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恭忠: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

近二十年來,隨著新文化史學的活躍和政治史的復興,符號、形象、儀式、紀念物成為國外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對象,近來亦開始為漢語學界關注1。作為中國近代民族國家建構史上的重要表徵,民國時期「國父」符號的塑造,是一個自覺、系統、持續的過程,尤其值得考察2。本文對此作一大致梳理,以呈現民國時期政治文化的一個獨特面相,並期望引發更深入的批評和研討。

一 形象的物化

1925年3月12日,「革命尚未成功」之際,國民革命的精神導師和最高領袖孫中山卻先行病逝。4月2日,遺體移往北京西山碧雲寺暫厝,國民黨人隨即著手在南京為孫中山修建陵墓。對於中山陵的設計,國民黨人有一個基本要求,那就是體現「開放的紀念性」:陵墓既要突出鮮明的紀念性,全面彰顯孫中山的「國父」、「革命導師」形象;又要體現平民精神,兼具遊覽功能,便於遊人參觀、休憩,富有現代公園氣息,表達出時代新氣象,從而作為一個巨型的時代符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新的「中國」的象徵。呂彥直設計的中山陵建築方案,基本貫徹了這一立意。實際建成以後的中山陵,整體結構簡潔,各項建築從南到北、由低到高次第排列,依山勢構成一個開闊的斜面,顯得明朗而宏壯,彷彿一個安坐的巨人,正敞開胸懷歡迎謁陵者的到來。另一方面,中山陵的圖案、色彩和文字襯飾,處處體現樸實莊重之感,在在強調對孫中山及其主義的追念和尊崇,昭示著後來者的責任和義務之所在3。真實的孫中山已不復存在,而通過這種物化途徑,孫中山的形象庶幾得以長存。

著手修建中山陵的同時,留守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籌款五十萬元,在廣州修建孫中山紀念堂和紀念圖書館。當時,廣東革命政府財政困窘,但還是積極採取各種措施,比如要求政府職員捐薪、向人民收取呈詞附加費、銷售孫中山紀念章、發動各校學生向全社會勸捐、要求各縣縣長擔任額定募捐任務,等等,千方百計籌措這筆款項4。儘管因為時局和經費原因,中山紀念堂未能如期開工,但廣州國民黨當局如此重視這件事,說明它並非尋常建築可比。

內中深意,《廣州民國日報》的一篇社論作出了詳細闡述。社論首先指出興建這類公共建築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人從來是有共同生活的,在群聚間往往以一種建築物,把那種共同生活表徵出來。舊時……對於家族,對於神教,昔人還有一種公共的建築物,去表現其家族之思想及神教之威力出來,而現在到了國家主義的今日,沒有一種東西所以象徵「國」的,豈不是使人民陷於不知所以團結之危險乎?

既然家族時代的人建祠祀祖,神權時代的人建廟以拜神,「今日非有國無以生存,然則我們何可不建一紀念國父之祠也……今日非革命不足以圖存,然則我們何可不建廟以紀〔念〕此革命之神也。」社論作者認為,今日愛戴國父、紀念革命之神,與以往祀祖拜神,道理是一樣的,「不過今日的熱誠用在更有用的地方罷了。」因為,「中山先生為中國之元勳,他的自身,已為一個『國』之象徵,為他而建會堂與圖書館,定可把『國』之意義表現無遺。」於是作者大聲呼籲:「愛你的國父,如像愛你的祖先一樣,崇仰革命之神如像昔日之神一樣,努力把『國』之意義在建築中象徵之出來,努力以昔日建祠廟之熱誠來建今日國父之會堂及圖書館!」5

這篇社論可謂淋漓盡致地闡述了國民黨人的政治文化觀,即公共符號的文化「表徵」或「象徵」功能,在建構政治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作為國民革命的精神支柱,孫中山的軀體既已不能復生,於是需要實體性的紀念物來表徵其主義和形象。哪怕是一座孫中山塑像、一個以其命名的建築實體,也可以讓人們心中的記憶和情思得到寄託、得以外現,從而煥發出異樣的熱情和力量。從國民黨人的舉措和言論來看,他們顯然非常明白這一點。

