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是一门开放性的学科，史学领域的开拓、方法的更新和视角的转换，通常经由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实现。可以说，20世纪是史学与社会学亲密接触的世纪：社会学提供史学科学研究的新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史学领域的研究视野；人类学方法的引进使史学家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创新了史学发展路径；新史学研究重心下移，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也决定了它必须有效地吸收相邻学科优秀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学科融合发展不仅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史学创新的发展路径。
一、史学反思与融合发展
21世纪的史学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后现代史学的“芳华”已逐渐褪去，它质疑史学的客观性，甚至有学者呼吁，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学已告终结了；[1]史学的全球化和跨学科趋势，对史学工作者的理论素养要求更高，视野要求更广阔；互联网信息时代是信息大爆炸时代，辨别史料真伪、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变得尤为重要。
2018年，纸媒期刊聚焦史学自身发展，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史学研究反思。不言而喻，在全球化背景下，历史研究的领域更加综合化，研究对象更加多样化，研究方法更加专业化，价值共识与冲突更加复杂化。基于此，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哪些优良的学术技艺与思想素养，需要具备怎样的前瞻性思考、理性自觉能力，才能有机融入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的学术洪流？对此，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基本现状出发进行深入考察，王立新认为：“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普遍的理论素养不足……导致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学者只能为国际问题的研究提供‘原料’，而不能为理解和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提供复杂的、有深度的、独特的历史视野。此外，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的不足也限制了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提出问题和推陈出新的能力。”[2]因此，当前史学工作者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综合的理论素养、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合理的想象力，这是史学创新的基本前提。
与此同时，如何提出既具有社会关怀又具有全球旨趣的重大现实问题，有效提高历史分析的逻辑建构能力，进而保持深入探索学理价值的旺盛学术热情，也是当下史学家普遍关注的现实领域。侯建新指出：“当下的研究成果可能比原来更规范、更专业，但另一方面，不少作品缺乏问题意识，往往就事论事，缺乏探索的热情、宽阔的视野和具有指向性的内在逻辑关系。”[3]提出好的选题之后，如何博闻约取、厚积薄发，创造出独特的作品，并形成强大的传播效应，也是史学的一大问题，钱乘旦希望“中国的英国史研究拿出更多有独创性的作品，把中国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舞台。”[4]从全球视野出发，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再到收集材料、细致甄别、静心提炼出独创性核心观点，都是史学创新的关键环节。
与史学研究者在学术纸媒提出重点关注的问题相呼应，网络平台与新媒体也就相关问题与现象不断发声，聚焦于“什么是历史”、“历史有什么用”等问题展开追问。如：《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5]、《历史，你在哪里？》[6]、《历史研究中的求知与求用》[7]、《“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8]、《为什么历史学家总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9]等，这些公众号接连发文，对新时期史学的定位、功能及发展等进行思考，进一步强化了积极探索史学发展新路径的重大现实意义。网络平台与新媒体观点更新颖、更灵活，更能体现公众的心声，史学工作者如何将此转化为史学研究的课题，讲好史学理论，是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时代发展带来的挑战，考验着史家的学识与智慧。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同在。基于实践发展所形成的时代问题及其破解，必然促使史学既有的研究逻辑与方法不断实现突破，寻求史学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怀特认为：“20世纪人文社科中的种种反历史主义和怀疑论思潮，其反映的是学界对职业史学的不满情绪，因为：史家总是信守着某种‘幼稚的’方法论，并埋首于浩瀚的史料中，这使得他们没精力去了解艺术和科学等领域的最新发展，并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动机而对外界思潮持拒斥态度。”[10]对此，来自伊格尔斯、王晴佳和穆赫吉的结论则更加明确，他们认为：“以当代史学的走向而言，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在寻求结成新的联盟，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诸种挑战。”[11]安托万·里勒蒂进一步强调：“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年鉴》注重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对话，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12]这充分说明：面对时代挑战，史家要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及时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动态，并与之缔结联盟，形成融合发展之势，才是史学发展的新方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史家则从史学学科内部以及中外史学融合发展的视角提出应对之策。晏绍祥认为：“综合性研究多由老一辈学者完成。他们中的许多人国学功底深厚，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两个领域均有相当造诣，能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提出重大的理论和历史问题。”[13]李剑鸣提出：“如果我们能够既关注美国史学的前沿，又吸取中国史学的滋养，可望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取得足以产生反响的成果。”[14]可以看出，中外史家在积极推进学术创新意义上都指向了同一路径，即史学应借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观念与方法，致力于跨学科融合发展，有助于给史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新”联盟：文学与互联网
