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得益于俄国革命，不仅仅是在思想理论上。它更直接地体现在来自共产国际的组织帮助上。这种组织上的帮助在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对中国革命影响之大，是众所周知的。从向中共党、团、工会及其相关组织派驻代表，到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到指导协助中共召开各种重要会议、帮助组建中共地下交通线，一直到干预中共中央人事、干预中共中央各种决策、遥控指挥中共军事作战等，可谓面面俱到，无孔不入。其实，俄共和共产国际的这种直接介入，从1920年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形成时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时至今日，由于文献资料欠缺的缘故，我们对这方面情况了解得还不是很深入。比如，对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史实的说明，我们至今主要依据的还是一些并不十分准确的回忆材料。近年来，俄国公开了部分共产国际早年的档案材料，也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使我们的解释能够比过去更贴近于历史事实。
对上海发起组问题的不同说法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所利用来了解中共上海发起组，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大都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而这些回忆提供给我们的线索通常十分有限，并且充满矛盾。因此，尽管多数著作已经就几个关键问题，如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间、参加人员等，基本达成共识，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
目前有关中共上海发起组问题的比较权威的说法，分别见之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8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一书。其中，前者肯定“一九二0年八月，为了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后者则进一步说明：“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分局派出由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人组成的俄共党员小组到达中国，先后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了帮助”。“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1920年8月，首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陈独秀、俞秀松、李达、李汉俊等”。[2]
但是，无论是在对上海发起组参加者的认定上，还是在对上海发起组成立时间的考察上，中共党史学界长期以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关于上海发起组的参加者问题，因为对何谓“上海发起组”概念不清，凡这段时间涉足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有关活动者，均可视为其成员，因此从5人到20人的各种说法都有。考虑到举证烦琐，故这里暂置不论，仅以上海发起组成立时间为例加以讨论，亦可知分歧之大。
中共上海发起组究竟是何时成立的？尽管相当多数学者赞成1920年8月说，但是，由于回忆材料众说纷纭，不少研究者并不同意上述所谓1920年5月先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三个月后再成立上海发起组的说法。
比如，同样在1981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册）即称：1920年“五、六月间，首先由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等发起，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由上海小组与各地马克思主义者联系筹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3]稍晚如李新主编的《伟大的开端》一书则认为：“一九二0年六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七、八月间正式成立。”[4]以后如专门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黄修荣，在其专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一书中，也认为上海小组的筹建，应该是在“1920年6—8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实现的。[5]1993年出版的周文琪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更进一步认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4月发起，8—9月间正式成立起来的。[6]
出现以上不同说法的原因，根本上在于许多研究者对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持有疑议。这里面的问题自然是出在研究者们凭藉的不同人物的回忆上。1993年，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任武雄先生的一篇文章曾对此作过解释。他指出：目前的许多历史著作都说：1920年5月左右，上海建立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8月左右，才建立党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但原始的文献中，未见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记载。上海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说法，主要是根据早期上海党组织的成员邵力子和陈望道的回忆。而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党早期组织的其他成员，如沈雁冰、施存统、李达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加以否认，或者从未提及。如沈雁冰明确地说：“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7]施存统也回忆说：“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1920年6月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有的地区党小组领导的外围组织，取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李大钊同志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很有名，但在上海，并没有用这个名称”。[8]公认的上海发起组成员，也是对上海发起组回忆最多的李达，在他的历次回忆当中，也从未提到过上海发起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基础上这回事。据此，任武雄先生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可能并不存在”。[9]
