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源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概念，与“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微妙的契合，也在引入伊始即在理解上发生了有意无意的偏差。“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范式的主要分歧，一是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二是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应当“以现代化包括革命”。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就其学术方面而言，最终达成了具有建设性的共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应当“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这一共识对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研究“范式”的争论，不但持续时间漫长，而且双方壁垒分明，论辩色彩浓厚，在最近几十年以实证研究为主导的近代史研究领域颇为引人关注。通过争鸣，论辩双方厘清了各自的基本立场以及与对方的主要分歧，并分别作出相当程度的调适。就主要方面而论，通过范式之争，“革命史范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现代化范式”则逐渐“脱敏”，从而大大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空间。因此，应从总体上肯定这一争论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一、“范式”问题的出现
“范式”（paradigm）这一术语是由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1962年出版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引进的学术语言。库恩指出，在科学发展的某一时期，总有一种主导范式，当这种主导范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无法再将该范式视为理所当然，并转而寻求既能解释支持旧范式的论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法解释的论据的更具包容性的新范式，此时科学革命就发生了。范式转换是对科学进步的精辟概括，经典的例子是从古典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转换。显然，这是一个具有积极含义的概念。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在过去30多年中就范式问题展开了持续的讨论，对范式的理解也略有差异，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理论和方法”，有的视作“不言自明”的信念，有的认为是“一种解释模式”，有的大略等同于“学科体系”。不管如何定义，学者均认可范式关系到学科的整体认识，具有本质性，不是枝节问题。在关于范式的讨论中，相关学者基本未对这一概念本身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而且，参与讨论的双方均不否认自己属于对方所定义的范式共同体，虽然也都认为用以概括其所属范式的名词并不恰如其分。
这样一个产生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外来概念，颇为顺畅地被在不同语境中从事史学研究的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所接纳和发挥，这看似奇特的学术因缘，放回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其实不难理解。
李时岳于1980年初发表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曾掀起轩然大波，作者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四个阶段”论（稍后被称为“四个阶梯”论），这是近代史学者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其研究对象的标志性文章。①不过，这篇文章并非空谷足音，而是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下，史学界竭力摆脱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枷锁，力图恢复历史学的学术性，以及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这一目标和追求的一个缩影和代表。黎澍在总结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发展时已明确指出：“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继，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它的目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能完成的建立民主政治、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准备条件，而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所走过的老路。”而且断言：“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近事实。”②显然，这样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与一切从阶级斗争出发，不切实际地拔高农民运动，否定一切改良行为，对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也“立足于批”的传统解释模式大相径庭。李时岳的“四个阶梯”论与黎澎对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向的概括不仅内容一致，连表述也非常接近。李文对这四个阶段的关系作了以下阐述：“前一阶段孕育着后一阶段的因素，前后紧相连接。前一阶段的运动尚未结束，后一阶段的运动业已萌发；后一阶段的运动已经开始，前一阶段的运动尚留尾声，前后交错。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③
李时岳本人曾说，自己的提法与“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有学者据此将其归为相对更重视革命的“后革命范式”。但早在“范式”争议出现之前，就有学者评论道：“四个阶梯”论虽然还不能说是一个严整的规范（徐按：同样源自库恩的著作，是“范式”曾经的译法），但这一提法“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为线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趋向，目的在于以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作为近代历史进程的本质内容。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对近代历史的一些重要事件的看法与传统规范当然不同，例如强调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民族战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革命等等。如果同意这样的修正和补充，多半就会导致放弃传统规范。”“它对中国近代历史本质的看法与‘三次高潮’的提法确实有所不同，由此提出的修正将导致放弃整个规范。”④也就是说，这种对中国近代史“主流”和“基本脉络”的新看法，对于原有解释体系而言，具有颠覆性。后来的评论者也指出，“四个阶梯”论是对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理论体系的强有力挑战。⑤
