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22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了一封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并报华东局的特急电报，题名《关于粮食问题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此处省略该电报文字，读者有兴趣可读江苏大学学报所刊原文）。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研究江苏省大饥荒的重要档案史料。按照我对史料的分类标准，属于核心史料。它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省当局向中央的报告，提供了1960—1961年间江苏省粮食生产和使用情况的重要数据；第二，它对中央下达之调粮指标所持的立场，反映了江苏省委实事求是的政风；第三，它作为江苏省当局综合省内情况并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具有政务信息的性质，是一份很有分析价值的样本。通过对它的验证以及对当时同类信息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信息对称和不对称的种种复杂情况，从而有益于考察当时政务系统的信息交换效能。
本文将侧重于分析这份报告的第三点价值，来拓展我们对当代历史的认识。
一
无论江苏省还是全国，所谓大饥荒，一般都是指1959年春天到1962年春天的大约四年时间。其中1958年冬天到1959年春天是第一波高峰，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是第二波高峰，1960年冬天到1961年春天是第三波高峰，1961年冬天到1962年春天严重程度相对缓解。上引中共江苏省委致中共中央的特急电报，拟发于1961年8月下旬，此时正值当年秋粮基本入库之际，中共中央要求江苏上调2.5亿斤粮食，显示中央已经开始筹划对付秋冬之间的粮食紧缺。为了鉴别江苏省委这份特急电报的内容，笔者将列举材料，对其中三个基本事实进行说明。
第一个事实，《报告》反映说，1961年江苏省全年粮食产量为原粮170亿斤左右，比1960年减产约17亿斤，其中，夏粮入库45.6亿斤，秋粮估计产量将只有124亿斤左右。农村全部留粮也只有129亿，扣除种子、饲料等必须留粮，能够作为口粮安排的只有104亿斤，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口粮293斤。这个情况是否属实？
由于大跃进运动严重摧残了农村生产力，截至1961年8月，江苏省面临的粮食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根据江苏省委农工部1962年的一份调查，从1957年起，江苏省粮食产量呈逐年下降趋势。截止到1961年，粮食产量微量增长的只有一个启东县，产量相对稳定的有10个县市；1959年以来连续减产的有26个县市，1957——1961年逐年减产的有5个县；与1957年相比，1961年粮食减产超过30%的有12个县市。根据该部提供的《农村粮食购销资料》，1957—1961年全省粮食产量为：212亿斤、225.7亿斤、198.5亿斤、191亿斤、176亿斤。
1962年3月27日，中共江苏省委急电发出《关于克服当前粮食困难的紧急指示》，其中指出：
由于去年的严重减产，全省的粮食过秤入仓数字，比上年减少了22亿斤，社员的平均口粮水平下降了10%左右。根据各地汇报，目前水稻地区每人每天只有十两到十二两原粮（老秤，下同），杂谷地区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到十两，而且地区之间、社队之间、户与户之间极不平衡，有一部分人还吃不到半斤原粮。
指示要求各地高度重视，立即行动起来，保证安度春荒，防止夏荒，力争不出问题。指示要求各地加强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国家核定的统销粮或返销粮必须到位，保证用好；必须严格控制各项城市用粮和工商业用粮；必须发动群众多搞吃的，防止“吃青”；严禁私自买卖粮食，坚决打击投机倒把，但是不禁止灾区群众“以物换粮”。为了掌握粮源，指示要求：
彻底清查县和县以上各级的小仓库，把手里积存的机动粮食全部拿出来。过去几年，由于各种原因，不少地方搞了小仓库，或多或少积存了一些账外粮。现在迫切需要把这部分粮食集中起来，用到最急需的方面。要求各地认真进行清查，把所有账外的国家粮食全部查清上报省粮食厅，并妥善保管，听候处理。对于公社和大队的自筹粮和集体所有的账外粮，也应一并加以清理，逐级上报县市，由县市统一处理。凡是过去搞了小仓库的地方，只要彻底清理，如实上报，不管情节如何，一律既往不咎。
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晚年回忆说，1961年的全省粮食形势非常紧张，“本来比较差的徐（州）淮（阴）盐（城）扬（州）四个专区，粮食减产达13.1亿斤”，“全省入库粮食总数为165亿斤，又比1960年减少22亿斤”。
这些材料基本上能证明，《报告》关于江苏省粮食情况的反映是真实的。
第二个事实，为了说服中央免除江苏省的调粮任务，《报告》为什么没有列举省内其他地方的严重灾情，而独独列举了苏州地区（含苏州市）的灾情呢？《报告》指出：
苏州地区，1955年与1960年比较，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卖粮从344斤增加到441.5斤，口粮从572.8斤下降到387斤。就几个高产县来说，问题更加突出。例如，昆山县，1960年农村每人卖粮880斤，口粮却只有370斤，比1955年减少了314斤。这些口粮数量还是稻谷，折合成品粮要打个七折。同时，苏州地区作物单纯，口粮品种少有搭配，代食品也少，因此，高产地区群众实际吃粮情况并不比其他地区好多少……苏州专区（包括苏州市）1957年死亡4万6千多人，出生16万5千多人，1960年死亡增到7万7千多人，增加64.7%，出生降到9万人，下降45.4%。
《报告》之所以突出反映苏州地区的灾情，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早在上年底，即1960年12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已经就宝应、兴化、高邮、江都、建湖、江浦、泗洪、海安、宜兴、溧水等十多个县发生严重饥荒、疾病、人口外流和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向中共中央如实做了报告。报告说：
去冬今春以来，全省有宝应、兴化、高邮、江都、建湖、江浦、泗洪、海安、宜兴、溧水等十几个县发生了严重的或比较严重的人口疾病、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事件。目前全省患浮肿、消瘦、青紫、子宫下垂等疾病的还有相当大的一个数字，人民群众的体质普遍地下降。不仅农村如此，目前城市的部分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病人数也有上升，浮肿病已开始出现。
