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和子由滝池怀旧》很早就曾读过，“雪泥鸿爪”的典故也已印在记忆里。一般用得较多的是前四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悠悠人生，飞鸿过境，爪印雪泥，雪下无痕，空旷苍凉，最易无端惹悲情，勾引起对过去及生命意义的无限思绪。若再见到后四句，“老僧已沐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上人困蹇驴嘶”，那历历往景更是涌上心头，但物是人非，好景不再，昨日走过的多少印迹，或许自己还记得一些，但能够真正留下的又有多少呢？这首诗既怀兄弟情谊，又诉人生感悟，其弟苏辙显然深有所感。他在回和的《怀渑池寄子瞻兄》中写道，“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苏氏兄弟互寄此诗时，已是人过中年了。中年后的诗中，岁月的痕迹总是很重，经历过人间悲喜饱受过名利洗涮后的那种深邃与了然往往自然流露，引人感怀。想来章开沅先生在不知多少次重读此诗时也被深深吸引，于是将其引到自序里。一翻开《鸿爪集》时，这首诗也引导我忘却时间的差距，让我能够将所了解的他历史与其思想融合起来，走向一个学者真实的内心世界，也走入逝的岁月河流中。如此，书中那些敏锐难抒的识见，那些波的宽^忧思，那些纠缠不清的冲突和激愤，那种开窗放人大江来令和激情，都踏破冰河人梦来。
这不是一个人的回忆，也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在《鸿爪集》中他以真实的笔触写下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行踪和思想，记录下了他在北美、日本和台湾的思见，他对史学、文化及诸多社会问题的思考，陪伴在侧的还有海外访史的文献收获和他自己的连篇故事。日记、演讲、杂文、故事一一开列，学术与社会的思考穿透其间，这部文集几成为他的“断代性”的人生小传与思想自述。尤为可贵的是，我们可以由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外萍踪了解
到大陆与海外学术交流史中的艰难历程。《鸿爪集》全书共分思言篇、萍踪篇、拾贝篇、故事篇四个部分，从总体上看，不论在时间或者是主题上，它都可以说是章开沅先生在1998年出版的《实斋笔记》的续集。（《实斋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实斋笔记》汇集其早年回忆、海外学记及一些学术杂文，在海外行踪部分，《实斋笔记》所记主要为20世纪80年代出访情况，本书则侧重的是1990年后的情况，二者可相互映照。在治史偶感方面，亦无重复，而是另有卓见。虽然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我还是喜欢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来读。至于起点，那就从孤鸿远飞的那一年开始吧。
改革开放以后，中外学术交流渐多，章开沅先生是较早走出国门的人文学者之一。1979年，他初访美、日，后又数次赴美、日、新加坡等国参加学术会议，与众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名家结下前缘。但均为时短暂，未能尽兴，即在耶鲁发现之贝德士文献亦无暇细阅，惟留牵挂。在1990年8月直至1994年间，他又先后赴美、日访学任教，此客居海外前后将近四年，令他自己也颇有海外浮萍之感。其实，青年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早使他“颇有感于自己也犹
如浮萍，随波逐流未知所已”，但所悟不深，及至耳）顿之年，“才明白如白驹过隙，生活的踪迹也无非如同飞鸿在雪泥上偶然留下而已”。（第2页）1990年的深秋，他寄住在普林斯顿社学院蟠音宿舍，这—座专门用以接待海外传教士的古色古香的，我孤身独居顶层，仰望蓝天白云，俯视芳草如茵，每日与松鼠、白鸽为伴，邻居全是素不相识的欧美白人”，这也行的感觉更为强烈，这样的寂静最令人感慨，“特别是秋雨连绵的深夜，更不免传统文士身世家国的感喟。”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忧心，无论身在何地，波澜总难平。恰好出国前在国内也遭遇到不顺境况，出国后又感受到中国在国际所受到的压挤，难免触目伤怀。“九万沧溟掷此身，谁怜海外一逋臣”，王韬的心弦又在他心中拨动起来。斯时，虽然在改革开放十余年后中国学界与西方学界的交流已经有所增多，但在实质上的学术对话则非常之小。在1990年前后的特殊时期，中国的国际处境更显孤独。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学术的交流。身置海外，这种感受更为真切。而自身与近代中国史学相依偎，客观上成为了一个桥梁的角色。他不仅有意识地放眼了解的是西方史学界关注的问题及观点，同时又不能不代表着大陆史学界的声音。在这种特殊情境下，他的北美羁旅、滞留扶桑就成为中外学术交流小史的映照了，而台湾情缘则恰当表现了海峡两岸学界间那种剪不断理还难的文化血脉。
