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往事新议
六十年代初，我曾撰文《李鸿章早期的洋务思想》，对于李鸿章，主要提出了下述三种看法：
1.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联各国之好”，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军是反动的。但是这时的李鸿章还不能以“大买办”目之，他还具有一定的抵御外侮的思想。李鸿章与上海的买办官绅杨坊、吴煦等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他既反对买办官绅们对外国侵略者过趋卑谄的妥协媚外行为，也不赞同封建顽固官僚盲目排外的“抗夷”行为，他是在认清了“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的历史大势下，作出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处事方针。为了挽救清王朝封建统治，他要镇压太平军，“外敦和好”是为了利用洋人“借师助剿”，学习洋人的“自强之术”。同样为了挽救清王朝封建统治，他要作好准备，随时防范洋人的侵略，“内要自强”是为了蓄积反侵略的力量，改变妥协投降的屈辱外交。因此他在上海拼命购买洋枪洋炮练洋操，追求他所谓的“用夷变夏”的“自强之术”，其目的是要达到“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因此对李鸿章，一开始就笼统地认为“大买办”，抹煞他思想及行为中抵御外侮的一面，显然有背事实。而且这种看法也影响到对洋务运动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因为李鸿章一开始就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和实行者，洋务运动一开始也就具有镇压太平军和抵御外侮的两重性。
2.在当时，洋务要员中如同李鸿章那样“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人不在少数，而李鸿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培养新式人才的思想在清朝大官僚中却是少见的。这首先表现在他的淮军不仅用洋枪洋炮来装备，还用洋操来教练，使之适应于新式武器的运用；其次，1864年春夏之交他向总理衙门提出“觅制器与制器之人”的办洋务的指导思想。他认为中国要自强，就不仅是购买洋枪洋炮和自己制造洋枪洋炮，重要的还在于自己能够生产造洋枪洋炮的机器即“制器之器”，而关键又是在培养能够生产“制器之器”的新式人才即“制器之人”。如何培养这种新式人才呢？这里他向传统的读圣人书而步向仕途的富贵功名之路提出挑战，把对外国先进技术的精通和运用也作为通往富贵功名之路，即所谓“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鸽，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李鸿章在实事求是肯定西方的先进技术并力图在中国学习这种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以及这种治学方法培养出来的治国人才提出怀疑与非议，“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制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制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比较之下，他盛赞外国对于技术人才的态度，“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崇敬之，而不以曲艺相待”，“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言下之意，当然希望中国能仿行之。六十年代，当清王朝封建统治者还没有从被洋枪洋炮打得晕头转向、不知其所以然中醒过神来之时，李鸿章主张靠技术做官，把制器之人提高到“显位”，并作为谋求国家“自强”的重要因素，这是难能可贵的清醒认识。这“在当时清朝大官僚中是少见的”（《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2页。）。
3.李鸿章在追求“自强”的实践中，很快就认识到“自强”还必须“求富”，只有“富”才能够“强”。如何求富？他敏感地认识到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他于1865年说：“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这段话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借助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二是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李鸿章比一般清廷大官僚更有远见卓识。（上述论点均见《李鸿章早期的洋务思想》一文，原载《文汇报》1962年9月21日。）
上述三种看法尽管已过去近三十年，历经时事的沧桑，今天来检验仍然站得住脚，经得住推敲，故一字不易，将此文收入拙著《晚清洋务运动研究》一书中。然而，当年这些观点却被批判为替大卖国贼李鸿章涂脂抹粉，题目就有人非议：李鸿章还有什么“洋务思想”？洋务头目除了妥协投降就是镇压人民，其思想也不过如此而已！事过境迁，想不到“洋务思想”后来竟然成了史学界通用的一个名词，而当年被目为大卖国贼、大买办的李鸿章竟成了当今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而评价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目睹此现象，旧事新议，使人陷入深思。
二、李鸿章研究的学风问题
