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如果80—100岁的人算一代，60—80算一代，40—60算一代，20—40算一代，1—20算一代，那么，现在在世的人，应该有五代人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其中，只有第一代人是战争的经历者。第二代人基本没有经历过战争。今年80岁的人，1945年只有10岁，1940年只有5岁，1937年只有2岁，对战争应该没有太深的印象。这就是说，五代人中，有四代人对战争的了解是通过历史教育得到的。其中，包括专业历史教育、新闻教育、影视教育、历史读物教育、长辈的日常教育等五种途径。
上述五种教育所给予的历史知识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是因为支配这五种教育的历史观念不同。它决定了历史教育的科学性存在极大的差异。
所谓历史观念是指决定人们对历史（包括某些特定的历史事实）的态度和看法的思想理念。它包括对历史的了解、政治立场决定的政治态度、知识水平和思想方法、最终体现为研究能力的史学素养等四个方面的知识修养。
以上四个方面的修养，实际上体现了人们的知识结构。不同出身、不同职业、不同族群、不同学习途径的人，知识结构是不同的。也许可以说，历史研究人员的史学素养要好一些。当然，其中也有高下之别。不排除有的品行恶劣的研究人员，他的研究立场和对某些历史事件的看法，甚至为普通群众所不齿。
政治态度在人们的知识结构中起很重要的支配作用。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就有不同的政治色彩。迄今为止，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有七种纪念日。
一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每年1月27日，联合国2005年设立。二是“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设立。三是日本广岛核爆炸遇难者纪念。日本政府每年8月6日举行。四是诺曼底登陆纪念。旨在纪念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五是“欧洲胜利纪念日”。
1945年5月8日24时，“德国无条件投降书”签订，英国、法国、奥地利、波兰等国家以5月8日为纪念日。六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由于时差的关系，“德国无条件投降书”签订的时候，前苏联已经到了5月9日，因此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都以5月9日为纪念日。七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年9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设立。
围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这两年分别举行了一些大型纪念活动。2014年6月6日，有关国家举行了诺曼底登陆七十周年纪念。12月13日，中国政府举行了首次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国家公祭。2015年1月27日，有关国家举行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七十周年纪念。5月8日，英、法、德、奥、波等国分别举行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5月9日，俄罗斯举行了卫国战争胜利纪念。8月6日，广岛举行了“原子弹爆炸遇难者悼念暨和平祈愿仪式”。9月3日，中国举行了“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
从这些纪念活动可以看出，除了缅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业绩，呼唤人们不忘法西斯罪行、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共同意义之外，它们还带有各自的特定意义，甚至，还掺杂着举办方的特定政治考量。
例如，诺曼底登陆纪念强调的是欧美国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纪念旨在唤起人们勿忘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西方和俄国的分别纪念显示了当前欧美与俄罗斯的纠纷，广岛的纪念包含着安倍政府强化日本受害者身份并且有为其右倾化辩解的企图，中国的纪念包含着政治宣示、记忆历史和对安倍政府右倾化的警惕等多重意义。
这证明，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历史事件的认识问题。其中，也有可能受当前政治观念的影响。
在中国，对抗日战争的历史，同样存在不同认识。9月2日，马英九说：
历史真相只有一个，抗战是国民政府蒋中正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艰苦奋斗的成果……大陆当局如果能主动以“面对历史，实事求是，面对老兵，将心比心”的态度，公开表示“八年抗战由国民政府领导，中共参与辅助”，既符合历史实际，也展现高度，这样才能获得海内外华人的肯定。
9月4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七十年前，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众志成城，共抗外侮，谱写了全民族抗战的壮丽篇章……面对这些分歧，两岸学者可以通过“共享史料，同修史书”的方式，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逐步地化解分歧。
应该承认，对抗战历史的认识上的分歧，与当前政治立场和现实政治诉求的不同有关。同时，与某些历史的因素，包括过去历史著作的某些结论也有关系。下面，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个例子，关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问题。
在历史教科书中，1983年之前一般没有涉及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问题。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大学历史专业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下册》），开始正面提到了这种作用：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同时，中国人民也对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斗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及其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影响和推动了各国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进步。
在今年的抗战胜利纪念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它从战争进程的角度点明了中国的作用，对于提升抗日战争的意义是有益的。
如何理解这个新提法呢？
我认为，过去关于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宣传不够，现在进行一些阐释和宣传是必要的。自然，进行这方面的阐释，也必须进行必要的论证，以形成严密的学术依据。有四个问题必须考虑进去：
第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分为东方战场和西方战场的。西方战场是抵抗德意法西斯，东方战场是抵抗日本法西斯。但是，从实际战争进程看，这场战争又可以分为苏德战场、西欧战场、北非战场、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等几大战场。其中，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属于东方战场。
正确理解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关系，是把握抗日战争历史作用的一个关键。关于太平洋战争，过去有如下的定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对日本进行的战争。
应该说这个定义是准确的。这场战争从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开始，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订无条件投降书结束。至于战争的实际进程，可以从广义的和狭义的两个层次上去分析。
