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国走上革命道路，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分析了战后中国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推动革命的种种动力，却多少忽略了对外部条件和作用的探讨。迄今为止，注意到分析说明战后中国革命外部条件的文章著作与那些强调中国革命内部原因的文章著作相比，可以说屈指可数[1]。而不少谈到这一问题的学者又往往习惯于把这种刺激与反应的过程简单地归结为具体描述中共成功抵制外国干预或进行正确的战略选择的过程。因此，有关战后外部世界变动及其对中国革命所起作用和意义问题，似乎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和深入讨论。
何谓战后中国革命的外部原因？通常，许多关注这一问题的人都习惯于把目光集中在战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上。结果，中俄两国档案公布的迟缓就极大地妨碍了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准确的评估。但是，严格说来，战后国际环境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苏联究竟在何时何地向中共具体提供了些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它其实更重要地反映在，由于美苏关系急剧变动而出现的两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世界政治关系的迅速分化与改组，给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和机会，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便利和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关于外部因素和作用足以影响一个国家革命成败的情况，战后希腊和南斯拉夫的不同命运提供了一对最具可比性的例子。两国同在巴尔干半岛，两国共产党的力量当时在国内都占绝对优势，并且远较战后中共当时在国内的力量为强，结果却是一个惨遭外部干涉而失败，一个轻而易举就取得了全国政权。之所以出现如此相异的结果，究其原因，就是因为1944年10月丘吉尔与斯大林有过一个划分双方在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希腊划在了英美一边，结果不仅英美敢于大胆干涉希腊革命，而且当希腊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时，俄国人却不动声色，袖手旁观，眼看希腊共产党人被强敌所压倒。由此可见，一个国家革命的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革命者是否有坚强的决心和能否独立自主，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中革命一方是否居于优势的地位，外部条件有时会发生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事实上把中国划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也承诺战后支持蒋介石，因此，战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很大程度上恰恰接近于希腊，而不是南斯拉夫。这意味着，中国革命很可能会重蹈希腊革命的复辙，遭到美国的武装干涉。斯大林强迫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美军在华北登陆助蒋接收……，一切都显示共产党人正在陷入希腊共产党人曾经遭遇过的困难境地。但是，战争打起来了，美国并没有干涉，共产党只用了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就由弱变强，打败了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取得了世人意想不到的全面胜利。共产党真的不曾得到过苏联的帮助？美国人为何不敢出兵干涉？……十分明显，仅仅用毛泽东如何“独立自主”和“高瞻远瞩”似乎还不足以解释一切。
本文准备就战前战后中国革命过程中国际因素的生成和作用做一扼要的分析，旨在说明，战后国际局势出现了怎样的变动，它对中国革命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个并非题外的话题：“俄国”
从七十年代中美两国建交以来，许多关注中美关系历史的人都喜欢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即美国在中国的机会是怎样失去的？那意思是说，本来战时来到中国的相当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早就认识到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的大趋势，提出了发展同中共关系的积极设想，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随后采取了扶蒋抑共的错误政策，导致美国与中共关系逐渐恶化，从而使美国在长达20多的时间里，失去了与新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机会。[2]
真的存在另外一种政策选择吗？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年轻外交官当年对中共的好感是建立在怎样一种基础之上，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所说的那几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主要指当时在中国的约翰·S·谢伟思、约翰·P·戴维斯和约翰·C·文森特等人。[3]文森特大概是最早尖锐批评国民党，主张给八路军以必要援助，并相信中共战后必然要在中国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的。以后，谢伟思和戴维斯就此做了更多的调查，提交了更多的报告。其核心内容不外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无论在抗战中，还是在战后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中，都与美国利益攸关；第二，国民党腐败无能又一味反苏反共，而中共日益强大深得民心，与其一味支持蒋介石，迫使中共战后投入苏联怀抱，使中国华北和东北落入苏联之手，不如通过援共抑蒋争取中共倒向美国，从而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因为第三，中共并非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他们的政策实际上更接近于美国人的观念，与苏联的模式相差甚远。[4]
在这里，不难看出这些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对中共的重视，是建立在怎样一种考虑之上的，这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不使苏联战后染指中国。而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正是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早就产生了强烈的担心。
还在1942、1943年，当这些美国外交官还不那么信任中共时，他们就已经在高度关注战后在远东可能出现的美苏利益冲突了。谢伟思当时的警告是：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可能不会实行美国意义上的民主。而且即使美国为避免共产党的敌意不再给国民党以物资和外交的援助，这个共产党政府还是可能会更倾向于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建立友好合作关系。[5]戴维斯与谢伟思一样，他怀疑中共的领导人骨子里仍旧是亲苏的，甚至还可能在接受莫斯科的指示。问题是，蒋介石并没有力量消灭中共却一味地指望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样难免会把美国卷入到与苏联的冲突当中去。[6]换言之，这些美国外交官这时重视中共、力图接近中共的一个主要目的，正如他们反复强调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要由此“获知俄国在亚洲的目标何在”，并采取一切努力避免战后中国落入苏联的怀抱。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严重问题恰恰在于，腐败专制的国民党难于指望，它不仅“不可能成为对抗俄国的力量”，而且其对中共的态度以及背离民众的种种作法，“不知不觉助成了俄国在东亚的优势”，最终不单是中共可能依据天时地利夺取华北和满洲造成苏联的卫星国，就连朝鲜、台湾都可能被驱入苏联的怀抱之中。[7]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延安的新民主主义体制的成功尝试，发现中共与苏联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的希望，寄托到加强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前景上来。他们正是为此而大声呼吁：“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8]
以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做为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中共不能是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而正是在这个问题，美国人当时抱有相当多的幻想。最早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评价大概要算是罗斯福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委托特使居里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向蒋介石转达的那个口信了。罗斯福明确讲：“予自万里之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戴普莱对此更进一步解释称：“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9]罗斯福的这一看法，显然也是那个时候众多外国人的普遍认识。据外交官们报告：“访问过共产党地区的外国观察家们（包括美国人在内）一致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当前政策与正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它为政异常清廉；已经举行了普遍选举；个人的经济自由相对而言未受限制，这一政权看来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不如说它是农业民主的政权更为准确。”[10]
