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2日下午五时，从南京、上海、南通、长沙一路演讲过来的梁启超，风尘仆仆来到武汉，与他同行的有黄炎培。武汉军政绅商各界在黄鹤楼举行了总欢迎会，会议主持人是当时的湖北省督军萧耀南。
次日晨八时，武汉大学学生会在武汉大学举行了梁、黄欢迎会。十一时，武汉大学教职员假黄鹤楼举行欢迎会。午后一时 ，武汉军政界在蛇山上的抱冰堂举行公宴欢迎梁、黄二人。下午四时，武汉商界在汉口商会举行公宴招待梁启超和黄炎培。由于黄炎培前一晚乘人力车不幸跌伤手足，未能出席当日活动。
9月4日，梁启超赴武汉大学，为武大暑期学校作题为《湖北在文化史上之地位及将来之责任》的演讲。
9月5日下午三时，武汉报界在汉口万国春举行欢迎会。梁启超在会上即席发表演说，呼吁中国舆论界对于中国政界内包括高等乞丐、高等强盗、高等流氓、高等废物在内的“无业游民”，“下一总攻击令”。
9月6日晨，梁启超和黄炎培同游黄州赤壁。次日晚，黄炎培离汉返回南京。梁启超则于八日离汉前往河南。
梁启超这次武汉之行，在《梁启超年谱长编》和《梁启超传》中仅是一笔带过。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在武汉大学作的《湖北在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及将来之责任》的演讲，在这两部著作中均未提及。演讲全文亦未见收入《饮冰室文集》。但对于研究湖北文化的学者以及今天有志于建设湖北文化的同仁来说，对这篇演讲就不能不加以充分的注意。
梁启超在演讲开篇追溯他与湖北的关系。他说：“诸君，我是戊戌以前到过武昌一次，住了十天的。记得那时是张文襄督鄂，敝同乡梁节安（鼎芬）主持湖北学政、开办两湖书院，想我担任一二门功课，可惜那时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无机会到湖北来，与湖北教育界接近。今过了二十多年后，居然到这武大暑期学校，以极短的时间，而补从前的缺憾，我实在高兴得很。”
紧接着，梁任公将话锋转到演讲的主题上。他首先确认湖北在中国文化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他说：“中国文化的发展，不是一元的，是二元的，一黄河，二长江。”“北方刚健笃实，南方优美活泼。代表两方文化的，在北方有河南、山东，在南方有湖北、江苏。但江苏是后起的，湖北居长江中心，完全是自己产生的，江苏不过受湖北的影响罢了。”梁启超进一步评价说：“湖北不独能代表长江文化，并能沟通黄河文化。如山东、河南，只能代表北方文化，不能传播南方文化于北方。湖北则容纳黄河文化，而传播于长江一带。一面自己产生文化，一面又为文化的媒介者，因其沟通南北，能令二元文化调和。在历史上看来，不能不说湖北所供献及遗留的功劳是最大的。”这一评价不可谓不高。
但梁启超接着指出，以湖北在中国文化上如此重要的地位，自汉以至明末，“湖北与中国各省文化之程度比较，适或水平线列于不高不低之地位间”。“十余年来之民国，湖北之地位乃愈趋而愈下”。“若把现在与张文襄及辛亥分为三个时代，则张文襄时代不及辛亥时代，现在又不及张文襄时代。”“就精神上观之，不特不如辛亥改革之前健全，高尚节气比张文襄在鄂时亦有所不及。”“依我老实不客气的说来，湖北现在正是知识饥饿精神饥饿的时代。”梁启超分析湖北文化长期处于中流地位的原因说，从地理因素看，“湖北居东西南北之中，风流所及，靡不受其摧残，虽有坚固之文化原质，究不能一跃而为中国文化之超等地位”。而民国以来，湖北“或受诸有力之压迫或为利禄所引诱”，故“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对于这样一种状态，梁启超深感遗憾和痛心。他认为，历史赋予湖北两大不可推卸之责任：“第一，湖北既首义缔造民国，负永久保持之责任，俾跻于富强之域；第二，湖北不惟绾毂南北，而且居东西要衢，文化上应负调融之责任，使东南西北各部（文化）均得以贯通无阻。”梁启超肯定地说，如果湖北完成这两大历史责任，“则将来之湖北之文化必跻于最高尚之地位”。在演讲快结束时，梁启超激情洋溢地说：“我期望于湖北人者甚厚。十年迟迟不进化的原因，我望湖北人自知之而自图之，毋落人后，毋妄自尊，勉力前进，非独湖北人自己之幸，中国前途受赐实多矣。”
从梁启超演讲至今，时间已过去80多年。今天重温梁启超的这篇演讲，虽然也可以指出他分析问题过于简单化的失误，但更重要的是感觉到湖北人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责任之重。无论如何，使“将来之湖北之文化跻于最高尚之地位”是从梁启超那个时代到今天所有湖北人应该努力的目标。
（文章出处：《光明日报》2004年7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