这种新的解释路径出现之初，学术界正处在黄宗智所描述的“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的）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⑥的状态，就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而言，也可以说，是处在“新东西”已经出现，但尚无以归纳和命名的状态。科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1980年代初翻译出版，适逢其时地与史学研究的转向产生共振，为史学研究新趋向的概念化提供了适用工具，从而使这个从西方科学发展史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在中国当代史学研究中落地生根。
借用范式概念归纳中国近代史的新方向，不仅限于中国学者，美国的相关研究者也采用了同一概念。这一方面显示了“范式革命”的强大穿透力，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近代史研究面临的挑战具有普遍性。相关讨论的国际性在提升其学术意义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此点留待后文再讨论。在这里笔者想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学者张亦工很可能是最早将“范式”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⑦但他的学术贡献却未引起相关讨论者的注意。此个案亦显示了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汲取学术资源时的“眼光向外”倾向（张本身的学术资源同样来自“外”）。
1988年，张亦工已采用库恩的概念（当时的译名是“规范”）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趋向。他敏锐地观察到，“近几年的研究情况表明，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正处在研究规范发生某种变化的过渡时期”。“自1979年以来，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传统规范已经面临一些新的规范性认识或理论挑战。关于近代史研究的目的、对象、方法，关于近代历史的本质和内容，关于历史和历史学的基本观念，众说纷纭，这使我们预感到一种重要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近几年来，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和研究者的思想解放，近代史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了一些与传统规范有所不同的理论、原则或概念，它们还不成其为完整的规范，只能称为规范性的认识或理论，但是发展下去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新的规范。”对于“传统规范”，作者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从革命史的角度把握近代史”；对于正在形成的“新规范”，作者尚未命名，且认为不止一种，譬如有些学者主张从社会史视角研究近代史，有些学者主张历史发展的“合力论”，都体现了与传统规范或多或少不同的思维方法。不过作者明确指出，“四个阶梯”说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一种”。⑧由此可见，后来发生的范式争论，在1980年代末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
稍后两位海外中国史研究者（黄宗智、德里克）用中文发表的相关论文，结束了这种“无以名状”的状况，不但明确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对立，而且指出中国近代史中存在“规范（范式）危机”。他们的文章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使业已存在的分歧明朗化、概念化，争议也随之出现。黄、德两人文章的学术背景或包含中美两国（黄），或主要针对美国学术界（德），并不专以中国的史学界为对象，不过，由于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与当时中国史学界的状况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契合，两文不仅广泛传播，而且在中国学者中接受度极高，其间又出现并非不重要的理解偏差（主要指对德里克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一偏差，提升了问题的关注度，同时也提升了争论的尖锐度。
黄宗智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中文版发表于1993年，英文原文发表于1991年。中文版“编者按”指出，原文发表后“在美国理论界、史学界激起很大反响”，可见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同样面临重要转型。黄文将中美两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置于同样的“规范认识危机”中。他指出，在美国，学术界的理论困境是：“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近代早期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其间，中国史研究领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华帝国晚期”来称呼明清时期，但此词过分强调了皇权在中国历史整体中的作用。在中国，则是“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相持不下，这使青年学者对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的时髦方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认识危机。
黄宗智的文章并未直接针对“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相反，他明确指出，他所指的“规范认识危机并非针对某一理论或模式，并非针对学术界的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针对中国模式或西方的学术研究。”他所理解的“规范”比一般学者宽泛得多，是指“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⑨他的分析是深刻的，所举例子也易于接受，典型的如“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一贯穿于中美两国学界的“共同信念”。确实，研究者对于这样的联系习焉不察，往往把它看成是不言自明的，黄则提醒这样的“规范认识”是有问题的，他个人的研究也长期致力于解构这样的“信念”，并屡有创获。
黄的“危机”说在中国学者中引起共鸣，而与范式争论更直接的则是德里克的文章。德里克在1995年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重要研究新趋向定义为“现代化范式”，使张亦工所谓“正在酝酿之中”的“一种重要变化”找到了比较恰当的概念表述，也使相关学者明确了自我定位。因此，评论学术史的学者一般将范式之争追溯到这篇文章。