在随着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实地观察，看到种种带有民主改良色彩的新鲜事物，如统一战线、土地改革、民主选举等深得民心的政策实践，听到毛泽东的种种许诺和保证之后，原本就对中共有些好感的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开始把这些明显代表着中国大众和未来，又格外注重中国实际的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人，同美国人的民主理想联系起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谢伟思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地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宣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他们深知中国不能从目前的农业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社会主义才能到来。因此，他们“希望不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长期的、有秩序的民主过程和受控制的经济发展来达到目的。”作为真诚的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们相信：“在民主制度下，经济可能有秩序地增长，通过私有企业阶段最终进到社会主义，而无需经过剧烈的社会动乱和革命。”他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好对待。”[11]
如果说谢伟思对中共未来究竟是更重视理论，还是更重视实际这一点还有些不十分自信的话，那么戴维斯的看法更加直率。他说：中共只是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罢了，他们其实与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一样，不过是些主张渐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过着俭朴的生活，幻想着奇怪的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之神降临，面带羞色地拜倒在外国投资的金犊之下，并且渴望自己能按世界标准受到尊重。”他们现在追求的只是土地改革和政治民主。正因为如此，他们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政党组织，也是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所无法战胜的。中共命中注定将会控制中国，承认中共并与他们合作，他们就会保持其民主的一面而与美国友善。坚持援蒋，美国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并迫使中共变成俄国的附庸。何去何从，关系重大。[12]
十分明显，谢伟思、戴维斯等人寄希望于加强与中共的联系来拒止苏联的想法，是建立在对中共性质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上述判断上的。然而，这一判断是否符合实际，却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断言谢伟思、戴维斯的主张为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指明了正确方向，实际上等于承认中共真的倾向于渐进改良、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认识到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火的做法”；等于说如果美国当年选择了谢伟思、戴维斯等人的政策，即使中共掌握了政权，新中国也不会倒向苏联，而且还会采取能够让美国人认可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实事求是地说，谢伟思、戴维斯的这一看法，多少有点儿一厢情愿。而据此来指望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把中共引上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保证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无疑也是靠不住的。
既不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也不清楚共产党的理论，多半是造成谢伟思、戴维斯等人一厢情愿的关键所在。任何熟悉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虽然通常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相号召，但他们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革命的手法和目标却是不尽相同的。共产党的理论也很清楚地规定了不同革命阶段的不同革命任务。在民主革命阶段，被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所看重的统一战线、土地改革，以及对民主政治的诉求，本来就是其理论题中应有之义。仅仅因为注意到中共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条件下采取了温和的社会政策，就断定“中国共产党人向后倒退了”，强调他们是由于认识到“以往的过火做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妥协与和谐，因而决心“迁就人类意志薄弱的一面”，真诚地走向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和独立于俄国的民族主义，这只能说明谢伟思、戴维斯这些年轻外交官，甚至也包括罗斯福等少数美国上层领导人在内，这个时候对共产党实在所知甚少。[13]
当然，必须看到，对中共在政治上的同情，的确是因为许多美国人这个时候看到了一个与苏联截然不同的中共：一个独裁，一个民主；一个崇尚暴力，一个主张改良；一个坚持国家垄断一切的社会主义，一个强调要发展以自由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显然，后者更接近于美国人的民主理念。但这同时也说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其实仍旧是严守着一条意识形态的分界线的。他们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观念出发，对苏联以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为特点的苏维埃制度抱有强烈的戒心。谢伟思、戴维斯对战后苏联东扩的高度警觉与担忧，就突出地反映出他们在观念上是排斥苏联，并把它视为潜在敌人的。换言之，一旦共同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将不复存在，美苏之间，甚至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都会逐渐凸显出来。抵制苏联，并殃及各国共产党人，是战后美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从这一点出发来认识问题，设想战后美国会实行联合中共拒止苏联的政策，或是设想中共会采取迎合美国疏远苏联的态度，都是不现实的。
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分歧
其实，随着欧洲战争接近胜利，西方国家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经渐渐暴露出来了。而它所带来的影响，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美英与苏联之间的问题。
还在围绕着何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争论中，苏联与美英之间就已经开始产生分歧。莫斯科怀疑美英有意坐山观虎斗，部分美国将领也毫不掩饰他们就是希望看到法西斯德国与专制制度的苏联两败俱伤。[14]为了战后苏联自身的战略利益，苏联开始推动欧洲部分国家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南斯拉夫、波兰、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1943年底和1944年初相继开始出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组织。苏军大举越过边界攻入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保加利亚等国，也极力扶持共产党成为统治的力量。同样，面对东欧以及巴尔干等国共产党的崛起，英美政府的态度也十分明确：“我们决不能为了迎合那些野心勃勃的、下流的无名之辈的一时高涨的欲望”而抛弃这些国家的流亡政府，因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只会毒化一个国家的政治空气，他们决不可能体现出立宪精神，建立民主政治。[15]在这里，人们事实上已很难区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双方政治和战略考虑中究竟有什么不同。无论英美还是苏联，他们在考虑战后世界的安排时，显而易见都是把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可能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包括自身制度的巩固和势力范围的设定，说到底其实都是建立在严格排斥对方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主要依据意识形态，而不是主要依据国家强弱和历史传统来划分势力范围，正是是这场战争区别于以往历次欧洲战争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
对欧洲战略地位重要的一些小国的争夺，最先触发了英美和苏联之间一度被战争掩盖了的意识形态对立。1944年2月，苏联在与波兰流亡政府代表的接触中，注意到其强烈的反苏态度，并获悉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军”准备在苏军进入波兰时抢先建立行政机关，据此，苏联迅速决定援助波兰工人党大量发展“人民军”，并随着苏军进入波兰境内，宣告支持波兰人民代表会议组成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波兰行政机关。此举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英美两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6]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流亡政府乘苏军进抵华沙城外之机于8——9月间在华沙发动的起义，很自然地被斯大林视为是波兰流亡政府企图排斥苏联支持的卢布林委员会[17]的重大阴谋。[18]结果，英美和苏联之间围绕着应否援助华沙起义问题发生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激烈的争执。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电斯大林，呼吁苏联“立即向华沙波兰爱国者空投物资和军火”，“不然你是否同意火速帮助我们的飞机来进行此事？”斯大林对此断然回绝。他得到的情报使他有理由宣称波兰国家军的领导人完全是“一小撮权欲熏心的罪犯”，这个时候发动起义是别有用心，因此他不仅坚决拒绝“同华沙冒险发生关系”，而且也不同意帮助英美空军实施空投行动。可想而知，苏联的态度不能不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批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指责苏联“基于残酷无情的政治考虑”置抵抗战士于死地，丘吉尔则主张通过舆论揭露俄国人的这种“古怪而阴险的行径”。[19]
