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它伤害了很多人，包括一些很有才华的、已经很有名气的共产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所发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大揭发、大批判、大检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几乎可以被视做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个缩影。然而，它更多的却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
时至今日，知道这件事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因为，它当年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俄国，发生在留学莫斯科的近千名中国学生的中间。我们今天重新提起它，不仅仅是因为它同样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伤害，同样在中共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沉重阴影，而是因为我们过去对这一事件的了解，差不多都是来自于当年少数亲历人支零破碎、心态各异的回忆，因此我们关于这一事件的知识，始终也只能是道听途说、影影绰绰，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如今，当我们有机会进入前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逐件查阅俄国人保存下来的有关这一事件的大量文献档案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弄清楚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派别缘起
“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发生，严格说来并不是偶然的，它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中国留苏学生中间的某种派别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搞清楚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的经过，不了解或者忽略中国学生内部之间早期矛盾冲突和派别分歧不谈，是不可能的。
中国学生中间的矛盾是怎样形成的，最初的派别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这还要从中共旅莫支部的问题说起。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以前，中国的留苏学生人数有限，最初都是由中共早期组织从国内派送来的，他们集中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里学习。至1922年12月，中共旅莫学生中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总共只有十一人。至次年4月中国旅欧的学生转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后，党员才增加到二十三人。4月28日，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正式组织了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它从一开始就自行管理，独立于联共（布）党之外，直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行事。第一任书记是由国内派去的中共党员罗亦农，至1925年1月罗奉调回国，王一飞接任，仅数月也奉调回国。自1925年6月起，旅莫支部改由从欧洲来的袁庆云、刘伯坚等人负责。
从现有的关于中共旅莫支部的各种资料看来，在1925年上半年以前，中共旅莫支部的工作和存在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引人注目的问题。只是就这个旅莫支部的合法性问题上，俄国人和中共之间开始出现了一些分歧。据旅莫支部这时给中共中央的信说：“大学俄国共产党支部委员会决定解散中国学生中早已成立的组织，代之以依照俄国党的原则建立的新的组织。而我们认为，这种组织结构不利于今后进行我们自己的工作与相互的合作，我们请求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就此提出异议”。在接到这封信后，陈独秀当即写信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表示支持旅莫支部的意见。信称：“我们不了解他们那里组织结构的详细情况，但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要为学生开设特别的课程，要研究许多中国的特殊问题，新到的学生不懂外俄语等），我们认为，中国学生需要有特殊的、本民族的组织，这个组织应该在俄共大学党支部的监督和领导之下，在中国学生中进行工作”。陈独秀的信发生了一些作用，旅莫支部被暂时保留下来了。但是，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矛盾也可以由此看出一些端倪。
自1925年下半年起，情况开始有些不同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其一，自1924年下半年到1925年上半年，国内来东方大学学习的党员干部日渐其多，而旅莫支部的负责人却换成了清一色的原旅欧支部的领导人，这些人大部分还是当年同赴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的四川同乡。紧接着，1925年底苏联政府为中国革命开办的中山大学（即孙逸仙大学）正式宣告成立，同时东方大学中国班也开始招收一年级班，总计约数百名学生陆续到达莫斯科，国内来的学生更占绝对多数，其中甚至有相当一批党龄较长，资历较深的中共党的干部，包括中共中央指定带队来莫的俞秀松、董亦湘等人。但是，旅莫支部却没有考虑在新组建的中山大学旅莫支部中发挥这些来自国内的老干部的作用，而是指定同一时间由欧洲转来的原旅欧支部书记任卓宣[1]担任中山大学旅莫支部的组建工作。这个任卓宣同样不依靠来自国内的干部，由他选定的中山大学首届旅莫支部的其他几名负责人，也是他前此在旅欧支部中的亲密同事。这种作法，不可避免地在人数较多的国内来的学生与人数较少的从欧洲转来的学生之间，造成了某种人为的隔阂。其二，1925年底，旅莫支部由于相信大批国内来俄留学者成份复杂、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涣散、个人主义倾向严重[2]，根据中共中央必须把留莫学生培养成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有关指示，拟定了一个《关于训练工作具体的方针》，明确规定：
“打破家庭乡土民族观念—无产阶级没有家庭地方国家的限制”。
“消灭感情的结合—感情上的结合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结合——我们的感情是党的利益上的”。
“除努力研究外还应注意俄文—绝对不要存先学俄文后研主义的错误观点”。
“始终要绝对的维持团体在行动上的一致”。
“有意见应发表—隐藏意见不发表即是站在团体以外反革命的动机”。
“每次写信不要忘了宣传—宣传是每个共产党人最小限度的义务”。
“对外态度和行动要十分谨慎—泄露团体的秘密即是敌人的侦探的行为”。
“我们的生活和意志不要处在个人主义和个人意志的地位——在团体生活意志之下，我们的 生活和意志要绝对的团体化群众化，绝对无个人生活和个人自由意志之可言”。
“要严格的批评同志错误，要虚心接受同志的批评—怕批评或不接受批评和不批评同志都非共产党员态度。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要以互相监督的关系（共产党员互相的关系即互相监督）批评同志监督同志—批评是达到培养我们成为铁一般的共产党党员的手段”。
根据这种颇有些极端的“训练”计划，东大和中大的旅莫支部坚持在中共党员和团员学生中贯彻思想改造的原则，强化党内批评制度，甚至鼓励相互之间的揭发批判和打“小报告”。这种作法，更引起过去几乎从未过过集体生活的相当部分青年学生的不满。反对旅莫支部的情绪和斗争很快表面化，在几次支部大会上，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卢贻松等公开与任卓宣等语言冲撞，一些中国学生更是接二连三地致书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要求对旅莫支部进行批评。终于，俄国人有了充分的理由，很快出面将这个独异于它的领导之外的中共旅莫支部解散了。
确切地说，在大批国内学生来到莫斯科之后，由中共旅莫支部进行管理的时间并不长。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中国班一年级到1921年12月底才正式开学，大批中国学生也只是在此之后才开始接受中共旅莫支部的管理，而中共旅莫支部在四个月之后，就因学生反映强烈和它的指导方针与学校相左，被苏共中央明令解散，任卓宣、袁庆云、刘伯坚等也很快回国工作了。因此，一般中国学生与旅莫支部相处的时间，只有这短短的几个月。但旅莫支部的解散，并没有使中国学生中间的意见分歧就此消失。恰恰相反，由于按照苏共组织原则新组织起来，并隶属于苏共区党委的新的校总支部委员会，仍旧主要由前旅欧支部的负责人控制着，无论在东大，还是在中大，学生中间的意见分歧仍没有根本解决。渐渐地，中国学生中间日益开始分裂出两个派别。一派人过去同情旅莫支部的作法，现在拥护新的总支部委员会；一派人反对过去的旅莫支部，现在同样对新的总支部委员会表示不满。只不过，在整个1926年乃至1927年春，中山大学里虽然存在着明显的派别性质的意见分歧，但这种分歧尚未形成系统，派别界限也不十分明显。
根据规定，东大和中大新成立的总支部委员会书记均由俄国人来担任。在中大，新任总支部委员会书记为斯可尼柯夫。由于这个斯可尼柯夫来校不久即与教务处主任阿戈尔产生矛盾，从而很快都介入到中国学生原有的矛盾之中，并利用学生间的这种矛盾各自建立自己的系统，因而使中国学生中这种派别的界限日益明朗化。当然，这种派别的对立和斗争，这时只较多的存在于学生干部之间，即表现在支部委员会系统和教务处系统的学生干部之间。至于多数中国学生，他们既不满意支部委员会动辄上纲上线，继续保持旅莫支部的某些工作方法，又不满意教务处指导下的脱离实际的教学方式，特别是不满意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把持翻译工作，领取高额工资的情况。因此在两派争论中，多数学生的立场并不十分清楚。甚至，他们中许多人最初还往往站在支部委员会一边，要求校方解除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翻译工作，收回发给他们的薪水。
不过，反对旅莫支部的斗争，毕竟更具号召力。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从国内来的担任过高级职务、有过相当革命实践的学员越来越多，学生中不满总支部委员会掌握在毫无革命实践经验的前旅欧支部成员手中的人也就越多，这些人本能地会站在反对旅莫支部所谓“余孽”的斗争的一边；另一方面，旅莫支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早就为多数中国学生深恶痛绝，苏共中央解散旅莫支部，更使多数中国学生确信反对旅莫支部是正确的，因此新组成的支部委员会依旧保持着小团体倾向，而且或多或少地坚持旅莫支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不可避免地会使众多学生继续保持一种抵触的、甚至是反抗的心理。特别是将近两年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失败，许多中国学生深恶痛绝的前中山大学旅莫支部负责人任卓宣投降了国民党，这似乎更加证明旅莫支部不是好东西，因此反对旅莫支部更是迅速形成一种潮流。最后，就连共产国际也不得不加入到反对旅莫支部的斗争中来了。在1928年1月，共产国际曾专门派库秋莫夫来中大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通过了一个措辞严厉的决议。该决议认定旅莫支部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
１）思想方面——旅莫支部是狭隘的民族观念的产物，同时它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怀疑研究列宁主义的必要，以为列宁主义仅仅是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否认苏联的革命性，断定世界中心已移往中国，怀疑联邦共产党[3]的指导作用；和否认联邦共产党有指导孙大中国共产党员的可能与权利，反对联邦共产党支部及学校校长“官僚式”的指导等等。）
２）组织方面——旅莫支部是企图组织一个与联邦共产党支部分离的独立的自治的组织。这个组织事实上是与联邦共产党支部并立的第二个党的支部。这个第二个党的（旅莫支部的）内部组织系统，是建立在“小团体式”的组织原则上的。同时，旅莫支部是非常坚决的为反对党的领导的工人化而争斗。
３）教育方面——旅莫支部对党员的教育是把个人私德的问题提在第一位，因此，对于政治斗争的问题便很少注意。在道德观点上（如对于恋爱的观点），旅莫支部是建筑在禁欲与消极上面的。
４）整个的讲起来，旅莫支部的本身是小资产阶级分子（流氓无产阶级、半手工业者、知识分子与左派士绅等）对党压迫的结果。这些分子只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加入的。
从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最初只是乘机将旅莫支部解散，并不十分重视旅莫支部遗留的问题，到1928年1月不得不把旅莫支部问题上升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并上纲上线到如何程度，可以清楚地看出旅莫支部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造成了严重后遗症的问题。只是，到这个时候再来进行严厉判决，为时已晚。因为东大和中大内部部分中国学生干部之间的意见分歧乃至派别之对立，早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
矛盾激化