二 主義的獨尊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經歷了一番思想、組織和人事上的動盪和整合。到1928年底,以蔣介石為核心、以南京國民政府為旗幟的國民黨內部已經形成了新一代權威結構,並已取得了全國政權。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開始實施「訓政」。1929年3月,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正式確立了訓政建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

國民黨訓政方略中尤其值得注意者,是對孫中山「遺教」的獨尊。1929年3月21日,國民黨三大通過兩項決議:(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應根據總理教義,編制過去黨之一切法令、規章,以成一貫系統,毋令反動思想再存留於本黨法令、規章內,以立共信共守之典範,鞏固全黨之團結。」(二)「確定總理所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為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之根本法。舉凡國家建設之規模,人權、民權之根本原則與分際,政府權力與其組織之綱要,及行使政權之方法,皆須以總理遺教為依歸」6。

為何這樣做?國民黨三大對此解釋得非常清楚。孫中山是國民黨的締造者,其「教義」是「全黨建造國家之準繩」,生前即為全黨之依歸,死後亦當為全黨之準則。中華民國完全由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所締造,其「教義」從一開始就是全部努力的指南,因而已經成為「中華民國所由創造之先天的憲法」,「且應以此為中華民國由訓政時期達於憲政時期根本法之原則」。因此,自認為有權「代表國民行使政權」的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賦予「總理遺教」正式的法律效力,使之成為全黨全國的「最高根本法」,用它來統一「全黨黨員的言論行動」,和「全國人民之民族生活與國家生存發展」7。

南京國民黨當局此舉,意在樹立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同時也有黨內政派鬥爭的複雜背景,以往學者多有論述,此不贅言。僅就一般意義的政治論理而言,此舉顯示了國民黨人在邏輯上的三個特點:一是本本主義,只會搬用孫中山自己的言論,「凡此要義,皆可以總理遺教為之證明」8。二是自欺欺人,大言不慚地說全國人民已經「服從」、「擁護」「總理之遺教」,後者「在國民之意識上已有根基,在社會之群力上已有淵泉,在法理之根據上已有普及全國造成統一之效能」9。三是權威自命,張口閉口就是「凡我同志及全國國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10,儼然「朕即國家」。

這種邏輯,不用說在公共生活領域難以通行,即使就政黨政治本身而論,也與二十世紀以降的民主化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難以行通。已有研究表明,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長期存在多個「主義」:戴(季陶)─蔣(介石)記三民主義、汪(精衛)記三民主義、胡(漢民)記三民主義、孫(科)記三民主義,以及鄧演達的三民主義等11。黨內既已如此,黨外自不必提。就在國民黨三大剛剛開完不久,自由主義旗手胡適即發表文章,尖銳抨擊國民黨獨尊所謂「總理遺教」的做法:「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但現在卻是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不能不說國民黨是反動的」12。

獨尊「總理遺教」的另一個後果,是國民黨的政治理念、綱領變得僵化,妨礙了它隨著時勢變化而發展。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地方自治,並不能囊括孫中山思想的全部精華。再者,孫中山的思想固然博大精深,但並非至善至美的現成治國方案。一個「革命之後」的執政黨,其政治綱領貴在能夠不斷創新,積極適應時代趨勢,努力引領社會變革潮流。國民黨當局卻反其道而行之,欲以僵化的政治理念來規制不斷變化的社會歷史潮流。由此可見,國民黨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創造性已現貧乏跡象。其後果是甚麼?即胡適在1929年指出的13:

