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两个数据颇令人惊奇，1915年吴虞为自己发表的文字做了一份清单，涉及杂志有25种之多。1920年的一则日记，则说明了其所定购的杂志达12种之多。无论是投稿还是直接订阅，都是接触报章之明证，显示一位身处内地的读书人如何通过报章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本文以吴虞为例证分析新型传播媒介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机制，揭示了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是如何汇入新文化运动的。本文出自《新文化运动：新型传播媒介引导的一场变革》，略有删节，载《〈新青年〉与２０世纪中国——纪念〈新青年〉创刊１００周年高层论坛论文集》。
新文化运动是如何开展起来的，一向是众所关心的问题，这也是评估这场运动如何产生广泛影响的关键所在。就此而言，技术层面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其一，有关新文化运动的言说能否由“中心”向“边缘”进行广泛传播；其二，需要多少时间完成这样的有效交流，包括派送、阅读，乃至由读者成长为作者。达恩顿（Robert Darnton）对《百科全书》的研究，就富于洞见地提出下列问题：启蒙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技术与它的主旨和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吗？出版商、书商、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出版如何像生意那样运作？单就此书所展现的印刷商、工场主、出版商、读者的真实生活，就足可说明对于出版物的审视，除著者之外，尚包括诸多环节需要厘清。在稍后撰写的一篇文字中，达恩顿还对书籍史研究中业已取得的成绩及有待深入的面相提出了看法。借助于阐述“交流的循环”（the communication circuit）这一分析模式，他强调，对于书籍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努力搞清楚：从写作到出版，从印刷到流通，从销售到阅读，以及所涉及的作者、出版者、读者。这些因素，无疑都构成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所在。
如前所述，较之晚清，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版图”已关联于普通人，影响所及，报刊作用于个体的模式也在发生改变。这里要揭示的是，报章被广泛阅读，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机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就强调：“一份报刊是在公众的批评当中发展起来的，但它只是公众讨论的一个延伸，而且始终是公众一个机制：其功能是传声筒和扩音机，而不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载体。”针对新文化运动的分析，王汎森即阐明“阅读大众”（reading public）的形成乃其中的关键环节，指出新文化运动培养出一个新的“阅读大众”，为争取这些新的读者，以营利为考虑的出版业者因而随之变化。报章构成个体与社会发生联系的关键所在，所发挥的影响既深且巨，这里提出“时限”的考量，正是试图对此有更为准确的把握。换言之，值得考虑的是，身处各地的读书人，多长时间可以接触到包括《新青年》在内的刊物，进而完成“交流的循环”。
所谓影响，有必要首先确立这样的沟通渠道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晚清以降，上下对于阅报都很重视，也推动了报章发行工作的积极展开。当然，报章的创办与发行，本有中心与边缘之别；各主要报章在全国设立售报处进而各方人士开设阅报所，是普遍的现象，只是各地所能接触到的报章情况究竟如何，还难以有全面的较为准确的估计。
可以明确的是，民国以后推动阅报的形式有了进一步发展。北京大学就成立了不少类似的组织，《北京大学日刊》即刊发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一则《阅书报社之发起》，就表示该社致力于“购阅各种关于法理上之书报，以补图书馆之缺”。更有《消费公社启事》，说明“本社受本校委托为代购书籍机关，如荷定购中外各种书籍，请于每日下午五至七钟惠临马神庙总社接洽为盼”。恽代英的日记也展示了这方面的情况，1918年6月2日的日记表明恽与其同道议决“设公共图书馆以交换所有书籍，并公之大众”，而且“所备图书，以最近杂志及新书为要，其大部旧书不在重要之列”。