治中国近代史，必然重视对于李鸿章的研究，这是因为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几乎都与李鸿章有密切的关系。更因为李鸿章是实际领导洋务运动并基本与之相始终的主要人物。洋务运动在今天被史学界大多数人认为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步。这样，就与今天的社会现实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加上当前开放的学术空气，李鸿章成为研究的热点，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即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对李鸿章作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还历史的真实，而不是任意涂抹和扭曲历史。
建国后到“文革”前，史学界对李鸿章基本以“大卖国贼”、“大买办”看待，有人写文章，题目就叫做《卖国贼李鸿章》。“文革”中，李鸿章更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同义语。有一篇《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的文章就是这样痛骂李鸿章的。李鸿章为当时的史学界所不齿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今天人们对李鸿章的评价又一反前述，由全面否定到基本肯定。有人甚至评价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带头人物，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了推动作用。有人写文章讲李鸿章的爱国思想、民族主义，即便签订不平等条约也很难给他扣上卖国主义的帽子等等。总之，与过去几十年相比，李鸿章在今天格外得到人们的青睐。在这里，我倒不是全盘非议上述对李鸿章的评价，我惊奇的是，李鸿章还是李鸿章，其人其事永远那样，早已被记载在历史的大书上，然而人们的评价何以反差如此强烈！
也许对于建国后到“文革”前人们以“大卖国贼”、“大买办”评价李鸿章，可以这样理解，那是因为受了极左政治路线的影响，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划分评判历史人物，同时又因为中国人民刚刚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对反动历史人物的评价难免会带上一些朴素的阶级感情，坏人说得更坏，好人捧得更好云云。对于“文革”中痛骂李鸿章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又可以理解为：那是受了“四人帮”篡党夺权、搞影射史学的影响。而对今天把李鸿章视为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带头人物并予以基本肯定，则又可以理解为，今天的中国正在搞现代化和对外开放……如此等等。确实，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要受到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但是，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正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科学认识能力，尽可能摆脱上述限制和影响，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反映历史真相和客观规律，从而发挥历史学对社会的启迪和指导作用。相反，如果总是以时好为好，任意摆布历史，那么，还要历史学家干什么呢！
我常常讲，历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不为现实服务的历史学没有存在价值，但历史学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我又始终认为，历史科学的发展是必然的，它主要取决于以下三条：（1）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2）资料不断丰富和运用资料的水平不断提高；（3）社会实践不断丰富。如果人们对李鸿章评价的转变是取决于以上三个条件，那么这个转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然而事实上不尽如此。如前所述，这个转变似乎基本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这里就存在一个学风问题。
例如，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带头人物究竟是否李鸿章？首先我们应对中国的近代化作一个界定。是因为有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海军、兴办近代工厂、开采矿山及修建铁路等物质条件，中国就可以说是开始了近代化呢？还是在这些物质条件基础上再加上政治的民主、思想的解放及风俗的开化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才算近代化？显然后者更接近近代化的本意。但是不论就前者还是后者说，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带头人物都不是李鸿章。
