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所谈到的印度支那[1]战争（Indo-China War），主要是指在冷战期间，美国为阻止共产党势力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展，从帮助法国，到自己直接卷入越南[2]、老挝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内部冲突，而发生的一系列战争。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时断时续地发生于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初。由于印度支那毗邻中国南疆，美国又长期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不能不把美国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和扩张视为对自己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积极支持印度支那各国共产党人，甚至积极争取东南亚各国民族主义政权，不可避免地成为它抗拒美国威胁的重要手段。但是，在用革命的方法夺取了中国以后，特别是在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冷战期间，中国对印支战争的态度，如同它的整个外交政策一样，不能不受到毛泽东日趋激进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不能不受到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中苏分歧的严重干扰。由于在不同时期对国家安全的重视程度和对意识形态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结果就导致了中国在对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政策时左时右，有时甚至前后矛盾。
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中国与这一时期越南战争（Vietnam War）的关系问题。有关中国与越南战争关系问题的研究，已有学者分阶段做过某些讨论。[3]但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50年代前半期和60年代后半期中国政策的层面，且主要着眼于阶段性事件，所依据的资料也较为有限，因而我们要想根据已有研究对毛泽东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前后态度变化的情况勾勒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仍旧相当困难。[4]事实上，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不清楚毛泽东对印支战争态度变化的经过及其原因，要厘清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以及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经过及其背景，也势所不能。考虑到近年来中、越、俄颇多新资料相继披露[5]，本文拟据此对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变化经过做一概要的说明，藉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在印支战争问题上政策变动经过和原因的了解与研究。
从支持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从延安时期，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都始终坚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6]与此同时，作为革命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又是阶级论者，从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观点出发，他们从来都相信存在着一个“世界革命”，相信只有在全世界消灭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才能取得巩固的胜利。因此，在他们看来，“革命时（需要）外援，胜利时（应当）援外”，这是共产党天经地义的国际主义原则。[7]
一方面主张武装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坚信国际主义原则，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伊始就开始向那些正在革命中的亚洲各国共产党，表示积极的同情，甚至提供相应的帮助。尽管这种帮助本身也不排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到了地缘政治安全的问题，但意识形态的考虑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一点在建国初年是十分明显的。他们甚至公开告诉亚洲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创立革命的根据地，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而且也将“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8]正因为如此，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法战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越共1945年8月利用日本战败的机会，在胡志明（Ho Chi Minh）的领导下，一举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成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临时政府。由于战后法国人卷土重来，力图恢复一度被日本夺去的殖民统治，而临时政府又建立在由中国国民党军队负责受降的越南北部地区，胡志明为保住已有的成果，曾公开宣告解散越共，并表示越南将永远保持中立地位。但此举并没有能够消除法国人的敌意，1946年12月，战争仍旧爆发了。
胡志明的作法，明显地与战后毛泽东的作法不同，因而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内部引起过批评。但随着越南抗法战争的爆发，毛泽东等人的态度明显地有所改变。1949年12月，胡志明派人来到北京，要求中共向他们派遣军事干部，并提供三个师的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中共中央虽然考虑到统一全国的战争尚未完成，连年战争使财力有限，未能全部满足越共的要求，但还是迅速指示前线部队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而这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对胡志明坚持武装斗争并向中共求援这件事则更加重视。当他得知在京的中共中央没有全部满足越方要求时，特意电示中共中央转告胡志明的代表：武器、弹药、医药物资等，目前是先给一部，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越共逐渐熟悉掌握。他同时叮嘱刘少奇等，对越务必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多鼓励，不要批评，“越共缺点问题待胡志明的负责代表来北京时再依实情酌量提出”。并认为“胡志明过去将党隐蔽起来，及宣称越南可以处于中立地位，这两点是否原则错误，还值得考虑。因为越南坚持斗争并未因这两点而受损失。”[9]
1950年1月中旬，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胡志明随即秘密赶往北京，然后又乘苏联飞机飞往莫斯科，以便会见正在那里访问的毛泽东。胡志明在莫斯科与史达林（J. V. Stalin）、毛泽东共商了有关越南党的建设、民族阵线、军事和外交等诸多问题，而中苏两党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了决心支持越南取得抗法斗争胜利的态度。只是，根据1949年刘少奇访苏时中苏两党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中国党将负责解决越南党的各种需要和问题。[10]随后，中国方面很快派出了军事顾问团，组织车队从柳州经南宁向越方开始运送所需的各种武器弹药和军事器材，并在中国境内为越南人民军308师（缺一个团）和209、174团全面更换装备和进行训练。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不仅向越南提供了大量枪炮和弹药等，而且还具体协助越共中央组织了一系列的重要战役行动。毛泽东更是经常亲自审阅作战部署和具体指导作战计划。从对法军事作战的角度，同时也是从争取整个印度支那的角度，中共中央这时甚至还明确提出了把战争扩大到老挝（即寮国，下同）和柬埔寨去，帮助老挝和柬埔寨解放的主张，顾问团还亲赴老挝协助指挥作战。[11]
越南抗法战争的进行，恰好与韩战同步。中美双方在装备、火力以及海空方面的巨大差距，必须借助于苏联的军事装备才能与美国打成平手的现实，使众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清楚地看到了加速实现中国工业化，以便推进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战争的进行严重地制约着国家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来。[12]随着1953年7月朝鲜半岛实现停战，美国正在把更多地的注意力投向印支战争，苏联政府开始寻求国际缓和，周恩来等众多中共领导人也基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现实需要，力主创造国际和平环境，毛泽东思想中国际主义的使命感自然也受到影响，开始让位于对现实国家利益的关心了。
韩战刚刚停止，中国政府就与苏联相互配合，呼吁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了。实现印支和平从此开始成为苏、中、越三国共同的宣传口径。在苏联政府的倡导之下，1954年2月19日美、英、法、苏四国柏林外长结束后的声明宣布两个月后将召开日内瓦（Geneva）会议，讨论朝鲜和平和印支停战问题。此一声明立即得到了中越两国的积极响应。当然，即使赞成谈判，毛泽东还是更相信军事胜利的作用。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的法军还具有相当强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在法军以上万兵力突入越南西北战略要地奠边府（Dien Bien Phu），对越共在越北的中央根据地和接通老挝的通道形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要想通过一个日内瓦会议达到印支和平，他颇感怀疑。正因为如此，越是临近日内瓦会议召开的日期，中共中央就越是主张要打得狠一些。“以打促和”，是这个时候中共中央解决印支问题的一项基本方针。[13]包括力主和平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刚刚确定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原则之后，也是立即打电报给这时在越南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急切地提出：在日内瓦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前，“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的胜仗”？[14]