其中，宝应、兴化、高邮、江都属于扬州地区，江浦属于南京郊区，建湖属于盐城地区，泗洪属于淮阴地区，海安属于南通地区，宜兴、溧水属于镇江地区。这些地方的灾情中央已有备案，现在无须再说。
第二，一直以来，苏州地区都是上调粮食比较多的地方，矛盾比较突出。据江苏省《粮食志》的记载，1953—1957年，苏州地区共计调出粮食152.27万吨。而同书记载，1959—1961年的三年内，江苏省共计向中央调出粮食43.7199万吨，折合874398000斤。这八亿七千多万斤粮食中，自然有很大一部分要从苏州地区调出。如果加上苏州农民正常上交的粮食，那么，必然大大加重了交粮负担而减少了口粮。1962年，江苏省委农工部部的一份调查，对这个情况有很具体的记载：
1957年苏州专区上交商品粮（扣除农村返销）14.27亿斤，平均口粮516.6斤。1960年上交商品粮16.25亿斤，平均口粮390.3斤。1960年比1957年上交商品粮增加12.2%，口粮下降24.6%。1957年的口粮水平，苏州地区比徐州地区相差156.1斤，1960年仅相差101.5斤。
第三，《报告》强调苏州地区由于缺粮而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危机，还特别举出了昆山县由于高征购而导致农民口粮水平大幅度下降的例子，是有真实背景的。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期间，昆山县就发生了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事件——巴城事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巴城公社有几百人饿死。
中共昆山县委向江苏省委的报告说：
从1959年11月中、下旬开始，大部分大队便陆续断粮，……浮肿病、青紫症、消痩病、妇女病等各种疾病，到处蔓延，最多时全社患病者有1263人，占农村人口7.8%（目前尚未恢复健康的有468人）。死亡人数也激烈上升，从1959年11月份开始到1960年2月份，全社共死亡558人，占农村人口3.8%。
综上所述，《报告》特别点出了苏州地区的严重问题，既在过去所反映的粮食危机和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基础上，客观反映了苏南粮食高产区再次出现的粮食危机，也是这份紧急报告中的点睛之笔。
第三个事实，《报告》关于江苏全省浮肿病、消廋病、青紫症、子宫下垂症等项疾病患病人数的反映是真实的吗？
《报告》反映，由于口粮短缺，全省疾病流行：
全省现在还有近四十万浮肿病人，有几百万患过疾病治愈不久的人，他们也要适当多吃一点，矛盾是非常尖锐的。
这里，《报告》提出了两个数据。一是当时全省有40万浮肿病人；二是当时全省还有几百万患过疾病久治不愈的人。这两个数据是否可靠？
先看40万浮肿病人这个数据。它来自于江苏省卫生部门的报告。1960年1月，江苏省除五害爱国卫生运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扬州召开了除害灭病工作现场会。1月27日，该办公室报告江苏省委：
关于当前浮肿病情况，除无锡市未发现病情，苏州专区水利工地发现少数民工有浮肿病现象和淮阴专区的宿迁县散在发生四五十人而外，其它各个专区和南京辖区均有不同程度的病情发生，并有死亡现象。据不完全材料统计，全省现有病人共约十二万六千六百多人，与本月18日向省委上报的病人数相比较，稍有增多。 其中镇江专区八个县市一个水利工地共发生浮肿、消瘦病人三万四千二百九十二人，扬州专区共有三万人左右，南京地区三个县一万九千七百五十多人，南通地区一万六千四百九十三人，盐城专区除阜宁县目前尚未明确的病人外，其它如东台、盐城、建湖等共约有一万三千六百多人，徐州专区一万二千二百十三人。
根据这份文件，1960年1月全省浮肿病人还只有126600多人。但是，1960年12月28日江苏省卫生厅的一份文件，即《关于浮肿病、妇科病、青紫症和儿童生长发育不良症防治措施的意见（草案）》说，到了当年年底，发病人数就上升到了40多万人：
近年来消瘦病浮肿病在一些地方发病较多，最高时曾达到40余万人。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大力进行防治，曾逐渐减轻。但近年来又有增加，12月下旬又回复到40万1千人，绝大部分为农村病人。最近在部分厂矿、学校中也有发生。
1961年8月22日中共江苏省委的《报告》所说的全省浮肿病患病人数达到40多万人，根据就是上述1960年12月28日江苏省卫生厅的文件。《报告》也表明，截至1961年8月，患病人数还维持在1960年12月的水平上。
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不是真实的情况。或者说，真实情况要严重得多。
上述1960年12月28日江苏省卫生厅《关于浮肿病、妇科病、青紫症和儿童生长发育不良症防治措施的意见（草案）》，是卫生厅党组起草的，在这份草案之前，还有两份文件，看起来是前述草案的底本。这两份档案证明，12月28日卫生厅党组文件所提供的数据，是经过反复斟酌之后确定的。
先看第一份文件。它是中共江苏省委防治血吸虫病七人小组办公室1960年12月10日草拟的《关于对浮肿病、妇女子宫脱垂和闭经等病在治疗期间营养补助的意见》。这份文件对今后6个月，即1960年12月到1961年5月期间的浮肿病、妇女子宫脱垂症、妇女闭经症发病人数作了估计。文件指出：
我们对今后6个月（从今年12月至明年5月）病情，从坏处打算，作如下估计：浮肿病累计发病人数约120万至150万人（按口粮困难的600万人口，以20%的发病率估算），再加上其它县的一些困难地区的病人。
再看第二份文件。它是江苏省卫生厅党组负责人赵海风、章德1960年12月27日提交给江苏省委教育卫生部的《卫生厅党组对浮肿病（包括消瘦症）及子宫脱垂病人在治疗期间适当增加营养的意见（草案）》。文件指出：
据12月23日统计，目前全省有浮肿病人37万人。为了便于计算具体需要数字，我们对今后6个月（从今年12月至明年5月）病情，从坏处打算，作如下估算：浮肿病累计发病人数约120万至150万人（按口粮困难的600万人口，以20%的发病率匡算），再加上其它县的一些困难地区的病人。其中重、轻度病人各占30%左右，中度病人占40%左右。对子宫脱垂和闭经，按现有病人计算，妇女子宫脱垂全省约35万人，重病人约占20%；妇女闭经全省约有80万人至100万人，病情严重的约占30%。
对比以上三份文件的内容，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上述三分文件，即1960年12月28日江苏省卫生厅党组的《关于浮肿病、妇科病、青紫症和儿童生长发育不良症防治措施的意见（草案）》、1960年12月10日中共江苏省委防治血吸虫病七人小组办公室的《关于对浮肿病、妇女子宫脱垂和闭经等病在治疗期间营养补助的意见》、1960年12月27日《卫生厅党组对浮肿病（包括消瘦症）及子宫脱垂病人在治疗期间适当增加营养的意见（草案）》，是同一文件的三份草案。
第二，文件草案最初是由中共江苏省委防治血吸虫病七人小组办公室12月10日草拟的，后来，江苏省卫生厅党组根据最初草案，拟定了后两份草案。
第三，12月28日的最后草案承认全省浮肿病患病人数是40万1千人，而前一天，即12月27日同样是江苏省卫生厅党组草拟的文件承认，根据12月23日的统计，全省浮肿病发病人数为37万人。
1962年初江苏省卫生厅党组的另一份材料，记录了非常严重的浮肿病发病情况。
