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学术界普遍认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式革命道路是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开辟的。事实上，井冈山的斗争并不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如果没有大革命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就没有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的风云变幻关头，高举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旗帜，把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提出的发展农民武装、建设乡村自治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主张，与大革命失败后的新形势、新任务相结合，升华和演变为有理论、有方向、有政策、有措施的行动，开启了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复兴的探索之路，并奠定了以“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以政权建设为核心）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雏形，成为井冈山斗争的前奏曲。
主题词：毛泽东 独立自主 革命道路 开端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基本立足点与出发点。1927年春夏，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迫使中共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沉着应对国共合作破裂和中国革命的空前危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坚持和运用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以无私无畏的英勇气概，围绕中共的独立领导、怎样开展武装斗争、如何深入土地革命和建设什么样的新政权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勇敢的实践。这成为后来开辟井冈山道路乃至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前奏和开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举共产党的旗帜
在国共关系破裂的情况下，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要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他在8月20日代表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23日，中共中央复信批评湖南省委和毛泽东抛弃国民党旗子的主张，强调“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收到中央复信后，毛泽东立即于30日召集湖南省委会议进行讨论。在发言中他对中央复信的内容，有些表示坚决执行，有的进行了解释，但对是否抛弃国民党旗子问题，他表示仍坚持要高举共产党的旗帜，抛弃国民党的黑旗，秋收起义要由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进行。因为要去安源召开发动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毛泽东让彭公达代表他和湖南省委去武汉当面向中央汇报和解释。
在举什么旗的问题上毛泽东之所以旗帜鲜明并一再坚持自己的主张，这首先如他在8月20日给中央的信中所说：“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着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必会再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的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 可见，高举共产党的旗帜是毛泽东在第一线的实践斗争中得出的结论。
其次，在整个国共合作的时期，毛泽东不仅竭诚地拥护国共合作，他在中共三大上就赞成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主张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党员，而且他一直都是中共党内力主保持中共的独立性和坚持争取中共领导地位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后来在八七会议上批评中共党内有许多同志尚在是否允许产业工人乃至农民加入国民党等问题争论不已的现象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而他本人早在1923年春国共合作尚处在酝酿阶段时（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就安排夏曦和刘少奇向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请示利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空壳，从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以扩大中共在国民党中的作用。正是在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湖南省的各级国民党党部大都是由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掌握。1927年1月，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过程中，不仅进一步主张在湖南农民中大力发展国民党的基层组织，而且前瞻性地提出要在农村大力发展共产党员。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结束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无论为应付目前的环境或准备不久要来的革命，我们党都要有一个大的发展，至小数目湖南在六个月内要发展至两万人（现才六千）。有农协会员二万以上的县均须成立地方（委员会），这样才有办法。” 毛泽东的未雨绸缪，表现出他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其实质是基于他对中共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领导地位的深刻认识。他在1926年9月就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 因此，他在国共合作破裂之初之所以能够第一个提出要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是他一贯坚持中共对国民革命领导权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再者，中共中央当时坚持不同意抛弃国民党的旗子，除了因不加分析而无条件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所致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已全部叛变，为了抓住小资产阶级继续革命，还要用国民党的旗子，否则有着革命传统的国民党的旗号就会被蒋汪之流篡夺。而毛泽东早已对中国小资产阶级左、中、右三翼的经济地位和对国民革命的态度进行过科学的分析。他由五卅运动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认定：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所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理论上的清醒，带来行动上的坚定。毛泽东不仅认为小资产阶级由其阶级地位所决定，而且即使是民族资产阶级也一样，只要无产阶级力量大，他们都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对此问题，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向中央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抛弃国民党旗子改打共产党旗帜的原因时，转达了毛泽东对国民党左派的分析，即：他们“大抵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对于革命只是同情，决不会自己开步走，且他们的行动是要看风转舵，无产阶级的力量大，他可以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附和革命，在资产阶级方面也是一样。取消国民党只要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左派小资产阶级仍然可以来革命。取消国民党并不成问题，因此，湖南对于此次暴动，是主张用共产党名义来号召。”