否定先有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观点，由于1991年新发现的俞秀松1920年的一篇日记，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俞秀松在这一年7月10日的一篇日记当中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以后不是自己对于现在社会有很明了很正确的观察，就取甚样的方法来改造他是不行”。[10]显然，不少研究者都认为，俞秀松在这里所谈的那个“社会共产党”，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因此，上海小组的成立时间，至少应当在1920年7月10日以前。任雄武先生“估计”：“成立时间是在5、6月中”。[11]日本京都大学的石川祯浩先生则进一步根据俞秀松日记从6月17日起，直到7月9日都未曾提到过这个“社会共产党”，和最初积极参予上海发起组筹建工作，后因孙中山反对流泪退出的戴季陶6月17日前后因心情“烦闷”，“精神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湖州疗养等情况，具体“推测”上海发起组应该成立于1920年6月17日之前的“6月中旬”。[12]
在缺少文字档案资料的情况下，要想靠对说法各异的回忆录进行分析推理来厘清谁是上海小组的成员，小组究竟成立于什么时间，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发现了弥足珍贵的当事人俞秀松从1920年6月17日至7月25日的日记，也于事无补。其实，从上面提到的俞秀松7月10日的文字当中，我们也未必就能够肯定地得出结论说，他日记里提到的那个“社会共产党”，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毕竟，在那个时候，“社会党”、“共产党”之类的字眼儿颇受中国激进青年的欢迎，已知的号称“社会党”或“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就出现过好几个[13]，无论如何不能见到“共产党”三个字，就认定它一定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
稍微仔细地推敲一下这段日记的文字，我们应当不难看出，俞秀松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若有所失的情绪，并不是为“前回”成立了“社会共产党”而感到兴奋。造成人们理解上出现问题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其日记中不仅提到了组织过“社会共产党”这件事，而且还有所谓“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这句话。一方面提到组织过“社会共产党”的事实，一方面强调对安那其主义感到“茫无头绪”，肯定“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看上去确乎容易使人得出俞秀松这时已经因为加入“社会共产党”而放弃无政府主义的印象。但是，如此理解这段文字的研究者们，显然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是忽略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不仅不排斥无政府主义，而且是以无政府主义为同道的这一事实。同样经过上海发起组帮助成立的北京和广州的两个小组，最初干脆就是以无政府主义者为骨干的。第二是只注意到俞秀松关于“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一句话，却忽略了他关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这句话的含义。“波尔雪佛克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也就是当时苏俄共产党人用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那个革命的列宁主义。既然作者表示对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他所提到的组织过“社会共产党”这件事，对于我们又有多大意义呢？何况，如果将“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作为因，而将其后的“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作为果，按照语顺联系成一句话来理解，恐怕不仅得不出他们刚刚建立起共产党的意思，而且会得出对“前回”尝试着建立共产党感到失望的结论来。所谓“前回”，即使照字面理解，也应当是指“前一次”、“上次”、“上回”的意思，不含有“前些天”、“前些日子”的意思。
综上所述，我们恐怕应当这样来诠释俞秀松这篇日记的意思，即：
经历过上次组织社会共产党那件事以后，我们对于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特别是从前信无政府主义，的确是盲从的。以后如果不是自己对于现在社会有很明了很正确的观察，随便拿一种方法来改造社会是不行的。
如果以上的诠释是正确的，那么，俞秀松的这篇日记，当然不能成为证明5、6月间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文字依据。它唯一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是，俞秀松曾经一度因为愤世疾俗，向往共产主义，参加过组建“社会共产党”的活动，但此事已经成为过眼烟云，时至1920年7月，他和其他参加组织那个“社会共产党”的成员，对于推崇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仍不甚了了，颇感失落，尤其是对无政府主义失去信仰。考虑到一个多月以后俞秀松在陈独秀委托之下积极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这个时候的他不可能不了解陈独秀等人正在进行的工作。因此，从逻辑上，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判断：或者发起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的问题这时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或者陈独秀等人这时并未以“共产党”的名义筹建这个上海发起组。
上海小组与上海“革命局”
要真正弄清楚上海发起组的问题，需要发掘历史档案。在这方面，几十年来，我们几乎没有能够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可喜的是，1994年底在俄国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文献，1920—1925）一书中公布的几件共产国际档案文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判断上海发起组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这几件文件是：（1）1920年6月维经斯基致某同志的信；（2）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致伊尔库茨克东方民族部的信；（3）1920年9月1日威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4）1920年9月1日威连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5）1920年12月21日勃朗施坦和阿布拉姆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等。这些来自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当时派往中国的代表及其领导机关的书信报告中讲述的情况，和我们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可以大大促进我们对上海发起组问题的深入了解。
