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史，由于和当代人事乃至政治的纠葛，具有敏感性高、下笔难、是非多的特点。关于“张凯帆事件”，《曾希圣传》的三个文本和《张凯帆回忆录》，在互文的角度上更能看出立传的不易。判断是一种思想方法。史学研究中的判断就是历史判断，具体体现为事实判断、情感判断、价值判断、逻辑判断四种学术路径。灵活运用这些方法，有益于提升当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一
按照我的理解，1949年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中国历史应该叫中国当代史，它的另一个提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自己一直使用中国当代史这个概念，但是，并不排斥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个概念的使用。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和河南大学出版社修订再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2004）》等书，都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书名的。
说到中国当代史，它的一般含义是什么？所谓当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当前这个时代”。这么说来，中国当代史自然就是中国当前这个时代的历史。就一个国家的历史而言，所谓某一个时代，当然就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思想、价值、经济形态、意识形态具有独立特征的一个大的历史时期。比如，从秦始皇建立统一国家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如果从大一统、皇权政治、小农经济、儒家思想意识形态等几个角度看，可以整个地称之为帝制时代、帝政时代、皇权时代、封建时代（由于对封建这个概念有不同理解，这里只是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来使用），或者笼统地称为传统时代。如果根据家族政治、王朝政治的特征来说，又可以把这个传统时代的不同王朝分别称为不同时代。例如，汉王朝称为汉代，唐王朝称为唐代，宋王朝称为宋代，清王朝称为清代。甚至，还可以按照某种特定的政治或文化特征，把某一王朝的某一阶段称为某个时代。比如，汉代的文景时代，唐代的贞观时代，清代考据学的乾嘉时代，等等。回到中国当代这个概念上来，所谓中国当前这个时代，自然就是和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经济基础、观念文化基本一致的历史时期。因此，中国当代史这个概念，它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特定内容，是不用解释的。
一般说来，历史研究主张更多地关注那些已经经过一定时间沉淀的社会和事物。中国当代的历史，当然存在沉淀不够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它呢？
这和中国历史学关注当代的传统有关。过去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说他的目的是为了警示当时的掌权者。司马迁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记载了鲁国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孔子生存的年代是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因此，从内容上看《春秋》也有当代史的性质。
司马迁和汉武帝是同时代的人，《史记》写了《孝武本纪》，同时还写了《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封禅书》《河渠书》以主要的篇幅记载了汉武帝时代封禅和治水的活动，《平准书》通篇记载了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政策。它们其实就是司马迁所写的当代史。
司马迁不仅记了当代的事，而且表达了对当代的看法。这从《平准书》可以看得尤其明白。对于西汉初年的国家经济政策，司马迁是肯定的。他说：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史记·平准书》）。
司马迁检讨了武帝时期的国家财政经济政策，他赞扬上古时期以入定出的财政政策：“《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但是战国时期人们违背了这个原则，“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退让”。秦汉以来“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当然，从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等人功业的记载来看，他对武帝时期驱逐匈奴的战争是肯定的。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汉武帝时期所以弄到国穷民穷的地步，不仅仅由于驱逐匈奴的战争。至少，还包括封禅活动的巨大花费、平定吴楚之乱的巨大开销、宫殿建筑的巨额开支、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等等。司马迁说：“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因此，他只能把这种政策变化归结为时势的变化：“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史记·平准书》）。