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之间的派别斗争逐渐激化，是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以后。由于“四一二”事变恰好发生在整个俄国都在热烈欢呼中国革命迅猛发展，莫斯科的中国学生正充满自豪地预言胜利之际，它给广大中国学生心理上所带来的打击，可以想象是极其沉重的。事情很清楚，蒋介石的叛变必将极大地改变中国革命的进程，甚至给中国革命投下失败的阴影，几乎没有人能够成功地解释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这自然会在广大中国学生中间造成空前的思想混乱。多数学生不可避免地把失败的责任归结为中国党领导机关的指导错误，而联系到学校工作，许多学生很自然地把总支部委员会视为中国党错误领导的代言人。这种情况同学生中长期存在的意见分歧和派别倾向混合在一起，迅速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派别之争。在各种大小会议上，以支部系统干部傅钟、李俊哲、张闻天、沈泽民为一方，以教务处系统干部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为一方，双方围绕着许多问题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6月24日晚，中山大学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改选校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因中大国民党执监委实际上全在总支部委员会控制之下，俞秀松、董亦湘等基于对总支部委员会国民党工作的不满，当场发难，批评国民党党部对于国内政治问题毫不注意，特别是宣传部的工作完全失败，致使一般党员对中国革命遭受挫折毫无思想准备，思想陷于严重混乱。对于改选，俞秀松明确表示反对提名自己为国民党执行委员，并根据国民党组织原则拒绝会议组织者要求他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劝告。俞秀松等人的批评态度，自然立即遭到总支部委员会一派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不仅在大会上进行辨驳，而且于次日联名上书中大联共总支部委员会，强烈要求给予俞秀松等以纪律处分。内称：
１）国民党宣传部的工作，每个同志都知道是在我党指导下工作，……他们攻击宣传工作，无异于在群众中攻击我们的党……；
２）煽动的结果，使前届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完全失掉了一般同志的信仰，……破坏了我们造成“左派”、吸收“左派”参加工作的策略；
３）俞秀松同志在国民党内担任工作，系我们党的指派，……他反对他的工作，以民党的“原则”来反对党的“命令”，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务望委员会加以严刻的纠正！
紧接着发生的有关选派学生回国及进入军事学校学习的问题，更进一步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关于选送学生进军事学校学习的问题，原本应该是由学校人事与党务两方面来决定。但这时原校长拉狄克因反对派问题被免职，副校长米夫前往中国尚未回来，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阿戈尔同时兼校长职务，一方面大权在握，一方面又忙得不可开交。加上他与学校负责党务的斯哥尼柯夫素来不和，平时工作上一向较多依靠俞秀松、周达明这些教务处领导下的学生干部，而俞秀松等在他与拉狄克等反对派的斗争中，也鼎力相助，态度鲜明，更加嬴得他的信任。故在这一重要人事问题上，他不去与总支部委员会商量，而是首先与俞秀松、周达明进行讨论，然后再根据与俞秀松等讨论的结果自行修改补充，最终确定了选送名单。尽管此一名单最后确实是照顾到了方方面面，象支部委员会的几个负责人傅钟、李俊哲等，也都在入选名单上。但因最初名单并未公布，风传甚多，斯哥尼柯夫立即利用此一机会大事煽动，批评阿戈尔宁肯相信俞秀松等普通学生，而不肯相信党的领导，总支部委员会一派人因此愤愤不平。这样，双方的关系更是剑拔弩张。终于，在国民党党员大会刚刚开完不久，两派间的斗争完全公开化了。
7月初，即在放假前召开的二年级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一些学生就总支部委员会派（简称党委员会派）与教务处派之间的矛盾提出质问，要求二年级支部书记顾谷宜给予说明。顾谷宜就此“作了答复，并说出组织委员吴近与宣传员郭寿华之间的冲突。吴近是党委员会派的，后面有傅钟等，郭寿华是代表教务处派的，后面有顾谷宜、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文等。他们各方面都提出理由。教务处（派）的理由是：党的指导能力薄弱，……党委会（派）的理由是：党应当指导教务处，而教务处脱离党委员会，无论做什么都不同党部商议。”鉴于冲突已经公开，两派人迅速开始在学生中间进行游说，宣传自己一方的观点。“党派说教务派把教务弄得一塌糊涂，教务派说党派办事无能力，各自宣传，各自煽动”，从学校一直争论到休养所，终于引起苏共区党委的重视，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连续争论了五天时间。其实，由于党委员会派和教务派两派干部公开争论，而多数学生既不满意于支部委员会，又不满意于学校的教学方式，因此一些人已经开始独树一帜，从而形成了一个极大地左右着多数学生情绪的、举足轻重的所谓“第三派”。而在这个五天大会上，由于这一派人首先支持了支部委员会关于应当撤换教务处领导人及部分俄国教员的意见，因而很快促使苏共区委在这场争论中实际上站在了支部委员会一边，宣布阿戈尔以及另外三名俄国教员应当受到批评，并离开中山大学。尽管无论是与会的多数中国学生，还是苏共区委的代表，事实上都不曾把矛头指向教务处派的学生干部，可解除阿戈尔职务本身毕竟是对教务处派的一个沉重打击。
轻而易举地处罚了教务处领导人和俄国教员，党委员会一派人看起来确实是有些乐不可支，他们显然相信多数学生在支持自己。然而事实上，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误以为学生们反对学校教务处主任和部分俄国教员，就是反对俞秀松等人。其实，与党委员会一派人相比，教务处一派人通常与一般学生接触更多，也有人缘一些。更何况，大多数学生没有也不可能忘记总支部委员会同旅莫支部之间所存在的那种藕断丝连的关系。不少人早就在谋划如何把总委员会一派搞下台了。因此，处罚教务处领导人的大会刚刚开完不过一个多星期，所谓第三派人立刻就与教务处一派联起手来。进而，在有苏共区委参加的改选总支部委员会的大会上，斗争的矛头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出人意外地转向了党委员会派。据当事人胡建三事后不久描述当时的情况说：五天大会之后，群众很快看出党委员会派与旅莫支部有关系，因而又掀起了反对旅莫支部的斗争。他说：
当时反对旅莫支部的理由大概有下面几点：
１、傅钟、李俊哲是旅莫支部的主要人马（他们现在列宁格勒）。
２、傅钟是总委员会的组织部长，是四川人，而中山大学的重要工作，都是用四川人负担……。只有同乡关系，没有同志关系，这是旅莫支部的表现。
３、张闻天、沈泽民与傅钟、李俊哲等联合，欺骗群众，在群众中宣传煽动，弄得中山大学满城风雨。
说“群众”只在五天大会之后才迅速看出党委员会派与旅莫支部有关，转而又来反对党委员会派，多少让人感到有些牵强。其实，下面两个当事人事后不久描述情况可能更要接近事实一些。通过他们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所谓第三派大致是怎样一回事，以及他们如何能够左右局势。这两个人，一个是王培吾，一位是苏美一，两位都是工人党员，当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据他们说，还在暑假去休养所之前，第三派就已经开始做他们这些中间派的工作了。把教务处派拉下马之后，他们立即就把矛头指向了党委员会派。王培吾讲述说：
一九二七年上学期，中大的党部实在是被一班旅莫支部的余孽所把持着，当时的党部委员是傅钟、李俊哲、左权等；而在教务处方面，也被最坏的分子……如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所把持，两方互争地盘，……这时大半的同志都对他们表示非常大的不满意。同时，恰恰不久前曾有一部分失意的委员想用着这个机会企图复辟，如刘汉清、黎本益、阎玉珍、焦有功、相玉梅、何尚志、余秀女、林登岳、胡建三等。于是他们就四出煽动。一日，刘汉清、黎本益二人在俱乐部找我谈话，说现在有委员会派、教务处派，如何的坏，我们一定要反对他们，将两派都打下台。（中略）总委员会开改选会了，在大会上有一百多人签名谈话。在批评过去工作及旅莫支部余毒的过程中，阎玉梅、刘汉清、焦有功、林登岳、千如常……等，都说由法国来的都是旅莫支部，还有由四川来的都是旅莫支部，理由是由于任卓宣、傅钟是由法国来的，是四川人。同时说凡是怀疑有第三派的人都是旅莫支部的走狗。
苏美一的说法与王培吾略有不同。在他看来，第三派与教务处派在反对党委员会派问题上其实是站在一起的。他也提到：在放假前刘汉清就找过他，说了旅莫支部许多坏处，要他注意“现在我们中山大学还有旅莫支部哩！”而五天大会过后不几天，
我就看见一件最奇怪的使我注意的事，就是被打倒的人忽然就同前几天骂他最 利害的人交头接耳起来。……有很多同志，如林登岳、阎玉珍、焦有功、刘汉清等，到处宣传，……在这种形势之下，就指出了党部的傅钟、吴近是旅莫支部，张闻天、沈泽民也是旅莫支部。……在未开会前我又得到消息，听说群众领袖有个进攻的计划，第一步推主席团；第二步不让党委的人发言，特别是张闻天、沈泽民；第三步要将会场空气掀扬起来。结果他们（的目的）通通都实现了。
应当指出，上述三人讲述这些事情的时间已经到了追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关键时期，他们说明这些情况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三个人的立场也有或多或少的差别，但他们所讲述的基本情况还是大体一致的。通过他们所讲述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党委员会派和教务处派斗争的结果，并没有给任何一方带来利益。教务处派首先受到压抑，紧接着党委员会派也倒了台。根据当时的记载，总支部委员会改选大会一片混乱，前几天还得意扬扬的总支部委员会一派的人，在这次会议上被压得几乎抬不起头来，会场上的气氛十分激烈。又连着开了三天会，最后苏共区委的代表竟不得不宣布支持多数与会者对上届总支部委员会所做出的指责，宣布撤换前总支部委员会书记斯哥尼柯夫和其他两个从事党务工作的俄国人，并且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张闻天、沈泽民二人给予口头批评，只是他们最终顶住了与会者关于处罚二人的要求，建议将这个问题留给下届总支部委员去考虑。很明显，苏共区委对于教务处派和党委员会派这场斗争的策略，实际上是“和稀泥”，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在中大出现的这场斗争，几乎很快地也同样在东大发生了。只不过这一次惊动了苏共中央。但很显然，苏共中央对东大中国学生矛盾斗争的处理方式与结果，与苏共区委对中大问题的处理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东大中国学生中的矛盾，与中大如出一辙。虽然东大这时的支部委员会副书记是1925年从国内来莫的武胡景，但支部委员会中的其他三人全都是前青年团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即刘明俨、黄士嘉、宗锡钧。由于这时绝大多数学生都是1926年下半年和1927年初从国内来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是曾在国内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干部，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同样对东大支部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和工作方法看不惯，加上学校的教学内容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学生几乎得不到有关中国党的任何中文文件，而支部领导人及其属下的翻译们则对校方的作法一味袒护，因此支部委员会和部分学员之间不断发生意见分歧乃至矛盾冲突。特别是1927年7月中国革命失败前后有两百多中国党的干部前来东大参加军事班短训，他们刚刚进行入东大就发觉自己已经完全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脱节，不仅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无法适应，翻译的态度和水平让人不能接受，而且支部委员会竟连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决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都不予提供，这种情况迅速激化了东大内部的矛盾。
1927年十一月底，在一年一度的支部工作年度总结大会上，许多学生尖锐批评党务和教务方面的工作脱离实际，指责支部领导人员从未接触过中国的实际革命斗争，拿着高工资养尊处优，至今奉行的仍是旅莫支部那一套，可支部委员会却反过来批评部分学生中存在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和自由主义倾向。总结大会的风波还未平息，12月中国广州公社暴动失败，东大年轻学员马员生向学校墙报投搞，题目是《中国革命失败了，我们怎么办？》。在这篇短文中，马员生宣称：“马克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因在巴黎伦敦图书馆仔细研读，才完成马克斯主义。列宁在一九0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也是在巴黎图书馆学习了一遍，因此才完成了列宁主义。所以我们应在国内同志前赴后继牺牲头颅的时候，硬着头皮读一点书”。支部委员会立即抓住此文大做文章，专门组织了一期墙报，公开称马员生的观点为“取消主义”。此举再度引发了中国学生之间的意见冲突，以李侠公、朱代杰、鲁易、童庸生等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高级党代表等重要职务的一些学生迅速站出来，严厉批评支部委员会，并明确提出了反对旅莫支部残余的口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根据后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介绍，由于“旅莫支部余毒的害处，中国的报纸不给看，秋白的小册子不给看，一切的文件材料不能供给同志们的需要”，加上学校“党内训练和教育工作不积极，弄得同志们愈读愈糊涂，学校教务更是形式的敷衍的（军事班尤甚），无论教材、讲师、翻译，在质量上和数量方面都不能满足一般需要，学校当局执迷不悟，反说是少数人故意煽动捣乱，不去根本改善，反而以消极的高压蒙蔽欺骗应付了事”，东大学生忍无可忍，纷纷上书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出质询，而军事班百余学生更于１月中旬集体示威，“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到第三国际请愿”，弄得共产国际东方部束手无策，不得不请当时正在共产国际总部的向忠发出面调解。经向忠发以中共中央名义劝说之后，示威学生方才退去，同时派出代表正式反映东大中国学生的三条要求，即（１）肃清旅莫支部；（２）改良教育方法，供给中文材料；（３）撤换一切翻译。
