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
总书记一职，曾经是中共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在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成为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袖之前，中共至少有过五任总书记[1]。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教授，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同样是相当有名气的记者兼教授，第四任总书记秦邦宪和第五任总书记张闻天也都受过高等教育，张闻天还进过莫斯科的红色教授学院。但这五任总书记当中，却有一位典型工人出身的总书记，他就是向忠发。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工人出身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也仅此一位。因此，向忠发的经历，以及他如何能够在知识分子众多的党的领导人中异军突起，他在何时起过何种作用，等等，应该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课题。
然而，向忠发到底不能因为其工人出身而引起后人的兴趣。这是因为这个唯一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在位三年的时间里，不仅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反而成了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被捕变节者。尽管向忠发被捕三天就被处死，但这种死显然不能洗刷他向国民党供出自己组织的机密而带来的耻辱。他因此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位最受鄙视的党的领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可以看到的有关向忠发的说明，都是相当刻薄的。向忠发的工人出身，被说成是“流氓无产者”；他的文化程度，被说成是“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他在党内的作用，自然只是“挂名”；而他的品质，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因为据说他自任总书记以来，在那种极端危险的白色恐怖的条件下，竟长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甚至还包了一个妓女叫杨秀贞的整天在他的住鬼混”，以至“党”反过来“研究决定”派人监视自己总书记的“种种不轨行为”。[2]
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人相信以上这种玄而又玄的说法。至少，在近两年出版的有关著作中，对于向忠发的说法多多少少有了一些重要的改变。比如，关于向忠发根本上是个“流氓无产者”的说法没有了，承认他是个工人，至少是“仗着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的。关于向忠发“大字识不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的说法，换成了此人“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关于向忠发长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之类，则被比较简单地概括为追求生活安乐，跟妓女姘居。不过，看起来关于向忠发是“挂名的总书记”的说法是难于改变了，作者只是换了一个更贴切的字眼儿，叫做“名义上的总书记”，并且断言此人是“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自己也对总书记的职务厌倦了”。[3]
过分地贬低共产党的总书记，结果只能是使人对共产党本身的水平与能力产生严重的疑问。一个人才济济的共产党，怎么可能容忍一个只是对嫖妓感兴趣的庸人来做自己名义上的领袖？如果说，这纯粹是共产国际的主意的话，那么，第一，难道它就不了解向忠发的能力？难道它就不知道，让一个毫无德行的人来做中共的领袖，即使不会引起无穷无尽的麻烦，也会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信任？第二，稍微熟悉中共历史的读者都会知道，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绝不是共产国际的驯服工具，发生在向忠发就任总书记之时的““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斗争，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当时的中共中央绝不可能听任共产国际安排一个蠢才来做自己的领袖。
事情很清楚，时至今日，人们关于总忠发的种种说法都还不尽准确。对向忠发的情况，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说明。
向忠发起家工运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4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党员是从早年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就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邓培是1921年入的党，向忠发和王荷波晚邓培一年，而苏兆征更晚他们3年，是1925年入的党。但就党内地位而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邓培。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们在中共的工会工作中，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直到1925年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时，即1927年4月底至5月初，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征和向忠发才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而异军突起，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说向忠发在党内崭露头角很大程度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汉的结果，并不等于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领袖这块金字招牌，谁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
当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岳阳，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4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在总工会成立之后，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13个猛增到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也功不可没。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可以说也是情理中之事。
当然，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地位，还不能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相比。苏兆征在中共五大不仅入选中共中央委员会，而且一步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然而，有谁能够想到，正是由于这一步之差，后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大印竟与苏兆征失之交臂，转而落入向忠发的手中。这是因为，当时的武汉政府邀请中共入阁，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选派在共产国际专门研究过农民问题的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去担任农政部部长，选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去担任劳工部部长。结果，不仅在两党合作期间，他们领导的“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群众面前消失（了）共产党的面貌”，而且当1927年7月国共关系破裂在即，苏兆征进一步因为与谭平山一道未能按照共产国际的电令公开抗议武汉政府的政策并声明退出，而是递交了一纸被共产国际称之为毫无原则的和怯懦的“请假”条[4]，使其工人领袖形象在共产国际那里大大打了折扣。与此相反，因此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实际上并不特别重视向忠发之流的工人领袖，向忠发在武汉地区虽有相当实力和影响，并已经当选中央委员，与中共中央近在咫尺，却不能与闻中央之事，致使向内心颇不平衡。故当中共中央为避免国共破裂而设法抑制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时，作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更是常常怒形于色，公开表示对中央政策的不满。特别是在中共中央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之际，向忠发几乎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专程前往武昌找中共中央辩论。此种情况，自然给了在武汉的俄国人以不同凡响的印象。
向忠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是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能够涉足。向忠发的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5]