不过，《平准书》实际上已经朴素地提出了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种不同的财政方针。至少在古代，这是国家财政两种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我曾经说过，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平准书》是中国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大约唐宋以来，国家修史成为主流，而且不少情况下是取而代之的王朝组织编写前代王朝的历史。但是，这并不排除历史学家研究当代。事实上，过去历代都留下过不少当代史的著作。从根本上来说，古人所以重视当代，所以具有重视当代的传统，是由于历史不能割断，对当代的研究能为历史学提供重要价值支持。当代史研究的意义体现在：
第一，把当代历史事实记录下来。历史事实只有记录下来才能流传下去。无论什么时代，湮灭、流失的历史内容总是巨量的。当代事实当代人不记载，后代人很难记录完整，甚至若干年以后造成集体失忆。今天再问年轻人“文革”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不知道。今天再告诉年轻人曾经有三四年中国人普遍吃不上饭，并且饿死几千万人，他们也许会问：这可能吗？如果再告诉他们，那时候不仅饿死过几千万人，还出现过不少人吃人的事情。把自己的亲人弄死吃人肉，或者把死人扒出来吃死人肉。他们会相信吗？我带一个台湾来的女博士，她读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问我，李老师，季先生写的那些东西都是真的吗？我说，《牛棚杂忆》这本书并不是记录“文革”最好的书。因为季羡林“文革”期间并没有受到最残酷的打击，所以他的记载不可能最深刻地记录“文革”的黑暗。就我在基层所看到的、听到的一些情况都比那可怕许多。把当代的历史事实记载下来，就是把这个时代记载下来。
第二，把当代人的看法记录下来。当代人对某桩事件、某段时代、某种社会、某个历史人物究竟抱有什么看法，是很珍贵的，记下来就可以留给后人去参考。后代人在并不相同的社会环境中，可能会有不同于前人的看法。这时候，前人的看法就能多一种参照。
第三，有利于帮助总结历史经验。人们生活在某种社会环境中，亲身经历过这个时代的社会变迁，会得到很多经验。这些经验是一种财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例如，今天研究某些不好的历史事件，并不是纯粹出于对这些事件的憎恨，而是出于总结经验的目的。
当然，所谓总结经验教训，只体现了历史学家的心智，在历史学传承的意义上是一种财富。它们对于现实的社会有没有意义，或者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有益的，那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应当承认，研究当代史确实会有很大困难。难点之一在政治。这也是有传统的。无论哪一代王朝都不可能把当朝皇帝的恶行如实记载下来。过去说有侍官负责随时记录皇帝的言行，能相信那些起居录都是真的吗？比如，宋徽宗这样一个荒唐的皇帝，从艺术史上讲，他是有贡献的。在他手上，书法绘画成了艺术。但是他任用坏人，懈怠政务，鱼肉人民，直接造成了北宋王朝的灭亡。《宋史》关于宋徽宗的本纪说：
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纂，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忌怠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委诸数哉？……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宋史》第22卷）。
宋史是元朝人写的。1135年宋徽宗死在金国，1137年消息传回杭州，宋廷还给他封谥号“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宋朝不灭亡，靠这个王朝的史官们记史，上面《宋史》的评价写得出来吗？
关于岳飞被杀，《宋史·岳飞传》说：
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勇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岳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宋史》第124卷）！
同样道理，靠大宋王朝的史官恐怕也写不出这样的评价来。甚至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不是蒙古人先灭了金国，而是金国在对宋战争中获胜，金人会不会在他们所写的宋史中为岳飞鸣冤，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可是宋高宗不想杀岳飞，秦桧能杀岳飞吗？秦桧固然不是个好东西，但在这件事上他既是个阴险的帮凶，又是个背黑锅的替罪羊。杭州的岳王庙、开封朱仙镇的岳王庙里，秦桧跪在那里不冤，然而宋高宗难道不该跪吗？早些年我去杭州岳王庙，讲解员说，秦桧等三个人的铁铸跪像烂了再换，现在已经是第三代铸像了。我就不懂这桩冤案在民间、在教科书上，怎么就没有了宋高宗的罪恶？其实这就是一种王朝铁律——为尊者讳，编史也要提倡忠孝精神，维护主子政治正确的形象。中国历史上尽管王朝更替不断，但这套政治伦理是固定的、传承不变的，造成了传统时代超越具体王朝政治利益的带有普遍皇权价值的王朝伦理。这种王朝伦理是中国社会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落后的重要根源之一。
二
回到中国当代史的话题上来，当代史研究有三个难点。一是直接涉及许多活着的人，这常常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二是直接涉及和当代政治的关系，这也会带来许多困难；三是在前两个难点的影响下，难以做到公正。
当代史上常常有问题根本碰不得。有的问题上，研究文章一出来，就有人出来争论。不是相关人物的亲属后人，就是他们的生前故旧，或者是有关管理部门。其中最纠结的，就是在某些问题上应当如何说：说还是不说，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是直截了当说还是兜着圈子说。