史学向社会学拓展的较早，而且发展得相对充分丰满；史学与哲学相融合，已发展出历史哲学这一专属领域。故本节重点申说史学与文学、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之势。
1．文学：诗意与情感
自古以来，文史就是一家。我国史家很早就注意到了史学行文的文采性。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5]这里，孔子所指涉对象虽然是人，但对于历史学研究同样适用，也就是说史学亦应文质兼备。唐代刘知己曾言：“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16]这同样指明了历史需借助文字来表情达意。“即便是兰克这种标榜‘如实直书’的史家，在谈到写作时也强调它的文学性，称史学‘既是艺术，也是科学’。”[17]
近代之后，历史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20世纪，专业性史学研究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从整体上看，欧美史学经历了科学主义史观和社会科学化等多种思潮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文史不分’的弊端自然需要革除，有人甚至力图抹去史学的一切文学色彩，以准确、严谨乃至量化为治史的鹄的。”[18]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美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史学，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史学的诗意特征，致力于建立一种文艺性的史学理论。但自产生伊始，后现代史学就饱受诟病，“否认整体性和确定性的知识存在，认为所谓统一的知识标准都是主观建构的语言游戏规则”。[19]可见，后现代主义者所进行的“语言学建构”，消解了史学的客观性基础。现在，其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扬弃。[20]那么，史学究竟应该向文学借鉴什么呢？
史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史学既要有美感，也要有情感。而文学的表情达意功能和对深切的历史感有温度的表达逻辑，正是史学研究应该借鉴的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这种历史性存在的诗意并非海登·怀特笔下的诗意，而是亚当·斯密笔下的美：“真正能给风格增添美感的，乃是以简洁恰当的文句表现所描绘之物，传达作者的内心情感以及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意思。”[21]当然，这种美是在论从史出、语言准确的史学规范基础上，需要注重文章的遣词造句、文字技巧和行文构思等，借此提升文学修养，以强化贯通史学逻辑建构的魅力色彩。
对于史学的情感，布洛克说：“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22]清章学诚也认为，情感乃史学之必备：“故良史莫不工文……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於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於正。”[23]
对于情感与诗意的一致性，亚当·斯密进一步指出：“这种美实际上来源于句中蕴含的情感，以及对此情感的优美表达；形象化的修辞只不过是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总的说来，修辞并不能塑成美的风格：只有当这种表达方式与说话者的心意、情感和谐一致的时候，才能引起我们的赞美。”[24]一言以蔽之，美首先是要用恰当、确切的语言表达情感与思想，运用修辞要与行为风格一致，只有当情感、文字与修辞三者合一时，方能达致美之境界。
2018年，有学者关注了史学写作中美的表达。针对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堪称文学与史学结合最佳典范的我国第一部通史巨著《史记》，王俊杰考察了《史记》中的史家笔法，认为：“史家惯用的叙战手法被他所承继，以言叙战、以文存史、载录军功简牍是《史记》战争叙事中的三种史家笔法。”[25]梁茂信则着重分析了美国内战史专家詹姆斯·麦克弗森《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这一“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方式，认为在美国学者眼中，“它不仅是‘内战文献中无人能超越的权威著作’，而且‘从历史的准确性、穿透力分析、深刻的解读、学术的厚度以及纯粹的可读性方面，它都确立了历史写作的新标准’”。[26]梁茂信强调，麦克弗森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精彩的著作，“不仅在资料的驾驭和运用方面能够作到驾轻就熟，而且还练就了建构气势恢宏的论著的高超能力与娴熟的写作技艺”。[27]刘宇方将其注意力聚焦到11世纪拜占庭历史书写，他以邹伊和塞奥多拉的“紫衣女性”形象塑造为例，认为拜占庭历史书写的转型源于“开始大量运用插叙与倒叙的写作技巧，从而突破了传统编年史体例贬低人的叙述价值的局限……创造出包含刻画人物外貌、性格和心理活动三个层次的写作模式，形成了由外及内、形象的视觉效果与抽象的情绪思维活动相结合的系统化写作特点。”[28]
情感对于史学的作用，近来颇受史家关注。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以“历史化的情绪”为题的情感史研究被列为该届大会的四大主题之一，越来越多的史家开始重视情感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情感史的兴起和心理学方法在史学的广泛应用，都说明史学不仅需要理性的一面，也需要情感等感性的一面。2018年《史学月刊》推出《“情感史研究和当代史学的新走向”笔谈》，[29]再次说明情感等感性因素深刻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历史进程的重要价值，凸显了情感、情绪对历史发展走向不容忽视的现实作用。
休斯指出：“很多历史学家似乎体会到了，如果他们的研究课题太过于科学性，将会丧失其核心精神，也就会让第一次激发他们投入历史研究的学术探索精神荡然无存。”[30]因此，史学研究不能过于科学化，要与文学缔结“联盟”，既要增加自身的诗意美，也要用真挚的情感打动读者，在恪守客观真实的前提下，让史学大放异彩。
2．数字人文：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31]并强调“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32] 按此思路，在当前“数字人文”时代，自然科学特别是信息科学的重大进展将赋予史学研究新的发展动力。
首先，史学工作者将互联网作为一种获取资料的工具。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尤需注重对史料的搜集。互联网、大数据的应用，无疑大大便利了于史学工作者搜集史料，尤其对于世界史研究者，好多时候不用再跨越千山万水去搜集资料，只需轻轻敲击键盘和鼠标，即可手到擒来。对此，侯建新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专业数据库、网上资料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早期资料严重匮乏的局面。”[33]王立新也表达了相同看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研究经费的增多……制约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资料瓶颈基本被突破。”[34]在李剑鸣看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对史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献供给效应：“就世界史研究而言，大数据所带来的最大裨益，无疑在于获取资料的途径、方式和数量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称之为‘资料革命’并不为过。”[35]
