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共空间是观察社会关系的极好场所，在这些地方，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生活在下层的人们——进行着日常的生活。但在中国，城市公共生活的研究却长期为城市史学者所忽视，通过对中国城市空间的研究，可以更进一步揭示出民众与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把研究焦点转移到一个具体更小的公共空间，即20世纪成都街头文化和茶馆，把这两个微观研究对象置入中国城市史研究这个更宏观的语境中，对都市大众文化的研究进行若干反思，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城市下层民众和精英的理解。要全面了解一个城市，需要进入这个城市的底层，探索这些组成城市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单位，考察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这些细节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城市民众与公共空间使用的相互影响，使成都街头文化和茶馆文化在20世纪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研究这些变化，可以进一步理解改良者和改革及其他政治运动，是如何影响普通民众、精英与国家之间关系这样的宏观问题。
关 键 词：中国城市史 公共空间 街头文化 茶馆 成都 微观研究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因其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因而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欧美城市史学者对公共聚集场所，诸如咖啡馆、酒馆、酒吧等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在那些地方，陌生的人们聚集并交流信息，进行家庭和朋友之外的公共生活。①此外，公共空间还是观察社会关系的极好场所，在这些地方，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生活在下层的人们，进行着日常生活。但在中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中，城市公共生活的研究却长期为城市史学者们无视，②而这个课题却是我近年研究的重点，我希望通过对中国城市空间的研究，更进一步地揭示出民众与公共空间、街头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从90年代初起，我的研究范围逐渐缩小，从整个长江上游区域，到街头文化，最后到茶馆。在《街头文化》一书中，我使用“街头文化”这个词代表街头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活动，诸如店铺的装潢、幌子、民间艺人表演、庆祝活动以及人们在街头的谋生方式等。③现在，我进一步把研究焦点从一般的公共空间转移到一个更具体、更小的公共空间，即研究整个20世纪成都的茶馆和公共生活。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的考察，来看成都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变迁。④在这篇文章中，我即试图把街头文化和茶馆这两个研究对象，置入中国城市史研究这个更普遍的语境中，以对都市大众文化的研究，进行若干反思。
成都地处内陆，近代以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与沿海城市比较受西方冲击相对较少，因而保留了更多的传统。我希望以研究成都的街头文化和茶馆为契机，来进一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中国城市史和文化史的理解，并借此回答以下的问题：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有何关系？谁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占据者？普通民众是怎样使用公共空间的？邻里和社区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和公共空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在公共空间中，下层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关系是什么性质？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是怎样交互影响的？这些问题对于认识中国城市十分重要，但仍缺乏研究，我相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理解。
至今，大多数中国城市史的研究集中在政治事件、商业、经济、国家和社会、城市控制和管理等问题，却缺乏对城市基层和社区生活的了解。⑤通过对成都的研究，我试图将城市史研究的重心从沿海转向内地，从大时间转向日常生活（特别是公共生活），从社会上层转向下层（特别是社会的最底层）。通过考察城市公共空间和大众文化来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探索成都的一般民众、社会改良者以及地方官如何通过公共空间的使用来改造大众文化。在对成都公共空间的研究中，我希望这个转变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了解中国城市和近代中国。
一、从沿海城市到内陆城市
中国的城市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学界少有研究涉及这些变化是如何改变公共生活的。过去二三十年内，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若干如上海、北京和汉口这样重要的城市，认为这些城市反映了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一般状况。⑥这些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城市和城市精英的理解，但是却使我们对普通百姓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知之甚少，尤其是关于他们的公共生活。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结构复杂，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在关于市场网络和地方社会结构的经典性研究中，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强调了地理环境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他指出地方市场的发达反而缩小了人们与其市场网络外的经济交往，并由此影响了文化的多样性。⑦施坚雅的模式启发学者们进行不同区域的研究，但是城市史的学者们却仍把注意力放在一些主要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汉口等这些全国性的经济、政治和交通中心。中国的腹地城市虽然有着独特的传统，也是研究历史和文化的极好对象，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备受冷落。⑧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亦为四川盆地的中心，四面群山环抱，处于长江上游相对封闭的地区内。⑨直到20世纪初，从中国东部到成都的旅途仍然十分不便，尽管不再像唐代李白所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交通闭塞的状况仍未得到真正改观。因此，直至晚清时期，相较于其他沿海的省会城市，西方对成都的冲击并不明显。根据Isabella Bird在1899年的观察，那时的成都“几乎看不到欧洲的影响”；直到20世纪20年代，巴金在其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家》中，仍把成都描写成保守和专制的代表，而把上海视为现代和自由的象征。⑩当然，这样一种认识所反映的是一些新的、西化的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当他们热切拥抱西方文化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着猛烈批评的态度。不过当时人们对成都的这种印象，也的确反映了成都社会变化相对缓慢这样一个事实。同时也正是由于成都所保留的传统文化较之沿海、华北以及华中的城市多得多，对历史学家来说其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
20世纪90年代初，学者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成都，相关的中英文著作也开始相继问世。如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的著作《文明进程中的成都》（Civilizing Chengdu）其主题是“考察成都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历史”，揭示那些试图以新政策来控制人民的地方精英和精英改良者的“动机和行为”。司昆仑分析了精英的思想和活动以及市政改革和精英政治，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著名人物身上。他强调了成都城市改良的两个高潮（即新政和1920年代），并仔细观察了改革的动力和变化的程度，她认为成都在这一时期“最大的改变可能是对市政管理的认可”。（11）与司昆仑的研究一样，我的研究也分析改良问题，但焦点却在于这些改革是怎样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如何影响那些下层民众的街头生活。如果说司昆仑强调的是精英改革的组织和管理，那么我的兴趣则在于考察那些新的规章是如何在公共场所和街头实施的，并试图揭示，这些变化怎样影响了人们的公共生活，当他们所居住的城市由相对自治、邻里互助、缺乏专门权力机构管制的地方，变为一个正式的市政官僚机构控制的城市时，底层民众又是如何回应这个巨大转折的。
二、进入城市的底层
要全面地了解一个城市，需要进入这个城市的底层，了解这些组成城市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单位。街道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它不仅承担着城市的交通责任，而且为城市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平易近人的场所。在中国城市拥有现代城市设施之前，街道满足了人们各种各样的需求，可以说其是邻里和社区最有用的公共空间。（12）
“街”（street）是人们共用的公共空间，是我《街头文化》一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同时，在这个研究中，我还使用“邻”（neighbourhood）和“社”（community）的概念。这三个词非常接近，有时相互重叠或紧密联系，并都具有物质空间和抽象观念的内涵。首先，它们都涉及了人们所居住的特定范围。在中文辞典中，“街”的定义是“两边有房屋的道路”，与“街道”的意义完全相同。此外，由“街”还构成了许多其他的汉语词汇，诸如“街坊”“街市”“街头”“街头巷尾”等，这些词将经常出现在本书所使用的资料当中。但在历史语境中，其含义却远远超出位置和空间的范围，经常体现的是居住在这一区域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街”一般是指一种物质性的空间，那么“邻”和“社”虽也具空间的含义，然其更多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邻”的通常定义是“居住在附近的人家”，并发展有“邻里”和“邻居”等词汇。“社”也有两个基本含义：在古代，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在今天，社是组织化的结构。“社”的前一个含义发展成为“社会”（society）和“社区”（community）。虽然一些英语辞典把社会和社区都定义为“组成为一个整体的人群”，但“社会”的含义却非常之广，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在我的城市研究中，我虽然不得不使用“社”这个概念，但我更倾向于用“社区”这个概念较为狭义的词。更准确地说，中文的“社区”表示的是一个包括许多街道和邻里的区域以及居住在其中的人们。因此，我更倾向于采用《韦伯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对community的定义，即“那些享有同样权力、权利或利益，居住在同一地区受同一法律和规章管束的人们”。总而言之，从街道、邻里到社区的转变，是一个空间含义逐渐减少而文化含义逐渐增强的过程。
“街”的概念（如“街坊”“街邻”“街众”等）在人们之间培育了“邻里纽带”，强化了人们关于城市共同体的意识。而城市的街头则是该城市的过去和现在的最明白的表达。在中国，一位外来者可以通过观察城墙城门、街头巷尾、店面装饰、小贩摊点、公共庆典等特征，把一个城市与其他的城市区别开来。因此，对城市街头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该城市的居民和他们的日常生活。（13）
关于成都的研究，我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普通民众身上，力图揭示下层人民是怎样理解和使用街头的，并从他们在街头的经历来阐述其所传达的文化内涵。迄今为止，西方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精英阶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精英身上，而对于日常公共生活——中国城市社会最常见和引人注目的现象——却知之甚少，对腹地城市更是缺乏了解。在我关于街头文化的研究中，“城市民众”（urban commoners）主要是指那些普通市民。（14）虽然他们的名字在历史上早已被忘却，但他们曾经却是街头的主要占据者，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城市街头文化。正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指出：“遗憾的是，我们对那些巍峨的王宫的知识多于卖鱼市场。鲜鱼装在水箱里被运到市场，在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的狍、野鸡以及山鹑，我们在那里每天都可以有新的发现。”（15）这种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已有知识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布罗代尔所批评的对欧美历史的研究中，而且也是中国历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而这也使得关于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考察更为重要。