机会主义错误是怎样产生的？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认定，这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当然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还能有谁呢？那只有三个人，这就是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6]结果，经过投票，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全票（20票）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则以多数票（17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7]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兆征、王荷波不同，向忠发由于过去在武汉太引人注目，因而已于武汉政府公开分共之后被安排藏匿于汉口法租界，之后又转到湖南乡下，没有能够出席此次会议。其能在缺席的情况下以仅有的两个全票之一当选政治局委员，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国际有选举工人的指示，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同向忠发这时在党的领导层中已经给人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有关。
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问题。不仅如此，罗明那兹对共产国际关于把工农领袖充实到党的核心领导机关去，并使他们在党的中央取得决定性影响的指示，这时也没有给予特别重视。他甚至远不如中共中央其他知识分子领导人那样重视新中央的工人成份问题。当“八七”会议上许多与会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导人主动要求“选出工人同志来作领导”时，他甚至不以为然，断言“此会无权改选中央”，并表示，即使选出工人同志也还要“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因为他无法判断这些工人是否能够胜任中央领导工作。由此可知，在这一紧急时期，他所重视的仍旧是工作的能力和对中央工作的熟悉问题。在他提议下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和实际参加常委工作的四个人中，工人成份的只有苏兆征一个，其余3人瞿秋白、李维汉以及罗亦农仍是知识分子。此后，王荷波被安排去北方政治分局任书记，由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共同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根本不重视，竟一个多月没有安排工作。到9月下旬，他们才决定“调向忠发到上海去搞工人运动”，但却既不给他具体任务，也不给他某种必要的名义。[8]因此，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开过的20多次常委会议和四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由此可知，在三位工人领袖中，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旧是最低的。
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又要让向忠发心存某种程度的不快。他当然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但自己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开始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9]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竟也正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时的中共领导人本身大都出身于知识分子，他们却不仅真诚地相信应当由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大量提拔工人，坚定地主张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甚至宣称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明确决定今后原则上不再派一个知识分子去莫斯科学习，一面把一切可能提升的工人党员统统提升到领导位置上来，一面却又毫不犹豫地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放到部队里去当兵，直至最后损失殆尽。[10]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价值观的变化能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有谁能说他们不重视党的工人成份？看来，他们与向忠发这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多半很少意识到，否定知识分子其实也正是在否定他们自己。
主张鞭笞党的向忠发
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那么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反共事变之后甚至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件事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常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还不那么容易。
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10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达上海，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维汉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中共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11]
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发10月革命节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当委员，可谓风头出尽。而向忠发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12]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13]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显然是这时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问题。此一风潮发生于１９２８年１月间，１００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此事的最后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提议办的。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欲望。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14]但是，会议却没有提到对中央一级领导机关的改造问题。恰恰相反，由于此时王荷波被捕遇害，会后又决定派苏兆征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内几乎不再有工人成份，新补入中央常委会的周恩来和罗亦农，照旧是知识分子出身。
1928年1月，向忠发被共产国际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他同时得到了中共中央11月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这立即给了向忠发发难的理由。2月上旬，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李震瀛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忠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当然，向忠发很聪明，他并不指望能够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中国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发难，而是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在这些信里，他非常强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满。
在这两封信里，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共11月会议决议的说法，宣称：这个决议在评价中国党的领导成份时是完全正确的，即我们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的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问题在于，决议并没有指出这种情况同样严重地存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间存在着严重争论，蔡和森、罗亦农与总书记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坚定，长江局负责人之一陈乔年擅自改组长江局各级组织，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分裂，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合流。“类似这样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动摇分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15]
