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公开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是连续7年来始终承认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向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这一公开挑战曾经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得到了国内国际各种民主势力的响应和支持，极大地动摇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并最终改变了国共两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屈从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代由此一去不复返。
“联合政府”口号的由来
抗战期间的国共两党关系，始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党合作是建立在中共公开承认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的基础上的。
关于中共事实上承认国民党在政府中的领导地位的种种表示，自两党合作开始以来，在许多政治文件中都有所记载。如1937年国共商谈合作之初，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四项保证”，表示它所领导的陕北特区政府和红军愿意接受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1]而后，中共中央虽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责任”，但它明确承认在实力原则下，共产党目前的“政治领导”地位还只限于“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它只能“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来实现它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要走到“实力领导地位”，还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因此，它这时多次指示其谈判代表：在保证中共组织独立的条件下，应当“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或承认“国民党在中国的指导地位”。[2]
又如，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共中央虽然也提出过国共两党关系应当向着“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方向努力，但它仍再三表示“拥护”依然是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国民政府，并很快就提出：“不要太急于在形式上求得平等（如‘共同宣言’‘共同领导’等）”，要“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要肯定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3]
又如，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后，尽管在两党领导人之间，感情上已经根本破裂，毛泽东已经开始决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排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政权”，但是，在公开场合下，中共中央仍旧继续“争取以蒋为统帅”，表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直至1944年春，毛泽东仍旧公开宣称：“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4]
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上述中共对自身地位以及对国民党态度的措辞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渐变的痕迹。这种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实力对比的改变。毛泽东是重视“实力原则”的。早在1936年1月，当得知张学良有可能领导人数众多的东北军与中共红军合作时，他就曾依据实力原则力主由张学良来担任未来国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5]1937年国共谈判合作，毛泽东也清楚地了解，当时军力尚不足国民党1/20的共产党只能改制改编，服从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南京中央政府。即使在1938年，八路军的力量发展到20余万人，毛泽东依然承认，在统一战线中，军事力量上10倍于中共的“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但是，当1940年前后，中共的武装力量发展到50万人左右，并且可能迅速发展到上百万人的时候，依据实力原则争取相应的政治军事地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中共这时明确提出委任朱德为鲁察冀热四省战区司令官兼河北省主席，委任贺龙为察哈尔省主席等项政治要求[6]；毛泽东这时新民主主义政权思想的提出，更鲜明地反映出军事上开始举足轻重的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想要改变前此的不平等地位，并一展鸿图的强烈冲动。虽然，考虑到国民党的军力仍四五倍于自己，再加上还有强大的日伪军需要抵抗，中共最终仍旧不能不表示：“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但仅仅承认蒋个人的领袖作用，而不再承认国民党在全国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这说明中共对国民党前此的一党专政已经在根本上予以否定。由此可知，从1937年初承认国民党领导，到1944年秋提出联合政府，要求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这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逐渐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逐渐变化，导致这两个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要求的政党必然要逐渐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过，中共中央公开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向国民党要求合理分配政权，却是1944年春夏以来国际国内一系列复杂因素推动的结果。
到1944年上半年为止，中共军事力量仍在50万左右，而国民党的军队数量这时比它的4倍还多。而且，1943年底，蒋介石刚刚应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邀请，出席了开罗会议，取得了“大国领袖”的资格，政治上风头正健，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又根据苏联党的要求，接连来电劝告毛泽东注意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种复杂情况下，中共中央最初不仅没有设想过刺激国民党的问题，而且估计今年“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决定与国民党重开谈判之门，并要求各地力避刺激国民党。[7]所以，在1944年初的几个月里，中共中央不仅明确提出派林伯渠前往重庆与国民党重开谈判，而且对于大后方掀起的宪政运动，积极参加，要求开放党禁，重选国大，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问题毫无涉及。
联合政府问题的提出，更多地源于当时意外出现的两大因素。这首先是因为国民党河南战役的惨败。河南战役是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阶段作战。它开始于1944年4月中旬，历时一个多月，国民党一战区40万军队中许多部队竟不战自溃，以致损失人数达20万人以上，郑州、洛阳等38座市县全部落入日军之手。这一仗不仅反映出国民党军队作战能力和士气的低落，而且也是国民党军事上和政治上种种弊端的一次大暴露，因而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
河南战役开始之际，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刚刚从延安出发。当时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还着重于缓和两党关系，因此所提条件政治上不外要求承认中共党、边区及各根据地的合法地位，军事上则只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领导下的一切抗日武装，并同意八路军、新四军扩编到五军十六师，最低限度则为四军十二师。正因为如此，林伯渠等5月2日到达西安，还在西安停留期间，就同前来摸底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达成了一项初步交涉书面意见书，约定“双方共同签字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再作最后决定”。[8]而书面意见中突出强调的只是：第一，八路军及新四军扩编为四军十二师；第二，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原有地区，但改称为陕甘宁行政区，直属行政院；第三，给予中共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及迫害八路军、新四军之军人家属，释放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9]