在华沙起义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实际上已经点燃了战后美苏冷战的导火索。只不过，这个时候不仅盟军在欧洲作战离不开苏联人，就是美国在远东战场上也还要指望苏联人帮忙，再加上盟军进展缓慢，苏军已进入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眼看就要染指巴尔干半岛，希腊、南斯拉夫又都出现了共产党同流亡政府争夺权力的斗争，整个形势对英美明显不利。因此，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都不能不一面要求盟军指挥官尽可能抢占欧洲地盘，一面对斯大林作出某些妥协。华沙的起义者刚刚放下武器，丘吉尔就压抑住强烈的愤慨，与外相艾登急匆匆飞到莫斯科，去与斯大林讨论希腊的命运问题了。
丘吉尔之所以如此重视希腊问题，是因为希腊卡在英国通过地中海接通其东方殖民地的咽喉处，对英国极具战略意义。而强大的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却突然间否认流亡政府，准备独立掌权，这等于说将来地中海的通道很可能会处于俄国人的炮口之下，丘吉尔当然要坐卧不安了。他这时在考虑用武力来对付希腊共产党了。他一面要求英军总参谋长准备紧急调动一万或一万二千军队进入雅典，呼吁美军协助英军行动，一面强硬地表示，万一事态恶化，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乘战争混乱之际使希腊共产主义化”，“建立一个专横的共产党政府”，英美必须准备鼓动和援助希腊人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20]
要对希腊共产党动武，丘吉尔不能不考虑到苏联的反应。因为，如果不能取得苏联的谅解，英军即使能够占领首都雅典，以后也未必能够真正取得对整个希腊半岛的控制权。早就熟悉了殖民主义那一套强强交易的丘吉尔，于万般无奈之中，不得不主动提议苏联战后可以取得对罗马尼亚的控制权，在保加利亚也可占有主要的优势，包括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可以占有相当的优势，以此来换取斯大林承诺希腊为英美的势力范围。反正苏军已经大举进入罗马尼亚，并逼近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边境，南斯拉夫共产党又势力强大，英美事实上对这些国家最多也只能争取到如此程度。考虑到苏联在经济上和军备上还不得不依靠美国，在波兰以及以后占领德国等问题上也还必须设法取得英美的合作，斯大林很痛快地答应了丘吉尔的提议。据此，双方于10月9日商定，罗马尼亚苏联占90％，希腊英美占90％，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各占50％，保加利亚苏联占75％，英美占25％。这就是著名的“百分比协定”。[21]
不论后人对“百分比协定”有何种批评，这一协定无疑是对这个时期英美与苏联在欧洲军力对比的一个清晰的写照。希腊共产党从此成为英军干涉的牺牲品，但英美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罗马尼亚成为共产党人的囊中物。甚至不只是罗马尼亚，就连75％的保加利亚、50％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共产党之手。因此，当希腊共产党的反抗遭到英军镇压时，斯大林显然并不感到内疚。[22]相反，当时，特别是英美在力量对比上明显变强以后，对与苏联的这一交易始终有些耿耿于怀的，却是始作俑的丘吉尔本人。很明显，如果说斯大林从来都是拿阶级划线，坚持无产阶级必须依靠共产党专政的话，丘吉尔则从来都是拿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衡量是非黑白的政治标准，对强调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主张深恶痛绝。还在华沙起义过程中，丘吉尔就曾与罗马教皇大谈“共产主义的危险”，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让苏联人把他们的那一套推行到这么多国家中来呢？他这时曾公开发表文告，不指名地告诫欧洲人民不要接受苏联向欧洲推行的苏维埃制度。他宣称：在当今世界，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唯一正确的选择。如何检验各国人民究竟是否享有自由与民主，就是：“有自由发表意见以及反对和批评现政府的权利吗？人民对政府不满时有权把它赶下台吗？是否存在着人民可用来表达自由的意志的立法途径？司法部门是否超脱于行政暴力之外不屈从于暴民威胁？是否摆脱同某些政党的联系？法庭是否将行使公开的、公认的法律，而这些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同合乎情理与正义的准则联系在一起的吗？是否对穷人与富人、平民与政府官员做到一视同仁呢？除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之外，个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维护与尊重？为了生计而日夜操劳、为了养活一家人而疲于奔命的普通工人或农民，是否有免于恐怖的权利？”[23]
毫无疑问，这决不仅仅是丘吉尔个人的看法，它同时也是欧美大多数国家政治家的看法。因此，丘吉尔的讲话当时就得到不少美国官员的支持。哈里曼甚至已经开始担心苏联会把它在东欧的这一套照搬到远东去了。他为此曾接连提醒华盛顿说：苏联正在通过暴力手段向东欧国家推行其“秘密警察（这就取消了个人自由）、新闻检查、奴化教育等”的做法，“当他们能够向中国和太平洋方向觊觎时，这种政策就会伸展到那里。”美国决不应该让苏联为所欲为。[24]
斯大林：一种观念，两种角色
到了1944年底和1945年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不容置疑了，但是，越是接近胜利，美国人就越是关心这最后的代价问题。为取得对日本作战的绝对优势，减少美国人的牺牲，罗斯福也不得不采取丘吉尔“百分比协定”的办法，通过与苏联交换某些利益，来取得苏联的合作。[25]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达成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雅尔塔协定实际上划定了战后美苏各自在远东的势力范围，比如在中国，长城以外归苏联，长城以内归美国。但是从英美苏三国领导人签过字的秘密协定条文中可以看出，美苏两国并没有就此达成明确的协议。从斯大林再三提到其目的之一是要恢复沙俄因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丢失的权益，明确要求租借大连、旅顺两港和中东及南满铁路的要求，可知斯大林是有把中国东北划入其势力范围的某种打算的，但罗斯福并没有全盘接受。双方最后达成的条文规定：“1、维持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2、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在这里，一个“大连商港国际化”，一个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中苏合营， 再加上“中国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清楚地表明了美国不同意把东北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和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的态度。[26]
很难认为斯大林不清楚美国人的这种态度。问题仅仅在于，雅尔塔协定签字之日，欧洲战争尚未结束，莫斯科与英美间在欧洲还有许多麻烦要解决，况且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从无建树，只凭一纸出兵许诺，就得到沙俄当年丢掉的在中国东北的主要优惠权益，不仅被美国拉入大国行列的中国因此无法就外蒙归属问题提出异议，而且可以在太平洋得到对自己极具战略意义的不冻港，可以取得逼近日本列岛的千岛群岛，这已经是不小的收获。提出更多的要求，斯大林这时还缺少足够的筹码。
随着红军在欧洲的节节推进和苏联在东欧诸国扶植共产党上台的步步成功，斯大林已经形成了一种凭实力讲话的坚定信念。他对此有过明白的表述，那就是：这场战争和过去不同，谁占领了地方，谁就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只能是这样。[27]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苏联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深受英美抗议的行动。包括逼迫罗马尼亚国王解散联合政府，在苏军的支持下成立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不允许英美派观察员或代表团访问波兰，不允许其代表前往波兰处理苏军在波兰解救的英美战俘问题，等等。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此提出交涉时，斯大林的回答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你们在你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在我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怎么做自有我们的道理，别人无权干涉。[28]
既然凭实力讲话[29]，斯大林对自己势力范围的可能界限自然也看得十分清楚。苏联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可以为所欲为，但对于英美盟军占领下的国家和地区，则明显地采取了旁观的姿态。斯大林对“百分比协定”的严格遵守，就连丘吉尔也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莫斯科对处于英美占领区内的各国共产党，无论其在民众中是否占据优势，都一概要求其与英美支持的当局合作。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抵抗力量最终解除武装，党的领导人加入政府，走上议会道路，就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斯大林在雅尔塔及其以后明白承诺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再三表态支持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自然也是这一政策在远东的延伸。[30]希腊共产党的遭遇，似乎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斯大林的观点，即二战后一个国家的政治前途，只能而且应该由苏联或者英美的军队来决定。共产党发动的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革命，都必然会遭到英美军队的武装干涉，最终归于失败。