就前者而言，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学习西方风气之先的林则徐、魏源，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为了让国人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情况，尤其是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编辑和编著了《四洲志》和《海国图志》。而魏源对西方的了解比林则徐更为深刻、全面和系统。他不仅提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造炮造船，鼓励民间投资办厂，对外贸易，还提出培养适应先进技术的新式人才等等。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已有人开始了仿造西方船械的活动。正是从林则徐、魏源始，近代中国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变国家贫弱为富强、落后为先进的变革思潮得以滥觞。六十年代，冯桂芬集大成明确提出“中体西用”、学习西方的观点，李鸿章这时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把林、魏、冯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变革思想付诸实践。就后者而言，众所周知，李鸿章的思想从未进步至接受西方政治民主的程度。因此，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带头人物的桂冠，无论如何不属李鸿章。
三、李鸿章的根本准则
李鸿章的一生，几乎与晚清政局相始终。他权倾朝野，名扬中西，近代史上很多重要的内政外交活动都与他的名字相关联。他购买和制造武器舰船，改编陆军并组建海军，他力排众议，置机器、聘洋匠，兴办大机器工业，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幼苗破天荒地植根于中国土地，虽难成参天之势，却也显示出勃勃生机；抵御外侮的战守之策，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他谋述，而战败求和乞降之任，又总是落在他的肩上。那么，他从事的一系列活动，是否有一个始终如一的准则呢？如果有，这个准则又是什么？对此，百多年来可谓歧见纷呈。
我认为，终李鸿章一生，其政治活动的根本准则就是一切服从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在李鸿章那里，爱新觉罗氏的江山是天经地义的，封建的三纲五伦也是万古不替的。
如果说在根本准则上李氏与顽固派并无二致的话，那么在具体手段上李氏显然技高一筹。尽管两次鸦片战争都迫使清政府订立了城下之盟，但在顽固派看来，必须原封不动地维持原来的统治，“师夷长技”乃奇耻大辱，于是有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奇谈怪论。本来，窳劣的刀矛弓箭，乃是生产力低下的标志，而封建纲常更是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顽固派却幻想以之抗衡作为大机器工业产物的新式枪炮，以及与这种大机器工业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真是可悲又可笑！李鸿章虽然并未突破顽固派在中西政治制度上的囿见，但他毕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了，而因循守旧是不可能有效地维持统治的。他继承了四十年代思想家的“师夷长技”的主张，坚持以“中体西用”作为振兴清政府的药方，以清王朝为首的封建主义统治秩序为“体”，学习和运用西方先进的军事及科学技术来维持这个“体”。
凡是李鸿章认为有利于清王朝的事情，他向来热衷，不遗余力。当他认识到镇压农民起义使用新式枪炮更为得力，而抵御外侮继续摆弄刀矛弓箭又绝对行不通的时候，他即购军火、办企业、建海军；当他懂得了“富强相因”的道理时，他又大力发展民用企业。应该说，李氏的心血并没有白白耗费。农民反封建起义虽未完全偃旗息鼓，但毕竟高潮已经过去；轮船招商局打破了外轮公司的一统天下；镇南关——谅山大捷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做到了军事上“不败”或略胜一筹；……无怪乎那拉氏不无感激地说：“无鸿章，无清朝”！
凡是李鸿章认为有损于清王朝统治的事情，他向不参与，甚至坚决反对。戊戌维新运动，政治上的最高目标是开国会、设议院、行君主立宪之制，而这显然有悖于李鸿章的根本准则，故他从未参与其间。义和团兴起之后，那拉氏衔私愤加以利用，对八国同时宣战。李鸿章深知此举会动摇清朝统治，乃有视宣战为“矫旨”，拒不北上勤王而参与“东南互保”之举。
四、李鸿章对战与和的态度
李鸿章在中外矛盾冲突中所持态度同样是为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李鸿章对中外矛盾冲突所持基本态度是求和。马嘉理案发生，朝野主战言论鼎沸一时，李鸿章则认为，事关大局，应“相机操纵，委曲求全，设法妥结”。中法战争爆发前，他也认为只有会商解决才是“息事宁人经久之计”。类似言论，不胜枚举。应该承认，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结局，已经有力地证明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与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是无力抵御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的。只要中外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不改变，轻言战事只能给清王朝带来新的屈辱与灾难。所以从根本上说，战争对清王朝总是利少害多的。要想改变中外的这种差距，必须“师夷长技”。然而，若学习西方刚刚起步而未见规模，战争肯定也不会把胜利带给清政府。李鸿章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因为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可见，李鸿章的求和不是目的，而是争取和平环境来“自强”、“求富”，更好地实现“中体西用”。