現在國民黨之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乾燈草盡之時。

三 符號的聖化

南京國民黨當局獨尊「總理遺教」的同時,也著力將「總理」這一符號加以神聖化。1929年孫中山「奉安大典」期間國民黨當局的宣傳基調,集中體現了這一點14。

早在1929年1月17日,國民黨中常會就通過了關於「總理奉安」的宣傳方案,具體包括六項子計劃:(一)總理安葬日紀念辦法;(二)全國舉行總理安葬日紀念大會宣傳計劃;(三)沿途各地迎櫬紀念大會宣傳計劃;(四)南京迎櫬紀念大會宣傳計劃;(五)北平送櫬紀念大會宣傳計劃;(六)迎櫬宣傳列車計劃15。隨後,國民黨中央制定了統一的宣傳要點、宣傳大綱、宣傳標語、口號、傳單、文告、詞曲,以指導、規範各地各處的宣傳活動。所有這些要點、大綱、標語、口號,都極力將孫中山塑造為融會古今中外文明精華、指引中國和世界人類拯救之途、至高無上至大無私的現代救世主。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制定的宣傳大綱,試圖為孫中山作出蓋棺定論:

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導師、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其一生救國救民之偉大的革命事業,實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古今中外之偉人中,如總理者誠絕無而僅有也。……總理之肉體雖死,而總理之精神人格與革命主義,將必永遠如日月之明,朗照著我民族國家及世界人類大同幸福之前途。

宣傳標語、宣傳口號中也有類似表達:「總理是艱苦卓絕崇高偉大的革命導師!」「總理是三民主義的創造者、中華民國的創造者!」「總理是中華民族的救星、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國父!」16

應該說,上述論調並不是國民黨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之後,在北京舉行的大規模追悼活動中,就出現了許多類似的評價語言。國民黨人光明甫輓聯云17:

行似伯夷,貌似仲尼,公足當之,惟建樹不同,晚季矜管樂才,實於中國仁聖賢人中,獨具一格;近如列寧,遠如盛頓,世無健者,則先覺誰屬,匹夫行湯武事,置之大地革命歷史上,各有千秋。

這個評價還算比較客觀。京師公立第一女子中學輓聯云:「……革命若湯武,揖讓若堯舜,悲憫若孔孟,救世捨身若耶佛……」前革命黨人楊銓輓聯云:「……視仲尼馬克思盧梭皆如無物;……合朱元璋華盛頓列寧而為一人。」18這樣的評價,就有抬高乃至神化的傾向了。「奉安」期間的宣傳話語,正是對此前已有的評價進行有選擇的綜合與提煉,進而形成一個絕無僅有的巨型政治符號。

當然,南京國民黨當局著意彰顯一個至大、至德、至聖的「總理」符號,並不僅僅是為了讓孫中山本人永垂不朽。他們更希望借助這一神聖符號,來凝聚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認同,增進新生的「黨治」國家權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制定的前述宣傳要點和宣傳大綱,就明確表達了這一立意。宣傳要點和宣傳大綱一方面努力彰顯孫中山的崇高和偉大,另一方面也極力強調國民黨對孫中山開創的「道統」的承接,以及自己在當前和今後的不容置疑的權威地位:「承繼總理的遺志、實現總理的主義、完成總理的事業,自應由總理所手創之本黨領導民眾共同奮鬥」,「總理已逝,則確能保障與繼續實行總理之一切遺志遺教者,唯有總理所手創所託付之本黨,為能擔負此大任。……故凡我國民,務須矢勤矢勇,必敬必忠,一致團結於三民主義之下,以總理之精神為精神,以總理之思想為思想,始終堅決的擁護本黨、贊助本黨。」19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修改黨章,黨內設總裁,代行「總理」之職權20,並推舉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明確提出他「是三民主義和總理遺教的唯一的正統的繼承者」21,要求人們「像歐洲殉教徒一樣」來「服從總裁」22。問題在於,以「總理」忠實繼承者自居,挾「總理」餘威而號令國民,如此權威自命的姿態和做法,是否能夠收到國民黨人預期的效果?顯然值得懷疑。

四 儀式的推展

在國民黨人的控導下,紀念孫中山的活動逐漸演變為制度化的準宗教儀式,與精神偶像的塑造和集體信仰的整合緊密結合起來,被用於加強國民黨陣營內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務於集權統一的黨治國家的建構。

(一)總理紀念周

早在1925年3月31日,國民黨在京中央執行委員召開全體會議,通過了接受總理遺囑的議案,並訓令全黨,以後每逢開會,應先由主席恭誦總理遺囑,全場起立肅聽23。1925年5月,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再次訓令全黨,重申前述恭讀總理遺囑儀式24。

