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立场。从蒋介石这一时期日记看：蒋对日本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主张抵抗，反对妥协退让；蒋积极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为抗日战争从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奠定了基础。
几年前，蒋介石后人蒋经国儿媳蒋孝勇遗孀蒋方智怡，将她保存的蒋介石日记和蒋经国日记从台湾运往美国，存放于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50年，以后运回中国。蒋介石日记从1918年起至1972年止，共55年，每日都记（据说1915年至1917年日记遗失），篇幅浩繁，内容庞大。
胡佛研究所2006年将1932年以前的蒋介石日记公开，给读者阅读研究。2007年4月又开放了1932年至1945年的日记。以往国内学术界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某些重大事件上认识并不一致。如有人认为九一八事变时，是蒋介石多次电令张学良对日本的进攻不要抵抗，才导致东北沦入敌手；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动摇、妥协、退让；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有投降主义倾向；以及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情况如何，蒋介石对“七君子”事件的态度怎样等。作者2007年乘去美国加州探亲之便，带着上述问题去胡佛研究所翻阅并抄录了蒋介石日记。下面这篇文章，便是主要根据蒋氏在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前后的日记，和作者平日掌握的某些史料写成。关于卢沟桥事变，台湾曾专门出版了《卢沟桥事变史料》一书，其中收录了蒋介石、何应钦给宋哲元的许多电文，并已为两岸学者所引用，本文就概不录用，只就日记所载史实加以叙述。
一 对日本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主张抵抗，反对妥协退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开始认识到“剿共”内战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在国内实现和平，团结一致抗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政治生活开始进入了一个停止内战，改变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酝酿形成的新阶段。1937年2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由于形势的需要，和国民党内爱国进步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杨虎城、孙科等的推动，开始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民主抗日方向转变，并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政策。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①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发生前后的对日方针政策，基本上就是沿着上述的路线确定的，是其延伸和发展。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过摘要》（ 1937年4月7日 ），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
还在七七事变发生前几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就曾表白过对日本侵华阴谋的对策。 7月1日 他写道：“有大我在则小我自在”，“中国自强之意义与责任，应具必战之心，而后可以免战，乃得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目的。”7月2日记：“对倭寇①祸华之毒计，讲求对策。” 7月3日 记：“教育以民族光荣之历史，雄厚之国力与伟大之精神为基础，而勗以严重之国难，无上之国耻为人人之责任”。
7月7日 ，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城西南10余公里的卢沟桥挑起事端，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进行还击，打响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消息8日才传到南京。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当日即决定：“一，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②动员。二、廿一与廿五师动员。三、抽调高射炮队。四、令长江沿岸戒严。”
7月9日 记：“早起处理对华战事准备动员，不避战争”，“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哲元）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还预定：“为中倭冲突通令各省”。
7月10日 记：“……三、倭寇今又反攻卢沟桥，是其不达目的不止也。四、惟我已积极进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是日为星期六。蒋介石在日记每个周末设有《本周反省录》和《下周预定表》二栏，反省本周所作大事要事和规划下周要作的大事要事。他在《本周反省录》中写道：“倭寇于八日在卢沟桥挑衅，与我守军对战，其意在非夺取卢沟桥不休，至今犹未告段落。”他明确庄严表示：“此为存亡关头，万不能失守也。动员六师北运增援。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蒋在《下周预定表》中，表示要“积极备战”。
①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日记中就一直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并在每天日记开首一行写有“雪耻”二字，以示警惕，不忘国耻。
②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军长，庞炳第四十军军长，高桂滋第十七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
7月11日 记：“倭政府态度坚强表示作战，……准备两师开动与关东军入关等之形势，以余观之，皆为内虚中乾之表示也。本日倭又反攻不已，是其非攻克卢沟桥不止之表现，然而其结果必暴露其失败无能之弱点而已。”
7月12日 记：“预定：电宋、秦①商中央部队集中地点。二、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持久战。②三、倭寇计划威胁冀察当局屈服，完成其永定河以东为不驻兵区域以及其防共协定。四、最大限度为其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然而平津责任则应由倭寇担负，而且国际关系及各国权利所在，倭寇必不能单纯安全占领也。五、政院回京。”蒋介石在是日日记中还记载：“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明令宋、秦固守北平与永定河线。中央军集中保定。”蒋批阅了日本关东军抵达天津，其内阁宣言决定侵华战争，动员全国政党与产业界拥护其阁议情报后，认为是“外强中乾之态度”，指出：战争“势力扩大，不能避战矣”。
