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发展迅猛。几十年中，史学研究最大的进步之一，就是研究越做越细，课题越做越小、也越做越深。这种越做越细、越做越小、越做越深的现象本身很好，历史学确实应该做细、做小、做深——不深、不细、不小，大而不当，不接地气，从空到空，这样的历史学是没有出路的，也看不到发展的前景。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历史学在这方面的变化是一个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
历史学研究中一种“反体系”思潮倾向对历史学研究会造成一定伤害
但是在这个总体发展的趋势中，有一个苗头也日益明显，非常值得史学界注意。这个苗头就是历史学界——包括已经成熟的学者以及正在学习之中的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和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自觉或不自觉地滋生出一种倾向，认为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体系的，应该摆脱体系的束缚；历史学研究是不需要理论的，理论无助于历史研究。题目小就是好，越细、越小越好。小题目无需框架，更不需要体系。至于为什么做某个题目？做一个题目要不要理论？这些问题无足轻重，为题目而题目就可以了。更有甚者，有人声称有了体系反而不好，有了理论就碍手碍脚。因此，一种“反体系”思潮广为流传，碎片化现象因而坐大。
从20世纪下半叶起直至现在，碎片化的现象愈演愈烈了，有些人倾向于不要体系，抛弃所有框架，而把历史等同于神话，把写历史看成讲故事。历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巨大冲击，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解构，它解构一切。历史学正遭遇后现代主义，它的体系正在被解构。这就是历史学正在面临的重大危机。
题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
历史学研究要不要体系？答案是肯定的。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本质特征，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有了体系才有对史料的选择，才有对历史的梳理与书写，这是做历史研究的人都能体会到的。做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史料本身是碎化的，是散乱的，需要历史学家去整理，把散乱的史料整合起来，让它们成为“历史”。历史学家的工作，第一是寻找史料，第二是整理史料，如果还有第三，那就是“书写历史”，由此而阐释史料中所包含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寻找史料，还是整理史料、书写历史，“体系”始终在发挥作用，比如，就史料而言，它存在于很多地方，各种各样的史料多极了，也很混杂。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史料挑选出来，梳理成“历史”。可是哪些史料有价值、值得写进“历史”呢？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判断和不同的选择标准。通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些学者挑选这些史料，有些学者挑选那些史料，其他学者又挑其他的史料，这种情况在历史学家们看来是非常正常的事，毫无奇怪之处。可是，为什么不同的学者会挑选不同的史料、然后使用不同的史料呢？这就涉及到体系问题了，是体系为筛选提供了标准，也为书写制定了框架。
历史学家这样做也许是不自觉的，但体系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不管历史学家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没有体系就无法筛选史料，也无法书写历史。如果没有体系，史料就永远只是史料，不能成为“历史”。我认为历史学的“体系”就是在历史学研究中确认一个思维框架，把研究放在这个框架里进行。思维框架当然和历史研究的理念相联系，因此必定有某些理论的指导。就体系而言，框架是关键，框架的边界就是理论。就具体研究工作而言，题目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有没有框架：一个很小的题目也可以“以小见大”，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没有体系、没有框架，再大的题目也只是碎片。所谓碎片化，并不是说题目小，而是不存在理论框架。小题目也可以做出大历史；相反，很大的题目，无数的史料，一百万、两百万字的篇幅甚至更多，也可能写出一大堆碎片。所以，题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关键在于有没有体系。
举一个不要体系的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前几年出过一本书，中文书名是《世界：一部历史》，作者是美国人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这是一部全球通史性质的书，也是一部典型的不要体系的书。作者在前言中就说，他这本书不要体系，也绝对没有任何体系。他试图把整个世界从古到今各个地方、各种人群、所有文明、一切能够找得到的东西都写进书里。书写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我们发现，他作为一位没有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记者作家，虽然把书写得很精彩，但素材都是信手拈来的，并未精心挑选；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那他就一定会写出另外一部历史了。读者看完了这本书，脑子里仍然是一堆碎片，而没有成为“世界”。所以我说，体系是历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之一。
中国史学传统和世界史学传统都非常重视体系，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把体系看得很重，而且有成型的体系。比如，中国史学传统从形式上说是纪传体，从《史记》开始就是这样；从理念方面说，自孔子以来，经过司马迁、司马光等，一直到现在，都强调经世致用、知古鉴今，强调史学的借鉴意义——《资治通鉴》就是用古代的东西警示现今，这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
一旦大众史学成为全民娱乐，变成了饭后茶余的消遣对象，那么大众史学也就变成笑料了
由此说到大众史学问题，它和体系问题有关联。葛剑雄先生曾发表一篇文章《大众史学未尝不可以碎片化》。我觉得他的提法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通过大众史学这样一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了解各种历史知识，提升全民的历史知识水平，确实非常重要。但大众传播毕竟不是系统学习，于是就很容易出现“碎片化”，也就是一般民众得到的历史知识很零碎，难以形成整体的历史观。
现在，在中国国内，历史学已经从谷底慢慢升起，从冰点升温，越来越热，对于专业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向大众传播历史的知识，也要向大众传播历史的价值理念。而历史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它体现在体系中。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在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尤其要注重传播历史的价值和历史的理念，否则，大众史学就会变成全民娱乐。现在，很多东西都变成全民娱乐了，各领域都出现娱乐化现象。一旦大众史学也成为全民娱乐，变成了饭后茶余的消遣对象，那么大众史学也就变成笑料了，变成了“戏说乾隆”。所以，专业史学工作者应该引领大众史学的方向，从史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出发，注重传播历史的价值。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9年3月18日第15版，转自近代中国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