李鸿章当然也懂得实力外交的重要性，他说：“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李鸿章也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当法国以天津教案为藉口恣意勒索时，李表示“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当中法战前法国无理要求清军撤出北宁防地时，李又说：“如果法国故相侵犯，惟有与之接仗”。
无论他力主和局，还是准备以武力相向，根本目的都是一样的，即以清王朝统治利益为重。选择“和”还是选择“战”，要看在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下，二者哪个更有利清王朝。当无需妥协或仅用较小妥协就可换来和局时，李鸿章则为之；当接受列强过奢要求会严重损害清王朝利益，他就不惜一战。李氏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讲是无条件妥协退让。如果此说能够成立，侵略者的贪欲已在谈判桌上得这满足，那怎样解释所爆发的一系列中外战争呢？当然，李鸿章对清政府的实力了解较深，他懂得战争持久是不利于清王朝的。因而他以战争为手段，达求和之目的，即所谓以战为和。仅举中法战争为例。战前，李鸿章是主张做出让步以求和平解决的。后来李与福禄诺签订了《简明条款》，中国做出了放弃对越宗主权，开放中越边界通商等让步。后战争又起，李鸿章迫切地希望战场传出佳音，以加强谈判地位。当冯子材奏捷谅山之时，李乃提出“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从而缔结了清政府所能接受的新条约，基本条款与《简明条款》相同，而法国在战争过程中提出的巨额赔款等要求未能实现。显然，李鸿章以战为和是有条件的，即求和所付出的代价不应超过战争而付出的代价。
经李鸿章之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委实很多，但这绝不说明他精于卖国之道，而是因为他最能代表清政府的利益，也能为列强所接受。李氏比之清廷大多数大吏毕竟站得较高，看得较远，对外部世界有着较清醒的认识。打仗需要知己知彼，外交谈判也是如此。固然弱国无外交，但在同样的实力条件下，一个外交家的才能委实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李氏还具备外交谈判应有的手段与技巧，也谙悉纵横捭阖之术。此外，李氏资深望重，列强希望这样的权威性人物签约，因为这样一来可保证条约的稳定性，不致于清政府因人废约。
李鸿章在具体的条约谈判中，总是视谈判对象的强弱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对手强，则自己弱一些；对手弱，则自己强一些。无论强手、弱手，他都是能争就争，能多争就多争，能少让就少让，能签订平等条约更好。妥协退让，以当时清政府所能接受为界限；其极限是保证清政府的存在。经其手签约的有三类。一种是基本上平等的条约。1871年李鸿章与日本的伊达所签订的《修好条规》就属此类。尽管日本欲壑难平，但李鸿章针对当时日本羽翼未丰，故拒绝了其非分要求。第二种虽属不平等条约，但损失不算很大。1884年中法《简明条款》和1885年中法《越南条款》属于此类。第三种是条件极为苛刻的屈辱条约，如《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如果不签约，清政府的生存就成问题，故签约在当时更符合清王朝的利益。扮演乞降角色，又要讨价周旋，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在马关谈判中，李鸿章面对盛气凌人的日方代表，顽强争辩，还是有所作为的，基本体现了他“争回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的谈判精神。《马关条约》的条款虽然苛刻，但较之日方最初所提出要求已明显减少，当然是李鸿章谈判的结果。也应指出，李鸿章每订一约，事先一定要请示清政府最高决策人，旨准后方敢签约。即使马关谈判前已被授全权敕书，李氏在谈判过程中和签约之前，都详细奏报有关情况并禀命而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李鸿章完全可以推卸个人应负的责任。
五、关于李鸿章办理洋务与外交的关系
李鸿章的生涯，除了镇压农民起义外，主要活动内容就是办理洋务和外交。因此，研究李鸿章特别是研究他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关系，就必须研究他办理洋务与外交的关系。
李鸿章办洋务是为了“借法以富强”。因为他认识到中国面临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国门已被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今后中国将不得不面对这个强敌。怎么办？通晓“时事”的李鸿章经过痛苦的选择，开始学习“用夷变夏”的“自强之术”。一般地说，凡学习“用夷变夏”的“自强之术”的种种尝试和实践即为“洋务”。这里，“洋务”就是有两个意思：“用夷变夏”，改变过去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学习“自强之术”，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改变中国。很明显，李鸿章办洋务的动机固然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人民起义，但也有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屈辱外交刺激的因素，其目的是为了抗衡西方侵略者，即改变屈辱外交，改变中国的积弱不振，维持和挽救清朝封建统治。如果没有战争的失败，没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没有传教、通商、开口岸、低关税率、领事裁判权等愈来愈严重的利权丧失，简言之即没有屈辱外交，恐怕终清一代，李鸿章是不会那么积极持久地“师夷长技”的。当然，不仅李鸿章，其他如曾国藩、左宗棠、丁日昌等洋务首领和洋务运动的实干家们也都是如此。竭一生心血办洋务实业的盛宣怀就说过，他办洋务实业“不过要想就商务开拓渐及自强，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使各国知中原尚有人物而已”。而在盛宣怀办洋务实业的生涯中，始终有一条李鸿章——盛宣怀路线。如果没有李鸿章的首肯、支持和实际的帮助，盛氏不可能办那么多的实业，那些实业也不大可能成功。因此，我们在肯定盛宣怀办实业的时候，须知盛氏背后有着李鸿章的影子。这也是我们应该肯定李鸿章的地方。