1920年7月，毛泽东还在湖南长沙开办了一家“文化书社”，实际上即是代售书报。据《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该社“营业范围，为书、杂志、日报三类。书计一百六十四种，杂志计四十五种，日报计三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新潮》《改造》《新教育》《民铎》《少年中国》差不多都能销售二三十份，《新青年》更是能销售150份左右。《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则汇集了开办以来七个月的情况，更展现出这些书刊“均很畅销”，常常“供不应求”。并且在各县成立了七家分社，尚有本城的“贩卖部”七处。所销售的书报，从数量上来说也属惊人。其中《新青年》200本，《劳动界》5000本，《新生活》2400本。此外，《时事新报》每日可售75份，《晨报》每日可售45份。不用说，正是这些场所构成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影响机制。当然，这其中个人的作用也不可低估，鲁迅在日记中就透露，其曾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杂志，以邮寄的方式寄给其二弟、三弟以及众多友人和图书馆，这样的方式实际是自晚清报章流行开来后一直延续的方式。
上述报章之广泛销售以及阅报处的开办，以往皆构成解读新文化运动影响机制的重要环节，然而这些并不能完全涵盖新型传播媒介所建立起的“交流的循环”，也是清楚的。以吴虞来说，则不单有何时接触《新青年》的问题，值得考量的还包括反馈机制的建立，促成其成为《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这一过程能够实现，信息传播的“时限”就构成重要的因素。
吴虞民初那段时间的日记，昭示出阅读报章已构成那个年代读书人的基本生活形态。之所以发生这一幕，端赖于报章已建立起基本的销售渠道，这是首先需要把握的。具体说来，陈岳安主持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就构成吴虞接触各种报章及书籍的主要渠道。该流通处系傅樵村在晚清创办，1915年委托陈独立经营，到1917年傅辞世，华阳书报流通处即由陈岳安继承下来。当然，渠道并非单一的，其他书局也在成都建立起发行网络，这同样是吴虞接触各种书刊的渠道。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在成都皆设有分支机构，吴虞往往直接通过此订阅书刊。其1918年11月12日的日记就写道：“在商务馆取《透视学》一本，《刻板沿流考》一本，《宋元戏曲史》一本。中华书局取孙渊如联一付，钱竹汀联一付。”类似的记录还有不少，1919年5月9日记：“同少荆至商务馆，取胡适之《哲学史大纲》一本。韦伯司大字典已到，予将预约券交之，取得字典，尚须补银十元，邮费一元八角。”一个月后又有这样的记录：“过商务馆取留美学生《季报》春季一册、《成功捷径》一册。又过志古堂，取《墨林今话》一部……又至中华书局取所带丁刻《佛经》而归。”据此，大致可以判明，通过华阳书报流通处及商务、中华等出版机构设立的分支机构，生活在成都的吴虞很容易就能接触到各种新式出版物。有两个数据颇令人惊奇，1915年吴虞为自己发表的文字做了一份清单，涉及杂志有25种之多，除省内的成都、重庆等地外，还远涉上海、东京。1920年的一则日记，则说明了其所定购的杂志达12种之多。无论是投稿还是直接订阅，都是接触报章之明证，显示一位身处内地的读书人如何通过报章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是吴虞接触这些书刊所需要的时限问题。这样的问题之所以值得探索，正在于这是确保有效沟通方式的重要依凭，能否及时读到来自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出版的书刊并且及时反馈，进一步的，其所发表的个人意见也能够在这些报章登载，无疑是审视新文化运动形成了怎样的反应机制的关键环节，吴虞留下的日记正可以说明此点。
根据吴虞日记的记载，大致能判明其约在1916年底的时候接触到《新青年》。1916年12月3日，吴虞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新青年》，上海棋盘中街群益书社。饭后发新青年主任陈独秀信。”陈独秀与吴虞早已相交，因为章士钊、谢无量的推许，陈了解到吴虞乃“蜀中名宿”，于是选录其《辛亥杂诗》加以诠释，登载于1915年出版的《甲寅》第1卷第7期。大概是此时吴虞了解到陈独秀正在办《新青年》杂志，为此才有致函陈独秀之举。