1925年4月,「為灌輸大元帥主義精神於各官兵頭腦中永久勿忘起見」,建國粵軍總部制定七條「總理紀念周條例」,要求所屬各部於每周一上午十時舉行總理紀念周,具體程序如下:向孫中山像行三鞠躬禮,默念三分鐘,各官兵同時宣讀孫中山遺囑,官兵長演說孫中山的主義及革命歷史。「對於本條例如有陽奉陰遺(違)等行為,一經查覺或舉發,除將其應負責之官長撤差外,並另予分別議處。」25上述規定並非具文。到1925年5月15日,粵軍總部的紀念周已經舉行至第三次,儀式由粵軍總司令許崇智親自主持,並請順道而來的汪精衛發表演講26。這是國民黨陣營中最早的制度化的總理紀念儀式。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正式通過如下決議:海內外各級黨部會議場所應懸掛總理遺像,凡集會開會之前應宣讀總理遺囑,海內外各級黨部及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各軍隊均應於每星期舉行紀念周一次27。隨後,國民黨中央又制定了《總理紀念周條例》八條,要求國民黨各級黨部、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各軍隊,由各級黨部常務委員或各該地最高長官主持,每周舉行一次總理紀念周儀式(程序大略同前),以「永久紀念總理,且使同志皆受總理為全民奮鬥而犧牲之精神,與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繼續努力,貫徹主義」;「(黨員)不得無故連續缺席至三次以上,違者分別處罪」;「對於紀念周執行不力或有陽奉陰違等情事者,一經查覺或舉報,將其應負責之常務委員或長官撤差外,仍另予分別議處。」28

這些決議和條例,正式確立了總理紀念周儀式在國民黨體制內的法定地位。隨著國民黨逐漸掌握全國政權,這一儀式在全國推廣開來,取得了國教儀式般的地位,不僅頻繁出現於政治生活領域,還逐漸影響到社會生活領域。直到1947年4月,南京政權「行憲」之際,國民黨中央才決定,各機關團體停止舉行總理紀念周,免讀國父遺囑,不懸掛黨旗29。

(二)謁陵紀念

國民黨人從一開始就決定把中山陵建成一個開放的儀式空間。陵墓圖案徵求條例中規定,祭堂前必須有「可立五萬人之空地」30,以便舉行祭禮。1929年6月1日孫中山正式安葬,6月2日起陵墓開放三天,一時遊人如織,途為之塞31。1929年9月,陵園管理當局──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頒布《謁陵規則》,規定中山陵祭堂每天都對遊人開放32。據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警衛處不完全的統計,從1929年9月到1931年5月,謁陵者即有33.5萬人,最多的月份達67,000人,最少的也有2,000人33。1932年謁陵者6.5萬人,1933年11.5萬人,1934年19.7萬人,1935年24.9萬人,1936年16.4萬人34。

眾多謁陵者中,既不乏自發的、零星的遊人,更常見的是有組織的謁陵隊伍。孫中山正式安葬的第二天,蔣介石、胡漢民、戴季陶、于右任等要人就前往謁陵,在祭堂行禮35。此後,國民黨當局借助組織途徑,圍繞中山陵持續展開了一系列近乎儀式化的行為。每年元旦、國慶日、孫中山忌辰紀念日、孫中山奉安紀念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國民黨中央當局往往在中山陵舉行大型紀念典禮,集體參謁陵墓,國民黨中央執行和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各特任官、在京各機關文官簡任、武官上校以上官員都必須出席。特別是孫中山誕辰日、忌辰日和奉安紀念日,全國各地、各機關還要組織類似的紀念活動,少則幾十上百人,多則成千上萬人,近乎於宗教儀式。此外,國民黨中央召開重要會議期間,或者遇上重大的臨時事件,中央當局也要組織集體謁陵活動。各級黨政軍警機關、社會團體、學校,包括一些外地的組織,往往在其活動計劃中安排集體謁陵項目。顯然,國民黨人想通過持續而大規模的謁陵紀念活動,使國人不斷重溫「總理」/「國父」的追求和期望,由此凝聚整個國家當前和今後的記憶和認同。