7月13日 记：“今日预定：一、抽高射炮到华北。二、运送子弹。三、派（潘）次辰为石家庄行营主任。四、派戈定远北上。”在注意事项一栏内写道：“一、对运兵进驻保定之宣言。二、对宋之授意。③三、对倭宣言：甲、维持冀察政委会现状与人事；乙、塘沽协定范围以外地区驻兵不能受限制；丙、倭在平津一带驻兵地点及其行动应遵守辛丑条约。”是日蒋介石以卢沟桥案件扩大，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的行政院会上令各部回京办公。
①“秦”即秦德纯，时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
②这是蒋介石最早提出持久战的主张。
③蒋介石13日致电宋哲元，卢沟桥事变“必不能和平解决”。
七七事变发生后，负责京津防务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一直是采取软弱妥协的态度。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 7月14日 ，他想退出天津。15日致电蒋介石提出退出天津的主张，蒋断然加以制止。14日日记写道：“宋住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北进部队应立于进退自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则中央部队决不南调。如能办到卢沟桥仍住正式陆军不受限制，则胜矣。上午手拟建国运动方案，虽在倭寇压迫加重之中，此心泰然，建国工作进行不变，而且感觉味益浓。对倭寇有形无形间之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之手段，以我视之皆不在意中也。”
7月15日 又写道：“宋明轩为其个人计，亦无屈伏之理。宋如屈服，则看其程度如何。倭寇第五师在秦皇岛集中，则其十二师亦必用平津”，“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制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7月中旬，卢沟桥事件已发生10天，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对日本挑衅，并扩大侵华战争还认识不够清楚，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 7月8日 日记）；“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 7月10日 日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内阁派兵声明的颁布，并大量调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也愈益坚定。为了集思广益，团结抗日，蒋介石于 7月16日 、17日邀集全国一些社会名流在庐山召开谈话会，共商抗敌御侮，复兴民族的大计。16日，他亲自写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宣言稿，并在17日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
宣言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他声明：“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的约束。”他还表示：“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宣布：“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政府对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篇重要谈话，于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公开发表。①
蒋介石在17日写道：“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是日他在《本周反省录》一栏中还说：“倭寇调关东军入关，威胁冀察脱离中央，以图其扩张伪组织之野心，余即派中央军入河北保定，不惟打击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协定也”，“倭寇屡攻卢沟桥不克，可以制敌野心。”
①《中央日报》 1937年7月19日 。按：最初为“宣言稿”、“告国民书”，17日日记改为“谈话式”。
当时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阻挠、不让发表上述谈话稿，蒋介石毫不动摇。他在19日日记中说：“决心发表告国民书，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即宋美龄）独赞成吾意也”，“应战宣言既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谈话，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和全国同胞的热烈赞扬和欢迎。毛泽东说：这个谈话，“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①还在苏州监狱的著名的爱国领袖沈钧儒等7人，于 7月21日 致电蒋说：谈话“义正辞严，不胜感奋，深信在此伟大号召之下，必能使全国人心，团结愈固，朝野步骤，齐一无间，同在钧座领导之下，以趋赴空前之国难。钧儒等身羁囹圄，心怀国族，寇氛日亟，倍切忧惶。赴难无方，赤诚共抱，企望旌麾，无任神驰”。②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后，宋哲元在天津、北平继续与日本敷衍，企图以妥协退让，取得苟安，谋求和平解决，竭力避免战争，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战备措施，并要求中央撤退进入河北的部队。对此，蒋介石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对“何梅协定”的签订者、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亦有所指责。
7月22日 的日记写道：“和平应植基于正义之上”，“卢案了结乎当非如此之易。中央军撤兵时期必待倭寇同时举行”，“闻卢沟桥卅八师撤退，而未知宋与倭交涉之内容如何，不胜惶惑。”
7月23日 记：“玩强敌倭寇于股掌之上，使之进退维谷。卢事以不涉政治条件为限度”，“倭寇已悟中央部队既入河北，对彼华北独立阴谋已受重大打击，不能达成其目的矣。”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16—317页。
②周天度编：《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7月26日 ，他在日记中强调说：“遭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忽再作避战之想矣。”还对宋哲元的妥协批评指出：“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时，倭向廊房卅八师攻击，今申又在北平广安门对战。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而宋始终不悟，犹以为可对倭退让苟安而仅对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队撤退，可痛心乎！”