普通民众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占有者，他们将城市的公共空间作为他们的市场、作坊、舞台、栖身之地以及社会交往中心。在这里，“公共”（public）和“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两个词可以有多重含义。在西方，“公共”是一个发展着的词，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16）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罗威廉（William Rowe）考察了“公共”一词在中国语境中本身的变化，以及其与“公”这个字关系的发展演变。我关于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研究采用了“公”最基本的含义，即“面向公众”或“公众分享”。（17）同样，“公共空间”，即城市中对所有人开放的地方，“公共生活”则为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日常生活。P.杜理斯（Perry Duis）把城市空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真正“公开”的地方，像街道、路旁、公园、以及公有财产等；二是私人所有的地方，诸如企业财产、私人住房等；三是介于“公”与“私”之间的、可称之为“半公共”（semi-public）的地方，它们“由私人拥有但为公众服务”，像商店、剧场、咖啡馆、理发店等。（18）
我的研究所讨论的“公共空间”包括第一种类型，特别是涉及街头空间的讨论，同时也囊括了某些与街头有密切联系的第三种类型，如店铺、茶馆和戏园等。成都的茶馆生活是对街头公共空间的延伸使用，即使在今天，成都的茶馆仍然是观察人们社会联系和行为方式的最好地方之一。此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人们和他们存在的空间之间的关系，随着个人社会身份的变化而转换。例如，小贩可能白天把茶馆作为卖货的市场，晚上又将其作为社交的场所；民间艺人会把街头当做舞台，而那些“流民”则将其作为暂时的小憩之所或栖身之地。在此过程中，个人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发生变换，从而反映出普通人和公共场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由于缺乏官方控制，城市的街头为市民娱乐、社会交往以及谋生提供了许多机会。成都历来都是为各色人等的居住地，这种城市人口的多样性有助于形成活跃的街头生活和街头文化。对于下层民众来说，街头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和娱乐场所，因为街头比其他任何公共空间都更易于他们得到和使用。（19）此外，在这里，普通民众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谋生。而那些生活条件差、休闲设施缺乏的人们，也可以在街头巷尾或简陋的茶馆等公共场所，找到廉价的娱乐。在成都的方言里，于社会底层长大的小孩儿甚至还被叫做“街娃（儿）”。贫穷的人们能普遍认识到，他们在那些高雅的室内场所是不受欢迎的。即便他们没有被驱逐，其他的顾客也会以鄙视的眼神或怠慢的态度来羞辱他们。然而，在城市中，无论是豪华的街道上，还是狭窄的小巷里，这些贫穷的下层人们都会感到较少的社会歧视与敌意。事实上，成都下层居民的生活和做工经常是在同一区域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密切接触，逐渐在街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20）在邻里或街道上，人们彼此认识，而在遇到不认识的陌生人时，他们就会仔细地观察和打量。当然，在这些地方，流言蜚语也易于传播，人们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隐私。但也正是这样的亲密关系，给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
虽然普通民众是成都街头的主要占据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精英对之就没有兴趣。成都是许多“有闲阶级”的居家之地，诸如退休官员、城居地主、有科举功名者、学者、业主和富商等，但他们竭力使自己与下层民众保持相当的距离。精英人士很少在街头公开露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而是因为受到风俗习惯和社会地位的限制。精英们不愿出现在两旁排满了下层民众简陋房屋的又脏又乱的街头，而在街头观看表演或是与下层观众混在一起，也是会被社会所难以接受的。相反，他们常去的地方是街边豪华的店铺和幽雅的茶馆。富有家庭想要娱乐，也不用到那些下层人聚集的地方凑热闹，而是可以请艺人到家里唱堂会。一般情况下他们也不允许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儿，贸然进入公共场所。当然，传统的公众节庆活动除外，因为在这样的时刻，出现在公共场所的要求，对于阶级和性别的隔离不像平时那么严格。
在关于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研究中，除了应仔细地区别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不同之处外，也需要意识到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一些学者强调其同一性，指出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它可为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所接受。对于此，B.麦克格尔（Bonnie McDougall）认为，精英和普通民众处于同一文化连续体的两端，这个文化可以超越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同时，R.司马富（Richard Smith）也指出：“前现代中国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其文化的同一。”他特别注意到大众娱乐的形式，从打球到麻将，都共同为精英和大众所接受和推行。（21）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分离，认为虽然正统文化在教育和其他组织机构中占主导地位，但精英阶层竭力控制下层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的努力却并不十分成功。由于中国地域广袤，国家权力很难深入到那些分布在偏僻地区的无数村庄中，因而在那里，精英们也很难有效地实施他们的文化霸权。对此，林培瑞等相信，大众文化的“意识、思想和实践的产生至少部分是不受国家制约的”。此外，罗威廉也强调：“当研究公共活动时，我们应记住儒家传统与大多数大众宗教（以敬鬼神安抚灵魂为中心）和大众文学（如吟唱和评书）是相分裂的。”（22）对于中国文化中的精英与大众文化，我认为，它们的同一和分裂实际上是共存的，并且在公共生活中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十分复杂，同时这种关系还会根据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此外，尽管我认为大众文化可以同精英文化共存，但大众文化却在很多方面都异于精英文化并经常与之发生冲突，而这也正是地方精英为何加入国家发动的对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改良和控制运动中的原因。
三、茶馆的微观历史
虽然茶馆生活是揭示中国社会、文化、政治演变的重要研究对象。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从微观角度了解成都城市的发展，而且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城市以及中国城市社会与中国政治之间的联系都将有所裨益。在我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中，试图回答：当大多数传统的日常生活和休闲方式消失后，为什么茶馆能够在困难的社会环境中幸存并更加繁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节将考察成都的茶馆与茶馆的历史，以及茶馆作为一个经济体所传达的文化意义。（23）
研究下层民众要求我们仔细考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这些细节看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微观历史的研究取向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城市的内部，去观察普通民众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在一些地区（例如欧洲）的社会和文化史研究领域中，这种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4）但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却基本阙如。对于成都茶馆的考察给我们提供了把城市社会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的机会。虽然，我们难以像C.金斯伯格（Carol Ginzburg）那样利用系统的档案资料中的一个案例来对事件进行深入地分析，（25）但仍然可以通过挖掘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茶馆——的各种记录，加以详细的叙事，来重构过去人们公共生活的历史。
事实上，在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没有其他场所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在中国，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成都那样有如此多的茶馆，从晚清到20世纪中叶，成都的茶馆一直维持在500-700间左右，而同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不过拥有200间茶馆左右。（26）在关于茶馆的研究中，成都的茶馆并非仅是一个为大众聊天、放松、娱乐提供休闲的地方，其所表现的休闲生活方式不过是成都社会生活的表面现象，而茶馆更是成都居民多功能的谋生场所以及地方政治的舞台。彼时，为普通市民提供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为数不多，茶馆便是其中之一。即使是在社会发展的后期，诸多“现代”休闲空间出现之后，茶馆仍然是人们消费能够承受的并作为其最主要活动空间的公共场所。在那里，人们扮演着各种各样的公共角色，并由此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成都茶馆文化。
我试图对成都的茶馆进行全面考察，从怎样经营、职业公会、工作场所，到茶馆生活，包括茶馆中提供的娱乐、政府发布的关于茶馆的政策等，并揭示茶馆作为一个典型的小商业，怎样与城市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考察其在城市生活中独特的活力和文化。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有三个目的：其一是考察茶馆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其二是其对成都城市居民，特别是底层人们日常休闲的作用；其三是它们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在关于茶馆的具体研究中，首先，我强调小商业无论是在晚清还是民国时期的成都都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店铺能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在成都，茶馆不仅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经营方式，而且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日常文化。我还指出茶馆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问题，考察茶馆与顾客、茶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分析茶社业行业公会和茶馆工人工会的角色，观察它们是怎样成为地方政府与行业之间、地方政府与工人组织之间的中介。
其次，考察了成都茶馆在人们交往和社区或邻里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在晚清、民国还是新中国时期，各种社会集团都会利用茶馆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他们或以茶馆为市场，在那里做大小的交易；或以茶馆为舞台，提供和得到娱乐。因此，在茶馆的研究中，我还将考察不同的社会集团、行业、性别在不同时期是怎样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的。