综合上述文件的内容看，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派员前往上海推进中国革命的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年夏。当时在莫斯科的威连斯基和在西伯利亚的加蓬分别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在东亚民族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建议书，得到批准，威连斯基并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加蓬则被任命为副全权代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明确指示他们的任务是：（1）尽一切可能加剧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2）努力唤醒中国、蒙古、朝鲜各民族广大群众，推动其反对外国资本压迫的解放运动；（3）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4）援助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组织。根据这一指示，威连斯基当年9月即从莫斯科来到伊尔库茨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之后又于1920年2月前往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担负起了具体指导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与中国等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和开展革命宣传的工作。[14]
1920年初，根据威连斯基的提议，在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下设了一个外国处，主要负责人为东方学院毕业，懂中文的阿布拉姆松，其工作人员有我们所熟知的维经斯基，以及马马也夫、埃尔杰列夫斯基、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等。关于维经斯基来华的情况，根据有关报告可知，他前往中国的确切时间是1920年4月。报告称：远东局外国处“于4月派遣以下同志去中国（上海）：维经斯基（格里戈里耶夫）作为全权代表，季托夫（毕业于东方学院）和谢列布里亚科夫（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作为助手。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从此奠定了我们在远东各国有计划的组织工作的开端。而在此以前，中国的工作都是由个别俄罗斯侨民来做的。例如，天津大学教授鲍立维（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教授和法文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新闻》执行编辑A·A·伊凡诺夫（来自巴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等人。同时，还从哈尔滨派了一位懂法语的工人共产党员K·A·斯托扬诺维奇同志（矿工）去天津。”[15]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当熟悉的名字，除了维经斯基以外，还有尽人皆知的俄侨鲍立维（又译为柏烈伟）和伊凡诺夫（又名伊文阁），后来受命前往广州帮助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其中成员之一的斯托扬诺维奇。只不过，和我们过去的了解有些值得注意的区别是，报告提到的维经斯基的两个助手，似乎没有我们过去一直当作维经斯基主要同行人来介绍的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16]
从已知的情况看，维经斯基来华后刚开始工作不久就给外国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可惜我们目前还见不到这封信的内容。现在公布的维经斯基最早谈及在华工作的信，已经是6月份的了。但在这封信里，我们仍不难看出维经斯基来华后主要作了哪些工作。他说：
自我寄出第一封信后，工作的进展只限于巩固联系和完成我所拟定的计划。现在我们事实上和所有的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都有了联系。虽然我们在汉口、广州、南京还没有代理机关，但是我们的地方工作可以通过地方的革命者朋友直接在那里反映出来。……现在我们主要致力于将分散的各个革命小组统一到一个中心上来。“群益书局”可以成为团结这些小组的核心。中国革命运动的最薄弱方面就是行动的分散性。以协调和集中为目的正在开始准备召开全华北（原文如此）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大会。一位当地很有名望的教授（陈独秀）正在给各地革命者分发信函，以确定大会讨论的课题以及大会召开的地点、时间。大会有可能于7月初召开，我们将不仅参加准备工作（制定议程及决议），而且参加会议。[17]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第一，维经斯基4月出发，在5月经天津、北京转到上海这段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建立与发展同中国各地革命者的联系。这一工作收获显著。第二，自6月以后，维经斯基开始致力于促进中国各地分散的革命小组织之间的联合与统一，为此特委托陈独秀向各地革命者分发信函，准备于7月间召开有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联合大会。这也就是说，维经斯基来华后的主要注意力一时还不是放在组建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纯而又纯的中国共产党上，而是致力于使中国的绝大多数革命者，甚至包括日本和朝鲜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组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大同盟。
维经斯基的工作进展，以及中国革命者不断有代表前往俄国远东寻求援助的情况，使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意识到在中国存在着加紧革命鼓动工作和组织共产党的极大可能性。还在5月份，威连斯基就指示维经斯基迅速在上海筹组一个临时的工作机构，定名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部、日本部和朝鲜部，书记处全体委员会分设一个局，由三人组成，威连斯基亲任临时局主席。他特别强调，远东书记处在中国的主要工作是：（1）组织共产党，力争在大学生以及沿海工人的组织中发展共产主义支部；（2）在中国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事业。在此之后不久，为就近考察中国工作的情形，推动组织宣传工作的更大规模展开，威连斯基更通知正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从事宣传组织工作的俄共党员统统到北京，参加由他主持的会议。7月4日，他亲自从海参崴来到北京。第二天便举行了包括维经斯基、鲍立维、斯托扬诺维奇等十余名俄共党员参加的重要工作会议，一面总结前一段的工作，一面部署下一步的任务。会议讨论的各项工作中，一项格外引人注目的议题，就是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在最近期间召开代表大会，彻底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是完全可能的。[18]