但是，迄未引起注意的是，对德里克文章的解读存在两个重要的偏差。第一，将德氏之文解读为针对中国史学界现状而作。其实，德里克更为关注的是美国的中国历史学研究。文章一开始即指出，“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我的讨论是针对美国当今的汉学界，在次要一些的程度上，它也与欧洲汉学界有关”。作者称他虽然“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学者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同样存在着这些问题”，但“由于这种感觉更多地是基于印象，而不是基于全面考察”，他“将不对当代中国学者的近代史研究作直接的评论”。⑩不过，德里克学术上的谨慎似乎未为中国学者所重视，在借用其概念的同时并未作必要的语境分析。第二，更为重要的误解是，认为德里克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正在取代“革命史范式”（徐按：原文的译法是“革命范式”）。这一成为后来“两个范式”之争主要焦点的提法，就德里克的原文而言，其实有相当的距离。德里克从“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解释途径的消长解读二战之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他指出，“现代化范式”在二战之后“统治了美国与欧洲社会科学的思维，也支配了对中国的理解”。到60年代后期，这一范式受到革命范式的挑战，（11）在随后的20年里“革命范式煊赫一时，以至现代化论者也觉得必须将革命（与社会主义）纳入现代化论之内，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可能的替代发展模式”。1980年代中期之后，同样由于现实环境的变化（首先当然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波折），革命范式受到美国学界质疑，相当程度上被抛弃，新的研究趋向接续了“现代化范式”的脉络。在德里克看来，与革命在历史叙述中丧失中心地位的同时，新的趋向因“不能含融贯通旧的中国近代史解释，甚至不愿正视它”，尚不足以形成新的中心，“危机”由此而生，即，“当前范式危机的根本是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这一危机，虽然与“革命在近代中国史上的中心地位被否定密切相关”，但解读为“革命史范式”的危机，至少是不全面的。如果说“革命范式”面临被抛弃的“危机”，“现代化范式”则面临对历史事实和既往研究不能融会贯通而且“没有任何有分量的意识形态来挑战其霸权”的问题。德里克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指这种“缺乏挑战的状态”。（12）毋宁说，“范式危机”是史学界共同的危机。文章更未提出“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正在取代“革命史范式”的观点。
德里克从范式转换的视角总结美国的学术史，这一概括，为中国近代史学界提供了基本合用的观念工具，同时也引起了两个范式之间的激烈争论。
二、“范式”之争的基本内容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论，就“范式”竞争而言，形成交锋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第二，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以此为主要坐标，双方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评价发生重大分歧，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民族独立与近代化的关系”、“改良与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均曾引起激烈争论，可以说，近二三十年内，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所有重要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在“如何评价”的问题上均发生过争论，观点截然不同。本文的目的在于讨论“范式”本身的问题，对于实证层面的讨论不展开；另，现实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有目共睹，近代史学界的争论从来存在不同方向的“溢出”，这使观点聚焦产生困难，但本文将尽量在学术脉络上进行讨论。
1.“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
革命和现代化，无疑都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内容，两者是否有轻重之分？孰轻孰重？双方均认为自己的理解更为本质。
“一场革命史”的提法更多地出于其他学者的判定，而非持“革命史范式”学者的自我认定。被认为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指出，“革命史范式”这个概念“不是很准确”，因为在“革命史范式”下产生的代表性史学著作，都决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更不“以农民战争为主线”，这些著作在重点关注和重点叙述革命史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论述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嬗递、民族关系等内容，也没有忽略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在这种叙述框架下，革命是“主线”和“基调”，但不是“唯一”。不过，鉴于“革命史范式”的概括“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内容，且为许多学者所采用”，在找到更为准确的提法以前，相关学者表示愿意采用这个提法。（13）
产生于革命和战争环境的革命史观，把阶级斗争和革命视为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和主线。范文澜在1950年代曾经说过：“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按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胡绳在这个时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14）“革命”无疑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关键词。以革命史为基本线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骨架被归纳为“八大事件”、“三次革命高潮”。
“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
相关学者对以革命史为中心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正当性作了以下概括性阐述：“因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15）
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于“现代化范式”这一归纳同样有所保留，认为“现代化不是一个理想的概念，容易产生歧义，或许有一天人们能找到更好的概念取代它”。（16）从现代化理论的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17）“现代化范式”的内涵界定非常宽泛：近代史研究以“现代化”为基本概念；以“近代以来中国人为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从事的革命化（民族化）；为实现自由平等而进行的民主化；为争取社会文化进步而进行的理性化启蒙运动”等为基本框架；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民族独立等为评判价值，纲举目张，来架构近代史的模式。这就是说，近代史就是一部一代代中国人探索、争取、实现这些价值标准的“现代化史”。（18）“20世纪中国史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打破了支配古老的旧史学两千多年的传统循环史观，而改以接受从现代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面对席卷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新潮流，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立足于现世，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变革，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这一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和进程，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从较广泛的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百年以来关于中国与世界现代发展变化的各种研究，统称之为‘现代化研究’”。（19）