熟悉列宁著作的读者都会了解，斯大林的这一观点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得出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列宁的观点是，世界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必然导致革命，也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战争。[31]为此，列宁当时不仅坚决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而且还采取了积极推动欧洲革命的方针。不过，斯大林有斯大林的道理，而且依据斯大林的逻辑，也并非违背了列宁主义的上述立场。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斯大林在回答有关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时就曾清楚地表达过他的看法。他当时写道：“一个已经取得胜利而又处在许多资本主义强国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认为自己有充分的保证来摆脱武装侵犯（武装干涉）的危险，因而防止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企图呢？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力援助，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农民能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像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那样战胜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呢？”“列宁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特别引用了两段列宁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其一是说：“就完全保证防止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而言，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力援助，特别是无产阶级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完全保证苏联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企图、保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其二是说：“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32]
不难看出，争取无产阶级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和通过强大的军队来实现保护苏联的目的，始终是斯大林的基本战略考虑。斯大林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强大军队和在几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的胜利联系起来，并突出强调其意义，更多的只是因为历史给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而这与列宁通过推动欧洲革命来巩固本国社会主义的目的，并没有丝毫的不同。显然，对斯大林来说，这场战争提供的机会实在是太宝贵了。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给红军提供了大举进入东欧各国的机会，依照这些国家内部的革命条件，要建立起共产党的政权，尚不知何年何月。因此，斯大林非常看重这一机会，也生怕任何无序的革命会毁坏了共产党人盼望了20多年才得来的这一系列胜利成果。更何况，要医治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创伤，使苏联迅速成为世界最强国，以追求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化，在完全有可能利用战时与英美达成的谅解，争取到几十年和平发展时期的条件下，他也绝不愿意把苏联拖入到新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危险当中去。[33]
相信苏联社会主义的利益，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不仅要求苏联共产党及其无产阶级，而且也要求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无条件服从它的一切需要，这是生活在共产党意识形态观念之中的斯大林认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不论斯大林多少遍地把俄罗斯的昨天和今天联系起来，也不论斯大林多少次地把自己说成是俄罗斯（或者说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我们都不能把他简单地等同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或民族扩张主义者，不能简单地说他这时只是在谋求俄国的民族利益。必须看到，斯大林维护的首先是一个共产党政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苏联。所谓苏联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首先是与共产党的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俄国民族的利益是在其次的。因此，斯大林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从来没有忘记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和决定政策；从来没有忘记苏联根本上不同于现在世界上一切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忘记他和大大小小的丘吉尔、罗斯福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是你战胜我，就是我战胜你的根本利益冲突。而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就决定了二战后苏联的走向，不管斯大林是否打算鼓励其他国家革命，它都不可避免会逐渐与资本主义的英美两国，特别是与一心想要在全世界充当自由民主的守护神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陷入到新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危险之中。
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与英美之间的磨擦可谓层出不穷。这边围绕着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争执尚难平息，那边苏联又向土耳其提出了领土和海军基地的要求，力图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以拥有黑海的出海口；向伊朗提出了获得其北部的石油租让权的要求，以确保苏联对伊朗的影响。为达到目的，苏联甚至不惜在沿土耳其边境的伊朗和保加利亚一侧调兵遣将对土耳其示以武力威胁，在伊朗则采取拖延撤军和扶植亲苏的分裂政权的办法以相要挟。[34]
不仅如此，苏联在远东也开始提出新的要求。当5月8日德国宣告无条件投降，大批苏军如约开始向苏联远东地区集结，准备投入对日作战之后，斯大林对占领中国东北较前也更加充满了信心。既然苏军将要占领中国东北，依照“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的逻辑，苏联完全有理由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当然，从苏联长远的战略利益考虑，斯大林不会为此去违反与英美达成的协议。毕竟，雅尔塔协定涉及到不少与苏联利益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需要美国政府遵守协定才可能落实的有关南库页岛以及千岛群岛等领土的重新归属等问题，苏联方面对协定的任何变更都可能造成不利的后果。但是，轻易地根据协定中的主权规定就把东北交还给国民党，斯大林也心有不甘。因为国民党过于亲美，而美国一旦根据门户开放原则进入东北，对苏联的安全不能不是一种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在7月与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的谈判中，利用雅尔塔秘密协定措辞不严密的空子，提出了许多大大超出协定规定的具体条款的要求，并且以中共即将进入东北相威胁。[35]斯大林新要求的实质，说到底，其实就是想要逼迫国民政府在实际上承认，中国东北主要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围绕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具体条款的谈判，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并公开出面加以干预[36]，这使中苏谈判多少有些起伏。但斯大林最终还是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仅如此，斯大林很清楚，一旦百万苏军跨过中苏边界，到时候苏联还可以有所作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美国，都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当然，基于雅尔塔协定的约定，斯大林也作出了今后一切道义的和物质上的援助只提供给国民政府的承诺。[37]并且在签订了条约之后，斯大林还专门致电毛泽东，要求后者立即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统一问题。[38]斯大林这时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很清楚，只要东北能够基本控制在苏联的手里，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与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欧洲一样，都不应该爆发革命，因为这不仅可能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而且可能破坏美苏之间的合作，影响苏联的长远战略利益。为此，毛泽东完全可以向法国共产党学习，而没有必要像希腊共产党那样自讨苦吃。他显然没有想到，不过一个多月之后，他所寄希望的美苏合作就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中共：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还在德国刚刚投降之后不久，美国政府内部围绕着要不要重新修订对苏政策和重新讨论雅尔塔协定的问题，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助理国务卿格鲁、前总统胡佛等人坚决反对为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太平洋战争而牺牲美国在远东必须达到的各种政治目标。他们明确认为，斯大林与希特勒没有什么两样，一旦苏联进入太平洋，它定会取代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地位，不仅外蒙、满洲、朝鲜都将逐渐纳入其轨道，整个中国，甚至日本，最终也将受其控制。[39]随后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坚持要控制东北铁路和大连主要行政权，并且要依照沙俄的旧例划定军事区的种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政府内部对苏联的敌意进一步加强。正在莫斯科的戴维斯和已经调赴华盛顿担任国务院中国司司长的文森特，都明显地改变了过去的观点。戴维斯多少有些悲观地预言：中共看来必定会在苏联的轨道上运行。而有了中共的支持，苏联无疑会在远东，特别是会对满洲、华北和朝鲜采取行动。而文森特则提议，美国必须支持国民政府采取坚定立场，反对蒋介石对苏联做出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让步。即使因此达不成协议，最终在解决满洲问题时，我们也会处于比现在更有力的地位。[40]此前始终主张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国军方，这时的态度也明显地开始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命令麦克阿瑟务必独占日本和朝鲜南部，以闪电动作阻止苏军进入，而且主动制定了一个帮助蒋介石占领包括上海、烟台、秦皇岛在内的几个重要港口的计划。在决定投掷原子弹之后，国务卿贝尔纳斯甚至明确表示，十分希望能在俄国人介入之前结束对日战争，特别是在他们进入大连和旅顺港之前。陆军部长史汀生后来更是声称：原子弹的其实炸给苏联人看的，为的就是可以使民主国家在外交上获得一种急需的均势，以对抗共产国家战后的庞大势力。[41]