毛泽东力倡改用共产党旗帜号召革命，既是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又有革命经验的积淀，还有理论的准备，更是顺应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意愿。旗帜问题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如果继续用国民党的旗子反对打着国民党旗号叛变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和其他大小军阀，既不足以号召小资产阶级，更无法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如果继续使用国民党的旗子，势必难以脱开孙中山用核定地价、国家收购的办法平均地权学说的窠臼，土地革命会裹足不前；如果继续用国民党的旗子，其必然的逻辑就是还要用“国民政府”的牌子（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主张先建立革命委员会），“国民政府”的旧瓶容不下“工农民主专政”的新酒。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在他提出此问题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根据南昌起义以来的实践，于9月19日发布《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决议案》指出“现在群众看到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明确宣布抛弃国民党的旗子。 从此，中共必须独立行使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成为全党的共识。在严格的意义讲，这是中共独立领导革命的开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意义影响深远。
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是在同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激烈斗争中提出用武装对抗右翼势力的挑衅。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当晚，他就找到苏联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要求依靠叶挺独立团，争取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军的力量，通电讨蒋，予以严办，削其兵权。 在此前后，毛泽东就郑重告诫：“各位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 随后，在他担任所长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课程中，就加大军事训练的比重，军事训练课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最早重视武装斗争的同志之一。
毛泽东是在大革命高潮时期领导农民运动的火热斗争中开始着手推动建立农民武装问题的。和以往向国民革命军派遣政治工作人员和选调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到军校学习与充实基层部队的做法不同，他是从夺取地主土地防御地主反抗的角度提出武装农民问题的。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要求把农民武装“确实普及于七十五个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 在他的号召下和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当时湖南省有45个县组织起农民自卫军或工农义勇队。毛泽东另辟中共组织武装力量的蹊径。
毛泽东在大革命的危机关头首倡“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并明确“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后，毛泽东于6月中旬同从湖南到武汉请愿的共产党员和工农骨干开会时强调：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不久，他奉命到湖南出任新的湖南省委书记，针对危急形势进行应变部署，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7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发言，提出“上山”和“投入军队中去”，认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多次与蔡和森商议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其建议后由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蔡和森致信中央提出），并指示湖南省委拿出详细的军事报告，而且他本人也受中央的委托起草了《湘南运动大纲》，准备以汝城为中心组织工农武装，发动土地革命。这一计划得到新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的批准，他被任命为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随后，他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发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是中共中央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方针的重要推动者。
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在如何推动开展武装斗争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其一，以农民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主力，以农村为开展对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斗争的广阔天地。面对四一二事变以来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卖和屠杀，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像毛泽东一样看到了开展武装斗争的紧迫性。远在莫斯科的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也清醒地看到此问题的重要性。在斯大林精辟地概括“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一年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终于改变过去不让中共发展武装力量的态度，讨论制定并向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应变的“五月指示”。其中就要求中共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但是由于共产国际方面当时又坚决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并寄希望于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能与中共合作执行“五月指示”。这造成陈独秀和鲍罗廷等害怕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装会影响与武汉政府的关系，而无从执行。而毛泽东则不同。他始终在第一线领导开展农民运动，不仅从理论上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有深刻的认识，而且亲眼目睹了湖南农民建立的各种农民武装在动摇封建统治基础方面的巨大威力，他对广大农民群众建立自己武装的迫切要求及其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有切身的感受。因此，他虽然也执行夺取长沙的中央指示，但是和当时中共中央一方面强调依靠农民深入土地革命但却把着力点放在南昌、长沙、广州等中心城市的矛盾做法不同，他把发展工农武装的着眼点放在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群众身上，提出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独辟蹊径。