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因为这恰恰也正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又再次听取了向忠发的有关报告。尽管，向忠发的这个报告其实是代表中共中央做的，但他仍旧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批评现在的中共中央。他断言，党内现在的矛盾斗争，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而基本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缺乏理论准备，也缺少群众的基础，结果早期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活动；第二，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由各个不同的进步组织中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共产党形成之后，这些组织不复存在，但这些组织的成员之间的感情依旧存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必然在党内有所反映；第三，由于党在理论方面相当欠缺，近些年来先后从莫斯科回国，经过相当理论训练的同志，正在日益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与那些缺乏马列主义理论训练，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来握有重要权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产生矛盾。因此，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１）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２）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互相之间争夺权力。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但他并不主张采取过于激烈的组织措施，而是主张“鞭笞这样的党，但不要大张旗鼓”。[16]
向忠发想干什么，在今天，或者在当年中国党的领导人看来，应该很容易了解。但在当年，特别是在象斯大林、布哈林这样一些本质上不信任知识分子，一心试图寻找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的外国人看来，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报告虽然在文字上或者逻辑结构上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明显地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好的印象。更何况，向忠发这时也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让人生疑的政治野心，他不仅没有攻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维汉，尽管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明确地批评党在理论方面的欠缺，赞成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干部出任领导工作。这说明，向忠发并非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他这时恐怕更多的只是想排斥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内部的部分知识分子干部，让自已在政治局里的地位名符其实而已。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很快即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以便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本来，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已经开始起中共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显然不相信几个月来始终没有参加过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此，他们特别决定派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担任这一职务。当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李振瀛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而以苏兆征为书记，李振瀛为秘书。因此，当1928年3月7日，苏兆征正式通知共产国际东方部他已到任[17]之后，向忠发也开始名正言顺地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进行工作了。
不用说，在国内领导干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不让已经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发言人，却把苏兆征派来担任中央驻莫斯科的主要代表，这并不符合向忠发的愿望。但让向忠发感到满意的是，共产国际显然仍旧喜欢与他而不是与苏兆征打交道。当然，向忠发未必了解共产国际对同样是工人领袖的苏兆征不甚满意的具体原因，但经过３月份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人人都可以发现，苏兆征至少不如向忠发那样机敏活跃和善于言辞。[18]因此，尽管根据主次顺序，中共代表团在内部分工上，苏兆征应当负责共产国际方面的工作，向忠发则负责赤色职工国际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要求向忠发继续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结果，苏兆征虽然身为代表团书记，并在各种正式文书中挂名于前，而实际上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却仍旧是向忠发，而不是苏兆征。
事情就此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化。3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大批工人作为100至110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19]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考虑到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显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时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毫无疑问，即使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ｌ如果没有对这个工人政治活动能力的相当信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时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来说，判断一个中国的政治领袖的能力毕竟是两方面的，首先是他坚持共产国际所规定的阶级路线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其次才是他为实现这一阶级路线的主要目标而进行组织、鼓动，以及调度指挥全党团结斗争的能力。对于中国党，斯大林等人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它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必欲找一个工人出身的领导人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职务，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向忠发是工人出身，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确实较其他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和指挥能力，这在斯大林等人看来，多半也就足够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响综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为凡是大的问题，都有莫斯科在指导把关呢。