由于上述情况，实施奠边府战役的问题迅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不过，毛泽东这时对日内瓦会谈的态度仍旧多少显得有些悲观。这也就是为什么，4月初周恩来率团与胡志明等越南党领导人赶往莫斯科会商如何争取日内瓦会议取得成功，毛泽东在国内却明确指示中国军事顾问团：越南人民军无论如何必须尽快拿下奠边府，然后直捣老挝琅勃拉邦，为进一步夺取河内，进攻西贡，统一全越南创造条件。很明显，毛泽东虽然赞同谈判，事实上却是在做两手准备。为此，他特别指示要为越南人民军再组建4个炮兵团和两个工兵团，教员和顾问要全部从入朝参战的中国炮兵部队中出，火炮不够就从中国炮兵部队中抽，装备和训练可以在越南北部进行，如果不方便就在中国广西进行。[15]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几天后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得知美国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在印支战争中的介入情况，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3月29日和4月5日为此发出公开威胁，扬言要像韩战那样再度实行联合武装干涉，以阻止“共产党俄国及其同盟者中国共产党把它们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东南亚”，另一方面也是4月初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越三党会谈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强调要尽一切可能争取谈判成功。注意到有可能再度卷入一场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危险的境外战争，注意到中、越、苏三方代表团在莫斯科已经就印支和平达成了共识，毛泽东不能不迅速放弃了扩大战争的想法。他很快告诉军事领导人：估计越南有停战可能，前议方针停止实行，新建炮兵训练亦不宜在中国境内。此后，包括在奠边府战役大胜法军，进攻老挝和河内的大门已经打开之后，毛泽东也仍旧要求前方控制作战规模，不要扩大，只保持适当压力，以争取日内瓦谈判取得成功。[16]这反映出毛泽东已赞同通过妥协的办法来争取在印支实现停战与和平了。
由于美国方面对在日内瓦讨论印度支那停战和平问题态度消极，甚至从中阻挠，要争取印支停战，对中国方面来说，首先是要设法使美国陷于孤立的状态。在这方面，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有效地争取到了包括英、法和老挝、柬埔寨王国代表在内的有关方面的同情与谅解。但与此同时，在日内瓦谈判期间，最让中国方面感到为难的还在于，越南方面的条件与实际可能达成的妥协相比显得过高。特别是在5月7日奠边府战役取得大胜，全歼法军1.6万人，俘虏法守军司令德卡斯特里（Colonel Christian Movie Ferdenar de La Croix de Castries）准将之后，越南代表似乎更赞同毛泽东先前的军事计划，主张或者法军完全撤出越、老、柬三国，或者干脆用军事手段花上三年左右时间以武力实现统一。与此同时，越方坚持印度支那越、老、柬三位一体，应一体解决，坚持在老、柬两国的越南人民军不属外国军队，不接受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要求法国和越南军队同时撤兵的要求。
在4月初莫斯科会商时，中国方面对老挝和柬埔寨的情况很少了解，只是根据越南党的看法，相信印支三国同为法国殖民地，老挝人和柬埔寨人其实是越南的少数民族，故应一体解决。到日内瓦之后，通过各方交换意见，才发现按照越南党的要求坚持印度支那一体解决没有出路。因此，周恩来的态度很快发生发改变。他主张：越、老、柬三国问题应分别解决；越南问题，即使美国不干涉也要再打上几年。共产党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力量更弱，在这两个国家打下去只能使现在的两王国政府完全倒向美国，甚至促使美英搞东南亚条约，把美英等搞到一块去。何况现实情况是美国很可能会干涉，美国干涉解决起来更加困难。故周认为打不如和。在越南，必须划界停战，然后“经过选举，达成统一”，以越南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经过普选实现和平统一的是完全可能的；在老挝和柬埔寨，应根据两国抵抗力量的实际情况酌情让步，实行就地停战或划区停战，抵抗组织应根据民主原则加入王国政府，争取两国保持中立。为说服越南代表，周恩来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频频通电，交换意见。毛泽东显然也认可了周恩来的观点，他同意：印支问题与朝鲜问题不同，它影响整个东南亚，影响缅甸、泰国，马来亚、印尼、巴基斯坦、印度等许多国家，对澳洲、纽西兰、锡兰、菲律宾也有影响。“稍一不慎，则影响10个国家近六亿人口。”因此“该让步的应让步，该坚持的应坚持，就可以达到孤立少数（美国），团结多数”，最终达成协议。[17]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周恩来说服了胡志明和越南党中央，日内瓦协议最终得以签订。经历了三个月之久的漫长谈判而于1954年7月签订的这个协议，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得以完全控制北纬十七度线以北的越南1200万人口。但越共中不少领导人对这个协议究竟对自己利大还是弊大，却始终意见分歧。因为，在越南，停战前越共实际影响下的人口就不少于这个数字。而在老挝和柬埔寨，无论法军，还是王国的军队，也都注定挡不住人民军的进攻。特别是从南方根据地退到北方的领导人，意见更大。因为退出南方，是否能够根据协议通过两年后的普选取得全越南，实在令人怀疑；而退出老、柬，则可以肯定是要把这两个国家的命运交给地主资产阶级去支配。对此，毛泽东当然不会毫不知情。联系到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史达林1945年抗战胜利时“不许革命”，逼迫他去与蒋介石握手言和一事耿耿于怀，和几年后他曾反复就自己赞同在日内瓦妥协之事向越南党做自我批评的情况，可以想象，对于让正在军事进攻势头上的越南党做如此大的让步，多半也不是出于他的本心。
从主张和平共处，到主张冷战共处
受到过世界革命思想的熏陶，兼具诗人气质，豪气干云，自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自豪感的驱使下，自然不会把其人生的斗争目标仅仅局限在统一和巩固中国革命成果这一点上。继承马克思、列宁的事业，通过中国的榜样作用，引导世界被压迫阶级，至少是引导亚洲被压迫国家和民族进一步实现解放，无疑是他会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赞成在印度支那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妥协呢？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后来多次用列宁讲过的一段话来为自己辩解。说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被杀死，要嘛交出自己的金钱和汽车。他主张交出金钱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些强盗统统消灭，金钱、汽车都收回。[18]换句话来说，毛泽东认为，妥协是暂时的，在自己的政权还明显地不那么巩固，而越南一时也无力取得胜利的时候，这是不得已的一种策略。但由此可以了解到的是，对中国自身安全和建设需要的考虑确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毛泽东按其既定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目标来行事。在一度把向苏联“一边倒”和反对帝国主义奉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特别是1950——1953年间经历了与美国的军事较量之后，毛泽东这时显然同意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想法，即增强国力的工作必须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19]而要想加速实现大规模发展重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强国力，确实应当求得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此，仅仅依靠苏联是不够的。从周边地区的安全角度考虑，中国必须争取更多的介乎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同情与支持，甚至有必要在帝国主义国家中间开展外交工作。尽管，这是一种以国家间相互妥协为基本内容的，更适合于和平，而不适合于革命的国际沟通方式。但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方面谋求妥协的积极态度，和它这时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党，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毛泽东认识上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动。
一个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明显的例子是，日内瓦会议后不久，美国就以防止“共产党侵略”的名义，组织了一个带有某种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该条约不顾日内瓦协议关于老、柬应保持中立地位的规定，公开把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列为该组织的“保护地区”。美国报纸甚至公开宣称，这个条约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20]可以想象，这一条约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越南党，对于正在致力于通过妥协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中国无疑也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改变争取和平的姿态。他甚至公开宣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反复讲：“没有战争就好”，“不打仗最好”，说打仗的结果其实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利，因为战争的结果必然引起革命，造成更多的苏联和中国。这些话出自于一向以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为号召的革命家毛泽东之口，听起来多少有些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解释说：我们正在加紧工业建设，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因此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21]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担心，他甚至一度公开保证过绝不支持东南亚地区的共产党人进行反政府的武装斗争。不独对老挝和柬埔寨是如此，就是对缅甸、泰国和马来亚等国也是如此。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专程前往缅甸访问，并与吴努（U Nu）总理联合发表声明，不仅提出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而且公开承认：革命不能输出，各国人民有权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别国不应干涉。做出这样的承诺，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在缅甸一直存在着共产党的和少数民族的反政府活动。再加上缅甸与中国接壤，一些反叛者长期以来一直利用中国领土作为其藏身之所。这时，在中国仍有数以百计的武装人员和缅甸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声明，无疑是要给缅甸政府一个定心丸。而几个月后吴努总理访问北京，又提出这个问题。对此，毛泽东更明白地告诉吴努说：五项原则中的一条就叫做互不干涉内政。什么叫互不干涉内政呢？那就是说，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一个国家只能承认别国的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因此缅甸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承认吴努总理的政府。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我们也绝不会在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也不会从内部策动反政府。对华侨中的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的内政，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政府的政党发生联系。华侨中的共产党支部已经解散。至于对缅甸共产党，我个人的建议，你们自己最好先与他们非正式地谈谈，试试看，不要把路堵死。谈得拢，最好，如果谈不拢，就暂时放一下，以后还有机会再谈。他并且举出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办法，供吴努参考。说我们准备在很长的时期内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同他们商量。有些事情，我们并不坚持现在一定要做，如果同他们商量了以后，他们说可以，我们就做一点，他们说不可以，我们就暂时不做。这样就比较容易达成妥协。[22]
