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离不开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但档案的利用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还远不像在图书馆查阅资料那么简单。尽管同样利用图书馆里的资料做研究，不同的研究者也会因方法不同、理解不同，产生出个人能力或研究结论上的差异，但是，档案利用方面所存在的种种限制和不便之处，给历史学家带来的，就远不仅仅是方法上或理解上的问题了。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中共历史的研究，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就尤为明显。由于中共历史档案目前开放的程度还不很高，查阅档案还有种种限制，一般的研究者，包括海外的研究者，要想直接利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全面地研究中共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离开了对所需主要档案资料的占有，要想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对事件的经过，还是对传主的经历，做出客观和准确的说明，通常都会变得极其困难。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研究中共历史的成果，之所以水平上参差不齐，解说上五花八门，在不少情况下并不完全是不同的研究者观点、情感上的不同，或者是研究功力上以及对资料的理解上存在着多大的差距，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占有得太少，以致于不能不更多地利用主观的推测或并不可靠的各种二手资料。
当然，现状如此，不等于不能研究。毕竟，即使就中共历史档案而言，其开放程度较前已有相当进步，陆续开放的档案已经相当之多。并且，除了大陆以外，可以利用的有关档案资料如今还可以从俄国、台湾以及美国等多处得到。而在大陆，相关的档案资料除了北京的有关机构陆续在公布以外，各地的档案馆这些年也以地方档案的形式先后公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直接利用已公布档案进行专题性的研究，是完全可能的。以下我分几点谈谈个人的看法。
中共历史档案保管之现状
中共历史档案资料的保管工作主要是由中央与地方两级档案馆来负责的。中央系统的档案，包括历届中共中央、中央所属各机关、中央系统的会议以及在中央系统工作过的领导者个人的所有有查考价值的文字的和图片的资料，均由中央档案馆保管。除中央系统以外的档案资料，一般则交由各地的档案馆负责保管。但历史上各中央局的档案，如有关江西时期的苏区中央局、上海中央局，抗战时期的北方局、长江局，抗战后的南方局及东北局等的档案资料，形式上虽有地方性质，实际上属中共中央代表团性质，故由中央档案馆保管。另外，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系统的档案，也由中央档案馆保管。只不过，它们是与中共中央系统的档案相区别的，属于国家档案，在档案馆内部分别由两个专门的部门保管。
相对而言，由于1949年以前中共基本上处于流动的、甚至是地下的状态，档案资料的保管相当困难，许多重要资料没有留存下来。像建党期间的档案，大部分已经遗失，目前所能找到的档案资料，多数都是从前苏联搜集来的。像江西时期的档案资料，大部分在1934年秋天红军撤退时被烧掉或遗失。另外几个根据地的档案资料，情况也都如此。现在我们多半只能从当年保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档案里，从俄国档案馆的一些档案里，以及在国民党人的档案里，如陈诚个人的档案里，看到这个时期的一些文献资料。
目前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这段时期的基本档案，大致上有四个来源，一是在上海秘密保存下来的二三十年代的档案资料，主要是1927年以后到1933年中临时中央撤出上海以前的中央档案；二是中共中央1935年到陕北后十几年积累下来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这一部分档案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大量的毛泽东个人的文献资料，中共中央各种会议的记录，对各地工作的指示和来往电报，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档案资料；三是30年代中后期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里各中央局的档案资料，抗战期间各个根据地的一些档案资料也在其中；四是50年代中后期前苏联归还给中共中央的当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资料，其中不仅有代表团自身的档案，有代表团与共产国际交涉的文件，最大量的还是代表团与国内中共党的组织，尤其是与中共东北地下组织往来的文献档案资料。
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档案资料中，最大量的无疑还是1949年以后的档案。这些档案保存之完整，对研究中共历史变迁之重要，自不待言。但众所周知，有些极具价值的关键性档案并没有保存下来。如毛泽东参加的相当部分最高层会议记录，只因毛泽东不喜欢会场上有人记录而将这项工作废止，致使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的讨论经过时，几乎无所凭据。熟悉中国文革的人都知道，作为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曾经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为留下毛的言论，瞒着毛偷偷录音，后来成了一大罪状。
中央档案馆全面系统整理和复制档案的工作开展得较晚。另外《档案法》出台之前，国家档案部分收集得也较迟缓，一些政府部门迟迟不能将过期档案交由档案馆保管。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1949年以前的档案才基本上整理完毕，开始有了比较详尽完整的工作目录和可以提供给读者的利用目录，并将多数文件制成了缩微胶片。至于1949年以后的数量庞大的档案资料，整个整理工作相信会更加艰巨。
中共历史档案的保管，除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档案馆保管以外，事实上在中央和地方的一些直属机关里，也有规模不同的档案资料室。从研究中共历史的角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直属中共中央的两个专职的党史研究部门和一个教学培训机构，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校。作为专职的研究部门，从研究的需要，这两大研究室也保管着相当重要的中共历史档案资料。党史研究室侧重于通史和历史事件等专题方面的研究，文献研究室侧重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个人生平思想的研究，因而两个研究室保管的档案资料又各有侧重。当然，它们作为文革以后新成立的部门，自己积累的档案资料并不多，因而实际上是在协助中央档案馆代管部分档案或档案的复制品。