曾希圣是1953—1962年期间安徽省的主政者，去世于“文革”时期。因为大饥荒时期安徽饿死数百万人而在1962年受到中共中央处分。1949年以前的革命时期，曾希圣是有很大贡献的，1961年前后在安徽推行“责任田”政策是一个突破性的改革举措，“文革”时期政治上也是清白的。曾希圣的生前故旧组织撰写他的传记当然是必要的。1993年，《曾希圣传》讨论稿完成；1996年，经修订由安徽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2004年，又经修订再次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标明“秘密”）。
《曾希圣传》记录了曾希圣的一生业绩。它是很少见到的由同一人主编、前后两家出版社的版本有文稿继承性、后出的书反而标明“秘密”的当代人物传记。这一点，反而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通读了包括讨论稿在内的三个文本，现在，就大跃进时期关于张凯帆事件的记载，来分析作者的叙事特点。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安徽省委副书记张凯帆在无为县抵制极“左”，下令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后来遭受错误打击的事件，是曾希圣主政安徽时期的一个大事件，也是大跃进时期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重要事件。关于这件事，《曾希圣传》的三个文本是如何记载的呢？
先看1993年的讨论稿：
1959年7—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的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写信给毛泽东，但却被认为是向党进攻的，因而使会议后期开展了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毛泽东在此会议期间写了一段批语，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有，地方有，安徽的张凯帆就是这样的人物。
曾希圣见此批语甚为震惊……庐山会议散会后，曾希圣回到安徽，一开始他不愿意批判张凯帆。后来在上面多次催促下，曾希圣于1959年8月25日（距庐山会议结束10天之后）召开了省直处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时，点了张凯帆的名。后在上面一再催促之下，曾希圣于1959年8月27日至9月21日主持召开了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对张凯帆进行了揭发批判。为了与上面“配套”，又将张凯帆与陆学斌定为“反党联盟”，均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给予斗争。错误地认定张凯帆“大闹无为”“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为地主、富农撑腰”“打击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一贯地大量地包庇地富反坏分子”“和陆学斌结成反党联盟”“一贯反党”“一贯右倾成性”等莫须有的罪名。错误地认定陆学斌“参与反党联盟”“污蔑三面红旗”“对抗中央指示、对抗省委领导、把文教部门当成独立王国”“制造谣言、中伤解放军、挑拨中苏关系”等所谓罪名。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关于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会后，全省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层层照套省里批“张陆反党联盟”的做法，抓“小张凯帆”，又打击了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好同志。
上述记载，实际上告诉读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张凯帆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毛泽东庐山会议期间斗争彭德怀事件开始之后在一份批语（批语内容见后引文献）中定案的，曾希圣最初见到毛泽东的批语是很震惊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指责张凯帆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曾希圣事前不知道。
第二，庐山会议之后，曾希圣是不愿意批斗张凯帆的，是在“上头”多次催促之下才点了张凯帆的名；在“上面”一再催促之下才组织揭发批判张凯帆的。
第三，安徽省委定“张陆反党联盟”是为了和上面“配套”。按照常规，省委的“上面”当然是中共中央。也就是说，安徽定“张陆反党联盟”，根子在中共中央。
第四，全省开展反右倾斗争中打击了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好同志，是各地“层层照套”省里做法的结果。大约作者认为省委没有责任，所以打击了多少人没有交代。
按照历史叙事的基本方法推断，以上记载有以下一些疑问：
第一，既然毛泽东的批示指明张凯帆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么，在这件事上其他人当然就没有什么责任。曾希圣看到批示还表示震惊，他更没有什么责任。但是，既然毛泽东宣示张凯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在一份批示中作出的结论，那么，是谁送的报批件？报批件的内容是什么？
