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及中近代思想史上的“认同”问题，很容易就联想到列文森的研究。早在1953年出版的研究梁启超的著作中，已有“民族国家认同”（nationality identity）的表述，以后则更为广泛地检讨了近代中国的“认同”问题。毋庸讳言，列氏所确立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基调”，已受到愈来愈多的挑战，具体到“认同”问题，张灏即针对列文森基于“文化认同”对中国近代思想演进的解释提出批评，认为“文化认同”的观念虽然有用，仍有很大限制，特别是作为诠释工具，其局限性尤其明显。然而，同样值得强调的是，有关“中国认同” （Chinese identity）的话题仍受到研者的关注。此亦表明，“认同”作为分析性概念，在近代中国研究领域确实得到广泛应用，附加于“认同”之“民族”与“种族”，“文化”与“政治”等字眼，即为明证。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以怎样的视野关注“认同”问题，在近代中国思想史领域，所面对的往往是同样的语境——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换言之，所谓“认同”，往往滥觞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基于地理与历史的认知，往往构成“认同”问题的起点，所谓“中国认同”，也缘起于此。这篇短文正是期望立足中西之间围绕“地理知识”与“历史知识”的沟通，对此略作申论，问题则集中于晚清中国“天下万国”与“普遍历史”理念的浮现。之所以做此选择，原因必多，关键在于，在西学传播过程中，地理与历史知识，往往构成论学之潜在背景。《格致新报》的一篇文章就点出了“列国地志”在西学传播中扮演的角色：华人喜考列国地志，深为可嘉。西学之行，其殆肇端于此乎。”实际上，地理、历史知识在晚清也构成了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学启蒙十六种”是晚清时期颇有影响的西学集成著作，许多内容均是关于地理、历史知识。透过那段时间出版的丛书和有关书目，如《西学大成》、《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录》等，也不难寻找到地理、历史知识的位置。期间还曾岀版专门辑录舆地论著的资料汇编，其中《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最具代表性，是当时认知世界的一套重要丛书。
用不着特别指明，这里是将晚清中国所接受的关于地理与历史的知识，作为“中国认同”缘起的枢机所在。透过此或可说明，所谓“中国认同”问题的产生，有着基本的知识背景，往往是基于相关的知识立场引发出“认同”问题。实际上，中国文化近代以来的遭遇，也可用麦金太尔（ Alasdair MacIntyre）阐述的“知识论危机”（epistemological crisis）予以说明。这里无意将“认同”问题悉归于“知识”问题，但立足“知识”的视野，或可注意到“认同”问题是如何肇端的。换言之，“认同”问题的产生，或不能简单归于晚清中国对自我价值的维护，关键还在于，支撑这些认识的「知识资源」究竟是什么，也当引起我们的重视。由此，或可对“认同问题”从新的视野加以检讨。
一、来华西人对“天下万国”的表述
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的萌生，一向是把握近代中国变革图景的重要视野。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论者还强调了，离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很难想象近代欧洲的历史。而且，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已经对全球范围内近代国家形成的前景作了界定。这也正是晚清“认同”问题的成因，所要者，是突破“普遍王权”（ universal kingship）的架构。如史华慈（ Benjamin I.Schwartz）阐明的，中国人对王权普遍性的绝对信服，或不能完全归于其周边从未出现对中国产生过真正挑战的具有同样文化优越性的“普遍国家”，但这一事实却增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这也显示出，中西沟通过程中所涉及的与地理、历史相关的问题，成为催生“中国认同”的关键因素。
中西沟通以双方的地理认知揭其端绪，并且地理学科作为先行学科起着导向作用，已是方家之论。由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打破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观念，进而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确实构成了西学东渐最初的环节。对中国来说，其突出的意义即在于摒弃“天下”观念，接受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存在——“以国家对国家”。这其中，接受“天下万国”，也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转变。然而，围绕此的论辩却不乏可虑及的地方，以“万国”而言，是“天下万国”，还是“天下”之外（下）的“万国”？晚清对此的认知颇耐人寻味（这多少类似于对“九州”的论辩），所谓“中国认同”的问题，事实上也首先在“地理”层面显露端倪。