结果，苏共中央、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并派工作组到东方大学，调查处理此一事件。因东方大学校方坚持不承认自己工作上的错误，致使委员会的决议未能实行。最后苏共中央解散了特别委员会，直接派人处理此事，其解决办法是：“（一）撤换教务主任，以后注意供给各项材料；（二）党的路线并无所谓机会主义，但在工作上确有缺点和错误，因此党的负责人武胡景、黄士嘉、刘明俨、宗锡钧同志均须调开东大；（三）群众领袖如鲁易、李侠公、马员生、朱代杰、童庸生五位同志亦犯有错误，因此也须调开东大。但结果只是在表面上执行了这椿决议，事实上则完全不似一种处罚，直然是一种奖励。鲁、李、童三同志都送在（往）党的最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马、朱两同志亦升入列宁学院”。“至于党的负责同志四人，本决定离开东大便送回中国，但……他们还留在苏联”。
节外生枝
在1927年署假之后，包括俞秀松、卢贻松、蒋经国在内的中大二年级学生大多已经毕业离开学校，除少部分留校工作或就读教员班、职员班外，多数学生都被分配到苏联各个军事学校里继续深造。毫无疑问，一些学生在中大期间形成的亲疏关系仍旧继续保持着。这种关系的纽带，有些是建立在同乡关系的基础上的，有些则是同过去在中大时的派别倾向联在一起。显然，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为一些人提出所谓“江浙同乡会”问题提供了口实。
“江浙同乡会”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关于这一点，有必要看一看刚刚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总书记的向忠发1928年7月14日向中共代表团所作的报告。
向忠发是1927年10月率中国工农代表团前来俄国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当时他还只是政治局委员，因此来莫时组织部长李维汉还委托他对留苏中国学生政治及学习状况进行考察并提出改进意见。在参加过10月革命庆祝活动之后，他就前往中大、东大及莫斯科各军校向各校负责人了解中国学生的思想情况和学习情况。在与各校负责人座谈的过程中，他第一次得知在中国学生中间存在着派别问题。十一月底，他特别”向此地一位中国同志问，此地中国同志中是不是有派别“。向忠发在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位“中国同志”的名字，但据他说，正是这位“中国同志”明确肯定了这一情况。同时还告诉他说：“有一个江浙同乡会及储金互助会，两个是一个东西，参加者有四十多人。因为有谣言说步校只有三元钱，后陆大同学寄了几十元来，由几个人吃了中国饭。由此组织了小组，最初是公开的秘密，后来又由半公开形成一个秘密的组织”。“现在他们的组织及行动是绝对的秘密，比共产党还神密（秘）。同时他们的分子不只是江浙人，有军阀的子弟，有与第三党有关系（者），有一部分是联共的所谓反对派，有一部分是怕死怕回的分子”。
本来，同乡之间的感情联络，或者同学间经济方面的友情互助，并不值得特别大惊小怪，更不应当当成一件什么了不起的政治事件来追查一番。但这件事同向忠发正在调查的派别问题联系在一起，又得了一个秘密组织的印象，自然立即引起向忠发的高度警觉。他当即告诉这位“中国同志”：“不要告诉别人，每个真（忠）实的党员要去收集他们的证据交党部来解决这个问题”。随后，向忠发又“向东方部去说明这个东西有大的政治意义”。但是，在开始时，此事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和俄共方面的重视。
12月中旬，向忠发率李震瀛、江浩等前往德国、比利时参加反帝大同盟委员会扩大会，之后转往苏联南高加索黑海疗养地休养。1928年1月中旬，向忠发得到共产国际要他和李震瀛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的通知，再回莫斯科，正好赶上处理东大学潮。这时，向忠发再度得到一个消息，东大风潮刚一发生，列宁格勒的中国学生竟有人“开会祝胜”。据报，开会之人，恰为此前传闻的“江浙同乡会”中之人，为首者即为俞秀松、蒋经国、卢贻松等。而后得知的莫斯科炮校朱茂臻1月23日给蒋经国的信也证实了这一情况。信称：
东大风潮扩大，大家都到共产国际去示威，共产国际因恐慌都答复了他们的要求。在此运动中，军事班只有曾肇时一人指导，政治班内指导人以后都软化动摇了！当着中央委员会告诉他们不要再闹，他们真正就不作声。真是笑话！从得知“江浙同乡会”的消息至此已经将近两个月，就连向忠发自己也把这件事放在了一边，但列宁格勒所发生的这一情况再度引起向忠发高度重视。向忠发后来说明了他因此而采取的行动过程。他说：当着这个风潮起时，列宁格勒有同志开会祝胜，这就值和我们注意了。于是（我）找米夫秘密的谈话，他说我远（原）不大清楚，但你们既然提出了，当然要注意。乃决定检查他们的信件。又找军事学校由党部中国同志负责去收集材料。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与诸多回忆和著作中所说的不同，第一，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并非有人蓄意“制造”，关于“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传闻多半久已有之，但在向忠发调查中国学生派别情况之前，此事仅仅是传闻而已。第二，把有关“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传闻当成重大政治事件，极力鼓动共产国际东方部追查者，实为向忠发，既非米夫，也非陈绍禹（即王明）。不仅如此，既然米夫迟至1928年1月底尚不了解有关“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可知作为米夫“亲信”的陈绍禹，也并非那个向向忠发介绍或者“制造”此传闻的“中国同志”。事实上，这位“中国同志”的名字叫郑家康，周恩来后来曾提到过他的名字，并指出他当时正在苏联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专门负责华人方面的情报侦察工作，而他的妻子安娥正好又是中大学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最先了解这些情况，并把问题讲得那样严重。
说到陈绍禹，后来确是这一“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推波助澜者。不过，在这件事尚未爆棚之前，他的态度却未必十分明朗。这是因为，陈绍禹自入中大以来，就因迅速掌握俄文而与学校里的苏联教员打得火热，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对反对注重学习理论和俄文的旅莫支部抱以反感。相比之下，他同与苏联教员关系较好的教务处派的干部反而更为接近。在中大党部派与教务派斗争最为激烈之际，陈绍禹恰好随米夫去了中国，暑假开始之后才回来。等二人来到休养所的时候，阿戈尔已经被宣布免职，教务处派刚刚被压了下去，党委员会派正在势头上，陈绍禹不加选择地立即加入了正在秘密酝酿中的反对党委员会派的行动。据胡建三说：“在反对旅莫支部的时候，即反对傅钟、张闻天等的时候，米夫同陈绍禹两同志都从中国回来，陈绍禹同志也是当时反对傅钟、张闻天等最力的一个”。他甚至在第三派和教务处派的合力推举下，当上了总支部委员会改选大会主席团的主席，可见第三派和教务处派对他都颇为信任。难怪后来当上支部委员会副书记的陈原道明确说：当教务处派与党委员会派较量失利后，“即组织了第三派，与另一派加名以旅莫支部”，要处罚党委员会派之首领，“当时第三派（势）力大”，“陈绍禹也是其中首领之一”。
当然，陈绍禹之加入反对支部委员会的行列，与教务处派或刘汉清等人目的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他们之间其实结合得并不紧密，陈绍禹未必真的可以说是什么第三派的首领，只不过他作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和能够陪校长米夫出访的干部，地位特殊一些罢了。从王培吾下面这段说明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情况。王培吾说：当时休养所里到处都有人在游说反对旅莫支部，陈绍禹也很活跃。有一日陈绍禹曾找他谈话，问他对反对党委员会派及教务处派的意见，他说：这两派人我个人是绝对反对的，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在反对这两派的同时，一定要提防第三派得渔人之利。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绍禹听了这话，就大骂我，说我顾忌，不应该怀疑第三派起作用等”，搞得王培吾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王解释说刘汉清、黎本益等曾如何如何鼓动他和他们一起联合起来将两派统统打倒之后，“陈绍禹才相信”。这件事很清楚地反映出陈绍禹当时对反对党委员会派态度相当坚决，但与第三派的刘汉清等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同时由于他多少有点心怀不轨，又生怕别人怀疑自己另有目的，因而显得有些紧张，只是当他得知对方怀疑的不是他，而是与他并非一路的刘汉清等人时，这才松了一口气。
陈绍禹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头几天确实与反对党委员会派配合默契，弄得党委员会一派人几乎没有招架的机会。“结果，区委派来的代表认为他们（傅钟、张闻天等）都有错误，犯错误的俄国同志撤职，中国同志交下届委员会处理”。但在联共（布）区委发话之后，陈绍禹和反对派的态度就开始明显地出现分歧了。联共（布）区委的代表宣布上述决定后，会场上一片反对之声，多数发言认为对总支部委员会的人，特别是对张闻天、沈泽民“处罚很轻”，有些人甚至大呼小叫，主张“不应当用教育的方法，而应当枪毙，而应当开除，而应当充军西伯利亚”。“这时在主席团方面，陈绍禹已是尽力拥护区委决议了”。于是，有人“开始向陈绍禹进攻，说陈绍禹靠不住了，背叛了群众”。因此，在选举新的总支部委员会时，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的陈绍禹却未能入选。
暑期刚刚结束，俞秀松等参加讨论的中大二年级学生选派军校学习名单正式公布，共有七十余名学生被派往各军校。结果，俞秀松等人迅速引起中大众多学生的好感。尽管俞秀松等随后均离开中大，前往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列宁学院深造，但其影响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扩大之势。这种情况自然使中大众多在校学生对原教务处派表示同情，而对继续留在学校的张闻天、沈泽民等原党委员会一派的代表人物颇有成见，继续以“旅莫支部余孽”视之。陈绍禹因转而袒护张、沈二人，处境也颇显尴尬。很快，新的总支部委员会组织委员何尚志再度提议处罚张闻天、沈泽民，以便清算旅莫支部的余毒。但经过几次大小会议的讨论，张、沈二人分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加上米夫出面干预，终于否决了处罚的意见。不料，当随后共产国际派库秋莫夫前来调查处理有关旅莫支部的问题时，张、沈二人竟利用墙报和总结大会重提暑期派别之争，宣称自己和旅莫支部毫不沿边，而“反对旅莫支部的人，自己就是代表旅莫支部的余毒”。这样一来，争论又起，大会小会十来次，你说我是旅莫支部，我说你是旅莫支部，陈绍禹再度偏向张、沈一边，反对组织处理，又一次引起众多学生的不满，连陈绍禹一并斥为旅莫支部“余毒”。这一次一直吵到1928年2月，再由米夫出面，一面批评张、沈二人重兴意气之争，一面向党员们担保张、沈、陈都不是旅莫支部，禁止再行争论。照胡建三的说法就是：“指出张、沈的错误，同时将群众骂一顿了事”。根据米夫意见通过的总支部委员会的决议称：
一、本委员会认为张、沈二同志在此次讨论关于旅莫支部报告的时期中做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使关于问题原则上的讨论，降低到了个人意气争论的水平线。……
二、本委员会在本年一月×日委员会会议上曾经因张、沈二同志在委员会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故认为可以不采取某种处罚。但在最近党员大会上，张、沈二同志的谈话，尤其是张同志的谈话，证明他们不诚恳，并不是完满地把自己错误的问题提出来，反而利用了说话的机会，以继续攻击他人，以在大会上辨护自己，因此破坏了本委员会及本支部积极分子会议的决议案。
三、张、沈二同志既犯了上述不可许可的行为，故委员会决定对他们下以警告，且决定取消其一切党的负责工作（即副指导员与情报编辑的工作）。
四、同时，委员会要解释参加讨论的许多同志们，对张、沈二同志不要用些不适当的名词，如“反对派”、“旅莫支部的人”等等。……本委员会认为，在本校没有形成“旅莫支部”的组织存在，故向本支部一切党员提议，以后停止关于这个问题的说话。
确切地说，这时中大多数学生并不在意米夫的意见怎样，也不在意总支部委员会通过了什么样的决议，其反对肃清旅莫支部“余毒”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问题在于，在为张闻天、沈泽民问题作结论的总支部委员会的会议上，米夫已经公开宣布，在中国留学生中间有一个秘密组织，就是“江浙同乡会”。他严厉斥责中大学生过分注重意气之争，告诫他们：现在不要再揪住张、沈的问题不放，“张、沈不是危险物，而危险物是江浙同乡会，它是破坏党的”。此论一出，象是抛下一颗炸弹，顿时把中大学生惊得目瞪口呆。一时间，学生们的一切注意力都转到这个“江浙同乡会”问题上来了。
事出有因
向忠发要求米夫秘密调查“江浙同乡会”问题，是在1928年1月底。将近一个月后，米夫公开宣布“江浙同乡会”事件成立，这说明，米夫已经多少掌握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从哪里来的呢？从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
米夫这时已经做了中大校长，并且当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副部长。最初，向忠发代表中共中央要求他出面调查“江浙同乡会”时，他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但他仍旧通知了格伯乌，请其协助秘密侦察中国学生中的可疑分子并检查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没想到，他很快就得到消息：格伯乌已经搜集到若干证据。证据之一，为秘密侦察到的卢贻松1927年9月致美（黄仲美）、师（张师）、山（刘移山）、山（甘青山）、景（郭景纯）、策（周策）、尤（尤赤）、寿（刘仁寿）、榛（朱茂榛）等人的信。内称：
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时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当多少缴点，事实上亦可能。因此地经济部今晨来问我们8月份的零用钱领了没有，这是一笔小小的例外。近接款后，李翔梧等回莫时你们或者可以收到我们的会费。