由中国近代史是否是“一场现代化史”的讨论，衍生出中国近代是否曾经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的论辩。
持“现代化范式”的学者从“现代化”因素的产生、成长、波折、趋向建构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脉络，这一基本认识从事实层面受到挑战，对方提出中国近代未曾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有学者指出，从作为现代化前提的经济现代化看，前80年，从洋务运动开始，先后创办的近代官办工业不过几十家（含军事工业），民办资本工业不过几百家；农业方面，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原封未动，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现代化运动。后30年，主要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几年，现代化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工业产值不过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而且是“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并存”，钢产量不过55.6万余吨，中国仍旧是一个粗放的传统农业大国，也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如果从政治上考察，中国近代确实出现了若干新事物，在不同程度上共同推动着近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现代化进程。然而，对于这些政治运动，“新范式”的研究者评价并不一致，并未描绘出现代化发展的连贯图景。（20）从史学研究的实践看，则认为迄今未出现有分量的依据“现代化范式”写成的中国近代史论著。
面对质疑，“现代化范式”学者主要从价值和事实两方面加以反驳。前一方面，他们借用台湾学者的话说：“中国百余年来努力于致富致强，努力要求民主政治，努力于人人自由平等，说中国的近代史便是现代化史，谁曰不宜？”（21）后一方面，则指出了在现代化史观指引下史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并详细列举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开拓了诸如对近代中国商会、教会和教会学校的系统研究；对晚清新政、改革措施、代表人物的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中外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对世界史上现代化的起源与动力、阻力与中断、殖民主义与现代化、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以及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研究等许多新领域”，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则指出2003年前的20年中，“已经有了可观的成果。仅从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来看，就已有近百部著作问世，涉及对中国现代化全过程和分阶段、分过程的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等，专题论文更是难以计数”。（22）
2.“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范式论争的双方都对对方作了相当程度的肯定，并在自己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留了一席之地。
主张用“革命史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并不笼统反对“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考察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因为“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丰富多彩，从任何一个侧面或角度为视角去观察、研究它，都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23）从现代化视角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论著，“用经中国学者改造过的现代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析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迟滞、发展和曲折。这样的观察是有意义的，它使读者通过另一个视角看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24）
问题在于，“现代化”视角只能作为“革命史范式”的补充和校正，而且，“革命史范式”可以而且应该包括现代化的视角和内容。相关学者明确提出，自己对“现代化范式”所不赞同者，“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从而将近百年中国历史概括为‘一场现代化史’，用以取代所谓‘旧范式’及其基本认识”。（25）“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以‘现代化范式’分析、撰写中国近代史，就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这样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新意，将为智者所不取”。（26）
由于其与时代精神的高度合拍、对近代史事的高度解释能力以及针对性极强的资政功能，“革命史范式”在长时期中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历史研究在这一范式之下所取得的成绩，为所有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所共同承认。“现代化范式”肯定“革命史范式”在史学史上的合理性及其在这一范式指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即使仅看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的研究，本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也是进化史观和各种‘新史学’所无法比拟的”。“现代化范式”对“革命史范式”的不满，在于“由于只存在一种研究规范，往往抑制了重要的不同学术见解，因而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自由发展”，具体而言，“传统规范注意到的问题受到特别重视，一般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而传统规范忽略的问题往往不被研究者注意，与传统规范有重要区别的学术见解通常会受到排斥或抑制”。（27）这是非常中肯的批评，正如黄宗智所说，范式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论者指出，单一的革命史视角导致“史学家观察的局限”，从而“难免造成认识失误”，这一失误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为了论证革命的合法性，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改革或‘改良’统统否定了，即使当时尚无革命条件和革命力量……其二，由于现实的革命仍然主要是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于是将它直接与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旧式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衔接，农民成为古往今来历史的主体、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28）“现代化范式”则更具包容性，它主张把“革命史”看做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一种包括革命而不排斥革命的解释框架。