“万国”作为术语在晚清的“表达”，已为论者所揭示。可以明确的是，“万国”在中国乃习见的表述，《易·乾》即有言“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通志·总序》尚有“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的提法。不过，尽管“万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同样表述为“万邦”、“天下”、“各国”，但与“诸夏”对举，却表明了“诸夏”与“万国”并非对等的关系。明清之际中西重开沟通之局，来华耶稣士也开启了对“天下万国”理念的阐述。且不说利玛窦所刻绘之“万国图志”，在庞迪我（Diego de人类 Pantoja）、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的奏疏中，不仅提到《万国全图》、《万国图志》、《万国地海全图》、《万国志》，还表示要将这些图说文字译为中国文字，以便“四方万国地形之广袤，国俗之善恶，政治之得失，人类之强弱，物产之怪异，一览无遗。”艾儒略（Jules Aleni）《职方外纪·自序》，还致命其周游四远，为的是“考群方万国山川形势，以证经传子史之载纪”。
耶稣会士的“援西入中”引起激烈的文化冲突，在诸多环节均有所体现。谢和耐（ Jacques Gernet）通过杨光先的例证，就特别指出冲突之源，部分即与如何安排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有关。耶稣会士带来的地理新知难以被接受，《四库全书总目》也是一面镜子。《总目》言及《职方外纪》，虽承认其“所纪皆绝域风土，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却认为“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同时还指出利玛窦《坤舆图说》所记与东方朔《神异经》和周密《癸辛杂识》等书“全与相合”，因此“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马戛尔尼（ George MaCartney）使华，在中文世界传递出的，也是天朝如何“抚有四海”，远在重洋的外夷，如何“倾心向化”，“万国来王”。
继耶稣会士之后，主要是新教传教士扮演着知识传播的工作。审视新教传教士所创办的刊物，大略可了解相关论述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遐迩贯珍》言及中外，主要使用“中土”及“泰西”、“列邦”、“外邦”、“西邦”等字眼，也使用“天下”、“瀛寰”包容中外。在传播新的地理知识的同时，还针对中国的相关见解提出质疑。该刊曾撮要刊登慕维廉（ William 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其编者按就指出：“尝考中国地理志书，卷轴无几，其中所载，未尽详明，且所纪者，大半只属中土偏隅，而乃名其书曰，天下地舆，未免小之乎视天下矣。”值得注意的是，“天下万国”的表述，就外人而言，同样包含着自我价值维护的因素，往往是基于宗教的“普世性”来传递天下一家的情怀，如其所言，“虽圣书未尝教以技艺之学，然崇奉圣道之国，必能于天文地理、图绘医药，与夫一切技艺之事，罔不手敏心灵，悉臻巧妙。”随后，“万国”之意，才逐步落实在超越宗教的“普遍性”的表达上，丁韪良（ William A.P. Martin）所译《万国公法》（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就特别指出：“是书所录条例，名为《万国公法》，盖系诸国通行者，并一国所得私也。又以其与各国律例相似，故亦名为《万国律例》云。”
略为梳理来华西人传播的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检讨晩清中国对相关知识的接受过程，也有了相应的基础。其中尤为值得重视的是，中国本土是基于怎样的背景接纳相关的知识。对此略作分析，当能了解所谓“中国认同”的缘起及困局所在。
二、中国士人阐述“天下万国”的多重意义
《史通·二体篇》曾有言：“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可以说，书写周边民族乃至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也算得上中国史书的一个传统。清初所修《明史》，其中的“外国传”即包含对西方国家的介绍。由此不难看出，所谓“认同”，很明显是基于相关知识展开。《明史》涉及欧洲国家是这样开篇的：“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对于“域中大地”按照五大洲的安排，《明史》的评价是，“其说荒渺莫考”。这正揭示出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难以被接受的原因所在。这已超越了中国本士援据相关历史资源所能进行的“想象”。但其中又指出“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则表明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总的说来，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观念，还是有着很大影响；相应的，关于世界地理方面的知识，也被种种“想象”充斥着。如姚莹所批评的：“自来言地理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夷列傅，多置不观，况外夷书乎？”