五 實至名歸

在國民黨當局主導和全方位推動下,到1930年代中期,「國父」形象已經實際建構起來;但「國父」名分的正式確立,卻要到抗戰期間。

早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各地的悼念活動中,「國父」稱呼即被廣泛使用。1925年3月21日,胡漢民等留粵國民黨要人聯名發布宣言:「今孫大元帥不幸薨逝,漢民等痛喪國父……」36《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3月31日社論中多次稱孫中山為「國父」,該報刊登的文章標題中也使用「國父」一詞37。1925年4月廣州舉行追悼大會,國民黨當局的祭文稱:「……先生死而民國喪其國父,吾黨亡其導師,世界弱小民族失其救星。」38各界輓聯更是廣泛使用「國父」一詞。北京《民國周報》輓聯云:「國父云亡……」上海華東公學追悼大會輓聯云:「……四百兆人民同悼國父……」江蘇吳江縣震澤稅務所所長崔蔭芳輓聯云:「……未竟全功亡國父……」江蘇無錫追悼大會,共產黨人秦邦憲輓聯亦提及「追悼國父」;江西贛縣茅店商界輓聯云:「……皇天奪我國父,人群失了導師……」南洋麻厘吧阪中華會館學校輓聯云:「……薄海悲號哭國父……」華僑黃元標輓聯云:「偉哉孫公,……惟華盛頓共享英名;嗚呼國父,……與俄列寧同芳史冊」39。可見國人已明確將孫中山與華盛頓、列寧相提並論,並譽之為中國「國父」。不過,該詞此時尚為民間用語。即如胡漢民等人宣言中所言「國父」,亦不具備正規名稱的性質。

1929年孫中山正式安葬期間,國民黨當局的正式文書中除了使用「總理」稱呼,亦出現了「國父」一詞,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制定的宣傳標語「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國父!」正式祭奠文書中使用得更頻繁。1929年5月26日,孫中山靈櫬從北京西山碧雲寺起靈南運,南京當局特派迎櫬專員林森等作〈奉移文〉云:「……維國父之棄世兮,忽忽乎逾四……」〈啟靈告辭〉云:「……於穆國父,功侔湯武……」。靈櫬抵達南京後停靈公祭三天,國民黨〈中央黨部祭文〉提到「國之父,人之師」,〈國民政府誄文〉云:「……弘惟總理兮,先覺先知;民國之國父兮,人類之導師……」國民政府考試院祭文三次提到「國父」,〈監察院誄文〉云:「……國父殂喪,海咽山崩……」40。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製作、發給各地於奉安期間使用的輓歌,歌詞中不使用「總理」,而使用了「國父」稱呼。可見,孫中山的「國父」頭銜已得到事實上的承認,只是未經正式行文確認而已。

「國父」名分的正式確立是在抗戰期間。1939年11月,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陪都重慶召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領銜提議:「請中央通令各省市,此後應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以表崇敬。」41這一動議的提出背景比較複雜,其中既有國民黨人對孫中山的崇仰之情,也有藉此凝聚國人認同、激勵抗戰士氣的現實考慮,還有汪精衛集團打著「實現國父遺志」旗號另立漢奸政權、混淆視聽的特殊形勢。1940年3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正式通過林森等人在六中全會提出的議案42。1940年4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布訓令43:

案奉中央執行委員會……函開:本黨總理孫先生,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凡我國民,報本追遠,宜表尊崇。茲經本會常務委員會第143次會議一致決議,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在案。相應錄案函達,即希查照,通令全國一體遵行。……合行令仰遵照,並轉飭所屬一體遵照。

至此,孫中山的「國父」名分正式確立,並逐漸在各種正式場合和官方出版物中使用開來。

六 被褻瀆的「國父」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戰爭時期南京的汪偽政權,為了顯示自己才是孫中山的正宗繼承者,更加強調「國父」崇拜。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侵華日軍強行接收北京協和醫院,意外發現一盒孫中山內臟切片和臘塊標本,還有一冊臨照片。此係1925年該院為孫中山遺體作防腐手術時暗中留下,孫中山家屬、隨伺的國民黨人均不知情。汪精衛獲知此事欣喜異常,1942年3月,專程派「外交部長」褚民誼與侵華日軍首領岡村寧次等人交涉,將此標本帶回南京中山陵安放44。汪偽當局為此大造聲勢,舉行了一次隆重的「國父遺臟敬謹安放禮」,儼然1929年孫中山「奉安大典」的重演。