1962年2月22日，江苏省卫生厅党组根据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务院卫生部的要求，作了《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其中，全省浮肿病发病人数如下：
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7日，共计发生浮肿病141万7千余人（其中90%以上得到了治疗，累计治愈49万3千余人，61年以来死亡25264人，62年以来死亡10838人），现有病人89万8千余人。
短短50多天，发病人数从40万1千人，变成了141万人，其中，固然可能有病情发展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它说明1960年12月28日江苏省卫生厅的文件、1961年8月22日中共江苏省委的《报告》关于浮肿病的患病人数，都是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
1962年下半年江苏省卫生厅的一份文件，才说了真话。
在1962年下半年草拟的江苏省卫生厅文件《今年上半年主要疾病防治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的防治工作意见》中，有1961年全年和1962年1至7月全省浮肿病发病情况的比较可靠的数据。为了说明问题，不妨把有关内容抄录如下：
在去年秋季（笔者按，指1961年秋季），我省大量发生浮肿病。农村除个别生产队以外，都有浮肿病人。病情严重的大队，病人占总人口的3.5%，有劳动力的病人占总劳力的43.6%。城市居民及各行各业都有发病，而且一度发展很快，死亡率较高。病人最多时（春节前）全省高达95万人，占总人口的2.33%，死亡最多的月份高达五千多人。以扬州、南通专区最为严重。浮肿病对生产和人民健康威胁很大……据今年1-7月统计，全省累计查出病人253万人（大部分为去年遗留病人），累计治疗216万人，治愈率为86%，死亡三万一千多人。七月底，尚有病人33万人。现在，69个市县中，有25个市县病人在千人以下，有33个市县不到一万人，其余11个市县除海安、南通（县）、如皋各为二万多人外，均在二万人以内。总的病情已有根本性好转。
上述两份报告，一份把统计时间的起点定在1961年11月，一份把统计时间定在1961年秋季。所谓秋季一般从9月起算。所以强调秋季，目的只有一个，即把1960年8月江苏省委向中央作出《报告》的时间断开，以维护《报告》的真实性。而实际数字的巨大差异，恰恰说明无论1961年8月22日的报告，还是1960年12月28日的报告，所汇报的数字都被大大缩水了。
再看其它几种疾病的发病情况。
中共江苏省委防治血吸虫病七人小组办公室1960年12月10日《关于对浮肿病、妇女子宫脱垂和闭经等病在治疗期间营养补助的意见》承认，全省有子宫脱垂症病人35万人，妇女闭经症病人80万到100万人。而在1960年12月27日《卫生厅党组对浮肿病（包括消瘦症）及子宫脱垂病人在治疗期间适当增加营养的意见（草案）》、1960年12月28日卫生厅党组《关于浮肿病、妇科病、青紫症和儿童生长发育不良症防治措施的意见（草案）》中，关于子宫下垂症和闭经症患者人数的记录，与12月10日江苏省委防治血吸虫病七人小组办公室的文件草案相同。但是，江苏省卫生厅党组1960年12月28日的文件中，有青紫症患病人数的记录：
在浮肿消瘦地区，由于吃了大量用污水浇灌的不新鲜的青菜，则常有青紫症发生，且于春秋季发病较多。今年全省累计病人有74136人。病人中以儿童较多，有达37.5%的。死亡快，有达10%的。必须引起重视。
1962年下半年江苏省卫生厅的《今年上半年主要疾病防治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的防治工作意见》还记录，全省已查出妇女子宫下垂病人45万多人，闭经症病人60万人，小儿营养不良120万人左右，疟疾病人100万人。
综合以上各种材料可以看出，1961年8月22日江苏省委向中共中央的紧急报告，所汇报的情况基本上是真实的，包括1960年夏季粮食收成和全年粮食估算的情况、苏南高产地区粮食紧缺的情况、全省疾病流行的情况和省委由于粮食紧缺而分配使用困难的情况。这些，构成了中共江苏省委向中央报告情况的真实性，同时，也就构成了向中央请求的合理性。在1961年8月那样一个特殊的困难时期，中共江苏省委如实反映情况，提出实事求是的要求，绝不仅仅反映了务实的工作作风，而且要有政治气节和胆略。而这种政治气节和胆略，又绝不是那种通常能引人注意的敢冒险、敢夸口、敢出头、敢打包票的江湖义气，而是一种地方大员应当具有的以诚实品质、实干作风和地方职守精神为基础的政治秉性。
江苏省委紧急报告关于全省疾病发病人数的报告，有一半是真实的，有一半是不够真实的。报告说全省有几百万“患过疾病久治不愈的人”是真实的，说全省只有40万浮肿病人是不够真实的。笔者认为，这并不影响这份报告的整体上的诚实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特别的可以原谅的原因。
这一点，下面笔者还将通过有关分析加以说明。
二
在本文中，笔者提出的问题是，作为省一级的政治首脑机关，江苏省委肩负着上达和下传的政治责任。这种政治责任的履行，是通过向上的请示汇报和向下的掌握情况、发出指令来实现的。江苏省委的急电是一份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对下级各市县来说，它是掌握实际情况的产物；对中央来说，它汇报了实际情况并提出了要求。这样，它就成了从下到上的完整的政务信息流通过程的一个中介。研究这种政务信息的形成、流通及其对于政治健康的价值，是本文的主题。
笔者所说的政务信息，是指政务运行过程中各级首脑机关根据形势和需要为实现某种行政目标而发出的政治信号。需要对 “政务信息”的有关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
第一，本文所说的政务信息的发出者，在中国的语境里，是指作为国家各级首脑机关的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政治领导人。
第二，本文所说的“政务信息”，是指各级政治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公开的和私下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合乎规矩的和不合乎规矩的一应文件、规定、政策、方针、决议、报告、指示、汇报、谈话、社论、报道等官方公文或官员私人渠道所传达出来的政治信号。
第三，本文所说的“政务信息流通过程”，是指某一特定政策任务的实施过程中，有关政治首脑机关和政治领导人互相接受、理解、交流“政务信息”并且做出反馈的过程。
由于有关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地位不同，动机不同，目的不同，应付方法不同，这种信息流通过程可能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于是，就会造成信息交流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不知情，从而被对方屏蔽信息，相互关系失衡，最后导致管理失控。因此，政务信息流通的透明、安全和规范，不仅是政治健康的重要条件，而且是运用政治学方法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视点。