恰在林伯渠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在西安达成书面妥协意见之际，国民党中央军在日军发动的河南战役中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的消息陆续传来，延安不断得到情报，国民党军内部或者勾心斗角，你争我夺，或者花天酒地，贪污腐化，已经大部分失去战斗力，国统区因此舆论大哗，民怨沸腾，中共中央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根本解决中共及边区地位和敌后抗日武装的合法性问题的重要机会。毛泽东据此迅速指示林伯渠等改变谈判策略。他明确说：目前情况“大有变更”，“故须另提新案”。随后，中共中央于5月中旬重新提出全面解决两党关系二十条，直截了当地要求国民党无条件地承认一切抗日武装和敌后政权，停止一切针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和特务活动，释放一切被捕的中共人员，甚至要求公平分配美国援助中国之各种武器、弹药、药品和金钱等。[10]中共中央并且开始公开宣传，它所抗击的伪军已经占到整个伪军总数的84%以上，而它所抗击的日军则是日军在华兵力总数的64%。“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国民党已腐化达于极点，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就是明证。”[11]
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与军事上的无能，激起了共产党人领导抗战胜利和未来中国的历史责任感。但是，在这时中共中央所提各种条件和方案中，仍未提出联合政府问题。不过，在5月中旬提出新的条件之后，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的态度开始变得十分明确了。在中共新的二十条和6月初进一步修改提出的十二条中，第一条就有“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的文字。[12]
要求实行民主，与要求解除党禁一样，其矛头无疑是针对着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来的。但是，要根本否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同时又不损害国共之间统一战线的基本关系，这是一个颇难解决的问题。自宪政运动开展以来，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了国民党之外各党派谋求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形式的主要话题。但宪政的实施毕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且蒋介石已明确宣布，实施宪政必须到战争结束一年之后。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坚持要以国民党战前一手制造的国民大会来作为实施宪政的工具。承认以这种方式来达到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目的，不仅战争结束前没有可能，就是在战争结束一年后，恐怕也很少可能。因此，要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同时又不给人以共产党打算根本推翻中央政府的印象，找到一个适当的口号和形式在这时具有关键意义。美国人这时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与提议，正好适合了中共谋求以新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替代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现实需要，因而迅速成为中共中央新的斗争口号。
联合政府的设想最初是罗斯福提出来的。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期间，美国罗斯福总统在谈到中国内部纷争时曾经向蒋介石提议：国民党“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同延安的共产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13]对于罗斯福的这一建议，蒋介石当然不会加以理睬，美国方面此后也只能将其束之高阁。美国方面重新提出这一设想，也是震惊于国民党军队在日军打通大陆架作战中的节节败退。6月前后，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开始在大使馆范围内提出“由委员长召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派别和他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部”，以便大家共同承担责任，确保中国尚存地区不致进一步落入日本手中的建议。这项建议得到了其他外交官的一致认同，也迅速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认可。国务卿赫尔甚至直接打电报给高思称：总统和我已仔细考虑了你的意见，我们赞同使中国政府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的一切努力，而“一个代表中国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并在蒋介石领导下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机构，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形式”。据此，7月4日，艾切森代办在与立法院院长孙科的谈话中第一次正式向中国政府官员提出了这一建议。之后，高思同外交部长宋子文以及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也进行了类似的谈话，并且亲自向蒋介石正面提出了这个问题。[14]
考虑到蒋介石对自身地位的过分敏感，高思以及美国政府这时更多地还是从军事方面着眼，建议立即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组成一个有职有权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或联合最高统帅部，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共同承担战争责任，解决目前军事方面的严重困难。高思明确告诉蒋介石，他并没有设想过立即改组政府，尽管他相信，在目前这种危机时刻，组成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也许不失为有效办法。但是，不论高思这时如何考虑，对于那些明显地同情共产党而反感国民党的年轻外交官来说，根本改组现行政府，组织联合政府，多半是一种更好的选择。随着7月下旬美军观察组进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向对国民党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年轻外交官谢伟思也受命一同前往执行任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很自然地成了谢伟思与中共领导人热心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
中共中央最早公开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是在8月13日。周恩来这一天就国共谈判发表公开讲话，一面继续表示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一面却直截了当地要求国民党必须放弃一党统治与限制、削弱和消灭异己的方针，声言国共关系的症结，根本就在于此。[15]但是，周恩来这时还没有谈到应当以何种形式来取代国民党的一党统治的问题。四天之后，即8月17日，当在重庆的董必武电询周恩来是否应当赞同民主党派领导人张澜、左舜生扩大参政会的主张时，毛泽东才开始提到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在董必武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二天的复电中请董必武、林伯渠考虑，目前如果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能否引起大后方各党派的响应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不难看出，这是中共中央最早开始考虑联合政府的提议，当时他们对提出这一主张的可行性还存着某种疑问，因此叮嘱重庆方面的代表就此一设想先行在民主党派领导人当中暗中征询意见。[16]
中共中央注意到联合政府这样一种形式，毫无疑问是与随同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的谢伟思有关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明确的说法。9月1日，毛泽东第一次把联合政府问题提到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上进行讨论，征询党的各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他当时特别说明：是谢伟思说，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问我的意见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显而易见，在得到了谢伟思的这一消息之后，毛泽东对联合政府的提法很感兴趣，但最初并非毫无顾虑，故仍多方征询意见。[17]直到8月2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第一次长谈时，虽开始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尖锐批评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不合法，断言蒋介石的主席地位也只是一个政党的仅仅90个特殊党员举手举出来的，已经失掉了中国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明确提出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必须改组，但是在谈话中仍没有明确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18]