在中共八七会议讨论制定《对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时，毛泽东没有随大流一味地要求加强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而是切实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强调应该是工人、农民共同参与指导工作。他要言不烦，只是提议在第七条中加一个“农”字。 于是，八七会议将第七条改为“工农机关的指导，应由各级党部从速审查，换成有经验的工人（农民）同志担任这种指导。” 这反映出毛泽东以农民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一贯主张。他的上述意见和作为，是毛泽东在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攻打长沙计划受挫后，能够率部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勇闯新路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其二，在发动武装起义地点的选择上，也体现出毛泽东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精神。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政府一度在是继续北伐，还是东征讨蒋问题上，举棋不定。这时，陈独秀和鲍罗廷曾设想把革命的重心向西北发展，一方面是想借重当时尚支持国民革命的冯玉祥势力，同时也有背靠苏联和外蒙再图发展的意图。后来，因为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冯玉祥的转向蒋介石而作罢。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组织发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不仅都是要通过占领中心城市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有保持出海口以接受苏联援助的计划。中共中央发动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目的，起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呼应南昌起义军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当时，设法获取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以重振革命的理念，在中共党内根深蒂固。毛泽东则有所不同。他和蔡和森等非常看重两湖地区的作用。马日事变后，他们在多次听取湖南来的同志介绍情况、部署准备反击的同时，蔡和森连续给中央写了七次信，阐述以两湖为依托进行反击的建议，并起草了《湖南暴动计划》；毛泽东也向中央和陈独秀提出要求回湖南发动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武装反击许克祥和何健的挑衅。在他们的一再要求和建议下，中共中央于6月7日和24日，两度决定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出任临时省委书记和省委书记，他因此有机会于6月下旬短暂地回湖南进行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和发动。尽管他很快就被陈独秀召回武汉，但他在湖南的紧急部署，特别是集中保存工农武装的安排，为后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1928年初的湘南暴动准备了基础力量。8月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指出：湖南省委要组织一个师的武装去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说“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毛泽东提出并坚持以湖南为中心开展武装斗争，既表明了自力更生独立革命的决心，也是以湖南已经形成的雄厚的革命力量基础为支撑和保障的。首先，在国共合作之初，毛泽东就写信给彭素民（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部长）、林伯渠商量在湖南国民党组织的事宜，并亲自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筹备员”，以后又有多次的指导。在他和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湖南各级国民党党部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正如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所指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十五万到二十万的左派党员及其组织曾在我们指导之下奋斗到现在。” 其次，湖南的农民运动当时是最发达的，到1927年5月，农民协会的会员已达600万，占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再者，按照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他们大力在农村发展中共党员，到大革命失败时已经发展农村党员2万人， 占全国中共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一。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在湖南省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绩，使得毛泽东得以坚持以湖南为中心、依靠中共和工农的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这既是他在秋收起义队伍受挫后不再徒劳地攻打中心城市的原因所在，也是他后来选择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独立自主探寻中共革命之路的组织条件和实力依托。
其三，在发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过程中，如何对待受中共领导或影响的一部分国民革命军并促成他们与工农力量的结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新课题。共产国际和新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一方面特别强调要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装，强调发动工农的力量，强调要深入土地革命，其大方向无疑是正确和非常必要的。但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广州的四一五事变、武汉的夏斗寅部叛乱、长沙的马日事变、在郑州的冯玉祥部与蒋介石的合流，以及唐生智、张发奎、朱培德等相继反共的严酷现实，使他们对一部分深受中共影响包括直接在中共领导下继续坚定地投入新的武装斗争的军队，都心存疑虑。比如南昌起义发动时，他们不得不倚重叶挺和贺龙所部，甚至虚位以待张发奎的加入。可是在南昌起义军刚刚南下就发生蔡廷锴率部叛离事件后，他们就主观地认定叶挺和贺龙所部都不可靠，“仍旧是旧式的雇佣军队，不加入工农分子使之改组，是不能担负革命任务到底的”。 但迫于起义军在南下行军中无法遥控，只好寄希望于侥幸他们能够成功进抵广东，然后再行彻底改造。因此，后来对叶挺、贺龙部队的指责成为中共中央研判南昌起义失败原因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种心态下，他们只能一味地鼓动各地的农民自卫队等暴动，期望出现登高一呼、群起响应、一战而定的奇迹。结果是那些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又几乎没有枪械的农民起义队伍，与敌人的正规军碰撞，造成惨重的牺牲，基本上一一失败。毛泽东则有所不同。他不仅一贯强调并在实践中注重发挥工农的主力军作用，而且同时，他从马日事变时长沙附近10万工农队伍的反击却不抵许克祥、王东原两个团的正规军的失败教训中认识到，革命发动时必须有正规部队参加。