政务信息流通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的固有现象。
公元前257年，秦国兵围赵国邯郸。赵国求救于魏国，魏安釐王派兵10万相救，但后来受秦国威吓而止兵不前。信陵君听了侯生的主意，托魏王身边的女人偷了代表国王用兵权的虎符去前线，杀了不肯交出兵权的驻军统帅，以8万之众解了赵国之围。信陵君救了赵国，但偷窃虎符，擅杀前线统帅，有过于魏国。他不敢回魏国而在赵国滞留了10年。在这个事件中，信陵君就利用了当时魏王和前线信息不通的条件，以代表魏王权力的虎符作掩护，夺取兵权，实现了救赵的计划。
史传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他的儿子袁克定非常踊跃，大力促进。袁克定甚至制造假版的《顺天时报》，每日登载支持复辟的消息送给袁世凯读，以造成各界拥护帝制的假象。袁克定所使用的手段，就是对袁世凯封锁消息，制造假信息，以坚定袁世凯的复辟信心。
在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中，一些省份所以饥荒严重，主因当然是地方当局执行极“左”政策，而欺上压下，对上封锁消息，对下压制不同意见，切断了及时纠错的机会，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曾希圣在安徽对中央封锁大规模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其手段堪称恶劣。
安徽省由于饥荒引起的非正常死亡，1958年就已经发生，1959年和1960年达到大规模的严重程度。透过来自基层的各种反映，中央有关部门几次派员下来了解，但是都被安徽省委严密封锁，甚至以省委有关名义向中央反控中央监察部门，达到了目无法纪，目无中央，形同独立王国的地步。究竟这几年安徽饿死了多少人，安徽省委在曾希圣把持下不说真话，瞒报数字，企图文过饰非，蒙混过关。本来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21万8千多人，经过造假，最后上报117万多人。这个造假过程，几十年之后才被公开揭露出来：
1961年2月，公安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公安厅（局）于六月底前，上报1960年人口统计数字。安徽省公安厅要求各地（市）公安处（局）于4月底前上报公安厅，公安厅于5月汇总后，发现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3839779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218280人。公安厅长邢浩将公安厅汇总的全省人口数字情况报告曾希圣，并说准备上报公安部。曾希圣当即指出，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这么多是不可能的，可能是1959年人口基数算大了，死亡人口统计可能有重复，要求公安厅重新统计后再报。公安厅把地、市公安处、局人口统计人员召到合肥，核实人口数据，结果和上报的数据吻合。公安厅长邢浩再次请示曾希圣，是否上报公安部，曾希圣回答说，等省委扩大会议开过后再报。于是省委在石关召开扩大会议的第一天，曾希圣就要求参加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汇报1960年人口数字，书记们赶紧打电话给自己管辖的公安部门，索要人口数据，很快就报来了，经过会议秘书组的统计，书记们汇报的数据和公安厅一致，因为他们汇报的数据都是根据公安部门来的，不会有大的出入。这时已经是7月，过了公安部要求上报人口数据的限期。由于公安部催得紧，公安厅只好先派户籍科长将人口统计数据送到北京。正在这时，曾希圣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安厅汇总的数据，邢浩厅长当即指示公安厅治安处，通知户籍科长马上回来，把统计报表都带回来，对公安部说统计数据有重大差错，回去核实后再报。从北京回来的户籍科长和几名统计员，在厅长邢浩带领下，吃、住在省委，修改统计数字，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完毕。在修改时，要求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不能产生矛盾，要合乎“科学”，尤其是儿童、妇女死亡数字要尽量压缩，加大老人死亡数等等。最后得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不是200多万，而是117万多人，经过曾希圣审阅批准，报告公安部。与此同时省委报告中央，把公安厅给公安部的报告作为省委报告中央的附件。
当年，曾希圣本人是承认造假错误的。1962年2月3日，在“七千人大会”后专门召开的安徽问题会议上，曾希圣所做的检查说：
直到石关会议上报死人数字上，还总怕报多了，公安厅统计了一个数字（人口数字历来是公安厅、民政厅管的），交给我看的时候，我就提了几条问题请他们研究，一是人口基数是否有那样大，如1954年遭受特大水灾，全省人口反比过去任何一个丰收年都增加得多。二是死亡人口的统计，是否有重复。三是外流人口和死亡是否有混淆。这种怕多报的思想，就是护痛思想的表现。所以，当时向华东局和中央只报了1960年非正常死亡117万9千多人，而没有统计上报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只在报告说一句，加上五九年则多于此数）。
李葆华主政安徽以后，安徽省公安厅于1962年11月22日至29日，专门召开全省户口工作会议，核实1960和1961年安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核实结果是：1959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34265037人，1960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30425058人，比1959年净减少3839779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仍为2218280人；1961年，安徽人口总数为29876855人，比1959年人口净减少4388182人。
曾希圣的造假，引起刘少奇的极端愤怒。就在1962年2月3日曾希圣检查之后，刘少奇在会议上说：
一定要讲老实话。首先要恢复那种风气，不管问题多么严重，人已经死了，中央也不追究责任，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从今天以后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三十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
刘少奇甚至问，哥老会有一套行话，用眼色、语气、态度来表示，喝酒酒杯怎么端表示什么意思，“你们安徽是不是有这样一套？”