它们代管的档案资料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自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在陆陆续续在系统归类和整理并且已经编辑成册的成套文献资料，一部分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前往中央档案馆复制和摘抄的零散档案。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两机构成立后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主要是有关近20年历史的档案文献资料。它们保存这些档案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方便自己部门的研究者进行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的情况与上述两机构有所不同。它虽有负责党的历史教学的部门，可以保存与上述两机构级别相似的部分成套文献资料，但是，它保管的最具价值的档案资料多半并不是来自于中央档案馆，而是它作为中央机关之一自1949年起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中共中央下发的，以及中央、国家各机关相互通报的几乎是全套的文献资料。因此，从研究1949年以后中共历史的角度，中央党校保管的档案颇具利用价值。
与党的部门相似，在中央军委以下还设有军事档案馆和中共军事史的专业研究部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以及类似中央党校，负责培养军事人材的国防大学。它们也都程度不同地负有保管档案的责任，只是着重于中共军事史而已。
在地方档案馆中，最重要的是省一级的档案馆。它们通常保管着一些很有价值的地方党的历史资料。不过，由于所有的地方档案馆实际上都是1949年以后才陆续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们所能收集和保管的档案的主要部分，无疑是从1949年开始的。它们目前更侧重的，通常也是如何利用这些档案资料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建设。它们所保管的1949年以前的档案，大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中央档案馆的复制品。而这部分档案资料，经过多年整理之后，一些省馆已经将它们印刷成册，因此利用起来比较方便。
另外，像中国革命博物馆，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性的纪念馆，也都在搜集中共历史文献资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它们保管的少量文献资料，对某些专题的研究以及对弥补某一方面档案资料的欠缺，有时会有所帮助。
除了中国的档案馆以外，从事有关中共历史的研究，不能不注意国外的一些档案馆。尤其是在保管中共历史档案资料方面具有特别重要作用的俄国的档案馆。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可以说是除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以外，在保管中共历史文献方面最重要的档案馆了。在它的许多卷宗里，我们都可以找到有关中共历史的重要资料。它甚至还辟有专门的卷宗系统收藏中共历史档案资料。这是由于这个档案馆专门收藏前共产国际的档案，而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历时20多年，中共的大批干部曾经来过前苏联，或在前苏联学习培训，不少人甚至死在那里。并且，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乃至中共地方组织，都曾经常性地向共产国际通报工作，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甚至也要定期译成俄文并送往莫斯科。在这些档案里，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在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找不到的。当年，即1947年毛泽东撤离延安时烧掉的与莫斯科之间的来往电报，大部分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至于对研究这一时期中共历史不可或缺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各种文献档案资料，就更是这家档案馆所独有的档案了。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所保管的档案，基本上截止于50年代初，即斯大林逝世以前。但1953年以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不仅仅是外交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们除了可以在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看到有关1949年以后中苏外交关系的档案资料以外，我们还可以在莫斯科的另一家档案馆，即专门负责保管斯大林死后苏共中央文献档案的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里，看到相当数量的有关中共历史的档案文献资料。与外交政策档案馆里的档案不同，这里保存的有关中共问题的档案，虽然不少涉及苏中关系问题，但更多的是属于党的关系，即涉及政治层面的内容。
在莫斯科保存中共历史档案层次最高的，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在那里，保存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与苏共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之间的许多来往电报和会谈纪录，保存着斯大林的私人代表以及苏联驻华外交和顾问人员就与中共领导人谈话等问题给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报告，等等。许多资料是中方所没有的。比如，1949-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的记录；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一些来往电报；1959年10月毛泽东与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等人之间的谈话记录，等。当然，有些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应当有，但目前在那里还找不到。如1945年8月斯大林要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电报；1950年10月周恩来、林彪在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苏联援助中国出兵朝鲜的会谈纪录，……这些事关中共历史的很重要的资料，至今尚未找到。
保存有中共历史文献资料的外国档案馆还可以提到日本、美国、荷兰等国。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里，保存有一些涉及中共早期一些成员在日本活动的资料，以及三十年代日本从中国获取的一些有关中共地下党活动的文献资料。在美国的一些档案馆里，藏有当年美国外交官以及迪克西使团与中共领导人来往所获得的一些情报、谈话纪录和中共领导人的电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我们可以从斯内夫利特档案中看到一批相当有价值的有关中共早期活动的档案文献资料。