中共中央最初的顾虑不是没有理由的。中共中央这时对国民党的态度一方面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争取自身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仍旧是要继续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但是，这样一种方针的确定，必须适合于自身的实力，过右达不到目的，过左又难免激怒国民党，破裂合作关系，甚至失去民主党派的同情。根据国共两党这时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毛泽东在直接提出与国民党联合执政的问题上还多少有些保守，因此，他在决定打出联合政府的旗帜时，不能不十分慎重。事实上，中共中央未尝没有过与国民党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想法，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政治主张，说到底其实也是一种联合政府的设想。但一方面共产国际相信这没有好处，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当时两党力量悬殊太大，这一主张最后只好放弃了。[19]如今这样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了呢？一向自大主义十足的蒋介石，是否能够接受与共产党分享政权的事实呢？[20]很明显，只是在9月1日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才最终确定了要以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联合政府来作为自己当前的斗争目标。
为“联合政府”而斗争
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周恩来根据9月1日会议讨论结果起草的给重庆董必武、林伯渠等人的电报，通知后者应当以联合政府作为中共当前的政治主张。中共中央的电报称：“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21]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代表林伯渠9月15日上午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局的办法，是必须对政府机构人事政策来一个改弦更张，这就需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才能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打垮日寇。[22]
就在林伯渠在参政会报告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召见了美国大使高思，委婉地拒绝了高思关于组织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提议，并含蓄地表示：希望美国人不要设想改组中国政府，因为在目前试图改变政府结构是错误的，他将来会考虑让少数党派的代表进入政府的问题。[23]不难想象，蒋介石这时对来自美国和中共的两面夹击深感恼火，但这时他与美国派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正闹得不可开交，不能四面出击，因此他在公开场合还不能不对此轻描淡写，有意置之不理，甚至表示对林参政员的态度“甚为佩慰”。[24]
蒋介石的反应多少有些出乎中共中央的意料之外。而高思大使同孙科、王世杰等谈“中国应组联合政府事”的消息也为延安所知。与此同时，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更得到了大后方民众的积极响应和拥护。人们或集会游行，或著文讲演，来表达他们对厉行民主政治，废止一党专政的渴望。9月24日，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500余人齐集四川大厦，公开进行民主宪政的宣传与鼓动。著名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张澜、沈钧儒、章伯钧、李璜、左舜生、黄炎培、张申府、刘清扬、胡子昂，以及国民党著名人物冯玉祥、邵力子、钟天心、王昆仑、邓初民、屈武等均出席了集会。发言者不泛激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改组政府，制定提早实行民主的具体办法者，多数亦表示赞同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后，国共之外最有影响的中国民主同盟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赞同“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重庆、成都、昆明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名人等数百人，也分别签署了同样的声明与宣言，与中共相呼应。[25]
这种局面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中共中央的自信心。毛泽东在9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对此颇有感慨，说：过去我们的思想常跟不上形势，估计不足，总是认为国共之间，蒋介石强大，天下是他的，没有看到重心正在逐渐转移到我们一边来。日本打河南之际，我们对国民党还是麻痹政策；直到后来提二十条、十二条，也未想到要求改组政府。现在看来确实时机成熟了，谁都看得出中国有了两个平等的东西，不再是一大一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态度再强硬，坚持不妥协，结果也是拖的局面，不致有太大的危险。[26]但是，当有人提出应当准备成立解放委员会，争取发展成第二个中央政府时，毛泽东却颇多犹豫，毕竟这里存在着一个革命和改良的重大区别。他明确讲：“对蒋，我们不是不要，事实上非要不可”；同样，对国民党，也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非联合不可。他特别告诫全党：“国民党既然这样坏，为什么还要他？原因是日本人还在面前，这是基本原因”。其次，“外国人还要他”。第三，也“不要轻视国民党的力量，虽然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它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同时，目前“群众还未觉悟”，也还承认他们，我们“不可因为一时气愤就‘打倒’他们”，“要照顾群众”。因此，马上提出革命的口号则不免有脱离群众、自我孤立的危险。毛泽东强调认为：还是联合政府的口号好，虽然它还不是一个革命口号，但它也不是改良主义的改良口号，而是带有革命性的改良口号，是等候群众觉悟、发展自己力量，最终走向革命的过渡性的口号。[27]
肯定联合政府的斗争口号，并不等于中共中央相信他们真的能够迫使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同意改组政府。毛泽东、周恩来这时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讲得很清楚，他们并不认为存在着国民党同意召集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蒋介石充其量只会邀请几位共产党领袖到国民党的政府里面作官，摆摆样子罢了。因此，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向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或者干脆象英美两国抛弃南斯拉夫的米哈伊洛维奇政府转而援助铁托的人民解放军一样，撇开国民党，直接与延安打交道。[28]出人意料的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将军这时突然出面调处国共关系，竟然使联合政府的实现真的一度产生了希望。
赫尔利出面调处国共关系，基本目的其实是军事上的，是想要促使国共两党军队消除彼此间的对立，在统一指挥下全力对付日本人，从而挽救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军事危机。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相信有必要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上来促成军队的国家化。为此，赫尔利从一开始就向国共双方许诺，一方面保证支持蒋介石实现政治和军事统一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对中共驻重庆代表表示“中国现政府不民主”，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中共党员参加”，甚至租借物资的分配也“不应偏于那一党”。他最初提出的方案也明确主张，中共承认军队统一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而蒋介石则必须同意根据民主原则组织政府，并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29]鉴于赫尔利两次同中共代表谈话都要求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并表示愿意支持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毛泽东明确认为，在承认蒋存在的条件下，看来可以迫使蒋“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30]这样的“交易”在11月上旬似乎轻而易举地就接近于达成了。