1943年2月,汪偽國民黨中央決定制定「崇敬國父儀式」的具體辦法,比如拜謁中山陵時的嚴肅禮節、群眾集會時「向國父陵寢遙拜」、外賓到達南京時首先赴陵園參拜等,通令「全國」一體執行。此舉的理由是45:

中華民國之產生,出於本黨總理孫先生之手,故國人尊之為國父,允宜萬方崇拜,中外景仰。惟崇敬之道,首重儀式……蓋如是可使因崇敬國父之偉大人格而尊重中華民國之國格,服膺國父的思想而尊重三民主義的思想,匪特徒重形式之景仰而已。

與南京國民政府時代一樣,汪偽政權定期組織「國父逝世紀念」、「國父誕辰紀念」活動,而且相關程序更加細緻。比如1943年11月的「國父誕辰紀念」,汪偽國民黨中央要求「全國」同時舉行紀念儀式,「禮節悉依中央祭典,由廣播電台傳達(唱國歌時全國同時齊唱)」,來不及參加禮者「於規定祭告之時間一律須就所在地肅立致敬」46。這種儀式,與帝制時代的祭祀典禮頗為相似,均為一種對秩序的主觀想像。1942年,汪偽當局成立了「孔廟管理委員會」,人員、經費由「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兼任,負責南京朝天宮孔廟的管理。並且規定,每年舉行春、秋兩次祭孔典禮,其組織工作、程序安排、具體儀式,均與紀念孫中山誕辰、逝世的活動類似47。當然,如此細緻的程序安排,並非真的為了崇仰「孫聖人」、「孔聖人」,而是想通過這種步調一致的儀式行為,將「全國」、全體被統治者納入高度紀律化的體系之中。

汪精衛甚至親自為謁陵活動開列具體注意事項。1943年3月12日,汪精衛手令偽國民政府參軍處48:

本日在國民革命烈士禮堂行禮後繞行靈座時語音嘈雜,秩序紊亂,殊失肅穆嚴敬之儀。以後如遇祭孔廟、先哲祠、國父陵寢、先烈祠時,應注意事項如左:……(三)在國父陵寢禮堂行禮後繞行靈櫬一周時,必須注意以下數點:(1)一人一列先後相隨,不可二人並列,尤不可由後躥進及由旁闖入;(2)行步時步履宜輕,步武宜遲速維均,(3)至寢門口一鞠躬,由門右入繞行一周立即退出,不可停步,出至寢門口一鞠躬,由門左出,立於禮堂原處……

一個政權的最高首領竟然專注於如此瑣事,汪精衛及其政權此時的實際狀態已可窺見一斑。

綜觀汪偽時期的「國父」崇拜,雖然有著特定的政治背景,但它與整個民國時期的孫中山崇拜是一脈相承的。經過十餘年的累積,這種崇拜已經成為民國政治文化的重要成分,具備了慣性的力量,對當下政治行為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就是汪精衛處處突出「國父」這塊招牌的原因。「國父」崇拜走到如此形式化的地步,且淪為漢奸政權的護身符,被抬到九天之上的「國父」孫中山倘若有靈,不知復將作何感想。不過,汪偽政權愈是強調對「國父」的崇仰,就愈加暴露出自己虛弱的實質。

七 比較分析與思考

對於國民黨人主導的孫中山崇拜,還需要借助於更寬泛的背景,即世界範圍內的領袖崇拜現象,以及當時中國的政治走勢和國家認同情況,才能看清其意義和影響。

從世界範圍來看,領袖崇拜是一種普遍現象。但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討論近代民族主義時指出的,存在著兩種民族主義,一種是「真實的、自發的民族主義熱情」,一種是「系統的、甚至是馬基雅維利式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灌輸」49。領袖崇拜也可以這樣來看,即既存在著自發的領袖崇拜,也存在著「系統的、甚至是馬基雅維利式的」領袖崇拜灌輸。

