論的議題還是「關於六全大會事」。[11]
政壇早就有「蔣家天下陳家黨」的傳聞，陳果夫、立夫兄弟確實在黨內勢力極大，「五全」大會選出的中委中，CC佔有絕對優勢。就在「六全」召開之前，CC派已在積極進行各方面的準備。在組織上，此時陳立夫業與朱家驊對調，重長組織部，目的就是要擊垮朱氏的力量。當時重慶盛傳一首打油詩，說甚麼「代表大會即日開，CC卷土又重來；大小委員自由派，他坐轎子你來抬」。[12]「五全」大會當選中央執監委、此時擔任銓敘部次長的王子壯在會議結束後曾分析，蔣介石肯定陳立夫有組織天才，卻又不讓其有過份之發展，「五全」大會之後，陳氏兄弟的CC系取得全勝，引起蔣之警惕，因此將陳立夫調離組織部，在戴季陶的力薦下，朱家驊出任組織部長，卻又引起二陳之不滿，最終蔣介石又再讓陳立夫長組織部，目的就是「重整旗鼓，負責召開全國代表大會」。[13]
此時國民黨內的派系已出現一個重大的變化，那就是成立於抗戰之初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勢力日益強大，已成為不可忽視的一支政治力量。按陳立夫所說，成立青年團的目的就是將其作為培訓青年黨員的機構，待他們25歲之後便自動加入國民黨；但青年團的書記長陳誠、組織處處長康澤卻想將青年團發展為另一個政黨，並與國民黨分庭抗禮。因此青年團的成員25歲之後並不加入國民黨，而繼續留在團內，成為另一個政治團體，黨內已然發生分裂。[14]
三青團組織處處長康澤是三青團的實際負責人，據他回憶，「六全」大會召開之前，他曾向蔣介石建議，為了讓「六全」大會有新鮮的力量參加，請允許三青團也選出代表出席大會。蔣問他代表人數以多少為宜，康說，既然三青團已有130多萬團員，約佔全體黨員的四分之一，此次代表總數為600人，那麼三青團籍的代表就應為150名，最少也應有120名。蔣介石認為太多，只允許給60名，康澤沒法，只能同意，但同時又密令屬下盡可能以兼任省黨部委員的身份參加黨部推選，因此實際各派系推選的代表，三青團除正式代表60名外，還有循黨部參選的10多名，各地參與黨務工作的復興社成員也有20餘名，這些人平時與三青團互通聲氣，因此，具三青團背景的與會代表名為60人，實則近百人。
按照康澤的分析，本次會議的軍隊代表約有120名，除部分是蔣所指定的老牌軍閥或各地方實力派，其餘多數均係黃埔學生，與三青團的聯繫亦很緊密；朱家驊曾任組織部長數年，在黨內有一定的實力，此次朱系代表在50名左右，他們不僅與三青團過往較密，更重要的是已與CC勢同水火；桂系軍閥勢力主要在廣西和安徽，與CC對立，其代表也有20名左右；孫科的太子系代表席位不多，共約10餘席，但也是反CC的一股勢力；政學系的代表有50-70名，在政治上也是反CC的，只是他們常常翻雲覆雨，不能讓人相信而已。因此康澤估計，CC系在出席六全代表中大約有250人左右，那麼只要以三青團為代表，團結各方反CC的勢力，組成聯合力量，即可打破以往黨被CC控制的局面。但三青團書記長張治中的魄力和能力有限，他希望由陳誠、朱家驊和張治中共同領導反CC的這場運動。[15]
國民黨即將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消息傳出後，黨內各派勢力都在集聚力量，意圖在大會上分一杯羮。熊式輝在日記中就披露經常有人來向他求助，希望能在此次全會中當選中央委員。他本人也四處活動，主動約侍從室少將組長唐縱及蕭作霖談話，「開口便言六全大會應參加新進，青年團幹部應參加，軍隊代表產生應與普通黨員相同，黃埔同學應一致，並須積極研究進行，黃埔同學應講話，不可緘默」。唐縱心中想，「熊向與黃埔無來往，何以此次如此支援黃埔同學？蓋黨務有由二陳重新把持之可能，熊欲打破此一局面，在黨並無力量，故欲借助黃埔以行之」。[16]熊式輝也在日記中記載接見唐縱，與他「商辦黨六全大會青年團與軍隊代表數目之交涉事，並泛談時局」；同時，亦與張治中談話，「知軍隊及三青團代表數目之核定」；並「在家接見康澤，談六中全會及黨的前途」。[17]
王子壯曾在日記中生動地記錄了當時黨內各派系四出活動的情景：「城內若干同志集中注意代表大會問題，所謂注意，在如何籌備、如何競選代表，而希望自己當選，尚非對於今後黨務如何推進改善也。以今日黨內情形之複雜，遠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控制為難，黨內派系滋多也。當時尚不能完全控制，況今日之情況，立夫首當其衝，乃感相當之困難，又因重長組織，自己之實力可以相當擴展，不禁又為一喜，在蔣先生意，仍以二陳為基本幹部顯然可見。此外則有黃埔系、政學系、朱家驊所組織之小集團。現以數者共同主張參加代表大會之籌備，其負責人亦向蔣先生表示此意，但最後仍候其裁定，現時正在醞釀中也」。[18]
王子壯由於當選為「六全」大會組織法及選舉法審查委員，得以經常出席各種會議，因而在日記中對會議的籌備記載甚詳。在關於討論出席大會代表的資格和數目時，氣氛格外激烈，「由召集人葉楚傖、吳鐵城先後主席。對於此兩法討論最激烈者，為總裁手諭應加青年團代表六十人，軍隊代表一百人。此次大會旨在團結各方，故此意自當實行，惟以如何方式表示之，頗費研究。一部青年團有關者，如張治中等主張在組織法中作列舉之規定，組織部方面則主張列於選舉法。原本此為黨的會議，而青年團中六十萬團員有五十萬非黨員，此等代表列入黨的會議，似不倫也。最後採取王世杰之折衷辦法，在組織法第一條規定，代表之產生依選舉法之規定，同時在選舉法中規定青年團可出代表六十人，其詳細辦法另行規定。其次討論代表名額，依總裁之意，增加四分之一，為五百三十五人，實在無法分配，因既有前者增加青年團等代表，則必須將原有各部分代表酌為減少。張溥老之意，淪陷各省所出代表絕對不宜減少，予人以不良之印象，故決定請總裁酌予提高，增加三分之一。尚有出席列席之中央委員聞總裁允青年團理監事列席，如此則代表大會之人數將達七百餘人，亦洋洋大觀也」。[19]
此時黨內高層亦都忙得不亦樂乎，熊式輝不是忙著「出席中央黨部六全大會研究會，討論組織法與選舉法」，就是與朱家驊「略談黨務及六全大會選舉」，或是應邀出席陳立夫召開的茶會。在熊式輝眼中，「中央派赴各省之黨務人員，無處不有朱系、陳系之別，此人盡皆知之事。中央若果只有一個黨的大圈圈，沒有個人的小圈圈，感召所及，地方誰敢自成派別，入主出奴，互相火拼」？[20]
王子壯家住在重慶郊外，他只是幾天未進城辦公，即發現「城內諸人因忙於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係，多方奔走，冀當選為一代表，進一步再活動中央委員」，「是知權位繫人之深，有出人意表者，將日趨民主，此風氣尚必日益加烈」。為了與CC派抗衡，朱家驊的部下王啟江也認為大勢所趨，「恐將來與黃埔系相聯合，希望能達到二分之一之目的」。[21]
雖然各級黨部對於選舉曾規定不許請客拉票，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初選代表未產生之前，請客自然不屬違規，因此當時重慶各大小餐館飯店整日賓客盈門，目的是甚麼，大家都心照不宣。行政院參事陳克文是具2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此次也想參加重慶市代表的初選，但他知道，「中央組織部在陳氏兄弟操縱之下，對於省市代表之選舉，規定許多前所未有之選舉法，引起不少反感。陳氏兄弟之被人指摘更見猛烈」。[22]王子壯也回憶國民黨實行選舉的歷史，「有請客奔走，各方說項請託，乃不一而足，怪象亦嘆觀止」。如今「六全」大會即將召開，「作選舉之運動者風湧而起，第一步多方設法運動代表，目的既達，乃競選為中委，雖有若干人希望甚微，而努力不息，故現在重慶有種種之集會與聯絡，為權勢而奔競，余所不樂為」。他認為，「黨內多數自仍在二位陳先生之手，朱先生與康澤之黃埔系亦各有一部分之力量」；因此「不應以感情聯繫而取得同情，此余對於目前作選舉活動者有相當之反感，且以偽可以亂真也」。[23]不過像王子壯、陳克文有這樣認識的人，在國民黨的高級幹部中恐怕並不多見。