中共历史档案利用之现状
保管档案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而利用中共档案资料的形式通常有两种。
首先是直接查阅原档。
从查原档的角度来看利用的问题，结果可能要让人多少有些悲观。因为目前查原档的限制还很多。
中央档案馆的档案，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在做解密工作。按照《档案法》，30年以前的档案应当都在可以公开利用的范围之内。但实际上，包括俄国的档案馆在内，都有不少的限制。比如涉及到个人生平的档案资料，通常要等到人死之后，俄国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规定要70年以后才公开，目前查阅一般要有家属的授权。又比如涉及到党与党关系的档案，通常也不在开放之列，俄国人一般也不对普通研究者开放有关中共问题的专门卷宗。另外，中央档案馆目前还只限于接待国内各单位需要阅档者，不对海外学者开放。再加上即使能看，申请起来也比较费时费事，手续繁琐，还有交通不便（如中央档案馆远在西北郊，距离城里有一两小时的车程）等等，因此，真的能够经常利用原档的研究者少而又少。
到中央档案馆去查阅原档，一般程序是先向自己所在单位党委部门提出专项申请，经由省市党委批准后报送中央档案馆（有时还须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转）。根据同时送交的具体的阅档要求，中央档案馆在得到批件，调出相关档案并正式通知查档者后，查档人才能在规定时间前去查档。并且通常一次只能提交一个具体题目的申请，再要查阅其他问题或扩大查阅范围，则须再报再批。凡有过查档经历者都深有体会，即如果提出的内容不具体，比如说不清哪年哪月哪日的具体文件，往往调不出几件可看的档案；要具体说清年月日，不仅过于困难，而且其他相关内容的档案又看不到。一次查不到，或有些线索再想查阅，重新审批起来不仅费时费事，而且结果也常常仍旧不能令人满意。反复个一两次，除非是公家的任务，大概再不会有几个人愿意去那里查档了。
因此，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原档的，比较多的是三部分人，一是中央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二是一些具有相当高地位的领导人的写作组成员；三是外地一些经过多年申报要求查阅地方具体历史资料的研究者。三部分人中，前两部分人的效果比较显著些，因为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不必经过反复批准，又了解档案的具体情况，并且能够看到已经整理出来的目录，可以不断地提出要求，反复前往。不过，即使是这些人，查阅档案也有一些限制，那就是根据档案的保密级别，查档者也要受到级别上的影响，级别高的查档范围宽，级别低的查档范围小。如果查档者级别不是很高，即使前去查了档，有些关键性的会议或资料仍不能查阅，问题就能以真正搞清楚。而级别高者，因是负责干部，往往不会亲自前往查档，即使查得一二，也未必能写什么。
与前往中央档案馆查档比起来，去国外的档案馆去查原档相对来讲要容易许多。美国、日本这些国家不必说了，只要到了那里，懂外文，提出要求就可以了。即使是俄国，虽然有预先申请等一些较麻烦的手续，但只要进了档案馆，就可以依照档案馆提供的目录，反复提档和阅档，不必再办任何手续，也用不着像我们中央档案馆一样，非得事先提出自己所要的文件名称，阅档后更用不着非得把复制及抄录好的复本交给馆方审查通过再取回。当然，在美国、日本这些国家能够查阅到的中共历史档案资料比较有限，最重要的还是俄国的档案馆。
前面提到的莫斯科的几家档案馆，从1990年以后实际上已陆续开放。几年来，已有一些中国学者前往那里查阅过档案。包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还曾专门组团或派人去查阅和收集过档案。但到俄国的档案馆去查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还是很困难的。这一方面是受到语言的限制，因为今天大多数中国学者不懂俄语；另一方面是受到经费的限制，因为去俄国不同于去美国和日本等国，一般都需要自己负担一切费用，而目前大多数中国学者还很难做到这一点。再加上俄国的档案馆在管理上距离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档案馆还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可能经常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原因闭馆，申请阅档也还比较麻烦，所以中国学者到莫斯科去查档的还属于凤毛麟角，成果出的也不多。反而是美国、德国等国懂俄语的学者捷足先登，搞出了不少与中共历史有关的重要档案资料。
其次是利用经过整理和编辑的档案资料。直接查阅原档过于困难，利用经过整理和编辑，已经出版，或在内部发行的档案资料，就成了我们今天研究中共历史的最重要的一种选择了。
目前这种制成印刷品的档案资料数量相当多。但在选择这种类型的档案资料的时候，有必要对它们的可信度有所了解，以避免在研究中走弯路。
比如《毛泽东选集》（不包括4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那上面有不少内容照理说都是当年的文件、电报之类，属于档案文献资料的范畴，但该书的编辑带有强烈的宣传色彩，内容经过经心的修改，因此多数篇目的内容已与原件不相一致。文革后编辑出版的有关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文集，数量甚多，也编入了相当数量的档案文献资料，但文字改动也较大，有些重要篇目删节较多，作为第一手文献资料使用须十分谨慎。
从成套资料的角度来看，可信度较高的当属《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版14卷出得较早[1]，随即改出公开版18卷[2]，内容较内部版更多），它基本上是根据未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49年前部分编辑而成的，后者收集的文件从建党一直到90年代，每年少则两本，多则四五本，不仅有中央的文件，还有地方的报告，因此数量庞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则集中了1949年以前各个时期最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较为精炼，文字上和内容上也均未加工修改，甚至鲜有删节。这套文件集只编到1949年因故停止，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些人另外编辑了一套《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3]，有续编的意思，也有十几卷之多，但就它所收录的文献看，收入已公开发表过的文件太多，不少篇目发表时已经过修改加工，因此价值不高。后面的情况似有些改进。
国防大学编的一套《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十一册）[4]，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略微弥补以上之不足。这是因为它在选择档案文献资料时注重的事件经过，而不是时间顺序，故所收资料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不尽一致，可以某种程度上填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之缺。同时它的文件一直收集到文革以后，其中不少内容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因此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所没有的。