1945年8月9日，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总共150万人，从东西北三面向满洲日军发动了进攻，很快就攻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第二天，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美英中三国发出的最后通牒，但要求不损害天皇做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眼见俄国人已经大举攻入满洲，一直没有就此松过口的杜鲁门这时改了口，说是由于俄国人正在深入满洲，有可能乘势占据中国领土，并支持中共，因此批准就此做出妥协，以限制苏军南进。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紧急向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发出指示，要求美军除了要迅速占领中国各重要港口和交通中心以外，还应该迅速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关键地区。强调美军占领区只能转交给国民政府的机构和军队。而为了避免远在西南的国民党军队赶不及调运华北、华中和华东的各个战略要地及主要交通线，杜鲁门还特别批准了“利用日本人阻挡共产党的行动”。据此，美蒋与日军开始联手阻止中共军队进占各战略要点。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甚至要麦克阿瑟转告日本人，威胁说，任何向中共交枪的日军部队将来都得不到遣返。[42]
美国对苏态度转为强硬，还进一步直接反映在9月11日开始在伦敦召开的五大国外长会议上。美英与苏联外长发生尖锐冲突，争吵不断。美英指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没有个人自由，苏方反唇相讥英国在希腊搞法西斯；莫洛托夫要求讨论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海军基地的问题，英国外相贝文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坚决拒绝。而最让苏方感到不满的，是美方一开始就反对讨论对日本的共同管制问题，不允许苏联插手削弱美国对日本的独占权。即使在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援引盟国共同占领德国的例子，于24，25日两度坚决提出要求，主张将美、英、苏、中四国共同管制日本问题列入议程，贝尔纳斯也依旧置之不理，只同意在华盛顿搞一个远东顾问委员会，让苏联去“顾问”。贝尔纳斯的态度使莫洛托夫极为恼火，严厉斥责美国要当“世界独裁者”。结果，二战刚刚结束，几大国外长会就开成了“现代最不幸的国际会议之一”。[43]
拒绝苏联参加对日本的管制和占领，这或多或少损害了斯大林作为世界第二大强国领袖的自尊心。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历来是苏联的一大威胁，斯大林下决心对日作战，本身就含有要彻底削弱日本的意图，战后参加占领和管制日本对苏联未来安全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而为了取得美国对苏军占领日本北海道地区的同意，斯大林甚至还在苏军完全可以单独占据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况下，就接受了美国关于苏美两军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的提议。想不到如今美国却必欲排斥苏联，独占日本。考虑到美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斯大林基于对防止日后美国扶助日本再度威胁苏联远东的强烈担心，迅速开始调整了其对中国东北的政策。[44]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开始鼓励中共武装大举进入东北。
还在8月苏军出兵东北之后，中共中央就急于派兵进入东北，但始终无法与苏联取得协商，不清楚苏方态度，因此只能派临近东北的地方部队就近与苏军接触。苏军当时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因无莫斯科的明确指示，虽一般表示友好，并明显同情中共而厌恶国民党，但碍于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条约，尚不敢公开承认和帮助中共武装。9月中旬，这一情况开始发生改变。苏军开始要求已经进入东北的部分中共地方武装改换名义，协助维持地方秩序。苏军代表并亲飞延安说明苏军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东北，以便就近具体协商双方行动。考虑到苏联在外交上的承诺，苏方强调原则上中共的八路军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都不应进入东北。但私下应允，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将取放任态度。[45]而这时进入到察哈尔、绥远地区的苏军，更是主动派出代表与八路军接洽，要求八路军准备接防苏军即将撤出的地区，并全力加以控制，战略中心千万不要南移，以免国民党占领这些地区后再度割断双方联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提供武器援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也向还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共当前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46]很显然，这一系列变动都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也正是基于这一重要的情况变化，中共中央才提出和制定了对中共此后军事发展极具战略意义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决心放弃南方的部分根据地，将兵力北移，努力控制热河、察哈尔及河北东部，同时在东北沿海配置数万兵力，争取占据东北[47]。国共争夺东北的斗争由此揭开序幕。
就在莫斯科对东北政策发生变动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情况。这就是：美军在既无条约做依据，又没有与苏联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开始在中国华北沿海港口大举登陆。9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在青岛登陆，其第一加强陆战师也开进了天津，设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两栖作战军司令部，并北上秦皇岛，迅速沿铁路线展开，协助国民党军抢修通往山海关的铁路交通，甚至亲自担负护路任务，掩护国民党军向东北推进。美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更直接地对东北苏军形成了严重威胁，这不能不进一步刺激了斯大林，其利用中共武装阻挠美蒋势力占据东北的意图更加明确。
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外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大将、图马尼扬中将等多名将领的陪同下，专门招待了刚刚到达东北不久的中共东北局负责人。他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鉴于东北局对控制全东北把握不大，强调要做背靠苏蒙朝三国边界的军事部署，他明确表示反对，主张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部署10万部队，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他声称：“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须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48]
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4日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接收，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这次会谈后不过两周时间，已知中共方面就得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49]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刚从重庆回到延安，就当机立断，决定依目前部队调动情况确保山海关一线虽暂时做不到，但仍可按照苏方建议，“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50]
为协助中共夺取东北，苏军这时可以说也是尽其所能。它先是不顾美蒋方面的外交交涉，拒绝美舰运送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然后把美舰可能登陆的东北营口和葫芦岛两地转交中共军队接收，宣称苏军对两处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将概不负责；同时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接收；还将中共武装引入长春市郊及机场附近布防，要其严防国民党军通过空降进入东北。苏军代表10月25日甚至通知中共东北局说：“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如果国民党军在11月15日苏军正式撤退之前敢于进入东北，苏军将协助中共打击国民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关内作战的军事形势也明显对中共有利，毛泽东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这一十分强硬的政治主张，主张公开宣布：“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51]