笔者列举以上三个例子无非是要说明，政治社会的权力运行，有一套权力运行的规则。无论权力本身的政治性质如何，这套规则是一样的，甚至是基本不变的。我曾经说过，政治的伦理就是诚实，能够监督执政者不敢撒谎的制度就是有效的制度。因为作为曾希圣那样的地方大员，如果运用权力自成系统，对上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必然的结果就是中央对他所管辖地区的管理失控，而其负面的政治后果最终肯定落在中央的头上。刘少奇之所以如此震怒，就是因为曾希圣的行为破坏了基本的政治规则，触犯了作为地方大员的政治底线。
回到江苏省的问题上来，在1961年8月那样一个面临全国性粮食危机的时刻，江苏省委直陈困难，请求不调粮食，应当说是个有点出格甚至有政治风险的行为。但是，中共中央并没有因为江苏省委的不配合而严厉批评江苏当局，更没有给予有关负责人任何处分。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这之前的大跃进运动中，特别是由于执行“左”的政策而出现问题之后，江苏省委坚持诚实的态度，及时地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也就是说，中央对江苏当局是信任的。
笔者曾经指出，在1958年的政治形势下，江苏省委无法对抗大跃进的趋势，也无法避免后来江苏大饥荒的出现。原因很简单：在高度集权的党内，一个省级首脑机关没有任何可能改变中央强力推行的大跃进决策；作为全国统一行动依据的大跃进政策，本来就是砸锅卖铁、不计成本、不顾后果的败家政策；大跃进运动正式启动之前，在人权、财权、物权方面的体制破坏，已经使各级党委的一把手成了所辖地方、部门的山头王，他们有权在一个完全失控的跃进竞技场上为所欲为；在一种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余鸦雀无声的党内政治生态中，一风倒，跟风转，投机钻营、竞相飚“左”成为风气，任何观望、不积极、批评意见都会成为政治把柄，从而使自己成为被打击的目标。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条件下，江苏省委不可能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不可能不跟着大跃进的形势走。
当然，这样说丝毫不是在为江苏省委所应负的大饥荒责任减责，而把江苏省的大跃进运动说成是省委放任自流的结果。实际上，江苏省委在这场运动中还是有自己的施政空间的，包括不提出祸害性的新口号、新计划、新目标；及时掌握运动局势、掌握和解决各市县的情况和问题；及时了解、向上报告运动中发生的灾难性事件，马上处理，不使之拖延恶化；有限度地弱化某些跃进政策的恶性程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修正政策；等等。从省的范围来说，施政空间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用力的大小，纠错的快慢，常常就是省与省大跃进形势恶劣程度不同、灾难大小不同、领导人功过不同的决定性因素。
上文已经提到，江苏省委《报告》所汇报的情况基本上是真实的，包括1960年夏季粮食收成和全年粮食估算的情况、苏南高产地区粮食紧缺的情况、全省疾病流行的情况和省委由于粮食紧缺而分配使用困难的情况。关于全省疾病发病人数的报告，有一半是真实的，有一半是不够真实的。它说全省有几百万“患过疾病久治不愈的人”是真实的，说全省只有40万浮肿病人是不够真实的。这说明，江苏省委对下面各专区、市、县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作为对中央的粮食问题专门报告，它最大限度地说了真话；但是，由于对中央意图的把握还不能说十分准确，因此在某些问题上又留了一点余地。关于浮肿病患者的人数没有如实报告，就是一例。
一般说来，作为政治首脑机关之间相互流通的“政务信息”，具有七种不同的类型。它们是上行信息，下行信息，平行信息，正式信息，非正式信息，核心信息，综合信息。
所谓上行信息，是指下级机关送达上级机关的信息，主要是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的请示和汇报。其作用是反映本管辖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需要上级机关给予帮助才能解决的困难和要求。所谓下行信息，是指上级机关下达给下级机关的信息，包括下达给下级机关的政策、方针、计划、指示、要求、答复、通报等等指令性、规范性文件，反映了上级机关的意图或目标，是下级机关施政的依据。所谓平行信息，是指两个相同级别的首脑机关相互往来的信息，它们常常代表着某项政务目的牵涉两个不同管辖权的单位或地区，需要双方进行一些协商和相互配合；或者，发生了互相之间利益上的纠纷，需要通过协商加以处理。
以上三种政务信息，是从信息的流程上加以定义的，也是政务信息的基本分类。但是政界同样是人的社会，而且是掌握社会的政治权力的人群的社会，在社会人群中，这是一个对政治权力特别敏感、特别娴熟的族群。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都处在以自己为中心的大小不等的权力网中。这个权力网的直径越大，自己的权力越大。自己的权力网和别人的权力网交集起来，形成共同的利益链，就会使自己的权力增值。于是，在社会的权力网络系统中，就会形成大大小小的权力网的互相交叉重叠，类似交叉的蜘蛛网。而中央权力就处在这张交叉的蛛网的枢纽部位。于是，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要素的政务信息流通，就不仅具有上行、下行、平行这样三种流程的性质，而且具有代表权力运行显规则和潜规则的正式信息、非正式信息、核心信息、综合信息等四种不同信息。
所谓正式信息非常容易理解，它就是官方正式下达的政治文件，是首脑机关政治意图的公开表达。通常情况下，它是发布单位公开宣示目标，进行社会动员的依据。比如，某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的政治报告、有关决议和根据会议精神发表的党报社论，就是这次会议的正式信息。
所谓非正式信息，通常都是与正式信息的内容和要求并不一致的私下流传的消息。它不会公然地在官方正规传达渠道传播，而总是在少数关系密切的官员之间悄悄传播。显然，这种非正式信息的内容及其私下传播，是有可能带来一些消极影响的。1950年7月19日，刘少奇致电华东局，通知中央任命柯庆施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江渭清担任市委副书记，通知中还说：“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你们随时注意加以帮助。”根据陈丕显的回忆，1954年柯庆施调任上海市委书记，之前看过刘少奇电报的陈毅、谭震林给陈丕显打招呼，并要他转告曹荻秋、魏文伯。显然，根据组织原则这个情况是不能告诉柯庆施本人的。陈丕显回忆：
魏文伯心直口快，把七月十九日中央领导给华东局领导电报的内容说了出去，很可能是马天水知道了，告诉了柯庆施。这在柯庆施的心里形成了很大的阴影。
相反，柯庆施私下透露的对陈丕显的看法，在柯去世之后也通过私下的渠道传到了陈丕显的耳朵中。陈丕显回忆：
1965年，柯庆施在成都病故之后，贺龙元帅对我说：“柯庆施对陈的看法是：一、不突出政治；二、尽抓油、盐、酱、醋、米”……粉碎四人帮以后，安子文同志对我说：“我们是共命运的人，有些事如果现在还不告诉你就对不起你了。柯庆施至少三次要把你调离上海，后来都因为毛主席、少奇、小平同志，还有陈老总不同意才没有调成。”