7月27日 记：“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料北平必能固守，则战时当可着着进行，我仍立于主动也”，“万一北平被陷，则战与和以及不战不和（应战），与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国策须郑重考虑。对民众内部之态度，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一身负之。”是日日记蒋还深为慨叹地说：“本日北平城外四郊皆发生战争，宋哲元至此始着急。平时不信余言，以为一意与敌敷衍，即可苟安，故不敢构筑工事，惟恐见疑于敌也。廿五日以前，敌人对北平包围之势早成，而彼犹燕雀处堂为安，要求入冀中央军之撤退也，可痛也乎。”
7月28日 记：“倭寇进攻北平，虽廊房与丰台为我廿九军击袭恢复，然而北平近郊毫无工事布置，南苑失陷，副军长阵亡①，部队溃退，将士未经爆炸与枪声之习，闻乃即心怯胆寒。宋军长六时离平赴保，北平城于夜十一时完全退出”，“政府应照既定决心，如北平失陷，则宣言自卫与对倭不能尽片面条件之义务矣”，“本日处理军务。人人闻廊房、丰台恢复之极，其喜若狂。余甚念北平汉奸作祟与布置全无为虑。故今日心神不安异甚。”
①即佟麟阁，还有第一二三师师长赵登禹及大部分官兵英勇牺牲。
7月29日 记：“宋哲元电请派张自忠为翼〔冀〕委会代理委长，是其对倭之诱引尚未觉悟，哀莫大于心死，可悲孰甚”，“晨起阅电，知北平电话于三时起已无人接话，乃知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无已。然此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北平失陷后之处理，不足惊异也”，“上下午皆开会讨论军事、外交、内政之方针。闻天津城至傍晚犹在激战中，倭寇对城中轰炸甚惨。”
7月29日 和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 7月31日 蒋介石在《本周反省录》和《本月反省录》中写道：“ 七月廿九日 北平失陷，卅日天津失陷，烧杀惨状不忍闻者见，倭寇凶横看你究能到几时”，“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但其今日得之也易，安知他日失之亦非易乎……对倭外交，始终强硬。”7月下旬，蒋介石鉴于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在日记中记载了他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全国积极进行备战，以抗击日本的侵略。
如 7月22日 和23日，记先后批准发行国库券，批示空军作战计划。26日记要求速定各地防空时刻，疏散物品，下令各处赶筑工事，各部动员与迁移演习，各地壮丁召集之演习，粮服管理机关人选。 7月28日 记调朱怀冰师到绥东，粤港路接轨，购英法飞机。 7月31日 记令冀、鲁、豫、苏各省民间限期掘成各乡村之外濠，使之连成一线；战车抵御炮应速分拨于前线，分配表查报，高射炮同上；编制各种战术。还提出要进行“持久战”，等等。
此外，还提出计划各师各军人事之整理；召开名流会议，国防会议；决定大本营组织人选，大本营拟设洛阳、西安、彰德；政府地点拟定武汉、长沙、广州；国民经济动员，检查战斗准备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国防会议问题。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全国将领国防会议于 1938年8月7日 在南京召开，一致主战，为全国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石。蒋介石是日日记记载：“ 八月七日 ，上午国防会议。批阅。下午会客。晚国防党政联系会，午夜始散，决定主战。”又记：“国防会议开成，全国将领集京赴难，得未有之盛况，是为胜利之基也。”一个星期后，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如果说，卢沟桥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八一三”抗战则是全面抗战的开始。
二 积极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从此中止，国内开始出现和平统一，共御外侮的新局面。
1937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曾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5项要求，和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等4项保证。这些成为两党团结抗日谈判的基础。随即国民党方面顾祝同和张冲到西安与周恩来举行首次正式谈判，双方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要求，达成了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及没收地主的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共产制度；取消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等协议。不久，周恩来去上海，先后与国民党代表举行杭州谈判，后又去庐山会晤蒋介石，并进行谈判。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都意识到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一致抵御外侮，是当前面临迫切的政治任务。
7月10日 蒋介石日记记载：“对共党问题解决，但缓发宣言”。13日（或14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向蒋介石递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随即又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向蒋建议以上述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 7月14日 ，中共中央向南京当局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随时可以出动抗日，已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并同意担任平绥国防。蒋介石也加速国共合作事业的进行。
7月16日 日记记：“上午在庐山图书馆开谈话会……仿鲁北上，为收编共军事，愤怒甚盛，但能忍也，故犹未发耳。”
7月19日 记：“决定共部解决办法。”
7月18日 记：“对共党态度。”
7月19日 记：“对共党之收编应即解决。”
7月20日 记：“共党问题。”
7月24日 :“预定：见张冲，商共部收编事。”同日日记《本周反省录》和《下周预定表》栏中，还分别记有“共部编组交涉已告一段落”和“督促共军之编组。”
7月26日 记：“编组共部。”
7月27日 记：“对共部之研究编而后出乎，不编而令其自出乎！”
7月28日 记：“共部参长人选。”
7月29日 记：“共部之编组。”
从上述蒋介石日记虽然是十分简短零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蒋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重视，并且是重要的促成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谈判获得重大进展，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事问题得到解决。 8月18日 ，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 9月22日 ，中央社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也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从而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①周天度主编：《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2卷，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43页。