但是，斯大林显然没有料到国民党会以退为进，发动外交攻势。11月17日，眼看大批中共军队开入东北，苏军处处制肘，接收东北已成泡影，国民党派往长春与苏军接洽接收行动的东北行营奉命撤回关内，蒋介石并将苏方违反条约的行为告到了杜鲁门那里，美国海军因此也调派军舰接连在苏军驻守的大连附近海面向苏军示警，弄得15日刚刚开始的苏军撤退行动不得不中途停止不说，还被迫紧急向大连空投了一个师的兵力，并向沈阳增兵至4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师，同时把部队又开回了前已放弃了营口重新布防。
苏联支持中共夺取东北，为的是阻止美国人进入东北。中共如果能占据东北，则整个山海关以北就可能实现与中国的分治，成为既依托于苏联，又可以有效保护苏联的受中共控制的一道理想的防波堤。即使中共不能完全占据东北，引进大量中共武装，并建立起相应的根据地，也足以对美蒋在东北的地位形成严重牵制，避免东北成为反苏的跳板或桥头堡。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在确保苏联外交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对苏联才是有利的。如果因为苏军公开援助中共，违反了自己在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中的外交承诺，造成美英推翻雅尔塔协定，其后果就远不止是一个中国东北问题，势将影响到苏联通过雅尔塔会议得到的许多利益，甚至引发苏美两军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正因为如此，莫斯科的态度马上就发生了一个180度的改变。苏军代表很快就通知中共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的中共军队必须立即全部撤出，凡有苏军之处，均不许有中共军队存在。[52]结果，中共中央也不得不改变了刚刚确定了的夺取全东北的战略方针。它明白告诉东北局：现在方针必须顾及苏联国际信用，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据此，中共中央放弃了独霸东北的计划，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新方针，主张部队多占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准备背靠苏联、外蒙和朝鲜，长期坚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53]
从上面的情况中不难看出，随着苏美关系的渐趋恶化和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态度反复，中共中央推进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也在随之发生着相应的改变。不论这种改变与变动的内容中共是否都那么喜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由于苏美关系变动而造成的莫斯科对国民党的严重不信任，给中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强大的实力支持（使中共得以不战而得到东北的相当部分地区）和重要的军事援助（使中共获得了渴望已久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弹药）。
冷战：实际上已经开始
1945年11月17日蒋介石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当日，他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特别强调了苏军公然支援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严重情况，并且声称：“当前之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54]魏德迈对这种情况也有着更加清楚的说明与估计。他报告称：目前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十分强大，它们威胁着所有的交通线，而苏联明确表现出要在华北和东北造成对中共有利的形势，为此它正在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设置层层障碍。事实上，中国已经变成“美苏这两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竞技场”，“美苏在华北和东北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已经展开”。如果中共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中国就将变成苏联的傀儡，苏联就会在实际上控制亚洲大陆。但是，如果美国直接干涉国共冲突，就有可能卷入同苏联的战争，势必要动用大量的美国军队，而这无论从美国国内民众的愿望来看，还是从美苏关系的全局来看，事实上又是办不到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除非蒋介石与苏联和中共达成协议，否则他不仅不可能得到东北，就连控制华北也难。[55]
显然，美国政府并非不了解苏联已经在支持中共。[56]但是，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国会，即使是其中最激烈的反苏反共分子，也没有人主张像英国在希腊那样，直接派军队投入到打击中共的军事行动中去。为什么？邹谠的分析有三：“第一、对中共的性质与意图的估计错误；第二、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及它顽固拒绝美国劝告的态度；以及第三、美国对欧洲共产主义势力日益发展所感到的焦虑与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57]但第一个因素这个时候其实已不复存在，因为大多数美国外交官和政治家都已看出，中共已经与苏联走到一起去了，不管其性质或意图如何，两者结合的结果不可能对美蒋有利。第二个因素也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这时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以及此后美国支持的某些反共政府，情况未必比国民党政府好多少，它们不是照样为之出兵？说到底，第三个因素才最重要的，这就是，美国这时更关心的是欧洲，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涉及到与美国利益攸关的问题也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中近东，中国远在其次。因此，如果美国直接干涉国共冲突，有可能要卷入对苏联的战争，那对美国来说是划不来的。何况美国是个不得不注重民意的国家，二战后的美国民意是渴望和平，美国的政客们都极力在要求政府裁军问题上作文章，以争取选民的好感。这也不能不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58]
因为不能采取军事的方式阻止苏联通过中共在中国进行扩张，又始终幻想可以继续影响中国的政局，保持自己在中国的地位，牵制苏联，结果就出现了马歇尔出使中国积极调处国共冲突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的调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要失败的。因为，马歇尔根本没有打算，也不可能解决苏联最关心的问题，即美国独占日本后苏联所感受到的安全威胁问题。不仅如此，就在马歇尔使华的几乎同时，苏联为了能够既不违背其外交承诺，又能有效地阻止美国插足东北，别出心裁地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中苏在中国东北实行全面经济合作的建议。对此，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暗中抵制，有意在谈判开始之前先把谈判代表张嘉敖派到华盛顿去走一圈，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美国政府自然更是从中作梗，声称：“美苏间绝无满洲为苏俄势力范围之默契”，坚持“美国继续主张满洲门户开放”，表明了必欲插足东北的决心。[59]当谈判开始后，美国不仅正式向两国政府发出照会，扬言“中苏政府就满洲的工业进行谈判”违反了门户开放原则，歧视了美国人，而且与英国一起公开了雅尔塔秘密协定，致使苏联遭到中国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抨击，把东北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努力严重受挫。[60]
斯大林这时的态度已经非常明了，那就是逼着国民政府摊牌：“你们要么和我们一起，要么就反对我们”，在美苏之间必须做出选择。而要倒向苏联，仅仅不许美国人沾指东北还不够，还不能让美军驻在中国。他明确告诉这时到莫斯科去的蒋经国：“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61]这话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即苏军此前之所以联合中共阻挠国民党接收东北，就是因为国民政府把美国兵引到中国来了。只要驻华美军不走，苏联就不会轻易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想不到，国民党痴迷不误，跟定了美国，这自然也就使苏联很快就彻底破灭了与国民政府在东北合作的希望。
马歇尔使华的头两个月，正值苏联寄希望与国民党谈判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过程中。因此，苏联政府虽拒绝参加调处，对马歇尔使命倒也没有表现出反感。美英苏三国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反而比9月在伦敦召开的五国外长会议显得气氛融洽，会议公报中美国甚至和苏联一起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双方都要尽早从中国撤军。[62]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利用美苏这种暂时的并且是表面的“合作”，左右开弓，一时间也成功地促使国共两党互相有所妥协，达成了一纸停火令和几个政协文件。但从2月份美苏因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引发一系列冲突之后，美苏间敌对气氛明显加剧，国共妥协的趋势自然也不可能持续下去。