會前各派系的密謀與活動
「六全」大會召開在即，陳克文決定放棄重慶市代表的競選，並以全力協助同事端木愷（鑄秋）競選。到了3月中旬，選舉進入高潮，「十三日上午初選代表沒有集會，全是私人接洽選票的活動」，下午中央黨部舉行談話會，晚上市政府又設宴招待全體代表。當時「場內外的活動煞是奇觀。競選人都竭盡了心力，做一切自認為可以致勝的手段，例如散發名片、傳單、文章，張貼標語，逢人打躬作揖等」。陳克文的感覺似乎還不錯，沒想到第二天下午開票，端木愷竟意外落選，「票數照預計可以達到七八十票的，實際只得廿餘票」。事後他們分析失敗的原因，「最大的關鍵是鑄秋沒有集團力量的支持」，而其他「獲選的八個代表，都是由中統局派和青年團、黃埔派兩個集團的力量支持出來的」。加上國家總動員會議撤銷後，端木愷的副秘書長職位也沒有了，因此「政治上一時失了勢，也是大失敗的原因」。陳克文總結選舉的經驗得出這樣的結論：「大概今後的選舉，不論是黨內或黨外，只要是含有政治性質的，以集團力量致勝的原則，是愈來愈重要了。個人憑才能和情感的活動，是很少有獲選的希望的」。[24]陳克文分析得不錯，日後的選舉結果也說明，若背後沒有政治派系或圈子的奧援，要想突圍而出當選中委是極為困難的。
按王子壯的觀察，蔣介石「心目中以為政學系為政治家，故以滿口大計之熊式輝為設計局長，吳鼎昌在貴州號稱有辦法之省主席調為文官長」；[25]但他對時局以及蔣介石之用人政策均表示不滿，認為「今日黨、政、軍何以如此散漫而無進步，蔣先生以三者之領袖固然憂急，在一般人心目中，又何嘗不認為係重大問題」；而「今日信任二陳，明日又易老朱，於黃埔系予以青年團之組織，猶恐其獨擅，更由其子蔣經國組織青年幹部學校以分其勢。於是紛然雜陳，內部鬥爭以起，更如何以領導民眾，應付共黨」；以致形成「今日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而內部紛爭之現象，悉賴於彼一人，如何能擴大發揮幹部之實力，更如何以實現黨所應有之使命」？[26]
到了3月下旬，出席「六全」大會的初選名單已準備完畢，而當審核委員會開會討論中委名額時，「一般意見認為，不應如從前之散亂，今既有總裁，應由總裁提出加倍候選人。名額問題有數點主張：一主原來二百六十名，現在死亡者達五十三名，只依原額產生即可；一主因為戰事關係，應酌加擴充，以待有功，此說比較有力」。[27]王子壯則以為，「由傳統觀念，以皇帝為最高，今由黨負政府責任，而黨之中委無異多數皇帝，此錯誤之觀念也」。按理說，「黨之中委產自選舉，有能力、有德性者始當其選，德能稍差，即應罷去，蓋所以表現民主及服務之精神。今因有派別之關係，依此標準，有若干之不符，於是夤緣標榜以圖一逞者，頗有其人，其經捷速，埋首努力者為之減少，不可謂非黨國之不幸」。因此他希望「中樞能鑒及此，力矯歧途」，至於個人，「雖在動蕩時代，多少公義猶存於人心，故余對即將來臨之六次代表大會，亦不願作個人之活動」。[28]
進入4月，「六全」大會的開幕時間日漸逼近，蔣介石在當月日記中特別提及要注意「預備六全大會黨綱、黨章與組織之研究」，以及爭取「核心組織之實現」。並預定大會準備事項，包括「甲、黨部之組織，乙、開幕詞要點，丙、黨綱與政策，丁、對黨內方針」。以及「黨綱以實行三民主義、建立五權憲法為黨綱已從新確立」。強調「本黨團結與統一方法及精神」，「本黨新進優秀人才之推選」和「各部門人才之物色」。在制定本黨宣言時則應著重：「甲、國家統一與團結，乙、政治民主與法治，丙、提高經濟與文化水準，丁、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要目，戊、提高軍人待遇。」[29]
「六全」開幕之前，蔣介石要求成立一個籌委會負責會議的具體事務，並指派葉楚傖、陳果夫、陳立夫、張厲生、朱家驊、吳鐵城、張道藩、陳誠、張治中、陳布雷、王世杰等十餘人組成。康澤聽說後來蔣又曾下達過一個手令，說段錫朋、康澤也可參加籌委會的工作。吳鐵城見到手諭即與陳立夫商量，陳說，康某人不是中委，參加籌備工作似不合體制，結果只是通知段參加。康聽說此事更為反感，同時也加深了他組織反CC的動力。[30]
康澤說的這個籌備委員會不知是否與提名委員會是同一回事。為提前對當選中委的代表作準備，4月2日，國民黨中常會確實開會成立了一個提名委員會，成員包括居正、張繼、李文範、葉楚傖、陳果夫，還有組織部長陳立夫、海外部長陳慶雲、訓委會主委段錫朋等。這個委員會具有提名權，當然受到各方勢力的關注，但其成員除了幾位不接地氣的國民黨元老，剩下的大都是二陳系統的人物，像朱家驊、張治中、王世杰以及三青團方面的代表都榜上無名。這到底是陳果夫提出的名單，還是蔣介石極為信任二陳的表現，就連派系色彩淡薄的王子壯都感到莫名其妙。但他認為「黨內既有各種派系，如一概不使與聞，則黨內空氣勢必驗然。今日是集結全黨力量以應付國民大會之時，如使黨內不安，亦非良好之現象也」。[31]
當天晚上，甘乃光到熊式輝家談及提名委員會人選之事，吳鐵城、陳慶雲也在座，他們認為提名委員會人員應加以補充，至少要增加朱家驊、張治中二人，並要吳鐵城出面提出。其後朱家驊、張治中見到熊式輝，「以為鐵城言行不緊湊，作事太馬虎」，要熊督促吳「速添加二至四人，否則列席即可。人選即文白、騮先、雪艇、哲生」。[32]
第二天早上，熊式輝見到吳鐵城，告知昨日與張治中等人所商議之事，但吳只答應要等三青團發來正式函件才去辦，「其作事不緊湊，果不出張等所料」。而陳慶雲也說吳鐵城想四處討好，但卻「無一可信之友，將來改變人未必使信之」。康澤更向熊式輝抱怨，認為提名委員會人選不公，熊答應會向蔣介石匯報。[33]幾天後，在吳鐵城的策劃下，陳誠在家設宴，除熊式輝外，還有吳鐵城、張厲生、陳立夫、陳布雷、王世杰、段錫朋、朱家驊、甘乃光等人應邀參加。表面上看是為了「聯絡各方情感，以利六全會之順利進行」，實際上則是要「拉攏二陳及張、陳、吳、朱、王等，團結合作」。但熊式輝卻以為此乃「枉費時間之官僚辦法，毫無作用」。[34]在熊式輝向蔣介石的建議下，最終提名委員會「承准派張治中、王世杰、朱家驊列席」，而朱家驊則表示「幸為列席，否則多數有為同志，必將擯棄」。[35]王子壯在日記中也證實了這一細節，並嘲諷吳鐵城「最初欲代表一方面，不料弄巧成拙，反為兩方面所不滿」，落了個吃力不討好。[36]中央黨部乃黨內中樞，讓吳鐵城任秘書長，「許多措施不洽輿情」，但蔣介石為甚麼如此信任他呢？王子壯認為這「無非由彼緩衝各派而已」，或者是蔣「故意用此海派人物，以取其能以服從，而不敢有所作為」。然而吳氏自任「上海市長、廣東主席，唯知揮霍無度，今日在中央猶月耗百萬元，此款何來，識者自明，以列於腐敗官僚，猶且為甚」。如今出任黨部秘書長，卻不負責任，王子壯不禁嘆曰：「余在黨工作二十餘年，對此現象深致痛惜，蓋亦黨之不幸也。」[37]
經過多方折衝，出席「六全」的代表名單終於圈定產生，王子壯雖然還不知道具體的名單，「惟其趨向有可得而言者，或亦即總裁對黨之政策」。因為「五全」大會完全為二陳所把持，與其有關係者多人當選，黨內乃至蔣介石均為之不滿，於是陳立夫即被調離組織部。然而蔣介石仍欣賞他的組織能力，在「六全」大會召開前又讓其重長組織部，但又由秘書處、海外部等分其組織部之權利。「於是此三部份高級職員多應代表之選，各以好惡，分別產生」，乃至出現許多笑話，譬如「從未到海外者，亦可應海外代表之選，真正在海外辦黨被逐回國者反不得與聞，因無要人為之提拔，於是所謂代表，莫有各省背景，亦有後援，埋首海外工作之人員無上項支持者，均為向隅」。王子壯感嘆曰：「此種均勢造成，又不知犧牲若干之努力同志，公平云乎哉，相去不知幾萬里唉。」[38]