其次，大数据作为信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其统计分析功能在史学研究中得到了有效应用。在史料分析方面，大数据分析逐渐被认可并推广开来。李剑鸣认为：“大数据方法的核心特征，是以特定的软件处理海量数据并做出量化分析，以获取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所不能获得的结论。”[36]王涛则通过实例展示了大数据分析的优势，“对大量德意志人物诞生地与逝世地的社会网络分析，构成了历史人物的‘死亡地图’，清晰显示了德意志重要历史名城由南部向北部扩散的过程。”[37]但是也有学者对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能力提出质疑：大数据难以保证结论的普遍性的问题，造成信息的衰减，还存在损失其个性、脱离其历史背景的问题。[38]可见，如何在充分发挥大数据分析功能的同时，切实增强史学自身发展的特性，确保其结论更加严谨、更具历史人文性，是史学工作者应该充分关注的问题。
再次，提出新议题，是史学创新的一种途径，也是史家进行创作的至关重要环节。针对数字人文环境下能否提出新议题？李剑鸣认为：“大数据非但不排斥‘问题驱动’的研究方式，还会给‘问题史学’带来新的福音，因为海量资料有可能引出更多有意义的问题。”[39]相反，包伟民则对“悬问题以觅材料”提出质疑，他主张：“仍在于研究者对于历史社会基本脉络及其细节的掌握是否充分。‘读书得间’，尤其在史学训练的初级阶段，不可跨越。”[40]王涛运用数字工具对人物志进行数据挖掘，发现了德意志历史人物群体的隐含问题，他认为：“数字人文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能够为研究者激活一种新的历史眼光……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真正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在于，如何将基于量化的结果转化为符合历史认知的解释，而不是生硬的相关性分析，否则就有沦为数字游戏的危险。这需要研究者既尊重数字方法的客观性，又要有结合历史语境的想象力。”[41]
最后，关于数字人文对史学范式和方法的影响。姜萌提出：“尽管数字化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却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史学研究的基本作业路径。即史学从业者必须通过阅读和训练形成专业素养，形成问题意识，并以此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得出新的史学认知。换言之，没有问题意识，没有辨别和分析史料的能力，没有合格的语言驾驭能力，就不会有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发现史料的能力，更不会有利用这些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能力。”[42]可见，即便现在或将来互联网技术大行其道的时代，传统的史料搜集方法、“读书得间”的提问方式以及传统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些传统的史学范式仍是史学研究者最基础的能力。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谈及互联网技术与史学的交叉融合。
总之，史学之跨学科发展路径已历经百年有余，有经验与成就，也有问题与教训：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其代价则是历史学的学科特质日渐淡化；[43]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则釜底抽薪，将史学视为一种叙事话语的“虚构”文本，[44]彻底消解了史学的客观基础。由此看来，史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基础，必须是坚持史学自身的学科特质，不能削足适履，一味迎合，否则“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而言，历史学作为最古老的一门学问，能否以及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优长之处，又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45]
陈寅恪曾有一个相当具有预见性的判断，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46]如今，5G时代的兴起正在照进现实，全球首个5G火车站虹桥开建，刷脸进站、智能问路、机器人送餐等场景应用将陆续推出。[47]5G时代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将对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必将给史学研究的未来多维展开带来更多的新问题与新挑战。现在有一个新词“科技赋能”，我们不免要追问：科技将会赋予历史什么能量？将会打开史学领域的哪扇窗户？毫无疑问，这取决于史学工作者将史学研究与科技发展实现有机融合的现实程度。因此，史学工作者只有紧密关注、不断增强迭代学习能力，努力搭上互联网这趟快车，才能与时俱进站在时代潮流之最前沿，给史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注释：
[1]尼塔梅尔：《后历史：历史终结了吗？》，伦敦，1992. Lutz Niethammer， Posthistoire: Has History Ended？ （London， 1992），转引自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2]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3]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4]钱乘旦：《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5]许倬云：《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DLWcUPzS8R7McCRgR9ojlw。
[6]陈勇：《历史，你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eKHfzxXAB9MZIcM8ccYzLg。
[7]李剑鸣：《历史研究中的求知与求用》，《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5W1BbZ75jCYVAuMceZ3wOQ。
[8]张和声：《“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历史学家的技艺〉译者的话》，《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4kFfGcoKJLTz7PFL_8vF8g。
[9]入江昭：《为什么历史学家总是变革潮流中的落伍者》，《北外全球史》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KLjOOPCysM5KM2ZV-We2Qg。
[10]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