第三，通过分析茶馆里的冲突、控制和权力斗争，揭示政治是怎样表现在茶馆这个舞台之中的。由于茶馆在成都居民中的特殊地位，无论三教九流，总会在茶馆聚集，因此政治的变化，总是清楚地反映在成都的茶馆中，而茶馆也由此成为一个政治舞台，以及国家和地方政治演变的风向标。无论在哪个时期，政府总是关心城市的公共秩序，并公布了许许多多关于茶馆的规章制度，其中包括的内容从茶馆的数量到到营业时间、卫生条件、公共行为等。而在抗战和随后的内战时期，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利用茶馆为政治目的服务，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许多政治中出现的新因素都影响到了茶馆里的日常生活。同时，经济、社会、政治状况的恶化，以及国家日益强化的控制，也都反映在茶馆生活中，特别是反映在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中。这样，成都的茶馆便成为外面大世界政治变化的集中体现之所。
从上面可以看出，茶馆的研究探讨了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相关问题，通过对不同时期茶馆经营与茶馆生活的讨论，来揭示茶馆与顾客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茶馆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问题。此外，通过对成都茶馆的研究，我们还可以此来探寻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时常在地方政治中体现。同时，也可循此研究下层民众内部之间的关系。上述所要研究的关系是如何在公共生活、日常文化和普通民众交流的地方——茶馆中体现的，是关于茶馆研究的关注重点。（27）而且，在关于茶馆的研究中，还应该以商业的角度来考察茶馆，包括其生意的运作模式、管理策略、其与公会之间的关系和其内部的雇佣关系等。我们对现代工业和大公司的运作细节都知之甚详，但却不甚了解彼时城市中的小商业是如何运作的。因此，本研究便着重探讨了与其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茶馆的资本、竞争和定价等。
此外，茶社业公会在成都担任着与政府联络的重要角色。因此，本研究还考察了茶社业公会在不同的时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又是如何处理行业问题的，如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它管控职业的方法。茶社业工会所管理的最重要一项事物就是税收，而这也是政府与公会不断冲突的根源。同时，在关于茶社业工会的研究中，我还阐明了劳工问题，特别是企业、劳动力、实体工作场所和工作场所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28）由于在茶馆工作的人需要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经历往往体现了公共场合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所以研究茶馆的工作者和工作文化不仅能为了解中国小型商业的劳动力和工作环境提供一扇窗户，从而进一步加深对民国时期的社会阶级、性别、大众文化、公共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了解，同时，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的工人阶级。
同时，在茶馆的研究中，关于茶客的研究也占了很大的篇幅。茶客是成都公共空间的主要使用者，也是茶馆文化的共同创造者和传播者。茶客们如同舞台上表演的演员，是构成成都日常生活社会戏剧的一部分，因此，在本研究中还着重考察了各行各业在茶馆休闲和工作的人。在成都，许多人都将茶馆作为他们的工作场所，进行买卖、洽谈生意和会见友人。茶馆同时也成为地方戏和民间艺人的舞台。在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戏是如何给普通民众普及一些基本的历史知识和传统价值的，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们来说。在一些茶馆或戏院中，表演甚至是它们的主要业务，这也让我们得以以近距离的角度去观察戏院、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本研究中还考察了茶馆中的阶级和性别问题。不同的社会组织和团体将茶馆作为他们的聚集地和活动场所，在茶馆中处理他们的日常事务，解决各种争端，并在公众的视野下进行审判。因此，成都的秘密社会还会将茶馆作为他们的总部。当有冲突在茶馆发生时，其有时会引发进一步的暴力行为。此外，根据传统，女性是被禁止进入茶馆的，但是这条禁忌在20世纪初开始被挑战，此后不断有女性进入到茶馆中，或作为消费者，或作为从业者，也是从那时开始，茶馆就成为了性别斗争的场所，而这斗争不仅是男女顾客之间的，还是男女工作者之间的。（29）
除上述所提及的研究内容外，关于茶馆的研究还考察了政府和国家与地方政治是如何影响茶馆生活和文化的。作为一个公共领域，茶馆常常受到政府和精英改良者的密切关注。相关的讨论表明，发生在茶馆的冲突在民国时期激增。通常，茶馆里的消费者多是下层民众，而他们的生活会因为时局的影响举步维艰，社会上地痞流氓横行霸道，士兵军官为所欲为，小偷盗贼抢劫偷窃，这些都成为他们谋生的阻碍。因此，在不同的时期政府都制定和实施了许多规章制度，希望可以减少茶馆中的暴力现象和改善茶馆的卫生情况，而这便是反映了政府公共政策的转变。关于民国时期茶馆里所激增的政治活动，我想指出的一点是，许多精英都认为茶馆是罪恶的温床，因此他们总是批判茶馆，想方设法地改造和控制茶馆，但茶馆却能抵制任何阻碍其生存的政策，尤其是在战争期间，由于政治对茶馆的渗透达到顶峰，茶馆也便成为了各种政治团体动员和宣传的场所。因此，毋庸置疑，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的联系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紧密。
四、变化和延续
在20世纪初，整个中国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作为一个内陆城市，成都的变化尽管不如沿海城市那样剧烈，但仍然有许多新的现象在街头显现出来。如在这个时期，成都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经历着由改革、革命和军阀们的残暴统治所带来的变化，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成都的公共空间也被重新建构。（30）在这个时期，城市被纳入了系统的市政管理当中，市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加，民众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也被重新界定，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开始更加紧密地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在整个演变过程中，街头文化和茶馆生活再也不是其原来的面貌，而被永远地改变了。
事实上，直至20世纪初，由于缺乏有效的市政管理，国家权力几乎很少影响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成都传统的公共空间是相对“自由的”，人们对它们的使用也是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同时，由于彼时少有政府的介入，作为社会调控基层单位的街道、邻里对社区事务承担着很大的责任，而这些非官方的团体也在组织市民的公共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成都拥有三个层次的政府管理机构—省、府和两县，每一个层次都需要管理包括农村在内的广大地区和大量的分散人口，但却从来没有一个机构专门去进行成都城市的管理。虽然国家政权对城市也并非全然不管，但当其真正触及地方层面时，力量已非常微弱了。但是在晚清，新成立的警察组织作为城市中国家力量的代表，加强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预，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由此发生了变化，这些转变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公共角色，普通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此时，街头生活不再由市民自主管理，而是逐渐受到各种政策和法规的控制，并受到警察组织的监督，而这种控制对成都的公共空间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可以说，从民国时期开始，国家已经开始将它的力量延伸到城市的街道、邻里和社区。到1928年成都市政府建立时，成都主要控制在军阀的手中，而这些军阀们则填补了彼时因清帝国的灭亡而留下的权力真空时期。
同时，在茶馆的研究中，还考察了关于“成都人”这一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这个研究证明，成都的市民共同享有“成都人”这一身份认同，并且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用社会学家R.桑内特的话来说，“‘共同体观念’（sense of community）具有强烈公共生活的色彩，产生于共同的行为和集体意识”。在成都，这种共同体的观念在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中都清晰可见，而这也是成都人拥有“集体认同”的基础。罗威廉在他的两本关于汉口的杰出著作中，发现“一个社会共同体自我管理的模式”和“城市共同体的紧密的纽带”实际上在近代早期便发展起来。过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中国城市共同体的研究主导了西方对中国城市的认识，认为近代早期的中国未能发展出成熟的城市共同体，但是罗威廉以汉口的例子证明了实际上这样一个城市共同体在中国社会中是存在的。尽管汉口的例子证明了在近代早期，中国社会存在城市共同体，但由于汉口在中国经济和交通方面的特殊地位，人们相信这样一个社会共同体并不能作为中国城市的代表。而较之汉口，成都的行政地位更为重要，但经济地位却颇为逊色，其可能是更为典型的中国城市的代表，因此，我关于成都的研究同样也是证明了罗威廉对马克斯·韦伯的批评。（31）
虽然绝大多数成都人都拥有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但是日常生活也像其他地方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斗。通过对成都街头空间使用竞争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精英、普通民众与地方当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过去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总是强调精英和民众、国家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却很少论及民众之间的冲突。关于茶馆的研究阐述了，尽管民众在社区生活中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他们也会为公共空间、谋生机会以及其他经济利益而斗争。在民众们为街头空间进行的争夺的争斗中，有两种行为模式显现出来。首先是社会集团之间的排斥问题，当地人想要保持他们使用公共空间的特权，而同时，外来者又努力开辟自己的生存空间。其二，大多数争端都可以在街头或邻里间，通过自愿服务的邻居、指定的街首或德高望重的社区领袖的调停来解决。（32）
尽管变化巨大，但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地理位置复杂和传统底蕴丰厚的国家，其文化传统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完全消逝。事实上，城镇市民在很大程度上仍过着传统的生活，许多方面都没有改变，更不用说远在各个角落中的乡村人了。到目前为止，学界已经出现许多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沿海地区，但对社会和文化连续性的关注却相对较少。西方学界已有不少关于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日常生活的论著出版，但关于内陆城市的相关研究却几乎是空白。（33）与上述研究不同，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腹地城市，把焦点放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公共生活。通过观察成都的日常生活，具体来分析城市的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变了，又在多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过去的研究一般都认为中国的腹地较少受到西方的冲击，但缺乏个案来进行切实的界定，对此，我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证据，去考察一个内陆中心城市的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和大众文化被改变及保留的程度。
通过对街头文化和茶馆生活的讨论，我们既可以看到20世纪初成都街头文化的变化，也可以了解这种文化的连续性及其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大众文化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强调对抗，另一种则强调合作。林培瑞等指出“那些用文字表达的思想和价值包含了官方思想，但是远远超出官方思想”，经常体现出大众文化的非正统意识。然而，萧凤霞（Helen Siu）则认为在社区和家庭仪典中，“地方社会积极培养了一种与国家文化共生而不是敌对的关系”。（34）尽管这两种看法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是这些研究均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对其正统文化之外文化的发展采取了十分灵活的政策。这项研究也力图说明成都官员一般并不反对民众的街头活动，相反还经常加入其中。同时，国家力量的强大和弹性足以促进国家主流文化的发展，而其采用的方式也是灵活多样的，正如华生（James Watson）对华南天后、姜士彬（David Johnson）对山西庙会、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华北关帝等研究中所反映的问题一样，国家以各种方式影响大众文化，例如对天后崇拜加以提倡，对山西庙会直接参与，以及对华北关帝进行打击，（35）而同时民间文化也以多种方式在回应着国家权力的介入。通过考察国家对成都街头文化的介入方式及其影响，发现这三种方式其实都曾出现在成都公共空间的管控上，而且它们通常是并行不悖的。在成都，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政权支持下改良者是如何改革和净化街头文化，国家政权是如何压制和打击街头文化，同时，也可以看到街头文化是如何抵抗各种打击。尽管每一种方法——提倡、参与和打击——在改良和革命时期都能够看到（如提倡新地方戏、改造花会等），但官方利用其权力对大众文化进行打击，特别是对大众宗教的打击，却占主要地位。怎样评价和处理大众文化总是地方政府和权势者所关注的问题，然而自有清以来，似乎没有任何政权找到一项行之有效且成功的措施。