4月18日，熊式輝邀請吳鐵城、朱家驊、王世杰、張治中、陳誠、白崇禧甘乃光、陳慶雲等到家中餐敘，主要是討論「六全」大會召開後黨的改造方針。最終得出結論：「一、各人向總裁陳明，此次選舉不能由某一部分人包辦；二、擬定政策，以便號召統一主張（由熊、甘、王起草）；三、選舉法提綱（由吳、朱起草）下次餐會提出討論；四、中委名額決主張由260增至300名；五、六全會中委由代表中圈定，分別負責試題名單，並劃分次之範圍：1、海外、廣州、廣東、上海、並東北一部分（由吳、陳負責），2、軍隊（由白、張、陳負責），3、教育（由朱、王負責），4、地方（由熊、朱負責）。[39]
代表雖已圈定，但內中矛盾甚多，就連蔣介石也為之不滿，以為「今日最悲痛傷心的，莫過於青年團幹部只管本身權利地位，而不願選舉一個青年學生充任本黨大會的代表」；「今日所悲切者，乃黨政人員之老朽昏庸與幼稚自私，而毫不為黨國前途如何著想也」。[40]他曾下手令給陳立夫和朱家驊，要他們在各大學教授中保舉最優秀之黨員，每校二至三人。[41]但落實到下面就完全變了樣，譬如分配給西南聯合大學和雲南大學出席「六全」大會的僅有一名代表，因而引致該大學教授的強烈不滿，並「決定一面選舉，一面抗議」。[42]又譬如蔣介石曾要求三青團代表中劃出若干名額給在校大學生，但三青團負責人都欲參選，對此建議置若罔聞，結果學生竟無一人當選。蔣介石聞訊大怒，「痛責青年團幹部人員，並迫令糾正，務使學生有若干名當選」。[43]
4月26日，中央黨部開會討論中央委員名額問題，與會者雖說都同意增加名額，但增加多少卻有不同意見。「組織部長立夫、道藩皆主張四百至五百人，反之，即所謂反CC派，如熊式輝、朱家驊、吳鐵城則主張三百至三百六十人」，這是因為CC希望藉增加名額以壯大自己的勢力。[44]朱家驊對此就極為不滿，他對陳立夫說，「此次六全大會之選舉，組織部處長、秘書，無一不被選出或指定為代表；中央宣傳部之秘書、處長，無一被選或指定之人，予實不勝憤慨」。[45]4月30日，王世杰、陳誠、張治中、陳慶雲、白崇禧、朱家驊等人在吳鐵城家商議，一致推舉陳誠為總負責，朱家驊、吳鐵城副之，並決定「聯合對抗陳立夫等所組織之團體，以防陳等壟斷此次大會中中央委員之選舉」。[46]5月3日下午，朱家驊在家中約集眾人餐敘，陳果夫、立夫兄弟及張道藩等CC派大將亦出席，協商辦法中委人選問題，最後決定共同提出480人的候選名單，並用無記名連記辦法選舉中委。對此建議「王世杰大不以為然」，後「偕張治中、陳誠又來憤然詰責」。當晚，吳鐵城、張治中、陳誠、王世杰、朱家驊等人又在熊式輝家中密商，「結果議定480名候選名單可供商定，惟240名中委名單不應共同提出。陳誠曰此應各行其是，朱家驊主張拖，任其決裂，吳鐵城意則在妥協到底，張治中厭倦而先退去」。[47]
與此同時，CC派也在暗中積極活動。4月30日晚，潘公展邀請王子壯到中統局開會，「到者中委（比較中立及與組織部有關者）及各地方代表約有二三百人，由立夫、果夫相繼致詞，說明黨的當前危機及團結之必要，必須統一意志，始能渡過當前之危機。最後歸結到絕對服從，不得自由活動，由余井塘擬定類似誓詞一紙，囑大家一致簽名，共費三小時。揣此舉之用意，係使CC以外之人亦來服從。再則限制大家活動中委，以代表而活動中委者太多也」。[48]於是，國民黨的「六全」大會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召開了。
選舉中的風波與爭鬥
1945年5月5日上午，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重慶復興關中央幹部學校（原中央訓練團）禮堂開幕。上午九時，國民黨總裁蔣介石蒞臨會場致開幕辭，[49]並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本黨六全大會已如期開幕舉行，而健全本黨、充實內部、提言革命精神、實現主義政策，尚未能獲得具體方案與解決辦法。對此衰老與散漫之黨基，殊束手無策，以濟其窮也。」[50]
王子壯是「五全」中執監委，自然出席會議，蔣介石宣布的主席團名單勉強通過，但明顯引起黨內各派系的不滿，因為CC派代表不過半數，卻在主席團中佔據多數，「以黃埔為中心之反CC派深滋不悅」。因此主席團名單公布之後，「幕後之鬥爭益加激烈，此會絕難平安渡過，蓋意中事」。[51]王子壯估計得一點沒錯，開幕式後熊式輝就在家中與朱家驊講起前一天晚上與陳誠、吳鐵城、王世杰等人的談話內容，因為選舉法有所改動，均認為「此次選舉形勢如非特別注意，將致失敗。黨又為保守的、不進步的分子包辦矣」。[52]
果然，第二天下午陳誠、張治中、朱家驊三位部長就約集軍隊、三青團和部分地方代表聚會。先是張治中發表演說，接著各省代表對主席團人選與分區推選候選人二節予以強烈抨擊，「其中學生代表有激烈而憤激之辭，熱情可感，幾乎令人流出眼淚來。黨內的不平情形，令人憤慨之至」。[53]以致於蔣介石當晚在官邸召集各派頭目，不得不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一方面「訓斥青年團反對組織部選舉辦法」，同時亦批評「果夫推舉李錫恩、劉冠儒為主席團之不當，以致青年代表公憤之情勢」。[54]然而按王子壯分析，「此次會中總裁之意顯然偏重組織部，對其他各方面酌予敷衍而已」。[55]
5月7日，蔣介石又在大會上發表題為「代表大會應有之反省與努力」的演講，居然有代表在會上公然大聲直呼反對主席團人選。在關於選舉的問題上，王世杰與陳立夫發生矛盾，陳立夫堅持要記名投票，而王世杰則認為「此法違反自由選舉之原則，應放棄」。[56]唐縱也認為，「CC與黃埔之關係，由於選舉問題，而引起大決裂。昨日青年團之會議，無異對CC宣戰之祭旗。今日上午之質詢，已揭序幕，來日更有大難之將至矣」。[57]蔣介石當然了解黨內存在的矛盾，但他以為「此次大會要務，還在網羅人才、提拔人才、量用人才」，而「目前黨政急務，仍在整軍與整政也」。[58]
5月10日上午的大會上發生了一段插曲，在審議軍事報告時，候補中執委員、孫科太子系的骨幹王崑崙突然發難，公開質問「政府為何不將方先覺未嘗投降敵人事發表聲明，而即授予重要任務之語」。蔣介石為之大怒，「心如刺割」，並且「拍桌怒罵」，罵完之後繼續批評黨政軍之缺點。散會後蔣承認自己「憤怒之下，言態失次」，但更憤恨王崑崙「身為中委，而心降共匪，且其妻室交納共匪，為匪工作，而彼則在立法院對孫科專事挑唆，造謠毀謗，無所不為」，因而「不能再忍，因之直率斥責，不留餘地」，雖「事後不勝愧怍，然已無及矣」。[59]蔣介石雷霆震怒，在會上厲聲責罵，台下代表也群起攻擊，甚至高喊「把他拉出去槍斃」！王崑崙昂首走出會場，從此再也沒有出席會議。于右任事後曾有詩云：「十年中委無人知，一罵成名天下聞」。
唐縱在日記中也敘述了會議中感到可笑的兩件事：一是230餘人簽名提案，請求准許列席者改為出席，但到表決的時候卻無一人起立，就連發起人夏斗寅也坐在那裡動都不動；二是當新疆代表麥斯武德大罵盛世才時，全場予以熱烈掌聲，然而沒多久蔣介石責罵麥斯武德，全場又群起鼓掌。[60]