那么，向忠发的反应如何呢？从已有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甚至到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三天仍不了解事态的这种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他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还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他说：“第一，我离开中国很久，很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第二，我对于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说，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不过，向忠发的发言一上来就与众不同。当时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以前的中共中央和前中央的某些领导人，而向忠发则声称：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第二，中央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不能不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20]向忠发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态度始终坚持到六大的结束，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评价，说他当时的这种作法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会议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倾向。向忠发之所以有如此表现，很显然是他这几个月在共产国际耳熏目染的结果。只是，这些看法有些是来自于国际，如他批评瞿秋白政治报告受到罗明那兹理论的影响，显然是因为罗明那兹的观点早在苏联受到公开批评；他强调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也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判断的中国革命失败原因的基本结论之一。但他不同意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中共中央，批评张国焘反对农村割据和自发斗争的观点等，也确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并不纯粹是照搬共产国际的说法。[21]
没有资料说明向忠发什么时候开始确切知道或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将出现重大转折。但从会议代表的成份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要改造中共中央的决心有多大。两年前，即1927年中共五大时，代表82人，工农分子仅11人，其余71人均为知识分子。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农分子即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22]可以想象，经常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向忠发应当了解，全面加强工农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正是共产国际召开这次大会重要目的之一。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准备安排向忠发担任什么样的党内工作，在6月17日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可以说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十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就占到了22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23]
向忠发并非傀儡
做了总书记的向忠发当然不会再做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很快将代表工作交待给新的中共代表瞿秋白和张国焘，然后与新的政治局委员蔡和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先行转道欧洲回国工作。
8月底，向忠发到达上海，并于9月2日开始正式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上台伊始，向忠发就做了几件颇值一提的事情。一件事是开除了刚刚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职务。开除的原因只是因为蔡和森出席六大前曾一度接手顺直省委工作，因思想左倾且经验欠缺，造成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严重，而省内又出现极端民主化倾向和对中央的严重不满情绪。根据刘少奇和陈潭秋的9月10日的调查报告，蔡和森于15日正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申请免除自己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尽管与会者在蔡和森等人的处分问题上均表示了看法，但大主意显然要向忠发来拿。对此，向忠发毫不客气，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主张“对他的处罚同意本人的意见，即公布错误，退出政治局”。同时认为：“此事不好好解决，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24]会议当即根据向忠发的意见做出了一系列有关的决议。
另一件事就是指示秘书潘问友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在这一根据向忠发意见起草的长达九千字之多的文件中，他一方面强调应当反对种种不正确的观念，包括过于重视合法运动，或者害怕群众产生幻想，反对一切合法斗争；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或者专注乡村工作，受农民意识所支配；轻视反帝运动，或者把发动群众的工作纯粹寄托在反帝运动上，主张以反帝运动来掩护阶级斗争，等等。另一方面，他也突出强调了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他所列举的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有：极端民主化倾向、小组织倾向、以个人意气、个人攻击代替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倾向、雇佣革命的倾向、消极怠工的倾向，以及机械地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份的比例，甚至盲目反对一切知识分子的倾向，等。其意显然在宣示自己的施政纲领。[25]
再有一件事就是提议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逐渐熟悉了中共中央各方面的工作之后，向忠发明显地希望能够尽快地做出成绩来。为此，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组织上变革的设想。象总工会并工委、宣传部并农委、军部取消并组织部，政治局下设军事委员会，甚至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等等。这些建议基本上都得到了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赞同，然而以中共中央来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国民党严密统治的上海毕竟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此受到一些中共领导人的怀疑，尤其是受到中共六大前负责江苏工作的项英的反对。但向忠发声称：“我们受了六次大会的重大委托，我们如何来实行？新中央工作至数月但有多少成绩呢？我们深深感到组织上是一个问题，的确感到工作方式之错误。我们每天都要喊中心工作，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上海，……中央兼江苏可给一般同志以很好的影响，同时群众的情绪可以很快的反映到中央来”。因此，他一意坚持，根本不听项英的意见，并当面指责项英对江苏的问题总是带有感情色彩，断言江苏的工作要有起色，“中央兼江苏才是唯一的办法”。由于向忠发的这一提议，江苏省委与中共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中共中央不得不接连开了十几次大小会议加以解决。而向忠发的意见，也只是在周恩来从外地回来后提出了极为充分的反对理由，并得到几乎所有领导人的支持之后，才极不情愿地放弃了。不过，他仍旧相当固执地表示：“放弃我的主张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豪（即周恩来——引者注）说服了我”。[26]
显然，这些事情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向忠发的工作作风和政治局成员对向忠发的态度。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这个人脾气暴燥、思想方法也较执拗，根本就不大能够听得进他人意见，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总书记的人。不仅如此，他也确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做事决断，很想做出点成绩来。因此，政治局多数领导成员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他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就使是同样工人出身，同样不大藏得住火的项英，事实上也得让他三分。即使是对通常被后人视为向忠发的主心骨的李立三，他也一样不稍客气。如1929年1月底李立三起草过一个中央通告，说明当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公开提出了他几个月来一直宣传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政府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李立三的这种看法，向忠发一直持有异议，因此当即宣称：李立三的说法有很大的毛病，美国同样是帝国主义，不能说它与英、日有什么区别，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有稳定的企图，却绝没有稳定的可能，即使暂时的稳定也不可能。虽然此一通告因其他领导人基本赞同，向忠发不能不批准下发，但他实际上并不服气。结果，两个月后，共产国际2月指示信对中共党内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向忠发立即大翻其案，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且声称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一种缺点，往往因为统治阶级修了一条马路，就对统治阶级作过高的估计，认为改良主义很厉害。[27]不难看出，说向忠发是李立三的傀儡，完全不着边际。