第二，庐山会议之后曾希圣本来不愿意批判张凯帆，是在“上头”“上面”的一再催促下才不得已点了张凯帆的名，并且组织揭发批判张凯帆的，那么，这些“上面”一再催促的指示内容是什么？这些指示的文献依据在哪里？
第三，安徽省委确定“张陆反党联盟”、安徽各地打击了一大批好同志，是安徽省委为了和上面“配套”、是安徽各地层层照套省里的做法，那么，中共中央有没有要求每个省都要在省委整出一个反党联盟来？安徽省委及其主要负责人曾希圣做了些什么？他们的责任是什么？
以上三个问题，《曾希圣传》讨论稿都没有涉及，但这些问题是必须回答的。
再看1996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书：
1959年7—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期间的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写信给毛泽东，但却被认为是向党进攻，因而使会议后期开展了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毛泽东在此会议期间写了一段批语，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有，地方有，安徽的张凯帆就是这样的人物。曾希圣回到安徽后，为了与上面“配套”，又将张凯帆与陆学斌定为“反党联盟”，均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给予斗争；并在全省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层层照套省里批“张陆反党联盟”的做法，抓“小张凯帆”，又打击了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好同志。
在上述记载里，直截了当地把揭发批判张凯帆和张陆反党联盟的事件，说成是贯彻毛泽东批示、与上面配套的结果；甚至，把讨论稿中安徽揭批张陆反党联盟过程中指责张凯帆、陆学斌的那些罪状也删除了。按照这样的记述，安徽省委和曾希圣基本上是没有责任的。因为对上，他们是执行毛泽东对张凯帆的点名批判；对下，是各地层层照套省里做法的结果。
再看2004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秘密”本：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召开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揭发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分裂活动”。
8月4日，安徽省委发出关于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给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我省书记处书记张凯帆同志于7月初到无为县检查工作时，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上的混乱。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对张的这种做法很有意见，认为是违反中央方针政策的。”8月10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写了批语：“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里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庐山会议结束后，曾希圣回到安徽。8月25日，安徽省委召开省直处以上干部大会，曾希圣在会上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8月27日至9月21日，安徽省委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曾希圣传达了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会议讨论通过了省委《关于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决议》，确定目前全省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反右倾、鼓干劲，进一步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为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而斗争。会议对张凯帆进行了揭发批判，还同时批判了安徽省委书记处、省委宣传部长陆学斌，并通过了《关于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会后，全省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打击了一批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
这个“秘密本”，纠正了前两个版本关于庐山会议的不正确表述（“1959年7—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八届八中全会”，这个表述是不正确的。“庐山会议”是个通俗的大概念，它的会期是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而实际上，它包含7月2日到7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7月16日到8月16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最大的改动是点出了毛泽东对张凯帆作出批示的背景，是8月4日安徽省委上报了关于张凯帆问题的报告，并且交代了安徽省委、曾希圣为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作出的反右倾决议。