11月7日，赫尔利带着他与蒋介石商定的方案飞往延安，与共产党谈判。蒋介石修改过的这一方案，其核心在于突出强调了“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其中对改组政府问题一句未提。[31]尽管赫尔利当场许诺说，蒋介石正在考虑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军事委员会的问题，毛泽东却明确表示：首先应当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政策，否则一切都谈不上。双方谈来谈去，最后赫尔利被说服修改条文，将第二条改为：“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将第三条改为：“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治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立即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32]对于修改以后的五项协定，不论赫尔利，还是毛泽东，都感到相当的满意。赫尔利在与毛泽东双双在协定上签字之后，就立刻打电报给罗斯福，声称“这一修正案中的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毛泽东也致电罗斯福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所在”。[33]
与美国总统特使就联合政府问题签订协议，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发动要求联合政府的政治攻势以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毛泽东为此再度向党内解释说：要知道国民党还有200多万军队，并且还得到国际国内的承认，而我们还只有63万军队，地区也很分散，与之妥协仍是不可避免的。在现在这个五点协定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只是同腐败的政府再合作，但我们没有损失我们的解放区，没有损害我们坚持的民主原则，相反，只要蒋介石签了字，我们就攻破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
把一个明确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协定条文拿到重庆去要蒋介石签字，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不论蒋介石如何依赖于美国的援助，但在触及到他和国民党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他绝不会听任美国人的摆布。何况，蒋介石也很清楚，中国并不是南斯拉夫，美国政府在国共两党之间如果必须作出选择的话，它也只能选择国民党，而不会选择共产党。因此，蒋介石毫不含糊地拒绝了赫尔利带回去的五点协定。在得到蒋介石同意的所谓“复案”中，唯一的让步就是公开承诺，在中共同意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党政府统辖之后，国民党政府同意“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34]当然，这一回赫尔利又悄悄告诉周恩来，蒋介石并非不允许你们参加政府，只是他不愿写在纸上，不想让人认为是共产党要求的结果，反对用“联合”这个字眼儿。其实，是不是一定要逼国民党承认联合政府并不重要，你们可以一步一步地干，先参加军事委员会，使之成为最高统帅机构，最好里面既有国共代表，也有盟国方面参加，设置一个盟国的统帅，以公平的态度来指挥和装备双方的军队。11月22日下午蒋介石召见周恩来、董必武时也说，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他同时向赫尔利许诺说，只要中共接受他的复案，马上就可以开始改编和装备中共军队。[35]
面对蒋介石的不妥协态度，毛泽东显得十分气愤。他开始电示周恩来：应立即与有关朋友商谈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事，准备召开中共七大，同时宣布成立解放委员会。据此，周恩来在重庆与有关人士进行了秘密磋商。孙科等人建议，不妨提议扩大国防最高委员会，并通过联合的国防委员会来改造政府，筹备选举，制定宪法。考虑到从争取美援的角度不宜让美国为难，但也不妨提出解放委员会来逼一逼国民党，周恩来于29日致电延安，提议另提新案答复国民党。周恩来在新拟的草案中提出：“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实现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之目的，允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并由这个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和颁布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并改组行政院使之成为各抗日党派的联合内阁，改组军事委员会，使之成为各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如果此议一时不能实行，“中国敌后解放区根据战争之需要与人民之要求，将先组成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以统一敌后各解放区政府军事的领导，并便于参加今后的联合国防最高委员会。”同时，“为适应目前战争最迫切之需要，中国战场应设立联军统帅部，由美国方面的代表担任统帅，中国所有抗日军队应有负责代表参加统帅部以统率在中国战场的所有抗日军队，并负责进行各军的编制、装备、训练和补给。”[36]
周恩来的提议意味着中共事实上可能要从联合政府的要求上后退。毛泽东对此颇有些疑问。他得知周准备提出复案，当即要周返回延安进行讨论。在12月上旬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甚至进一步提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继续依据延安协定进行谈判，坚持联合政府的要求，结果仍是拖；一种是干脆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准备我们的将来，但要冒险，蒋介石可能有词可藉，美国可能不同我来往，结果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公开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如何办？是否会孤立？但是，毛泽东看来还是对此抱有某种希望。为了唬一唬赫尔利，也是为了要看看风色，毛泽东和周恩来于会后马上找来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宣布说：“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受命写信给赫尔利，表示中共准备单方面公布延安协定。[37]
中共方面的表示果然惹得赫尔利大发脾气，特别是周恩来关于单方面公布延安协定的威胁，使赫尔利坐立不安，声称毛不可信赖。包瑞德急忙通过中间人转告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说明他本人虽然相信中共的要求都是合理的，不赞成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但中共应当知道华盛顿今天还是支持蒋的，许多美国人，包括罗斯福、赫尔利，对中共也不了解。况且毛泽东与赫尔利当初都曾答应对条约内容保守秘密，不应使他太难堪，并如此之快就准备破裂步骤。他明确提出疑问：中共突然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是否存在着苏联背景？无论如何，从9日起，进攻贵州的日军已经开始撤退，蒋介石已可以挺直腰杆儿宣布不需要利用中共军队来抵抗日本进攻，这个时候宣布成立解放委员会，一旦蒋宣布你们为分裂行动，转而以汉奸名义打击你们，对你们十分不利。[38]
赫尔利和包瑞德的反应使毛泽东深为不满，但恰恰证实了他此前的担心。得到王若飞来电的第二天，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就召开会议，与会的领导人几乎一致主张将成立解放委员会的计划暂时放一放。没有人不了解，搞解放委员会就是做另立中央政府的准备，也没有人不希望尽快搞垮蒋介石，问题是自身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时机是否已经成熟，舆论是否已经造好，人民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讲：我对此事一直感到有些不安，我们的一切计划是要打倒蒋介石，蒋介石现在也确实相当衰弱，但他毕竟还有一点优势，即还占有一些二等城市，而我们拥有的只是三等城市。恐怕要到反攻的时候，我们才能占据更多的城市，那个时候我们才有足够的资本准备胜利。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包括第七次代表大会，可能都还要提要求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解放委员会要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只在内部酝酿，谨慎有利，美蒋可以放心。据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天致电王若飞，要求他通过包瑞德等向赫尔利说明：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延安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解放委员会几个月内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我们所拒绝的只是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当然，毛泽东同时也并没有忘记提醒党的领导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把中国拿下来，这个准备一定要。”[39]