通过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字，也可了解陈、吴二人相交之大致情形。吴虞致函陈独秀，是因为读到《新青年》登载的易白沙《孔子平议》一文，他表示“读贵报大论，为之欣然”，并提出“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持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击之者，势也”。还表示不日拟将其文字依次录上，“以求印证”。陈独秀将吴虞的来函以及回函登载于《新青年》“通信”栏，除说明《甲寅》所刊吴虞诗即是由他选载以外，又向吴约稿：“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吴虞给陈独秀写信是在1916年12月3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行于1917年1月1日，据此可以大致判明，吴虞在成都寄信给上海的陈独秀，不足一月即已刊登于杂志。
当然，吴虞不可能当即知晓《新青年》登出其信函，但显然他对该杂志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该年1月19日即通过陈岳安订了全年的《新青年》杂志。从其他杂志获悉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吴虞也不免关心“《新青年》其能继续乎”。吴虞要到1917年3月15日才见到《新青年》第2卷第5号，获得其信函刊登于该杂志的信息。为此他在日记中也表示，“《新青年》二卷五号来，陈独秀复余信”。这对于吴虞显然是莫大的鼓励，为此他在3月18日又“发陈独秀《书〈女权平议〉》稿挂号信”。事实上，吴虞寄给陈独秀的文章，他也很快通过其他途径知晓已刊登于《新青年》杂志。最初是《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刊于1917年2月1日发行之《新青年》第2卷第6号。该年3月25日，吴虞已获得了这样的信息：“午刻陈岳安处送来《进步》十一卷四号，《新中华报》三月七号三张，因上登有《新青年》六号要目，余之《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在上，故送来余一阅也。余之非儒及攻家族制两种学说，今得播于天下，私愿甚慰矣。”为此到3月28日，吴虞又“发陈独秀挂号信，钱一百五十二文”，大概是知道《新青年》将刊其文，故寄钱购买。
《新青年》迁往北京后，吴虞与陈独秀的联系所花费的时间更多些，但也只需一两个月的时间。1917年5月2日吴虞在日记中提及，“写吕东莱、朱元晦、李邦直论《礼运》三条与陈独秀先生，请列入通讯与余前说互证”。这里指的是针对稍前撰写的《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一文，其所发现的三条证据，后刊于1917年7月1日发行之《新青年》第3卷第5号“通信”栏。而该年5月3日吴虞在日记中又提及，“饭后发陈独秀信，附去《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一首”。该文后刊于《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发行。由这些例证提供的信息，大致可推断这样的交流往往只需一两个月的时间即可完成。
文章刊发后，作者也大致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收到杂志；通过其他报纸刊登的广告，在更短的时间内即可获得相关的信息。1917年5月20日吴虞在日记中就说明，陈岳安带来《申报》上刊登的《新青年》第3卷第2号要目（该卷刊于1917年4月1日），“已见登余《消极革命之老庄》文一首”。1917年7月13日的日记中又写道：“陈岳安幸未受损，交来《新青年》三卷三号一本，登余《礼论》一首。有毛义者于通信门驳余‘盗丘遗祸万世’之语，请为孔子雪冤，可笑也。”该卷刊于1917年5月1日，吴虞是在两个月后收到这期刊物的。吴虞最初寄给陈独秀的文章，陆续刊登于《新青年》杂志，大概都呈现出这样的情形。
这样有效的交流，也使作者能够及时感受到文字刊出带来的欣喜。1917年5月18日吴虞在日记中提及，“陈岳安送来《新青年》三卷一号一本”。