当然，李立三在向忠发作总书记期间确实起过极为重要作用。只是，李立三之所以有如此机会，也还有向忠发的作用。原来，李立三在六大时不仅不是政治局常委，而且不是政治局委员，他只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是向忠发作出了开除了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职务的决定，为李立三迅速晋升开辟了道路。并且，当1928年10月4日政治局会议正式追认9月15日常委会关于解除蔡和森的职务的决定后，又是向忠发提议由李立三递补因蔡和森退出政治局常委及委员的缺额。[28]于是，在周恩来等政治局委员回国后，李立三就正式接替蔡和森成了中国党内举足轻重的4位常委之一，担任宣传部长兼党报委员会主任。
李立三早年留学法国，政治活跃，思想敏锐，文字及讲话能力均较强。他从1922年起就长期从事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担任过各种党和群众组织的领导工作，有相当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李立三一向较为偏激，1925年“五卅”运动中作为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他，就曾因激烈地主张发动武装起义而受到过指责。[29]1927年十2月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他作为中央代表，在处理暴动善后工作中又因严厉打击知识分子干部，不顾事实地坚持要搞第二次广州起义而受到批评，影响了他在六大中当选中委。[30]基于这些情况，李立三在初任政治局常委职务时，还比较注意务实。他之所以能够得出诸如美国对华政策与英、日不同，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一年多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正在取得明显进展之类的观点，正是这时观察问题比较实际的结果。但想不到又被总书记批评为过高地估计统治阶级，因而带有右倾的危险。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看法的事实上的肯定，促使他重新走向偏激，认为：中共六大所强调的反对盲动主义的任务已经完结，中国党的盲动主义客观上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已经到了不动的程度，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如何消灭右倾危险”，甚至“不能既反左又反右”了。[31]
共产国际在1929年也提出了“反右倾”的任务，但那是7月份的事了，正式传达到中国更是4个月之后的事了。而向忠发提出必须把“反右倾”当作唯一的任务，则是在1929年3月间，可算是有先见之明。作为党的总书记，极力反对所谓党内的右倾危险，甚至宣布说左倾盲动倾向已经不复存在，其结果自然只能使党的领导层日益左转。说李立三是在这种条件下日益左倾，当不为过。当然，所谓“立三路线”的形成，向忠发还有更直接的作用。
向忠发率先提出反右倾，这本来可以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却不料，当11月底共产国际关于反右倾的决定传达到中国之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竟通过了一个决议，指责中共中央还左得不够，因此犯了右倾的错误。[32]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向忠发知道后，立即强烈地批评远东局“是一贯的右倾的错误，吹毛求疵来指责中央，掩饰他们的错误”。在与远东局接连三次面对面的争论不得结果之后，中共中央当即提出了书面的抗议，并上告国际控告远东局。[33]但在处理与远东局的争论问题上，向忠发自知不仅自身能力不及李立三，即使周恩来也不如李立三能言善辨。于是，中共政治局作出决定，将一切有关与远东局争论的问题统统委托李立三去处理。紧接着，因政治局确信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些隔膜，又派周恩来于1930年2月底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组织部工作亦交给李立三代管，从而使李立三有了充分展现其才能的条件。
当然，“立三路线”要想形成，还需要共产国际“批准”。向忠发一心想做出点儿石破惊天的大事业来，因此他早就在主张尽快地“动”起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反右倾”的决定，正合向忠发的口味。恰巧中共中央讨论如何贯彻“反右倾”精神之际，共产国际1929年10月指示信又到了。这封信中关于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高潮，“已经可以而且应当”立即开始准备实行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的说法，确实更使人热血沸腾。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不进则退，不左则右。中共中央迅速通过决议，表示完全拥护。而后，李立三又很快提出了一整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设想。这一套革命设想的基本内容就是，中国革命已经到了通过一省数省的首先暴动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爆发。因此，不仅共产国际应当批准中共立即开始发动夺取武汉的总暴动，而且苏联和共产国际也要准备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革命。[34] 不过，如果说立三提出的这一整套进攻路线的要害是“左”的话，那么这时最“左”却未必真的是李立三。因为事情很清楚，至少最早在中央里面主张消灭右倾危险的，并不是李立三，而是向忠发。尽管在构制革命宏伟蓝图方面，向忠发的想象力与李立三比确实相形见绌，但在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而不是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方面，向忠发毕竟从不后人。当李立三还在那里含糊其辞地说什么：“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向忠发则直截了当：“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当李立三还在那里主张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时，向忠发则明确主张：“取消‘斗争发展不平衡’一句”，事实上到处都有胜利可能；当李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高潮时，向忠发更是表示“我绝对不同意”，称“这样说足以使一般同志观念动摇，将革命分作两个东西，忽略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只简单看见了几个枪杆子、赤卫队”。中国革命早已不是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的时代，“如果特别看重农村，那和洪秀全时代有何区别？”必须指出：“农村与城市不是两个东西”，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城市斗争更尖锐。[35]
向忠发和李立三究竟谁走得更远，不是一目了然吗？
1930年6月初，所谓“立三路线”已经在向忠发的鼓励和推动下基本形成，中共中央甚至开始从中央到各省区，一概取消正常的工作机构，组织各级所谓的行动委员会，积极准备实行10月革命式的一击而中的全国暴动计划，打算以进攻武汉为中心，分别组织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罢工。不想，这时恰恰传来消息，说是共产国际怀疑中共所设想的以进攻武汉为中心的暴动计划，周恩来在莫斯科则接受了关于在中国首先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思想。这等于说，中国革命并没有到全国胜利的可能，革命的发展仍然严重不平衡。中共中央对此极为不满，紧急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明确表示“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批准他们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随后，他们立即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准备迅速动员全党展开夺权斗争。[36]
6月11日决议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坚决反对。他们强调，共产国际正在就中国革命问题制定系统的政策文件，而中共中央却决议在全国平行布置夺取政权的工作，反对建立根据地，此种作法十分不妥，目前只应当集中一切力量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对此，负责与远东局交涉的李立三明确表示，中国革命已经到关键时刻，“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向忠发立即给支持，声称远东局总是拿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来进行刁难，对于这种纯粹“强奸式的批评，我们绝不能接受”，“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的抗议”。同时还要向写信给周恩来和共产国际说明情况。随后，向忠发很快写信周恩来，大谈革命形势如何高涨，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如何正确，严厉指责远东局当时的临时负责人罗伯特“总是在许多细小的技术问题上吹毛求疵，搞得中央不胜其烦”。断言罗伯特“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省或几省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是一种露骨的地方割据的观点，表面上很激进，但实际上是对客观情势估计不足”，“是一条极其错误的路线，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现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如果不能坚决贯彻这样一条路线，“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就是阻挠革命”。[37]