四年之间，在研究教学之余，每日均有简单记事，章开沅先生言之为雪泥鸿爪，但对于当代史学而言，则是珍贵的史料。在其中，可以看见众多海外汉学名家的身影，了解到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的关注和态度，也了解在由隔离走向交流的过程中潜在的阻碍和涌动的大潮。1990年12月27日，始到美国就受到老友高慕辄（Michael Gesster）的热情接待，除偶览风情，更多时间则投入到学界的交往之中。（第123页）美国是一个各国学者交流的集中地，不仅有印度、菲律宾、日本及欧洲各国学者，就是大陆学者也偶有相遇。经常举办的专题报告所讨论的何题也十分广泛，中东问题、朝裔问题、日裔问题等，但中国大陆学者似多为短期访问，参与程度不是很高。这或许也反映了当时大陆与海外交流的真实程度，有所交流但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对话。但中国文化显然也具有极大的魅力，章开沅先生在各大学发表多场演讲，反响均极为热烈。在俄亥俄州大学演说对史学研究反思的相关主题时，一对老年夫妇还冒大雨开车百余里送两位年轻学者前来听讲，热心令人感动。海外学人自组织的活动也相当之多，对日索赔会仍顽强地坚持活动，表达着中国人的正义呼声。现在，国内的民间对日索赔与揭露日军暴行的活动正在蓬勃发展，想必也正是他们所期待的吧。
在美国的学术讨论中，大陆与海外学界既有互相参与但又仍存隔离的情形同时存在，这在辛亥革命及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讨中有所反映。1991年8月28日，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夏威夷召开。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也是海外及两岸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在1981年，曾举办了70周年研讨会，但两岸间没有形成对话。在80周年之际，在异国竟不期而遇，形成了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次“碰撞”。首次正面交流竟在第三地，这或许正意味着当时两岸学界的微妙之处。故章开沅先生与张朋园先生相见，均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感。在夏威夷大学中西文化中心，两岸学界意见分歧但并不妨碍热烈讨论，且历来歧见甚深之问题（如孙中山三大政策）渐有趋近之势，两岸学者已增进互相理解。（第136页）关于其中曲曲，今日看来，也成为两岸学者间动人的回忆。两岸及与海外学界之间往来频繁，共同促进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不料，在孙中山是否签署了辱国文件的问题上，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之间发生激烈争辩，政治与意气之争冲淡了学理和实证的讨论，最终不欢而散。（第137页）这虽是个例，但不论是在冷战刚刚结束后的中西学界、还是在大陆与台湾之间，都有政治的空气弥漫。学者个人不能超越国家和政治，但在具体的问题上，如果不能放弃政治意气，那么交流也是无益于学术的进步，反而由此引起了不愉快。如此相见时难别来易，只有一江春水枉东流了。
而在有关市民社会问题的研讨中，中国学者的缺位则凸显了缺乏学术交流所带来的问题。1992年5月9日，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召开有关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会。周锡瑞、黄宗智、魏斐德、罗威廉等都参加。罗威廉肯定中国明清以来已存在公共领域，而魏、黄等则表本否定，认为把17世纪英国、18世纪法国的情况套在中国身上是不妥当的。这场争论无疑只是开幕，在此后与会各家都发表了篇幅众多的文章来阐释他们的观点。但在当时，在海外学界激烈讨论中国市民社会问题之时，中国本土学者却由于信息交流太少，对于情况知道不多，真正参与其中的更不多。虽然这一问题的讨论到今天仍未有定论，但当时没有中国学人的参与问题的深入肯定受到影响。当时在座的章开沅先生评论说，“很多是在概念上兜圈子，对中国社会历史背景剖析似不够深入。”这话实为中的。当时，在章开沅先生倡导下，中国商会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关于商人社团的研究对于明清时期社会研究不仅是一个延续，也初步描绘了当时中国民间社会的组织状况。虽然不可实体化，但对于判定中国社会的市民社会的形态及其特性方面却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学术信息显然也未被西方学者所熟知。几年之后，不少中青年学者以近代商会及其他民间社团为主体，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透视，使大陆学者参与到这一讨论中来，极大促进了这一问题的深入。学界常言，言国外学者往往提出问题，而中国学者往往趋步解决问题，这是中国学界的悲展。但如果了解到大陆与国外学术交流几十年的中断、大陆史学曾受政治左右而停滞的实情，就更能领会近二十年的进步。只有在了解他人和外界观点的时候，才能在此基础上更上一步，所谓登高才能望远，正是此意。从现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虽然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的问题仍无定论，但围绕这一主题，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团体？究等方面的进步则是有目共睹的。
