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是近代中国一位“有头脑、有胆识、有策略的杰出爱国外交家”[1]。这是笔者在《评曾纪泽的外交活动》一文中对曾纪泽在1878——1886年出使英、法、俄三国外交活动给予的评价。
曾纪泽出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家规甚严，其父曾国藩对于长子没有更高要求，不期望他做大官，而希望儿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2]（P28）由于家父的严格教育，曾纪泽自幼俭朴、好学，加之当时曾国藩正倡导洋务，创办军事工业，使曾纪泽有条件较早地了解、接触了西方的文化。他年轻时便按照父亲的要求，掌握了数学、天文、地理等基础学科，同时还注重了解中国的经世致用之学。其妹曾纪芬后来在撰写的《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卷首插图一幅。图中青年时的曾纪泽与妹妹纪芬在两江总督署内正仔细观看一个巨大的地球仪，曾国藩端坐中间。那时的曾纪泽已经有了要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初步想法。为了进一步学习、了解西方的文化，他在30岁以后利用父亲办洋务的便利条件，请外国人教习英语。由于刻苦努力，在他出任公使前便已达到能够与外国人对话及翻译文字的水平。可以说，如果没有年轻时的准备及良好的基础，便不会有他后来出色的外交才干。
1878——1886年，曾纪泽奉旨赴英、法、俄任清政府驻三国公使，在他任职的近九年时间，欧洲世界向他打开了大门。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掌握西学，广泛地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土人情……出使西方使他不仅看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同时也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别及政治制度上的差距。正如他在初到欧洲时写下的诗句所说：“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2]（P38）诗中不仅表现出一种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的豪迈气概，而“始信昆仑别有山”则承认中国的落后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当时清朝那些只知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抱着天朝大国不放、不思进取的封建顽固派形成鲜明的对比。曾纪泽在任三国公使期间运用外交武器出色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始终坚持“齿雪咽旃期于不屈”的斗争精神，为国家争回一部分丧失的权利，维护了民族的利益和尊严。曾纪泽如何会成为当时腐败、没落的清政府官员中一位有头脑、有胆识的比较成功的外交使者，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为我们研究、探索曾纪泽的西学、洋务及爱国主义思想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曾纪泽出使八年半写下了近五十万字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在欧洲的所见所闻。曾纪泽的日记同他本人一样质朴、无华，日记中既没有高谈阔论，也不大议论公事。他对西方的事物以一种平常心态去认识、理解、记录，所以，既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或疾世愤俗的描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语言。而日记中大量记录的是关于他的日常生活，例行公事的内容，文如其人，平实无华。
曾纪泽在日记中还记录了许多他与当时中外重要人物进行会晤、谈话等，如李鸿章及他的前任郭嵩焘、薛福成、徐建寅、马格里、丁韪良、巴夏礼、戈登、日意格、布策等，以及当时留学英法的严复、刘步蟾的拜见。但是遗憾的是他在日记中却很少记录谈话内容，使我们无从考证他与这些重要人物交往时的情景以及对于当时一些重要事情的认识、看法，这反映出当时的清朝官员忌讳多，而常欲避嫌疑，不愿于日记中表示过多意见，这便给我们研究曾纪泽和这些重要人物对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所表示的态度、看法带来一定困难。但是，我们只要仔细耐心地寻觅，沙里淘金，仍然会在字里行间找出许多极有价值的史料，从而为我们探究曾纪泽的西学思想、洋务思想以及强烈的爱国思想找到根源。
一
曾纪泽在英、法、俄任职期间，在公事之余对西方社会作了较全面的考察。他不仅注意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城市建设、绿化、环保等问题，而且对其先进的军事工业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细心的研究，并在为中国购买“蚊子船”时，表现出关心国家海防的爱国思想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严正立场。