作为历史人物曾希圣的传记，指明了这些是不是就足够了呢？显然不够。因为缺少在这个事件中关于曾希圣个人行为的具体记载。就这个事件来说，这样的记载也因为缺少对相关人员具体行为的叙述，导致因为缺少细节的交待而空洞苍白。历史事件是当事人行为的总和。其中不同地位的当事人的不同行为，构成事件发生和发展的不同要素和关节点。这些要素和关节点，构成事件的细部内容和特征。它们就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就历史人物研究来说，他在有关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根源于他的行为所提供的要素和这些行为所处的关节点是否重要。曾希圣对于张凯帆事件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不妨再看看张凯帆怎么说。
2004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凯帆回忆录》第37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第38节“被批斗五十一天”，谈到了张凯帆事件。现在分别引述如下：
《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当时，曾希圣、黄岩同志在参加庐山会议。黄岩不是中委，是以特邀代表身份列席会议的。本来以为庐山会议要反左，没想到会反右。我当时不知道庐山的变化，不知道彭德怀同志上了“万言书”。但在合肥的几位书记、常委早知道了。省委常委宋孟邻带几个人到无为，对凡是我调查过的地方，他都全部重新调查一遍……后来我才知道，我在无为解散食堂，他们已经派高鸿专程把我写的反映无为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送到庐山给曾希圣、黄岩了……不到两天，黄岩从庐山回来，召集会议，我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扫地出门。
《被批斗五十一天》：
曾希圣、黄岩同志在庐山接到报告，说我“强令解散食堂，大闹无为二十天”，就向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批示后，曾希圣要黄岩尽快赶回安徽。黄岩回来后，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地点在稻香楼北苑地下室，对我开展斗争……会议规模越开越大。黄岩宣读了主席的批示。批斗会从几千人扩大到上万人。有主会堂（省委小礼堂），还有分会场（江淮大戏院等处），不单批我，还批陆学斌。说我们是“张陆联盟”，理由是陆学斌派两个人到无为帮我写材料，还有电话中议论被上纲为“妄图修改总路线”……在批斗会期间，曾希圣从庐山打电话到我家里，说：“你老张为什么到无为去解散食堂？揭无为的盖子就是揭安徽的盖子。你的错误是严重的，要老实交待，接受批评，否则你是要受处分的。”……1959年9月19日最后一次批斗会，在江淮大戏院召开，宣布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对我的处分是：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级别是七级下降四级，到十一级……在对我的处理上，有人提出保留党籍，有人坚决主张开除。曾希圣拿不定主意，给彭真打电话请示，彭真说不了解我，并说：“你是第一书记，民主集中嘛，你的意见呢？”曾说：“开除也可以。”于是，决定开除党籍。
在本节“被批斗五十一天”，有一个该书访谈记录者所做的注释：
五十一天，张凯帆自注“被错误批斗达51天”。他是9月19日最后一次被批斗的，那么，黄岩主持在稻香楼北苑地下室第一次批斗张凯帆应是7月31日。据宋霖《张凯帆“反党联盟”错案前后》（收录于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的《安徽重要历史事件丛书·政治风云》），省委常委第一次批斗张凯帆是8月1日。同一天，中共无为县委给地委和省委上报了《对张凯帆同志提出的“三还原”在无为造成混乱的情况报告》；8月2日，中共芜湖地委加按语报给省委。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了题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派专人送上庐山。显然，曾希圣等人是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中看出了庐山会议风向转变，才安排黄岩回省批判张凯帆的。
以上张凯帆回忆录的记载，由于出自多年后的记忆，自然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所写的是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并不是“万言书”。再比如，黄岩主持安徽省委第一次在稻香楼北苑地下室批斗张凯帆，究竟是7月31日还是8月 1日，还有待考证。特别是，曾希圣派黄岩回安徽批斗张凯帆的日期，还需要仔细研究。如果曾希圣是在毛泽东作出批示之后派黄岩回安徽的，那么，必定是在8月4日之后。但第一次批斗张凯帆无论是7月31日，还是8月1日，都在毛泽东作出批示之前。根据这个情节推论，曾希圣派黄岩回安徽批斗张凯帆的原因，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批示，而是听取了留在合肥的省委有关负责人的电话汇报。根据张凯帆的回忆，他是7月4日下去了解情况的，先去了肥东和巢县，然后去了无为。他在无为发表批“左”讲话是在7月7日。后来说他“大闹无为20天”，应该是指27日之前的20天。据此推算，曾希圣根据电话汇报派黄岩回安徽应该是在27日或者在这之后。因此，张凯帆回忆说曾希圣听了汇报“不到两天”就派黄岩回合肥应该是真实的。同时，上述注释里专家判断说：“显然，曾希圣等人是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中看出了庐山会议风向转变，才安排黄岩回省批判张凯帆的”，也是可以成立的。