在成都，国家的角色常常是通过社会改良者的行为来体现，这是因为这些改良者通常占据了警察局和地方政府的重要职位。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变时期，国家总是竭力提倡精英文化，并限制大众文化的影响和发展。清末和民初成都的街头生活，便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在社会改良者完成他们的“教化”使命的过程中，必然会将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看作攻击的目标。在这种变革与影响过程中，街头文化旧有的一些特征消失了，而另一些新的因素出现了。一些宗教仪式（如祈雨）、大众娱乐（如木偶戏）、职业（如挑水夫）难以为继，但同时劝业场、购物中心、剧院、电力、路灯、自来水、汽车等接踵而来。然而民众并不能总是从这些改革中得到好处，尽管有些新的措施和政策似乎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但其结果往往并非如改良者所愿。而且，对于这些转变，普通民众们也并非都乐意全盘接受，它们通常是竭力维持他们熟悉和认可的生活方式。即使他们接受了其中的一些变化，但同时也会继续坚持那些世代相传的珍贵传统。虽然此时，成都的街头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但大多数传统特征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人们仍然将街头作为商业、日常生活和娱乐的空间，茶馆也依然是最受普通民众欢迎的休闲场所，尽管这些活动受到了政府各种改革措施的规范和限制。
五、公共政治中的民众和精英
关于近代中国的许多研究著作都密切关注了精英阶级的活动，而我关于街头文化和茶馆的观察则是从下层阶级的角度出发，探索诸如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普通民众的角色以及其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我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刻理解改良者和改革及其他政治运动是如何影响普通民众、精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城市民众与公共空间使用的相互影响，使成都街头文化和茶馆文化在晚清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社会改良者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运动试图重新构建城市的公共空间，并对市民进行他们感到迫切的“启蒙”。20世纪初的这些社会改良运动通常由国家和地方精英主持，在这些运动中，改良者试图改造城市的公共空间，改变城市的面貌和普通民众的公共生活。而促进这些变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彼时地方乃至国家的改良风潮，精英人士对民众公共行为的不满，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由新的物质文明所产生的新文化等。（36）
清末民初，各种社会团体在地方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世纪90年代后期起，全国性的改良浪潮冲击到成都，除了传统的像慈善会、会馆和行会那样的团体之外，还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团体。在20世纪初推进新政的过程中，许多社团、职业团体又在成都相继成立。（37）尽管通过参与改良运动，这些精英组织在地方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的研究把讨论重点放在其与公共空间的使用和民众间的关系上。
过去社会的改良者总是将下层民众视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促使他们对城市的公共秩序格外关注，并试图把街头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而同时，下层民众也是改良者企图利用的政治力量。因此，他们认为如果街头空间能被纳入地方甚至全国政治的范围内，街头文化能以政治为导向，并按照他们所设计的步骤来发展的话，那么改革运动将会因此大大受益。在成都街头文化演变为街头政治的过程中，下层民众和社会改良者的街头角色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化。自晚清以来，成都的社会演变便有其清楚的政治倾向，城市改良精英通过借阅图书、公开演讲、改良戏剧等“开民智”的措施，希冀对民众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虽然精英们藐视下层民众，视“绅、商、学界”为主要依靠对象，但仍力图通过教育和启蒙的方式来达到引导下层民众的目的。在过去的成都，市民们对地方政治并不感兴趣，或者是有意识地远离政治，但是此时，正在进行中的社会转变，迫使他们不得不参与到地方政治中。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地方精英试图利用民众的力量来促进他们的政治议程，动员民众们为地方权利而斗争，以抗衡中央政府；但与此同时，民众们也在为争取他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特别是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国家权力威胁时。
辛亥革命以及民初时期的政治秩序变幻莫测，民众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卷入国家和地方政治之中。在这一时期，虽然成都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也受到军阀混战和经济萧条的冲击，“但它继续展示了其特有的传统和自我意识”，而成都这座城市可以说“既是典型的军阀时期的城市，也有其特殊性”。（38）在民初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之中，下层民众的街头生活受到了极大干扰，街头不仅为各种军事和政治力量所占据，并且演变为血腥的战场，同时，也被用做政治对抗的舞台，演出了无数饶有趣味、活生生的政治和社会的“戏剧”。当然，民国初期成都人民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与其他中国城市中的生活类似，但其地方政治仍带有一些非常独特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是与成都城市公共文化所并行发展的。
可以说，从晚清到20世纪20年代，国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关系经常发生着变化，尤其是在使用公共空间以达到政治目的这一问题上，民众和精英之间有着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经常受到国家和地方政治的影响。对于此时的民众与精英，他们有时联合，有时分裂，而这种变化经常是由国家和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精英可以被视为国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中介，在两者之间不断地摇摆以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当国家政策有利于强化他们在地方社会的领导权时，精英们就会支持国家控制民众的新政策，反之，他们就会对新措施持中立或反对态度。晚清新政期间，在实施城市改革和控制民众方面，国家及地方精英有过相当密切的合作。然而，当国家政权危及地方精英政治、经济利益时，精英们便会和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抗争，保路运动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而这个运动则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在清政府倒台之后，军阀和国民政府为了控制地方社会，放弃传统对地方精英的依赖，直接将他们的权力伸展和强加到地方社区之中。如果说在清代，地方精英对民众长期实施领导权，但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控制权便转移到了政府手中。随着地方精英在社会共同体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与影响力越来越小，失意的精英们便对政府强化其权力的新计划愈发冷淡，甚至持反对的态度。因为这些计划不但不能维持他们在地方社会中传统的支配权，反而会使他们的这种支配权逐渐削弱。
过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精英、改良者和革命的身上，因此这些成果往往只看见了社会发展和政治演变的一面。与之相比，在我关于下层阶级的研究中发现，政治的剧变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任何的实惠，反而为他们招致了许多苦难。在人们的想象中，新的共和政体迈入了一个“法律时代”，呈现的是“和平高尚”的“文明气象”，但这些热情的革命理想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社会的现实与人们的预期相差太远，这使许多人开始对当前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表示怀疑。对大多数民众来说，思想意识和政治体制如何并不重要，他们仅仅渴望恢复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正常的生活。同时，地方精英们也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认为社会秩序和道德日益恶化。对革命的失望，以及革命后长年累月的战乱和社会动荡，使许多人转而怀念革命前的时光。（39）很显然，人们厌倦了这种动乱和恐惧。此时，一成不变的传统社会被无休止的、难以确定未来的“革命”所取代，地方权力结构的不断变化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家常便饭，可以说，此时所发生的种种社会变化是以民众的利益和平安为代价的。与此同时，下层民众的社会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其所展现的大众文化正前所未有地与地方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在普通民众看来，此时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和重组，不过是地方精英和政府扩张其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因此，可以说，在社会改良和革命的过程中，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社会的剧变给他们带来的大多是痛苦。
通过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我强调了城市普通民众和地方精英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一关系从1870年到1930年可被划分为四个阶段，反映出地方政治和街头文化两方面的变化。第一阶段体现的是传统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即精英支配街头和邻里，并在地方社区生活中担当领导的角色。在此阶段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依靠的，地方精英需要民众的支持确立他们的领导地位，民众需要地方精英的权威来组织社区生活。
第二阶段开始于20世纪初的新政时期，在这个时期精英们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开始实施主要针对下层民众的城市改革。在城市生活的民众对此时社会改良的反应各有不同，其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经济利益。当然，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使用者，其从展览会、商业中心和公园等新公共空间的开辟中也得到了某些好处。但由于公共空间逐渐受到由社会改良者支持的地方当局的限制，民众们发现在街头谋生和从事娱乐活动越来越困难，而他们所能够支配的公共空间也越来越小，因此他们开始为维持对街头空间的利用而斗争。（40）此外，此时妇女们在公共场所的自由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得到地方精英或当局的支持，为此，她们也开始为自身的权利而进行抗争，这是妇女们挑战传统、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社会发展的结果。（41）诸如以上所有的这些斗争都反映在20世纪初的政治变革中，以及地方精英、民众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变化关系中。在这一社会转变过程中，街头文化不仅是民众自我认同的一种基础，同时也是他们抵抗精英文化入侵，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种武器。虽然此时城市民众的活动遭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出他们放弃了城市的公共空间或者试图从中退出。相反，这个过程中，他们在挑战日益增多的规章制度的同时，并且为继续使用公共空间而斗争。（42）而这也与R.桑内特所观察的西方公共空间的使用变化相反，在西方，人们逐渐寻求“逃离”公共空间的方式，竭力回到“生活中的私人领域，特别是对家庭的追求”中，而这个过程则导致了“资本主义与世俗信仰的巨大分离”。（43）与此比较，成都的公共生活则刚好经历了相反的过程，在成都，即使人们的公共空间受到政治权力越来越多的控制，他们仍然力图摆脱家庭生活的束缚而加入到更多的公共活动中，并由此表现出对公共生活日益强烈的兴趣。