众所周知，在1920年7月初以前，中国还不存在一个可以召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大会”的相应条件。因为，我们所熟悉的，也是后来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产生基础的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济南、长沙和日本等共产主义小组这时尚未建立。那么，何以北京会议会郑重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问题呢？显然，这种讨论不可能是文不对题或空穴来风。具体负责中国工作的维经斯基这时固然没有“在最近期间召开代表大会，彻底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计划，中国各地这时固然也不存在党组织或类似的共产主义小组能够产生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的“代表”，但是，维经斯基却有一个“在最近期间召开”中国各地社会主义小组织代表会议，建立统一的组织中心的计划。联系到早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成也是鱼龙混杂的情况，联系到俄共（布）同本国的无政府主义派别直到十月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旧保持着某种合作关系，不难想象威连斯基等人关于迅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提议，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设想之上的。似乎可以认为，俄国人7月初在北京会议上讨论的“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代表会议”，就是维经斯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和组织的这次会议。只不过，威连斯基更倾向于把维经斯基组织的这个社会主义者大会，直接变成一个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
维经斯基委托陈独秀召集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大会，于7月19日在上海正式召开，多半是由于受到会议组织者的影响，与会者专门讨论了要不要把自己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关于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的名义来命名这个大会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组织的问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与会的多数人能够接受“社会党”的名义，只是比较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才更赞成使用“共产党”的名称。[19]会议最后产生了一个足以显示其包容并蓄特点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而由此派生出来的包括维经斯基在内的五人领导核心，则定名为“革命局”。[20]紧接着，在这个“革命局”之下，还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设立了三个部，即出版部、情报宣传部和组织部，负责整个同盟的日常运作。[21]
关于在维经斯基参加下，这个社会主义者同盟上海“革命局”工作的情况，我们在当时曾经参加过出版部工作的郑佩刚的回忆当中，可以看到一个隐约的轮廓。它很明显是各派社会主义者们实行统一战线的生动表现。据郑回忆说：192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维经斯基、杨明斋与随同维经斯基来的那个朝鲜助手，再加上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一个印度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尉克水、郑佩刚等，“在陈独秀家中召开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讨论积极开展社会革命工作问题”。当晚议决先建立一个有力的战斗的印刷所，委托郑佩刚全权负责。维经斯基后交2000元给陈独秀转给郑，作为印刷所的开办费。很快，这个取名“又新”的印刷所就建成了，并迅速印刷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22]
郑佩刚的回忆同维经斯基报告中所说明的情况相当吻合。维经斯基的报告称：
出版部现有自己的印刷所，并印刷各种小册子。几乎所有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按即海参崴）寄来的材料（除书外），都已翻译并在印刷中。《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有15种小册子和传单正在付印。
结合郑佩刚的回忆，可知从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到成立上海“革命局”，再到建立印刷所，印出《共产党宣言》，这一连串的工作，都是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这20余天里完成的。据报告称，在8月22日星期日，他们还将要开始出版一新的中文的工人周刊，即《劳动界》。印数两千，也是在又新印刷所里印刷。
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无论是出版《共产党宣言》，还是出版《劳动界》，显然都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为。因此，不难想象，维经斯基报告里谈到的这个上海“革命局”，多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维经斯基有关组织部工作的报告，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他报告说：
组织部在大学生中间进行宣传工作，指导他们走向联合工人和士兵的方向。目前，这方面尚未取得很大成就，但已经有了几个首先倡议的小组，我们已经开始推动他们进行工作。本周我们组织部从十个地方工会和车间各召集两名代表，以组建工会中央局，该局代表将加入我们上海革命局。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我用英文写成的。经上海革命局讨论通过，已译成中文，决议的提纲现已作为工会在工人中的宣传材料。
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类似上海局的组织，然后通过各局代表会议将工作集中起来。现在还只是在北京有一个局，该局接受我的以及米涅尔（按即斯托扬诺维奇的匿名）同志和鲍立维教授的工作指示。如今我拟派米涅尔同志从天津去广州，在那里他将要组建一个革命局，设两个部：情报部和组织部。 ……在广州局成立的同时，我们正在安排汉口局的工作。[23]
这一年的8月，原先设在海参崴的远东局下属的外国处撤销，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下设了一个以布尔特曼为主任，加蓬为副主任，勃朗施坦为部主席团书记兼情报处长的东方民族部。原远东局外国处的阿布拉姆松担任东方部中国处负责人。从阿布拉姆松与勃朗施坦这一年12月21日联名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份报告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上海“革命局”下属的组织部还直接推动并策划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报告在说明组织部已经成功地在中国的各大工业城市建成了相应的“革命局”之后称：