曾纪泽之所以注意考究西国“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正面临着“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因此，对于“中西通商互市”、“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2]（P28）。1879年5月15日，曾纪泽在英国参加“伦敦老城裁缝会”（即商会）宴会上的演讲便表明了他的西学思想。他讲道：“中国为保守成法之国，本爵既为中国使臣，与兹会诸绅，气谊相孚，是以隔数万里而可以联结友谊也。本爵颇好留心西学。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若使中国有公堂、保堂之分，则本爵宜列于公堂。”[2]（P218）明确表达了他立志革新、富国强兵的愿望。曾纪泽初到欧洲感到有两件事最难习惯：一是房屋太窄，二是物价太贵。同时他也看到了中西方在城市用地、建筑等方面的不同。如：“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达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然至其建筑苑圃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馀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2]（P162—163）他参观乌里制炮局时看到“大烟通二十四管，皆矗立于云，如极高浮图。烟通皆开旁门，略泄火焰，故火旺而烟轻。若烟出过重，使四境居民不便者，则局官有罚”[2]（P244—245）。
在考察中，曾纪泽感到欧洲国家在用地规划、城市建设、绿化、环保等方面都是非常注意的，尤其是这些国家在苑圃林园、游观燕息等公共场所却毫无爱惜地面之心，因此才会出现“与民同乐，则民不怨”的情景，从这里他看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进步、民主的一面。曾纪泽初到欧洲恰似一个乡下人来到繁华的大都市，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表现出的繁华似锦对于一直处于闭塞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诱惑。但是，曾纪泽深感自己赴英、法的使命责任重大，始终不为其所惑。他是这样描述和认识当时巴黎的：“巴黎为西国著名富丽之所，各国富人巨室，往往游观于此，好虚靡巨款，徒供耳目玩好，非尽能专心壹志以攻有益之事也。”[2]（P160）为使自己对西方丰富的物质生活保持比较清醒的认识，1880年11月19日，他作一联自箴曰：“濡耳染目，靡丽纷华，慎勿忘先子俭以养廉之训；参前倚衡，忠信笃敬，庶可行圣人存而不论之邦。”[2]（P271）并将其书写悬之斋壁以提醒，告诫自己勿为西方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所惑，表现出一名爱国外交使者应有的高尚品格。
中国军队自明清以来长期处于落后状况，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的虚弱本质更加暴露，曾纪泽深感中国军事上再不强大，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3]（P6）。在欧洲他参观了兵工厂、现代武器、新制铁甲舰等，当他参观英国的乌里制炮局看到百吨大炮时甚为惊讶，他在日记中仅用二百余字便将大炮的结构、特征、性能一一展现在人们眼前，使人读来如观其物，可见观察之细微，他这样描述道：“已制之炮最大有一百吨者，计重一十八万斤。精钢为膛，熟铁为壳。高六尽半，长三丈六尺，前口径一十七寸，后膛径一十九寸，皆英尺也。英尺一十二寸，每尺较工部营造尺短四分有奇。食药三百三十斤，子重一千四百九十斤，则以中国权衡计之。子行，能于十三英里外，击穿三尺厚之铁板。炮一位，值金磅一万六千；燃炮一次，则子药之费需金磅四十。自八十磅以下至三、五十磅有数十尊。物力递减，精钢为腹而熟铁为壳，则大抵略同。熟铁皆揉令极碎，为丝为板，然后熔炼为一。譬诸屈大铁条以箍束炮身者，层层包裹，阴阳相错，盖于坚刚之中寓柔韧之力焉。”[2]（P245—246）至于“屈铁之机”、“捶条之机”、“锤铁之机”、“锯铁之机”也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不一一列举。他最后总结道：“盖其规模，亦合通国人士之智力，积数十年之历练，耗无数之财赋而后成焉。故闳博精微，兼擅其胜也。”[2]（P245—246）一语道明西方国家军事上的强大是“合通国人士之智力”。