张凯帆的回忆，解决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宋孟邻以省委负责人的身份主持整了张凯帆的黑材料。第二，是高鸿奉宋孟邻之命专程上庐山向曾希圣、黄岩送黑材料的。第三，庐山会议期间安徽省委关于张凯帆在无为解散食堂的报告被提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作出批示之前，曾希圣就已经派黄岩回安徽批斗张凯帆了。第四，9月20日之前，一共批斗张凯帆51次。也就是说，无论从7月31日起还是8月1日起，几乎天天都在批斗。第五，批斗张凯帆期间，曾希圣在庐山给张凯帆打过电话，对张凯帆有过严厉指责。第六，最后开除张凯帆的党籍，是曾希圣请示彭真，彭真推说不熟悉张凯帆而由曾希圣决定的。
我想说的是，根据“秘密本”“后记”的说明，《曾希圣传》编撰委员会成立于1992年3月，该书的1949年之前部分由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的专家对原稿作了“改写和重写”，第18章（“文革”期间部分）也作了“结构调整和增写”。可见，该书关于张凯帆事件的内容未经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专家的修改。张凯帆1991年10月去世，但是，1987年2月起安徽的有关历史学家就已经开始对张凯帆进行了访谈。1993年《曾希圣传》讨论稿成稿的时候，张凯帆的生前访谈材料早已定稿。那么，从1993年形成讨论稿，到2004年出版“秘密本”，10多年时间里，《曾希圣传》的作者们就根本没有去了解一下张凯帆说过什么吗？
关于张凯帆事件还需要继续研究。本人在以上所引用的曾希圣的三种传记文稿和张凯帆的回忆录所提供的事实之间，既不做谁真实、谁不真实的判断，也不做谁正确、谁错误的判断。但是，对这件事的叙述，张凯帆本人提供的事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可以核实他提供的材料，指出其错误，但不能完全回避。本人举这个例子只想说明，研究当代的人和事，涉及对当代人的是非功过的叙述和评价，是非常有难度的一件事。
三
如何贯彻历史研究的公正原则，是研究当代史最大的难点。史学研究要揭示真相、坚持公正。一般说来，历史真相的所谓真只有相对性，没有确定性和唯一性。因此，对历史真相的揭示是没有止境的。就史学研究而言，我赞成这样的口号：追求真实就是追求真理。当然，历史真相并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因为研究人员对事实的书写离不开自身价值观，甚至，当初对某种历史真相的探究，也是受到某种特定动机的支配的。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能够规范这种特定动机是否正义，只能衡量他们的作品。而鉴定其作品是否正义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立论公正的程度。
无论基于职业还是基于兴趣，从事历史研究都必须坚持真实和公正。它们是历史学的基本职业道德。没有真实公正就不成立，没有公正真实就没有意义。就公正而言，所以需要特别强调，是因为研究人员和被研究的历史人物之间，存在着话语权根本不对称的问题。历史事件是在历史上的人的推动下发生发展的。当这段历史已经结束，这代人已经逝去之后，后人在评价这段历史、评论这些人的时候，无论怎么评论，他们都不能再从棺材里爬出来跟研究者辩论。已经死去的历史人物和活着的历史研究者，处在话语权绝对不对等的地位上。研究者可以任意指责他，被研究对象无法自我辩护。所以，公正就成了“史德”一词最有实际意义的解释。
2017年4月30日，我在武汉，去东湖宾馆里转了一下。东湖宾馆是一个依山连湖、范围很大的园林式宾馆，山林占地2000多亩。1953—1974年间，毛泽东曾经40多次下榻此地。东湖宾馆内部分为南山甲所、乙所和梅岭一号、二号、三号两处建筑群。1960年之前，毛泽东到武汉住在南山甲所（一栋小楼，乙所为一栋大楼）。梅岭为后来专门建造。梅岭一号为同济大学建筑专家设计，似乎为仿庐山美庐。外形为石头房，二楼有毛泽东的寝室、办公室、会议室。二号为工作人员住处，三号为二层建筑。一层为游泳池，二层为大礼堂。梅岭一号外有一棵梅花，为毛泽东当年手栽。毛泽东去世已经40多年，而梅花依然蓬勃生长。我看了感慨很深，痛感人生苦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我在微信里发了这棵梅花的照片，同时说：“人生百味回肠气，输与草木在天涯”。毛泽东生前谁敢说三道四？而他去世之后，各种评价不是都可以讨论了吗？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需要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当代有的专家把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比作法官审案，这个比喻很形象。从法官审案过程中仔细辨别证据、厘清事实、判定罪错的职责方面来说，它和历史研究在判别材料、弄清真相、分清是非方面具有相似性。但是严格说来，历史研究远比法官审案复杂。
首先，法官审案是代表国家执法，判决有法律可以衡量是否有失公允。而研究人员研究历史只代表学术研究的职责。即使身在国家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其研究具有不可回避的政治色彩，但也不等于可以直接用政治取代学术，甚至背离事实去进行政治宣传。从学术研究的结果来看，除了学术争论，没有其他确定的东西可以判定研究人员的看法是否公平。
其次，法官审案被告或者当事人是到庭的，而历史研究所有研究对象都不在场。法官审案一般都是由当事人提供证据，法官不负责收集证据；而历史研究必须由研究人员自行收集证据。
再其次，法官审案只确认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指证据能够充分证明的事实。当事人如果要推翻法律事实，必须提供新的充分证据。而历史研究则必须研究人员自己动手，鉴别真伪，不断努力，直到把真相揭示出来。
研究当代历史所以难以公正，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有很多现实的利益处理不了，二是可能面临很多压力。对抗这两条很困难。克服困难的方法，是提高思想能力，改良思想意识，掌握科学方法。在这里，我想谈谈四种历史判断的方法。这就是：事实判断，情感判断，价值判断，逻辑判断。