第三阶段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虽然这一时期相对短暂，但却是民众和精英公共角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在晚清新政时期，地方精英同国家联合以抑制民众发挥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但随后当国家权力危及地方精英和民众的共同利益时，地方精英又与民众结盟以对抗国家权力。在城市改良运动中，精英力图创造新的城市形象并引导公众舆论，较之以前，其更多地卷入到大众文化中，并将下层民众拉入地方政治的轨道。当他们试图以“爱国”“爱乡”“文明”等意识来“启蒙”大众的同时，又将街头文化转化为街头政治，引导民众前所未有地参与到地方政治和地方政治运动中。在这个过程中，民众与精英的公共角色和两者之间的关系都得以被重新建构。过去，虽然民众是城市居民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在地方政治上却毫无影响力。而对精英来说，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是“绅、商、学界”，不是这些普通大众。虽然在过去民众们也经常运用其公共行为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诉求，但他们并不能形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而在此阶段，城市的民众们不再总是消极地被精英和国家所改造和控制，为了生计和生存，其亦会对地方精英和权势集团奋起反抗，其中，诸如女性和穷人对公共空间使用的挑战就是很好的例子。不得不承认，在此阶段的革命运动造成了街头使用空间的重大变化，下层民众第一次超越街头传统谋生和娱乐的功能，而进行有组织的政治示威。这个时期的政治变化也说明，下层民众一旦被“启蒙”和调动起来进入政治舞台中，他们的行为便不再容易被掌控了。（44）
第四个阶段是在民国初期，此时社会和政治形势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个时期，地方精英对民众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军事力量和国家政权开始直接深入到基层社会，民众日益处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然而，在此时期，虽然地方精英不再是当地社区强有力的领导者，但当社会危机出现时，当国家不能保护普通民众时，地方精英仍发挥了领导作用，特别在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时期，普通民众更是不得不依赖地方精英的经济支持和组织领导来保障他们的生计。此外，在这个时期，地方精英还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确保正常的都市生活，采取了一些自我保护的措施。由此，可以看出，社会改良者在怎样改造大众文化的问题上，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从晚清时期的基本吻合转变到民国时期的明显矛盾，体现了地方精英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裂痕日渐扩大的趋势。特别是在国家采取激进的措施时，城市改良精英由于对其地方大众文化了解甚深，加之与其的密切关系，因而与国家持不同的态度。在民初，他们反对国家企图摧毁而非“改良”大众文化的政策，强调保留城市文化的特点。如果说政府采取日益严厉和激进的打击大众文化的政策，那么对地方精英来说，尽管他们也批评大众文化的各种弊病，但更多地是主张对其进行改造而非完全取代。国家权力和地方精英两者的态度为何不同其实并不难理解，这是由于城市的公共生活也是精英阶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了解公共空间存在弊病的同时，也意识到其所发挥的重要的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而在此阶段，缺乏地方改良精英的热情支持，恐怕也是激进的政府想要控制地方社会却总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也反映了在地方社会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因此，可以说，在民国时期地方精英不再总是国家各项改良措施——特别是那些激进政策——的热情支持者，这与他们在清末时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而这个现象清楚地表明了在这一时期地方精英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关于城市街头、邻里和茶馆的研究除了考察政治运动是如何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外，同时还探讨了由于一些隐性原因为普通民众生活所带来的巨大而又细微的变化。在过去，成都居民一直居住在相对封闭但安定的城市中，而普通民众也相对拥有更多宽松的谋生与休闲的公共空间。但随后出现的社会转型，尽管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城市政治空间，但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也由此缩小了。不可否认，“现代化”给城市带来了宽阔平整的街道、新的城市设施、相对“文明”的城市面貌以及伴随新时代所产生的娱乐形式，但这一切都是以城市的普通民众逐渐失去其代代相传的稳定的传统以及生活方式为代价的。而且，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重建，并非是以民众利益为首要考虑目标的，当然也不会容许他们在此内享有平等的权利。可以说，大多数成都普通市民并没有从这场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受益，但是他们依旧能在城市中继续着他们的公共生活和街头文化，虽然这两者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六、结论
在我关于成都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研究中，着眼于探寻中国城市发展、变化的新视角，其中包括对内陆城市、社会底层、街头和邻里、社会生活的基层单位以及公共政治的研究，这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变迁、文化持续性等问题的理解。关于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研究显现出，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成都地方文化最有力的代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并导致了城市公共空间的重构、人们公共角色的重塑，以及民众、精英、国家三者关系的重新定义。我关于成都茶馆与地方文化的研究揭示了城市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与街头和茶馆紧密相关的，在对公共空间的使用上，成都人创造了其丰富的街头和茶馆文化。在过去，成都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底层民众利用街道作为其从事商业、娱乐、庆祝等活动的场所，其后，随着社会变化，受到西方影响的城市改良者开始规范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对此，底层民众不得不为维持其对街头的使用权而不断与之进行抗争。在辛亥革命时期，民众们以街头作为其参与政治斗争的舞台，在民初和军阀混战时期，当武装兵痞占据城市公共空间之时，他们又组织自卫团体进行反抗。尽管在整个过程中，成都的街头空间在面貌与文化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其仍然在成都的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学界关于近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中，由于精英阶层在改良和革命运动中的显著地位和影响，使我们所能看到的研究几乎都与精英活动相关，尤其是在20世纪初，当中国城市发生政治剧变之时，其与国家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与以往研究不同，我所考察的是在此时期，社会改良和革命怎样把成都的街头、茶馆、民众纳入其政治轨道，街头和茶馆文化怎样被发展成为街头和茶馆政治，以及通过考察国家与民众、国家与精英间的冲突，去探寻精英和民众是怎样在城市公共空间塑造其新的公共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虽然成都的街头文化和茶馆文化以及公共生活都还在继续进行，但街头和茶馆已不再仅仅是一个谋生、日常生活与休闲的空间，而成为城市政治冲突的舞台，在这其中，民众在街头和茶馆中的活动也不得不被卷入地方政治的斗争中。
上面提及，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前人的研究成果基本将焦点放在精英思想怎样影响政治之上，但却忽略了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关系，而它们的关系却为我们观察城市社会的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常，政治变化的无常会导致公共秩序的混乱，进而影响城市邻里和社区的稳定，以及整个城市性别、阶级、族群间的冲突。不过，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政治演变会使一个相当封闭的区域开放，并为之带来新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辛亥革命后的成都便为此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实例，同时也彰显了在大众文化研究中政治问题的重要性。
尽管我们能认识到研究城市大众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试图进入到社会的底层时，却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收集和解读资料的困难。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是由精英阶层所书写的，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通常会在地方和国家的正统历史中缺席，而要克服这个缺陷就意味着我们要修正过去对史料的认识，并进一步开拓新的资料。但与之相比，更为困难的是对资料的使用。由于精英阶层通常是记录者，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大众和其日常生活是透过了精英的眼睛，这不免会为我们认识民众的普通生活带来困难。同时，怎样处理相关的文字资料也成为研究大众文化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正如C.金斯伯格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想要去了解过去农民和工匠们的想法、信仰和愿望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通过扭曲的观点和中介来进行认识”，而这也使得一些学者提出“下层民众可以发声吗”的问题。（45）对此，我认为下层民众是可以为自己发声的，不过这需要依靠我们怎样去解读和利用现有的资料，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所使用资料的性质与使用它们所带来的研究大众文化和下层阶级的局限。（46）
由此，也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在对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研究中，怎样区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虽然历史学家承认两者不同，但对其定义却一直存在着争论。（47）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所提出关于大众文化的定义比较宽泛，“从民居到大众崇拜，从灌溉技术到皮影戏”，都在其中。（48）而在我关于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研究中，所讨论的大众文化是民众所创造的文化。在传统社会，由于文化交流的缺乏，文化的区域性和地方性都十分明显。因此，地方的大众文化通常与“民间文化”联系在一起。按照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说法，对于通俗歌曲的分类可以有三种：一是“由民众谱写而且为民众谱写”；二是“不由民众谱写但为民众谱写”；三是“既不由民众谱写也不为民众谱写，但由于与民众思想和感情接近，而为民众所接受”。而我的研究焦点正是属于其中的第一类，但也正如H.甘斯（Herbert Gans）所指出的：“许多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比他们的观众受的教育更好”，因此在研究中有时也必须考虑到葛兰西所划分的第二类和第三类。（49）
第三个应该强调的问题是，某一地区或地方的研究是否可以提供一个理解中国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普遍模式。微观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为宏观的城市研究上升到一个更深的层次提供个案研究，因此，我相信对于成都的研究，不仅能丰富我们对成都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他的中国城市。（50）同时，鉴于中国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特征的复杂性，任何的同一或例外都应该在我们的考虑之内。