[11]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21世纪初期的历史学——个批判性的回顾》，《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3期。
[12]汤晓燕、杨磊：《〈年鉴〉杂志与法国历史研究的新动向——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安托万·里勒蒂教授访谈》，《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
[13]晏绍祥：《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14]李剑鸣：《改革开放40年来的美国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15]孔子：《论语·雍也》，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8页。
[16]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六《内篇·叙事》，香港：太平书局，1964年，第22页。
[17]费迪南德·谢维尔：《兰克声誉的兴起、减退和持续》（Ferdinand Schevill， “Ranke: Rise， Decline and Persistence of a Reputation”），《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24卷第3期（1952年9月），第231页。（http://links.jstor.org），转引自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53页。
[18]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6页。
[19]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
[20]参见艾俊树：《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以文本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
[21]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第5卷）：修辞学和文学讲演录》，石小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4页。
[22]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北京大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25页。
[23]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64页。
[24]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全集（第5卷）：修辞学和文学讲演录》，石小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5—46页。
[25]王俊杰：《〈史记〉战争叙事的三种笔法》，《理论月刊》2018年第4期。
[26]达德利·科尼什：《评麦克弗森著〈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Dudley T. Cornish，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by James M. McPherson”），《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5卷第4期（1989年），第1333页；类似评价参见小马克·尼利：“评麦克弗森著《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 （Mark E. Neely， Jr.，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 Era by James M. McPherson”） ，《佐治亚历史季刊》（The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第74卷第1期 （1990年） ， 第166—168页。转引自梁茂信：《何谓“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读〈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该条注释中存在作者和文献名信息冲突）
[27]梁茂信：《何谓“最高级别的历史书写”——读〈自由，战场的呼唤——美国的内战时代〉》，《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
[28]刘宇方：《11世纪拜占庭历史书写转型探析——以邹伊和塞奥多拉的“紫衣女性”形象为例》，《世界历史》2018年第6期。
[29]《“情感史研究和当代史学的新走向”笔谈》，《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
[30]斯图尔特·休斯：《历史学是什么？——科学与艺术之争》，刘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
[3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3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页。
[33]侯建新：《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40年》，《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34]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35]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
[36]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
[37]王涛：《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
[38]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
[39]李剑鸣：《大数据时代的世界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
[40]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
[41]王涛：《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历史研究》2018年第5期。
[42]姜萌：《中国史学在数字化时代的变与不变》，《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
[43]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8页。
[44]魏兵兵：《知其不可而“问”之：“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西湖论坛观感》，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8—239页。
[45]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陈红民主编：《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
[46]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
[47]朱伟、王嘉旖：《全球首个5G火车站虹桥开建》，《文汇报》2018年2月19日，第7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