证据之二，同样为秘密侦察到的刘宜山、张师、周策等人年9月17日给胡世杰、刘仁寿、朱茂榛等人的信。内称：
他们的名誉会员已经交纳会费了，何以我们现在还未说起。在我们自然想作你们的名誉会员，但现在究竟怎样，还未得到分文，实在焦灼得很。
格伯乌负责此项调查的米利斯明确认为，这个名为“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秘密组织确实存在，他们有名称、有章程、有会费，甚至还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之分。这时，恰是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中央同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尖锐斗争的时期，人们对党内小组织格外警惕。面对这样一些证据，米夫不能不相信确有其事，只是最初他还不能断定，这个小组织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一种性质。因此，他和新来的总支部委员会书记别尔曼商量后，于2月26日召开了中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动员党员干部协助查清此一组织的情况，并不顾格伯乌的反对，宣布成立一五人调查委员会，动员学生检举揭发，决定先靠自己的力量来追查此事。
要在矛盾重重的中大学生中间搞什么检举揭发运动，不可避免地会与学生间的各种矛盾纠纷搅在一起。于是，追查“江浙同乡会”的工作刚一开始，学生之间就你攻我，我攻你，你揭发我，我指责你，整个中大搞得象开了锅似的，人人不得安宁。前一时期因一味迎合苏联上级机关的意见而受到学生指责的陈绍禹等人，这时变得异常活跃，到处找人谈话，动员揭发。陈甚至公开在墙报上撰稿，第一个上纲上线，指责“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和不满意中国革命，准备脱离党另找出路的人，组织起来的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们与第三党保持着秘密联系。这一说法立即引起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不满，五人调查委员会委员之一董亦湘当众批评陈绍禹不负责任，强调“江浙同乡会”有无尚未调查清楚，即使存在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党内教育问题。双方因此争论不休，你说我是“旅莫支部余孽”，我说你是“第二条路线”。不几天，就有人写信揭发董亦湘本身就是“江浙同乡会”的首领。结果，米夫和别尔曼又再度出面召集党员大会，宣布“江浙同乡会”确实存在，中大就是其大本营，它的正式成员有六十多人。“此种反党的危险组织，有它的党纲，有它的组织——中央与支部——此种组织必须打破它”。因此，关于它的性质也没有必要进行争论，它无疑是反党、反革命的。性质如此，学校组织调查实属不当，调查委员会即日解散，一切工作交格伯乌解决。随后，向忠发又赶到中大，在学生大会上明确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基本上调查清楚了，两周后即可公布调查结果。这个反革命的秘密小组织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还有会费，与蒋介石、第三党、联共反对派都有联系，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这件事再不许有什么怀疑了，“谁怀疑谁就是反革命”。
米夫和向忠发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出这样的结论，毫无疑问是根据格伯乌的调查结果。3月24日，格伯乌第五部负责调查此一事件的米利斯就将近两个月的调查提出了一个书面的结论。内称，“江浙同乡会”查实者至少有二十二个人，其首领是俞秀松、周达明和蒋经国等。该组织有集中的指导，如中央委员会等，经常开代表会议，各个学校中都有他们的人组织的支部。其目的是要夺取在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指导权，帮助中共机会主义领袖陈独秀、谭平山等。并称它已经与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国民党右派发生了关系。按照米利斯的建议，这二十二个人（二十个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在海参崴）都应当马上逮捕。但此一结论报到格伯乌总部后，未得批准，主张继续调查进而报苏共中央提请解决。
一周之后，当米夫专门请米利斯前来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共产国际有关部门和中共代表团报告调查结果时，米利斯的报告又有变化。他宣布，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情报，至少有一百十一至一百三十个中国学生参予了江浙同乡会的活动，而他们搜集到的各种材料也已经有一百三十份之多。而当向忠发索要这些人员的名单时，米利斯却一口回绝了，声称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多数人只是教育问题。最后，米利斯只提供了据说是证据确凿的八个首要份子的名单。这就是：
1、蒋经国（中央总书记）
2、朱务善
3、朱代杰
4、卢贻松
5、刘仁寿
6、黄仲美
7、周 策
8、陈启科
“如何蒋经国做首领呢？”根据向忠发后来的解释就是：“这个小孩子比较聪明，理论比较好些，经济由其母亲名义供给了七次之多”。
显而易见，与格伯乌的前一名单相比，这个名单里缺少了俞秀松和周达文两人。事实上，格伯乌所有有关“江浙同乡会”的材料，都是根据一个关于“储金互助会”或“助金互助会”的传言，结合以中大教务处派的成员演绎推理而来的。可是，这个“互助会”，俞秀松和周达文自始至终就没有沾过边。并且，当俞秀松得知卢贻松、蒋经国等在与莫斯科同学的来往信件中拿此事开玩笑，引起原中大学生的风言风语后，还立即写信叮嘱蒋经国、卢贻松：“以后写信给中大要谨慎，不然要引起误会”。因此，刚刚从中山大学传来他们二人与“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有关系的消息之后，他们二人就理直气壮地上书米夫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进行申辩，否认指责，并明确认为有人故意兴风作浪。函称：
近来听说此间中国同志中有一种“互助会”或“江浙同乡会”的组织，并传说我们两人间接 或直接与此组织发生关系云云。为此，我们不得不郑重声明如下：
第一，我们对于此组织的详情不甚清楚，无从下确切的断语，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党内绝对不 容许有任何小组织。……
第二，我们两人郑重声明，我们绝对没有和小组织发生任何关系。现在孙大一部分负责同志 没有对我们两人的事情查调清楚，任同志们公然在党的群众中宣传，我们认为完全不对的。……
第三，我们认为此问题……党部应审慎查调办理，不能根据一部小数同志的私见，……他们 以私人为出发点，有意的蒙蔽党部，造出种种谣言，诬害同志的，……此风一长，则党的前途将 不堪设想了。
但是，究竟有没有过一个所谓的“储金互助会”呢？看起来，这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自米夫、向忠发在中大放炮点火之后，不仅中大内部而且在几乎所有前中大同志中都迅速掀起了一场揭发检举和坦白交待“江浙同乡会”的运动。陈绍禹、沈泽民、李竹声等人迅速成为追查运动的骨干，上窜下跳，唯恐天下不乱。经他们加油添醋地到处散布消息之后，许多多少沾过“储金互助会”的边的人，很快就沉不住气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出来解释或交待事情的经过。从这些解释或交待的情况可以看出，“储金互助会”确有其影子。
3月，因中大风传陆军大学的屈武同“江浙同乡会”有关，屈武曾专门写信给向忠发、苏兆征等，解释自己与储金互助会的关系。其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储金互助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内称：
储金互助会的来源—当我们去年暑假中野营军事训练完结回来，回到炮兵学校共处一室，军委当日就把派往各军事学校的名公布出来，共分政治军事大学、陆大、飞机，及步、炮、工六校。但步、炮、工三校就当时所知，生活方面非常苦，每月听说只发一两个卢布，并且饭也不大好。……当随便聊天的时候，前两校的同志（我也在内）提议假若这两校的薪水很多，则每人每月应拿出几分之几送给他们三校同志去吃中国饭。当时就有那个同志（大约是炮兵学校的）说，好罢，我们就组织一个储金互助会，你们把钱拿来，我们去吃饭好了。并且同时陆大和军政大学两校的全体同学（共十人）同意愿将尚未领得之8月份薪水……完全先给炮兵学校全体同学去吃中国饭（但此薪水后来并未领下）。这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后来因为他们生活改善了（除吃中国饭外，每月当发给三十个卢布），所以后来谁也再未曾提起以前的话。我回想当时的谈话，实因生活的不平，同志间亲善关系自然的表现，丝毫莫含有其他的作用。
同样，在莫斯科的步、炮两校学生胡世杰、朱茂榛、郭景纯、周策、刘仁寿等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上书中共代表团并转中大调查委员会，说明的确是他们提议“助金互助”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听说自己今后每月只有二个半卢布左右的生活费，自然就想到请陆军大学、军政大学和飞机学校中“感情较好的同志帮助我们改善生活”，因为据说他们的月薪分别在一百卢布和六十卢布以上。
于是就有同志在炮兵学校及别处，公开的谈说这个提高生活的好方法。……并有同志在玩笑中称此为“助金委员会”，大家都希望他们（陆大等校）发钱以后能够请我们吃几次中国饭。所以当时我们彼此的信札中多是些“敲竹杠”的玩笑话。后来陆大同志……因为要做军服与买各种日常用具，而没有多剩余的钱可以请我们吃东西。列宁城军事政治大学同志领了两个月的薪水，而且有剩余的钱，可以给我们用的，因此那时卢贻松和蒋经国就托李翔梧同志转给朱茂榛四十个卢布……拿去吃中国饭。又经过几天，军事委员会已决定每人月给卢布三十个，于是我们的生活程度不仅没有减低，而且稍较前提高。当时我们致信各校，宣告“我们的生活独立”。……这些开玩笑的和敲竹杠的话从此消失。
那么，什么会员、章程、会费之类的，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显然，所有这些名词，最早都是在一向爱开玩笑的卢贻松给莫斯科军校同学的信中发现的。因此，看看卢贻松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必要的。这时，卢贻松也从列宁格勒写信给中共代表团，说明了这件事的原委。他在讲述了当时在炮校莫斯科军校的同志提出成立一个储蓄会，叫列宁格勒同志寄钱来之后，写道：
当时我曾说，只要我们领得生活费比你们多，你们的中国饭是有希望的。日后，我来到列城，他们就写讯来要价（饭）钱，在我复讯时我记得就写上了会费不久寄来这类的玩笑话。正因为过去在同志中说惯了这类的无聊的玩笑话，亦未曾碰过钉子，因为写得来几个字，提起笔来觉得无多话可说，亦就弄上点花色，因此而发生这样大的误会，（这）自然是下次提笔时一大教训。
在中山大学也好，东方大学也好，中国学生之间的矛盾磨擦不可谓不多，派别之间的分歧与斗争也不可谓不激烈，但争来斗去，充其量不过是谁对谁错，谁台上谁台下，还从来没有闹到今天这种地步，同学之间，因为几句玩笑话，竟可能转瞬之间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然而，这却是活生生的事实。不论那些明里暗里被指为“反革命”的学生们怎样解释和争辩，他们的处境却越来越险恶了。
查无实据
1928年4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发、苏联军委代表和格伯乌代表开会，再度听取格伯乌代表说明调查取证情况。格伯乌代表明确提出一个十二人的名单，包括蒋经国、卢贻松、陈启科、左权、尤赤、胡士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张师、甘青山，肯定这十二名军校学生都是“江浙同乡会”的骨干。紧接着，在第二次会议上，联席会议正式决定：
（１）开除蒋经国等十二人的党籍和团籍，其中蒋经国、刘仁寿、朱茂榛和周策４名首要分子交格伯乌拘押审查。
（２）共产国际东方部与中共代表团联名写信给列宁学院党部，请其对俞秀松、周达明等中国学生进行审查。
会议通过了中共代表团提出的一项决议。值得注意的是，该项决议竟出自陈绍禹的手笔。这是因为，这一时期，陈绍禹正做向忠发的俄文翻译，不仅陪同向忠发出席各种重要会议，担任翻译工作，而且事实上也在解决“江浙同乡会”等问题上扮演着参谋和秘书的角色。决议宣称：
（一）承认在苏联有一反党的小组织存在，其名称为联合会（互助会）。其分子为军校与大学学生中的青年团同志和党员。该组织虽带有表面上工会的名义，但是毫无疑义的含有政治上的性质。
（二）认为参加该组织的分子未表现很明显的政治目的，但倾向于拥护中共以前的机会主义的指导。……
（三）该组织现已吸收那些最动摇的少共团员和党员（特别是对于中国问题和联共问题为反对派的分子）加入其内，甚至不拒绝与右派国民党员发生直接的关系。
（四）认为用党的纯粹教育性质的方法，对于该组织已用尽了。这些同志未曾利用党部给他们的可能，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停止活动，解散组织，……因此本会认为必须经过相当的机关，采用组织上与法律上的办法，以达肃清此组织之目的。
（五）委任米夫和米利斯二同志起草一详细信致中国学生所在学校的党部，该信中应说明该组织的历史和行动，及其有害的性质。……同时委任米夫同志与相当机关发生关系，采取相当办法以肃清该组织。
（六）党部根据此信除相当机关的组织办法以外，应依自身方面的路线采取办法以肃清该联合会在学生中的影响，且对各个参加者为党纪上的处罚。
这是自“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以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和苏联有关部门正式提出的第一次处理意见和为事件定性的决议。由于会议明确认为“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秘密的反党性质的小组织，因此它所采取的处置方法，不仅仅是党纪上的，而且还准备动用专政机关给以制裁。此种态度之严厉，可以想象。