2月间美苏关系恶化的最典型的反映，是美国驻苏联代办凯南力主遏制苏联的著名长电，和苏军再度鼓动中共在东北抵抗国民党。凯南22日的这封电报对华盛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致成为一年后美国对苏冷战政策的基本依据。凯南在电报中断言，苏联领导人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绝不相信苏联能够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和平共处。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从苏联正在遭到资本主义包围这一观点出发的。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切方法，包括参与国际活动和暗地里搞颠覆与离间，来削弱西方和加强自己。美国政府和人民绝不应再对苏联抱有任何幻想，应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同时坚定自己对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信仰，并用以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不使共产主义有可乘之机。[63]
就在凯南发出这封电报的当天，苏军代表再度找到中共东北局，一面说明苏军主要负责人希望与东北局负责人见面，一面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说：苏方正全力争取在除大连、旅顺外的整个东北插足，与国民政府谈判经济合作，就是为了迫使其承认苏方在东北的地位。但苏方努力必遭美蒋阻挠，为此中共应在政治上保持强硬态度，在军事上加强进攻，予以配合。中共在武器方面有任何要求，苏军都将尽可能给予满足。有关细节及组建炮兵、坦克部队和设立训练基地的问题，可做进一步研究和磋商。在第二天双方负责人的会见当中，苏方更进一步表示：过去苏军因顾虑与美国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态度较软，如今态度已变。苏方不论与国民党的谈判成功与否，支持中共确立在东北的主人地位的目标将不会改变。因为国民党借英美公开雅尔塔秘密协定煽动反苏运动，美国假门户开放之名必欲深入东北，已显示美蒋决心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经济优势地位。因此，苏方建议中共再迅速增调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来，准备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主人地位。[64]
美苏之间的冲突在1946年2月以后已日趋白热化。两国在成立朝鲜临时政府问题上这时也开始发生争吵。在中近东，双方更是剑拔弩张。在土耳其，因为怀疑苏联可能对土动武，美国竟采取了强硬的炮舰政策，派出战列舰密苏里号开抵土耳其以访问为名炫耀武力。在伊朗，美英逼苏联撤军，苏联心有未甘，坚持要成立由苏联控股的苏伊石油公司，并策动阿塞拜疆分离主义势力制造事端，但美英态度强硬，苏联极感被动。
美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十分明显地促使国共两党的态度都迅速强硬起来。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对军队国家化方案实际采取抵制态度。国民党也很快撕毁了政协决议，蒋介石甚至还乘机公开煽风点火，告诉美国记者说，美国应当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65]面对这种情况，苏联终于开始不顾外交条约，还美蒋以颜色。
3月8日，苏军首先撤出抚顺、吉林，并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一周内也将撤退，沈阳以南地区一概不向国民政府办交待，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但苏方行动似乎并未引起美蒋的恐慌，蒋介石由于已经有5个多军开入东北，因此态度倨傲，十分强硬，根本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不承认东北有同关内一样的停战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重庆代表团三方意见发生分歧。东北局力主夺取全部苏撤区，不怕与国民党大打；负责与马歇尔谈判的周恩来等强调长春路及其沿线存在接收问题，主张让出以实现停战；毛泽东意识到东北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愿意和平，但只同意将已占领的部分苏撤区让给国民党。苏方明显对中共方面的这种态度不满，苏军领导人在会见高岗时特别问：你们为什么答应让国民党开5个军到东北来？听说你们中央对美国人很客气，为什么？[66]据此，毛泽东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按照苏军愿望，争取控制自四平、本溪以北的大半个东北。他因此提出：“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67]
4月初，苏方代表接连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并且说明，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68]而为了帮助中共作战，苏军还进一步向东北局转交了大量日军武器弹药。根据苏军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东北局开始在东北做出全面部署，拦截国民党军北上的阻击战迅速在四平和本溪打响。14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立即对城内国民党军发动了大举进攻，并第一次使用了包括坦克和大炮在内的重型武器。19日，得知部队完全占领长春后，毛泽东十分兴奋，指示东北局要“做长期保持计划”，要准备以长春做我们的首都，首先成立东北自治政府。[69]
1946年4——5月间，国共之间在东北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防战。尽管毛泽东再三强调的“不惜重大伤亡”、“不惜任何牺牲”的四平守卫战历时一月有余，最终未能阻止住国民党军的推进，但苏方对此次作战评价甚高。在长春得而复失后，苏联政府为阻止国民政府进一步以武力向北满推进，甚至通过其驻华外交官非正式地向美国驻华外交官发出警告，扬言苏联对中国问题始终采取不干涉政策，但是，如果美国继续鼓励国民党实行这种对苏联带有进攻性的政策，苏联将不能坐视不管。此举不能不引起美国方面的高度警惕。马歇尔随后极力压蒋停止向北满追击，与此不无关系。[70]
但是，时至于此，不论是美苏之间的冲突，还是国共之间的战争，都已经不可能停下来了。苏方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并陆续通过东北局向关内华北华中各主要根据地秘密输送武器弹药，已知5——6月里就从东北运送三批军火前往山东。7月间仅一次提供的可供转运山东的军火就有100多车皮。中国的内战已经名符其实地全面爆发了。蒋介石顿时捉襟见肘，在东北被迫转入了守势。极大地决定着此后中国革命命运的东北根据地由此得以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就在中国内战全面打响之际，美苏还在中近东进行着激烈地的较量。欧洲的战略地位，中近东的石油，所有这些都更直接地牵动着美国政府的神经。美国国务院开始全盘接受凯南的“遏制”理论，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秘密拟定了“对于一旦爆发对苏战争的计划”。问题是以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苏军兵力上在欧洲明显占据绝对优势，在远东更是大大强于美英。军方估计，届时美国在远东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来保住日本。[71]这种情况进一步决定了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可能性只能是极其有限的，从而也就注定了腐败和顽固的国民党政权在与充满活力的共产党人的战争中只能日渐陷于被动。当然，这种情况出现得越多，就越是容易感觉到苏联威胁之可怕，美国政府和国会领导人所共有的那根意识形态的神经就会绷得越紧，直至引发全面对抗和遏制政策的出台。
美苏冷战实际上已经开始，只是缺少双方的宣言罢了。
注释：
[1] 比较多地谈到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的著作，主要有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1992年版）；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版）；张小明的《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Michael M. Sheng，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等。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有任东来的《大国干预与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对中国和希腊的比较研究，1944——1946》，原文载于《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
[2] 除了60年代Anthong Kubek 所著《远东是怎样失去的》从相反的角度探讨美国丢掉中国的教训以外，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的《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一书大概是最早从论证美国与新中国早应友好这个角度谈问题的书了。埃谢里克书，罗清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3] 伊利·雅克·卡恩给这群在麦卡锡时代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美国年轻职业外交官起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叫“中国通”。在他所列举的名单上，比较有名还有雷蒙德·卢登、约翰·埃默森，以及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上校等。参见伊·卡顿著，陈亮等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4] 谢伟思的有关报告，主要部分已经收录在埃谢里克前引书中；戴维斯的有关报告，除了可以在约翰·佩顿·戴维斯的《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中看到相当部分摘要以外，还可以见FRUS，1942， China， pp.226-228； FRUS， 1943， China， pp.258-266， 397-399； FRUS， 1944， Vol. 6， p.308， 667-671.
[5] FRUS，1943， China， pp.193-199.
[6]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94——595页。
[7]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7——588，592——593，595页。
[8] 埃谢里克前引书，第249——269，271——274，304——307，317，326——332页。
[9] 转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一），台北1980年版，第542——545页。
[1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43， China， pp.258-266.
[11] 见埃谢里克前引书，第221——225页。
[12] FRUS，1944， Vol. 6， pp.667-671.
[13] FRUS，1944， Vol. 6， pp. 667-671.