最后一个问题，在对社会最基层单位的研究以及进入城市深层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重视那些普遍和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此，我认为：一方面，对下层社会的研究为我们能观察那些在社会底层发生的，对其知之不多的社会现象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深我们对政治和日常生活的理解。因此，虽然在茶馆的研究中我将焦点放在城市民众、街头、茶馆，同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我的讨论之中，而这种取向可以帮助我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能充分注意到宏观历史问题对其的影响。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个对成都街头文化和茶馆以及中国城市空间的研究，可以加深人们对城市中民众与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更深层的理解。
注释：
①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api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 Perry R.Duis，The Saloon: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1880-192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 Roy 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Workers and Leisure in an Industrial City，1870-192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Kathy Peiss，Cheap Amusements: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6； Thomas Brennan，Public Drinking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此外，西方学者还对公共空间和其中的日常生活进行过一些理论性的探讨。如M.舍特（Michel de Certeau）和A.赫勒（Agnes Heller）考察了“共同空间”（common place）、“日常接触”（everyday contact）和“日常生活冲突”（collisions of everyday life），而R.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则以开阔的视野对城市的“公共世界”（public world）和“公共生活”（public life）进行了研究。S.戴维斯（Susan Davis），则意识到下层民众经常“聚集街头”，与公共空间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M.赖安（Mary Ryan）指出，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城市居民，无论贫富，都“相对平等地使用公共空间”。见Michel de.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trans.Steven F.Rendall，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Agnes Heller，Everyday Life，trans.G.L.Campbell，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 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 Susan G.Davis，Parades and Power:Street Theatre in Nine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p.29-30，34； Mary P.Ryan，Women in Public:Between Banners and Ballots，1825-1880，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p.92。
②在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中，这类题目还十分少见，只有史大卫（David Strand）对北京黄包车夫的考察以及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华志建（Jeffery Wasserstrom）所分析的近代中国怎样把公共场所用做“政治剧场”，从而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参见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Joseph W.Esherick and Jeffrey N.Wasserstrom，Acting Out Democracy: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4，1990:835-65； Jeffery N.Wasserstrom，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View from Shanghai，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1998年，M.达顿（Michael Dutton）出版了《中国街头生活》一书（Michael Dutton，Streetlife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主要研究了当代中国的政治控制。虽然该书并非像书名所称主要研究“街头生活”，但其为理解今日中国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料。
③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街头文化也包括有直接关联的店铺、茶馆和其他公共场所。可以说，街头文化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街头生活亦是过去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中心。
④参见Di Wang，The Teahouse:Small Business，Everyday Culture，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190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茶馆研究的第2卷已经出版，即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1950-2000，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8。《茶馆》的第2卷主要探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公共生活，观察从1949年以来公共生活是怎样改变的，新政治文化怎样产生的。此外，在本书中，还重新探索了茶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估计现在成都有4000-5000家茶馆），以及在面临其他新兴公共空间挑战的情况下，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这些茶馆又是如何保持自身的活力并日趋繁荣的。
⑤其中一个特例是卢汉超关于加世纪上半叶上海的研究，其通过细心研究来探索上海繁荣街道背后的弄堂以及小巷生活，通过对这些公共空间的观察来反映彼时上海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参见Hanchao Lu，Beyond the Neon Lights: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⑥一些代表性著作如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Dangerous Pleasures: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Emily Honig，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hai，1850-1980，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 Strand，Rickshaw Beijing； Frederic Jr.Wakeman and Wen-hsin Yeh eds.，Shanghai Sojourners，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2； Frederic Jr.Wakeman，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Leo Ou-fan Lee，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Hanchao Lu，Beyond the Neon Light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99； Susan Naquin，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⑦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4.1，1964:3-43； 24.2，1965:195-228； 24.3，1965:363-99； 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⑧Carolyn Cartier，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a Geographical Idea:The Macroregion in China，Modern China，28.1，2002:79-142.
⑨关于这个地区的研究，参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此外，W.E.格尔（William Edgar Geil）也写过一本介绍清末中国18个省首府的书，他根据字义把“成都”译为“一个完美的城市”（A Perfect Capital），见William Edgar Geil，Eighteen Capitals of China，Philadelphia &； London:J.B.Lippincott Company，1911，p.287。虽然这个翻译是凭他的想象，但从特定的意义上说，这个翻译倒是反映了成都地理位置、商业化程度、社会文化生活的某些特点。同时，成都周围的地区是施坚雅关于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经典性研究的对象（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4-1965，No.1，pp.3-43； No.2，pp.195-228； No.3，pp.363-399）。
⑩参见Isabella Bird，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China，Chiefly in the Province of Sze Chuan and Among the Man-sze of the Somo Territory，First published by John Murray in 1899.Reprinted by Beacon Press，1987，p.350；巴金：《家》，见《巴金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11）Kristin Stapleton，Civilizing Chengdu:Chinese Urban Reform，1875-193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pp.2-3.关于成都的其他研究有：J.佛若特（Jeannette Faurot）的《古代成都》（Jeannette Faurot，Ancient Chengdu，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Publications，1992）；张学君、张丽红的《成都城市史》（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年）以及司昆仑的关于研究清末成都警察的哈佛博士论文，参见Police Reform in a Late-Imperial Chinese City:Chengdu，1902-1911（Ph.D.diss.，Harvard University，1993）。之后，司昆仑和我都分别发表了关于成都秘密社会、城市管理、大众文化、茶馆与公共生活的论文。参见Kristin Stapleton，Urban Politics in an Age of “Secret Societies”:The Cases of Shanghai and Chengdu，Republican China，22.1，1996:23-64，同County Administration in Late-Qing Sichuan:Conflicting Models of Rural Policing，Late Imperial China，18.1，1997:100-132。此外，筧文生也出版了一本关于成都和重庆历史文化的通俗读物（见《成都重庆物語》，东京：集英社，1987年）。Di Wang，Street Culture:Public Space and Urban Commoners in Late-Qing Chengdu，Modern China 24.1，1998:34-72； The Idle and the Busy:Teahouses and Public Lif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engdu，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6.4（2000）:411-437； The Rhythm of the City:Everyday Chengdu in Nineteenth-Century Bamboo-Branch Poetry，Late Imperial China，22.1，June 2003:33-78.