他在8月初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湘南运动大纲》中就提出从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他认为“以革命军一团为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 8月18日，他在召集中共湖南省委沈家大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计划时，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就可以发动起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 毛泽东把拟调一两个团的兵力作为暴动“发火药”的想法写进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但却受到中央23日回信的批评，认为其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收到中央回信后，毛泽东和湖南省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于30日由毛泽东复信中央，再次强调要把军事力量与工农群众的暴动结合起来，并解释说明暴动的主要战斗者是工农，调两个团是辅助工农力量之不足，中央的批评是因为不了解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毛泽东对受中共影响的正规军参加暴动问题的重视，既是汲取马日事变血的教训，也是基于他对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主持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巨大成效的了解和信任。在大革命时期，他和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在共同领导开展农民运动中结下深厚的友谊和互信关系，与中共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周恩来、恽代英等有密切的合作，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二军副党代表（第一至第六军的党代表名义上均由汪精卫兼任）的湘籍共产党人林伯渠、李富春，以及担任其所辖各师党代表的方维夏、肖劲光、包惠僧等往来频繁，并曾兼任过第二军军官学校的教官，他的《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一文就是在第二军的刊物《革命》上首发。因此，他深知中共在北伐军部分军队中的影响和作用。对那时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工作，毛泽东曾予以高度评价，认为“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毛泽东十分珍惜在国民革命军中保留的革命火种。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他对指挥二方面军警卫团的卢德铭非常倚重，对该团的多数官兵也很信任，并以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已经发展为一个军的事例鼓舞官兵们的士气，特别是为促进警卫团官兵与起义军中工农武装力量的结合，他通过在三湾改编中把支部建在连上和设立士兵委员会，大大加强了中共对军队的领导，夯实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也印证了他当初这一决策的正确，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 在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中，既有原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警卫团，又有安源路矿的工人和平浏等地区的农民自卫军，真正是“工农兵”的结合，这在当年的一百多次武装暴动中可能不是唯一的，但肯定是最突出的，并且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意义。
尤为难得和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在筹划发动秋收起义之初就注意到绿林武装的问题。他在八七会议的讨论发言中特地指出：“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一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只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 而当时的临时中央虽然一再强调“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但没有具体的措施支撑，反而指责“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许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 对此问题，后来中共中央有所改变，并且还更明确地指出：“土匪是失业的农民，有些是未失业的农民，我们要领导他们来参加土地革命是对的，而且他们的问题也只有在土地革命成功之下才能解决。”
在大革命失败之际，全国先后爆发了一百多次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当各支起义队伍都在强敌的进攻下一一失败的时候，各路起义军的领导人除去都必须继续坚持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外，还必须有一些独特的途径以保存力量东山再起。朱德是利用过去与云南将领范石生的同僚关系，保存了南昌起义军的余部；贺龙则是凭借他深厚的血缘、地缘关系，后来在湘鄂边重振旗鼓；毛泽东没有拉杆子和在旧军队工作的经历，但是，他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科学分析，有对原国民革命军部分官兵高度政治觉悟的深刻认识，有对会党土匪成份的深入了解，因此，他能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政策水平。这是他后来引兵上井冈山，成功团结袁文才和王佐武装的思想基础。毛泽东从实际出发，以独立自主的精神作出并坚持实施了引入受中共领导的正规部队作为秋收起义“发火药”的决策，以及团结改造以破产农民为主要成份的会党土匪武装的主张，壮大了革命阵营的力量，促进了革命武装与工农群众的融合，保留了秋收起义的火种，指明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方向，为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探索井冈山革命道路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武力支撑。
三、深入土地革命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从事农民运动不是最早的，但他是立场最坚定、理论研究最深入和取得成效最突出的。大革命后期他不仅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从1926年11月到中共五大），而且还被聘请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并且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三位常委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他在农民运动上独立自主的探索及其与陈独秀、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上。
毛泽东并不是先知先觉。1926年12月13-18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毛泽东赞同中共湖南区委李维汉关于应该着手解决农民土地，实现耕地农有的主张，陈独秀等则反对把赞成与不赞成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视为区分左右派的标准，认为目前主要是满足农民减租减息和废除苛捐什税的要求，而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条件不成熟。 对此分歧，毛泽东后来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他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
在亲眼目睹和切身感受了其势如暴风骤雨的湖南农民运动后，经过冷静的思考，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又两个，即资本与土地。这两个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此后，毛泽东积极地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奔走呼号。在撰写和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同时，他和邓演达、陈克文联名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交《土地问题草案》（通过时改为《农民问题决议案》）和《对农民宣言》，力图“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他多次参加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和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会议，积极发言，并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等文件草案。他认为土地没收的标准和分配的方法，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他主张“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是了。” 1927年4月中旬，他召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连续三天开会，讨论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提出“要没收全部出租土地”，“进而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 准备提交中共五大讨论，但是被陈独秀拒绝。 不仅如此，中共五大还改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撤销毛泽东的书记职务，改由谭平山接任，毛泽东只保留委员职务。