在成套资料中最具价值的是有关毛泽东的各种文献资料。由于毛泽东其人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对他的研究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中共几十年历史研究的水平和深度。据笔者所知，除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书记处等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外，他的绝大部分讲话、文章、指示、电报、信件，都已印成了文字。在中共领导人当中，他的资料可以说是目前公开得最完整的。
谈到毛泽东的资料，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日本学者早些年编辑的20卷本的《毛泽东集》与《毛泽东补集》，它收录了不少未经加工过的毛泽东的文章和指示，可以补《毛泽东选集》之不足。与此同时，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资料，已知大陆出版的就有《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等四五种之多。这些材料大部分是从尚未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资料汇编》中选编而来的，后者是文革后为了编辑毛泽东全集而收集起来的有关毛泽东1949年以前几乎全部文电、讲话的手稿和记录稿，文字上未作任何加工，故可信度较高。《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集》都是从《汇编》中选出的文献资料，同样未做修改和加工，只是不知编者为何没有把主要的篇目都编进去，以致不少很重要的内容没有收入。而《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内容虽与《汇编》内容基本相同，但不知为何有的篇目编者未选取《汇编》中的记录稿，而是选用了另外的内容不尽完整的记录稿。当然，《毛泽东著作资料汇编》也还有一些缺陷，比如《毛泽东选集》上已经收录了的内容，它只保留了篇目名称，略去了原文，使人仍看不到原稿。另外，它缺少毛泽东在各种中央级会议上的发言和报告的内容，缺少40年代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来往电报。好在如上所述，有关与莫斯科的来往电报，近年来正在得到陆续披露出来的俄国档案的弥补。比如，抗战期间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之间的来往电报，1948-1949年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来往电报，1949年初毛泽东等人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会谈纪要，等等，目前均已公开发表。
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资料，一般人最熟悉的，莫过于文革期间印刷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了。其中有些版本，至今仍是研究者利用来研究1949年以后毛泽东及中共政策变迁的重要史料依据。那里面有不少毛泽东的讲话和党内指示，都是当年造反派从中央和国家各部门档案资料室辗转传抄出来的。对照中央档案馆里的手稿和记录原稿，大多数内容是可靠的，只有少部分内容因为传抄的关系，有错讹之处。此外一般研究者利用较多的还有文革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五卷编辑时还在强调阶级斗争，因此它收录的1949-1957年间毛泽东的讲话、文章，比较多地注意了这一方面的内容。这和以后出版的毛泽东资料，有明显的倾向上的不同，但它对人们了解毛泽东的这一面，颇有帮助。当然，1949年以后最值得利用的，还是13卷本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5]。《文稿》将中央档案馆馆藏的1949-1976年间毛泽东的大部分手稿都收录进去了，并且没有在文字上进行加工和修改，因而利用价值甚高。《文稿》的不足，是某些篇目实际上经过删节，编者却未注明；个别电报指示照录照发，未细心考证其是否曾起过作用。同时，《文稿》所收录的只是毛泽东的手稿，没有收录有时更为重要的毛泽东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和与有关人士的谈话记录，这使得研究者在利用它来研究毛泽东时，会受到很大的局限。但这方面的不足事实上已经得到了弥补。像《毛泽东思想万岁》，就是以毛泽东在党内的讲话为主要内容的。另外像尚未公开出版的《毛主席与外宾谈话记录汇编》等，也比较完整地收录了毛泽东与外国领导人以及与外国共产党人的历次谈话。比较多地利用了这一《汇编》材料编出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外交文选》[6]，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这些谈话的某些重要片断。另外，近年来俄、美、挪威等国学者根据俄国档案，发表了相当多的毛泽东的资料，像毛泽东与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与苏联大使的谈话记录等，像毛泽东与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的大量来往电报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已有的毛泽东资料。[7]
文革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大陆公布中共历史档案的渠道相对来讲比较多些。当时不少刊物都可以公布档案。如中共中央党校办的《党史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的《党史通讯》和《中共党史资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的《文献和研究》、中央档案馆办的《中央档案馆馆刊》等，都曾公布过文献档案。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主持的专题性的资料集，也刊布过相当一部分中共历史档案资料。比如像利用价值较高的，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由中央档案馆编的《皖南事变（资料选辑）》[8]、由档案馆与统战部合编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9]、由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10]等。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公布档案文献的刊物渐渐地只剩下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办的《党的文献》一家。专题性地刊布档案文献的书，也出得少了。90年代前后出版的专题性中共历史资料书，大概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中“文献”部分，以及中国工农红军战史资料选编等几套军事史方面的书籍，较有份量。过去出版过的专题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以后只出版过一本《抗战时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11]。