在此后，章开沅先生先后前往韩国、法国，与韩国汉学界的代表高炳湖、闽斗基，法国汉学家白吉尔、巴斯蒂交游。在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研究方面也有所得。1993年6月到8月间，他至日本访学。与前不同的是，交游讲学非常顺畅。数场报告与演讲的主题均围绕辛亥革命进行，先后做关于《孙中山与宫崎兄弟》、《关于孙中山研究之思考》，与井上清、岛田虔次、野泽丰、小滨正子等新旧老友交谈极其和谐，并多有讨论。大致所交游者多为日本较有影响的左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有着较为理性的认知。个人之感情当然能够消弥分歧，但如果不能够真诚相待，真正的友谊也难以建立起来。或许至1993年，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又有所深人矣。
1993年8月到1994年4月间，章开沅先生在台湾，“从美国一到台湾就又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第189页）海外飞鸿的感觉或许因此倍减，与蒋永敬、张朋园、胡春惠、张玉法等老友相聚也份感亲切，但由此引来有人“侧目相看”则表明两岸间那湾浅浅的海峡并非可以凌空飞渡，两岸关系仍然可能影响到学术交流的正常进行。虽然他并非首次到台湾，与台湾史学界也并非不熟悉，但仍不得不承当大陆学者“代表”的角色。能为“代表”，在平常为光荣，但在当时境况下则只会感到压力。1994年9月9日在国史馆主办的第二届民国史专题学术会议上，得蒋永敬先生悄悄劝告，你是会上唯一大陆学者，大家都看着你，须注意形象。”此在蒋先生来说自为挚友之忠告，以建立章先生及大陆学者在台湾学者心目中的正面印象。于是遂换新购西服且系领带，居然容光焕发，风度翩翩，席间讨论也反应热烈。（第178页）9月18日，他在政治大学历史所上课，群贤毕至，老少咸集，显然也不无“物以稀为贵”的原因，不少是抱好奇的心态来的。章先生笑谈：“你们大概很少见过‘中共’，我就是‘中共’，‘中共’，可怕吗？”有调皮女生答曰，“老师很可爱。”于是哄堂大笑，气氛顿时活跃。（第179页）大概在90年代初的台湾，两岸由于政治原因，交往太少。在台湾，由于官方的宣传，对于大陆的政治及学术都有着片面的认识，特别对于新生代的青年学子来说，大多以为大陆学者都是思想僵化的共产分子，难得见到如此富有人情味和个人魅力又具有学识的‘中共’。而一旦亲眼得见，亲耳聆听，中共也是很可爱的，自然也就容易进行下一步的思想交流了。1994年9月29日，适逢农历中秋节，章开沅先生受张哲郎先生及东吴大学，长张京育之邀，至张校长家过节，又谈及两岸关系。章开沅先生言，两岸关系还须经济、文化交流先行，渐进积累然后政治之认同、整合才能水到渠成。此言毕，更因此家庭式聚会，使旅外三年多的章先生倍感同胞温馨。此后，又相继做大陆学者看台湾、大陆师范大学的发展方向等相关报告，以介绍大陆学界之情况及其对台湾的认知，以使台湾学者知大陆情状。而在学术讨论中涉及到中国、国家认同等相关问题时，大家为避免牵连政治，节外生枝，往往有意回避。更有民进党分子将政治敌意带到学术交流会上，引众人侧目，实属可悲矣。在台期间，或许此类问题始终如梗在喉，便如一家人本和睦相亲，却因某种误会影响交谈，虽与老友会谈不须避讳中国或统独问题，甚至可以共同探讨，但在更多时候，却是对两岸前途的忧心忡忡。
这种情况也许不仅在学术界，但也许独史学界为特殊。史学本为中国之传统学科，也是与中国文化传统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之一。史学研究者对于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犹过于一般社会之人。在台湾，对于老一辈的学者而言，中国不仅是其研究的对象，也是其文化记忆与感情的归一。錄代史领域，两岸学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研究课题，在广泛领域内存在着频繁对话的机缘。因此，在史学界，两岸间的文化联系更应过于陆而流于海外的学人，以能够魂归故土为命之所寄。钱穆先生之夫人在章先生赴美前数月，曾通过其在华中师大任教的亲戚找他，说钱先生非常想回大陆看看。章先生立即委托学校有关人员办理学术邀请，但可惜钱先生因迁新居不适，未久即患病仙逝。（第187页）章先生在台湾钱先生之素书楼言及此事，闻者感怀。但反而观之，在史学界，可能存在的冲突也会大于一般领域，统独问题也更会影响到其学术交流。在民进党等台独分子的有意破坏下，两岸学术交流时时受到阻碍。自90年代至今，应该说台独势力嚣张的同时，和平统一派的力量也在壮大。在香港、澳门回归之后，台湾学人的这种文化思乡也许更为强烈，两者学术界的交流之潮也具有更大的力量。不论是理性的大陆学人还是台湾学人，大多数都能够有意识抛开台独的干扰，在中国文化的领域内互相切磋，共谋发展。