缅甸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东南亚国家之一。而泰国则是这时东南亚国家中仅有的几个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由于泰国在东南亚国家中是美国最主要的伙伴，而且也是东南亚条约组织中三个亚洲国家之一，毛泽东显然希望能够争取使泰国改变对华政策，至少能够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泰国对我们不很友好，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很想同泰国建立关系。他多次请缅甸等国领导人帮助向泰国领导人转达他的愿望，说明中国政府绝无干涉泰国内政的企图。在终于有泰国代表来华访问时，他特地接见了来人，并保证说：我们绝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做朋友，我们尤其愿同任何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做朋友。只要我们的朋友有一点反对帝国主义，我们都支持。当然，你们站在我们这边有困难，因为美国这个朋友不大好惹，但走印度的道路，站在中间还是比较妥当的。[23]
马来亚共产党同样也受到毛这时和平政策的影响。马共对日抗战期间就曾组织过游击队，抗战结束后一度停止了武装斗争，却遭到当局的镇压，一些人被杀害。1948年马共又重新开始组织武装反抗，到1954年已经组织起数百人的游击队，并派代表来中国寻求援助。基于日内瓦协议的精神，中苏两党于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对马共的发展道路在莫斯科进行了专门的磋商，最后就马共的武装斗争问题形成了一个联合意见书。意见书明确认为：马来亚与社会主义国家不接壤，搞武装斗争过于困难，建议马共改变策略，改取和平民主方式发展壮大。于是，马共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很快停止了游击战争，与马来亚政府举行了谈判，放弃了武装。[24]
除了上述努力之外，从1954年到1957年，中国政府还对争取亚非欧等许多中小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外交争取工作。包括积极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周恩来外长出访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锡兰等国。很显然，这些都是与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的。而1955年8月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开始，事实上也得益于毛泽东这时对缓和中美关系方面所表现的热心。[25]
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态度，既不是其意识形态的逻辑使然，也不是其深为骄傲的经验使然，它更多地其实是基于现实政策需要的一种外交策略。事实上，稍微细心的话，我们就能够发觉，即使在他突出强调妥协与和平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改变他对革命和战争的原则看法。几乎就在日内瓦会议进行的同时，英共总书记波立特（ ）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一段话删去。说是这会给英国党带来许多麻烦，而且也不符合英共目前的纲领。英共1951年通过的这个纲领已经明确宣布：苏联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的方式并不适用于英国。对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复信拟表示同意，毛泽东得知后当即予以批评。随后，在与外国共产党人的谈话当中，他又多次提到这件事，并且特别强调说，这一论断不仅对中国是如此，对外国也是如此；不仅过去是对的，就是现在也还是对的。[26]注意到毛泽东对革命与战争这种经验式的近乎神圣的强烈信念，不难想见他对东南亚地区妥协与和平的看法和政策，一旦遇到某种适合的时机和条件，难免会发生摇摆。
导致毛泽东重新开始重视革命与战争问题的导火索，多半是苏共二十大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对史达林的全盘否定，和他关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张。得知赫鲁雪夫报告几天之后，毛泽东就明确表示过对赫鲁雪夫这一作法和说法的某种程度的怀疑。[27]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以及1957年中国的反右运动，进一步绷紧了他思想中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根弦。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泽东与赫鲁雪夫之间围绕着革命与战争的问题已经开始发生了意见分歧。双方虽然最后在会议文件上达成了某种妥协，但毛泽东对革命与战争问题的看法无疑进一步得到了加强。随之而来的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借中东危机的机会炮击金门、马祖，因西藏叛乱而与中立的印度发生边界磨擦，都与赫鲁雪夫这时起劲儿鼓吹的美苏缓和形成鲜明对照。1959年10月，两党领导人更围绕着紧张与缓和等问题发生激烈的争吵。受到中苏分歧的这种刺激，毛泽东很快又开始转向积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性，重视反帝，强调革命与战争了。
1958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在公开讲：是紧张好，还是缓和好？凡是紧张局势就对我们有害？我看不尽然。紧张局势固然有有害的一面，但它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你看金门、马祖这样几炮，现在这个世界闹得满城风雨，烟雾冲天。还不是因为人们怕战争，怕美国到处闯祸？因此，紧张局势归根到底对于帝国主义更不利。毛泽东同时讲了一堆国际现象，突出强调的就是“不要怕”，说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28]当然，在开始的时候，基于前此和平共处政策的一种延续和对现实国家安全的考量，毛泽东对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问题，也还相对比较谨慎，还经常叮嘱外国党，不要给人家留下印象，好像中国正在支持东南亚反政府的武装斗争。关于这种情况，在毛泽东对老挝人民党领导人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老挝人民党在日内瓦会议后改名爱国阵线，经过一段反复后，于1957年11月交还了独立控制的两个省，将部队编入了王国军队，自己也公开参加了政府。但是，随着1959年2月美国宣布有权在老挝建立军事顾问团，老挝的右翼势力迅速强硬起来。人民党的部分领导人遭到软禁或逮捕，其他领导人被迫避往山地或北越，原已确定编入王国军队的两个营的人民党军队，一个被缴械，另一个也被迫跑到北越去了。对此，中国和北越政府公开谴责了老挝王国政府的作法。毛泽东在接见秘密来华的人民党领导人时，明确地表示支持人民党重新开始武装斗争，说你们的斗争方针定得好，要持久。但与此同时，毛还是建议老挝党在现阶段队伍不要太大，小一点好；活动不要太猛，避免引起敌人过分注意。他说：因为现在美国造谣说中国和越南帮助你们打，联合国派调查小组到老挝找证据，要证明你们得到外援，一定不要让西方搞到这方面的证据。[29]同样的情况，当1958年越南重新在南方，进而在老挝推动武装斗争以后，中共中央最初的态度也还是强调：南方“目前不可能实现革命变革，而只能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针”。等到形势变化了，“越南南方便可通过这样那样的形式取得解放”。[30]
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意见分歧，在50年代末已经发展到方方面面。尽管这时的许多分歧都同历史上的恩怨、民族情感和利益的冲突相联系，但归根结底，毛泽东对苏联最不满的，就是它不革命了。而革命，不论是阶级革命，还是反帝革命，恰恰是毛泽东经验之所在，也是中国革命胜利所依据的列宁主义理论之精髓。否定革命，特别是否定暴力革命，无异于否定中国革命道路在落后国家的普遍适用性，无异于否定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特创造”。正因为如此，1958年，毛泽东就下令在党的高级干部当中印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论不断革命的语录，其寓意就是要党的各级领导人认清中苏分歧的实质。1959年，他更是多次讲：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我们之所以也讲和平手段，仅仅是因为广大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利用这一点恐吓群众，我们为了接近群众，所以提和平手段。但是，所谓国家就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不经过战争如何能够打碎剥削阶级的暴力机关？在1957年11月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毛泽东还明确肯定过“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提法。说：“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31]到1960年以后，毛泽东干脆连他不久前还在积极倡导的“和平共处”原则也否定了。他说：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长期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这是毫无道理的。冷战共处，这是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32]