其實出席「六全」大會的代表最關心的問題就是選舉，對於其他需要通過的綱領、政策反倒不是他們關注的目標。會議剛召開，與會代表就聽到德國戰敗的喜訊，大家都覺得中國已離最後勝利不遠了，但是會議中卻沒甚麼人關心戰後復員建國的大事，而都將焦點放在競爭中委的選舉中了。5月9日，賀麟剛從重慶飛返昆明，就對聯大的教授談及「六全」大會的消息，說「重慶大小官吏近日惟在忙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分配，相互攻訐、相互援助、相互批評、相互傳說，若不知天下更有其他事者，且以一人之喜怒為喜怒」。鄭天挺聽了後也只能在日記發聲感慨：「噫！可哀也矣！」[61]蔣介石為此亦傷透腦筋，因為這些日子他整天考慮的不是「決定中委選舉法」，「審核候選人名單」，就是「審定中委選舉辦法，提出大會通過」，「手錄中委人選名單二小時餘，尚未完結，腦筋刺痛矣」。[62]
陳布雷聽到大會的所見所聞，「使人頭痛心痛，黨之不振致此，尚何宣言之足云乎」？[63]5月11日，大會決定選舉方案是「以（一）原任中委，（二）各代表之自行聲明願為候選者，（三）總裁所提出之人若干名為中委候選人」。王世杰說，這個方法是他建議的，而且採取的是無記名連記法也是他所認同的。[64]5月12日，競選候選人報名時間截止，當晚黃埔同學聚會，賀衷寒報告陳誠與陳立夫等會談的結果，即中委的名額分配是，除原中委外，各省市產生120人，軍方80人，海外24人，青年團24人。由各方先推定候選人，提出總名單，經蔣介石核定後選舉，「如非核定者，即令選出亦將勾去」。[65]然而當蔣介石召集五院院長及各方代表餐敘時，熊式輝談及選舉事，立即感到「空氣凝固，無法打開」。[66]
5月16日上午，蔣介石在官邸約見吳鐵城、陳果夫、陳立夫、張治中、陳誠、陳慶雲等人商議中委候選人名單，等到陳布雷到時，議程已商討一半。他雖參與旁聽，但「實不感如何興趣」。[67]而蔣介石亦以為「無論何事，未有困難如此事者」。[68]朱家驊與熊式輝並未參加候選人名單的商議，等到朱告知結果時，熊甚為生氣，因為陳誠等人「事前不與同人商談，事後議定名單，復未向同人報告，反與陳[立夫]等共守秘密，殊為憤慨。伊尚欲在在指定餘額（三百六十及外之二十餘名），用競選法求補救，余意淡然，不欲再談。平素責人之自私腐蝕黨者，今竟同流合污以自私，且腐蝕及其自身，黨之前途可知矣。此輩人定將一搖身而變成黨的附骨之疽，在黨內自己暗鬥會有餘，去黨外與共產黨明爭則不足。我不怨人，我只惜黨，改造之運動不成，黨之氣數盡矣」。[69]
中委候選人名單雖已大致決定，但陳立夫又向蔣介石提議增加中委名額為420人，否則名額不敷分配，特別是四川省代表太少。蔣介石對此事心煩意亂，「直至深夜仍覺不妥也」，卻也無可奈何。[70]陳氏兄弟還親自登門拜訪陳布雷，「再四以關於中委淘汰問題央余向委座進言，解決其困難。商談約一小時許，與果夫同往官邸，面陳委座，幸蒙聽納」。[71]朱家驊等人也在積極活動，一大早就到熊式輝家，仍堅持「指定餘額應任會中選舉，並言對方採請以360名淨額為候選人不合」。熊式輝表示不願再滲和，但朱家驊還是接二連三地打電話問他有無向蔣介石陳述。熊式輝話雖這麼說，但他晚上回家後還是召集何廉、邱毅吾等心腹，「告知選舉情形，並囑人自為戰」。[72]
5月19日，「六全」大會選舉中委的重頭戲開場。上午8時，陳果夫、陳立夫、吳鐵城、陳誠、張治中五人最後向蔣介石匯報選舉辦法及候選人名額。陳誠代表三青團方面提出不增加360名以外的名額，並要求蔣所提候選人名單人增減各20人。蔣介石認為他們疑慮這一決定以及另增名額的意思完全是陳氏兄弟操縱，因而竭力反對，陳誠甚至提出寧可「共同退席之組織與準備」。但蔣卻「置之不理，一本所定辦法，與另增名額方針實施之決心示之」。其後，陳誠等人又在張治中家集會，堅持貫徹三青團的意見，一直至10時半大會即將開始仍不到會。於是蔣介石派人召喚他們必須立刻到會，不得再行嗟商。蔣介石雖然聽了他們提出選舉辦法的建議，但「仍照預定決心進行」，只不過在選舉方法的細節上作了一些妥協。[73]
當日下午選舉正式開始之前，陳立夫忽然說總裁決定變更已經決定的選舉方案，即將原定中央執監委總名額（正式名額及候補名額）由366名擴充到460名。會議中的選舉方法變來變去，最後通過的選舉法有利於CC，而且是由蔣介石在大會上提出並交付表決，表示「無須提出修正」，與會代表雖有意見，但誰也不敢表示反對，最後以「鼓倒掌」的方式予以通過。表決後即舉行選舉，仍為記名制。選舉的方式是發出甲、乙兩種選舉票，代表可各自選擇其中之一。甲種票中列有業經確定之候選人約800名，由各代表就票上人名自由圈選460名；乙種票則列有蔣介石推薦的候選人480名，由代表們勾去20名，剩下的460名即視為當選。「結果大多數代表採用乙種選票，選舉時，秩序不甚良好」。[74]陳克文這樣形容當時選舉的情形：「候選人確定之後，活動選票的情形，更為活躍。每日會場所見，都不外是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談合作，請幫忙。選舉那一天，會場情形，更見緊張騷動。選舉前半小時，會場秩序幾乎要大亂起來。有些女代表，因為知道內定的名單沒有自己的名字，叫囂怒罵，哄動全場，情景確和商業交易所無異」。[75]而蔣介石則以為若他「不親自主席，則今日選舉必無結果，如此則大會則全為康澤等敗類所破壞矣，可痛之至」。[76]
關於會議的經過與選舉的方式各人有不同的認識，譬如蔣介石認為「大會選舉之籌備與經過，是歷未曾經歷之苦痛與困難，然而比之上次代表大會之交涉名額之環境，則勝過十倍矣」。[77]熊式輝則以為「對六全大會。事前未有如[任]何準備，使及大會一種影響（即蕭錚等對土地政策提案充分預算之工夫亦有不及），會中於經濟審查工作亦未盡其力（即審查報告等亦草草了之）」；而「對於選舉事。無力在政治主張上為實際之號召（政治與經濟兩種主張已起草，終以日以追求力及實現力之不夠，多未及提出）。無力在組織行動上為堅固之陣線（聯合陣線初雖稍具形式，終於瓦解），此為自己吸引力及統制力之不夠」。[78]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說：「外面對此次大會選舉一事，十之八九不滿。落選者固謠傳百出，選出者亦各不滿，其所不滿洵以前幾屆選舉後亦如大約今日之現象，咸謂不然，且云君自消極於此道，所以不覺此次影響所及云云。」[79]陳布雷原不打算赴會，但最後還是去了，然而「念此次大會選舉中委情形之惡劣，甚為本黨恥之，亦為本黨前途憂之」；並且「知此次選舉中各部分猜疑過甚，互信消失，糾紛怨望，無所不有，真堪浩嘆」。他提醒蔣介石：「此後中央三種人雜揉一起，甲、蘇德思想合併者，乙、英美思想潤浸者，丙、固守主義思想而不違時變者。一切設施倍感困難，余甚以為懼。竊謂下屆全會各事，非即速準備不可，委座以為然。」[80]當蔣介石問及王世杰對大會的觀感，王雖不滿意，但也只能說「全看今後能否實行各決議案」，並建議蔣宜立即辭去行政院院長兼職。[81]
由於參選和當選的人數遠超過以往歷屆選舉，所以點票時間也較以往要長，直至5月21日方正式公布選舉名單。選舉雖然結束，但黨內矛盾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嚴重，其結果是有人歡喜有人愁，譬如「葉青（本為共黨而投來者）、李文齋以其名列候補，不饜其慾望，憤欲登報，辭去中委之職者，此誠太不近情理，而使人不能堪矣。代表中有靳鶴聲者，不能當選中委之故，竟欲脫黨、繳還黨證者」。[82]雖然有人意外落選，但蔣介石決意不予更動，亦不予增加，只是命俞濟時、蕭贊育、劉詠堯、戴笠幾位黃埔學生自動讓出名額給未當選的萬福麟、馬占山、沙王、高桂滋等人，「於是重要缺憾，方得補苴也」。[83]