海外萍踪的数年，在今天已成为回忆。而由章先生回忆的点点滴滴，我们则能够了解到大陆学界海外学术交流史上曾走过的历程。章先生在1990年代之初在海外的孤寂感是复杂的，不单纯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在美国学界讨论中国问题时大陆学者的缺位，在韩国机场的不公正待遇，在台湾时受台独分子之侧目，这不是章开沅先生个人的遭遇，而是海外中国的遭遇。这里，90年代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恶化、长期封闭造成的文化闭塞、缺乏交流而使海外对大陆产生的误读，都纠缠在一起，使身在海外的学人不能不起传统文士的身世家国之叹。好在他是一个具有文化自信的人，他参与到有关近代中国辛亥革命史、市民社会问题、教会大学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并将有关讨论情况介绍到国内，促使相关问题的研究。他还以极具个人人格魅力的演讲，展示了‘中共’的形象，打通了与海外学界的隔离。再观今朝，大陆学界与海外学界的对话更趋频繁。他此后又多次出访，好在不再会被当作‘中共’，共同感兴趣的主要是学术问题，或者也在于个人的吸引力。但当初的飞鸿雪泥绝没有湮灭，泥上指爪早已成为历史的足迹，成为了他自己和大陆学术史上共同的故事。
就近代中国史研究而言，中外交流则具有别样的意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界与国外史学界就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近代意义上的史学学科的建立及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史学的影响。而作为研究对象的近代中国史，本身就是一部中西交通史。在近代化的进程中，西方世界既是近代中国不可回避的外力，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见证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如果缺乏了西方的有关史料加以印证，显然是不完整的，也可以说肯定会是缺失的。要避免这种情况，在封闭的状态下显然不可能达到，章先生在1979年赴美日等国访学，除了学术观点的交流，更大的一个目标就搜寻海外中国史料。I988年，他在初访耶鲁大学时，就已有了相当的发现。但在当时，限于时间，未能一一细阅。1990年访美后，得以充足时间阅读耶鲁大学图书馆有关中国的丰富收藏，并进行了整理。部分情况在《实斋笔记》里有所介绍，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耶鲁大学神学院所藏之贝德士文献。关于贝
德士文献，在《从耶鲁到东京》一书中有更为详细的介绍。《鸿爪集》中又介绍耶鲁所藏其他相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献，包括近代中国最早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少数先驱者之一的容闳私人文献，足以弥补容闳在美学习与工作文献之不足。（第197页）此外，还有1988年间在该馆特藏室所见之《同文馆题名录》，为1879年刊行，极为罕见，对了解同文馆的办理情况极具参考价值。（第304页）在该室还翻检出1890年学堂教科书委员会之工作报告，足补近代教科书沿革之名目。还有他的老师贝德士文献中的其他案卷。经章先生介绍，贝德士文献已举世闻名，大家都了解到贝德士文献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载，但贝德士文献不仅于此，还包括其他部分。其中包括贝德士与费正清的交往信札，还有贝德士与早年来华基督教学者谢扶雅的来往信札，时间虽然都是在贝德士离华之后，但其中颇多关于中国教会大学史的探讨，而贝德士、谢扶雅等本身也是来华基督教及教会大学研究的对象。（第215页到250页）《鸿爪集》还介绍了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史扶邻（Harold Z.Schiffrin）、法国近代史研究名家白吉尔（Marianne C.Bergere）所赠之辛亥材料，分别为英国及法国档案馆的原始材料，对于了解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环境及西方国家的反应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从耶鲁的藏档里，我们不仅得以了解曾经在中国工作学习的来华基督教学者的生平，得以了解南京大屠杀的更多细节，还了解到许多动人的故事，就象“南京帮”的故事。（第383页）它告诉我们，在近代中国，除了侵略者，还有一些来华外国人对于中国有着第二故乡般的感情。对于他们，我们也应该去了解，去寻找。近年来，由于学界开放与交流的增加，不仅观点的对话增多，许多学者也走出去，广集资料，从而“发现了许多曾经遗失的历史”，纠正了许多错误的认知，发现了许多未知的领域，也使我们的历史更为完整。