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批评有根据地的发展的观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割据”观念，断言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然引起统治阶级全面围攻，非有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不能巩固，结果只能得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引起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非有苏联的直接援助和世界革命的全面爆发不能真正胜利的观点。7月，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平行组织南京士兵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而以武汉暴动为中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决定正式出台，李立三不能不开始设想苏联援助和世界革命的保障问题。但这样一来，不仅立即引起以陈绍禹、博古为代表的留苏回国学生的公开反对，而且再度造成与远东局的激烈争执。
7月底，红军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消息传来，使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布置夺取全国政权工作的中共中央欢欣鼓舞。谁知这时共产国际又来一电，断言中国革命主观力量太弱，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对此，中共中央自然难以接受。8月1日和8月3日，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情绪激昂，人人批评国际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李立三甚至气愤地说出，“如果我们对总的路线动摇了，对国际的来电是忠实了，但对中国革命则是罪恶”的话来。他明确主张：“国际必须迅速采取进攻的路线”，苏联必须立即开始准备进攻满洲，外蒙必须立即开始准备出兵中国华北，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一问题非常严重，丝毫不能延缓。中国党应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向忠发更是直截了当，声称：国际的几次来电都表现出“还不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形”，国际事实上提出了一条与前不同的不正确的路线，这“证明国际的错误”，“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并且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当然，由于周恩来没有能够让国际切实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在政治上也负有“严重责任”，“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因此，向忠发坚持认为中央前此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38]
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领导人，怀疑甚至批评共产国际，扬言要帮助共产国际，这无异于“犯上作乱”。李立三和向忠发由此给自己惹了大祸。只不过，远东局领导人对于共产国际欣赏的这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还不敢大张挞伐。尽管在按规定送给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会议记录里，向忠发所表现出来的对共产国际的不敬丝毫不比李立三好一些，但远东局还是把矛头指向了这位有系统理论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在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远东局声称李立三犯有反对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并开始在下面找团中央和总工会的干部搜集反对李立三的材料。[39]对此，向忠发同样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与远东局大吵，指责远东局挑拨中国党的纠纷，破坏党的统一。
8月6日，双方开联席会。向忠发一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发问：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已经破产？如果承认，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煸动其他党员来反对政治局？如果不承认，那就干脆宣布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但罗伯特并不示弱，严厉批评李立三不应当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抗，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与共产国际共同作出，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一切暴动计划必须推迟进行。对此，向忠发越听越气。当远东局秘书杰克威胁说，共产国际可以开除任何象李立三这种敢于反对共产国际并试图削弱共产国际威信的人时，向忠发不禁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嚷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双方当即吵了起来。向忠发因此站起来大声告诉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40]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对共产国际的代表大发雷霆，此事非同小可。在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向忠发承认“这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特别对远东局不应如此”。但他同时亦表示，远东局本来只是一个传达机构，并非指导机关，却总是在枝节问题上找麻烦，如今又提出中央反国际，并专门挑出李立三个人来攻击，甚至挑动中国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这实在难以忍耐。他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向来是集体指导，绝不能同意远东局把李立三同政治局分开来批评。既然远东局不信任李立三，今后向远东局汇报工作的责任就改由邓中夏来担任。同时，政治局会议迅速通过正式决议、政治局致远东局的信、政治局复远东局8月5日信关于李立三同志发言的材料，等，为李立三辩护。[41]向忠发起草并属名的政治局决议称：“远东局来信所引立三同志在八一与八三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话，完全是断章取义，而且全非原意”，政治局严重抗议远东局的来信，“在政治上坚决反对说中国党有以冒险代替革命领导与有反国际斗争的危险的结论，以及抛开政治局的集体指导指摘政治局个人，破坏中央政治局两年来一贯集体指导的精神”。当然，为了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紧张关系，向忠发在“要求远东局以后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吹毛求疵”的同时，也主动“要求远东局派人参加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政治讨论的会议”，以便在目前工作异常紧张和困难的环境中，与中共中央“共同负起政治上的责任”。[42]
仅仅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关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为此中共中央特别劝说远东局联名急电共产国际，请其重新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动计划。向忠发并亲自写信给斯大林，仔细说明整个革命形势的进展情况和中共的暴动计划，说明尽管国际主席团已覆电反对，但“我觉得国际主席团未得到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详细报告，故有这样的指示。因此除由中央将实际情形报告国际请示批准中央的决定外，特将目前严重形势告你，请求你的指示，并望在联共中央提出，予我们以切实的援助“。他特别强调：“这一严重形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异常严重的世界问题，请你迅速的答复”。[43]
斯大林真的不了解情况吗？事实上，有关中国问题的主要政策，这时恰恰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制定的。因此，向忠发的申诉当然不会有任何他所期望的结果。
向忠发何以“堕落”？