“现代化范式”有较强的理论建构意识，形成了包容性极广的解释体系。这一理论的主要建构是：中国（也包括东亚各国）近代存在三大矛盾：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与古老的小农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农耕文明的矛盾。三大矛盾引发了四大趋向，即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遏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趋向的方法有两种：激进的革命手段和温和的自救运动，两者的目标都指向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期间出现了三次局部断裂和三次模式转换。“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29）
这一“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三、范式并存与互济
前已述及，“革命”与“现代化”确是中国近代史的焦点问题和主要内容，因此，两种范式的相互包容具有客观的基础。参与争论的学者亦均尊重对方的成就、并在各自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留位置。而且，随着讨论的展开，在不同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进行了自我反省，并对原有解释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革命史范式”是受到挑战的一方，其代表性学者的反思和重新建构相当自觉和努力。在“革命史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承认这种范式存在着诸多缺陷，吴剑杰概括为“研究对象的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思维的绝对化，研究理论的教条化，还包括该书（徐按：指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丛书）主编者所指出的认识误区和研究禁区，等等，这些都应当进行反思并加以纠正”。（30）在总结胡绳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时，张海鹏做了以下评语：“胡绳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以革命史为中国近代史的主干，以阶级斗争作为主线，显示了其理论的卓越之处，抓住了中国近代史最为本质核心的东西。但毋庸讳言，这个框架当然无法涵盖近代中国的所有内容，它对后来研究者的学术创新的制约也是存在的，虽然这绝非初创者的本意。主要表现在：由于过分强调从政治角度来铺叙中国近代史，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则相对忽视；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势必会忽视生产力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结果是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线性公式’。”（31）这些都是很深刻的自省。
在进行反思的同时，“革命史范式”致力于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从而获得了强大的再生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尤其需要提到胡绳、刘大年这两位“革命史范式”的主要建构者的思考及其研究实践。（32）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97年再版序言中，胡绳对于此时学界较为热衷的现代化问题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他明确指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而且很有意义。这自然不能理解为作者对革命史范式的放弃，因为接纳一个主题并不意味着必然放弃另一个主题。事实上，胡绳强调的是民族独立和现代化“两大课题”，对于这两大课题之间的关系，他的表述如下：现代化必须和民族独立问题联在一起，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离开独立的问题，民族独立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以首先解决现代化为突破口来解除近代中国的恶性循环被证明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也就是说，民族独立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现代化是近代中国追求的目标。
由于学术背景以及在学术体制中所处位置的有所不同，刘大年的学术特质更为鲜明。他很早即重视对经济史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晚年对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和脉络多有精微阐发，并尝试从新的角度对历史问题作出解释。他反复强调“民族独立”和“近代化”这“两个基本问题”，指出这两个问题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民族独立与近代化，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33）与胡绳的“先后”说略有不同，刘大年更重视两者的互动，认为它们互为条件，并且把“革命”和“现代化”包纳到更高层次的“民族运动”中。他指出，“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归根结底是一个民族运动，是具有两个内容的民族运动，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是不是更加切合历史实际一些”。（34）笔者不认为晚年刘大年对革命史范式的基本态度是“坚守”、“捍卫”，（35）而是“整合”、“创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民族运动”对两种范式的包纳并未为学界广泛接受，但刘大年的努力超越了单纯革命史观或现代化史观的视角。显然，“两个基本问题论”得到学界的高度认同。胡绳、刘大年这两位近代史大家晚年在学术上的不懈探索，以及以理服人的学者风范，对“范式”争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建设性的学术争鸣树立了典范。
在“革命史范式”进行自我调适和完善的同时，“现代化范式”也在修正自己的表述。董正华指出：“由于史学家受主体认知能力的限制，所能获得的对历史整体的真知只能是相对的。这些都很让史学家困惑。合理的‘解决’办法恐怕只有一个：承认不同见解、不同‘范式’长期共存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他明确表示：“‘现代化’不过是已有和将有的众多新‘范式’之一而已。‘现代化范式’不可能取代其他史学范式而自定或被定于一尊”，并呼吁“在围绕史学趋势、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范式’的讨论中，需要一种宽容的、开放的心态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36）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加以详细申论，“总而言之，史学家所选择的众多路径、取向或‘范式’，是可以兼容、互济的。不同的史学观点、史学流派相互间应当宽容、共处。对因理论和方法不同而出现的‘分歧’，不必急于达成‘一律’。史学研究不断涌现新的‘范式’和多种‘范式’并存，史学界出现不同的流派或‘学派’，是史学走出‘危机’和萧条而重新步入繁荣的征兆，也是有利于史学理论研究繁盛的好事。”（37）相关学者的学术用意，由初期的“包括革命史”，调整为范式共存；“不是反对革命史，而是反对以革命史为唯一解释模式”。