除了上述情况以外，应当特别提到的，还有地方档案馆出版的档案资料集。相对于中央档案馆，地方档案馆的开放程度要大得多，对海外的研究者也没有太严格的限制。近几年，地方一些档案馆还与美国的一些档案馆和研究机构建立了交流关系，参加了由美国学者主持的某些档案研究项目。地方档案馆编辑出版地方革命史档案汇编，应该说开始得较早，广东等省的档案馆80年早些时候就已经印行了大部头的档案资料汇编，以后接连又有几个省印行了这样大部头的档案资料汇编。在这些资料汇编当中，有许多是具体研究中共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
在出版成套中共历史档案资料方面，还应当特别提到俄、德、美、荷等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俄国80年代中期在内部出版了一部颇有价值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它所收录的80件共产国际重要档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近几年，俄德两国学者同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合作，又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更为重要的档案资料集，即《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2]，目前已经出版了1920-1925年卷和1925-1927年卷，很就要出版的还有1927-1931年卷。由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共历史档案资料保存下来的不多，因此，这套资料集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我们能够重新去了解和认识这段时期的中共历史。有关俄国档案中与中共有关的成套资料，可以提到的还有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正在组织出版的前苏共历史档案资料丛书，包括已经出版的《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和正在出版的有关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等资料。与此同时，美国学者Joseph W. Esherick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编辑的《在中国失去的机会》一书[13]，以及荷兰学者Tony Saich根据前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马林的档案编辑的《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一书[14]，也都是较有利用价值的资料集。
目前中共历史档案利用中的一些问题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现有条件下利用中共历史档案资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还有一定的难度。
首先是档案资料保存不尽完整，这就使得研究者在一些具体史实的把握和判断上，难免要过多地借助于主观推断和二手资料，以致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说法各异的现象。
比如，关于早期中共成立的问题，现存的档案资料，包括目前俄国方面已经公开的资料在内，都还不足以清楚地说明它的整个成立经过。过去的研究，基本上是依靠一些当事人几十年后并不可靠的回忆口述资料，并主观认定先有这，后有那，然后依样画葫芦般地组织资料，形成定论。而后发现前苏联方面的一些史料，知道俄共代表作用甚大，于是开始出现不同说法。近年来，随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公布了几件新的档案资料，人们对建党经过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因此又有新的解说。但是，由于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仍旧不够具体，不少环节缺少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印证，因此目前只能是众说纷纭，难以盖棺论定。
又比如，关于中共1950年决定出兵朝鲜的问题，由于当时的许多关键性会议，包括毛泽东与金日成、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等，都没有找到保存下来的记录资料，因此，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就难免出现意见分歧。像10月1日斯大林、金日成的求援电、求援信到北京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否开过紧急会议？毛泽东为什么10月2日凌晨会写电报表示愿意出兵；2日政治局会又如何争论；3日毛泽东为什么又表示暂不出兵；6日军委会为什么又动员出兵；8日发出组织志愿军的命令，并通知金日成出兵意图，为何当天前往苏联谈判的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带去的两种意见，谈判结果又是不出兵；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出兵，后来周恩来与斯大林商量的结果又是怎样的，究竟苏联让了步，还是中共让了步，如此等等。就这么两周之间的事情，由于档案资料匮乏，直今在中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之间，尚未争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说法来。
其次是有不少档案在公布的时候就变动了时间和内容，极易对研究者产生误导。有关这方面的例子最典型的莫过于《毛泽东选集》了。如它对阶级分析问题的修改，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修改，不少都是事过多年之后，认识和实践都已经变化了以后重新修订的。依据修改过的文字来讲述中共历史或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是根本不可能看出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中共历史文献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它们并非是后来修改造成的问题，多半是当时发布时就已经造成了问题。如果研究者不能比较深入地去鉴别它们，同样会被误导。