共产国际几次电报，中共中央却仍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国际指示。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先行回到上海，并于22日向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周、瞿回国之际，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８月初的两次会议记录，因此指示只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仅没有否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布署。以至政治局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反而认为：国际“不是根本反对武汉南京的暴动，而是要我们更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因此，中共中央不仅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且断定自己与国际之间的分歧，其实只是一些“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所以，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44]这件事清楚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对冒犯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的严重后果，还缺乏深刻的了解。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先是陈绍禹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大发雷霆的消息，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对此，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竟还蒙在鼓里，以至于他还敢在11月17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陈绍禹等痛骂了一顿。但当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根据从远东局得到的关于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关报告和中共中央8月初两次会议记录，断言李立三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志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45]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在11月18日的会议上，向忠发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摘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辨”，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已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当然，他这时还不了解陈绍禹等留苏学生背后有苏联的大手在撑腰，因此还是咬着牙不收回过去对陈绍禹等人的处分决定，并且不能容忍陈绍禹等人对中央的态度，坚持要“与之斗争”。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彻底老实了。他进而极其消极地提出：
“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的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46]
向忠发的请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瞿秋白第一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在紧接着于1930年12月29日米夫和远东局为六届四中全会拟定的改选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自然被删掉了。而与“立三路线”完全不沾边的瞿秋白莫名其妙地成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责任者，也因为在莫斯科时一度与米夫作对而被删掉了。再一个被删掉的是李维汉，而他实际上只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才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却成了国际来信中所提到的那个支持“立三路线”的“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代表，唯独“立三路线”的最高主持人向忠发岿然不动。不仅如此，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与会者的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人们这时所公认的在党内工作能力最强的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却没有一个人向这位总书记发难。虽然人人都知道，李立三很大程度上是靠向忠发这个“炮筒子”打天下的，向忠发也再度表示：“政治局本身的错误，我个人要负特别的责任”，仍没有人把矛头指向向忠发。这里的原因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忠发是个工人。正象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所说的，周恩来犯错误，“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向忠发等人“是工人同志”。言外之意，因为是工人，因此不仅“决不让他们滚旦”，就连屁股也不用打。甚至国际代表直截了当地说：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结果，新改选的政治局委员中，“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47]
虽然向忠发仗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结果使他明显不再象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把宝押在陈绍禹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陈绍禹进入政治局常委，来帮助把关。因为他这次政治上的严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不能象过去那样呈英雄了，他几次提出需要有个“帮手”。而这个帮手最好就是陈绍禹。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绍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干将。但过去他过于自信，竟没有把陈绍禹放在眼里。如今他翻然悔悟。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不同意让陈绍禹迅速进入常委工作，但他还是每每必定拉上陈绍禹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儿，即使是陈绍禹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好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开会，他只是喏喏而已。
不过，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还是做过两件对中共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件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去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四中全会结束后，远东局立即提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问题，并建议派将要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国焘（六届四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常委之一）来担任书记。对此，向忠发极力反对，称张国焘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工作不熟悉，同时与江西苏区的毛泽东过去在一些问题上有矛盾，难以合作，在苏区工作刚刚走上正轨之际派张国焘去担任领导职务，对整个工作是不利的。远东局虽然坚持认为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不会产生严重问题，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向忠发关于张国焘应暂时留在中央熟悉工作的意见。从以后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大搞一言堂的情况来看，这个决定显然为毛泽东减去一个具有重要威胁的政治对手。
再一件事是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本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决定过建立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单，向忠发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自然也被规定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但在四中全会之后，远东局建议即将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名单不必过于注重形式，群众还不熟悉者不必排在名单里。因此，关于政府主席是否有必要由中共中央主席来担任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没有必要”；有人则认为苏维埃主席需要全国有威信的，尽管由在上海中央的向忠发来做个挂名的主席未必好，但“除特生（即向忠发）外，没有别的人”更有威信来做这个主席了。张国焘则明确主张：“在全国威信上，还是特生好”。而向忠发却提出：自己在上海，又不能到苏区去，没有必要担任这个主席职务，“我觉泽东可做主席”。[48]显然，想到应当并且可以由毛泽东来做这个主席的，这时也就是向忠发了。由于这一意见最终得到了会议和共产国际的批准，毛泽东也就真的当上了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很明显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向忠发在中共党内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红军根据地去，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会的召开由于违反了党的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时，被人告密全部牺牲，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工作及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从此几乎一蹶不振。面对这种情况，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总书记固然并非完全虚置，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毕竟越来越少了。理论上有陈绍禹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实际工作上有周恩来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他一面因看不上陈绍禹不可一世的样子，动不动就和陈大吵，使得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不仅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好一段神经紧张，而且搞得部分领导人对此议论纷纷。因此，周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