在行踪遍天涯之际，他的思想也游历于史学与社会之间，思考着许多问题。这些思想，大多反应在他为一些著作所写的序言或者学术会议的演讲之中，有些在海外就有所阐述，有些则在近年提出。确切的说，他更多时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史识和敏感来反思史学，反思社会。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史学已经、正在并将继续遭到冷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不少历史学者由此埋怨社会冷落历史，或者认为历史无用。要想史学重归三代或者文革时期的荣光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正常的。但是史学过于受到冷落仍然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其根源乃在于人类文明业已生病”，在于重科技轻人文的社会缺失与道德滑坡。面对这样的难题，“历史学家不应单纯埋怨社会冷落历史，而首先要问自己是否真正理解历史的价值，自己是否已被历史的永恒魅力所吸引”，他倡导，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必须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这是一种大家气象，摆脱了对于历史的功利观念，他强调要着眼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来献身于历史学的发展，以史学参与社会。（第10页）另一方面，史学界又需保持独立的品格，这又是如何谐调呢？在他看来，史学有着独立的品格，而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就在于诚实，求实存真。史学的诚实首在于实证，实证首在史料，史料不仅在量，更在于质，由此才能够获得有原创性的成果。要达实证还需切实把握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史事进行认知与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学风不能屈于世风。80年代以后，政治对史学已渐宽容，但又遭到商品大潮更为猛烈的冲击，真正专心致志坚持在漫无边际的史学海洋中执着远航的人，为数已经愈来愈少。加以现行学位制度与职称评定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学术领域的急功近利导致率尔操觚之作泛滥，而直接的或变相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烈。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膺著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重提史魂，重建史德，诚实治学，正当其时。不能因世风坏而下学风，学风应为世风之先导，“如果学风随世风而倶坏，这个社会就无可救药了。”（第14页）
在史学需走向社会之时，作为历史学二级学科的中国近代史也需要走出中国近代史。在辛亥革命研究的问题上，他早就提出要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这同样适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整体发展。社会变迁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中国近代史不能够局限于80年或者是110年，在基础知识与学术视野两方面要上下延伸。而横向会通的意义更为丰富，中国近代史既要关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要关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在学术科际整合层面上言，也需要重视相关学科与史学研究的方法互动。“总之，上下延伸是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横向会通是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而走出的目的又都是为了回归中国近代史。（第21页）以此为衡，他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各个领域的研究也主要是在这两个进行突破。自辛亥革命史起点，拓展到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由阶级研究，到个体、群体研究，从总体上不仅注重到了历史的连续性，也由模糊的阶级逐步深入到更为具体的层面，以求立体展示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基督教会及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则是侧重于从中西互动的角度来拓展研究空间，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研究是他以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参与社会的精神实践。