12月15日，毛泽东又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再提联合政府问题。他宣布：“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40]16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谈判之门并未关闭，但若不能废止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只是在国民党一党政府内进行个别人事更动，继续谈判毫无意义。[41]此后，赫尔利虽仍再三要求恢复两党谈判，但中共中央始终以“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为由，予以婉拒。中共中央这时的策略很明确，抓住联合政府的口号不放，以此来继续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同时全力发展自身力量，争取在最近的将来，“成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掌握整个中国的命运。为此，周恩来于12月28日进一步致书赫尔利，声明：“关于国民政府有无可能接受我们提议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方针来进行谈判问题，我们不愿再继续抽象的探讨。”国民政府如果真有与民更始的决心，就应当首先自动释放全国的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军队，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并停止一切特务活动。“诚能如此，则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根据人民意志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方可窥其端倪”。[42]
“联合政府”主张的变化
中共关于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使国民党变得极端被动。蒋介石所做的关于战后一年实施宪政的许诺，也因此变得一钱不值，社会上几乎人人都相信国民党应当尽快改组政府。赫尔利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但他更担心的显然是国民政府会不会因为各方面的压力过大而濒于崩溃。相对于他曾经赞同过的政治民主和联合政府而言，蒋介石的存在以及保持中国的稳定对美国的利益更是第一位的。因此，赫尔利在刚刚取得了新任驻华大使职位之后，很快就致电美国国务卿，要求确认他的主要使命是：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和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43]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地位稳固和根本解决来自共产党的威胁，赫尔利费尽心思地设想了一个用所谓战时内阁来换取中共交出军队的连环计。经过赫尔利的反复劝告，蒋介石终于在1945年元旦发表了一个堂而皇之的文告，公开宣布，他准备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而后，国民党中央决定了新的三项办法，准备在行政院以下设置具有战时内阁性质之机构作为行政院决策之机关，延请中共及其他党派之人士参加其中。以此为条件，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不过在形式上指派国共及美国军官各一人负责中共军队的指挥、改编及军事补给等事，以美国军官为总指挥官，直接向蒋介石负责。[44]
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让步之后，赫尔利相信他又有了与中共方面讨价还价的资本了。他一面致电罗斯福，声称只要能够进一步确认苏联政府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就不难把共产党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来；一面再次于1月7日致函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允许他与国民党代表一同前往延安重开谈判。[45]而在蒋介石公开表示战争结束之前准备召集国民大会，“还政于民”之后，中共中央也不能不急谋对付。毛泽东因此明确表示同意派周恩来再度前往重庆，前提是国民党应同意“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中共中央此举旨在用党派会议反对蒋介石的所谓国民大会，因为，如果让战前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那些国民大会代表来行使“民主权利”，结果丝毫也不会改变国民党一统天下的局面。[46]
24日，周恩来再赴重庆。当天，宋子文向周恩来提议行政院下设置由国共及其他党派合组的直属蒋介石的最高决策机构—行政委员会（或曰最高国防委员会），被周恩来当面拒绝。第二天，赫尔利与宋子文再向周恩来提议国民党正式决定的新的三项办法，又遭周恩来的反对。周25日公开发表声明称，此次来渝，就是来与政府及各方面商讨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的，第一步首先应当召开党派会议，以此来作为召开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并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目前全国人民所期望于国民政府的，实为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中国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甚望政府速加采纳。”[47]
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提议，再度得到了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欢迎，甚至国民党内众多高层人物也在私下里对此表示赞成。2月2日，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开始让步。王世杰当晚向周恩来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仍照国民党所提组织有各党派参加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但冠之联合政府的名义；一是同意召开党派会议，但名称应加以改变，并加入无党派人士。周当场表示，不论何种名义，只要是有各党派代表参加，不受国民党干涉，有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能够改组五院和军事委员会的决策机构，共产党就会赞成。至于党派会议问题，最主要的是要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会议名称最好不改，至多也只能改为政治会议。第二天，王世杰又带来国民党方面的新提案，同意召开政治会议，讨论“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办法”和“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前提是这一会议的性质应为“咨询”，会议名称应改为“政治咨询会议”。[48]王世杰并解释说，他们同意“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其实就是同意改组政府，只是文字上不便直接表示而已。但是，国民党的这一让步远不是中共中央所希望的。毛泽东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周恩来，要求他除坚持废除党治外，请着重取缔特务、给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的包围四条，并直告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如这四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党治行民主不是骗局。[49]
2月初，苏联红军迫近柏林，欧洲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苏联明显地已有可能转过身来参加对日作战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形势估计比较乐观，相信美蒋会“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因此主张周恩来在成功破坏了蒋介石关于“还政于民”的鼓惑宣传之后，就迅速找理由返回延安，不必就党派会议问题在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周旋。在从收音机中听到美国新闻处电台广播美州十家华侨报纸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泽东更是断定“我党主张已得海外拥护，外国多数舆论亦是拥护此项主张的。美国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我党必须攻掉此项主张，不怕他们生气，不怕他们大骂”。[50]鉴于此，周恩来接连会见赫尔利与蒋介石，除坚持党派会议必须讨论结束党治、改组政府和起草共同纲领外，又再度口头提出四项要求。赫尔利虽百般劝说，但不起作用。蒋介石更是直截了当地反对开党派会议，声言他只能将政权交还人民，而不能交给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说什么改组政府就是推翻政府，宣称只有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后，人民才有权组党等等。至此，国共谈判再度陷于僵局，周恩来乘机返回延安。想不到，蒋介石于3月1日竟进一步单方面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毛泽东因此极端反感，提出：国民党既然一意孤行，“国内团结问题的谈判再无转圜余地”。他甚至一面指示各地准备成立具有独立地方政权性质的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一面亲自挥笔为新华社写文章，严厉地提出：中国人民应该振作精神，“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城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51]