广义的太平洋战争，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中国和其他同盟国对日本发起的反侵略战争，它包括中国、东南亚、太平洋岛屿在内的广阔战线，又可以分为中国军民在英美盟国支持下的对日作战，美国在太平洋列岛直到日本本土的对日作战，美国及其盟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对日作战。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已经开始了，虽然接受过英美和苏联的外部援助，但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早已被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史诗性的独立篇章，因此，所谓太平洋战争又可以在狭义上被看作美国及其盟国在太平洋列岛和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作战。
如果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美国及其盟国的太平洋战争的关系，就成为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东方战场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中国人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浴血奋战，迫使敌人一步步走向失败。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比辉煌的篇章。
第三，就中国本土战场而言，东北地区先是东北抗联的四年抗日斗争，1945年是苏联红军的入境作战。苏联红军消灭了大约60多万日本关东军，瓦解了中国战场上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实力。
第四，美国及其盟国在太平洋列岛和东南亚地区对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不仅涉及地区广大，而且是一种以航母、军舰、舰载飞机、战略轰炸机、原子弹和其他现代步兵装备为武器的，以大规模集成化的战略决战为基本形式的速决性的现代化战争。它不仅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以落后装备对抗武装精良的日本军队，以防御战、阻击战、消耗战为特征的抵抗战争不是一种类型，而且和中共在敌后开展的以更加落后、更加欠缺的武器装备，以游击战、麻雀战为基本形式的敌后人民战争不是一种类型。美国及其盟国在太平洋战场对日本法西斯的打击，发挥了现代化战争的巨大威慑力，应该说，这也是最后摧毁日本法西斯精神支柱和战争机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综合以上考虑，我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始终是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亚洲主战场，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第二个例子，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者问题。
这是一个老话题。1951年6月，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说：
中国的抗日战争证明：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依靠人民统一战线和人民战争，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可以打败的。
1953年1月，胡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中说：
中国人民在抗战过程中，贯串了两方面的伟大斗争：一方面中国人民与国外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生死的民族解放战争；另方面是中国人民与国内抗战营垒中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的路线，也就是破坏抗战的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两方面的伟大斗争，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都是胜利的斗争。
1980年5月，胡华在《中国革命史讲义》一书中说：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胜利。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领导是胜利的保证。
1991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说：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了政治领导的作用。
胡绳之所以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其依据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八年抗战中，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虽然只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认真贯彻而被国民党所拒绝，但它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一部分地主买办阶级，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日战争成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以上这些看法，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时期的特定政治情绪和话语特色，是可以理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几乎是学术界的固定话题。1987年出版的一本专门叙述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书籍，也有这样的定义：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工农兵学各界、各族人民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提出并逐步完善起来的。开始，它的主要内容是联合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社会各界“抗日反蒋”，直到1936年5月中共中央才停止使用“讨蒋”口号，9月才提出“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以便真正抗日”的方针。“七七”事变之后正式达成的国共合作，其实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政治联盟。从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始，中共政治策略的中心实际上已经转向了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皖南事变”之后，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实已经名存实亡。所以，应该承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的一项重大政治策略，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但是，是否有必要用它来定义抗日战争，还是有讨论的余地的。
很简单，如果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的全民族抗战，那么，起码必须国民党当时承认过以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共同政治纲领，这样说才没有争议。同理，国民党人不是也可以说，抗日战争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吗？
证诸历史事实，从西安事变之后开始直到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所形成的正规表述是：中共放弃武装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执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陕甘宁边区改组为国民政府特别行政区。国民党政府方面从来没有一份文件承认以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联合抗日的政治基础。
9月3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这样的表述更加简洁、客观，没有争议，我们应该认真领会。
那么，应该怎么看马英九关于承认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要求呢？