（12）《美国传统英语词典》（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对“街”（street）的定义为：“一个城或镇的公共通道，一般都有人行道。”这个解释与中文定义有所不同，不强调两边的房屋。对“邻”（neighbourhood）的定义是：“一个具有特点的区域和地区”以及“居住在附近或特定区域或地区的人们”。对“社”（community）的定义则复杂一些：1.“居住在同一地区并在同一政府管辖之下的人群”；2.“这样一个人群所居住的地区”；3.“一个有共同利益的人群”；4.“社会中形成的不同部分人群”。见Joseph P.Pickett，et al eds.，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Fourth Edi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0。《韦伯修订词典》（Webster’s Revised Unabridged Dictionary）对street的解释最接近中文：“原意为铺好的路、公共大路；现在一般为一个城市或村庄的通路，两边有住房或商业。”此外，其对neighbourhood的定义为：“一个居民相互视为邻居的区域”或“住在附近的居民”，这也与中文意思非常接近，参见Noah Porter ed.，Webster’s Revised Unabridged Dictionary，Springfield:G&；C Merriam Co.，1913，p.1424，p.969。
（13）显然，街头是研究城市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理想对象。但相关的学术研究并不多。1943年T.W.赖特（William Whyte）出版了《街角社会》一书，这是一本研究美国城市贫民窟帮会的社会学著作。1983年，A.麦克依格特（Anthcmy McEligott）发表了关于纳粹时期汉堡的街头政治的论文。三年之后，C.斯丹舍（Christine Stansell）在其关于妇女的研究中，考察了纽约街头的妓女。S.戴维斯（Susan Davis）则以费城的“街头剧场”为对象，分析了公共典礼与权力的关系。参见William F.Whyte，Street Corner Society: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Third e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The first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943； Anthony McEligott，Street Politics in Hamburg，1932-1933，History Workshop Autumn 1983，16:83-90； Christine Stansell，City of Women: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1789-1860，New York:Alfred A.Knopf Inc.，1986，chaps.9 and 10； Susan Davis，Parades and Power，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14）他们可以是罗威廉所描绘的“街市人”，即“那些坐在门口同邻居攀谈和傍晚乘凉的居民”；也可以是叶文心（Wen-hsinYeh）所关注的“小市民”或是林培瑞（Perry Link）所描述的那些“离富裕的水平还相差很远”的城市人。不过我的注意力主要在那些社会下层的人们身上。这些人在街头寻求生计和娱乐，他们所创造和欣赏的文化用E.P.汤普森（E.P.Thompson）的定义是“庶民文化”（plebeian culture）。参见William 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78-79； Wen-hsin Yeh，Progressive Journalism and Shanghai’s Petty Urbanities:Zou Taofen and the Shenghuo Weekly，1926-1945，186-238 in Frederic Wakeman，Jr.and Wen-hsin Yeh eds.，Shanghai Sojourners，p.191； Perry 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5； 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pp.1-3； Louis Chevalier，Laboring Classes and Dangerous Classes in Pari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trans.Frank Jellinek，New York:Howard Fertig Publishers，1973，chap.3； E.P.Thompson，Patrician Society，Plebeian Culture，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7.4，1974，pp.382-405。
（15）Fernand 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1400-1800，Vol.I，trans.Miriam Kochan，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5，p.430.
（16）R.桑内特指出在早期的近代欧洲，如“18世纪的巴黎和伦敦，谁在‘公共’空间、哪里是‘公共’空间，人们何时去‘公共’空间等概念已得到扩大”。在以后的时期，“公共”这个词的使用“不仅仅意味着在家庭和朋友之外的社会生活范围，而且也意味着包括熟人和陌生人等各种人物在内的公开的领域”（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p.17）。
（17）参见William T.Rowe，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Modern China，16.3，1990:315。
（18）Perry Duis，The Saloon: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1880-192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p.3.
（19）这种现象在成都甚至在中国来说都不算独特。在美国的工业城市，大部分街头空间都属于工人阶级（Christine Stansell，City of Women: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1789-1860，p.203）。研究中国的史学家已经对中国社会街头和下层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一些评论，如司马富认为，“那些在公共场所表演气力和武术的人，一举一动无不反映出他们低微的社会地位”。见Richard Smith，China’s Cultural Heritage:The Qing Dynasty，1644-1912，Boulder:Westview Press，1994，p.262。此外，史大卫（David Strand）的《北京的人力车夫》一文里，描述了人力车夫在北京街头各种各样艰苦的生活（Rickshaw Beijing，pp.38-43）。贺萧（Gail Hershatter）在《天津工人》一文里，也展示了彼时工人的日常生活与饮食摊贩、街头郎中以及各类民间艺人之间的关系。参见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pp.182-187。
（20）成都的此种居住模式与19世纪的西方工业城市生活、工作场所分离的模式截然不同。在彼时西方的工业城市中，人们通常将居住地与工作的场所分开，参见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p.221。
（21）参见Bonnie S.McDougall，Writers and Performers:Their Works，and Their Audiences in the First Three Decades，269-304 in B.S.McDougall ed.，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79，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279； Richard J.Smith，Fortune-tellers and Philosophers:Divi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p.6；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p.262。
（22）见Perry Link，Richard Madsen，and Paul G.Pickowicz，Introduction，in Perry Link，Richard Madsen，and Paul G.Pickowicz eds.，Unofficial China: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5； William 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p.173。此外，欧达伟（David Arkush）关于农谚的研究证明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分离，他指出“谚语研究告诉我们，农民对于接受正统价值观十分有限”（Orthodoxy and Heterodox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easant Proverbs，in Kwang-Ching Liu ed.，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331）。同时，地方戏（特别是那些流动的戏班子）所传达的内容也十分有可能摆脱了精英的控制（Tanaka Issei，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Ming-Ch’ing Local Drama，143-160 in Johnson，Nathan，and Rawski 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3）详见Di Wang，The Teahouse:Small Business，Everyday Culture，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190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这是一本关于茶馆而不是茶的专著，考察了人们在公共场所中喝茶的地方，而不是他们喝的东西。喝茶的艺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虽然很令人着迷，但不是我想要考察的范围。因此，书中并不考虑关于茶叶本身的信息，包括茶文化等，除非那些信息与茶馆、茶馆文化或者公众饮茶有关。此外，书中不探讨茶的种类、喝茶的方式、茶叶的生产和运输，但集中考察了与茶馆生活有关的问题，如茶馆价格的控制、税收、规章制度、习俗、娱乐等。
（24）例如，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trans.John and Anne Tedeschi，New York:Penguin Books，1982； The Night Battles:Witchcraft and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trans.John and Anne Tedeschi，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3； Clues，Myths，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trans.John and Anne Tedeschi，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 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 eds.，Sex and Gen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0，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Selections from Quaderni Storici，trans.Eren Branch，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and History from Crime，trans.Corrada Curry，Margaret Gallucci，and Mary Gallucci，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
（25）参见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26）王国安、要英：《茶与中国文化》，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27）关于“公共生活”，见Di 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p.13-14。在这里，Guido Ruggiero将“日常文化”定义为“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分享的话语和实践的范围”，见Di Wang，The Strange Death of Margarita Marcellini:Male，Signs，and the Everyday World of Pre-Modern Medicin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6.4[2001]:1142。其他关于日常文化的研究，参见Michel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Alf Lüdtke，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trans.William Templ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28）见Di Wang，Masters of Tea:Teahouse Workers，Workplace Culture，and Gender Conflict in Wartime Chengdu，Twentieth-Century China，29.2，2004:89-136。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内，还没有关于在饭馆、酒馆和茶馆工作的男女伙计的相关研究，但在西方一些关于男女服务生的研究已经出版了。参见James Spradley and Brenda Mann，The Cocktail Waitresses:Women’s Work in a Man’s World，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75； Greta Foff Paules，Dishing It Out:Power and Resistance among Waitresses in a New Jersey Restaurant，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1； Dorothy Sue Cobble，Dishing It Out:Waitresses and Their Un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1； John K.Walton and Jenny Smith，The Rhetoric of Community and the Business of Pleasure:The San Sebastian Waiters’ Strike of 1920，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39.1，1994:1-31。
（29）参见Di Wang，The Struggle for Drink and Entertainment:Men，Women，and the Poli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engdu，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Chicago，January 9，2000； Di Wang，The Idle and the Busy:Teahouses and Public Lif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engdu，Journal of Urban History，26.4，2000:411-437。
（30）尽管在晚清改良期间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措施，但有的传统公共空间已经被转变为新的公共事业之用，同时，一些新的公共场所也被建造起来。这种情况在辛亥革命后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另一方面是受城市规划中激进思想的影响。由于战争毁坏了城市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在住家、街道、寺庙和政府设施的重建过程中，不断地改变着城市原有的结构。而在新的城市观念的指导下，为提高交通流量，地方当局有意识地拆毁了古老的城墙，开通了更多的城门。这项活动得到了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的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成都的城墙——最代表成都历史和成都最显著的建筑——就这样在人们的眼前逐渐消失了。见Di 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chap.4。
（31）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p.222； William 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p.8； Max Weber，The City，trans.Don Martindale and Gertrud Neuwirth，Glencoe，Illinois:Free Press，1958，p.83.