但会议刚刚结束不久，米夫就感觉到这次会议的决议不尽成熟。他亲自调阅了一些所谓的证据，却发现在众多格伯乌认为确凿的证据中，没有一件可以直接证明这个组织事实上的存在与它的性质的。他随后又专门就此询问了米利斯，问他是否找到了“江浙同乡会”的章程或者其他文件？米利斯告诉他说：“炮兵学生孙发立及王长熙看见朱茂榛那里藏着一个秘密同乡会的‘党纲’（互助会的章程），内中有很多条文。”而且，另外也有中大同学看到同乡会的会员轮流抄写一个同乡会的“工作计划”，米利斯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同乡会的章程或文件。根据格伯乌提供的线索，米夫亲自布置调查了此事。不想，“当着一个学生如获珍宝似的拿给了米夫，以为这就可以破获一切‘同乡会’的罪人。米夫将这件东西拿给翻译一看，原来是一九二六年党部支部委员会的工作计划”。这件事让米夫深感困惑。结果，“东方部未通知（中共）代表团就停止了这一决定”，把处理“江浙同乡会”的事情暂时放到一边去了。
火是向忠发和米夫放的，如今米夫忽然住了手，这不能不让向忠发大惑不解。向忠发因此再三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要求米夫和东方部迅速实行决议，却得不到米夫的任何答复。迫不得已，中共代表团正式致书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详细说明“江浙同乡会”的反党性质和严重危害，要求立即解决此一问题。函称：
１）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之反党的特性，不仅因为它的一切行动绝对秘密，而且因为：
Ａ）它的成分是：反对派、拥护中共机会主义者的人、有各种形式的取消派和先锋主义（倾向）的人，并且与党外的反共产党成份有关系；
Ｂ）它的目的：口头上要推翻中共现在的领导，事实上从内部和外部破坏和消灭共产党；
Ｃ）它的形成时期是：中共8月会议以后，即中共机会主义者正脱离党之时；
Ｄ）它的工作内容是：在苏联各共产大学及军事学校分裂共产党员的队伍，对共产国际、联共中央及中共作种种造谣与诽谤，帮助和庆祝东大军事班向共产国际的示威行动，等等。
因此，这种小组织绝对与普通在吾党内因发生某种争论而形成的小组织完全不同。
２）中国现时斗争之剧烈与残酷，不仅在反革命与革命之间，党内斗争也表现特殊激烈的形式。如广东同志反对机会主义者而采取恐怖手段，开除一切知识分子；及北方同志被害事件，……等等。这个小组织的行动早已超出党的范围以外了。试举数例为证：
Ａ）它集中一切力量和精神在军事学校工作，欲依靠军事力量为基础而采取所谓“谁有力量些，谁即胜利”的手段。
Ｂ）它经过自己的东大全权代表曾昭示领导军事班反国际示威，而它的会员纠在列宁格勒开庆祝会。
Ｃ）它的会员刘宜山、黄仲美在海参崴工作，即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荣机关（国家政治局）及党的机关，驱逐和压迫非它们组织内和不同意它的宣传和煽动的同志。
毫无疑义的，如果这组织到中国去活动，则其危害于中国党更甚百倍，或者成为中共的敌人。所以绝不能如有些同志的意见，以为它的行动是未超出党的范围以外。
３）无论何时我们未曾设想过（现在也还未如此设想）这组织中的每一个人已成为共产党不可容纳的仇敌，……但是我们以为他们各个人单独行动对党的危害总比他们还保存着整个的党内小组织来活动为小。
４）因此，我们提议用下列方法解散这个反党的组织：
Ａ）对于这组织的首领及最积极的活动分子，不仅采取党的组织路线，并且根据国家政治局现有的材料，对各个人分别给以党以外的路线的办法。
Ｂ）对于这组织的一般会员，按其对于这组织的关系如何等而采取党内组织的和教育的方法。
５）我们提议尽可能的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比较联席会议通过的决议和中共代表团这时再度提出的提议，可以看出，中共代表团对这个“江浙同乡会”的性质的估计，正在进一步升温。根据纷至沓来的各种各样的揭发检举材料，中共代表团渐渐认定：这个“江浙同乡会”“在孙大占多数，东大少些，开会在炮兵学校占多些，步兵学校少些。”“他们也有中央，也有支部，大本营在中山大学，中央在另外地方，孙大是总交通的地方”。为此，向忠发一再要求米夫彻查中大学生派别的历史及其现在的联系，以便进一步深入获取该组织的核心机密。同时，向忠发也几次指令陈绍禹等务必以中大为突破口，查出更可靠的材料，以便促使米夫迅速解决问题。然而，自6月以后，因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领导人包括中共代表团的成员，甚至中大清查活动的主要骨干，全部集中精力于“六大”的工作，进一步清查“江浙同乡会”的工作不得不停顿下来。结果，正当中共“六大”召开之际，米夫忽然在中大宣布：清查“江浙同乡会”的工作在中大已经结束了！
这件事首先发生在6月26日，在中大党务报告会上，米夫突然提到“江浙同乡会”问题，称清查“江浙同乡会”并不是学校党支部的责任，它是共产国际的事情，而共产国际东方部已经就此得出了结论，即：
１）江浙同乡会是一小组织，是有危险的——它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在将来中国党内增加困难，所以我们必须破坏这种小组织；
２）同乡会的领袖是必须要加以组织上的处罚的；
３）被影响的同志，我们应当加以解释，不加以处罚。
米夫声称：“江浙同乡会”的“组织已经解散了，本校没有他们的会员”，不能说中大是江浙同乡会的大本营，甚至“在我们的学校内，我们不能说有江浙同乡会的基础，因此我们学校里用不着很急的解决这个问题。”他明确要求中国学生要停止关于这个问题的争吵，迅速停止互相猜疑和揭发检举，务必着手改善同志关系。
米夫的发言当即引起一些学生的异议。有人大声喊道：“你是不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对于这些反党分子不再追查了？”米夫当场答道：“江浙同乡会问题已解决了，这个组织已不存在了，他们的首领仅仅在军事学校和列宁学院，可是已经开除了。在中大是没有首领，没有组织，不过有少数同志曾受了一点影响，所以对于中大这部分同志是仅仅采取教育方法，不再用处罚”。对于有人提出“忠发同志曾说江浙同乡会的大本营在中大，难道忠发同志说谎吗？”这一问题，米夫竟回答说：“向同志的话我没有听到，我想他不是这样说的。他一定是说江浙同乡会的首领是中大过去的学生。至于中大，是没有它的首领，非它的大本营”。
米夫本来就对是否存在一个“江浙同乡会”的组织持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格伯乌的材料一度使他多少相信确有其事，但他仍然注意到，没有一件材料能够证实这个组织是否仍然存在，和它除了经济互助以外是否真的具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在几个月揭发检举仍毫无进展的情况下，米夫已开始相信，事实上不可能找到这个组织，即使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小组织，也无法给它戴上反党或反革命的帽子，否则必然要在长期存在派别纷争的中国学生中间引起难以想象的后果。为此，东方部通过了上述决议，并决定迅速平息由于此一事件在中国学生中间引起的政治风波。作为中大校长，米夫显然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他在一份书面材料中写道：目前的清查已经“破坏了许多同志的关系及相互的信仰，因此发生了许多相互猜忌及无根据的谣言，要求枪毙‘互助会’的参加者，等等。”
人人自危
清查”江浙同乡会“，究竟在中国学生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很容易想象的。开始的时候，一些受嫌疑的学生还曾极力抗争，象最初被怀疑的军校学生胡世杰、朱茂榛、周策等人，就曾多次写信要求上级领导注意“野心家”的阴谋。他们宣称：
我们希望党能于最近发现在政治上及党组织上有危险性的”助金互助会“以及其他政治组织的集团。我们并且希望党一方面对于这问题急速的解决，把党的这种野心家——小组织不仅以党纪对付之，而且对这种反叛的组织必须以苏维埃革命的法律处罚之。……但要是有同志以捕风捉影的方法，离间同志关系，把玩笑的过程当作撼动波浪的材料，把事实涂抹替上恶意以欺骗党，鱼目混珠的牵涉到我们过去玩笑中所说的“助金互助会”来破坏同志相互的关系，自然我们希望上级……彻底露暴出那些借端造谣欺掩事实的企图。如果一旦这种情形发露时，我们以为对于这些野心家不仅应以党纪处之，而且应该详察其野心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及其已有的事实与将来的倾向。
但是，这样的抗争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用学生自己的话来说，整个形势迅速变得“天昏地暗，阴雳四布”，学生们“整天在‘满城风雨’中过不安的的生活”。不少学生写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中讲述了这种恐怖的气氛。其中一封信说：
自去年“暴露江浙同乡会”的声浪高唱入云以后，中大就充满着恐怖的不自安的空气。……不但江浙的一般同志不敢谈论其事，低头不敢讲党委的工作和党的生活，即许多各省的同志，也个个自危。同志间互助猜疑，互助嫉视，同志关系变为非同志的互相暗里侦察的关系。
在另一封信中，一个学生在表示他对这种追查不满的同时，也说明了此事所造成的后果如何严重。信称：关于“江浙同乡会”的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再继续这样拖下去，恐怕“可以影响到大部分同志的政治生命”。可惜的是，这件事迁延到这么长久，使同志相互的怀疑、猜想、倾陷、刁拨，不断地发展和增加，这样继续下去，将达到什么地步！……据向忠发同志的报告说得怎样严重，如说要枪毙他们的首领等等；如沈泽民、陈绍禹同志向同志们中的宣传说他们的组织怎样严密，他们的人数如何之多，如中山大学有一百余人，而炮兵学校、东方大学、列宁格拉到处都有他们的组织。忽而同乡会，忽而储金互助会，捕风捉影，弄得风雨满城，许多同志犯了嫌疑不能参加一切学习和工作，许多同志犯了嫌疑开除党籍和遣派回国。
这里说“许多同志犯了嫌疑”，甚至说“大部分同志的政治生命”受到影响，丝毫不带一点儿夸大的色彩。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究竟指的是那些人。清查刚一开始不久，有人就揭发说：“要知道中山大学的名单，最好是去找去年暑假时拥护周达文、俞秀松两人的人名单，和今年3月在党大会上拥护第二条路线，反对党委员会的人名单”。一些人则更直截了当：“以前所谓教务处派，现在就是江浙同乡会的领导了；以前所谓第三派，就是现在同乡会的雏型”。因此，过去所有教务处派的人，所有在暑期休养所第二次大会上因参加反对党委员会派而被视为第三派的人，包括与俞秀松等人关系较好，或者在3月中大党员大会上一度倾向董亦湘等人意见的人，这时统统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而且随着清查的不断“深入”，这个名单还不断地扩大，今天是我揭发你，明天是他揭发我，后天又有人揭发他。几乎每个人都在怀疑别人，而且每个人都在提防别人。同学之间过去有过的那种亲密关系荡然无存，就连上厕所时都得小心，因为确实有不少人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放过，到处打小报告，连同学们在厕所里讲的一句无关痛痒的话，也要拿去汇报一下。一些好事者还主动地根据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写出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报告，别出心裁地提出不仅要搞清楚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名誉会员”，而且还要搞清楚它的“同情者”。按照这个报告绘制的“江浙同乡会”组织系统表，这个秘密组织的成员无论如何要在百人以上。[4]查最初中大总支部委员会提交的可疑人员名单，有二十六人被认定为“主要者”，十九人列为“次要者”，四人列为“怀疑者”。到第二次提交的名单即达到七十一人，而且全无主次可疑之分。综合已经查阅到的中大总支和中共代表团几次提交的可疑人员名单，可以看出，至少有大约一百五十名学生曾被列为嫌疑对象。
如此之多的学生在嫌疑之列，并且被怀疑者还在与日俱增，怎么能不使多数中国学生感到人人自危？！何况，那些鼓动者和揭发者又往往表现得比向忠发更革命、更仇恨反革命，喊杀之声不绝于耳，这又怎么能不让人心惊胆战？其实，就象一位学生这时所反映的：“在莫斯科的同志，他如果头上被人加上了‘幌子’（‘帽子’），如什么主义、或什么倾向，……特别是犯了江浙同乡会的嫌疑的同志，他根本就失丢了大部分的政治生命，可说是没有工作的可能！这是多么的严重而可怕呀！”即使是生命没有危险，因为政治上犯了错误，一生的前途也就葬送了，这在许多被嫌疑者看来，恐怕是最残酷不过的了。当何尚志听到苏兆征、张国焘说，同乡会的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好象自己的党的政治的生命死亡了似的”。军校学生张师因受怀疑被派送回国之前写信给中共代表团，也明确表示：我不怕回国，希望回国参加战斗，“我从未曾在资产阶级白色恐怖的尸斧前畏缩不前”，“我已准备好一切！准备着与我们阶级的敌人作殊死战！”但问题是，我不希望这样回国。请告诉我，我“是不是因为江浙派的关系而被停止学习派回国？倘若是，请将我参加江浙派的证据公开宣布”。同时受到怀疑的军校学生傅汝霖给代表团的信则明显地给人一种求生不能、求死不成的感觉。当他被苏俄军方连同几位被开除的中国学生集中在一起，准备送回国之际，他接二连三地写信给中共代表团，大呼冤枉，一方面要求代表团当面询问揭发人，是不是搞错了。“如其证明我亦参与其谋，则请照以前向忠发同志的说法，准予枪毙”。一方面又请求不要把他和这些“小组织”的人放在一起，因为两边的人都不信任他，“真是难过”。日后“纵使回国，定请不要派我同他们一路，免受意外的危险”。
当然，更多的受怀疑学生的反应是极力证明自己的无辜。蒋经国给调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在反复解释同学们搞“助金互助”的经过之后，一再说明自己和国民党以及他的父亲蒋介石已没有任何关系。他承认自已和一些同学关系较好，“过于着重同乡的情谊有些封建的”色彩，但他明确认为自己在忠实于中国革命和忠实于中国共产党方面“从不后人”，因此他“坚决提议处罚任何参加小组织的同志”。在这方面屈武的态度更具典型。他在写给中共领导人的信中一面申辩自己与小组织无关，有时只是“太相信同志了”，一面明确提议：“赶快的解决，公布调查结果，凡参加小组织的同志一律严重处罚，以免同志间相互猜疑”。而“为了表明”他的“积极的态度”，他特别“提出下列几个口号”：
１、一切小组织从布尔什维克的党中滚开去！
２、国民党是我们的死敌！
３、要与第三党拼命到底！
４、共产党是我的家室！
５、共产主义是我的生命！
６、为生命与家室和敌人决战而死是我的职责！
那些被无辜怀疑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的学生们的感觉，几乎不是用言语所能形容的。但无论抗争也好，申辩也好，在那样一种形势之下，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那些处身事外的同学，往往并不理解那些被怀疑的同学的心情。不仅如此，当米夫和别尔曼公开宣布中大不存在所谓的“江浙同乡会”问题之后，许多学生竟纷纷告状，质问中共代表团：“对中大的江浙同乡会会员仅用教育的方法……是否能完全消灭它的组织？”“留些敌人在党内……将来这种责任应当谁负？”他们因此大骂米夫“鼠首两端，实有意作恶，他直是不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与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强烈要求中共代表团不要妥协，追查到底，断言“此等反党的危险组织，有他的党纲，有他的组织—中央与支部—此种组织必须打破它”。“这个反革命组织不彻底地解决”，不仅中大的工作将长期坏下去，而且“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不难葬送在他们手里！”主张“党应当不姑息的将调查的结果严厉执行党的纪律及无产阶级国家的纪律”，要“斩草除根”。