按照吕调阳《海录》序中所言：“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大西洋，自谢高清始。”《海录》一书，约成书于1820年，曾影响到林则徐、魏源等对世界的认知，肯定此书“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以是书而论，便不难看出对西方国家认知的起点。书中这样描绘葡萄牙、西班牙：“大西洋国又名布路矶士”，“大吕宋国，又名意细斑惹呢”。用不着特别指明，这样的认知是由“想象”营造的，“大两洋本欧罗巴全洲之总名，布路亚其一国也。自明以来，久居香山澳，华人遂以大西洋国称之。”因为西班牙曾占据吕宋岛（今属菲律宾），又将“西班牙称为大吕宋，将吕宋岛称为小吕宋”。
以此而言，魏源《海国图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海国图志·原叙》首先点出此普之作“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原因即在于，“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这里说得很清楚，认知世界所发生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援据的“资源”发生了转变。书中对以往认知世界的资源也进行了检讨：“志海国莫琐于《明史·外国传》，传成于尤检讨侗，侗本乎明外史及王圻《续通考》。”但魏源也受制于相关知识的局限，关于“大西洋”的一段描述就是如此。魏源正确指出了“其实大西洋者，欧罗巴洲各国之通称”。但对于问题的由来，其所阐述的也是错讹百岀。关键还在于，在魏源那里，其实仍未能接受“天下万国”，以“海国”命名其所纂写的著作，便显露出其中的枢机。重野安绎为《万国史记》所撰序言，对此就有尖鋭批评：“吾每阅汉士史乘，至所谓外国传、异域志，未尝不嗤其自小。彼以中土自居，而俨然临万国。”以达识著称之魏源，同样“局于素习而不自察”：“其著书题曰《海国图志》，是以五洲诸邦为海国也。夫大瀛球寰之何往而不然，汉土亦一海国而已，何问大小哉。”
可以说，当中国士人接触西人所绘地图，即逐渐知晓以往对“天下”之描绘，“征实则缪”。然而，由于相关知识的匮乏，所能突破的不免受到限制，问题不只是发生在魏源身上。徐继畬《瀛环志略》一书表达中国往往用“中土”，相应的称大地之土为“四土”，即四洲之意。刘鸿翱为该书所写《序》提到“万国”，不过仍恪守所谓的“圣人出而万国咸宁”：“夫中国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故自开辟，神灵继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代天立极，天君泰而百体从令，圣人岀而万国咸宁。”梁廷枏完稿于1846年的《海国四说》，也有“天下万国”之表达，认为“原耶稣设教，意在胥天下万国而遵行之”。然而，其首篇〈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同样显出基于地理认知的难局，在梁看来，“今按其教书，所谓耶稣行迹不出加利利、撒马里亚、如氏亚三部，此外即指谓异国矣。幅员固不如大秦广，其王父子世及，亦不闻有择贤代立事。”
因此，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于，尽管中国士人逐步接受了“天下万国”，但所谓的“万国”，究竟何所指，却不无可议之处。事实上，斯时中国士大夫所表达的“万国”，往往是“天下”之“万国”。针对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就传递岀这样的见识。或者指出：“今九州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或者强调：“天下大局，中华为首善之区，四海会同，万国来王遐哉，勿可及已。此外诸国，一春秋时大列国也。”似平中国是外于“万国”的。因此，晚清中国对于世界秩序的表达，并不能以是否接受“万国”为标志，“万国”本身即可能是“天下”之“万国”。
这里可稍作补充的是，郑观应对此的论述，大致展现了转变是如何发生的。郑注意到，“若我中圆，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即使通商以来，“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照其所见，“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下，奚必强分夷夏。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华之法，亦可行于万国。”因此，重要的不在于接受从“天下”到“万国”的转变，尤在于接受中国为“万国之一”，既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彼此之间还确立了“国”与“国”的对等关系。