以上所说的，还只是官员相互之间私下透露的一些有关人事关系的消息。有些来自核心层的政治价值极大的非正式信息，通过非正规的渠道透露出来，还常常能成为官员政治升迁的重要机会，或者成为引发某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契机。1958年张春桥发表的那篇《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是张春桥此后政治升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其起因就是柯庆施在北京探听到了毛泽东的思想动向，张春桥心领神会，精心为之，投其所好，获得成功。陈伯达1958年7月在《红旗》第四期发表的文章，通过发表毛泽东最近谈话的方式，透露了毛泽东建立人民公社制度的意图，中央其他领导人不敢怠慢，马上跟进。这个非正式信息，就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所谓核心信息也比较容易理解。它是来自各级政治首脑机关及其核心层领导人的极其机密的信息。上述1950年7月19日刘少奇给华东局所谈柯庆施的电报，其实就属于核心信息，只不过它还只是中央核心层对于一个省市级干部的看法，还不是重大决策机密。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之后，彭真不明就里，下令北京的报纸不准转载。在此之前，北京市委有所风闻，宣传部曾派人赴沪打听，但上海市委不予理睬。文章的写作情况被严格保密，它是江青奉命组织的直接针对彭真的重磅炸弹。作为上海市委的负责人，陈丕显左右为难。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把这篇文章的背景和毛泽东的态度通过罗瑞卿透露给周恩来。陈丕显回忆：
第二天早晨，我到锦江饭店南楼为周总理送行，总理和罗瑞卿正在吃早点。总理一见到我便热情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让罗总长转告我的那件事，我已经知道了。”说完，他又深情地望着我说：“谢谢你，阿丕同志！”
陈丕显所透露出去的，是当时最核心的机密。
所谓综合信息，是指某一事件本身包含的多重含义。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一般说来，这次会议的影响是消极的。刘少奇在会议上的报告，代表的是在这之前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批判“反冒进”的错误斗争所形成的党内个人迷信和经济建设的极“左”冒进倾向。报告也背离了刘少奇本人1949年建政以来的一贯审慎态度，本身就是受到批评被迫紧跟的结果。迄今为止，所有刘少奇的出版文集中都不收录这份报告。这当然是正确的，也符合刘少奇的思想实际。但是今天研究大跃进运动的决策过程，就不能仅仅研究八大二次会议。甚至，研究八大二次会议的消极影响，也不仅仅是这份报告。换句话说，八大二次会议的消极影响，至少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传达出来的。
第一，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对批判“反冒进”的肯定、对党的领袖高高在上的政治氛围的肯定、对经济建设“左”倾冒进方针的肯定。
第二，对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不正常党内斗争的肯定。八大二次会议于5月23日结束，24日新华社报道称：“这次会议反映了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这次会议本身就是一次整风的会议，一次反对国际修正主义、反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会议，一次大跃进的会议”。
报道还详细列举这些“分子”的名单：
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右派分子以及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被这些地区党组织所揭发出来的重要右派分子有：原浙江省委常委沙文汉、杨思毅、彭瑞林、省委委员孙章禄等右派分子，以原甘肃省委常委孙殿才、省委委员梁大均、副省长陈成义等人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以原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为首的右派集团，以原云南省委常委郑敏为首的反党集团，以原广西省委常委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原青海省委常委反党分子孙作宾，原河北省委常委、右派分子刘洪涛等人，这些右派分子都已被清除出党。此外，被揭发的还有，进行地方主义活动的候补中央委员、原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常委伊敏诺夫、艾斯海提等同志，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候补中央委员、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反对党的路线、进行反党活动的原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李峰和原泰安地委代理第一书记曹礼琴等同志。在大会期间，冯白驹同志对自己所犯的地方主义的严重错误，作了书面检讨。
八大二次会议的这个做法，不仅承认了地方领导人在所管辖地区肆意发动斗争的权力，而且对党内发出了警告，如果在未来的跃进运动中执行不力，将有可能遭到同样的处分。实际上，后来的大跃进过程中，全国有关省、地、县等各级领导机关都有大批抵制瞎折腾的官员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是有关官员如法炮制的结果。
第三，组织人事方面的不正常变动。5月23日八大二次会议结束，25日就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作出的出人意料又合乎逻辑的人事安排是，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本来1956年9月刚刚开过八大，到八大二次会议才一年零八个月，出于什么原因急于做这样的增补？同时，八大政治局有乌兰夫、张闻天等六名候补委员，八大二次会议的增补按规矩也应当依次递补，增加候补委员才对。更严重的问题是越级提拔的示范意义。1949年以后林彪很少工作，突然提到那样的高位有什么服人的理由？柯庆施不仅在八大之后投合毛泽东的冒进主张，更因为在成都会议上公然提出“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名震一时。谭震林是作为主管农业的负责人被增选进政治局的，他的提升表明了之前主管农业的邓子恢从此失去进入权力中心的机会。1949年之后，邓子恢是中南局第二书记，也最早和高岗、习仲勋、邓小平、饶漱石先后奉命赴京任职，被称为“五马进京”。但是，由于在合作化问题上和毛泽东意见相左而屡受批评。现在谭震林后来居上，他事实上已经靠边站了。