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分歧从一开始就导致了中共领导人对越南党的某种批评。1960年在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当中，周恩来就明确地讲道：“越南在反帝方面是坚决明确的，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不很明确。”这个看法显然也是毛泽东的。而周所提到的“其他一些问题”，既包括越南对苏联的态度，也包括它自身所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越南愿不愿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彻底革命的问题。还在几年之前，毛泽东就发现越南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态度暧昧，不愿意照中共的经验搞彻底的土地改革。中苏围绕革命与战争的分歧发生后，越南党也总是力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两边劝和，缺少是非感。为此，毛泽东当面就告诫过胡志明：你们能够坚持反帝是好的，但反美反帝反各国反动派，要有理论、政策、策略。一定要辨明谁是敌人，谁是最反动的。就是对老挝、泰国、缅甸、印度、印尼的反动派，也要认清，分别对待，不这样是不行的。可是胡志明的思维方式明显地更接近于西方，而与毛泽东有距离。关于这一点，1960年11月双方的一段对话表现得相当典型。当时，双方谈到老挝和南越武装斗争的进展情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强调越南党在老挝和南越武装斗争搞得好，对整个东南亚各国的革命都会起到推动作用。由此，毛泽东开始感叹反动派滥施暴力的好处，说他们杀人是好事，蒋介石对革命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杀人。胡志明当场表示异议，说：说杀人好，这不人道。毛泽东当即反驳说：他杀来，我杀去，没有人道可言。刘少奇更是补充说：对资产阶级反动派就没有人道可言。而且，人道主义不讲阶级性，也违反马列主义。讲人道主义，说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有理智，以为这样可以保卫和平，行吗？要知道艾森豪威尔的理智同我们的不一样。[33]不过，围绕着老挝和南越的斗争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在60年代初的中共领导人内部多少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在1961年11月毛泽东等人接见胡志明的谈话当中，我们就可以多少感觉到这种情况。对于老挝和南越，中国领导人的意见都很一致，就是一定要打。问题是怎么打，以及要不要搞联合政府？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很明确：游击战要打，但要小打。小打，美国不会出兵。大打，占西贡、堤岸等大城市，把吴廷琰（Ngo Dinh Diem）政府完全推翻，美国就有可能出兵。周恩来则说：小打（如目前打游击战）、中打（即在国内大打）、大打（美国出兵），应考虑中打。而毛的说法是：不要怕，即使联合政府成立了，也是暂时的，最后也还是要打。鉴于这时中、苏、美、英、法、越、老等十四国正在日内瓦就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进行谈判，胡志明特别问道：如果要在老挝继续打，越南的部队还得参加，这样战争会不会扩大？毛的答复很痛快：继续装做越南并没有派兵到老挝，还可以这样做。[34]
1961年到1962年前半年，大概是中共党内思想比较活跃和民主的一段时间。对中苏分歧以来毛泽东日趋激烈的外交言辞和作法，终于引发了一场党内分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人1962年上半年通过写信给周恩来等人和主持起草有关中国对外政策建议的文件，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毛泽东激进态度的担忧。他们主张，应当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在对外关系方面有必要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比如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要避免爆发朝鲜式的战争，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在对苏斗争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要考虑从政治、外交、舆论等方面采取新的措施，打开僵局。[35]
到1960年为止，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金额已达到67.5071亿美元。其中根据协定提供的无偿援助共十七笔25.1503亿元；根据协定提供的贷款共二十一笔32.5814亿元；对外赠送的共十五笔0.8056亿元。这里面对越南的援助最多，约占对外援助总金额的将近三分之一，为197600万元；对柬埔寨的援助次之，为13391万元；直接对老挝的援助较少，为67万元。但总起来看，从1950至1960年，平均每年援外支出仅约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18％，所占比例还不是很大。[36]而随着1960年底毛泽东与胡志明商定由中国通过北越向老挝和南越提供粮食与武器，1961年美国在南越实施“特种战争”，印支战争的难度加剧，中共中央一次就决定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武器[37]，对外援助的规模明显地趋向于进一步扩大。考虑到这个时候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大跃进运动所带来的严重灾难，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王稼祥等人明确提出：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对外援助应谨慎从事，似乎不宜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对将来我可能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38]正是受到党内这样一种心态的影响，这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39]
然而，王稼祥等人的意见，很快就受到了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党内刚刚出现的赞同缓和的空气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更是开始大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复辟问题，并且把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问题引入到国内的各种问题上来。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大谈阶级斗争，不仅讲国内阶级斗争，而且讲国际阶级斗争，宣称只要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存在，阶级斗争的任务就没有解决，我们就必须高举反帝旗帜，无条件支持像南越和老挝等国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主张激进革命和批判国内外修正主义的调子迅速升温。连周恩来都宣称：“我们跟修正主义的斗争进到一个新阶段了”，“现在阶段斗争在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上，起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40]
既然相信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苏两党分歧自然也就迅速进入到公开摊牌的阶段了。而面对这种严重趋势，极需借助中苏两国力量来实现自己统一目标的越南党，再度表现出困惑和不解。而这不能不再度引起中共中央的不满。特别是由于苏共暗中鼓动欧洲国家共产党写信写文章公开批评中国党，毛泽东等人已经把中苏分歧看成是关系到还要不要搞世界革命，要不要继续革命，人类到底是解放还是永世让资产阶级压迫下去的根本原则问题；强调它是决定整个世界革命前途、人类前途和中国前途的命运问题；断定两党不仅在原则观点上已经对立，就是在政治上组织上也将迅速走向破裂。[41]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尤其希望受到自己极大援助并且站在反帝第一线的越南党能够站在自己一边。越南党的暧昧态度，不可避免地引起毛泽东等人的批评。刘少奇在1963年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此甚至点名批评了越南党。说：自苏共二十二大以来，赫鲁雪夫公开指名反阿尔巴尼亚，反史达林，实际是反华，并且提出什么全民国家、全民党，搞阶级斗争熄灭论，结果是左派各党进一步坚定起来。表现最好的是朝鲜，其次是印尼、新西兰、古巴、委内瑞拉、马来亚、缅甸、泰国、日本等国家的共产党。胡志明动动摇摇。这位同志是历来右倾。我们建议搞土改，他不搞，最终他也不做劳动党主席，当党外人士，要当超阶级的超党派的全民领袖。后来把他搞到莫斯科去，我跟史达林一说，史达林把他臭骂了一顿。他才下决心搞土改。以后战争停止了，究竟是搞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搞无产阶级共和国，他也不定。我们提出来以后，他才下决心搞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次中苏两党争论，越南是既转播我们的，也转播苏联的。当有6万多封信要求读我们的文章时，他就把转播停止了。[42]
对越南党不满的程度，通过毛泽东批准1963年3月12日《人民日报》不加评论地发表越南党针对中苏争论主张不偏不倚的几个文件，已经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尽管中共中央随后迅速下发了党内通知，提醒各地还不要将越南党与修正主义同等对待，但越南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党紧接着发表的公开呼吁加强团结的联合声明还是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在准备发表公开中苏分歧的重要文件《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他对特意请来对文件提意见的朝鲜党领导人金日成（Kim Il Sung）讲：越南、捷克斯洛伐克那个联合声明是冲着我们来的。越南党说我们反对赫鲁雪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有理无情，应该多加糖少加辣椒，而我们恰恰认为过去糖加得太多了，现在应当多加些辣椒了，我们不想总是当软体动物。[43]很明显，随着毛泽东越来越强硬地把中苏分歧归结为革命与不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他也就越来越难以容忍越南党在中苏之间保持调和态度。
从反对越美和谈，到转向联美抑苏
越南党不愿意看到中苏关系破裂，除了党的部分领导人长期接受法国教育，受欧洲思想影响较多，在一些问题上容易接受苏联党的观点以外，很大程度上还是从越南争取统一斗争的自身利益需要出发的。特别是受到1962年东西德关系紧张和古巴导弹危机的鼓舞，越南党多数领导人相信苏联正在回到公开对抗美国的道路上来。他们生怕中苏关系破裂会严重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对其抗美斗争的支持。毕竟，苏联是共产主义世界中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苏联周围还有众多国家和兄弟党，得罪苏联，只靠中国，越南与美国的对抗将会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让胡志明等人深感失望的是，赫鲁雪夫对越南并不领情。原本，基于国际缓和的方针，苏联在援助越南问题上就不是十分积极。古巴导弹危机后，赫鲁雪夫更是很快向美国做出妥协，不仅拒绝公开支持南越和老挝的武装斗争，而且严格限制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这种情况使得越南党内对苏联的不满日渐高涨起来。结果，就在毛泽东对金日成尖锐批评越南党之后不过两周时间，越南党就开始向中国党靠拢了。