例如1936年12月19日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之重要，在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中共中央是早于共产国际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党内决定的。特别是在多数研究者已经知道季米特洛夫16日来过电报，中共中央收到后因电码错乱要求重发，再次收到来电已经是20日时，19日《指示》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出来了。但实际上，《指示》真是19日作出的吗？非也。只要将19日政治局会后当天发出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与20日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内容，同《指示》稍加对照，就不难发觉，《通电》内容与《指示》内容大不相同，而指示内容实际上是季米特洛夫来电内容的翻版。由此可知，《指示》发布的时间，严格说并非19日，而应当是在20日以后。换句话来说，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式，基本上是参照了共产国际的意见的。[15]
其实，在研究中共历史文献时，我们经常能够发现，有不少文件的落款日期不是以正式修改定稿发布的日期为准的，而是以起草的日期的为准的。这在很多情况下未必是出于什么特殊的目的，中共中央当时确定上述《指示》的日期时多半也是如此办理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在研究这些文献时不够细心，就很可能会在史实叙述上或判断上发生错误。
第三是公布的档案不完整、不准确，极易引起研究者的判断错误。
关于公布档案不准确的情况，大致有两种原因。一是出于某种需要，有意删改了某些内容。
比如《皖南事变（资料选辑）》，比较说来，尽管它发表的档案文献大都是节录，但就选材而言，它仍是大陆80年代出版的专题性档案资料中编选得较好的一部。就在这样一部编得比较好些的资料集中，却有一些让人毫无必要的改动和删节。如第65页1940年10月12日电，将序号甲、乙改为一、二，将“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数字中的“曾生”两字删去；同页5月23日电“项英同志几个报告收到”，实际应为“项英同志数电收到”；第100页11月15日电“向顽固派取谣言攻势”中“取谣言”三字被删掉；第102页11月21日电“这些谣言与政治攻势”中“谣言与”三字被删掉；第139页1941年1月31日电中“同意胡、陈十二日电”被改为“同意刘少奇、陈毅十二日意见”；第184页1月20日电中“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只剩下“问题是……相左”，中间全部用方框表示。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凡是像“苏武官”、“崔可夫”等名字统统删去了。删去的地方几乎全用方框表示，但有些地方又注明“原件为抄件，其中错漏字较多”，给人印象似乎凡方框处均为错漏字，其实不然。
另一种情况多半是属于习惯问题了，就如同编某些领导人的选集时一定要把文字理顺，把不适宜的内容删去，甚至按照时兴的观点把不明确或不正确的意思拧过来一样，这些档案资料的编辑者一定要来一番加工。而当他们过份自以为是时，难免会把档案搞得面目全非。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90年公布于《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上的《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了。编者特别标明“本文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抄写稿刊印”，然而对照抄写稿，却发现公布稿几乎是错误百出。首先，编者搞错了时间，抄写稿写明4月11日，编者误标为4月10日。其次，原稿分甲、乙、丙、丁四项，发表者仅一“甲”项，缺少另外三项，未加说明。而最重要的是，编者随意改变原稿文字，完全不顾必要与否、正确与否，令人吃惊。如“与张说明的基本及具体问题”，改为“与张谈的基本及具体问题如下”；“他在公开抗日之先”，改为“他在未公开抗日之先”；“运动便可兴起”，改为“运动便会兴起”；将原稿中“对蒋问题。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确降日，代异离开他”，改为“对蒋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同时，编者还自作主张地变动了原文的段落层次及顺序，擅改并自拟序号，实在令人感到不可理解。这样公布档案史料，对历史研究危害之大，可想而知。[16]
第四，由于编译者工作不够细致也会造成公布的档案文献资料出现问题。
前面谈到的情况，不少都与负责公布档案的编者的业务水平和研究水平有直接关系。但我们发现，即使是一些主要由研究者直接从原档中整理翻译出来的文献资料，也有值得注意的问题，可能给直接利用它们的其他研究者造成不小的麻烦。
比如，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者都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照理说他们对有关毛的档案资料是有研究的，该书确实也编得不错。但该书第一册第539-541页上发表的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仍旧出现了问题。这封电报是证明毛泽东当年力主出兵朝鲜的一件最有力的证据。长期以来，人们也正是根据这封电报来判断中共当年决心出兵朝鲜的时间的。但是，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被收录在《文稿》中的这封电报，有两个缺陷，一是电报并非全文，而是节录，但未注出；二是文末编者虽注明电报“有手稿”，但没有直接查过原档的人，不清楚这封电报是否有签发的文字和时间。结果，1996年俄国学者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斯大林的档案里，发现了10月3日毛泽东通过苏联大使罗申转发给斯大林的一封与这封电报意思几乎完全相反的电报。于是，这位俄国学者接连在美国的报刊上尖锐批评大陆公开档案时可能有意伪造。其实，经过多方查证，10月2日的这封电报确有手稿，不能说是伪造。只是，与其他电报不同，它上面没有签发人的签字和发电时通常所标有的具体时间，再证之以10月3日罗申电，可以基本判定毛10月2日这封电报没有发出。没有发出的电报作为手稿之一，不是不能收入〈文稿〉，问题是应当将工作做细，注明疑问，以免以讹传讹，被人当作发电到处引用并由此得出不正确的结论。[17]
又比如，大陆1989年曾出版马林档案有关中国部分的内容，档案也是直接来自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研究所马林档案，编者也大都是长期从事这方面历史资料翻译和研究的学者。但对照1991年托尼·塞奇编的几乎同样的资料集，可以发现大陆版的问题较多。如第169页记录1923年5月9日马林收维里杰电一条，就与托尼·塞奇书中的内容有很大差异。大陆版的文字是：“收维里杰电谓：今天北京转来78英镑；其中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劳动大会。一千美金（S1000），救济受中国政府迫害的同志。一千五百（S1500），中国共产党3-5月份的预算。额外给一千金币（S1000）帮助中国共产党。共二百七十八（278）英镑和三百七十五美元。”显然，即使从表面上也可以看出，大陆版的说法有问题，前面英镑是78，美元三笔至少也是3500，而后面得出的数却是“共278英镑和三百七十五美元”。对照托尼·塞奇的资料集，发现那里的数字是“今天北京转来日方2000.78英镑，……共二千零七十八（2000.78）英镑和三千五百（3500）美元。”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人们在引用时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判断上的错误。[18]