三、“合和”中西历史的西方视野
中国之纳入世界秩序，地理之外，尚包括历史这一环节，这也构成“中国认同”的另一关键所在。前已述及中国史书对周边民族乃至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的书写，而这一问题也催生出如何书写的问题，往往衍生出对文明发展程度的考虑。《通典·礼八》已有“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的看法，认为“古之人质朴，中华与夷狄同”，尔后“地中而气正”之中华“渐革鄙风”，而“地偏气犷”之四夷诸国“则多仍旧”。因此，当中西渐开沟通，如何接受其他国家的“历史”，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中西之间的历史沟通，同样由耶稣会士开启。突出的例证是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对于那个阶段中西之间由地理沟通走向历史合和所触及的诸多问题，都有所体现：其一是由“上古”、“中古”所昭示的划分时代的观念；其二是描绘中国历史时使用中国纪年；第三则是依据《圣经》年代学作为书写历史的依据。基督教有关“普遍历史” （universal history）的认知，也构成中西历史“合和”的基础。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沟通中西历史的工作，只是初显端绪，十九世纪后逐步成为自觉行为。1833年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此最能作出说明。该刊创刊号上的《序》就力陈此刊之创办乃追求“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其中分十一次刊登的《东西史记合和》，即体现了沟通中西历史的努力。在作者看来，“世间之史，万国之记茫也”，故简删之，以“较量东西史记之合和”。该文也分为上下两栏排列，上为中史，下为西史，分别以“汉土帝王历代”、“西天古传历记”为开篇。意图是清楚的，就是要使各国之人“视万国当一家”。另一篇《史记合和纲鉴》，则进一步强调合和中西历史之必要，认为自盘古至尧舜，自亚坦到挪亚，东西史记庶几相合，“盖诸宗族之本源为一而已”。尽管此后由于前后异势，疏密异刑，史记不同，但诸国之体，如身之有四肢，血脉相通。史记之和合，即是要“结其联络，及通疏远”。
大致说来，来华西人往往依凭西方世界理解历史的方式，将中国历史纳入到“普遍历史”的架构中。较早介绍西方史学的慕维廉，在1856年刊印的《大英国志》中即言道：“作史者衡量古今盛衰升降之势若何，其理若何，有以知所以盛衰升降之原于上帝。”还立足于“天下万国，政分三等”，将中国定位于“礼乐征伐自王者出，法令政刑治贱不治贵”。 1882年出版的由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编译的《万国通鉴》，尤其说明问题。该书计分四卷，分别为“东方国度”、“西方古世代”、“西方中世代”、“西方近世代”。单就卷次的安排来说，就不难察觉出对历史富于深意的理解。“东方国度”只一卷，或不能说明什么，但没有像书写西方历史那样区分为“古世代”、“中世代”、“近世代”，却大有意味。我们固可说作者借鉴了东方各国对“东方国度”的书写，一向就没有按照“古”、“中”、“近”三世来区分，然而，这其中未尝没有“东方国度”还没有进到“近世代”的意识。
因此，如果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地理知识，破除了“天下”观，产生了天下万国并存的观念，那么历史的合和，所要解决的则是不同民族所处的历史时代。尽管传教士仍守望于《圣经》的年代学，但中西历史由此走向「合和」，历史书写逐步遵循同一个时间坐标，当无疑问。回头看中国本土对此的论辩，也极富意味。甚至可以说，在地理的意义上接受天下万国，还不算甚么，在历史意义上接受西方，所遭受的阻力更大。这也说明“中国认同”所展现的另一翼，是关切于中国历史发展程度究竞如何。
四、援据“三代”捍卫中国历史的悠久
照通常的看法，《四洲志》、《海国图志》丶《海国四说》丶《瀛环志略》是中国士人认知世界所产生的最早一批著述。这些在地理方面得到较多肯定的著述，对西方的把握实已由地理进入到历史，并构成中国“合和”中西历史最初的环节。大致说来，中国士人最初是以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编纂体系进入对西方的历史书写。徐继畬《瀛环志略》与夏燮《中西纪事》，皆是依据中国纪年勾画出西方社会之演进（如指明“佛郎西兴于唐，英吉利兴于宋”）。这也意味着中西历史之“合和”，自中国而言，同样立足于自身的历史书写传统。而从一开始，哪一方的历史更为悠久，便构成论辩的焦点。《海国四说》对于耶稣会士有关“六千年史书所载”的描述，就提出质疑：“若云开辟六千年，史书并存，则说本无稽，《明史》已讥其诞谩，今亦略为考证。盖自万历九年，利玛寳始来中土之岁，逆推至黄帝元年，凡四千一百七十八年，年代可考而知者止此，前此则荒远难稽。”进一步的，当中国士人逐步了解到欧洲不同于中国的纪年方式，也尝试进行沟通。