可是，所有这些态度激烈的学生是不是真的掌握了什么具体的罪证呢？其实，在绝大多数学生看来，最关键的证据只有一条，就是上级领导人的“证词”，既然米夫和向忠发都肯定了这个秘密组织的存在，还能错吗？至于究竟谁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谁可能是这个组织的同情者，那就完全看各个人的判断力和想象力如何了。但有一点，只要过去反对过总支部委员会的，即教务处派和第三派的学生及其同情者，都可以大胆怀疑。因此，许多揭发纯粹只是一种逻辑推理或大胆想象。试举几例：
（１）一则揭发董亦湘的材料所举的证据，只是董在一次党员大会上的发言，因为他在发言中曾批评说：“现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都是旅莫支部余孽，中国革命失败，就是这班人弄糟了！”“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有改造的必要”。
（２）一则揭发蒋经国的材料，完全是道听途说，把蒋经国母亲那里寄来的钱当成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的，因而断言：“蒋经国现在还秘密地保存着父子的关系，曾有钞票来，数约千余元”。
（３）几则揭发胡建三、胡锡奎和黎本益、林登岳、相玉梅、郭莹珊、营尔斌、阎玉珍、林启铎、张玉符的材料纯粹是想象，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对于江浙同乡会的问题，不特不积极的反对，而且抱着一种对于党的处置不满及辨护的态度”；因为“每天晚上他们回来睡觉很晚”，成天三个五个地一起往人少处去。
（４）一则揭发何尚志的材料同样武断，它的根据只是在于“当冯弗能、赵显亭二个女子要回国时，何尚志写给他们上海党部的负责人地址。冯、赵是国民党的人，是冯玉祥的亲戚女儿，是反革命的人，何尚志竟这样的勾结他！”
５）一则揭发材料更是离奇，它的根据只是有过一个国民党学生曾经给蒋介石写过信，而一个叫潘锡朋的党员与这个国民党学生关系较好，由此推论潘多半是江浙同乡会的，再进而推论江浙同乡会与蒋介石有关，说什么：“我固然不能肯定的证明这些人们（指‘江浙同乡会’的会员——引者）已经与蒋介石有了什么具体的关系，然而我可以断言他们是在企图与蒋勾结”。
孰是孰非
“江浙同乡会”事件闹到如此翻天覆地的地步，毫无疑问是向忠发一手促成的。米夫的点火之后又熄火，看来也挡不住向忠发必欲追查到底的决心。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宣告闭幕，向忠发出人意外地在随后举行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而他做了中共最高领袖之后放的第一炮，就是公开向中共代表团宣布“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和中央查处此一反党秘密组织的决心。
7月14日，向忠发召集代表团开会，当众宣布了这一事件发生经过及最初的处理过程，要求“同志们绝对不要怀疑，这完全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此一报告立即在与会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家纷纷要求“严重调查确实”，然后将这些小组织分子“一个一个判铲除出去”。有人甚至明确主张对这些人应当：
１、唯一的领袖——枪决；
２、二等领袖——坐格伯乌；
３、三等分子——放逐；
４、四等分子——用教育方法训练他。
值得注意的，向忠发的报告更多的只是说明情况，而陈绍禹在这一天会议上的发言，则俨然成为对“江浙同乡会”盖棺论定的系统结论。陈的发言分为五个方面，即（１）江浙同乡会的来源；（２）江浙同乡会的实质；（３）江浙同乡会的行动；（４）江浙同乡会的前途；（５）我们对江浙同乡会应采的办法。
关于“江浙同乡会”的来源，陈绍禹明确认为它起源于中大前此的派别斗争，即所谓“教务处派”和“党委员会派”之争。“江浙同乡会”的基础，就是教务处派。俞秀松等参予派遣学生学习军事的分配工作，就是对于组织“江浙同乡会”的一种重要步骤。按照他的说法，“如果说江浙同乡会组织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军营中为互助开玩笑，但其历史根源则是与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派人学军事时之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关系”。而他提出的处理办法是：“首要者除用党纪制裁外，还须采用其他办法，次要者用党的组织办法解决，一般会员用党的教育方法解决”。会后提出的《对于江浙同乡会的意见》，除了在处理办法上与陈绍禹的意见有区别外，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陈绍禹的看法。此项〈意见〉明确认为：
一、江浙同乡会的来源和形成原因：
１、主观上的来源：
（１）１９２７年暑假时孙大发生“教务处派”和“党委员会派”的斗争，结果教务处派被打下去，由是蜕化形成第三派，这是以后江浙同乡会的雏型。
（２）１９２７年暑假后，东孙两大分派学生到各军校学习同志，多是周达文、俞秀松接近的人，所以在各军校都有江浙同乡会的会员，在野营中以互助为开玩笑，从中有人利用而形成组织。
２、客观上的形成原因：
（１）它是中国革命失败的反映；
（２）它是中共“八七”反机会主义的反响；
（３）它是联共党内反对派的破产。
二、江浙同乡会的性质：
１、江浙同乡会会员的成份：
（１）在实际工作中继续旅莫支部方法而招党员群众反对的老党员；
（２）刚从国民党加入ＣＹ的分子，右派的国民党员，反对党的领导的先锋主义者；
（３）反对派分子；
（４）一部分不注意政治问题而专作个人意气斗争、时时想取得委员地位的分子，企图利用同乡会的势力，结果反为同乡会所利用；
（５）一切反对共产国际、联共中央、中共中央政策表示满意的人……。
２、他们的理论：
（１）中国党过去是机会主义的领导，现在的领导不力；
（２）谁有力量谁就战胜。
３、他们的组织：
（１）有章程；（２）按期缴纳会费；（３）有正式会员和名誉会员；（４）有中央有支部；（５）在党内秘密组织和行动；（６）秘密开会……
因此，江浙同乡会是一切反对和不满意共产国际、联共中央，及“八七”后中共中央的政策的分子的集团；它是有政治作用的、破坏党的组织，有反中国党（甚至是反苏联党）的危险性，在客观上它是反革命性的。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制定的这个文件，无疑是中共中央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一项正式文件，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新中央解决所谓“江浙同乡会”问题的基本依据。但是，在这时的中共内部，也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李立三在7月14日会议的讨论中当时就对所谓“江浙同乡会”有理论、有目的的说法表示怀疑。而这时最尖锐地否定“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恐怕要数曾长期与项英、许白昊、刘少奇、林育南等一同在武汉工作的方绍原了。方到中山大学学习还不足一年，但他已经注意到，中大内部同志关系极不正常。他极其尖锐地指出：中大“党的生活、同志间的关系，只见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互相拉拢、互相攻讦、互相猜忌，甚至资产阶级社会中自好者所不屑有的行动，而我们的同志居然行之若素，毫不以为可耻。此种现象，在孙东两大里，盖已成为狠普遍的公开的秘密了”。因此，他明确认为“江浙同乡会”根本就不存在。他认为，之所以闹出这样一场政治风波，根本上只是由于“孙大同志间过去的历史关系”和米夫、向忠发两人不负责任的煽风点火。他在写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中要求代表团务必格外注意中山大学学生内部历史形成的种种矛盾，说：
孙大同志间的关系，向来是盘散沙，毫无党的整体利益的结合，只有利用封建式的私人情感的联络，不过往往在某一种利害相同的情形之下，各个派别同欲推翻其唯一仇视的一派，暂时才有互相结合的趋势。但时间一过，彼此都依然恢复原状，你攻讦我，我攻讦你，你想推倒我当领袖，我要取消他卖风情，明枪暗战，舌剑唇刀，闹得不可开交了。关于这样的事实，孙大四年内不知要闹了几多回了（东大里也是一样）。什么反党路线派啊，旅莫支部派啊，反旅莫支部派啊……闹到现在的江浙同乡会上，那一次不是因私人得失才引起来的同志纠纷？……很明显的，江浙同乡会这个名称，就是几个党部负责的造谣生事的主要分子，故意把它煽动扩大起来，准备一网打尽反对他们的同志的一个例子。
据此，他声称：“江浙同乡会，我现在敢断定的说，不但党部造谣生事的主要分子将手足无措地拿不出证据来，就是大部分被诬指为江浙同乡会会员的同志，还不明白他们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被大众所攻击的恶名词”。
根据新中央的决定，“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委托中共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代表团负责。中共代表团毫无疑问只能根据中共中央的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决定（即《意见》）来认识和处理此一问题。因此，方绍原或者其他怀疑者的信件事实上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到是6月29日陈启科、左权、胡士杰、尤赤、郭景纯等军校被开除学生写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迅速起了作用。7月22日，胡士杰等再度前往克林姆林宫求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斯大林等因参加共产国际“六大”不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亲自接见了这几位中国军事学生。雅罗斯列夫斯基告诉他们，他已经收到他们的来信，但他过去并不知道关于开除中国军事学生的事，也不知道关于“江浙同乡会”的问题，他当时即打电话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要求后者提供有关情况并决定调阅全部材料。两天后，苏共监察委员会即分别从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格伯乌收到了有关的资料。
这时中共代表团的书记为周恩来，主要负责人有瞿秋白、苏兆征和张国焘。恰好，他们这时也正前往格伯乌要求查阅有关材料，刚看过一次即得到通知，知道所有此一事件的资料要被调往苏共中央监委。到监委后，他们又得知监委已经决定接受中国学生的申诉，于近期内召集有关各方人员开联席会议，重新调查解决这一问题。监委并准备为此成立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以雅罗斯列夫斯基为主席，包括共产国际、苏联军委和格伯乌的负责人。鉴于此，中共代表团不得不立即着手同有关学校党部进行讨论，以便准备材料。而中大党部陈原道、李剑如等反映相当强烈，明确认为代表团不能妥协，“中共代表团不将江浙同乡会根本解决了，则对党的前途非常危险。首领应枪决，活动分子应开除”。周恩来等则当场解释说，不能认为代表团有妥协，事实上问题十分复杂，秘密的文件尚未得到，名单也成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对人的问题，而“对人的问题非常重要”。因此，他要求中大总支部委员会能够协助提供一个确切的“江浙同乡会”人员名单。
清查了半年多的时间都不能确定“江浙同乡会”会员的名单，要在几天之内搞出一个“确切的名单”，这当然是做不到的。虽然中大支部委员会很快就提供出一个七十一人的名单，俞秀松、周达文等首当其冲，然而在雅罗斯列夫斯基于7月27日召集的听取俞秀松、周达文等人关于自己与所谓“江浙同乡会”关系的声明书的听证会上，中共方面的代表周恩来、瞿秋白、陈道原等人几乎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俞秀松、周达文的申辩与事实不相符合。
无效裁判
7月27日，“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正式组成，中共正式代表为瞿秋白与周恩来（而后中共代表团曾一度建议暂由苏兆征、关向应二人代替，最后主要由周恩来负责，瞿秋白因病未参加）。8月1日，雅罗斯列夫斯基通知委员会有关委员：自当日起到8月6日止，所有委员都应到监察委员会看材料，并有权向任何与此事件有关的同志提出问题，调查工作由此开始。经过前后近两周的工作，阅读材料、听取证词、与各方面负责人谈话等，雅罗斯列夫斯基于8月10日正式向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了《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的报告大纲》，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革命性质。报告说：
我很详细地研究了所有的材料，与好多与此事有关的中国学生的谈话，与我谈话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同志，如格伯乌的负责者库马罗，还有皮亚尼茨基、勃哈林、米夫、中国代表团等，使我觉得多数中国同志所提出来的罪名是没有根据的。……我很相信，江浙同乡会之所以造成的基础，是由于中国学生中间为争夺影响之各派互相的斗争，从中国送来的学生成份和其他在国内所受的革命教育都不甚佳。他们有地方主义的色彩。但对于部分与“江浙同乡会”有嫌疑的同志，最大的罪过（只是）：一方面有互助会的组织，另一方面他们这样组织并没有通知党部，没有用适当的方法来反对这样没有监督的公共组织的存在。
报告接着详细说明了以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为代表的一派人在反对旅莫支部和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问题上的积极作用，肯定了他们在拥护与帮助阿戈尔及教务处反对拉狄克的斗争中尽到了一个党员所应尽的义务。同时，报告根据大量的信件，说明在军校同学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次关于互助问题的议论，因而“断定组织互助会的企图是存在的”。但报告指出：“关于这个会的组织上的存在是绝没有确实证明的，也更无有材料可以证明他现在仍然存在”。报告接着对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江浙同乡会”的章程、组织、反革命行动、帮助反动派等等所谓“证据”，逐一进行了剖析。在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的章程问题里，报告做了如下的分析：