第五，大概也是最复杂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利用档案资料时能否做到准确判断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许多关键性的档案资料仍旧是未公开的，即使是一些引用较多，有部分人可以看到的档案，也未必是其他研究者能够直接利用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如何确保自己转引他人的研究成果，即利用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不犯错误的问题。这一点不仅对于海外学者尤为重要，即使对于多数大陆学者来说，也差不同样重要。
举一个例子，中共历史权威著作向来说，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开始在党内推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是在会议上唯一进行了坚决抵制的人。并称，由于毛泽东的抵制，会议没有形成决议，因而王明的右倾路线没有形成对全党的统治。[19]能够看到政治局会议记录的研究人员在大陆是相当有限的。写出这种权威性著作的作者当然看过这次的会议记录，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正确。至少，会议并非没有形成决议，记录上清楚地写着：“决议：王明起草”。至于王明后来因为赶往武汉，忙于统战，没有写决议，与会议没有形成决议无关。在1938年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就明确讲过，称自己太忙，以致十二月会议没有搞出一个决议，是一个损失。[20]
为什么一个如此明显的事实，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却视而不见呢？这当然不是说持有类似看法的研究者有意歪曲史实。在很多情况下，事情要复杂得多。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体会，即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人往往很容易受到某种观念的影响。而当人们对某个问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主观印象之后，他们即使能够看到第一手的与宣传材料不同的原始资料，通常也很难用一种超然事外的客观态度去分析和理解他所面对的那些资料。这件事多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其实，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地去读一下当时的会议记录，就能够很容易地注意到，不仅决议问题是如此，就是毛泽东的态度也并非像有些权威著作所强调的那样是坚决“抵制”的。如果读过会后的大量文献史料，我们甚至可以肯定，毛泽东当时不仅没有反对王明的主要观点，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王明带回来的共产国际的主张。不少研究者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后来对王明的批判，当成了当时的历史。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看不到原始的档案资料，又不够细心的话，我们很可能会误以会那些权威著作的作者是最有发言权的。
另一种危险是引文。要判断一部中共历史著作是否可靠，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看它的作者有无接触第一手资料的条件，同时看书中的论据是否大量使用了引文并注有出处。在这方面，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党史著作和论文是极其欠缺的，除非我们熟悉并相信某些作者，否则，一般严肃的研究者是很难相信这些著作和论文的可靠性的。当然，也并不是使用了引文的著作，就一定可靠，特别是涉及到需要相信某些具体引文的时候。因为事实上如同公布的档案不完整可能造成某种假象一样，过于相信那些片断的引文也有同样的危险。
要判断那些片断的引文是否可靠，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但也不是看不到原始档案，我们就完全不可能判断这些片断引文的真假。
记得十年前笔者曾经撰文讨论过一个流行于中共党史界的观点，即1937年底季米特洛夫是否曾派王明回国来夺毛泽东的权？问题的提出其实很简单，仅仅是因为笔者注意到这一命题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矛盾现象。因为据说几个月后任弼时去莫斯科汇报了王明与毛泽东意见分歧的情况，紧接着在1938年8月，季米特洛夫就把王稼祥派回国来宣布莫斯科支持毛泽东当领袖。不过半年多时间，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的态度如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化？从逻辑上来判断，这里面只能有两种可能，即或者是在此之间发生了某些足以使季米特洛夫对毛另眼相看的重大事件，或者是季米特洛夫原本对毛就没有恶感，从未有过要王向毛夺权的想法。遍查这半年时间的大小事件，找不到毛能够突然取悦于季的任何资料，于是笔者只能向另一条路上走，即寻找季未曾准备向毛夺权的证据。而这方面的证据，可以说俯拾皆是，只不过过去那种说法已成定论，没有人向这方面想罢了，并非一定要多少原始档案。至于笔者为什么断定季米特洛夫事实上并无向毛夺权一事的根据，可见《百年潮》杂志《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和《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两文[21]，这里不再赘述。
注重资料之间的比较与鉴别，也是判断引文可靠与否的一个方法。下面再举一例：
在大陆最权威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中谈到国共1937年谈判经过时，两度用引文提到蒋介石在谈判中的一个条件，即“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说周严词驳斥了蒋要朱、毛“出洋”的安排，并称双方因此争执很久，无法解决。该两处均加注了引文出处，一处为周恩来1945年4月30日所作《论统一战线》，一处为1936年6月15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电。[22]首先，前一引文根据事隔8年之久，可信度不高，不足为凭；而后一引文为当时文献，似乎可信。但可疑的是，除1936年11月陈立夫与潘汉年谈判时曾经提出过请红军师长以上军官出洋半年，回国按材录用以外，再未见有任何文献资料提及出洋事，而以当时谈判气氛，也未到兵临城下之地步，看不出蒋非得强共所难逼成破裂不可。笔者虽未见15日周电原稿，然而查6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15日电给共产国际，内中并无此要求，只说明蒋有“朱毛两同志须出来做事”的要求。出来做事自然与出洋不可同日而语。[23]再查6月22日周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后致蒋电，所争也非朱、毛出洋问题，而是朱德不能外出做事，必须留在红军主持指挥的问题。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谈判对案，内中也未见谈到朱、毛“出洋”事，仍是强调朱不能出外做事的问题，提出“朱毛出外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去。”[24]把22日周电、24日中央决定，与17日转发周电内容相比较，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是相符的。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国共两党相持不下的所谓朱、毛“出洋”问题，中共中央及周恩来事后再不提及，则反而说不通了。当然，具体真相如何，核对周恩来1937年6月15日电报后相信更容易做最后之判断。