柯庆施后来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如果他不是在1965年去世，我相信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应该不是陈伯达，而非他莫属。李井泉不仅对于后来的四川大饥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自己和家人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他的宦海沉浮令人掩卷叹息。谭震林在其后的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紧跟极“左”路线，提出过一些不合适的计划主张。但这位经历长期浴血奋斗的革命者，能够坚守良知和党性原则，在七千人大会上包括后来的“文革”中，多次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且在“文革”中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现在不能不说，无论后来的表现怎样，当初他们被破格重用，体现的是一种极“左”的氛围。
八大二次会议的这三点作用，为大跃进运动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
三
在以上分析的七种政务信息中，按照官方规则是三种，即上行、下行、平行。但是，这只是一般公事公办的程式化信息流通，而举凡涉及官员升迁和其他利益者，官员们会千方百计地通过非正式信息、核心信息和综合信息的渠道去争取好的结果，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反馈。也会利用自己掌握的这类信息去交结别人。官员之间的关系网，很多时候、很大部分上，是用信息交换的手法编织起来的。甚至可以说，相互之间所交换的信息的机密程度，是衡量双方关系密切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这样，就可能造成一种政治现象，各级官员不是按照上级机关公开宣示的正式政务信息行事，而是根据千方百计地获取的非正式信息和核心信息，去应付差事，或者根据综合信息的内容，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法去执行。久而久之，演成风气，各级官员都把精力用在刺探上司消息，揣摩上司心事，投机钻营上面，反而把上级的正式计划要求当成耳边风或者官样文章。于是，整个政务系统就会紊乱。
在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政务系统是中央、省、地、县、公社五级。江苏省当局在这个系统中处在第二级，上头是中央，下头是地、县、公社。大跃进运动期间，江苏省委对下面的情况是了解的，这保证了它向中央报告的情况是准确的。
江苏省委对于下情的了解，通过多种渠道。
一是省委农工部和省委办公厅所办的内部刊物。农工部的内刊是《人民公社运动情况》，省委办公厅的内部刊物是《整顿建设人民公社情况汇报》。这两份内部通报及时登载各地各种动态，包括各种工作进展，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比如，1959年4月18日上午徐州地委向省委报告发现浮肿病人，当天就在《整顿建设人民公社情况汇报》上登出，同时发往各地参考。
二是省委省政府部、委、办、厅、局的对下垂直管理功能保持畅通。比如，大跃进期间的浮肿病、青紫症、妇科病、子宫下垂症、血吸虫病等疾病的疫情，除了当地政府负责上报之外，省卫生厅系统始终保持正常的监控功能；粮食系统始终对全省粮食情况心中有数。1960年春，宝应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事件，最初就是扬州专区粮食局直接向省委反映的。省委得以及时突破宝应县委的封锁，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向中央报告。
三是不断派出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直接下到各县、公社和大队，现场了解问题，直接向省委报告，使省委心中有数。这些工作组，有的是检查发生严重问题的地方，有的是带着问题下去进行调查研究，有的是专项考察某项政策的试行或者落实情况。据不完全统计，1959——1961年期间，省委分派各地的工作组先后提交了1000多份各种类型的调查报告。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最有效的掌握下情的办法。因为这些调查组奉省委之命下到基层，当地官员不敢阻挠，可以把现场问题直接报告省委。1960年1月5日，省委书记江渭清在省级机关干部下派会议上要求：
我们下去少蹲机关，多和群众接触，进行调查研究，与群众一起生活，辛苦一个时期，把整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生产建设、安排生活做出显著成绩，我们明年就好过了。
1961年11月14日，江苏省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县委都要开展关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并且选择两三个大队进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大包干”两种方法的试点。文件所附的调查提纲明确指出，要解决“集体经济中生产和分配不统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统一，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克服生产队与生产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现象，调动农民群众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调动生产队的积极性。”提纲要求，调查研究的原则是：“一切从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办好人民公社，有利于调动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逐步改善社员生活出发。”
值得研究的是江苏省委对中央的态度。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江苏省委不能不紧跟中央的步伐。八大二次会议期间，5月14日江渭清在《人民日报》发表《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工作一道前进》一文，表达了江苏大跃进的决心。文章宣称，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省共计兴修水利34亿立方，增加灌溉面积1400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700万亩，治涝面积3100万亩，积肥560亿担，平均每亩积肥60000多斤。