（32）参见Di 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chap.7。
（33）在40多年前，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met）出版了《蒙古入侵前夜中国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展现了在元朝之前南宋都城杭州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但此后，关于中国城市日常生活的研究没有明显的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状况才开始有所转观，如出现了叶文心（Wenhsin Yeh）关于上海西式企业中白领阶层日常生活与工作场所间关系的研究，吴茂生（Mau-Sang Ng）通过对秦瘦鸥的通俗小说《秋海棠》的分析来看40年代上海的市民生活，以及卢汉超（Hanchao Lu）最近出版的关于上海日常生活深入的研究等。值得关注的是，在卢的研究中，他指出，过去的学者过于夸大了上海的西化因素，虽然上海是中国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但其传统生活方式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参见Jacques Gernet，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1250-1276，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Mau-Sang Ng，Popular Fiction and the Culture of Everyday Life:A Cultural Analysis of Qin Shouou’s Qiuhaitang，Modern China，20.2，1994:131-56； Wen-hsin Yeh，Corporate Space，Communal Time:Everyday Life in Shanghai’s Bank of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0，1，1995:97-116； Hanchao Lu，Beyond the Neon Lights，pp.294-295。
（34）见Link，Madsen，and Pickowicz，Introduction，in Link，Madsen，and Pickowicz eds.，Unofficial China，p.7； Helen F.Siu，Recycling Rituals: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in Link，Madsen，and Pickowicz eds.，Unofficial China，p.122。此外，尽管已有史学家对社会动乱与民间宗教的关系做过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但是关于社会秩序与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学术成果却很少看到。参见Susan Naquin，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Joseph 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人类学家对民间宗教在社区凝聚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华生对“天后”的分析（Standardizing the Gods）。换言之，即大众文化对社会稳定和社区团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通过对成都城市街头和邻里的考察，证明直到20世纪初成都警察的建立，国家权力都基本没能触及这个城市最基本的层面，市民享有相对较高的自治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地使用城市的公共空间。此外，一些中国史专家也研究了中国城市中的公共活动，参见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 William 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 Elizabeth J.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Frederic Jr.Wakeman，Policing Shanghai； 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在他们当中，罗威廉和史大卫尤其注意对于公共空间的分析。罗威廉从一个较广的视野——“城市生态”考察了汉口的公共空间并作出了结构性的分析，如财产、立体空间结构、土地分配、居住模式、邻里构成、公共场所等。史大卫则更集中于对城市公共空间使用的研究，特别是对人力车夫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将为我们观察晚清城市的生态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参见William 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pp.64-87； 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haps.2 and 3。
（35）参见James L.Watson，Standardizing the Gods； David Johnson，Temple Festivals in Southeastern Shanxi:The Sai of Nan-she Village and Big West Gate，Minsu quyi[Folk customs and folk performances] 91（1994）:641-734； Prasenjit Duara，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0.1（1991）:67-83。
（36）参见Di 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chaps.4 and 5。
（37）这些新的团体包括成都总商会、商事裁判所、现行法令研究会以及四川教育总会等。随着自治的发展，成华城议事会建立，它是由市民选出的60名议员组成，并设有学务股、卫生股、道路工程股、农工商务股、善举权股、公共营业权股、筹集股、咨询股等机构。在笔者1993年出版的关于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研究中，便考察了成都市议会，包括它们的机构、会员和社会作用。参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第403页和第八章。另外参见Kristin Stapleton，Civilizing Chengdu:Chinese Urban Reform，1875-1937，chap.5。
（38）Robert A.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5.
（39）正如有些人的评论：“从前专制时代，讲文明者斥为野蛮，那时百姓所过的日子白天走得，晚间睡得。辛亥推翻专制，袁政府虽然假共和，面子上却是文明了，但是人民就睡不着了。袁氏推翻即真正共和，要算真正文明了……不但活人不安，死人亦不安了。可见得文明与幸福实在是反比。”见《国民公报》，1913年12月9日，1914年7月9日，1914年8月28日，1917年3月28日。成都人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1913年）、反袁战争（1916年）以及最为惨烈的城市巷战（1917年）之后，自身的处境和曾经的经验使他们对“革命”旗号下的政治运动开始持怀疑态度，一些人甚至开始反思“革命之祸”的问题。具体见《国民公报》，1916年10月20日。
（40）参见Di Wang，Street Culture:Public Space and Urban Commoners in Late-Qing Chengdu，Modern China，24，1，1998:34-72； Di 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chaps.4 and 5。
（41）参见Di Wang，The Struggle for Drink and Entertainment，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chap.7。
（42）参见Di 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chap.7。
（43）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p.259.
（44）参见Di 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chap.8。
（45）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p.xv；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 pp.217-313 in G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eds.，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 ； Gail Hershatter，The Subaltern Talks Back:Reflections on Subaltern Theory and Chinese History，Positions I.I，1993:117-118.
（46）关于资源的性质和局限性的探讨，参见Di 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chap.1。
（47）一般来讲，大众文化由民众创造并欣赏；而精英文化，又称“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则由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阶级创造并欣赏。不过大众文化创造者的身份也是变化着的，有时仅是下层阶级，也包括受过很好教育的精英阶层。一些研究美国大众文化的学者认为，大众文化史也可以是“知识分子的历史”，见Andrew Ross，No Respect:Intellectuals &； Popular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1989，p.5。
（48）Johnson，Nathan，and Rawski 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x.此外，姜士彬（David Johnson）也提及，虽然我们有必要区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概念，但在使用时若不考虑它们之间的复杂含义，就有可能会造成混淆。他提出在晚期中华帝国时期，社会阶层的划分基于三个因素，即教育、特权和经济地位，因此中国社会可以被划分为九个不同的文化集团（Communication，Class，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Johnson，Nathan，and Rawski 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p.56）。
（49）参见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ed.David Fogacs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trans.William Boelhow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95； Herbert J.Gans，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aste，New York:Basic Books，1974，p.24。
（50）例如，在我关于街头文化的研究中所指出的，正是因为一些精英阶层没有官方的头衔和权威，因此，他们在管理城市公共空间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而其结果便导致街头生活并未受到太多的局限，这与过去我们对中国城市的“常识性理解”相去甚远。过去，中外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传统的中国城市被国家权力紧密控制，在其中，人们没有任何“自由”，因此，当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力图回答“什么是欧洲的不同之处和独具的特点”时，其答案是欧洲城市“标志着无与伦比的自由以及其发展了一个‘自治的世界’”（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p.396）。对此，我认为，如果我们进入到一个中国城市的内部，深入到城市的街头和邻里，实际上会看到市民们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而并非西方学界通常所理解的完全被控制。然而，这个对中国城市历史的传统观念的修正是否可以普遍地适用于其他城市，将有赖于进一步的研究。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