一方面，有这样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第一，从法理上说，当时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是国际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第二，“七七”事变后的国共合作是以中共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执政地位为条件的；第三，从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国民党就结束了之前四年的对日妥协政策，逐步地转向了全面抵抗的方针。1935—1945年的10年中，国民党的抗日立场没有动摇，这是它对国家民族的贡献；第四，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五”胜利，国民党集中力量，组织了全国规模的军事抵抗。正面战场的对日军事作战是抗日战争的主要军事内容。
但是，另一方面，抗日战争是在1927—1937年10年国共内战的历史前提下发生的，这种分裂和内战的经历，直接决定了抗战时期国共政治合作的松散性。实际上，从1938年12月太原失守之后起，双方互相合作的情形已经越来越少，而相互敌对、各自为政、互相指责、摩擦不断的情形已经越来越多。这就是说，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共敌后力量的领导根本不存在。
因此，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叙述，应该提倡就事论事的风格，而尽可能避免在“谁领导了抗战”这样的问题上争论和纠缠。国民党做了什么事就写什么事，它代表国家在国际上开展了什么活动就写什么活动；中共在敌后执行了什么政策就说什么政策，取得了哪些成绩就说哪些成绩；双方这种特殊的政治合作，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什么作用就说什么作用。
第三个例子，关于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问题。
“中流砥柱”的说法来自于党史著作。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说：
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这个表述肯定了中共对于抗战的历史功绩。中共一直主张抗战，坚持敌后游击战，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在日伪的扫荡和蚕食之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说“中流砥柱”没有错。
但是，另一方面，抗战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记载这场战争的历史，不可能离开国家和政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国际上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它存在一天、抵抗一天，中国就有一天没有亡国。日本法西斯用了一切手段打击和动摇国民政府，甚至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目的是迫使中国政府投降。而只要国民政府投降了，自然就表示中国的亡国。假设一下，中共的敌后抗日力量与日本法西斯血战到最后一滴血，全部为国捐躯了，而只要国民政府仍然在坚持抗战，中国就没有亡国。反过来说，如果国民政府投降了，那么即使中共的敌后抗日力量仍然在战斗，也仍然不能否认中国亡国了。
当然，这只是从法理上说的。还可以作一个事实上的假设。如果国民政府投降了，正面战场不存在，日本侵略军加上国民政府所辖的军队，全部压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身上，那又将是一种什么情形？
相似的例子有法国。贝当政府投降了德国法西斯，尽管戴高乐将军的抵抗力量继续战斗直到解放法国，历史学家能够否认法国曾经亡国的事实吗？因此，站在国家和法的意义上，假如说国民党、国民政府也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好像也没有错。
国共双方军队的伤亡人数也可以提供一点思考。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22万多人。其中，中共敌后军队有多少呢？按照中共党史著作记载，中共指战员伤亡60多万人。那么，伤亡60多万人是中流砥柱，伤亡260多万人就不能说是中流砥柱吗？
这个例子再次证明，在历史著作中，过多的形容词、修饰语，其实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必要。
从以上三个例子，可以看出在一定时期内，某些政治观念、政治结论、政治用语是怎样地影响了学术著作，而学术著作的表述又怎样地影响了社会舆论。实际上，社会主流政治观念、学术著作、公众意识三者的理性程度的一致性，是衡量民族智识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之所以不赞成任意拔高历史学的科学价值，而认为历史学的基本职责仅仅在于揭示真相，说明原因，总结经验，培智社会，利导人群，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怎样才能继续提高抗战史研究的科学性，提高抗战史著作的公信力呢？
第一，必须超越党派意识和意识形态思维，从史料出发，从历史实际出发，从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出发。过去的一段时期之内，国共两党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在抗战史的研究和宣传上各说各的，各自宣扬自己的政治正确和历史功绩，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今天，时代已经变了，完全有可能超越政治情绪，“加强交流研讨，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逐步化解分歧”。
第二，改良史学风气，反对任意解释、任意评说的不良习惯。抗战史的研究涉及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应该看到这两个学科都曾经深受《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的影响。而该书的一个很坏的风气就是政治先行，主题先行，结论先行。要充分吸收传统史学和现代史学的优点，提倡重视史料，就事论事，叙述准确，议论平实。
第三，坚持实证主义，细致地考订事实。史学著作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事实准确，也可以说，这是衡量一部史学著作的学术价值的前提性条件。抗战史的研究同样如此。举一个关于抗战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统计数字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1985年，宋时轮将军在《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一文中提出，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伤亡338万多人，人民伤亡1 800多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1 000多亿美元。1991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基本采用了上述统计，说抗战期间中国伤亡人数2 10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1 000亿美元。1995年以来大陆学术界采用的数字是，中国军民伤亡3 500万人，财产损失5 000亿美元。今年9月2日，马英九在讲话中说，抗战期间中国官兵伤亡322万人，百姓死伤在2 000万人以上。同一个问题，大陆学界前后相差这么大，海峡两岸的说法相差这么大，它向我们提出了仔细研究的艰巨任务。
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七十年了，人们对它的认识，学界对它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性和成熟的程度。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段悲壮的经历，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一份巨大的精神资源。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它，使之成为全民族的正确的历史记忆和强大的前进动力。在这中间，培育和发扬科学的历史观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文章来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