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积贫积弱，清朝军队的落后装备怎能与西方现代化武装起来的军队相抗衡？在这里他看到了军事力量的差距实际上反映出中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实力、近代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曾纪泽多么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中国的军队强大起来，以抵御列强的侵略，恢复中国主权的独立。因此，1879年当清政府欲从英国订购四艘“蚊子船”时，曾纪泽非常关心此事，他知道国家花钱买军舰非常不易，必须将此事办好。于是他针对旧蚊子船存在的弊病，提出改进的要求和方案，要求造船主尽心尽力保证质量。他说：“余在天津见‘蚊子船’有二病：一曰船小炮大，炮口前向不能环顾，左右则不甚灵，必须船头转运便捷，方可中的，则是舵工当与炮兵相应，如臂指之相使，较他种兵船更难精熟也；一曰船舱窄狭，不能载兵勇多名，船中虽列洋枪，当有事之时直虚设耳，盖炮兵专顾大炮，无暇兼顾洋枪，有时敌人小划逼近，恐有坐困之势，必须稍展舱间，略添兵勇。”[2]（P221）曾纪泽虽然不是军事家，但他做事一贯认真、谨慎，观察事物细微，因而使他能够很快发现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及看法，他的一番话使外国船商感到此人难以对付，因此，不敢掉以轻心。当新舰造好为证实其性能如何，曾纪泽由英国税务司金登干陪同亲自登舰出海试航并进行实弹演习，之后他脱掉官服又来到舱底检查水兵居室及弹药库，了解其结构是否合理，察看非常细致。然后他评价此舰“……皆极慎密。得良将精兵驾之，以防御海口，自是一种利器”[2]（P233—234）。表示对新“蚊子船”基本满意。
曾纪泽是一名外交使臣，但他对洋务事必躬亲。他十分注意了解西方国家的军事发展状况，每当参观西方国家的新式炮舰、炮台、精锐武器，他都是非常仔细、用心地“阅看良久”。而当他离任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又专程去吴淞口、江阴、下关等处检阅炮台，始终表示出对中国海防、军事发展的极大关心。
二
在考察西方的文化教育时，曾纪泽非常细心地去观察、去认识、去体验、去比较、去接受新生事物。尤其是当他对西方小学教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比较后指出：“中华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2]（P176—177）在这里他看到了中国的教育重理学，而西方教育重实验。
通过参观西方学校并进行比较，他看到了中西方教育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上存在着巨大区别，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于是提出中西应互派教师以促使中西文化的教育交流、融合的主张。他说：“中国办洋务，必须多得通达外国情形之人，并于中国设立学塾，聘洋人以教中国子弟之好西学者。又宜于英、法、德等国设立中国学塾，择中华绩学之士，以教洋人子弟之向华学者，久则声气相孚，可以扶幽洞微，暗获助益。”[2]（P211）他对中西方文化教育的比较及提倡互派教师的主张，既代表了他的西学思想，同时也反映出他认为中西方文化教育各有所长，中国在文化教育方面只有与西方相互交流，才能使中国逐步开放并走向世界，只有与世界融合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不至落伍。
曾纪泽不仅提倡学习西方的文化，而且自己也努力去学习、了解、钻研西方文化。如在他的日记中记有他去观看沙士比亚的歌剧《哈姆雷特》、《奥赛罗》；参观伦敦画报社、参观名画展、蜡像馆、植物园、图书馆、医学院；观看显微镜、双筒望远镜；登格林威治天文台观天文望远镜；到伦敦大书院舆地会听学术报告、参观德国著名的西门子电器局……等等活动。这些参观考察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头脑，也促使他更加勤奋地学习。出国前曾纪泽的英语已达到较高水平，临行前慈禧召见他，在谈到翻译问题时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曾纪泽回答说：“臣虽能通识，究竟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来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身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的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2]（P113—114）这番话一方面说明曾纪泽在出国前便认识到“朝廷遣使外洋，将来将成常局”，因此提出国家应当及早培养一批专门人才，以处理与国外的关系。同时，他也讲明虽然自己懂外语但还是需要翻译，这既是礼节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及策略。他可借翻译的时间去思考如何回答问题，所以，在曾纪泽日后的外交生涯中，在与西方列强的交涉、斗争中，充分展示出他的机智、勇敢、敏锐、果断，并常常在谈判中出奇制胜，从而使西方人不敢小看这位来自落后国度的中国使臣。