1963年6月，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Le Duan）等率党政代表团前来中国，明确表示赞同中国党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并且对苏联压制南越和老挝武装斗争的种种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此，毛泽东十分满意。他当场许诺说：如果苏联给越南找麻烦，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担子很重，又要建设北越，又要支援南越和老挝的斗争，我们没有理由不多替你们分担一些。南越的斗争，老挝的斗争，我们支援的不过是一些武器，你们是牺牲生命。你们是在第一线的。因此，实际上首先是你们支援我们，其次才是我们支援你们。[44]
这个时候，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中国已经开始设立专门的学校和基地，对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的亚、非、拉美各洲的共产党人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毛泽东开始频繁接见前来学习的各国党的年轻学员，鼓励他们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并且向他们传授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经验，甚至为他们提供部分经费和武器。毛泽东显然特别重视东南亚各国党的武装斗争。包括对有着上百万党员，在国内民主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他也再三提醒他们要做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是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党，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区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甚至开始相信，自己50年代中后期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实际上是犯了错误。他这时不止一次地向越南党的领导人表示说：我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犯过错误，日内瓦会议时我们劝你们只搞政治斗争，不搞武装斗争，你们的武装一撤走，吴廷琰就开始杀人。后来改变了一下，但还是说要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只小打不大打。这都是错误的，是美帝和吴廷琰教育了我们。现在看来，日内瓦协议是一个失败，你们和我们都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使南越人民付出了16万人的生命代价。[45]
1963——1964年间，美国通过逐步升级的办法扩大对越南的军事卷入和军事干涉，越南党及其在它秘密支持下的南越游击战争经受着越来越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而苏联对援越又态度消极，这促使越南党不能不更加依靠中国。同样，毛泽东也开始设想要用一种更紧密的方式把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联合起来，以便推进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革命。在此期间召开的中、越、老三党会议，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目的。而这段时间里，这几个国家的党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态度也与中国比较一致。1964年2月黎笋率团前往苏联访问，路经北京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曾当面问他：你们估计，这次赴苏会谈能谈得好吗？黎回答说：这次去肯定不会有什么成果的。越苏关系，今后恐怕不会有很大变化，也可能变得好一些，但也可能变得差一些。我们希望维持现状。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表示：我看差一些好。苏联专家不撤，我们自己的自力更生也搞不起来。还是自己搞靠得住。黎说：我们中央全会一致认为，如果不是中国党顶住，那么修正主义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更大的损失。我们的党员和群众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毛泽东鼓励黎说：阿尔巴尼亚只有一百多万人口，他们顶住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和南斯拉夫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从人口来说，你们比阿尔巴尼亚大十倍，还顶不住？我同朝鲜、日本、印尼同志都讲过，要独立思考，不要一股风来了，就随风倒。[46]后来，黎笋的苏联之行也确实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不仅如此，由于黎笋在会谈中对苏联过分强调与美国和平共处、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不力，以及在中印冲突中偏袒印度等明确表示了不满，还引起了双方的争执。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都公开站在中国党一边，赞成革命，毛泽东的战斗精神也进一步受到鼓舞。还在1963年，中越双方就已经在研究一旦美国进攻北越，中越两军协同作战问题。毛泽东在1964年更多次向越南客人表示说：“打得不痛不痒，不好解决问题。索性闹大了，好解决问题”。你们不消灭法军的主力，法国人怎么会轻易放弃北越？恐怕应当多派些部队过到南边去。最好也要派几千人到老挝去，这个国家200多万人口，打了几年，打不出什么名堂。应当想个办法，搞三四千人，编成六七个营，训练成不信佛教，能打仗的军队，不然战争永远不能结束。他许诺说：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即韩战）。中国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开过去。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美国人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加入到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当中去。[47]正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越双方于12月签订了一项军事协议，其内容之一即为中国将派遣30万军队（5个步兵师和5个高炮师）开赴越南北方，以使越人民军可以抽调部分力量前往南方对美作战。[48]中国军队由此开始直接出兵援助越南党的抗美战争。
1964年8月初，北越海军鱼雷艇与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在有争议的东京湾海域发生交火，使备受南越游击战困扰的美国政府找到了一个进一步使战争行动升级的适当借口，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中苏两国对东京湾事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苏联方面极力保持低调[49]，中国各地则公开举行群众抗议集会，先后有2000万人参加示威活动。毛泽东对刚好在中国访问的黎笋说：我们赞同你们中央不去主动惹美国的决定。但是，我们也要准备美国军队在北越登陆。为此，我们要在南线部署30——50万的兵力。同时我们要在云南蒙自地区修建一两个大机场，准备万一越南被攻，援越飞机无法降落。这次已经有一个空军团、36架飞机装备训练结束回到越南去了，我们还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黎笋提出，一旦打起来，有必要考虑在整个东南亚发动革命。东南亚如果发生战争，会起很大变化。这个地区共产党都有基础，搞革命一定胜利。毛泽东则估计：如果爆发革命，南越和老挝应当可以基本解决。问题是泰国和缅甸，如果没有整个形势的变动，恐怕会很难。因为东南亚各国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他特别关心泰国有没有革命形势？他相信，在东南亚泰国是一个关键。如果得不到泰国帮助，美国要打仗也不好办。美国不仅要用泰国的基地，还要利用泰国陆军打仗。因此，他强调要设法帮助泰国搞一些武装力量，能够在五年、十年内把泰国革命搞起来就好了。[50]
让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两个月之后，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了。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等苏共领导人对印度支那战争，特别是对美国轰炸北越，完全变了一种态度。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公开声明将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1965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亲自访问越南，保证向越南无偿提供其所需的大炮、坦克和地对空导弹。随后，苏联大使馆口头通知中国方面，要求通过中国境内向越南输送兵员和武器。中苏两国政府因此于3月30日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转运苏联政府供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种物资过境议定书。各种苏制武器从此开始成批运往越南，其中包括大批越南急需的用于防空的高射武器和战斗机。[51]
苏联向越南大批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要走陆路经过中国，使中国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52]让苏联装备和人员过境，在两国关系已经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安全首先就要受到严重挑战。并且，让苏联放手援越，其武器装备的先进和数量的巨大，中国可能会望尘莫及，结果越南必然亲苏。反对苏联援助，不仅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而且阻挠苏联武器和人员过境，它走海路绕道冒险一样可以送到，结果越南更要倒向苏联一边，且同中国感情交恶。从情理上考量，当1965年2月柯西金（A.N. Kosykin）访越路过北京时，毛泽东不能不当面许诺为苏联武器过境提供便利。[53]而事实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认定苏联党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之后，中国党对苏联援越动机和目的不能不从心底里就表示怀疑。结果中苏之间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任何一点小的技术上的分歧，都会可能引发一方对另一方道德的严重怀疑，从而导致两国政府间发生很大的争执与冲突。[54]但不论中苏之间围绕着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发生怎样的纠纷，也不论这种纠纷是非如何，由于越南从对抗美国的角度考虑，自以为更需要的是倚重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因此，中国方面即使再努力，最终都不可能阻止越南向亲苏的方向发展。不仅如此，围绕着苏联援越物资的纠纷越多，越南人就越是不理解；中国越是抹黑苏联，要求越南远离苏联，越南人就越是与中国形成感情隔阂，甚至和历史上的中越关系联系起来，怀疑中国有控制越南的企图。这些都只能促使越南更加义无反顾地倒向苏联。