共产国际关于要深入土地革命等内容的“五月指示”下达后，要不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中共内部已无大的争议。但是该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标准问题，成为一个新的议题。中共五大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没收公共土地和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但是又明确“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 中共五大认为：“无产阶级应非常注意小资产阶级，否则他将与资产阶级一路走。上海暴动之失败，最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 当时中共党内包括陈独秀等都认为小地主是小资产阶级，因此必须向他们作某些让步。这种观点反映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也迎合了当时国民党左派的意见。毛泽东则在八七会议讨论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时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一方面赞同中央关于没收大中地主土地的主张，并强调“大中地主的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以为可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另一方面，他又依据他对中国农村状况的透彻了解，非常明确地指出：“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民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 毛泽东的这次发言和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有关论述，与陈独秀为代表的对中国农村各界的认识，有个原则的区分。陈独秀等把小地主认定为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则是把自耕农（包括富农中农）认定为农村的小资产阶级（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农村各阶级的分析还不是十分精确，他已经注意到“富农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系在一起”，但对他们之间的原则区别还把握不准。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将二者并列为农村的中间阶级，认为“富农土地在土地总额中占少数，但与小地主土地合计，则数量颇大。这种情形，恐全国亦差不多” ）。显然，毛泽东的划分更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他实际上是将小地主归为“要根本取消的地主制”范畴，并与对待富农、中农采取不同的政策。随后的斗争实践也证明，毛泽东“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的主张，比中央关于只没收大中地主土地的政策，更能受到多数农民的拥护。后来中共中央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时写道：南昌起义“关于土地问题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地主土地’的主张。这是非常大的错误，这证明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这种政纲可以使叶贺暴动根本上丧失其意义。广东一个农民听见这一主张便说到：‘这叫做耕者无其田！’这句批评是再正确也没有。”
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进行秋收起义的发动准备。他又召集了两次调查会，然后草拟出《土地纲领数条》交湖南省委讨论，并呈报中央。其中他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少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两个标准，公平分配给愿得土地的一切乡村人民。” 这个规定相比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有所退步，主要因为它混淆了小地主与自耕农的界限，实施起来会侵犯中农的利益，引起中农的不满。对此，学术界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这里我不想引用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记录的毛泽东在湖南省委讨论此问题时的发言， 为毛泽东辩解，因为那个发言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发言的精神是一致的。我认为毛泽东当时确实有过没收一切土地的设想，这在他后来主持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中可以得到印证。问题是“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与“只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或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这两个政策，哪一个更能吸引广大农民群众投身土地革命呢？哪一个对推动当时的土地革命更有力呢？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断言：“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 的确，在土地革命发动之初，为了鼓动最大多数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参加，有瑕疵的前者肯定更能搅动这一潭沉寂了两千多年的死水。毛泽东关于小地主的土地也要一并没收的主张，如同他坚持打出共产党旗帜的主张一样，在一个月后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和赞同。中共中央在指导发动广州起义的过程中纠正了自己过去的意见，批评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政纲，指出保留一部分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便保留一部分地主制度”，“可以妨碍革命发展的。”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的设想，不是凭空想象或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共产国际或中共中央），而是源于他的调查。他在8月20日给中央的信中有明确的说明：“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五人来省）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昨日与乡下来几位农民同志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 一切从群众中来，注重调查研究，已经成为毛泽东显著的工作作风。不仅如此，他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的设想，还和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过程中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里，对贫农问题的认识有直接关系。他根据长沙的调查得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富农占百分之十”。因此，他认为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大群众，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与充分肯定贫农的重要作用相比较，前文已述，毛泽东对包括自耕农（含中农）在内的小资产阶级对革命作用的评价就淡化了许多。