章程是任何人都没有看着的。陆贻松的信中曾有章程第一条是缴纳会费这一句话。陆贻松自己现在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笑话。许多其他的同志也这样说过的。李沛泽给委员会的声明书中说，王长熙曾看见章程的。但将李沛泽唤到监察委员会我问她的时候，她说王长熙是看见了一封信，这封信上说了章程的。格伯乌回答我问题的时候，曾说了以下一个关于有章程的事实。他说：
“炮兵学生孙发立及王长熙看见了朱茂榛那里藏着一个秘密同乡会的‘党纲’（互助会的章程），内中有很多条文”。王长熙及孙发立看见了什么，关于这，一点材料也没有。假使再来看格伯乌的答复，则他又说：“暑假的前几天，张式沅曾看见了一个同乡会的会员，他在抄写一本小书，书面叫做‘工作计划’，有很多条文，狠小的字”。……米夫同志曾调查了这件事的，当着一个学生如获珍宝似的拿给了米夫，以为这就可以破获一切“同乡会”的罪人，米夫将这件东西拿给翻译一看，原来是1926年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计划。这就是所谓秘密章程，这就是张式沅看见的！我请问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各负责的同志：一个一百五十人的组织，存在了一年多，格伯乌以及中国代表团关于这件事得了许多报告，格伯乌由“同乡会”的会员也得着了许多的材料（据格伯乌7月13日调查），而任何人都不知道章程是什么样，这个道理是否讲得过去？我请问：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他有政治的目的（照格伯乌的结论说），是要夺取中国共产党及军事中的领导，而他的章程的第一条偏偏是说的会费，这个道理是否讲得通？我敢断定，谁人也没看见章程，章程是没有的，互助的企图是有的，不是到处都有组织，这些同志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没有章程，也谈不上有什么组织，那么中大党部以及中共中央所列的那众多的所谓“江浙同乡会”的成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报告分析说：在材料中间的所有调查，有许多自相冲突的地方。同是一个人，又是“同乡会”中间的积极分子，而又出来很积极的反对他（何尚志）。甚至于中共中央委员也有被说成与江浙同乡会有嫌疑的。有一个调查上说瞿秋白道：“这是一个政治投机者，在中国共产党分化的时候，夺取了总书记的位置，他想组织自己的一派，来用以进攻其他的负责人”。而在底下又说：“为使同乡会发展起见，必要与瞿秋白这一部分发生部分的关系”。在这一个“同乡会”中间，内中有俞秀松、周达文、刘仁静、彭泽湘，但是稍为比较接近（熟悉）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前两个与后两个中间，都是时常不断的冲突的。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调查？这仅仅是根据着个人的倾轧、猜忌、仇恨吧？
结论：这些消息（是）不能相信的，所根据的都不是事实，而是猜想、谣言、不正确的报告。
报告在逐项否定了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的指认后，最后明确提出，这个问仅仅是一个组织纪律的问题，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件事的正确办法应当是，对于企图组织互助性质的小组织而未向党报告的党团员，”进行必要的党的教育“。同时：
１）组织一个委员会，其成分以（１）皮亚尼茨基、（２）国际监委、（３）中国代表团、（４）雅罗斯列夫斯基、（５）米夫（构成）。委托委员会起草一个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书，要向他们解释在现在中国共产工作困难与白色恐怖之下，虽有一点小的党内斗争，小的派别，小的纪律的破坏，虽有一点组织秘密团体之小的企图，虽然为的互助等等，他都可以对于整个中国共产党有非常之大的危害。要号召同志们坚决起来肃清到处同志关系中之不健全的地方，加紧理论与实际的工作，认清这种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预备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２）在各校中国同志大会中宣读这封信，要与同志们谈话，要完全肃清同志中间之相互不信任的空气，警告苏联境内之中国学生，虽然（如果）有了小的派别，相互的斗争、倾轧、无根据的毁谤……，都要受党之适当的组织的制裁。
３）肃清格伯乌关于“同乡会”的材料。
雅斯罗列夫斯基的报告轻而易举地说服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甚至格伯乌的领导人也主动承认米利斯等负责此一工作的人员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只有与会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苏兆征两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坚持了自己对于这一事件的看法。为了说服中共的代表，会议几乎是不间断地进行了十一个小时，最后，会议放弃了这种努力，通过了苏共监委提出的决议。对此，周恩来和苏兆征当场表示，他们不能同意雅罗斯列夫斯基的报告和联席会议上其他同志的态度，尤其不能接受这一决议，因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过这样一种重大的结论，无论如何”过于仓卒“，只不过，他们目前不打算继续在这次会上提出另外的提议，他们将以代表团的名义向俄共中央政治局说明他们的看法。
联席会议的决议明确肯定：“1927年之‘同乡会’是一种苏联境内各校之中国学生企图组织物质上之互助团体，其他的政治目的是没有的”。并且，联席会议“没有确凿的材料可以断定它已经有了成形的组织”。所有关于参加互助的中国学生与反党反革命的右派、第三党相勾结，企图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凡因此而受到嫌疑被派遣回国或受到处分的学生，一律重新审查。一切有关这一组织的材料均停止生效。并且今后苏联境内任何中国党员团员的反革命罪名，均应由中央监委和国际监委立案审定。
几天之后，周恩来根据中央前此文件和代表团意见起草了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信。8月15日，代表团正式讨论和通过了这封信。在这封信里，周恩来宣称：中共代表团一直认为此事应该由中共与苏共两党共同组织委员会进行讨论，但没有想到“办理此事的中共代表团差不多仅仅站在一个与闻的地位来参加讨论，并没有一贯地负过什么共同解决的责任”。中共代表团确信：“依照中央监委的决议，只有使群众更加愤懑，同志的关系更将无法改善”。因为，不仅代表团，而且多数中国同志都确信“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信中再次列举了陆贻松等关于“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的信件，肯定“江浙同乡会或是互助会已经存在，它并有名称、会章、会费、会员和登记手续等等”。并且批评雅罗斯列夫斯基关于一个政治组织的章程第一条不可能是讲会费的说法，说“假如我们从追究这个秘密组织着眼，又乌知他们这种秘密组织不会故意将会费列在第一条？”至于该组织同反革命党派的关系问题，信中一方面说“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还无材料可以证明”，另一方面又举出蒋经国1927年8月还得到其母亲所寄的三百元钱，和潘锡朋袒护过国民党右派分子，董亦湘曾主张吸收后来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邓毅生入党的事，说这几件事都表明，“江浙同乡会的个别分子的确与其他党派还有些牵连的关系，这在客观上是要有反革命的嫌疑的”。
但是，在苏共中央监委以及格伯乌等各苏联有关部门已经根本上否定了这一事件之后，中共代表团自己要想单方面的继续追查下去，或是坚持对上百名受嫌疑的学生进行处罚，显而易见是不大可能的。何况，通过雅罗斯列夫斯基的报告和联席会议的讨论，周恩来等人也清楚地意识到，前此向忠发等人和格伯乌用来为所谓“江浙同乡会”及其嫌疑者定案的种种证据，确实很难完全成立。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指望，苏共中央政治局会支持自己建立在过去那些“证据”基础上所得出来的结论。因此，中共代表团不能不在两方面作出重要的妥协。
其一，既然前此绝大多数的指控都只是建立在推测和派别观念的基础上，如今只好放弃对众多学生的这种指控。结果，代表团相信有根据可以指认的“江浙同乡会”分子，只剩下了十二个人，因为这十二个人的通信中都明明白白地提到过“互助会”的事情。于是，由于找不到类似的证据，周达文干脆被排除在外了。至于俞秀松，因为是教务处派的首领，又曾对卢贻松、蒋经国说过写信要小心，毕竟仍值得怀疑，但也只能列入“嫌疑”之中了。信中就此说道：
我们现在提到他的分子，只能依据实际的材料指出：蒋经国、卢贻松、朱茂榛、周策、刘仁寿、胡世杰、刘宜山、张师、尤赤、郭景纯、甘青山、黄仲美十二人是有直接证据参加互助会的秘密组织的。俞秀松则是犯有重大嫌疑的。曾肇时、薛萼果[5]（在东大翻译室会谈的事便是指他的地方，薛当时回答是在他那里烧鸡吃）、
陈启科（李沛泽所见的会谈地方便是在陈启科处）、董亦湘、西门中华、潘锡朋是犯有嫌疑的。
其二，根据中共中央通过的决定，代表团自然不能放弃对“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党性质的严重怀疑，但既然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组织的存在和它具有政治目的，他们已不能指望苏联专政机关会继续参予对此事的处理，只能把它当作自己内部的问题来定性和处置。在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由他们起草的新的决议草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已经从原有的决定上大大后退了。草案称：
１、根据现在所有的材料，证明在苏联境内有一部分中国学生的党员团员于一九二七年秋季曾开始组织了“互助会”（或名江浙同乡会）这一对党秘密的组织。它有名称、会章、会员、会费及登记手续等等。
２、因为过早公开了这个问题，所以未能继续发现这个组织的章程内容和其他更严重的材料，以致对于这个组织整个的一定的政治纲领和目的，现在还是不能确实判定。
３、但这个组织……绝非纯粹的“互助”或“同乡”性质的组织，必然要有政治意义的，至少也已存在了党内小组织的派别。
４、对于已经证实参加这种秘密组织的分子和嫌疑人，须分别加以组织上的纪律制裁，前次关于十二个军事学生党的决定，也在这个条件下重新审查。
8月17日，中共代表团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上述文件之后，也向苏共中央监委提交了它们的复本。次日，雅罗斯列夫斯基也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有关情况的说明，再度指出，有关“江浙同乡会”问题上，格伯乌的调查人员根据没有证实还不十分可靠的材料即草率得出结论，明显地是错误的，米夫和向忠发“根据还未证实的消息，在学生群众中间作了那么严重的报告”，同样地犯有错误。他不能理解，在包括中共代表团在内的各有关方面重新全面核对了所有事件材料之后，在所有与会的委员“一致同意”中央监委所提出的报告和决议的情况下，中共代表团仍旧根据那些几乎不能成立的材料坚持要处罚俞秀松等同志。他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中共代表团坚持要处罚的多数同志，事实上恰恰是“比在苏联学习的一般的中国党团员要好些的同志”，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视为“反革命”？
8月下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受理了中共代表团的来信，并派出代表参加有苏共中央监委、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参加的联席会议，听取几方面的意见。但苏共中央政治局调和苏共监委与中共代表团分歧的努力，显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这时，苏共中央监委已经起草了一份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及党团员书，指出中国部分学生只是“企图组织”一种物质上的互助团体，并“把能够引起严重而且有危害的结果的东西当作开玩笑”，肯定“没有证据来确切地断定这种互助会的组织曾经存在过”，但强调这种行动仍旧是错误的，只是“我们对于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们应采取党的教育方法”。而中共代表团明显地不同意这一文件，经过周恩来修改之后，“企图组织”变成了“曾经组织过”；“……当作开玩笑”变成了“……当作开玩笑来掩饰对党秘密的组织”；“没有证据来确切的断定这种互助会的组织曾经存在过”，变成了“党没有证据来确切的断定这种互助会的组织现在还存在没有，但根据党内现有的材料，却能指出这种组织过去曾存在过且是对党秘密的，故党必须对于这种组织给以坚决的裁判”；“我们对于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们应采取党的教育方法”，变成了“我们对于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们主要的是采取教育方法，然而，同志们应该了解，如果党的教育方法显出不足 时，则党对于不通知党而参加在党的机关监督之外，由苏联境内中国学生所构成的这种互助会组织以及其他任何派别或组织的同志们，不能不采取最后的组织办法”。
应当指出，周恩来事实上仍旧再度作出了妥协。因为它已经不再坚持该组织“必然要有政治意义”和必须对其成员“加以组织上的纪律制裁”。但他仍旧坚持：（１）“江浙同乡会”事实存在过；（２）它的性质至少是党内以同乡或亲友为基础的秘密派别组织，“这种组织的发展前途有不只限于互助同乡的性质，而成为政治性质的可能”；（３）对其成员必要时仍须诉诸组织办法加以制裁。但这时周恩来的处境确实比较难。在一次会议上，鉴于“同志关系坏到万分”，周恩来强调了一句同志间要取消一切政治名词性的无原则的相互攻击，结果就立即受到与会者的批评，说是现在说这种话“很容易被人误解，被人利用之反对党以与党部对立”，迫使周不得不马上发表“声明”，说明自己毫无否认这种政治名词在某种必要时的批评作用。