不过，在苏联介入印支战争的问题上，让毛泽东最感到不安的，还是苏联的“和平阴谋”问题。这是因为，1965年2月16日，即柯西金访越回国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向越南和中国提出了召开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新的国际会议的建议。随后，由中国视为头号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发起，17个不结盟国家也发出“呼吁书”，主张和平解决印支冲突。3月间，苏联在莫斯科又召开有19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公开声援印度支那的革命斗争，又讲团结，又讲革命，又讲反帝，这就更是让毛泽东倍感困惑：明明已经是修正主义了，为什么又回过来头来唱革命高调？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联系到美国一面大规模轰炸北越，一面扬言要打击越南的庇护所，他一度甚至怀疑美苏会不会打算南北夹击，“共同对中国开战呢？”当然，毛泽东最后得出结论：苏联其实是看到反对印支革命没有效果，于是投下诱饵，引越南上钩后再勾结美国来熄灭印支革命的战火。[55]
为了打破苏联的“阴谋”，中国方面采取了各种方式反对越美和谈。[56]为增强越南党战斗到底的决心，毛泽东这时批准了一系列的更大规模的援助越南的计划。这包括直接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机场、通信设施、国防工程和沿海扫雷等任务；规定云南、广东、广西、湖南等省负责越南七个省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62年至1966年中国援助越南各种枪支27万支、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布匹400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讯器材等。而根据1965年4月初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提出要求中国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中越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这一年6月中国以“支援部队”的形式派出了第一批军队入越。至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防空作战部队、铁道部队、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筑路部队等达23个支队32万余人。[57]
与此同时，注意到越南党在美军大规模卷入和大举轰炸北越的强大压力下，开始倾向于赞同苏联和谈建议的心理，毛泽东多次明确向越南领导人表示反对现在和谈。6月5日，毛泽东与胡志明谈话时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胡志明委婉地解释说：如果越南不表示愿意走向“和谈”，美军就要增加到十万，就要继续“升级”，要炸越南的工厂，要炸海防，甚至河内。毛泽东当即回应说：怕什么？美国还说要炸中国。炸就更好，炸广州、南宁、昆明、海南岛，甚至炸新疆的原子弹基地，那就更好。[58]10月20日，他在接见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时也指出：你们应该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过去在日内瓦曾经谈过，但是谈了以后，美国人可以不算数。你们遵守协议把南方的武装力量都撤出来了，敌人就在那里杀人，你们只好重新搞武装斗争。不是不能谈，到一定时候还可以谈，但实际上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打仗。[59]到了1966年，毛泽东一度干脆把对苏联“阴谋”的态度公开地摆到兄弟党面前，要求各党公开表明立场。
这一年3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宫本显治（Kenji Miyamoto ）率团访华，双方商定发表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双方一致谴责了修正主义，只是考虑到苏联新的领导人采取了援越抗美的态度，日共建议不在公报中不点苏联的名。毛泽东得到消息，当即把公报要来做了修改，不仅点了苏联的名，而且增写了苏联援助是假，出卖是真的内容。毛泽东随后直截了当地告诉宫本说：“由我个人观察，我的改法对你们有利，对我们也有利。在叛徒和工贼面前，不要表现灵活。北京的同志和你们搞了个不痛不痒的文件，我看了不舒服。”“只讲修正主义，指的是哪一个？没有勇气。我批评你们软弱无能，怕孤立，怕战争。”对此，宫本详细解释了日共的立场，说明日共曾多次指名批评“苏修”，也相信苏联援助越南是别有用心，但苏联援助越南大量武器来打美国是事实，从反美统一战线的角度苏美矛盾也应当利用，况且也不能不顾事实否认其有反美援越的行动。对此，毛泽东非常不高兴，最后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60]发表两党公报事自然只好告吹，双方不欢而散。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越两党关系。几乎与此同时，中越两党领导人也因此发生了直接的意见分歧。中方坚持反帝必反修，这两件事不能分开。越南领导人坚持不同意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双方为此发生尖锐争执。在实在无法说服越方的情况下，周恩来等强硬地要求越方今后不要再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认为这样提对中国是个污辱。并且说，如果你们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想要控制越南。我们可以立即撤走我们派往越南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可以回到内地去。[61]
毛泽东坚持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同他的世界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对国际事务的认识，始终是以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为依归的。按照列宁的说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战争不可避免，而战争的结果则必然导致革命。在毛泽东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都为列宁主义的这一预见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赫鲁雪夫之所以遭到毛泽东的尖锐批判，并被钉上现代修正主义的耻辱柱，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竟然与帝国主义头子美国打得火热，扬言可以与美国携手创造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阻挠世界革命。[62]因此，印度支那的战火，正好是毛泽东用来证明列宁主义没有过时，揭露苏联修正主义欺骗嘴脸的最直接的例证。这也正是毛泽东害怕苏联借援助为名插手其中，诱导越南党与美国握手言和的重要原因之一。强迫越南党及其他各兄弟党公开与苏联划清界限，其实只是反映出他对苏联修正主义影响扩大的极度不安和严重担心而已。
在苏联积极援助越南的情况下，要想靠强迫各国党与苏联划清界限，是极其困难的。1968年5月，不顾中方的强烈批评，越南党还是与美国在巴黎开始了和谈的进程。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要想彻底揭露苏联假援助，真妥协的嘴脸，非得要有更大范围的革命和战争不可。而进入到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毛泽东的岁数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他对预计中的新的世界大战迟迟没有爆发，世界革命局面迟迟不能出现，也已经越来越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总是讲：“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但他也渐渐看出，在美苏两国都掌握了大量核武器之后，世界大战也远不像过去那么容易发生了。“打一场世界原子战争，把世界人口消灭得差不多了，然后由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来统一世界？”问题是美苏两国人口就少，它们倒不怕消灭别国人口，却怕消灭本国的人口。更何况中间地带那些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恐怕也不愿意打。因此，他的结论是：“最后恐怕还是得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由各国人民革命，然后自由联合。”[63]
注意到战争与革命的趋势，还是革命更多一点，毛泽东自然要寄希望于各国共产党的革命了。只是，现实的革命情况并不令人满意。他再三说：亚非拉是个火炉，但有些地方还未动，如泰国。有些地方动得不那么厉害，如马来亚、印尼、菲律宾、南朝鲜。当1965年9月30日印尼亲共的总统卫队发动清除军队内反共高级将领的政变失败，印尼共产党遭到镇压后，毛泽东反倒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印尼共产党从此可以开展武装斗争了。他在内部明确讲：不要认为印尼革命搞坏了。显然，他很高兴地看到印尼共产党中央听从了他的劝告，“上山”去了。[64]据此，他甚至开始不顾脆弱的外交关系，积极支持起泰国、缅甸、马来亚等国的共产党建立起武装来了。
毛泽东这时尤其重视在有着美军基地的泰国搞革命。为此他多次要求老挝党要帮助泰国搞武装斗争。说在泰国境内发展游击战争很重要，最好把解放区扩大到泰国去。因为主要的敌后地区在泰国，不在你们本国。你们把泰国赤化了，这个地方它就走不掉了。是不是可以组织一支队伍打到泰国去？“一定要打到泰国去”。你可以来，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呀？谁让美国飞机以泰国为基地起飞轰炸老挝的解放区呢。当他得知在中国的帮助下，泰共已经开始建立起一些游击区和小块的根据地时，他高兴地告诉泰国共产党人：泰国革命发展起来是件大事。这就把东南亚的几个主要国家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了。[65]他并且多次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说：泰国共产党搞得好，很有前途，很有希望。1967年缅甸发生反华事件后，毛泽东更进一步批准缅甸共产党在中国公开露面，并同意协助已来华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武装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他甚至明确地告诉老挝党和缅共的领导人：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和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嘛！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嘛！为了保证在中国受训结束的缅共人员能够安全地回到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中国军队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深入到缅甸境内，有时还直接与缅甸政府军发生过战斗。[66]
随着印度支那战争的继续，和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陆续开始展开武装斗争，毛泽东一度颇感欣慰。他说：“各国人民我看也快起来了，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有搞和平运动的，有打游击的，有在思考问题的，也有许多人尚未觉悟。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叫做革命。能够相信，只有十月革命，或者中国革命、越南革命、老挝革命，其他地方就不革命了吗？不可能嘛！如果其他地方不革命，那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灵了。”[67]