自發的領袖崇拜,是指存在於社會本身、普通民眾之間的對於英雄人物的崇仰,這是一種自然的感情和行為,近代美國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崇拜的興起即為典型。按照布爾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分析,一方面,剛剛建立的美國幾乎沒有自己的歷史,也沒有古老的英雄傳說,「亟需一個崇高的、值得崇拜的民族英雄」50,來充當正在形成中的美利堅民族的象徵。另一方面,商業頭腦對這種社會需求把握得很準確,並積極將民族認同的需要與商業利益的追求結合起來。最早將華盛頓生平事跡加以神化的威姆斯(Mason Locke Weems),經常重複的一句話就是:「只要你願意努力,你就可以用老喬治的骨頭賺很多錢」51。商業利益與民族認同的結合,催生了華盛頓崇拜並推動其持續進行,在增強美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增進美利堅民族認同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所謂領袖崇拜的系統灌輸,則是政治集團甚或政治領袖個人本著擴大政治影響、增進政治權威的目的,有意識、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種種宣傳,或者倡導各種公共性的行動,來樹立某個領袖人物至高無上的政治形象。反觀民國時期的孫中山崇拜,其興起純為國民黨中央的創制、發動,其進行亦基本由「黨」、「國」一體的國民黨當局所主導、推動,可謂「領袖崇拜的系統灌輸」的典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中央開始推行一系列措施,試圖通過孫中山崇拜來統一黨員的意志,鞏固黨的力量。黨內一些權勢人物,也希望利用「孫中山」這一符號背後的文化資源來加強和鞏固現實的政治權威。於是,孫中山崇拜熱潮在國民黨內部迅速升起。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後,又試圖通過孫中山崇拜來整合民眾信仰、塑造「黨國」權威,於是將它推向全國,使之成為政治和公共生活領域的一道獨特風景。正因為此,孫中山崇拜表現為權威自命、內涵僵固、形式空洞三個鮮明特徵,民眾的自發性、主動性在這裏缺席。與其說這是一種大眾崇拜,還不如說是國民黨中央對其黨員和國民的單方面的意識形態灌輸。

當然,這種自上而下的孫中山崇拜,在當時有其積極意義。一方面,孫中山逝世後處於內憂外患的國民黨,需要統一黨員的意志,加強政黨自身的凝聚力,以實現孫中山的未竟理想。另一方面,二十世紀前幾十年的中國,近代民族國家認同仍處於建構過程中。既然傳統的民族英雄,乃至上古神話當中的黃帝,都可以作為這一建構進程的文化資源;作為「倡導共和,肇我中夏」52的開創型偉人,孫中山當時就被認為堪與美國華盛頓、俄國列寧媲美,他的事跡、思想和形象當然是建構新式民族國家認同的重要資源。本此意而利用之,確實有一定的建設性作用。

但問題在於,倘若僅僅是自上而下的灌輸,純為形式化的運作,並且以政黨,甚至是黨內少數權勢人物的自身利益為重,其積極意義便大受限制,甚至適得其反。對此,1928年輿論界的一番警告頗值得玩味53:

……中山在歷史上,已自有其不朽之地位。故關於中山個人者,蓋棺論定,不勞贅述,不但吹毛求疵為不可,即歌功頌德亦不虛也。察自國民黨取得政權以來,一部分人之於中山,有非偶像化不止之勢。……凡言紀念者,須紀念中山先生之精神,紀念其革命性。……凡自命中山信徒者,苟不泯私從公,以中山之精神奮鬥,則轉盼又成落伍者,而中山之不朽則自在也。是以願黨政軍各界,其凜然瞿,其瞿然興,其勿以為形式上崇拜中山,便足獲人民信任。其打倒一切虛榮利己之病根,而為人民大群盡公僕責任,庶幾為所以紀念中山之道,亦為保持自己個人政治的生存之道也。