当然，报纸上的谴责是一回事，实际政策又是一回事。毛泽东明确讲，我们今天对国民党还是洗脸政策，而非砍头政策。这叫“留有余地”，否则会犯政治错误。因此，毛泽东这时为他称之为“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写的报告，仍旧题为《论联合政府》。他明确讲，我们长期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终于找到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没有料到这个口号很快的抓住了群众，这是一个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考虑到战争临近结束，自己的军队还不足90万，美苏英等国也把蒋介石的政府视为正统，毛泽东估计这个联合政府多半还会有三种可能，即一是要我们交出军队，蒋介石给我们官做；二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三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150万以上，人口1亿5千万以上，那时把政府设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毛泽东明确主张：“我们是准备胜利的”，因此我们要争取第三种前途，“在蒋介石缩小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52]
1945年4月23日，中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开宣布：“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他认为，应当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动员全国力量，配合盟军作战。战争结束后，再经过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但十分清楚的是，他这时所主张的未来的联合政府，更多的其实是那种“以我们为中心”的联合政府。他明白宣称：新的联合政府应当“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个制度应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只不过，它仍然应当是“几个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53]
自1945年开始，中共的军事力量增长很快。据2月份的统计，其军队人数已由年前的63万增加到70万以上。而到中共七大召开时，仅两个月时间，其军队人数竟猛增近20万，达到90余万人。但是，中共这时军事力量还很不集中，根据地相当分散，另外装备也十分欠缺，仅有各种步骑枪约39万枝，各种机枪9千余挺，迫击炮、掷弹筒等数百架，大炮极少，更没有坦克、飞机之类的现代装备，与200多万正在陆续得到美国装备和训练的国民党军队相比，不仅数量上相差甚多，装备上相差得更远。因此，毛泽东在大会上明确讲：必须要“武器加数量”，“有几百万军队，全国就在我们手里”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军队太分散了，根据地人口太少了，“没有饭吃又没有飞机大炮”，即使能集中几万人，拿步枪打北平也不行，“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我们将来有了武器，能够装备一二十万军队，我们集中打开石家庄、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后退，或者退了一两天，又向前进，条件就不同了”。[54]
除了军事上存在着不利因素之外，这个时候政治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困难。本来，中共中央对通过美国逼迫蒋介石在政府问题上让步抱有某种期望，七大召开期间却得知赫尔利4月初一反常态地在华盛顿公开宣布中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过去有关中共作用的说法都是夸大的，美国政府将只同蒋介石的政府合作，而不同中共合作。[55]这说明，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毛泽东估计“美现在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独霸东方，决不退让”，“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改变”。由于德国已经战败，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全面援助与支持，从而大大加强国民党的力量，毛泽东不能不对战后国内形势开始作种种最坏的准备。据此，中共中央一面再度表示愿意就前此提议的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实施民主改革问题与国民党重开谈判，一面下决心公开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议，以抵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当然，毛泽东告诫说，我们这个代表大会仍旧可能朝着两个方向发展，最好的结果是向着“以我们为中心”的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另一个可能是经过一段曲折，先是成为以重庆为主的联合政府，即经过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然后再变为真正的民主的联合政府。[56]
7月4日，中共中央通过前来延安推动国共谈判的6位参政员，再度向国民党表明愿意谈判的立场，即愿意在国民党停止召开国民大会和同意讨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前提下，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民主的政治会议。[57]随着8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告投降，盟军最高司令公开发布命令，规定在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投降，国共两党之间爆发全面内战的危险一度空前加剧。中共中央一面加紧做好应付内战的一切准备，一面又不能不审时度势，再度强调与国民党恢复谈判的必要性。它这时再三向国民党提议：“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58]
形势的发展颇为出人意外。毛泽东始终相信：国共反映美苏，战后中共应该可以背靠苏联来抗拒美蒋，想不到这个时候苏联政府却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承诺今后一切道义的和物质的援助都只给国民政府。不仅如此，苏共中央还专门打电报来，要求毛泽东务必要亲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绝对不能和国民党打起来。考虑到“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而苏美英关系复杂，都不想打仗，国共两党间全面对抗的条件也不成熟，中共中央于8月23日正式决定提出包括要求召开政治会议，商讨成立联合政府在内的紧急措施若干条，以便重开谈判。但事实上，中共中央对通过谈判争取联合政府并无任何幻想，毛泽东一面表示，由于美国的干预，“我们现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要准备相当长的时期都是“独裁加若干民主”；一面又说：我们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多半“都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主张作最坏的打算，准备“作城下之盟”，即准备放弃联合政府的要求，并准备必要时放弃长江以南的根据地，以便换取成立由自己领导的华北政治委员会，和取得在东北的优势地位。毛泽东就此解释说：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不得不和他搭伙，因为问题决定在美国，倒不决定于蒋介石。[59]
8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至此，中共中央除在报纸上仍有过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的个别宣传之外，在实际政策上已经放弃了关于联合政府的要求。周恩来在谈判开始后不久就明确告诉国民党代表：中共为了两党谈判能够顺利进行，已经在政治方面作了重大让步，这包括：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之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国民党既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亦不反对参加，现亦未打算在北方另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60]但是，正如毛泽东曾经估计到的那样，即使放弃联合政府的要求，放弃对长江以南根据地的控制，国民党也还是不能允许共产党取得对华北的自治和在东北占据优势。双方谈来谈去，除了蒋介石许诺可以允许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及国民大会，允许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外，两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因此，民盟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明确认为，放弃要求结束党治和要求联合政府这种让步形式，是不可取的。他们一再宣称：“联合政府是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61]