曾纪泽在日记中大量记录了他学习英文的内容，虽然他的英文已达到了用英文起草演讲稿、 电报稿并能将中文诗句翻译成英文的水平。1885年3月20日，他为英国外部尚书葛兰斐尔夫人做诗一首：“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克勒有功，自强弗窳。”[2]（P802）并将诗句译成英文诗四句。这首诗一方面强调了世界各国需要相互交流，中国人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也说明他的英文已达到较高境界。但他毫不骄傲、满足，在出国几年间他又努力攻克法语，以适应外交工作的需要。他还经常为外国朋友在扇子上做诗、写字，亲自纂刻印章赠送外国友人，并曾经“写西文述中国王莽货币原委”[2]（P883）。他以各种方式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文化，可以说，他既是一名外交家同时又是一名文化使者。曾纪泽不仅努力学习、考察西方文化，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贡献，而且还非常关心、爱护、培养年轻的洋务人才。在英、法期间，他多次接见当时正留学英法学习海军的严复、刘步蟾等年轻留学生，那时年仅26岁的严复在留学期间便开始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并对东西方文化的异同进行了比较，试图将西方文化向中国介绍。严复经常拜谒曾纪泽，谈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并将自己的习作《饶顿传》、《论法》、《与人书》送曾纪泽请其审阅。曾纪泽对严复的文章很欣赏，他在日记中这样评价：“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2]（P186）言词中溢誉出对洋务人才的爱护、扶持。正是由于曾纪泽的慧眼识才及鼓励，才使严复得以更大的兴趣投入对西方社会制度、政治学说的深入研究。回国后他写出了大量的文章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论述中西方社会制度的不同，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在《天演论》中提醒，中国如不变法、发愤图强，终将难免于亡国灭种之祸。严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西方社会学说的先驱，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虽然严复在近代中国的作用及影响后来远远超过曾纪泽，但曾纪泽伯乐识马却功不可没。
三
曾纪泽作为中国派驻英、法、俄三国公使，他最大的功劳便是出色地运用外交武器，为国家争回了一部分丧失的权利，同时也使中国人认识到外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在日记中也有详细论述，并有许多独到见解。
出国前慈禧召见他时曾问道：“你去（国外）住房如何定局？”答曰：“郭嵩焘早经赁定房屋，臣去悉当照旧，近与总理衙门王大臣商量，将来经费充足时，宜于各国各买房屋一所作为使馆。外国公使在中国，其房屋皆系自造。中国使臣赁屋居住，殊非长局；且赁价甚贵，久后亦不合算。”[2]（P112）在此提出应当建立中国驻外公使馆的主张。到欧洲后，他看到“西人之俗，公使所寓，如其本国辖境，不归主国地方官管理。馆中人役，亦不受主国官衙约束。有在外犯法者，询属某国人，即交其国公使讯治，主国不侵其权。然必确系寓居使馆、派有职事之人乃然，所谓公使应享之权利也”[2]（P164—165）。从而更加认识到外交使馆的作用不仅仅是驻外公使所在地，而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主权，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认为“公使示弱则敌情益骄”[3]（P5），因而告诫自己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一定要谨慎行事，“不敢轻有所陈，不敢擅有所许”[4]（P4）。曾纪泽的爱国外交思想体现在各个方面，如当德国人倭吉格士与曾纪泽谈及英、法、德等国在交易中使用黄金而中国使用白银，这样“通市不便”，提出应当铸万国通宝银钱，按照份量、尺寸定出标准便于中西方贸易的主张。曾纪泽虽然也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但他却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暂时还不能采用。他说：“中国幅员广远，通商各埠，不过域中百分之一耳。国家岂能为此百分之一之商民，而使彼九十九分者皆改其旧习以用洋钱乎？既用者少，不用者多，则中国国家必不设局自铸银钱。国家既无官铸之银钱，而以外国入口之银钱充入税饷，无是理也。既不入于税饷，而忽设法律以防私铸，亦无是理也。法律不设，则英、法等国钱法虽佳，而难保中国之奸民不私铸以牟利，且难保英、法等国之奸商不藏于中国各埠私铸以牟利。”[2]（P269）他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经济尚不发达，因此，中国还不能收洋钱入税。从中反映出曾纪泽既具有一定的经济头脑，同时也有较强的法制观念，以及对西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之本质的深刻认识，因而对其始终保持一定的警惕性，以保护中华民族利益不受侵害。