可见，就主流而言，“革命史范式”实践了德里克所谓的范式“扩散”，而“现代化范式”追求范式共存，双方均放弃了“唯一”以及“以己容彼”的主张，从而体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性价值。
四、结语
从源头上看，无论从“革命”还是从“现代化”的角度书写中国近代史，都与解释现实和服务现实相关，（38）而“现实”的主要方面，是中国近代在内外交迫下国弱民穷的事实。“救亡”是双方的共同诉求，“革命”和“现代化”则被视为救亡的两大取径。即使在远离历史现场的海外中国近代史学界（此处主要指美国学术界，它在二战之后的西方学术界起着主导作用），同样存在着从革命史角度和从现代化角度解释中国近代史不同流派的倾向。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范式”概念虽来自域外，针对的无疑是自身的问题，连中间有意无意的“误读”，也在显示了取用者或批评者的主体性，因为“革命史范式”在中国史学界受到的挑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用来源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概念界定人文学科的学术流派，显然具有局限性。科恩认为，范式的出现是学科成熟的标志，而一门成熟的学科只有一种主导性范式，“范式革命”即是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新范式取代解释能力已然不足的旧范式。他认为，在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中，尚未形成范式；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绝不可能出现范式革命前后科学家眼中的“鸭子”变成“兔子”的情形。（39）显然，对于将“范式”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卷入“范式”之争的学者有其自觉。在“现代化范式”初现端倪时，张亦工即指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打破‘一道而同风’的大一统局面，形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不同规范的并存和竞争，以促进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深化人们对近代历史的认识，这是时代对历史学的要求，也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40）张文意在打破一统，鼓励竞争，丝毫没有“取代”之意。德里克在被认为引起了两个范式之争的“革命之后的史学”一文中明确表示：“显而易见的是，引导史学研究之范式的多样并存，正构成了使从不同观点理解历史成为可能的那种‘民主的’开放性的根据。据此我认为，在史学领域，出现一种支配性范式是既无可能又不可欲的。”（41）十多年后，德里克再度就此问题发表看法，指出“在社会科学中，很难说一个可以取代另一个范式的范式就能解释更多的事件。即便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范式也并不容易被另一个范式所取代，而无论其在解释证据方面的超越性要求多么有可能令人信服”。就中国史学而言，讨论范式的“扩散”或许更有意义。（42）从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看，正是“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不但成为范式之争双方的归趋，而且成就了史学研究的洋洋大观。
但决不能因此认为，这种“扩散”、“并存”、“互济”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既然称之为“范式”，当然有其区别于其他范式的独特解释体系，新范式往往形成对旧范式的冲击和挑战，旧范式则容易成为压抑新范式的保守力量，“并存”局面下也仍有“主导”的问题，加上人文学科的研究与现实形成紧密的互动，“相互接纳、彼此扩容”的达成并不容易。只要回顾一下“范式”之争中的复杂和曲折，便可体认这一点。本文在最化约的意义上讨论“范式”之争，未涉及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而脱离社会整体环境讨论近代史研究中的宏观问题，不但不可能是完整的，而且不可能是准确的。但笔者仍然认为：范式之争的建设性价值应得到重视；持不同范式的学者之所以能够逐渐更注重范式的并存与互济，得益于整体上开放的社会环境，以及参与讨论的学者（尤其是代表性学者）的学术深度、学术远见以及对于学术立场的持守。
关于近代史“范式”的争论，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持续时间漫长而且关注度颇高的学术争论，这一争论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视，它对于史学领域的拓展、史学内容的丰富、史学解释的多元，尤其是对于“现代化范式”的“脱敏”，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不能把新开拓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直接归功于现代化范式的采用，但现代化范式所起到的“破除”和“解放”作用，确实有助于这些成果的获得。而革命史范式，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议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近年来，“新革命史”研究成果丰硕，对“革命”的关注重新返回近代史研究的中心视野。事实上，离开“革命”，便无法全面贯通地阐述中国近代史。还有学者注意到，“革命史范式”自身的内涵已经悄然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革命”叙事中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事实上被弱化甚至被放弃，“阶级叙事”逐渐向“民族革命叙事”转移，而“民族革命”叙事对于统治阶级的种种“现代化”努力能予以理性看待，与“现代化”叙事并不排斥，甚而可以兼容互通。（43）事实证明，这两种曾经相互对立的“范式”，具有通过彼此竞争相互扩展边界、相互接纳以丰富历史研究的内容和解释能力的弹性和空间，更有积极意义的是，融合两种范式的重要学术研究成果正在相继呈现。
我们也应该注意，除了“革命”和“现代化”这两种范式，中国近代史还存在从更多的侧面解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事实上，直接卷入范式争论的学者并不多，更多的学者关注的是本学科长期被忽略或未被重视的方面，许多研究无论与“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无直接的关联。近几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除了“解放思想”大背景下的20世纪80年代这个例外，理论论辩并不突出，更引人注目的是学者所谓“见之于行事”的实证研究取向。对于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20世纪末以来，学者对理论的兴趣持续减弱，（44）而范式的争论也已基本止歇。这既符合史学发展的阶段性需要，也为近代史学科获得更充分的学术性所必经。自然，理论的关切不会消除，范式的争论也未尽充分，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不同解读，今后还会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再度展开。不过，由于“范式”概念本身的局限性，以及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研究的内容会越来越丰富，而其中继承的一面会日趋重要，相关理论讨论可能不会再在“范式”的名义下展开。
本文修改过程中，承德里克、郑师渠、赵庆云诸先生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意笔者的所有观点，因此，表明“文责自负”仍是必需的。
注释：