这可能是左右他制定“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政策的思想因素之一。无论如何，必须看到，毛泽东这一时期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不懈努力以及他对没收和分配土地标准问题的探索，尽管尚存缺陷，但毕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认真分析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得出的（他在撰写并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和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对农村的阶级、阶层又有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毕竟是在农村斗争的第一线向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党员干部调查研究得出的，诚如他自己所言，“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他针对当时“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这种反常现象，发人深省地指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这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继“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之外的另一句至理名言，实际反映的是中共的群众观。
必须强调的是，毛泽东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探索，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当时，无论在中共党内还是在党外，其成就尚无人能及。他在秋收起义前湖南省委讨论土地纲领时发言的精神被彭公达概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即“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稳住富农，整个地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对地主阶级不是在没收他们土地时候让步，应在土地没收之后去救济土地已被没收的没有劳动能力的地主家庭，并且只要他们能耕种，仍须拿与农民同等之土地给他们耕种，以消灭地主阶级。” 这是中共第一个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一个在刚刚要起步的阶段就拿出来准备实施的土地革命路线，但是，和后来成熟的土地革命路线相比，其基本精神和大体轮廓已具雏形。更重要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和解剖中国农村成为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常态。此后，他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依据他在大革命后期已经运用的方式、方法，开展了更大规模和更深入的农村调查，经过不断地完善和修正，终于制定出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及相应配套的标准和办法，在中国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
四、创建工农兵政权
中国革命的直接目标就是夺取政权。毛泽东是在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并且他认识到中国农民运动的特点是“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当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那时，毛泽东虽然从理论上认识到农民运动最本质的问题是推翻现政权，但在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之初制定全国农运计划时，还没有把夺取政权列入农民运动的重点，他是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时候，从农民自发的行动中，才感受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他在给中央报告中写道：“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认为“在湖南湘中湘南各县多数经过了一个烈风暴雨的农村革命时期（第二时期），乡村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应立即实行民主的乡村自治制度，变无政府为有政府，具体的建立农村联合战线，以免发生农民孤立的危险；农村中的农民武装、民食、教育、建设、仲裁等问题也才有最后的着落。目前湖南的政治问题，莫急于乡村自治这一点，省民会议县民会议非在完成乡村自治以后决无可言。”
毛泽东积极推崇的农民乡村自治，从表面看来和中共中央自国共合作前后就一直热衷号召的国民会议运动是一致的。在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中共中央仍然希望“由行使国民革命领导使命的国民党”，出面召集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和其他各界职业团体来推举多数代表，举行国民会议、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和乡民会议，以产生新的政府。毛泽东所说的乡村自治看似其中的一环。但是，深入地分析看，毛泽东提倡的乡村自治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采用什么样政体形式的问题，而他主张的是“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他说 “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他认为“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可见，毛泽东所说的乡村自治，不只是一个政体问题，其实质上还涉及一个国体问题，即由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专政的问题。正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倒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泽东以发动和支持广大农民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专制统治的基础，作为他政权建设的出发点，在乡村自治的基础上高呼“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响亮口号，显示出其卓尔不群的真知灼见。
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毛泽东在酝酿发动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关于政权问题的见解，与他关于必须高举共产党的旗帜的思想是紧密相连的。当时，共产国际和新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一方面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已经变质的武汉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又不肯放弃国民党的旗子，试图通过“国民党左派运动”，重新建立一个“以CP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利用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和影响，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宁汉政府，以号令天下。而毛泽东，如前文所述，则是依据他对形势的客观分析，坚决主张放弃国民党的旗子，改用共产党的旗帜相号召。这是毛泽东在政权问题上的最核心的见解。由此而来，毛泽东在新政权问题上表现出与中央有所不同的一些独特之处。