王子壯、唐縱和陳克文都是入黨多年的資深黨員，並在黨政軍機關擔任相當職務，對國民黨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們都參加了會議，雖然未能接觸黨的核心機密，但其筆觸卻清楚地記錄了對這次大會的感受，不但具有代表性，讀來更有一番不同的認識。
王子壯「五全」大會即當選中央監委，這次亦重新當選。他認為兩次大會相距10年，其間又經歷抗戰，新進的幹部要求進入中樞，原有的中委又不願放棄既得地位，因此增加中委名額也是勢在必然。但讓他感到奇怪的是，當于右任、張繼兩位元老認為360個名額太少而請求增加時，蔣介石則堅決反對；然而後來卻又因「左右推薦太多，復自動增加百名」。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變化呢？當然是因為「此次大會顯然為兩大派鬥爭之場，各謀佔得優勝，故紛爭特多，變化亦複」。大體而言，CC與反CC兩派可說是勢均力敵，最後選舉結果，「二陳方面之幹員多半得票較少，猶足顯示其形跡。不過因總裁之指定，均能當選」。[84]
雖然唐縱在此次選舉中因蔣介石和陳布雷等人的提名推薦而當選為候補中執委，但他「聽到唱名時感覺難過，如此中委不過爾爾，我實不感到何等興趣」。他的體會是，「在選舉之先，時時有問題，刻刻起變化」，而且大會自始至終，眾多代表最關心的就是選舉，「有一部分中委是從組織者手中直接爭來，黨中真正人才，無人說話便無法出來，此為黨中之一大危機」；「大會選舉中心人物為陳果夫、陳立夫、吳鐵城、陳辭修、張文白五位，中委之產生多係彼五位所提出。如果彼等大公無私，則可為總裁網羅天下英才而為黨用，假若乘機為私人造勢力，則私人成功，黨卻因此傾潰」。在他看來，最大的問題還是「因選舉而引起之失望，亦為黨的損失」；特別是「中委名額由三百六十人增至四百六十人，選舉方法，中委產生全由總裁指定，則黨員意志何在。因此大失人心，至以為憂」。[85]
陳克文雖然不是會議的正式代表，但他卻以行政院參事的身份列席了大部分會議。他認為，「就黨的本身說，這是一個承前啟後，劃時期的大會；在國家說，自然也是有關興衰治亂的一件大事」；「不過由選舉而產生的新幹部，數目達到四百六十人的新中委，能否負起將來的新使命，能否使國民黨真正成為建造新國家的中堅，似乎不無疑問」。因為「這次的選舉法實在太不合理，太沒有民主的意義了。不只落選的人有許多批評，被選的人也有許多不滿意的表示」，「在民主潮流高漲達於極點的今日，但黨內仍不能不採取集權的方法，以適應事實的需要。在此種矛盾的情勢下，遂產生一種不倫不類的選舉法，這方法不論理論和事實都是不通的」，因此「這種選舉法，是假民主之名，行集權之實的」。以致選出的代表「包含的分子甚為複雜，代表的派系亦不一致。從團結的意義言，也許不無道理，從機構的運用言，卻是極不靈活的。這便是這次選舉最可憂慮的地方」。[86]他們雖然人微言輕，卻是真實地道出國民黨高層競選中的派系爭鬥以及所產生的影響。
結局：「六全」大會的餘聲
5月21日，新的中央委員會產生，「六全」大會也算是閉幕了。雖然蔣介石對選舉結果並不滿意，心中「苦痛歉疚異甚」，「不能自慰寸衷，難熬極矣」，[87]但他在閉幕會上還是強調，「本黨在這抗戰勝利、憲政實施的前夕，舉行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要將完成建國責任，交付於今天在場的同志。簡言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確立抗戰的基礎，而這次大會乃是要確立我們建國的基礎」。[88]
國民黨為了召開這次會議到底化了多少錢眾說不一，蔣介石早於3月1日就下達手諭給財政部長俞鴻鈞，為會議特批一萬萬元；[89]唐縱則聽說「六全大會職員近千人，耗費近十萬萬元。如此糜費，不務實際，國民黨安得不失敗，可為浩嘆。余被選為中央委員，實甚恥之。余為國民黨分謗，抑將為國民黨分罪」！[90]而陳克文卻說「大會從本月五日開幕，到今日才告閉幕，共歷十七日。這十七日公私耗費，約在二十萬萬元以上」。[91]考慮到陳克文是行政院負責財務人事的資深參事，他的說法應該是有根據的。
此次選舉除已故或落水降敵者，還有張學良、楊虎城、盛世才、王崑崙等七、八名原中委落選外，其他中委全部當選，然而當選者的名次卻有所變化。選舉產生的中執委共222名，駐蘇大使傅秉常名列71，他感到非常得意，因為很多名人都排在他的後面，如孔祥熙（110），宋美齡（119），顧孟餘（89）、魏道明（190）、顧維鈞（125）。傅秉常認為，「兩陳及黃埔系雖每方尚有多人，但增加不多。而各方面加入之數量如是之大，其比例自已減少。蔣主席此舉，使彼等之力由此分散減少，為極妙之方法也」。[92]由於名次是按得票多少排列的，這就說明了很多問題。
國民黨黨內派系與鬥爭的加劇，打破了過去CC一派獨大的局面，雖然得到的席位最多，但還是失去了以往控制會議、操縱選舉的力量。然而在5月31日召開的一中全會上，CC派仍達到了目的，在中常會的選舉中取得了勝利。當天上午改選中常委，蔣介石「所指定之加倍人數為五十人，就中選出二十五人，落選者為孔祥熙、鄧家彥，新加者有陳誠、張治中、朱家驊、張道藩等，結果為組織部系佔優勢，此亦總裁之政策所致也」。[93]屬於陳誠、朱家驊、張治中、吳鐵城系統的12人，多數未當選常委，熊式輝提出的2個名額雖然列入候選，但終以70餘票而落選，而「選出者類皆CC範圍中人」。[94]雖然改選後的中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員會、中央財務委員會，再加上組織部由CC所支配，但中央秘書處、中央宣傳部及海外部則由政學系把持，特別是改組後的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副院長翁文灝，外交部長王世杰，財政部長俞鴻鈞，交通部長張嘉璈，經濟部長王雲五，農林部長沈鴻烈等，均係政學系或準政學系分子，因此內閣中政學系亦佔絕對優勢，而CC系只有一位內政部長張厲生。
「六全」大會的選舉使得國民黨內各派力量重新洗牌，5月24日，熊式輝在日記中對日後的工作有如下部署：「以後一切政治問題三人[指張群、吳鐵城及熊式輝]先商討，以作成一種核心；對騮先、文白、辭修、健生、雪艇等須加強聯繫；對各方政治有興趣人才分別與之接觸；將來應辦一刊物；先共籌基金一千萬，交淬廉經放；各派一幹部，組織一行動組」。[95]5月31日，中常委選舉之後的當天晚上，熊式輝、張群和吳鐵城幾個政學系元老便在吳寓聚談，並對今後形勢進行全面分析，「以為此後黨務重心在CC，政治重心在TV（宋子文）」，他們還認為，5月24日之商議內容「仍當進行，經費配額改為A 300，B 500，C 200；人員派出定為：A汪，B盧，C徐；對TV前途加以推算，決定以不即不離態度應之」。關於熊式輝是否加入行政院之事，「張群主張甚力，其意見：一、為政治不宜與實際太脫節，太脫節則無以為號召；二、為個人不宜一味自為『清高』，因國家事不是一部分人所可包辦，政治事不是涇渭可以明白劃分者。行政院是英國責任內閣，反似戰時混合黨派之內閣，進入之，決不會被認TV為之人，且個人作政治事，與現實太脫節，不獨不足養望，其人事漸漸疏遠，必致與各方面關係由短少而致斷絕，由今日常委之選舉，可以證明資望與關係之重要」。熊式輝雖然以為張群之言只是「注重現實，計較利害」，故但亦答應容後考慮。最終大家「決定互相通信用密電」，並「注意遠東問題之研究，自治問題之研究」。[96]