《海国图志》就列有“中国西洋纪年通表”与“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只不过立足点仍是“华夷秩序”。不难发现，西来传教士所致力的，极为相似地发生在中国士人身上，同样是将西方历史纳入中国历史的系谱。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已形象地描绘了郭嵩焘的故事，作为中华帝国派出与西方世界接触的第一位正式代表，郭嵩焘只不过说出“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就激起了满朝士大夫的公愤。其实郭氏也在努力辩护中国悠久的历史，他承认目前的中国处在落后位置，但中国被定位于“哈甫色维来斯得”（半文明），仍令其沮丧不已，于是致力捍卫中国悠久之历史，“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当外人言及近得古碑显示埃及可纪历史长于中国时，郭嵩焘还应对说：“挨及古碑文字，与中国三千年钟鼎文相彷佛；其石刻人物，与中国二千年刻像相彷佛。泰西人记载谓挨及建国夏初，亦以中国至夏始有年代可稽。以中国之年，纪挨及之事，正以挨及之年无可推，而中国尤可推也。”薛福成是另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早在1885年出版的《筹洋刍议》中，他就试图勾画各文明的演进历程，强调“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由“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这样的描述，将中外置于同样的历史情景，其意义不可小觑，这也构成了中西历史合和的重要一步。此后，薛福成作为中国驻伦敦外交使团的成员到了西方，了解西方文明的几个源头后，还作出这样的判断：“尝考埃及创国于上古，而制作在唐虞之世；希腊创国于唐虞，而制作在夏商之世；罗马创国于成周，而制作在两汉之世。”
郭嵩焘与薛福成所提供的例证，提示我们注意沟通中西历史中国方面难以打开的缰节——“三代”。这与传教士难以突破《圣经》年代学，可谓异曲同工。中国士人向来也是守护于“普遍历史”的，即所谓“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中西渐开沟通，才不得不接受“天道有二”。然此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文明的优越感，最突出的是，当中国文明之普世性与独特性愈来愈难以守望，另一片大有可为的天地随之也开掘出，那就是中国悠久之历史。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者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黄庆澄也批评说：东人论学，动辄曰集万国之长，然过于夸大，往往多似是而非语。所谓“三代之学，亡于中土，而存于欧美”，即为明证。依其所见，“援三代之学以驳欧美之不可也，援欧美之学而强附之三代亦不可也。”显然，这里要破除的，是既成的“有”，表明援据“三代”乃当时认知历史的普遍方式。
实际上，那些年间中西交往中的诸多争端，都与此相关，“西学中源”的流行，颇说明问题。所谓“西学中源”，强调“欧人之学，吾中国皆有之”，究其根本，无非是强调中国有更悠久的历史。其基本论式即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或所谓的“礼失而求诸野”。宋恕曾自迹其弱冠后读到《德国学略》、《万国行史记》时的情形，“悄然已悲，泣数行下，曰：‘嗟乎！素王之志今乃行于海外哉！今乃行于海外哉！’”在一通书信中，他还表示：“要之，唐虞、三代之学、之治，亡于秦后，而复兴于西土，此鄙人千言万语之宗旨也。”不宁惟是，如廖平等人，还曾致力于“取外圆先后文野之箴言，以合《公羊》援乱反正之范围”，希望将西方历史纳入中国的历史系谱。
勾画晚清中国关于地理、历史的认知，对“中国认同”，或可从新的视野进行审视。显然，中西之间围绕此展开的种种争辩，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在于这些知识对应着中国最值得自豪的“知识”架构。由此也可了解晩清中国引发的“中国认同”，实际与关于地理、历史的知识有着密切关联，与地理相关的“知识”是最早遭遇挑战的部分，而与历史相关的“知识”，则是捍卫自我价值最坚固的防线。
有关地理、历史知识所催生的话题，绝不止此。这裹不过是圉绕与此密切相关的“天下万国”与“普遍历史”理念的浮现，略作说明，并由此将晚清中国所接受的关于地理与历史的知识，作为“中国认同”缘起的枢机所在。透过晩清中国关于地理与历史的认知，或可说明晩清中国所谓“认同”问题的产生，有着基本的知识背景。这里无意于将“认同”问题悉归于“知识”问题，但立足于“知识”的视野，或可注意到“认同”的缘起所在。换言之，“认同”问题的产生，固源于晚清中国对自我价值的维护，但检讨支撑这些知识的“知识资源”，也不难看出，“中国认同”问题的引发，与地理、历史方面知识的增进不无关系。
（本文注释略）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2006年四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