李鸿章办洋务的动机既然来源于屈辱的外交刺激，改变屈辱外交又是洋务运动的主要目的，而洋务的内容既包括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传统认识，又包括学习西方、改变中国的现状。可见，洋务运动的内容中既有内政，也包括外交。
学术界有的同志为了否定洋务运动，习惯把清政府妥协外交路线看作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而肯定洋务运动的同志又说洋务运动是内政，外交属于国务活动，不在内政范围之内。我认为，外交与洋务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洋务运动与清政府的妥协外有联系，但也不能说妥协外交就是洋务运动的路线。清政府妥协外交不始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之后又有许多卖国条约问世，显然妥协外交不能等同于洋务运动。外交又总是为内政服务并服从内政需要，故不存在与内政无关的外交。洋务运动当然有自己的洋务外交方针，即奕、李鸿章等人所强调的“守定和约”。这个方针一方面有妥协性，承认并遵守现有条约给予列强的权利；这个方针也有民族性，即条约以外的求索一点不给。民族性是主要的。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又是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不过是一个人办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事情。办洋务为了清政府长治久安，签约为了眼前的苟延残喘。
六、李鸿章的悲剧
李鸿章是悲剧性人物。尽管他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殚力尽忠，但历史毕竟是无情的。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清王朝已是昨日黄花。如果说它是一座大厦，尽管它有过壮观雄伟的过去，那么斯时根基已动摇，砖瓦已腐老，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厦将倾，独木焉支？纵然李氏有回天之力，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李鸿章身后仅十年，武昌起义的炮声为清王朝敲响了丧钟。
为什么李氏会有此种悲剧结局？根本原因在于他一方面大力兴办标志着先进生产力的大机器工业，另一方面又竭力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制度，坚持“中体西用”。这种经济与政治的矛盾是他的致命伤。本来，与资本主义经济最相适应的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后者虽为前者所决定，但一经建立，却为前者提供极大的保护与促进作用，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现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李鸿章兴办洋务企业是顺应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客观趋势的话，那么历史所提出的新要求就是改变中国的封建专制为民主制度，以便为资本主义开辟更广阔的道路。然而，李鸿章未能迈出这一步。尽管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对西方民主政治由简单的介绍、朦胧的憧憬到改良思潮的出现，以至演出百日维新的悲壮一幕，但李氏仍然顽固坚持旧有立场，不赞成、不支持君主立宪的主张和实践，敌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的主张。由于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没有任何改变，故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而步履维艰，李氏的“富强相因”的活动也就不能大见成效。“西用”与“中体”本来形同水火，却要强行扭在一起；封建的清王朝本已行将就木，却要死命维护。李鸿章可使清王朝出现回光反照的“同治中兴”，却无法抗拒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对封建专制的必然否定。
人们会问：李氏以知时务著称，何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不遗余力，对民主政治却格格不入？是不知，还是知而不为？问题在于，李氏的切身利益与清王朝封建统治是息息相关，荣损与共的。一方面，的确“无鸿章、无清朝”，另一方面，无清朝，也无鸿章。他从这个王朝中得到莫大好处，他当然要维护这个王朝的封建统治。李鸿章对民主政治于经济的作用有认识甚至有深刻的认识，这是无需怀疑的。他留心西学，游历欧美，身边又有交往颇深的洋人，不可能对民主政治一无所知。有人讲超越自我很难，看来至少李鸿章是没能超越。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02期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