抗戰爆發後，由於通貨膨脹，物資短缺，加之政府對財政經濟的干預，以致主管財經事務的官員手中權力日益擴大，以權謀私、官商勾結、貪污腐敗的事例層出不窮，引起輿論的極大憤慨，「倒孔」風潮此起彼伏。特別是此時美金公債舞弊及黃金提價泄密等貪腐大案的披露，以孔祥熙為代表的官僚資本更成為朝野上下攻擊的共同目標。反映在「六全」大會的選舉上，那就是孔祥熙、徐堪等財政官員的得票數目急劇下降。蔣介石和孔祥熙是連襟，雖然此時他已查出孔祥熙與美金公債等弊案確有關連，但還是想對他予以照顧，然而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對此只有憐惜，而無其他兩全之道也」。蔣的意思是解除孔行政院副院長的職務，但保留中常委，仍將其提為候選人。此事雖「甚煩惱，但為黨國計，不能不以公忘私也」，然「苦痛極矣」。[97]沒想到「此次大會選舉，中委在舊中委當選者，以庸之與徐堪為最低，而全會選舉常委且竟落選，其信望墜落如此，猶不知余往日維持之艱難也」。[98]因此「對庸之及果夫之氣度心理，不能為黨國與革命前度[途]著想，而徒為本身毀譽與名位是圖，尤以無一寬宏之幹部為全局、代我策劃與忠實勸戒者，將何以建國，完成上帝賦予之使命耶。想念及此，更增迫切之苦痛，茫茫前途，不知何以為計矣」。[99]宋子文與孔祥熙的位置調換應該說是順應了民意，即唐縱所說「孔之下台為國人公認之快事」。[100]作為孔的下屬，陳克文以為這標誌「政海波潮又呈一新局面。孔庸之先生至此不僅副院長地位已不存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今日選舉的結果，亦已落選。過去五六年政治上顯赫一時的要角，竟一蹶不可復振。此公年事已老，不知對此升沉之機，亦能淡然置之否」。[101]
此次會議還有一個重要的現象，那就是太子蔣經國的勢力已開始出現。雖然在正式確定選舉名單前，蔣介石已「決將經國不列入名單之內，以償其志願，以彼必不願列入也，而願提其母為候選人也」。因為蔣介石回憶起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孫中山不同意將他列入中委名單的往事，因此也了解蔣經國的用意。[102]但在提名中常委時，鄭彥棻、鄧文儀卻被他提名為候選人，雖然最終未曾當選，但僅憑鄭、鄧的資歷和地位，根本就不可能成為中常委的提名人選。原因很清楚，那就是他們二人是當時吹捧奉承蔣經國最得力的人。康澤以為這是蔣介石的一個方向，雖然可以理解，「不過使人覺得太自私、太不像樣了一點」！而且蔣介石認為「六全」大會之所以沒有開好，就是因為康澤等人從中搗亂。張治中曾對康澤說，總裁最近一直在罵你，已經有很多次了。康問張都罵些甚麼呢？張回答說，他罵你為甚麼還要把持三青團？是不是想要造反？雖然當年康澤等人是奉蔣之命籌建的三青團，但到此時，蔣為了培養太子接班，康澤的出路也只能是下台，出國考察了。[103]
大會結束後，蔣介石一方面認為「本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與第六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皆圓滿閉會，如期完成，實為國民革命之奠基典禮。從此本黨之統一基礎鞏固，而國家統一之機運，亦由此為其起點」。[104]但同時又對黨內分裂憂心忡忡，因為「無論黨、政、軍、教各幹部，不見有一人為公忘私、顧大局識大體、寬宏中正之同志。尤可痛者，乃皆各不相下，彼此互相攻訐，而絕無諒解與合作之誠意」，而「中央黨部秘書處與組織部所推薦之新委，更無中式者，幹部之無識無量，不能為黨國選拔其才，如此其將何以建國耶」？他甚至想到，萬一他「一旦中殂，則黨國紛紜離析，不知如何結局矣」。[105]
西南聯大教授馮友蘭也是出席「六全」大會的代表，會後他回到昆明，向同事們介紹了大會選舉的情況，「最初改定政綱，表現甚好；最後一日選舉中央委員，深使人失望」。會上「兩派明爭暗鬥不已，選舉法之數改，即由於此」。[106]原本對國民黨還充滿信心的朱自清等教授對此大為失望，他們認為「老頭子毫無主見，失去聲望，彼全然背棄自己之信念，遲早將引起反抗」。[107]而王子壯以為蔣介石「今日信任二陳，明日又易老朱，於黃埔系予以青年團之組織，猶恐其獨擅，更由其子蔣經國組織青年幹部學校以分其勢。於是紛然雜陳，內部鬥爭以起，更如何以領導民眾，應付共黨。故基層組織已成虛殼，上級紛爭愈演愈烈，因代表大會而更深刻化」。[108]而「蔣先生身兼黨政軍之要，自無暇顧及，而又不能悉心熟慮，以為黨樹立雄厚之基。若如此動蕩，黨人失望，向心力日減，則將來雖合力以對各黨各派，有不可能者，此今日黨的真正危機之所在也」。[109]唐縱也認為，「本黨在此次會議中完全表現為一保守性之政黨，而非革命性之政黨。查其原因，國民黨黨員大部分為公務人員，此種黨員在十餘年來一黨專政的長時期中，地位提高了，財產增大了，生活優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與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動搖其自己之地位」。[110]朱自清、王子壯以及唐縱等人的認識，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國內高級知識分子與黨內高級幹部的一種共識。
幾乎就在國民黨「六全」大會召開的同時，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也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的召開距中共「六大」已有17年的時間，其間中共的歷史發展及其內部組織均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了這次會議的順利召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最高領導層在會前曾進行了長時間悉心的準備，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發動延安整風，整頓黨的組織，這樣不僅徹底肅清了國際派在中共黨內的影響，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進行了嚴厲的整肅，同時也對黨內路線鬥爭作出歷史性的結論，最終統一全黨意志，真正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至高無上的領導地位。正如毛澤東在抗戰初期所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中共「七大」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成員雖然只有77人（其中33名為候補委員），在選舉過程中也不得不照顧中共歷史上各個山頭的利益，但他們都是經歷多年革命戰爭的洗禮和黨內路線鬥爭的考驗，更是絕對聽命於毛澤東思想的黨內高級幹部。相對於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總裁的職務，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絕對權威則更加牢固。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民黨的「六全」與中共的「七大」從落幕那時起，似乎就已預測出數年後決定中國未來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結局了。