这些数字显然在吹牛。文章还唱出了江苏人民英勇奋斗的民谣：“志气比天高，干劲冲云霄。戽干大海水，切断荒山腰。就用这股劲，实现四十条。”文章提出，要“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江苏面貌。苦战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全面改变江苏面貌。”具体蓝图是：
在农业方面，1958年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在1957年的基础上，使粮食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棉花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油料增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猪子增加百分之八十至一百，蚕茧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1962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完全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在工业方面，1958年我们地方工业的产值将比1957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1962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全省地方工业在1957年的基础上将增加三倍或四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工农业生产发展了，科学文教事业也会随着发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成立江苏省科学分院和专区、省辖市的科学研究所，并根据实际需要，发展各种专科学校和大学教育，培养和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的队伍。我们一年或二年基本扫除文盲和普及小学教育，三年或者五年普及初中教育。争取两年或三年基本实现“四无”和消灭血吸虫病。
江渭清在文章中提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要坚持“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是一个独具匠心的口号。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凡事当然不应该定十分指标，更使不出二十四分的干劲。但在那个时代，十分指标是力争上游的，二十四分干劲是鼓足干劲的，更何况还有一个十二分措施，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富有时代色彩而又拥有相当技术含量的口号。进而言之，现在我们是否应当以此文章批评江渭清极“左”呢？我认为没有这样的必要。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不止江渭清一位省委书记发表了类似的应景文章，可见书记们发表文章是有组织的行为，如果江渭清还想把省委书记当下去，他不写这样的文章行吗？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没有必要为中央强力推行的大跃进政策承担责任。
事实上，江渭清的这篇文章也并非完全的官样文章，争取工农业和其它各行业的全面大跃进，在江苏也曾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的。自然，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面临这些问题，江苏省委对下保持了必要的掌控能力，对中央保持了不瞒不掖的态度。1958年冬至1959年春，高淳县在县委书记刘云的错误领导下，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和死人事件，“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症患者一万四千多人，非正常死亡六千多人，外流人口一万多人”。1960年3月18日，江苏省委发出《关于高淳事件的处理决定》。《决定》指出，根据刘云的错误，省委给予其撤销县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处分。省委指出，刘云的错误主要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疾苦漠不关心；个人独断专行，作风不民主，只准谈好，不准谈坏。1958年估计三麦产量时，刘云同志不加分析地认定最高增产50%，下面反映没有这么多他就加以斥责。使下面不敢反映真实情况。1958年死亡人数达到8498人时，他置之不理，因而使问题更趋严重”。3月24日，江苏省委发出《关于高淳事件的通报》，严重警告说:
各地委、市委、县委，必须从高淳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于少数有严重官僚主义作风、屡教不改的干部，应当采取调换工作、下放锻炼，直至撤职等办法，使他们转变过来，不能姑息迁就。否则，既对党对人民的事业不利，也对犯错误者本人不利。
通报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上海局。
江苏省委的这种严肃的态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当然，江苏省委也不是毫无顾忌的。回到前面的问题上来，1961年8月22日江苏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以及1960年12月10日、12月27日、12月28日江苏省卫生厅的三份报告，大大缩小全省浮肿病人的数字，用预计发病人数将达到多少的方法，很隐晦地表示了疫情的严重程度。直到1962年1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才在有关文件中如实承认疫情，多少也说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在江苏省委及其主要负责人江渭清的心里，还是有相当面积的心理阴影的。这一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两点经验：第一，无论对下级还是对中央，作为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江渭清坚持老老实实做事，老老实实汇报问题，因此他历经混乱仍然能把省委书记做到退休。历数1958年的省委书记，能做到这样的并不多见。第二，在中国的语境里，在权力的顶层，其实是高处不胜寒的。例如八大二次会议那样，执政者可以做到号令一切，但是官场如同江湖，并非人人都像江渭清这样守规矩。私欲膨胀者完全可以像有些省的领导人那样，对上封锁消息，切断正常的政务信息渠道，而把上峰彻底屏蔽掉。等到问题成山，不可收拾了，不仅他们自己自食其果，而且最终迫使跃进路线的提出者为不正常的政治权威买单。要避免这样的宿命，唯一的出路，当然只能是政治体制的转换。
（文章来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