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近现代史，近十多年来转到中国当代史，让我谈大运河，有点班门弄斧的嫌疑。首先有两点声明。一是刚才叶扬兵教授介绍说我是名家，这是误导，请大家不要受他的影响。二是我看了你们上次会议的材料，感觉前面专家讲得很好，要求再讲出新意来不太容易做到。这两天想了一下，列了个提纲，没有什么把握，说得不对请多包涵。
我们在讨论某个事物的时候，常常需要历史定位。所谓历史定位，就是对所讨论的对象做一个整体的评价，以明确它在相关历史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影响。历史定位实际上是一种总体价值评估。它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对已经熟悉的事物，根据既有的知识，对它的客观意义作整体的说明。一种是对不熟悉的事物，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它的了解，从而逐步形成某种总体的看法。这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目前，对运河文化的历史定位，基本上是第一种方法。
目前关于运河文化的说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中国申遗的时候，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评价。它说，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工程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水利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这个表述是根据中国申遗文本概括出来的。申遗文本强调运河具有四个基本的文化内涵。
第二种，有专家说，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其中三千年和运河有关系……中国运河在世界运河史上有独特的地位。就其运河延伸路线之长，维持时间之久，工程之伟大艰巨而言，在世界上则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从时间和工程意义上定位。
第三种，有专家说，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隧道来到唐宋，或者明清盛世，自天空俯瞰大地，一定会被两条雄踞在中华大地上的蜿蜒的人工巨龙深深震撼。一条是横亘东西、冷峻深沉的万里长城，另一条则是连贯南北、轴舻千里的大运河。一撇一捺形成中国“人”。
当然，除了这三种评论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评论。我认为它们都是可以的，都能给我们以相当的启发。特别是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评论，堪称经典。
一般说来，对任何事物下定义，要求用简短的文字把事物的内容、面貌和品质概括得十分妥帖，都是有一定难度的。讨论运河文化历史定位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点。站在这样的角度上，对学界现有看法既要给予必要的尊重和理解，也要看到有些看法还有一定缺陷。
大运河是一项巨大的河道工程，也是一个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价值的重大历史事物。对它的意义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件复杂的事。下面，我提两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第一，如果仅仅从时间上和工程上讨论运河，而完全放弃文明的审视角度，能不能对运河的文化意义形成足够的说明？第二，说长城和运河一撇一捺构成了中国人，它肯定的应该不光是“人”的字形，而应当是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人”。换言之，它是赞扬长城和运河对于养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有重要意义。
说到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自然就要谈到长城和运河的文化象征意义。长城固然是一项世界级的浩大工程，被称为世界第七大奇迹，一定意义上具有中国的某种象征性意义。但是，说它和大运河构成中国人的精神则有一定缺陷。首先，长城和运河的实际走向不是一个人字形，而是一个丁字形，说两者一撇一捺不符合它们的实际走向的客观表达。其次，说运河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构成因素之一，似乎说服力不强。