不惟如此，成为读者、作者的吴虞，也成为《新青年》发行的推动者。吴虞1917年4月17日的日记留下这样的记录：“晚陈岳菴来谈，云《新青年》三十份、《甲寅》二十份均售罄，现又往续带。祝屺怀、李哲生亦订《新青年》，可知矣！《甲寅》拟仍出月刊。君毅所办《学艺》，岳菴允代派三十份。”这里述及的是陈岳安处代派《新青年》的情况。而成为《新青年》的作者后，吴虞也帮忙订了不少该杂志。1917年5月31日记：“存孙来信言，订《新青年》一份。”1919年6月8日又记：“廖学章欲买旧《新青年》，予作书与岳安，嘱检送廖宅。”正是由于包括吴虞在内的诸多人士的努力，《新青年》等刊物在成都的发行也更为理想。吴虞1919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就留下这样的观察：“至书报流通处，取《解放与改造》第五一册，《教育潮》第四一册，《杜威演讲集》一册。”12月31日又记：“至流通处小坐，阅其售报簿，成都县中学生买《新青年》等杂志二十二元，守经堂亦买《新青年》，潮流所趋可见矣。”
由读者成为作者，还不算完成“交流的循环”，吴虞参与创办的《星期日》，还曾借助于《每周评论》《新青年》等刊物进行宣传。1919年8月胡适即在《每周评论》撰文推荐《星期日》等刊物，道出长沙的《湘江评论》和成都的《星期日》在形式上、精神上，“都同《每周评论》和上海的《星期评论》最接近的”。吴虞1920年1月26日的日记还述及：“将《星期日》社会问题号《说孝》一篇校正，寄《新青年》编辑部，并附去广告一纸。”而该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5号也刊出了《星期日》的告白。在其他环节还可注意到吴虞对推行杂志做出的努力。1919年7月12日的日记这样写道：“在陈岳安处取回《大学》月刊第二号一本、《新教育》第一号、第二号各一本。《外交报》全年三十四本、《法政质疑录》十本、《新社会》一本，捐送少年中国学会分会……午饭后，毕节杨适夷自北京西单石虎胡同七号寄来《社会改造论》一本，系油墨印，嘱登四川报，令人与少荆交去。”吴虞不仅将外面所创办的杂志引到成都，还将出川人士的稿子在成都的报章上进行介绍发表。这是以多种形式连接成都与外部世界，自然也构成推动新文化运动产生广泛影响的表现。当然，这些活动也构成吴虞的晋升之路，1921年夏天吴正式受聘于北大，任国文系教授。因在北京获得胡适等人佳评，他在日记中也不无自豪地表示：“予之著作，在四川前数年，真有‘蜀犬吠日’的景象。近来同调虽多，而‘诧异惊奇’的人，委实还是不少。可是一到了人文荟萃的北京，简直欢迎到这种地步，足见社会文化程度上的差异了。”
由读者成长为作者，不仅吴虞如此，从《新青年》“通信”栏还可发现，从投函《新青年》开始，逐渐成为该杂志主要作者的，还可开列出一长串的名单：钱玄同、常乃悳、张申府、俞颂华、蔡和森、陈望道等。当然，吴虞的例证未必具有典型意义，尤其是对于这里所关注的新型传播媒介的影响机制问题，处于不同地域的读书人，自然展现出不同的特质，因此需要透过其他的例证加以补充，才能更好揭示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如何汇入新文化运动。
这里可略举身处东北的金毓黻的情况。1920年前后那段时间，金毓黻游走于东北的几个城市，其留下的《静晤室日记》从1920年3月开始记录。据此可看出，其所在的地方也很容易买到所需杂志，往往是先从报纸的广告上获得相关信息，然后去购买该杂志。1920年10月1日记载：“看报，梁任公主撰一报曰《改造》，第一期已出版，拟购阅之。”次日日记表示已购到。《改造》第1期发行时间为1920年9月15日，由此也可知东北与北京之间的书报销售，已建立起颇为便捷的渠道。同时，具体分析金毓黻日记的内容，也能说明其针对杂志内容反应的时限问题。1920年10月6日的日记写道：“胡适之论新思潮义意［意义］，有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四项。而新思潮的态度，则为评判的态度。《改造》载寓公《新思潮我观》一篇，解释‘新思潮’三字之义最为切当透辟。盖胡氏用综合的解释，而寓公则用分析的解释，此其不同之点也。”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2月1日刊于《新青年》第7卷第1号，从时间上来说看不出什么问题，而《新思潮我观》1920年9月15日刊于《改造》第3卷第1号，则说明金毓黻接触上述杂志，大概只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学衡》杂志1922年1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而金毓黻在192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当即有所回应，并评点了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
文章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代史主题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