①参见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②黎澍：《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原载《中国历史年鉴》（1979年），见《黎澍自选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3页。
③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40页。
④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7页。
⑤参见张海鹏、赵庆云：《试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61页。
⑥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第42页。
⑦阿里夫·德里克教授在回复笔者询问的邮件中说，他在1978年出版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一书中提到了“范式”，指的是“唯物史观”。“如果唯物史观被视为一种如托马斯·库恩在解释科学知识的进步时所使用的‘范式理论’，那么马克思主义对于史学的影响会更容易被评价。”直到1990年代，他才明确提出“革命”和“现代化”两个范式的转换问题。他还说，其他美国历史学者（包括非中国史领域的学者）也没有更早使用这一概念。
⑧参见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64、63页。
⑨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第47页。
⑩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第135页。
（11）阿里夫·德里克在这篇文章中未指出这一挑战的具体内容，只笼统说“由于全球范围的发展”。黄宗智在上引“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明确指出与对越战的质疑有关，因为原来的主导范式（“西方冲击”论，与德里克概括的“现代化”范式同义）被认为为帝国主义和美国干涉越南服务。他们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致。他们共同参与创办的Modern China（《近代中国》）虽创刊于1975年，但与越战引起的美国学术界的分裂直接相关。
（12）参见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第141页。
（13）参见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7页。
（14）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15）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29页。
（16）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第18页。
（17）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冬季卷，第44-45页。
（18）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第98页。
（19）林被甸、董正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现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1期，第18页。
（20）参见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62、263-265页。
（21）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第88页。
（22）董正华：《多种“范式”并存有益于史学的繁荣》，《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第8页。
（23）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60页。
（24）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25页。
（25）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60页。
（26）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29页。
（27）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1、55页。
（28）林被甸、董正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155页。
（29）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冬季卷。
（30）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80页。
（31）张海鹏、赵庆云：《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22页。
（32）胡、刘晚年对相关问题的论述，参见张海鹏、赵庆云：《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试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2011年第3期。
（33）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见氏著：《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54—355页。
（34）刘大年：《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4页。
（35）参见黄广友：《回应“挑战”：刘大年晚年关于革命史范式的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36）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第18页。
（37）董正华：《多种“范式”并存有益于史学的繁荣》，《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第11页。
（38）参见欧阳军喜：《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39）这种情形与其说是由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成熟”导致的，不如说是由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引起的。在人文社会科学（以及特定的历史学）研究中，毕竟没有自然科学那样严格的有效性标准和验证过程，而且，历史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史学家个人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参见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第139页。
（40）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64页。
（41）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第140页。
（42）参见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82页。
（43）参见赵庆云：《政治认同、时代变迁与历史叙述——读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待刊）。
（44）参见徐秀丽：《从引证看中国近代史研究（1998-2007）》，《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作者简介：徐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1期，第40-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