组织部在大学生中间进行工作，引导他们活动，同工人及士兵建立联系并组织他们。为联合革命的大学生组成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而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工作。我们在中国各城市举行了一系列大学生的会议，在此基础上，8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几个城市……的大学生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青年团组织的代表进入了我们的革命局。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直接并积极对大学生运动施加影响，指引他们到工人和士兵中间去开展有效的革命工作。我们在上海的分部利用这一影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大学生的革命运动，指引他们在思想上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商人集团划清界限，这些集团的方针是反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影响而倾向于美国式的民主的。我们的方针与此不同，主张社会革命和坚持面向劳动人民大众。[24]
稍微熟悉早期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过的读者都能够了解，上述报告中的各项工作，从前都是挂在中共上海发起组名下的。而维经斯基在报告中提到的工会中央局，很可能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他所报告的由上海局，而北京局，而广州局，而汉口局的情况，恰恰与早期共产主义小组从上海、而北京、而广州、而武汉这一发展顺序相一致。他报告中提到的派斯托扬诺维奇前去广州组建“革命局”的情况，也恰恰符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此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所报告的内容。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的报告说，1920年底斯托扬诺维奇与另一俄国共产党员佩斯林受命到达广州，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共产党”。[25]长期以来，我们不十分了解，斯托扬诺维奇为什么会到广州去与无政府主义者合组“共产党”？了解了1920年7月社会主义者同盟产生的经过与性质，以及上海“革命局”的作用，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很明显，斯托扬诺维奇去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合组“共产党”，既不是技术上的失误，也不是象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是由于对当地情形不了解。他早就知道他要去与哪些人合作。这完全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其领导机关—上海“革命局”所希望的。同样，东方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关于上海“革命局”已经成功地于8月17日在北京召开大学生代表会议，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说明，也正是我们通常所了解的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功绩之一。[26]所有这些都进一步说明，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指导中心而派生的上海“革命局”，多半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
几点分析
根据上述，我们或许可以对众说纷纭的上海发起组及其成立时间、参加人员等问题，作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分析判断。
第一，包括中共上海发起组在内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最初其实是各派社会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的产物，也即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派生物。正因为如此，我们所熟知的上海、北京、广州这几个最重要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初，其成员的派别背景与思想倾向都极为复杂。
第二，相信各派社会主义者可以结成统一战线并兼容于共产党，这与维经斯基的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维经斯基原本是美国社会党党员，十月革命以后才回国并加入俄共（布）。[27]在维经斯基看来，社会党、共产党，或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相互之间的转换不应当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用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形式来达到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有其特殊的背景。[28]
第三，作为维经斯基在华工作的指导者，威连斯基及其俄共（布）远东地区领导人显然不反对维经斯基所进行的努力。但威连斯基的5月指示以及他所领导的7月北京会议，清楚地显示出俄共（布）更倾向于在中国直接建立纯粹的共产党。很可能是受到这种倾向的影响，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指导协调机关的上海“革命局”在这一年的秋天迅速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即由维经斯基协助陈独秀等起草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地组织的分裂和各地革命局向纯粹共产主义小组的转变。
第四，包括上海发起组在内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数最初都是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派生物—“革命局”而产生出来的。它们从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转变为纯粹的中共发起组或共产主义小组，经历过一个过程，人员构成也有过较大的变动。但其性质与人员的变动，并未中断其组织形式的延续。因此，计算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立时间，仍可以上海“革命局”的成立时间为准。而上海“革命局”的成立时间，不早于1920年7月初俄共（布）党员北京会议，应当是在7月19日社会主义者联合大会以后，但也不应晚于8月上旬。