中国文化精神的表达，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物就是黄河，人们说得最多的大约也是黄河。说到黄河，不能不说“黄河大合唱”。据说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前，是到壶口瀑布去过的。瀑布震撼人心的效果启发了他的灵感。“黄河大合唱”里有“黄河船夫谣”，直接咏唱了黄河边上的人。黄河的代表意义有三点，第一，代表沿黄河的广袤原野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第二，代表中华先人是在与黄河沿线的恶劣生存条件的斗争中成长的；第三，代表黄河的水孕育了中国的古代农耕文明。“长江号子”也有形象的意义。三峡以上，纤夫们背着纤把船从激流里往上拉，需要团结协作的精神，形成爆发的力量。这是人的精神在水里头的投射。黄河、长江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在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资料——食物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黄河流域的面食、长江流域的米食，是两大传统主食。而在北方游牧地区，则是牛羊等类肉食。直到今天，南方的米食、北方的面食和牧区的肉食，还是中国的三大主食。因此，黄河、长江、草原，是中国传统文明最为形象的三大地理标志。
所以，如果要从水找到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艺术品，那么，可以举《黄河大合唱》和“长江号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里，物质的因子是黄河、长江。那么，运河代表什么？运河究竟在哪个意义上代表中国人，我认为是要推敲的。总体上看，运河是一种人工水道。这种人工水道的形成也比较复杂，有的借助于自然水系，包括自然水道、湖泊，有的是人工开挖或者疏浚。某些段位上水势湍急凶险，但整体上属于东部江湖河网地区相对平缓的水道。这种相对平静的江河之水，在中国文化里往往不代表生生不息的民族意志。这种水在中国文化里代表享乐，代表爱情。
诗经里有一首《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还有一首《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
老公出去做生意了，老婆在家想丈夫。老公坐船从大江的支流出去做生意了，你为什么不坐着船回来？你不把我放在心上，不回来陪伴我，将来要后悔的。这里写的是怨妇的情绪，是通过水来寄托的。所以，说运河代表中国的精神，我以为似乎欠妥当。
再举一个例子，旨在说明从整体上定义客观事物常常并不准确。
有专家说，元明清时代的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城市，宛如一串连线的珍珠光彩夺目。北京、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苏州成为中国当时经济文化的精华所在。
这个评价，你说可以不可以呢？我说当然可以。你说符合史实吗？我也可以说不符合史实，或者说不完全符合史实。至少上面所说的城市里有一半以上不代表元明清时代中国经济文化的精华。有证据说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等城市代表元明清时代中国经济文化的精华吗？恐怕很难找到。
再举个天津的例子。天津另外有个名字叫天津卫。是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建城的，是公元1404年。当时的天津卫只是一个卫城。中国古代城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卫所之城。一种是市井之城。天津卫应该是一座卫所之城，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明代的嘉峪关。今天可以看到，嘉峪关内没有多少老百姓的民居。它不像平遥，不像凤凰古城，不像荆州，不像寿县古城，这些地方城关之内有大量老百姓生活。天津的发展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真正发展的时间应该是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事，特别是1901年到1937年抗战之前这30多年之间的事情。今天看，除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城区，天津老城区的规模，基本上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包括解放桥、五大道一带非常繁华的地方。因此，说天津在元明清时代是颗珍珠，没有多少证据。
也许有人会说，上述运河沿岸的这些城市，当时自然没有今天这样发达，但是在元明清的时代，这些不发达的城市在那个农业的社会里仍然是可以称之为珍珠的。这需要讨论。元明清时代，还是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广大的产粮农区代表国家的基础产业。运河边上的有些城市，充其量是个漕运码头而已。当然，例如扬州、苏州、杭州这样的商业繁华的城市则另当别论，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怎么对运河文化进行定位呢？我提三个参考性的标志物。
第一，从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上的对应物看大运河。