這段話可謂鞭辟入裏,語重心長,不僅指出了怎樣才是對已故領袖的真正紀念,更重要的是,對「革命之後」的「革命黨」提出了誠摯的忠告。對於一個以謀求國家和人民的獨立、自由、平等、幸福為標榜的政黨而言,這種忠告是難能可貴的。但從此後的事實來看,國民黨並沒有接受這一忠告,依然將孫中山崇拜作為手段,試圖通過單方面的意識形態灌輸來建構國民對「黨國」的認同。可以說,政治文化方面的僵硬和固步自封,是國民黨最終淪為「落伍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註釋:

1 國內以往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以南開大學劉澤華、天津師範大學徐大同等學者為代表,主要側重於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進行批判性分析和反思。對於近代以來的政治文化,特別是在政治符號、形象、儀式、紀念物等方面,已有研究比較薄弱。漢語學界在這方面的最新進展見諸如下論著: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李恭忠:〈喪葬政治與民國再造──孫中山奉安大典研究〉(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2);孫江、黃東蘭:〈岳飛敘述、公共記憶與國族認同〉,見本期,頁88-100。

2 汪利平有所嘗試,但僅涉及1920年代末國民黨人的部分紀念行為。Liping Wang, “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 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 Republican China 21, no. 1 (April 1996): 23-63.

3 參見李恭忠:〈開放的紀念性:中山陵建築精神溯源〉,《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3年4月號。

4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4月1日、4月2日、4月5日、4月21日。

5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3月31日。

6、7、8、9、10 榮孟源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頁654-56。

11 參見賀淵:《三民主義與中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12、13 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新月》,第2卷第6-7號(1929年9-10月)。

14 關於孫中山奉安大典過程中體現的孫中山崇拜及其政治文化意蘊,參見註1李恭忠:〈喪葬政治與民國再造〉,第四、五章。

15、44 南京市檔案館、中山陵園管理處編:《中山陵檔案史料選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328;520-521。

16、19 《中央周報》,第50期(1929年5月20日)。

17、18、39 劉作忠選編:《輓孫中山先生聯選》(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頁474;477、303;89、155、216、213、352、186、466。

20 榮孟源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頁484。

21 林桂圃:〈黨義課程應包括總裁言論〉,《中央周刊》,第2卷第15期(1939年10月31日)。

22 轉引自李良玉:〈抗戰時期的新道統思潮〉,《江蘇社會科學》,1991年第4期。

23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5月4日。

24、2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116、325、370、371。

25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4月27日。

26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5月15日。

28 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務指導委員會訓練部:《總理紀念周詳解》(杭州,1929),頁3。

29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630。

30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5月23日。

31、35 《申報》,1929年6月2日。

32、33 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編:《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南京,1931),法規部分頁32、統計部分。

34 南京市檔案館藏:1005-1-247。

3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檔案史料彙編》,第四輯(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頁266。

37 〈山口洋追悼國父籌備之經過〉,《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5月18日。

38 《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4月14日,追悼孫中山先生增刊。

40 總理奉安專刊編纂委員會:《總理奉安實錄》(1930),頁75、76、77。

41 轉引自林友華:《林森評傳》(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頁243。

42 《中央黨務公報》,第2卷第14期(1940年4月6日),頁13。

43 《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245號(1940年4月3日),頁11。

45 (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廳致(偽)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1943年2月13日,南京市檔案館藏:1005-2-21。

46 (偽)國民政府訓令(偽)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1943年10月29日,南京市檔案館藏:1005-2-21。

47 南京市檔案館藏:1005-2-22,「孔廟管理及祀孔」。

48 (偽)國民政府參軍處致(偽)國父陵園管理委員會,1943年3月15日,南京市檔案館藏:1005-2-21。

49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114, 163.

50、51 布爾斯廷(Daniel J. Boorstin)著,謝延光譯:《美國人:建國的經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頁530、536。

52 段祺瑞悼詞用語,見《晨報》(北京),1925年3月13日。

52 《大公報》(天津),1928年11月12日,社論。

(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紀》2004年12月號總第八十六期。李恭忠,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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