不过，随着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1969年中苏爆发边界冲突，进而导致苏联威胁要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毛泽东吃惊地发觉苏联入侵的危险迫在眉睫了。要革命，首先必须保存革命的本钱，这是毛泽东在夺取政权的20多年间所得出的最重要的革命经验。想当年：暴动时违抗中共中央命令不打长沙，率队落草井岗山；苏区时坚持兜圈子的游击战术，宁愿被戴上“右倾”帽子也不同意实行所谓“进攻路线”；长征时为保存数百干部、数千部队，不怕被人骂为“逃跑路线”，力主红军北上苏蒙边界取得国际援助；抗战时不顾苏联、国民党和党内多方面的怀疑，对日长期避免正规战，始终奉行游击战……。对于有着长年军旅生涯，尤善军事指挥的毛泽东来说，这样做也许可能会有一时间的感情上的怅然，却不会有多少观念上的困扰。在异常紧张地渡过了“深挖洞，广积粮”和“准备打仗”的战备阶段之后，他对世界革命的热心程度明显地开始降温了。[68]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毛泽东被迫批准与美国开始进行高层秘密接触，决心联美抑苏。这回中越关系再度受到影响，不过不再是中国批评越南牺牲革命，而是越南基于对中美秘密接触的不满反过来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想要牺牲越南了。自然，中国确也逐渐地不再反对越美和谈了。还在1970年，毛泽东其实就已经开始委婉地表示不坚决反对越美和谈了。尽管当年美国入侵柬埔寨的行动，一度妨碍了毛加速自身政策的转变，但在1972年前后，毛泽东在接待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和尼克松（Richard M.Nixon）访华时，一方面劝告美国撤出越南，公开拒绝美国要求中国向越南施压的建议；一方面就考虑到有促使美苏对抗的需要了，故在实际上已开始劝告越南同志要适时结束战争，争取谈判有所成果。[69]毛泽东这时对越南领导人说：如果谈判成功，那么不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和周恩来甚至还先后为过去对越南的批评表示了歉意。称“你们自1968年以来实行的打和谈的策略是对的。起初，你们刚开始谈判时，我们一些同志认为你们采取了错误的行动。”看来，“你们的决定是正确的。”[70]
1973年1月27日，越美巴黎会谈达成和平协议，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说越美协定让美军走是个好办法。但这并不足以让越南回到中国一边来，而且他还得罪了中国反对修正主义最坚定的同盟国阿尔巴尼亚。因为阿党过去和中国一起坚决反对越美和谈，更反对轻易让美国人从印度支那抽身。它这个时候对毛的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深表不满，不仅反对越美达成妥协，尤其反对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国搞到一起去。阿党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相当一批过去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左派共产党人。可是毛泽东在苏联威胁面前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再度端出列宁关于遇到强盗应当交出汽车和金钱的故事，否认自己有什么过错。年迈的毛泽东固执地说：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指阿尔巴尼亚）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什么“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71]
结 论
依据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态度从1949年到1973年大致经历过以下四次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1949——1953年支持其抗法战争，不赞成妥协。
第二个阶段：1954——1957年赞同和平与民主，主张停止武装斗争。
第三个阶段：1958——1969年支持其抗美战争，反对越美和谈。
第四个阶段：1970——1973年赞同越美和谈，主张结束战争。
毛泽东第一阶段所以积极支持印支战争，其受到意识形态及其与此相联系的革命经验是相当明显的。在意识形态方面，他更多地考虑的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支援世界革命。而在革命经验方面，中国武装斗争的胜利道路则是他坚信越南等亚洲国家共产党争取自身解放的唯一途径。在这段时间，虽然从减轻朝鲜战场上美军压力的角度，推动印支战争或许具有某种战略牵制的意义，但由于法军是印支战场上的主要敌人，这方面的考量应该不大。
毛泽东1954年所以会转变态度，史达林去世后苏联力促停止韩战，提出和平外交政策当是一个主要的外界影响因素。而内部的影响因素值得重视的是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内部决策机制尚较民主，关于这一点只要了解毛泽东当年虽然力主出兵援朝，受到党内反对也不得不几度反复的情况，即不难有所印象。[72]由于决策尚较民主，1953年韩战停止和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实施，国家整个战略方针调整的客观需要就自然会成为党内务实派领导人要突出强调的问题。受此影响，注意到韩战停止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重心南移，中国在越南对美作战的各种不利因素，毛泽东开始提升自己的地缘政治意识，赞同通过确保北朝鲜和北越安全，以东南亚和平换取对美缓和，为自己创造一个和平建议的国际环境，就成为可能。
毛泽东再度转向支持武装斗争，民族主义悲情意识的发酵是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内在因素。中国近百年来长期落后挨打，受人欺侮，“一唱雄鸡天下白”后，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外抗美国取得骄人战果，新中国在亚洲地位明显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继续在联合国代表权以及台湾等问题上采取敌视态度，苏联又每每习惯于依仗其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对中国颐指气使，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民族主义情感迅速膨胀。而这个时候苏联党对战争与革命等问题的模棱两可态度，又极大地损害了毛泽东最以为自豪的东西，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贡献。为了证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毛泽东发动了反对所谓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越南和平民主尝试的严重挫折以及印度支那战争的重新开始，都明显地有助于毛泽东证明自己的正确。以战争划线，反对和平妥协，自然成为毛泽东的一种政治选择。
毛泽东重新转回到比较灵活的态度上来，毫无疑问是受到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需要的极大触动。1969年新疆铁列克提事件之后中苏两国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和核战争迫在眉睫的严重局面，使毛泽东重新开始重视力量对比问题。正是在中苏关系严重危机时孤立无援的外交境遇，和多年输出革命毫无结果的困惑，使他重新拾起以往的统战策略，即利用矛盾，纵横捭阖，因而产生出联美制苏的新政策。当然，美国这个时候在印度支那战争上的困境以及对抗苏联的需要，也便利了毛泽东态度的转变。
概括言之，作为一个革命党的领导人，执政的现实并没有使毛的观念更接近于实际，恰恰相反，国家统一的迅速完成，经济恢复与重建工作的顺利实现，以及国内政治的异常稳固，使毛泽东再无战争时期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广袤的国土，无尽的资源，所有这些都只是极大地刺激着毛泽东的政治使命感和民族自豪感。对革命经验的执着，捍卫革命理念的需要，以及实现革命使命的冲动，都促使毛泽东在对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日趋激进，不仅为实践其革命理念而置国家安全、经济建设和国民生活的现实需要于脑后，而且为捍卫其意识形态之正统不惜对所有的“兄弟”翻脸。当然，毛泽东也还是会在一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回归现实。这就是：当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现实的力量对比，渴望尽快地跻身于强国之列的时候（如建国初期）；或者是当他意外地发现战争的威胁已极大地危及到共产党政权的时候（如1969年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后）。很明显，这样的时候在毛的那个时代都太少了。
注释：
[1] 印度支那，前为法国在东南亚的一块殖民地，法国占领前曾分别是三个国家，即安南（即越南）、寮国（即老挝）和高棉（即柬埔寨）。对印度支那，台湾以往又习惯称之为中南半岛。
[2] 越南，1954年以后又分为北越和南越。
[3] 在这方面比较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Zhai Qaing的Chian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China Quarterly no.129， 1992）；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The Kent States University Press， 1994）； Transplanting the Chinese Model: Chinese Military Advisers and the First Vietnam War， 1950-1954（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no.57， October 1993）； Opposing Negotiations: China and the Vietnam peace Talks， 1965-1968（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8:1， 1999）；Chen Jian的Chian and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1950-1954（China Quarterly no.133， 1993）；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1964-1969（China Quarterly no.142， 1995），和李丹慧的〈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4] 已经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利用最多的资料除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1997年版）以外，主要参考的多是二手资料。这包括《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郭明主编《中越关系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两卷本（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版），等。在已经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唯一利用到近年来最新披露的涉及到中越之间重要分歧的档案资料的，当属Zhai Qiang. Opposing Negotiations: China and the Vietnam Peace Talks， 1965-1968.