这里讲的大运河是三个意义。一是公元前486年开的邗沟，为了表述方便我们把它称为吴运河。二是公元605年隋炀帝开的通济渠。吴运河是沟通了长江和淮河。通济渠是洛阳以下，跟邗沟对接起来。我们把它称为隋运河。京杭大运河是元代以后重开的，我们把它叫作元运河。这三个运河，合起来构成我所说的大运河的概念。
对照西方文化史，与大运河相对应的标志物是什么呢？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据说是西罗马皇帝尤里安说出来的。有夸张的说法，那个时候从意大利半岛，从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坚持不断地走，都有路能走到罗马。罗马帝国是公元前1世纪形成的一个空前的大帝国，它必须解决交通的问题。罗马帝国到了尤里安的时期相当于中国东晋时代。吴王夫差开吴运河是公元前486年，早于罗马大道。隋炀帝开通济渠是公元605年，晚于罗马大道。吴运河到隋运河之间大概相隔了1 000年。因此，从物质文明的意义上讲，中国的大运河和罗马大道是有可比性的，有同等的交通的意义。这是第一个参考性的标志物。
第二，从古代城市的兴衰看运河。说起运河不能不说扬州。秦代是江都县，汉代是个封国，有江都王在这个地方。后来直到隋唐，多有变动，先后改为广陵郡、扬州等，治所也不固定，唐初才把府治确定下来。明清时期盐运发达，甚至盐运使衙门也在扬州。古代行政中心在哪里，那里一定重要，现在仍然是。
隋唐时期的扬州和苏州，已经称得上是明星城市了。从交通地位上看，扬州有运河可以北上，而向南过了长江就是镇江，又有江南运河和不远处的太湖，可下苏州和杭嘉湖平原。它处在江南江北的交通枢纽上，瓜州古渡名气那么大，原因就在这里。苏州、扬州，是隋唐时期长江三角洲东部最繁荣的城市。其中，运河的历史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近代以来扬州的逐步衰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漕运改从海路走，大宗粮食不从这儿走，码头就萧条下来了。另一个是津浦铁路和沪宁铁路修了之后，铁路的运输功能远远超过运河。同时，扬州偏守江北，这个地方反而成了死角，原来作为联运枢纽的作用大大下降。同样是运河城市，无锡就不一样。无锡是沪宁线上的城市，得铁路之利，现代物流快捷，加上有资本投资，于是工业起来了。1949年中共接管的时候有个苏南区，全区作为城市对待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苏州，一个是无锡，另有四个专区是苏州、常州、松江、镇江。
第三，从文化的象征意义上看运河。运河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国常常在两个意义上同时存在。一个叫政治的中国，一个叫文化的中国。政治的中国就是国家政权能够掌控的版图。这个版图是变化的，有时大一点，有时小一点。但整体上、绝对意义上是个很大的概念。文化的中国，是个华夷之辨的中国。这是一个华夏文化的概念，汉代以后是一个汉文化的概念。相对于中国的政治版图，它是一个相对小一点的概念。
诗经里有一首《民劳》，据说是一首劝告周厉王的诗：“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里的“中国”，是指周代众多封国之中的周王的宗室之地。这个中国实际上是以西安、洛阳为中心的一个宗主国的概念。西周实行分封制，其他封国都是拱卫宗主国的。
诗经中还有一首《江汉》：“江汉浮浮，武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据说写的是周宣王时期的事。周宣王派军队打淮夷，大约就是我们这一带。军队是顺着长江下来的，淮夷被打服帖了，只好投降。这两首诗反映了在周代，“中国”在文化上还是一个小的概念。
秦代的政治版图空前巨大，但在文化心理上，它的版图还不是很大。
先说北方。长城不仅政治上一直是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分界，文化上也一直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因此，长城是中国华夷之辨的北部分界。再说南方。秦始皇时期，在广东已经打到广州了，在广西甚至更南。从此以后华夏文明不断向南扩散。但是，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文化中国的概念不会很快改变。那么，华夷之辨的南部心理分界在哪里？当时应该在长江两岸地区。秦始皇东游，开始是游到山东一带。这里是新征服的土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是顺着长江下来的。过鄱阳湖，过太湖，到了钱塘江、绍兴，然后返回江苏，顺长江出海去山东，是这样一个路线。因此，至少在秦始皇时代，华夏文化的南中国线在长江中下游沿线的两岸地区，再往南就是夷蛮之地了。这个历史影响此后上千年都没有很大的改变。唐宋时期岭南地区还是流放官员的地方，明清时期几百年的海禁政策更延缓了南方地区的发展。在很长的历史时代里，中原文化对南方的传播，是在南方一些中心城市点状地成长的。广东的起步是在近代，整个南方地区的大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来。