在议定《烟台条约》洋药加税之事项时，曾纪泽也是参考“国际公法”坚持维护国家的主权。因为他知道“西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其于税饷之政，皆由主人自定，颁示海关，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权。英、法税则皆重，闻美国于进口货，乃有征至四分之三者，客商虽非之，然固不能违也。……若吾华径行文于各使，言旧约届满应修之期，某项税则，议加若干，虽洋药每箱加至百金，较西洋各项烦苛之税，犹为轻减，况六十金乎？加税之权，操之在我，固可不问公使，不问外部”[2]（P261—262）。一句话，“加税之权，操之在我”便点明了一个国家应有的主权。虽然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有些方面已无主权可言，但是曾纪泽在办理外交事务时却不似有些“买办官僚”在列强面前卑躬屈膝、出卖人格、出卖国家利益。他从未因国贫而自贱、因国弱而自卑，而是在重大外交事务中，始终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去与不讲理的洋人据理力争，始终坚持严正立场去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民族尊严。清政府购买新“蚊子船”后，曾纪泽立即告诫同事说：“中国新购‘蚊子船’数艘，英人新报亦多溢美之词，谋国者贵有知己知彼之明，不可视人之毁誉而生骄怯之心也。”[2]（P297）提醒大家作为一个外交使者应当有自知之明，遇事要保持头脑冷静，不可随意因别人的毁誉“而生骄怯之心”，表现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应有的心态及立场。
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许多主权，领土完整被破坏。作为一名外交使臣最大的耻辱便是不能以平等的身份与其他国家进行正常交往。在欧洲三国期间，曾纪泽为“伊犁改约”事宜、为中法战争、为《洋药税厘并征》事宜，多次去三国外交部或外交使馆商讨、交涉甚至争吵，但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会轻易放弃在华攫取的特权和利益的。曾纪泽在与这些国家外交大臣或公使打交道时常常遭到“面冷词横”或“久候不见”，有时竟等得饥肠辘辘却仍不得接见的“待遇”。但他毫不气馁，坚持不懈地与西方列强抗争，为捍卫国家主权而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在国外余暇时间他曾“作乐章一首，兼排宫商，以为国调（国歌）”[2]（P669）。并为自己所作的国歌起名为“华祝歌”，这说明他是多么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够独立、强大。“华祝歌”代表了他的最大心愿即祝愿中华民族能早日成为世界强国。表现了一名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外交使者的拳拳爱国心。对于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曾纪泽也曾思考过，1886年当他离开伦敦时，他与英国人马格里爵士合作，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亚洲季刊》。题目是《中国先睡后醒论》，在文章中他谈到这些不平等条约，认为：“关于包括在条约口岸里的外国租界内以及包括在其它方面的那一部分领土上的主权的让与，中国觉得那些条约是把一种情况强加在她的身上的，这种情况将要迫使她在今后十年期限告终的时候废弃那些条约，借以避免它们已经在别的国家里引起的那些罪恶。”[5]（P435）另外当他与英国税务司金登干谈及中英条约不公之处，宜于修约之年照会而更改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改约之事，宜从弱小之国办起，年年有修约之国，即年年有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年，彼亦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国收复权利而不着痕迹矣。”[2]（P331）以上主张虽然并非解决主权独立的有效办法，但说明了曾纪泽对于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痛恨及试图从局部改约以逐步收回一部分权利。出国前他便认识到“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2]（P114）阐述了只有国强才能自立这个道理。因为一个国家只有军事上强大、政治上独立才可以收回自己的主权。20世纪末，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大陆便是最有力的证明。而曾纪泽学习西学、办洋务的目的正是为了祖国的强大，可以说他的西学思想已超出了狭义、单纯的西学范畴而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因此，他才能忍辱负重，发扬“啮雪咽旃”的斗争精神去与西方列强周旋。曾纪泽在欧洲兼任三国公使，既要处理好清政府与这些国家间的关系及矛盾，同时又要比较巧妙地处理好列强之间的关系，而这都是很难做的，正如他所说“系命一人兼任三大国，才短任重，惶悚曷胜”[2]（P320）。为了处理三国的外交事务，曾纪泽要经常奔波于几个国家之间，非常辛苦。另外，国外生活习惯不同于国内，尤其是他要常常为国事、为所受到的耻辱而忍气吞声，甚至在中法战争中，因他坚持主战立场而被视为“妨碍邦交”，驻法大使被罢免，这一切对他都是极大的打击。在他的日记中常记有因身体不适“不能治事”或在听到国家遭灾、发生战事、战败等消息而“郁闷久之”等内容，长期的国外生活及情绪常常处于紧张、抑郁状态，使他的身体健康受到极大影响。但是曾纪泽全然不顾，而始终以“一腔愤血”投入到运用外交武器与西方列强抗争的斗争中去。临行前他对慈禧说：“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2]（P114—115）如果没有强烈的爱国心是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斗争中的，也正是他具有拼着性命替国家保全大局的精神，并采用灵活、机智的策略，才使他能够为国家争回一部分失去的权利，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失败和屈辱的少有代表”[2]（P12）。