显然，周恩来等人已经让无可让了。再让，不仅新任总书记向忠发过去的一切说法和中共中央就此得出的结论，必将全部推翻，而且各校党部必将成为众矢之的。结果，不仅有可能影响新中央的威信，而且可能使众多因此一事件受到影响的中国学生和前此怀疑他们的其他中国学生，特别是各校党部，形成严重的对立。面对这一极为复杂微妙的情况，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代表也很快放弃了公开解决这一事件的努力。9月初举行的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代表提出的建议，中共代表团必须停止利用前此一切与此事有关的材料，放弃追查“江浙同乡会”的一切努力和处罚有关学生的任何尝试。同时，联席会议也须停止就此一事件做出公开结论，以免进一步恶化中国学生之间已经极不正常的关系。为了解决中国学生之间的矛盾，联席会议决定发表一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书，要求中国学生必须把一切精力集中到学习列宁主义理论和研究苏联及中国革命经验上来，必须加强党的纪律的教育，根本改变因经济落后而盛行的地方主义情绪，放弃一切无原则的同乡观念乃至派别倾向。
阴云难消
“江浙同乡会”事件，由此不了了之。但“江浙同乡会”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个问题，在多数中国学生中间却没有解决。一些列席联席会议的受嫌疑学生回校以后眉飞色舞，奔走相告，而那些认定存在着一个反党的秘密小组织的学生或党部，则侧目而视，怒不可遏。于是，一边认为有，一边认为没有，中国学生中间很快分裂成两大对立的派别，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逢会必吵，情绪对立日趋激烈。由于学校总支部委员会仍大权在握，并且上级亦无人为过去受嫌疑者公开洗刷罪名，因此，事实上各校中，特别是中大内受嫌疑学生及其同情者仍占少数，甚至继续受到政治歧视。面对这种情况，在暑假休养期间，他们不仅公开游说，而且私下串连，征集签名，准备致信共产国际监委和苏共中央监委，要求立即公布有关“江浙同乡会”的调查结论，为受嫌疑学生恢复名誉。结果，这件事为部分工人学生所侦知，并在中大党支部一些人的暗中支持下，以查找所谓“反对派文件”为名，演出了一幕强行搜查同学寝室，双方大打出手的“全武行”。于是，受嫌疑学生的联名信没寄出去，到引来一个中央调查委员会来解决中国学生之间的打架问题。
中央调查委员会如何解决这一打架事件，严格说来并不重要。既然苏共中央政治局已经与中共代表团等各方面达成了协议，这件事的解决也只能就事论事，它不会给受嫌疑学生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结果。但在这次调查过程中，调查委员会曾召开过学校各个方面的座谈会，通过这些会议，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时中国学生之间究竟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矛盾，“江浙同乡会”事件究竟在他们中间留下了怎样严重的后遗症。
在调查委员会第一次召集的党内同志谈话会上，两种意见就针锋相对。一种意见明确认为：“江浙同乡会”问题是造成此次打架事件的根源，不解决“江浙同乡会”问题，就不能根本解决同志彼此之间的猜疑和对立。而“江浙同乡会”问题，其实是两部分同志造成的，一方面是学校领导，如米夫、别尔曼等轻听轻信所做的不负责任的报告，把事情说得无比严重，另一方面是党支部委员会和一些学生干部，如陈原道、陈绍禹等，搞无原则的斗争，借机蓄意宣传，上纲上线，无根据的鼓动学生们互相在公开和背后揭发检举，造成同学之间的互相猜疑和感情对立。然而陈绍禹、秦邦宪、何子述等人却针锋相对地表示：他们所进行的斗争，都是原则上的斗争；领导者说“江浙同乡会”有反革命的性质，“完全是这些小组织的同志们的错误，而不是领导者的罪过”。“要是米夫不报告出来，现在恐怕已经成为事实了”。
在调查委员会召集的中大教员班和职员班学员谈话过程中，以西门中华、薛萼果等为一方，以陈绍禹、李竹声、盛忠亮等为一方，双方又再次发生面对面的争吵。西门中华明确认为：“江浙同乡会”问题，是“指导机关的大错误”，不仅是学校指导机关，而且也是党支部委员会的原则上的错误，它在同志之间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完全破坏了同志关系。直到现在，党支部委员会仍旧不做自我批评。“休养所之事，收（搜）查不是偶然的，而是支部有组织有系统的准备的，目的在于妨碍自我批评”。陈绍禹等立即反唇相讥，称：什么自我批评，还不是“有一部分同志要在自我批评的口号之下来煽动反党”？休养所事件，说到底就是“联合几个同志专门反对党的决议”。陈甚至明确指责西门中华为“先锋主义的代表”，理由是他身为青年团支部书记却一再与党支部唱对台戏，不接受党的领导，公然怀疑党所决定的清查“江浙同乡会”的工作。他再次宣称：“如果没有米夫和向的宣言，这个组织有到反革命组织的可能”。对此，薛萼果等当场反问：请你说明“江浙同乡会”“是谁组织的？”你说“党的争斗都是有原则的，一般的是对的，但江浙同乡会有什么政治意义和理论呢？没有。不是政治性质的嘛。可是领导机关不能引导争论，却在大会上宣言是反革命的等等，这是正确的吗？”而且，最先在墙报上说这个组织是反革命，说它与第三党有关系的不是陈绍禹吗？米夫和向忠发还说在陈的后头，陈绍禹又是根据什么呢？现在米夫又说“江浙同乡会”不存在了，你们怎么解释呢？对此，陈绍禹等当场群起而攻之，斥责薛萼果等继续为“江浙同乡会”辩护，是严重的“反对党的决议”。薛萼果毫不示弱，称：“江浙同乡会”问题根本就是一种无原则的斗争，是党部为压制批评而挑起的政治纠纷，“支部口头上说赞成自我批评，实际上批评了就说他是第二条路线或江浙（同乡）会”。
从以上的谈话过程中可以清楚了解的一点是，陈绍禹的地位确实不同一般，他已开始成为中大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并正在形成自己的派别。显而易见，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这场反“江浙同乡会”的事件。这一事件最初固然不是他所挑起，但因为他可以接近米夫，因为他一度作为向忠发的俄文翻译早早了解到格伯乌的掌握的各种材料，从而便利了他在中大的这场反“江浙同乡会”的运动中充当一种未卜先知、呼风唤雨的角色，迅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也正因为如此，陈绍禹不仅不会轻易承认这场斗争的错误，并且还要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这种角色演下去。可以肯定，苏共中央政治局“和稀泥”的决定和中共代表团继续认定“江浙同乡会”为秘密小组织的情况，便利了陈绍禹继续充当反对“江浙同乡会”领袖的角色。与此同时，学校里多数工人出身的学生与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之间矛盾的存在，也为陈绍禹一派提供了某些群众基础。
在中大，第一届学生中工人学生非常少，第二届则明显增多，但在第二届学生的总数中仍占绝对少数。因此，在前两届学生当中，工人学生与一般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之间，一般看不出明显的矛盾。但在中大的派别斗争之中，由于工人学生通常较为靠近党组织，守纪律，加上自己在理论及俄语学习等方面往往跟不上学习进度，对教务处工作及俄国教员，特别是拿着高薪的翻译的工作不满意，因此，他们多半倾向于党支部委员会一派，事实上多反对教务处一派。只是，因为这时工人学生人数相对较少，所起作用还不十分明显。可是，到了第三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届学生的成份恰好相反，工人学生已占到了整个学生人数的将近四分之三。这些学生自来校之日起，就与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学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矛盾。由于他们到校之后，第一届学生多数已经毕业离校，因此他们在学校中的作用自然举足轻重。当清查“江浙同乡会”的斗争来到时，他们理所当然地站到了党支部委员会一边，必欲清算所谓教务处派和第三派。这样一来，陈绍禹更是如鱼得水，他的观点在一年级学生当中颇有市场。而这次强行搜查并打架，也正是一年级的工人学生干出来的。
要了解一年级工人学生这时的心态和倾向，只要看一看10月5日一年级关于打人事件的讨论会就可以了。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明显地占据着压倒的优势，不仅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而且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做得对。称：“江浙派竭力宣传，反对学校当局，暗中串连，并有宣传品”，为什么不能搜查？当有发言者讲：“我们有党，应用党的纪律解决一切问题，不应当打人；我们是共产党员，应当展开批评，不应当互相搜查，而应用教育的方法，……对同志不应当加以政治帽子”时，其他人则大声鼓噪：“他们宣传不应该搜索他们，试问我们应当反对他不？他们要反共、反苏联啊！”“工人同志打人，因我们缺乏知识”，可对于“江浙同乡会”的存在，“我们有证明文件”，谁让他们“说我们造谣的”！况且“每次开会都是乱七八糟，都是反对派挑拨，不是江浙派是谁？”当有人发言说应该尊重事实，“不能不考察事实就乱放炮，说有江浙派”。一些发言者则大呼小叫：江浙派是有的，反党行为、第二条路线都是有的，这些“我们工人看得清楚，他们有知识，来造反对派，我们工人都应该起来与他们奋斗”，“打倒这些王八蛋们！”有些工人发言更坦率：我们没有知识，不会说话，来苏联是想跟大家学习，将来也可以提高地位，但“来此一看，不然了！高等的、中等的、低等的，不平等了”，“你们也有一百多元的，二百多元的，你们要革穷人的命吗？”“在预备班提出打倒教员的口号，这是谁提出来的？他们想谋害我们工人同志，不叫我们学习，他们学习得多，他们回国可拿大皮包，我们给他们拿枪。他们只想他们知识阶级学习，不使我们学习”。
不难想象，一个小小的调查委员会是不能解决中国学生中这许多问题的。事实上，他们前后只进行了不到十天的调查，就草草地宣告调查结束，结论是：“休养所事件，有同志搜查同志文件，以为这是很好的事情，被搜查者则以武力相抗，这只有在中共的大学中才会发生。搜查的同志是不对的，是呆的，即使有同志是反对派，或者反革命，可以由格伯乌或党检委去办，所以搜查的同志是不正确的。当然，被搜查的以武装方法来反抗也是不对的。”但是，对于学生中反应强烈的“江浙同乡会”问题呢？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只不过，在报告会上，当有人继续指责休养中一些人秘密征集签名为“江浙同乡会”事件翻案是“反党行为”时，报告人还讲了一句公道话，他说：“向上级写信反映意见是有权利的”。问题仅仅在于，当各个中央已经决定放弃公开解决和评价“江浙同乡会”事件之后，这种权利实际上是不受重视的。
当然，还是得庆幸受到“江浙同乡会”事件牵连的这些中国学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这个时候斯大林还没有变得象后来那样多疑，苏联也尚未开始搞肃反，对反对派也还未大开杀戒，因此，苏共领导人看上去比中共领导人还要清醒许多，从而使得这次被怀疑和处分的那些中国学生，包括俞秀松等，一时多半都得到了解脱。但既然没有人宣布“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存在，中共代表团既然拒绝为一切嫌疑分子解除嫌疑恢复名誉，陈绍禹一派整人者仍可以而且必须要利用这根大棒子打人，在其视力范围所及的那些被嫌疑者也就永远也脱不了干系。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或新的运动来临，他们必将首当其冲。
中山大学从此后直到最终解散，几乎再无宁日了。不仅学生之间斗来斗去，各种名目的斗争没个完，苏联党也日渐兴起了整肃和清洗之风。纵使逃过了学校内部的斗争，阶级斗争的大棒子被高高祭起之后，“江浙同乡会”这样的政治帽子随时都可能成为整人的工具。尽管像周达文这样的人始终没有放弃过同陈绍禹的斗争，但最终仍旧不是对手。后来，“江浙同乡会”之所以被说成是什么托陈分子（即所谓托洛茨基和陈独秀分子）的秘密组织，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人之所以被说成是“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并先后受此牵连而被捕冤死，何尝不是由于这个倒霉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其实，不要说涉嫌“江浙同乡会”的学生，就是中大那些曾经拥护教务处派、第三派，或同情俞秀松一派的仍在苏联的中国学生，后来又有几个不曾受到迫害的呢？
在整个“江浙同乡会”事件被怀疑人中，唯一没有受到严重政治迫害的，大概也只有蒋经国一个人了。从苏联档案中可以看出，蒋经国不仅曾被视为“江浙同乡会”的首恶，而且苏联当局还清楚地知道他曾积极参予过莫斯科中国学生中反对派的活动。显然是因为考虑到他的特殊背景及可能的用途，俄国人坚持不能动过他一个指头。至于他在自己的回忆中所描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充其量也不过是因为俄国人在他没有太大用处时将他下放到偏僻地区去“冷藏”了几年而已，与那些先后因为“江浙同乡会”事件被处置，甚至死去的同学们相比，他幸运得太多了。
当然，由于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没有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和死亡，由于苏共中央很快介入并在事实上使事件不了了之，因此，“江浙同乡会”事件也许算不上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案件。但是，考虑到这一事件的后果，联想一下我们后来经历过的种种运动，它是不是仍旧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呢？
注释：
[1] 任卓宣，即叶青，四川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1926年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6年底回国，1927年底被国民党逮捕，后遭枪毙未死。伤愈后向国民党告发中共同事并投降。此后即以叶青为名从事反共宣传工作。1949年随国民党逃往台湾，最后病死于台湾。
[2] 有关这时来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政治素质和思想品行的报告 ，可详见于1925年11月6、7、13、17、24、28日党部召集新到组长谈话会记录。在这些记录当中，分批率队前来的各队指导员、书记，根据袁庆云、刘伯坚等旅莫支部负责人的要求，对同队人员品行大多评价不高，较多的评语是“性燥”、“粗暴”、“个性强”、“有个人色彩”、“作事无条理”、“对团体认识不好”、“无政府主义色彩很重”等。
[3] 联邦共产党，即联共或称联共（布），亦即苏共。因为苏俄于1923年改国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简称苏联，故苏共渐改称为联共。
[4] 有报告甚至声称，“江浙同乡会”的中央机关为“中央干事会”，下设三个部，即“组织部”、“宣传部”、“宣传煽动部”，还直辖四个组，即“侦探组”、“军事组”、“翻译组”和“交通组”。组织部下还另设有“党部”、“党团组”，管理着各校支部及支部下的各小组。
[5] 薛萼果，即经济学家孙冶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