其实，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一个向忠发。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14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49]这也就难怪，当向忠发被捕并被杀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明确表示想要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却不被共产国际所考虑。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的事了。
注释：
[1] 这里仅按习惯称呼。实际上历届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名称并不完全相同，如一大时称书记，二大、三大时称委员长，六大时称主席，等。
[2] 见高军：《关于向忠发被捕叛变问题》，《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等。
[3] 见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8页。
[4] 关于共产国际和“八七”会议之后临时中央对此事的严厉批评，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２８１——２８２，６２７页。有关此事的情形还可参见刘继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１１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６２８页。
[6] 确切地说，这时被当作工人补入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还有一个顾顺章。但顾顺章其实只能算是半个工人，因为其本人虽早年当过工人，但后来已做了职员。并且，顾顺章过去也并非工会组织的领袖，他只是在中共的领导下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负责人。
[7]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中央档案馆丛刊》，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8]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５１４，目录号１，卷宗号８１１。
[9] 《向忠发关于中共党内问题致彼得罗夫转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15日。
[10]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11] 在向忠发关于《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的报告》中，曾说明他离开上海前李维汉同意他“以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在共产国际进行工作，但在向忠发走后的一份中央常委会议记录上，却写明驻国际代表应“以中央委员身份”进行工作。这里从后者。
[12] 参见向忠发《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１９２８年９月１４日；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１８，卷宗号９１７。
[13] 参见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１５４，卷宗号３４３。
[1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４６９——４７２页。
[15] 《向忠发致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15，20日。
[16] 《向忠发关于中共党内问题致彼得罗夫转布哈林的信》，1928年2月15日；《中央书记同斯大林、布哈林等谈话纪要》，1928年2月21日。
[17] 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１８，卷宗号７７１。
[18] 苏兆征秉性沉稳、不善言辞，共产国际东方部其实早就了解。因为在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尽管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十分频繁，但苏兆征实际上从来都很少发言。
[19] 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１８，卷宗号９３１。
[20]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谈话会记录》，１９２８年6月15日。
[21] 同上注。
[22] 这些工人代表大多是从当时的暴动分子中挑出来的，多半只是看其勇敢与否。故周恩来有如此说法。另外，周恩来在一次回忆中提到的代表人数有所不同，称，六大时代表75人，工人占到41个。
[23] 有关情况可参见《党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第３９页注释；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第５３页；第４期，第６７——７０页。
[24] 《中央常委会记录》，1928年10月15日。
[2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695—710页。
[26] 《中央常委会议》，1929年1月3、13日。
[27]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1929年3月26日。
[28] 《中央常委会议》，1928年10月4日。
[29] 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1页。
[30] 参见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76页。
[31] 《中央政治局会议》，1929年3月26日。
[32] 《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2月。
[33] 《中央给国际的报告——关于远东局第十次全会决议对中国问题部分决议的意见》，1929年12月。
[34] 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193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电》，1930年6月12日。
[35] 关于共产国际文件上提到的“革命高潮”的定义问题，中共中央曾反复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参见《中共中央政治会议第8号》，1930年4月7日。
[36] 见《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1930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６卷，第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６页。
[37] 《向忠发致周恩来的信》，１９３０年６月２５日。
[38] 《中央政治局会议》，1930年8月3、5日。
[39] 《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0年8月5日。
[40] 《中央政治局会议》，1930年8月7日。
[41] 《中央政治局致远东局信》，1930年8月7日；《关于立三同志发言的附件》，1930年8月7日。
[42]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远东局8月5日来信的决议》，1930年8月7日。
[43] 《远东局、中共中央联名给国际电》，1930年8月7日；《中共中央致斯大林同志的信》，1930年8月8日。
[44] 《中央政治局会议》，1930年9月29日。
[45]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６卷，６４４——６５５页。
[46] 《中央政治局会议》，1930年12月6日。
[47]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卷，第３８——３９，１２９页。
[48] 中心档案，全宗号５１４，目录号１，卷宗号８２１。
[49] 参见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研究》，1944年3月3—4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5页。（本文收入此选集时曾做了较多的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