其一，或许是因为所居的地位不同，毛泽东这时对暴动后建立政权的设想基本上是区域性的，而且更多地强调的是可操作性。比如他起草并经中央常委通过的《湘南运动大纲》就提出“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 再如，他在代表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探讨的也是在湘中一地发动秋收起义，还是在湖南全省发动的问题。他似乎没有登高一呼就能一蹴而就建立起全国性中央政权的奢望。我们没有发现这一时期毛泽东有关于建设工农政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论述，但也不能把他当时的这种作为简单地归结为他还不是中央层面的领导地位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主张是有别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考虑的建立中央政府或对政权的通盘设计的，反映出毛泽东务实的工作作风。
其二，具体就湖南的秋收暴动而言，首先，关于领导者。毛泽东和湖南省委是主张由中共独立领导；中央是要以中共与国民党少数左派联合领导湖南的秋收暴动。其次，关于政权建设的目标。毛泽东、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虽然表述不同，但实质是一致的。毛泽东他们是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将暴动的目标确定为“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意为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再者，关于建立政权的步骤。前者主张在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关于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 后者强调“革命委员会在暴动前是指导暴动的机关，由我党指派同志及少数真正民左分子组织之，暴动成功后即是临时革命政权的性质”，从宣传的角度上可说“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当召集工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的民权政府”。此外，关于依靠力量。前者认为“主要战斗者是工农”，所谓“要调某某两团进攻长沙意义是辅助工农力量之不足，不是主力，是辅助暴动的发展，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暴动成份”，“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 后者则是要求从组织和政治上加强对湖南国民党下级党部及其左派党员的领导，与他们共同争斗，“使他们成为秋收暴动的重要力量。”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十分看重正规武装对新政权的拱卫作用，认为“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 ；而中共中央当时对此是漠视或重视不够的。可见，二者关于暴动后政权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步骤和方法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其三，毛泽东到长沙后曾与苏联驻长沙的领事马也尔会晤，十分认可他传达的关于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共产国际最新训令，并认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实行。” 对此，中共中央专门在8月23日的复信中予以严厉批评。复信强调：“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但不是照以前那样的工农赞助国民党。到了第三阶段才是国民党消灭，苏维埃实现的时候。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 乍看起来，中央的批评很有道理，毛泽东似乎有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之嫌。但是，仔细分析来看，中共中央的批评依据的是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分三个阶段的观点，强调的重点是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性质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仍然处于民主革命阶段；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革命的领导者。他在给中央的信中特别强调：“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工农兵苏维埃的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 我们没有发现这一时期毛泽东有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线的言论。此前，1927年4月由他主持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协作社的决议草案中明确写道：“假使中国的革命结果胜利了，并且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权方式的，那末中国农民的合作社在经济方面须与革命的政府与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 此后，在彭公达当时向中央转述的毛泽东的意见中也明确写道：“但在这中间，重要的过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权是工农的，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现在应扩大的宣传苏维埃政权。” 还可以引据的材料是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他并没有因已经建立茶陵、遂川以及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而混淆中国革命性质，他明确写道：“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 事实上，俄国1905年的革命是民主革命不假，但1917年的革命也不只是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包含有不同性质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工农兵苏维埃这种政权形式，既可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也能适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如果说那时毛泽东已经有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肯定是极其牵强和罔顾史实的。但是，他在革命转变时期酝酿建设新政权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主张共产党的独立领导，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的正确方向，力主依靠工农大众为主力的方针，从而为下一个阶段的政权建设点亮了指路的明灯，其肇始之功，功在千秋。正是循着这个方向，1927年11月打下茶陵后，毛泽东否定沿袭旧套路建立政权的办法，改由工会、农会和士兵委员会各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工农兵代表会议，然后建立起第一个县级的工农兵政权；随后，毛泽东总结茶陵建政的不足，在建立遂川工农政权时，提出红军的三大任务，组织队伍深入农村打土豪和发动群众，并制定实施了切实可行的《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以工农民主政权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以工农民主政权行使民主革命阶段的专政职责，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联系为一体，夯实了工农政权的执政基础，真正保证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