第五，最初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主要工作机关而产生的上海“革命局”，开始向作为中共发起组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转变，在时间上有着明显的界限。这就是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和11月7日《共产党》月刊的出版。但是，这个转变的完成或许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直到1921年初，党的小组和青年团均分别召开“肃清无政府党的大会”，且在提议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失败后，解散了青年团，这一过程才算最终完成。[29]
第六，既然上海发起组最初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指导协调机关，并且下设各种工作部门，它最初的成员自然派别各异，而且人数较多。随着这一组织在维经斯基以及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下，日益标明共产主义的倾向，从统一战线组织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它的成员也就自然日渐减少。所以，简单地争论或肯定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是5人、6人、7人、8人、或15人、20人等，没有特别的意义。应当注意到它的构成是随着时间和其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
第七，应当肯定以威连斯基、维经斯基为代表的俄共和共产国际在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以及组建上海、北京、广州等“革命局”的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以往对中共上海发起组所做的各种说明中，不仅很少提到威连斯基及其背后俄共和共产国际的相关作用，而且也忽略了维经斯基正是这一组织的主要成员这一事实。
第八，上海“革命局”最初由5人组成。[30]已知这5人中包括维经斯基，另外4人是中国革命者，其中有陈独秀和李汉俊，其他两人的姓名在上述档案文献中没有记载。需要注意的是，从维经斯基8月17日的报告看，上海“革命局”成立后并非一成不变，它至少已计划增加两人，一人是新组建的上海“工会中央局”的代表，另一人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后者似乎是指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
注释：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2] 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也持大致相同的说法。
[3]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4] 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327页。
[5] 黄修荣：《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6] 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7页。
[7]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8] 《“一大”前后》（二），第35页。
[9] 任武雄：《1920年陈独秀建立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4期。
[10] 《上海党史》，1991年第7期。
[11] 同前引任武雄文。
[12] 石川祯浩：《青年时代的施存统—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日本小组及其建党问题》，（日本）《东洋史研究》，第53卷第2号，1994年9月30日。
[13] 参见拙作：《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
[14]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15] 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50——51页。
[16] 当然，无论是否维经斯基的正式助手，两人随同来华仍是事实。且据李达回忆，杨明斋曾“在俄国东方大学读过书”，故那个“毕业于东方学院”的季托夫是否即是杨明斋，仍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参见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一大”前后》（二），第7页。
[17] 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28页。
[18] 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41—42页。
[19] 陈独秀9月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公开使用“社会党”自诩，看来也是适合多数人意愿的一种需要。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20] 有学者认为革命局成立时间为1920年5月，成员也主要是俄国人，但从1920年6月和8月维经斯基的信中，以及威廉斯基等人当时的报告中，无法得出此种结论。见谢荫明：《俄共（布）在华革命局与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党史》，2000年第5期。
[21] 参见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党史研究资料》，第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31——32页。
[22] 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58—959页。
[23] 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33——35页。
[24] 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51—52页。
[25]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26]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远东人民》，1921年第4期）关于青年团正式成立的时间与这里所说的略有不同，是8月22日。
[27] 见贾比才等著，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2页。
[28] 这个时候维经斯基也在积极联络日本等国社会主义者，推动他们组建共产党。无独有偶的是，他在日本也同样是以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同盟”为先导，进而促成日本共产党准备委员会产生的。参见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31页；犬丸义一著：《日本共产党的创立》，日本青木书店1982年版，第62—63，76—77，84—86页。
[29] 参见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前引舍维廖夫文。
[30] 1921年中共代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提到“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中一共只有五个人”一事。前引《共产主义小组》（上），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