（文章原載《史林》2018年第5期）
注释：
[1] 重要的研究包括陳存恭：〈中國國民黨六全大會中委會及中常會初探〉，載《國父建黨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第4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王良卿：〈派性政治與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第六屆中央執行、監察委員選舉為中心的探討〉，載《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1期，台北「國史館」，1996年；邵銘煌：〈為抗戰勝利而綢繆：中國國民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召開與歷史意義〉，載《近代中國》第219期，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
[2] 代表性的著作包括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張憲文等著：《中華民國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 如〈戰後國民黨對共政策的重要轉折—-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再研究〉，《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關於戰後對業外交及東北問題的激烈爭執—-中國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再研究之二〉，《民國檔案》2006年第3期；〈關於「官僚資本」的爭論與國民黨執政的危機—-中國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再研究之三〉，《歷史研究》2008年第2期；〈危機中的因應—-中國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研究〉，《歷史研究》2008年第3期。
[4] 王奇生：〈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嬗蛻與派性競逐〉，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5期。後來他又將其主要論點匯入其專著《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
[5] 如《吳鐵城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1968年版、《張治中回憶錄》，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陳立夫回憶錄《成敗之鑒》，台北正中書局1994年版以及《陳誠先生回憶錄》，台北「國史館」2004年版和《陳誠先生日記》，台北「國史館」2015年版等，均很少這方面的記載，據說陳誠夫人曾對其日記進行過篩選。
[6] 《蔣介石日記》（1945年1月1日、8日）。蔣介石日記目前暫存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本文引用蔣介石日記源自抗戰歷史文獻研究會抄錄之電子版。
[7] 《蔣介石日記》（1945年1月21日）。
[8] 《蔣介石日記》（1945年1月13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
[9] 《蔣介石日記》（1945年1月20日）。
[10] 《熊式輝日記》（1945年1月1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收藏之影印本。此外，洪朝輝編校之《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年版）亦摘錄了部分熊式輝的日記。
[11] 《熊式輝日記》（1945年1月17日）。
[12] 〈葉翔之分析六全代表中各派系力量的情報〉（1945年4月30日），載《檔案史料與研究》1997年第3期，第8頁。
[13] 《王子壯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10冊，第186頁。
[14] 陳立夫：《成敗之鑒》，台北正中書局1994年版，第225-226頁。
[15] 康澤等著：《康澤的回憶與下場》，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172頁。
[16] 《唐縱遺失在大陸的日記》，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頁。以下簡稱《唐縱日記》。
[17] 《熊式輝日記》（1945年1月20日、3月6日）。
[18] 《王子壯日記》（1945年1月18日），第10冊，第25頁。
[19] 《王子壯日記》（1945年1月23日），第10冊，第32-33頁。
[20] 《熊式輝日記》（1945年1月23日、2月1日）。
[21] 《王子壯日記》（1945年2月16日），第10冊，第62頁。
[22] 陳方正編輯校注：《陳克文日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下冊，第909頁。
[23] 《王子壯日記》（1945年2月16日「上星期反省錄」），第10冊，第64-65頁。
[24] 《陳克文日記》（1945年3月13-14日），下冊，第914-915頁。
[25] 《王子壯日記》（1945年3月17日），第10冊，第102頁。
[26] 《王子壯日記》（1945年3月17日「上星期反省錄」），第10冊，第103-104頁。
[27] 《王子壯日記》（1945年3月28日），第10冊，第117頁。
[28] 《王子壯日記》（1945年3月29日），第10冊，第118頁。
[29] 《蔣介石日記》（1945年4月1、16、21、23、24日）。
[30] 康澤等著：《康澤的回憶與下場》，第172頁。
[31] 《王子壯日記》（1945年4月2日），第10冊，第129-130頁。
[32] 《熊式輝日記》（1945年4月2日）。
[33] 《熊式輝日記》（1945年4月3、7日）。
[34] 《熊式輝日記》（1945年4月6、9日）。
[35] 《熊式輝日記》（1945年4月10、11日）。
[36] 《王子壯日記》（1945年4月11日），第10冊，第140-141頁。
[37] 《王子壯日記》（1945年4月25日），第10冊，第158頁。
[38] 《王子壯日記》（1945年4月14日「上星期反省錄」），第10冊，第144頁。
[39] 《熊式輝日記》（1945年4月18日）；又見林美莉編訂：《王世杰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上冊，第693頁。
[40] 《蔣介石日記》（1945年4月23、24日）。
[41] 王正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60冊，台北國史館2011年版，第239頁。下文簡稱《事略稿本》。