重庆谈判没有实现中国的和平，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随着国民党军队大批开赴原本为共产党占优势的华北和先行进入的东北地区而愈演愈烈。为了设法阻止苏联利用中国的混乱扩大其势力范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5年底再度决心介入国共冲突，并派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作为自己的特使前来中国调停内战。面对这种情况，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王若飞明确提议：“支持民盟主张，先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去筹备自由普选的国大”。中共中央很快表示赞成。紧接着，杜鲁门及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分别发表声明，主张中国废止一党训政，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党派代表参加，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共中央乘机重提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政治协商会议能够“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62]战后几个月间中共军事力量在华北和东北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使中共中央在向国民党要求组成联合政府的问题上，具有了更强有力的资本。
由于有马歇尔的干预，苏联大使的劝告，国共两党终于在1946年1月10日签署了停战协议，政治协商会议也于同时召开了。面对美国的压力和中共的强大实力，蒋介石已不能不同意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改组政府的问题了。甚至，国民党提出的“扩大政府组织方案”，试图坚持国民党人必须在政府中占有特定程度多数，国民党以外人士担任政府委员要由蒋介石提名，和提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也因受到中共及民盟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放弃。在马歇尔的劝说下，国民党方面最终不得不作出重要让步，同意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人数不超过一半，各党派人士参加政府由各党派自行提名，且无须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蒋虽有否决权，但其否决之议案于复议时如有3/5以上出席委员赞成则否决无效，同时，凡重要决议须有2/3以上出席委员赞成才能通过。这一结果虽然与中共中央所希望的还“存在着距离”，但无疑打破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因而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因此相信这是“很大胜利”，相信“全国和平民主方向业已确定”，并因此正式宣告：“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正式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从此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并为此具体拟定了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人员名单，准备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等为中共方面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人选，以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为行政院副院长和两个部及不管部的部长人选。[63]
政协决议的达成，国民党被迫同意改组政府，以及中共方面准备走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这一切的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国际上美苏两国相互牵制，国内国共两党力量日趋接近在政治上的反映。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意味着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的结束和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成功呢？这个问题很快就开始困扰共产党人了。这不仅在于蒋介石于政协会议结束几天之后就开始反悔他所承诺的妥协，密谋推翻政协决议[64]，而且也在于中共领导人对根据政协军事问题决议紧接着将要开始的整军谈判抱以严重的怀疑，担心交出军队是否真能换得政治民主化？2月10日，就在蒋介石扬言不赞成政协决议的当天，重庆国民党特务分子就在较场口对庆祝政协成功的民主党派人士大打出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惨案。消息传来，毛泽东迅速开始对中共是否应当走法国式道路的问题表明了怀疑的态度。他断言：“以军队国家化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有危险”，“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我们不能象法国共产党那样，交出军队到资产阶级的政府里去当部长。因为蒋介石绝不会把他的军队真正国家化，更不会真正实行政治的民主化，如果我们不逃脱，到头来很可能被消灭。[65]
一方面是蒋介石绝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体制，从此拖延和阻挠政府改组工作的进行；一方面是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的独裁本质，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66]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转眼之间就丧失了。蒋介石很快开始发动全面战争，必欲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毛泽东也针锋相对地与国民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较量。这种结果无论在这时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看来，恐怕都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种选择。只是，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已经得到它所盼望已久的种种物质条件，今非昔比。战争的结果，共产党日益强大，而国民党日益衰弱。终于，毛泽东所盼望的那种“以我们为中心”来建立革命的联合政府的前途渐渐出现了。新的“联合政府”注定要成为排除蒋介石国民党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权。那种曾经被共产党人几乎视为必须经过的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计划，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
注释：
[1]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386页。
[2] 《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3页；《洛毛致周并告彭任电》，1937年3月1日；《苏区党代表大会》，1937年5月；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429页。
[3]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141，167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670页。
[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574，605，677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8—30页。
[5] 《毛泽东致德怀转克农电》，1936年1月20日。
[6] 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第四章。
[7] 《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677页。
[8] 《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5月10日。
[9] 《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5月12日。
[10] 《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目前急迫问题的二十条意见致林伯渠电》，1944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693—696页。