综上所述，大革命失败之际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使中共和广大的工农群众遭受了灭顶之灾。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屈服，他从血泊中爬起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毛泽东是这一正确方针的积极推动者和坚定的实践者。但是，面对着突然降临的灾难，究竟应该如何应变，不仅是中共党内、党外，而且包括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都莫衷一是。是继续沿用有着深远和广泛影响的国民党的旗号，还是勇敢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像苏联那样通过在中心城市发动工农武装暴动而一举定天下，可能是可望不可及；但是如北伐前的广东政府或北伐过程中冯玉祥的国民军那样，设法获得苏联的军援而重振旗鼓是可行的捷径吗？深入土地革命既是民权革命的主要内容，又是动员和团结农民的必由之路；但是在能否抓住小资产阶级继续革命和笼络中下级军官防变问题上的顾虑，使中共中央对没收地主土地的标准和方法问题，徘徊不定；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还是大中小地主的土地一体没收？建立新的政权是革命的直接目的，但是到底是建立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还是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工农兵苏维埃是宣传的口号，还是必须马上实行的行动目标？对于这些问题，一直战斗在革命斗争实践的第一线，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毛泽东，给出了与众不同的答案。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探索，是以他以往的理论思索为基础的，是从工农大众的立场出发的，是总结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经验而来的，实际秉承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体现的是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因而，其结论更合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更符合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虽然他的探索，还只是初步的，远谈不上完备，但却是系统和有效的。他把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转化为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他把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具体落实为举行秋收暴动的行动部署和组织方案，他把贫农作为革命的先锋而倚重、把受中共领导的原国民革命军的部分正规部队作为暴动的“发火药”、把土匪会众作为在土地革命旗帜下可以号召的力量，他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左中右三派的政治态度、认定他们“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 他制定了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并确定了能动员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得出的数据，未必符合全国各地的实际）投身革命的没收地主等土地的标准，他积极赞同并成功实施了“工农兵苏维埃”这样一个充满号召力的政权建设目标。毛泽东的探索确定了下一阶段革命的领导者，明确了主力军和团结依靠的对象，制定了深入土地革命的路线，阐明了革命政权建设的目标，实际提出和奠定了后来他在井冈山时期“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以政权建设为核心）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雏形。历史的发展是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必然性的。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选择井冈山而没有选择东固山或南岳衡山为落脚点，是一种偶然；但是选择敌人统治薄弱而又布满能引燃革命烈焰的干柴的农村发展，则是偶然之中的必然。他后来分析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五条原因中，党的领导、一定力量的红军、大革命的影响（群众基础）是他在发动秋收起义前就论及的，而他当初关于“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的思想和放弃打长沙的主张，则是他后来关于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区进军的思想萌芽。大革命失败之际在革命危急和形势混沌不清的转折时期，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力排众议独立自主地作出这一系列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英明抉择，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可以断言，如果没有毛泽东在大革命后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准备，就没有后来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和井冈山革命道路的开辟。大革命失败之际毛泽东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的开端和前奏。
还必须强调的是，当年毛泽东的探索，尽管在许多问题上与中央有分歧，但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行动中，他不仅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而且力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攻打长沙的既定计划，并无条件地执行中央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和使用“工农革命军”旗号的指示。他与中央有分歧的意见，有的是在参加中央的会议时提出的，也有一些是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向中央报告的，还有的如停止打长沙的计划，是在转战过程中无法请示时临机做出的。即使在已经率领秋收起义余部经过艰难的行军抵达井冈山并与袁文才等接上关系后，他安顿好伤病员，又率主力向湘南进军，仍是要执行中央的原定计划。只是当得知南昌起义军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他才率部折返井冈山。这些都反映出毛泽东高度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观念。也就是说，毛泽东这一时期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问题，是在贯彻中央总方针的过程中进行的，接受中央的指示和执行中央的命令是第一位的。其中既有坚持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正确方向，又有毛泽东不同凡响的独到见解，还有因不明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试图攻打长沙的失误，而尤为难能的是他在此过程中对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执着追求和无畏探索。正是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和在实际斗争第一线对工农群众迫切要求的切身感受，打破了毛泽东“我素以为中央领导同志是正确的”观念，使他更加坚定地认识到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和独立自主的极端重要性。他后来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判断上级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需要的。他认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总之，在危难时刻的艰险挑战面前，毛泽东的见解和行动受到党内同志的尊重。接替陈独秀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称赞说“我党有独立见解的要算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蔡和森、李维汉、陆沉等均提议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毛泽东却以“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和“自己非外面去做工不可”的理由婉拒。 他不仅谢绝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提议，而且谢绝了瞿秋白要他去上海参加中央工作的邀请，表示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表现出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自力更生闯新路”的壮志豪情。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电话139013047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