作为史学家，他的研究对象涵括官、绅、商、学和传教士，不过，对于自己，他显然更乐于做一个学者，一个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是社会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应该反馈社会，对社会承担责任。或许可以说，没有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但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是有局限的，不论是1949年前还是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个性都受到压抑，其“历史使命感大多表现为追求国家独立富强的自觉，但难以表现为对个性解放与维护人的价值及尊严的强烈请诉求。”（第64页）在世人眼中，中国知识分子较多逆来顺受柔韧性，但缺乏独立的批判精神。较之辛亥与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当代知识分子还有相当的“逆差”。可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及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随着对外开放与中外交流的进程，一部分知识分子既能禀传统士大夫精神为家国献身，也从西方有良心知识分子汲取营养，孕育着更具有社会良心与批判精神的个性品格。他在诸多方面也在实践着这一准则。本书收录他关于世纪意识的思考即为其例。2000年前后，世界各地均以极高热情庆I欢迎新世纪来临，但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更多的是一个总结与展望的时节。1994年春，他在应台湾联合报邀请为台北中小企业家I的演讲中，就提醒听者，自19世纪以来，这个跨世纪可以说是中国人迎来的最好的新世纪，中国面临着二百年来绝无仅有的振衰起|敝的大好机遇，但夜长而梦多，欲速则不达，话虽不中听，但提醒我I们在21世纪，“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所忧虑者，并非强大的外敌，而是本身的分裂，两岸当局能否搁置政治争论重新整合关系到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大计的成败。这番反思，相信深为台湾企业界所认同。2001年，在香港浸会大学“纪
90周年研讨会”上，他再次反思世纪意识。在辛亥一代人，“世纪意识的萌生，从一开始就与深沉的忧患意识结合在一起。当前，辛亥那一代人的理想，已基本实现，但二十一世纪一开始带来的就不仅是和平与发展的吉祥旋律，而且还有战争与恐怖等凶险警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所为之奋斗终身的三大任务仍然有待于继续完成”，（第75页）反观历史，不能不使我们更清醒。不仅辛亥的遗产，而中国历史的遗产，更弥足珍惜。而对于日本右翼分子有意篡改历史、遗忘历史的行径，他就不能不感到痛恨。一日不能还历史以真实，还中国以公平，他的取证就会继续下去。而在他精神的感召下，更多的历史学者更多的知识分子更多的中国人会认识到这件事情的意义，会参与其中。对于中国，这些都是前进的力量。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上人行往如织”，章先生在出行路上的孤寂和艰难今天恐怕也很难体会到了，现今大陆与海外学界的交流已为平常事，而学术研究的视野也更为开阔。在学者与学术之间，似乎从来都是一体的。当学者局于一域之内，或受到政治的阻碍，自然就难以打开思想的世界，共谋学术的进步。近代中国史学要持开放的态度，走出中国，方才能够找到更广阔的舞台，使中国文化在交流中发展。而史学的研究，也要走出史学，走向社会，超越历史，促进中国与整个人类人文价值的丰富。在跨过世纪之后，世界并没有一夜间改变；但抱着这种期待，寻找史学、人文和社会中的真实价值，继续已开始的路，也许是学者在这个世纪应该思索的。
本文刊于《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章开沅先生八十华诞纪念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