[11] 《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谋团的谈话：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944年6月22日，《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解放日报》（社论），1944年7月7日；毛泽东：《关于时局问题》；《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１９４４年６月５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４卷，第２４３——２４４页。
[12]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十二条意见书与委托林祖涵提的八条口头意见》，1944年6月4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02—705页。
[13] 埃利奥特·罗斯福：《耳闻目睹》，纽约1946年版，第249—250页。
[14] 《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116—117，120，124—126，132，561，567—569页。
[15]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1944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24页。
[16]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0页。
[17] 《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1944年9月1日。
[18] 转见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罗清等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1—255页。
[19] 1938年1月，因得到国民党有意拉共产党代表加入政府的消息，共产国际专门电示中共中央：不应参加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据此明确决定不参加国民政府。转见《洛毛致朱彭任电》，1938年1月14日；《新华日报》，1938年1月18日。
[20] 谢伟思7月22日到延安，四天前，即7月18日，毛依然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他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的政府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我们的军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见《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11页。
[2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４卷，第３２３页。
[22] 见《新华日报》，1944年9月17日。
[23] 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573—574页。
[24] 《董必武关于参政会情况的报告》，1944年9月24日。
[25] 见《新华日报》，1944年10月17日；1945年2月13日；2月22日；《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第121—122页。
[26] 毛泽东年谱》（中），第546—547页。
[27]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83页；《毛主席在党校的报告》，1944年10月25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中），第552—553页。
[28] 党史通讯》，第20—21期，1983年11月5日。
[29] 赫尔利在10月13日给罗斯福的电报中明确认为，中国目前实际上还是一个独裁国家，有必要将其推向民主道路。并见《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中国卷，第659页。
[30] 《毛泽东年谱》（中），第552页。
[31] 《赫尔利带来之五条》，194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95——396页。
[32] 该五项协定中另外三条内容分别为：（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延安协定草案》，1944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93——394页。
[33] 《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699页；《毛泽东致罗斯福函》，1944年11月10日。
[3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4页。
[35] 《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697—698页。
[36] 《周恩来致毛主席电》，1944年11月29日。
[37] 《毛泽东年谱》（中），第564页。
[38] 《王若飞致毛、周、董电》，1944年12月11日。
[39] 《毛泽东年谱》（中），第564—565页；《毛泽东在董必武报告上的批语》，1944年12月20日。
[40]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6日。
[41] 《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739—740页。
[4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432—434页；《周恩来致赫尔利将军的信》，1944年12月28日。
[43] 《中美关系资料》，第1辑，第139页。
[4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4—295页。
[4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7—298页。
[46] 《毛泽东年谱》（中），第572页。
[47] 《周恩来抵渝后的声明》，1945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88页。
[48] 《国共谈判文献》（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302—303页。
[49]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及参加政府的条件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90页。
[50] 《毛泽东年谱》（中），第576，579页。
[51] 《毛泽东年谱》（中），第583页；《解放日报》，1945年3月9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03—804页。
[52] 《毛泽东年谱》（中），第586—587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1056，1062—1063页。
[54]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
[55] 关于赫尔利的这次讲话，延安的《解放日报》于5月8日作了公开报道，这说明延安得到这一讲话内容的时间应不早于5月初。
[56] 《毛泽东年谱》（中），第608页；《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07，810—813页。
[57] 《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国民大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建议》，1945年7月4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14—815页。
[58]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7页。
[5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249页；《毛泽东年谱》（下），第10—11，14页。
[60] 关于联合政府的继续宣传问题，自重庆谈判开始后三个月内，仅见于194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303页；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44—45页。
[61] 《中国民主党派史资料选编》，第140页。
[62]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于11月28日首先提议美国应促使蒋介石同意召开党派代表会议实行改组政府，他们确信这是消弥中国内部冲突的重要途径。此后，杜鲁门及国务卿贝尔纳斯与马歇尔12月11日谈话时明确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希望中国成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联合的国民政府。《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745—746，767—769页；《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5，38页。
[63]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43—45，58—59，70—71页。
[64]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全集》，第37卷，第333—335页。
[65] 参见《毛泽东年谱》（下），第57页。
[66] 《毛泽东选集》，第535，11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