几点心得
1、从事中共历史研究，能查阅到原始档案与不能查阅到原始档案大不一样，查阅到原始档案能保持客观态度与不能保持客观态度大不一样。
2、一定要坚持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研究历史。也就是说，不轻易相信他人引用的史料，尽可能自己去查阅原始资料，对他人的引文、回忆录和口述史料，须有较扎实的旁证方宜使用。
3、要善于比较和发现资料中的问题，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能够提出为什么并举一反三，就等于成功了一半。科学研究是如此，历史研究也是如此。
4、注重资料的完整性。按课题搜集资料时，遗漏了任何一条资料都可能会使研究的结果发生动摇；对自己使用的任何一条资料，如果不能确定它的出处、时间、形成经过和有无删节，就不能当做主要的论据。
5、注重资料的连贯性。在叙述历史经过时，任何资料的利用都必须严格地遵循当时的时间顺序，把它们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下，不可随意颠倒位置，把卯时才能形成的看法放到子时来说，把丑时曾经有过的看法硬安到寅时去讲。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发行），第1-14卷，中共中央党校1985-1987年版。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8卷，中共中央党校1989-1993年版。
[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5卷（仍在续出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97年版。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4册，1979-1982年印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党建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31册，1987-1989年印行。
[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49-1976，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年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7] 在这方面公布较多的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出版的《Cor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9]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中、下卷），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该资料集1988年还出版有《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财政卷，工商体制卷，基本建设投资卷，农村经济体制卷，工业卷，农业卷，交通邮电卷，商业卷，对外贸易卷，金融卷，物资卷，劳动工资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1995年版。
[11]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有关中共中央局的成套资料，1986年重庆出版社还出版有《南方局党史资料》5卷本）
[12] ΒΚΠ（б）， ΚΟΜИНТЕРΗ ΗΑЦИОНАЛЬНО–РΕВОЛЮЦИОННОΕ ДВИЖΕН-ИΕ В КИТАΕ ДОКУМΕНТЫ Т.Ι. 1920-1925.
[13] Joseph W. Esherick，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Ⅱ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74.
[14] Tony Saich， The Orig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therlands， 1991.
[15] 《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1936年12月16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文献和研究》第6期；《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6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6] 《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第3-4页。
[17] Alexandre Y.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ermber 16-October 1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pp.95-96； 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92页。内中写道：“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这些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新版（即1998年
版）《周恩来传（1898-1976）》对这句话仍未做任何修改。
19 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年12月9-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8年2月27-28日-。
[21] 拙作：《抗战时期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拙作（青石）《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百年潮》1997年第4期；《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百年潮》1998年第1期。
[22] 前引《周恩来传》，第361页。
[23] 《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514-516页。
[24] 《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方案问题致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1936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517-5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