[5] 在中文方面，相关资料披露较多者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等。越、俄两国的新资料多半已译成英文。有关英文资料可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Paper， No.22；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roject Bulitten， Winter 1995/1996； 1996/1997； March 1998； Winter 1998， 等。
[6]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29页。
[7] 参见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
[8] 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135页。
[9] 军委关于援助越南问题给林彪等的电报〉，1949年12月12日；〈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2月24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50年1月31日，同上引，第165，187——188，347页。
[10] 1949年6月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与史达林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除了曾经在战后受到苏军占领的北朝鲜以外，亚洲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应由中国党负责联络、指导和帮助。参见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的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12页。
[11] 〈毛泽东致陈赓电〉，1950年7月2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陈赓电〉，1950年7月26日；〈毛泽东致陈赓电〉，1950年7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陈赓电〉，1950年8月24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陈赓电〉，1950年10月6日；〈毛泽东致陈赓电〉，1950年10月10日；钱江：《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征战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2——74，96——97页；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2，56，60，88——89页；《援越抗美实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2页。
[12] 1950年，国家财政支出的52％是军费，其中60％花在了抗美援朝战争上。到1952年，虽然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军费开支仍然占到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33％，其中主要部分也用在了抗美援朝战争上。根据有关方面公布的资料，为了这场将近三年的战争，中国耗费了约100亿美元。参见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3] 徐焰：〈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备思想〉，《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页。
[14] 《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第88——99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8页。
[15] 〈毛泽东致彭德怀信〉，1954年4月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475页。
[16] 〈毛泽东致黄（克诚）、粟（裕）电〉，1954年4月17日；中央致广西省委转周恩来同志电〉，1954年6月2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480，509页。
[17] 〈柳州中越会议记录（第三次）〉，1954年7月3日；〈柳州中越会议记录（第七次）〉，1954年7月5日；《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132页。
[18] 〈毛泽东范文同谈话记录〉，1961年6月15日；〈毛泽东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凡本文未注出处的中国领导人与外宾会谈记录等材料，主要来自1975——1976年内部油印材料，以下不另注。
[19] 在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曾反复谈到中国落后的问题，并把它主要归结为工业化欠缺。对工业化问题则主要理解为要在钢铁产量上缩小与美国的距离。他发动大跃进，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赶上美英等国的钢铁产量，使中国实现工业化。
[20] 《纽约先驱论坛报》，1954年8月8日。
[21] 〈毛泽东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尼赫鲁谈话记录〉，1954年10月19，23日。（为了节省篇幅及行文通顺，笔者在此对毛的谈话原文进行了压缩。以下引文也有类似的情况，恕不一一注明。）
[22] 〈毛泽东缅甸总理吴努谈话记录〉，1954年12月1，11日。
[23] 同上引注；并见〈毛泽东接见泰国代表庵蓬等人谈话记录〉，1955年12月21日。
[24] 毛在1967年与马共总书记谈话时，马共领导人特别提到这段历史。参见〈毛泽东接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等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25] 毛泽东在万隆会议结束后很快就表示赞同周恩来关于愿意与美国坐下来谈判的公开提议。〈毛泽东巴基斯坦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谈话记录〉，1955年4月27日。
[26] 〈关于不同意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作删节的批语〉，1954年8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第530——532页；〈毛泽东长征、艾地在宴会上的谈话纪要〉，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波立特等人谈话记录〉，1956年9月14日，等。
[27] 关于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雪夫报告从部分批评到根本否定的详细经过，参见杨奎松：《走向破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章；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8]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国际形势〉，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等1994年版，第341——347页。
[29] 〈毛泽东接见老挝人民党主席凯山·冯维汉谈话记录〉，1959年10月4日。
[30]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31]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7日。
[32] 〈毛泽东会见澳共领导人夏基谈话记录〉，1959年10月26日；〈毛泽东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毛泽东接见委内瑞拉革命左派运动主席安东尼奥·德尔加多·洛萨诺谈话记录〉，1961年4月3日。
[33] 前引〈毛泽东金日成谈话记录〉；〈毛泽东胡志明谈话记录〉，1960年8月10日，11月2日。
[34] 〈毛泽东胡志明谈话记录〉，1961年11月14日。
[35] 〈王稼祥、刘宁一、伍修权致恩来、小平、陈毅同志信〉，1962年2月27日；〈关于我国人民团体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1962年6月23日，参见《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6——460页。
[36] 〈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援外工作情况及今后安排的请示报告〉，1961年9月1日。
[37]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59页。
[38]〈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年3月31日，参见《王稼祥选集》，第444——445页。
[39] 这次会议于1962年7月21日达成了和平协议。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同意，老挝王国政府将坚持和平、中立政策，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或联盟，并且不接受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
[4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周恩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6日。
[41]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47——248页。
[42] 〈刘少奇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1963年2月25日。
[43] 见《人民日报》1963年3月12日；〈中央关于在对外接触中有关越南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应注意事项的通知〉，1963年3月19日；〈毛泽东金日成谈话记录〉，1963年5月29日。
[44] 参见〈毛泽东接见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6月4日；〈毛泽东接见崔庸健谈话记录〉，1963年6月16日。
[45] 同前引〈毛泽东接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谈话记录〉；〈毛泽东接见巴西共（新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3月6日；〈毛泽东接见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12月5日；〈毛泽东接见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谈话记录〉，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胡志明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等。
[46] 〈毛泽东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月30日。
[47] 同上引；毛泽东在接见文进勇等谈话记录〉，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接见陈子平等越南客人谈话记录〉，1964年7月27日，等。
[48] 参见Gaiduk， Ilya. V.，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Chicago: Ivan R. Dee， 1996）， p.16.
[49] 苏联《真理报》8月3日对东京湾事件只发表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次日赫鲁雪夫的声明也同样语调温和。参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1， Vietnam， 1964， Washington， D. C.:GPO， 1992， p.637.
[50] 〈毛泽东接见黎笋谈话记录〉，1964年8月13日。
[51]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65、267页。
[52] 据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之后，中方即曾向越方表示过不赞成越南单方面接受苏联援助的态度。前引Gaiduk书，p.16.
[53] 〈毛泽东与柯西金谈话记录〉，1965年2月11日。
[54] 转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1965-1972）〉（Sino-Soviet Dispute over Aid to Vietnam’s Anti-US War ，1965-1972）。未刊稿。
[55] 〈毛泽东会见马共领导人洪韬、裴文、文凯和外国专家柯弗兰、爱德乐、艾波斯坦谈话记录〉，1965年3月19日。
[56] 这种表态可见1965年3月10日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2月16日关于召开印度支那新的国际会议的建议的答复；〈周恩来1965年3月30日在阿尔及尔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谈话〉；〈周恩来1965年4月2日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谈话〉，等。分别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266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445页。
[57] 前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5页；韩怀智等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514页；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616页。
[58] 〈毛泽东胡志明谈话记录〉，1965年6月5日。
[59]〈毛泽东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年10月20日。
[60] 〈毛泽东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28——29日。
[61] 〈周恩来、邓小平等与黎笋、阮维桢等会谈记录〉，1966年3月23日，4月13日。
[62]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1月19日，转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50——481页。
[63] 〈毛泽东接见澳共（马列）中央主席希尔谈话记录〉，1968年11月28日。
[64] 后来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因下山来见苏加诺总统，被军方捕杀，毛亦大加批评，认为对武装斗争态度还是不坚定。参见〈毛泽东接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年12月11日。
[65] 〈毛泽东接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1月30日；〈毛泽东接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等谈话记录〉，1970年7月7日；〈毛泽东接见泰共江洪、张实等谈话记录〉1967年11月9日。
[66]〈毛泽东接见缅共柯生（德钦巴登顶）等谈话记录〉1967年11月26日。
[67] 〈毛泽东接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等谈话记录〉，1970年7月7日。
[68] 关于1969年中苏战争几乎爆发，毛泽东高度紧张，加紧备战的情况，可以参见杨奎松前引书，第18章，战争即将爆发？。
[69] 有关中美高层秘密接触过程中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美越巴黎和谈及其结束印支战争的态度，可参见William Burr， ed.，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1998）， pp.30-31， 102-106.
[70]参见〈毛泽东阮氏萍的谈话〉，1972年12月19日；〈周恩来与黎德寿的谈话〉，1972年7月12日；〈毛泽东黎德寿的谈话〉，1973年2月2日。
[71] 〈毛泽东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04页。
[72] 杨奎松前引书，第十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