综观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曾纪泽学西学、办洋务的宗旨、目的是为了使贫弱、落后的中国强大起来，而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他不惜拼着性命去努力奋斗，这是多么强烈的爱国热情。如果将他列入“买办洋务派”的行列中，似乎与历史事实不符。当曾纪泽“在出国九年之后，他满载着光荣回到北京，成为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时[5]（P373）。人们对他的才能以及他对洋务的熟悉给予很高评价。当时“很多人以为他将要取得李鸿章的地位而为中国的主要外交代理人，也有人以为他可能继承赫德爵士，单独地或者同一位外国同僚在一道，去主持关税事务……”[5]（P434）回到北京后，他最初就任“工部侍郎”，以后就任“户部右侍郎”、“钦派管库大臣”、“兼署刑部右侍郎”、“派管同文馆事务”、“兼署吏部左侍郎”等职务，也曾被派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曾纪泽回国后虽然做着不大不小的官，但却没有真正施展出自己的才干。虽然他对西方列强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虽然他对于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有着深入的思考、担忧与希望，但是他的政治抱负、外交主张却始终没有得到进一步发挥的机会，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在本阶级知识分子中居于绝对少数的地位，自不能免于孤立和打击，而使他感到深深的寂寞”[2]（P38）。一位当年叱咤国际外交战线上的风云人物，回国后因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排挤而变得默默无闻，无足轻重，令人十分惋惜。但让曾纪泽关心的并非功名利禄，而是国家的安危、强盛。由于长期为国担忧、身心交瘁，加之郁郁不得志，终使他积劳成疾，年仅51岁便英年早逝。
历史上常常是“弱国无外交”，但是，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以及他出色的外交活动，却为我们展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凭着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英勇、顽强、不屈地在国内封建顽固派的排挤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蛮横无礼的夹击下，孤军奋战的风采。尤其是在与俄国的改约谈判中，他实现了自己的“待凭口舌巩河山”的誓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纪泽没有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相反处处受压制，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然而，曾纪泽的悲哀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而是他那个时代向西方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一批不得志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一个腐朽的旧制度即将毁灭新制度即将诞生前的悲哀。值得告慰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渴望彻底摆脱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羁绊、实现祖国领土完整的愿望在20世纪末得以实现。这当是对那些为使中国能够走向独立富强的爱国志士、流血牺牲的英雄们的最好纪念。
【参考文献】
[1] 刘华。评曾纪泽的外交活动［J］。内蒙古师大学报，1993，（1）。
[2]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A］。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C］。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85.
[3] 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5）［M］。上海石印，光绪二十年。
[4] 曾惠敏公遗集·奏疏（卷2）［M］。上海石印，光绪二十年。
[5]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8.
（文章来源：《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