[42] 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版，下冊，第1008頁。
[43]《王世杰日記》（1945年4月23日），上冊，第694頁。
[44] 《王子壯日記》（1945年4月26日），第10冊，第159頁。
[45] 《王世杰日記》（1945年4月27日），上冊，第695頁。
[46] 《熊式輝日記》（1945年4月30日），又見《王世杰日記》（1945年5月1日），上冊，第697頁。
[47] 《熊式輝日記》（1945年5月3日）。
[48] 《王子壯日記》（1945年4月30日「上月反省錄」），第10冊，第164-165頁。
[49] 《事略稿本》第60冊，第474頁。
[50]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5日「上星期反省錄」）。
[51] 《王子壯日記》（1945年5月5日），第10冊，第171頁。
[52] 《熊式輝日記》（1945年5月5日）。
[53] 《唐縱日記》（1945年5月6日），第466頁。
[54]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6日）；又見同日《熊式輝日記》。
[55] 《王子壯日記》（1945年5月6日），第10冊，第173頁。
[56] 《王世杰日記》（1945年5月7日），上冊，第698頁。
[57] 《唐縱日記》（1945年5月7日），第467頁。
[58]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8日）。
[59]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10日）。
[60] 《唐縱日記》（1945年5月20日），第471頁。
[61] 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下冊，第1035頁。
[62]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9、10、11日）。
[63] 東南印務出版社承印：《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台北國史館藏，無出版日期），第773頁。下文簡稱《陳布雷日記》。
[64] 《王世杰日記》（1945年5月11日），上冊，第699頁。
[65] 《唐縱日記》（1945年5月12日），第468頁。
[66] 《熊式輝日記》（1945年5月13日）。
[67] 《陳布雷日記》（1945年5月16日），第774頁。
[68]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16日）。
[69] 《熊式輝日記》（1945年5月16日）。
[70]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17日）。
[71] 《陳布雷日記》（1945年5月17日），第774頁。
[72] 《熊式輝日記》（1945年5月17日）。
[73]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19日）。
[74] 《王世杰日記》（1945年5月19日），上冊，第701頁。
[75] 《陳克文日記》（1945年5月21日），下冊，第931頁。
[76]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19日）。
[77]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19日「上星期反省錄」）。
[78] 《熊式輝日記》（1945年5月19日）。
[79] 《徐永昌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8冊，第97頁。
[80] 《陳布雷日記》（1945年5月19、20日），第774-775頁。
[81] 《王世杰日記》（1945年5月21日），上冊，第701頁。
[82]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30日）。
[83]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21日）。
[84] 《王子壯日記》（1945年5月21日），第10冊，第176頁。
[85] 《唐縱日記》（1945年5月19、21日），第470-472頁。
[86] 《陳克文日記》（1945年5月21日），下冊，第930-931頁。
[87]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21日）。
[88] 《事略稿本》第60冊，第609-610頁。
[89] 《事略稿本》第60冊，第5頁。
[90] 《唐縱日記》（1945年6月3日），第475頁。
[91] 《陳克文日記》（1945年5月21日），下冊，第930頁。
[92] 傅錡華、張力校注：《傅秉常日記（民國三十四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版，第123頁。
[93] 《王子壯日記》（1945年5月31日），第10冊，第185頁。
[94] 《熊式輝日記》（1945年5月31日）。
[95] 《熊式輝日記》（1945年5月24日）。
[96] 《熊式輝日記》（1945年5月31日）。
[97]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30日）。
[98]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31日）。
[99] 《蔣介石日記》（1945年6月1日）。
[100] 《唐縱日記》（1945年5月31 日），第473頁。
[101] 《陳克文日記》（1945年5月31日），上冊，第935頁。
[102]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16日）。
[103] 康澤等著：《康澤的回憶與下場》，第176-183頁。
[104]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31日「上月反省錄」）。
[105] 《蔣介石日記》（1945年6月2日，「上星期反省錄」）。
[106] 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1945年5月26日），下冊，第1041頁。
[107] 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卷，第347頁
[108] 《王子壯日記》（1945年3月17日 「上星期反省錄」），第10冊，第103-104頁。
[109] 《王子壯日記》（1945年5月31日 「上月反省錄」），第10冊，第189頁。
[110] 《唐縱日記》（1945年5月31日「上月反省錄」），第47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