上面谈到法官审判，审是审理，判是宣判。实际上审的过程也离不开一个判字，即判别证据真伪，判断事实真相。后面的宣判只是宣布判决而已。前一个判断不正确，后一个判决就不会正确。研究历史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判断的方法。判断自己适合研究什么，判断自己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判断已确定的课题资料齐备的程度，判断手头各种资料对于课题的价值，判断全部资料所能说明的课题事实，判断该事实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以上说的是研究人员对判断的广义的使用，还有一种狭义的使用。这就是当研究人员完成了资料的收集、理解，进入重建历史场景，推测事情的起因和发展脉络，揭示其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开始通过叙事实现写作的时候，必须综合性运用四种判断方法。
第一，事实判断。所谓事实判断，是指在面对一堆史料到时候，判断它们所提供的证据，是否能够证明所要研究的某个历史人物或者某个历史事件。如果材料提供的事实完整，这个事实就是存在的，否则，就是不成立的。这是历史研究的第一个判断。有时候，事情明明很简单很明白，但就是有人不承认。为什么会否认事实呢？常常有两种原因，一是不承认材料，认为材料不真实或者不准确；二是不承认事实。因为受其他原因的支配，根本否认事实的真实性。
当发生了这样的分歧的时候，历史学的解决方法就是回归史料，根据史料说话。一切套思想、立场问题大帽子的方法都是错误的。我曾经说过：
历史知识的正确性，只能通过历史资料来检验。也就是把某种研究结果，与作者使用过的和没有使用过的历史资料进行比对，分析这种研究结果与这些资料所规定的内容，相似或者一致的程度，才能判断其正确的程度。
第二，情感判断。历史研究人员不可能没有情感。经常有人提到两个说法，一个叫“同情的理解”，一个叫“道德参与”。所谓“同情的理解”，就是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考虑。所谓“道德参与”，就是带着研究对象的道德感去深入体验某种历史过程。历史研究中，这些都难以避免，但是需要恰当掌握，有时候甚至需要严格控制。因为参与过头、同情过头，就会导致分析评论的不公正。
情感判断是一种先验主义的东西。常常看到研究者指出了某种事实，有人不分青红皂白立马跳起来否认，其根源就在于他在感情上根本接受不了有这样的事实存在。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有人在感情上就本能地希望推翻过去的结论，从而欢迎发现新的事实。多数情况下，这种欢迎新事实、新结论的态度，来源于怀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
在历史研究中，正确的情感尺度是什么呢？我曾经说过：
应当做到有批评而不趋极端，有赞同而不陷盲从，有新见而不拒异议，有疑义而不做臆断。所谓科学精神，于此才可以见得。
第三，价值判断。必须承认，很多时候人们所以去收集材料，揭示某种真相，是基于其自身的价值观。相反，人们所以捍卫某种结论也是受其价值观的支配。需要指出的是，某些人用以捍卫某种价值观的，恰恰不是正确的东西，而是错误的价值观和双重标准的方法。对甲是一套评价指标和话语体系，对乙是另一套评价指标和话语体系。因此，学术结论的不同，往往折射着研究者价值观的不同。无论谁，都是在一定的知识社会长大的，现实社会的知识系统早已塑造了他的价值观。能够反思这个系统，再在批判这个系统中树立新的价值观的人是很少的。由于这一点，学术研究上的新陈代谢就特别珍贵。
过去有一个说法叫“价值中立”，其实，和研究对象保持价值中立常常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需要提防的是，由于过分强调价值中立而走到荒谬的境界。比如说，对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研究人员怎么保持“价值中立”呢？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价值系统其实并不复杂，是非只在常识和反常识之间。因此，价值中立于什么，非常值得推敲。
第四，逻辑判断。历史研究需要讲究逻辑分析的方法。可以根据逻辑推断，包括材料的逻辑、学理的逻辑、事实的逻辑。从已知的某个点，能推测之后的过程和结局。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曾希圣传》，“讨论稿”说毛泽东的“批示”指斥张凯帆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曾希圣最初看到这个批示很“震惊”。读者看到“批示”这个词，立即就会联想一定有人报送了材料，毛泽东是在看材料的时候作出批示的。那么是谁报的材料，报的什么材料？沿着这个思路往下查，事情就清楚了。
在研究当代历史的时候，这四种判断方法都是有用的。有时要用事实判断的方法，有时要用情感判断的方法，有时要用价值判断的方法，有时要用逻辑判断的方法，有时要把这四种方法综合起来运用。运用这四种判断方法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四句话：事实胜于雄辩，情感服从理智，观念修正价值，逻辑检验结论。
事实胜于雄辩，是说对任何人、任何历史事件，检验研究成果是否正确的首要标准，是事实讲得对不对。情感服从理智，是说任何人都有情感，但要理智地看待问题，不能被情感误导。观念修正价值，是说价值所以不对，是由于观念不对，必须用科学的观念修正价值。逻辑检验结论，是说要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检验结论是否可靠。掌握了这些方法，当代史上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严谨的研究，去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文章来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