大运河的开通改变了中国人华夏文化的南部心理线。因为通过大运河，长江和淮河、黄河实现了沟通。因此，中国文化的区域结构发生了大的改变。我过去说过，大运河开通以后，隋唐以来出现了一个“一江两河”文化走廊。一江两河指的是长江、运河和黄河。这个走廊的北线是西安、洛阳、开封、徐州、淮安，南线是荆州、武汉、黄冈、九江、南京、扬州、镇江、苏州、杭州，这个区域圈形成了一个文化版块。这个走廊很厉害。我们看李白。他在山东的济宁生活过。济宁有个湖叫北湖，前些年改名叫太白湖。就是为了纪念李白，也是为了扩大知名度。李白的活动范围，他的诗里提到过江陵、武汉、九华山、南京，最后死了葬在马鞍山的青山。这个文化走廊，前面的历史铺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下面的承接是宋代，特别是南宋对江南的开发。通过这样的演变，这个版块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区。它改变了春秋以来，从西安到洛阳、开封、曲阜这一条中国文化东西方向的中轴线，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区域文化圈，华夏文化的心理线也大大地向南推移了。在宋代，朱熹讲学的书院就已经办到武夷山去了。这是我们研究大运河文化象征意义的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要从城市文明的品质上去看。一般说来，所谓文化主要就是城市文化，很难说农村能代表中国文化。那么，最能代表中国全部历史文化精神的是哪几个城市，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我认为是安阳、西安、咸阳、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八个城市（外国的城市恐怕以莫斯科的影响为大，莫斯科代表的其实是苏俄文化和第三国际文化。这个问题很复杂，今天不谈）。这八个城市中，安阳是代表商文化的地方。它给中国贡献了三个东西，一是人殉制度，二是青铜器，三是甲骨文。这三项能代表商代文化。咸阳的贡献也是三项，一是皇帝制度，二是郡县制度，三是焚书坑儒。它们贯穿中国历史。西安的贡献是四项。一是周代的礼治。二是唐代的贞观之治，这是中国传统时代政治统治上德治的代表，没有比它更好的了。三是《唐律疏议》，这是中古时代国家法制的代表，也没有超过它的代表了。四是佛教。玄奘法师是从西安出发去取经的。所有佛教徒包括居士，有一本经是一定要读的，就是“心经”。“心经”也是玄奘法师翻译的。还有一项是科举。但科举的创制是在隋代，如果这么考虑，可以把它放在洛阳。假如加上洛阳，总数应该是9个城市。北京作为都城历史久远，在金代和元代已成为首都。它代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冲突与战争、种族屠杀、少数民族统治，特别是元代人分几等的统治方法。北京在近代才成为变法运动的中心，成为新教育、新文化的发祥地，民国时期一度成为推翻君主制之后新政治的试验场，1949年之后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心脏。这是北京成为中国历史明珠的过程。南京作为明代体制的代表发挥政治穿透力，主要是朱元璋一代包括后来一段时间。但是这一代有极其恶劣的影响。它代表明代的屠杀功臣、东西厂、锦衣卫和廷杖制度，集专制时代政治统治流氓手段之大成。崇祯皇帝为什么最后敲鼓都没人上朝，因为这种流氓统治手段把人搞伤了，没有人愿意为他卖命了。南京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灿烂辉煌的人物、思想、文学艺术、技术，但是没有一项能抵消朱元璋这几条的负面影响。
扬州、苏州、杭州这三个运河城市，在元明清时期代表什么呢？代表商业、市民社会和绅商阶级。这几个城市都是商业特别繁荣的城市。扬州的繁荣，和盐商有很大的关系。苏州、杭州的商业繁荣，不是孤立的，它是苏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商品经济整体发达的成果。现在看周庄、乌镇、甪直、南浔、同里、东山、木渎、西塘这些地方，都是传统社会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传下来的商业文化古镇。这些古镇由于各种原因意外地保存了它们的古镇风貌，浙东、苏南（包括现上海地区）和苏北沿江地区没有保存好古建筑和历史街区的古镇还有许多，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个庞大区域的社会底层商业网络，构成了这里的市镇、县城、府城三级城市化网络。只有在这样的商业文化和城市网络之上，才可能有扬州、苏州、杭州这样的明星城市出来。而城市的繁荣，必然有绅商阶级的壮大，必然有市民社会的生长。这一点，读读《五人墓碑记》就知道了。
综合刚才讲的几点，我对运河文化有如下的定义：大运河体现和适应了先秦和中古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要求，是东方农耕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
（本文是笔者2018年10月9日上午在江苏省大运河历史文化研究院的报告，张成洁根据录音整理，笔者根据录音和报告提纲审定，刊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如有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
作者简介：李良玉，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当代史、中国近现代和当代思想史等研究。
（文章来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