[14] 时任东南亚盟军副参谋长的艾伯特·魏德迈就清楚地表示过这种态度。转见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6页。
[15] 见温斯顿·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825——827，838页。
[16] 参见叶戈罗夫主编，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8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346页；苏联外交部编，潘益柯译：《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1卷（以下简称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95——197，201——204，207——208，243，246——247，251——252，292——293页；苏联外交部编，宗伊译：《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以下简称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第128——129，153——156，178——179，181——183，184——185页。
[17]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因设在卢布林而得名。
[18] 有关波兰国家军敌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的程度，可以从苏军在华沙起义期间得到这下面这则国家军的传单中略知一二。传单称：
“波兰同胞们，在我们英勇斗争的紧要关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拥有对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念，服从领导，准备为民族作出牺牲。我发布如下命令：
布尔什维克兵临华沙，他们宣称自己是波兰人的朋友，这是阴险的谎言。我们的边境地区，维尔纽斯和卢布林都在疾呼复仇。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会遇到无情的打击，这种打击已使德国占领者摇摇欲坠。有利于俄国的行为是对祖国的背叛。波兰起义的时刻还未到来。我废除苏联走狗颁布的命令。国家军司令有权镇压一切支持苏维埃的企图。
德国人在仓惶逃窜。起来同苏维埃斗争。
自由波兰万岁。”转见吴伟编辑《苏联与1944年华沙起义》中№07925号文件：苏联驻波兰部队代表关于国家军发出反苏文件给朱可夫的报告（1944年9月19日）。
[19] 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198，201，205页；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合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78——379，381——382，385，386页。
[20] 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167——168，171——172页。
[21] 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337——339页；哈里曼前引书，第399页。根据苏方的档案记载，当时经过莫洛托夫和艾登修改后的百分比协定对苏联更加有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三国苏联80％，英美20％，南斯拉夫各占50％。见拉津斯基著，李慧生等译：《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576页。
[22] 由于英军开进雅典，支持保皇派的希腊军队和流亡政府回国，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一度在苏联的要求下与流亡政府妥协，参加了联合政府。但随后英军司令斯科比下令民族解放阵线交出武器，后者举行抗议遭到镇压，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起义。起义从12月一直持续到1945年2月，由于民族解放阵线起义之初采取了扣压人质等一些丧失人心的作法，再加上希腊面积有限，军事上回旋余地过小，又得不到苏联的赞同，因此在英军的强大攻势下最终归于失败。
[23] 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177——178，192——193页。
[24] 哈里曼前引书，第385，387——389页。
[25] 有关美国当时需要采取这一妥协的原因，哈里曼的解释是有根据的。哈里曼前引书，第442——443页。
[26] 萨纳柯耶、崔布列夫斯基编，北京外国语学院1971届工农兵学员译：《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58页；哈里曼前引书，第443——447页。
[27] 吉拉斯著：《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页。
[28] 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618页；前引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首相的通信，第309——310，316——317页；前引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第195——198页。
[29] 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就是：斯大林只懂得一种语言：“你究竟有多少师”？见《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519页。
[30] 转见邹谠著，王宁等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31] 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80——82页。
[32]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8——169页。
[33] 根据近年公布的俄国档案，可知即使在战争期间苏联领导人也从未真正改变过对美英等国帝国主义性质的本质认识，但他们并不主张因此在战后推动欧洲革命的爆发。1944年1月11日苏联副外长迈斯基提交给莫洛托夫的题为《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报告明确主张：为了争取战后能够保持30——50年的和平局面使苏联治愈战争创伤，推进欧洲的社会主义化，苏联有必要在通过军队向周边国家推行苏维埃制度的同时，与美国和英国保持合作关系，为此应避免在欧洲爆发无产阶级，因为这会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过于尖锐。报告相信，尽管美国是最具进攻性的帝国主义堡垒，但由于它在世界范围内需要扩张的地区十分广泛，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可能与苏联妥协的。
[34] 参见张盛发：《苏联与战后初期的中近东危机：缘起与结果》，1999年3月20日首都师范大学“冷战”起源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散发论文。
[35] 有关斯大林过分要求的细节可详见邹谠的解说。邹谠前引书，第240——241页；并见FRUS， 1945， Vol. 7， pp.967-969.
[36] 参见FRUS， 1945， Vol. 7， pp. 960-965， 965-966.
[37] 综合蒋介石给宋子文的指示，可以看出蒋对苏联的中心要求即在中共问题上。前引战时外交（二），第593——594，596，621页。而美国的态度虽一度强硬，但苏军进入满洲后，也明显软了下来。可对照美国政府8月5日和11日给哈里曼的指示电。FRUS， 1945， Vol. 7， pp. 955-956， 969-970.
[3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39] FRUS， 1945， Vol. 7， pp.869-870.
[40] 戴维斯前引书，第405——406页；邹谠前引书，第247——248页。
[41] 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James V. Forrestal， The Forrestal Diaries， ed. by Walter Millis， New York 1951， pp. 202-203； Current Richard， Secretary Stimson: A Study in Statecraft，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p.237.
[42] 邹谠前引书，第270页。
[43]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172——188页；Sumner Welles， Where are We Heading？ New York， 1946， p. 380.
[44] James Matray， Captive of the Cold War， The Decision to divide Korea at the 38th Parallel，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0， no. 2， May 1981， pp. 145-168.
[45]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4日。
[46]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9月20日。
[47] 《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279页；《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8日。
[48]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10月3日。
[49]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东北抗日斗争史论集》，第2集，第228页；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文史资料》，第1辑，第44页。
[50] 《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364页。
[51]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下我方条件致周恩来等电》，1945年11月3日。
[52]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11月18日。
[53] 《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铁路线开展东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429——432页。
[54] 电报称：“当日军投降时，东北诸省原无中共军队，此一事实即斯太林元帅亦曾予以证实。彼于八月下旬与哈利曼大使谈话中曾经如此中说（该谈话经赫尔利将军告余）。最近东北诸省境内有大部中共军队存在，自系由于苏军之支援。”苏军并且“使中共军队入占营口、葫芦岛等港口，以阻挠中国军队在该各地登陆。”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后中国（一），台北1981年版，第149页。
[55] FRUS， 1945， Vol. 7， pp. 627-628， 681-684.；《魏德迈报告》，台北光复书局1959年版，第309页，转见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165页。
[56] 美国政府始终声称他们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证明苏军向中共提供了直接的军事援助。但严格说来，这多半只是其避免公开与苏联冲突的一种借口罢了。
[57] 邹谠前引书，第310页。
[58] 根据邹谠披露的资料，美陆军在德国投降时约有829万人，由于美国民众和国会的强烈要求，到1945年12月，其陆军已削减了将近一半，只剩下将近423万人，半年后又削减了一半多，只剩下不足190万人。一年之后，即到1947年6月，美国海陆空三军全部加起来也只剩下了不到100万人。由此可见，美国国内即使在对苏联的恶感迅速增加的同时，也很少有人赞成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邹谠前引书，第317——318页。
[59] 《张公权日记中有关东北接收交涉经过（五）》，《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
[60] 前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卷，第617页。
[61] 哈里曼前引书，第600页；FRUS， 1945， Vol. 7， pp. 848-859；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幼狮书店1973年版，第15页。
[62] 在莫斯科会议上，莫洛托夫曾反复就美国在华海军陆战队问题提出质疑，坚持要美国说出撤军时间。FRUS， 1945， Vol. 7， pp. 841-844， 845-846； 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2——323页。
[63] 转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2页。
[64]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2月23日。
[65] 前引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26——427页；FRUS， 1946， Vol. 10， p. 166.
[66]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0日；《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3月1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13日；《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4日。
[67] 《中央关于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4日。
[68]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4月3日。
[69] 《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4月19日。
[70] FRUS， 1946， Vol. 10， pp. 1046-1047； Vol. 9， pp.1042-1044， 1082-1083.
[71] 华庆昭前引书，第97——98页；《新华日报》，1946年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