国共第二次合作曾遭到亲日派首领汪精卫的反对①，后来竟成为他叛国报敌的重要藉口。 1938年12月21日 的蒋介石日记记载说：“ 闻汪 先生潜飞至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藉口不愿与共产党合作，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辈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
蒋介石为了争取在东北边界有个好的安定的环境，以便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取得抗战胜利，希望与苏联结成反日军事同盟，接受苏联援助。1937年3月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见了孔祥熙、陈立夫，转达苏联政府请中国发起太平洋地区公约和苏联准备向中国提供军用物资的建议。 4月13日 蒋介石带病在上海会见鲍格莫洛夫，表示感谢苏联政府在西安事变问题上对他的支持和给予武器援助的建议①，蒋请鲍格莫洛夫与南京新任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判具体外交问题。 4月12日 ，鲍格莫洛夫与王宠惠在南京会谈，代表苏联政府向南京提出3项建议，其中之一即“立即开始苏中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王宠惠表示他“会在政府中讨论这些建议，也同会蒋介石讨论”。②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促进了中苏两国代表的谈判。 7月13日 、16日、19日、26日，在蒋介石的督导下，孙科、陈立夫、张冲先后与鲍格莫洛夫会见，商谈苏联给南京的军事贷款和军火订货问题，并达成了若干协议。 8月2日 ，蒋介石会晤鲍格莫洛夫。鲍格莫洛夫担心中国得到苏联武器军火，将来会攻打苏联。蒋介石表示“中国绝不会进攻苏联，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③
①《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2卷，第802页。另据蒋介石1936年12月18日西安事变中日记记载：“……逆辈（按指张学良）想请示于莫斯科者也。余心颇安，以苏联决不能赞成张之叛逆行为，而且素知苏俄贱视张之为人也。”又19日日记：“因此余乃更知苏俄之反对叛逆彼等之荒谬如此，无人能为之助也。”（作者抄件。原日记存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
②《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168页。
③《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439页。
8月上旬，双方交换了条约草案，并继续进行谈判。 8月21日 ，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夫代表各自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签订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苏联的有力支持。
关于中苏谈判并签约问题，蒋介石此时的日记基本上没有什么记载。但在 7月31日 日记《本月反省录》一栏总结说：“倭要求我共同防俄，承认伪满与华北特殊化，若与俄先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则可先打破其第一迷梦，不再要求。益允其共同防俄，以后不仅华北为其统制，即全国亦成伪满第二矣。故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况亦未必能为其全占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吾于此决之矣。”
三 为了推进抗战，下令释放被捕的沈钧儒等救国领袖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要求立即释上海被捕爱国领袖，是其中之一。随后张杨始终把这一条列为释放蒋的重要条件之一。①西安事变在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等的斡旋下，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释放爱国领袖等条件，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由于国民党中央党部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的阻挠，内战虽然中止，联共抗日、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却未能及时顺利进行。积极主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曾经与共产党及张学良、杨虎城有联系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7人，不仅没有被释放，反而继续遭到迫害。 1937年4月3日 ，江苏高等法院向沈钧儒等7人，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随后并于 6月11日 和25日两次开庭审理，企图判罪。与此同时，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出面提出，要求沈钧儒等“七君子”进反省院，写具悔过书，保证以后不再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凡此种种，遭到沈钧儒等人的坚决抵制和抗争，以及进步舆论的普遍谴责。时人指出，继续迫害爱国领袖，与国民党三中全会确定的和平统一、团结抗战主旨和蒋介石的抗战主张背道而驰。由此掀起了营救“七君子”的高潮。
①蒋介石 1936年12月20日 日记；宋子文 1936年12月20日 、24日日记，均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后者用英文撰写。
如前所述，蒋介石准备邀集一些社会名流在庐山开谈话会，共商抗敌御侮，复兴民族的大计。“七君子”都是著名的学者，又是抗日救国的领袖人物，也在邀请之列。 6月14日 ，蒋介石密电叶楚伧：“如沈钧儒等来山时，请代邀杜月笙、钱新之两君同来牯岭晤谈为盼。”①但叶楚伧坚持要沈钧儒等写具悔过书，才能赴庐山，理所当然地遭到沈等的拒绝。沈钧儒在 7月16日 一封家书中写道：“蒋对我等似有谅解，曾由杜月笙、钱新之、黄任之等到苏州来过两次，传蒋意欲我等往庐山面谈，而中央及地方党部都似不愿我等与蒋直接解决；种种破坏，于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写悔过书，要于判罪后送反省院，要于赴庐山时对外宣布是将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们设法拒绝一切，只好庐山也不去，在法院方面尽量用法律手续来对付……无论如何，救国无罪是非力争不可。”②
从上年“七君子”事件发生时，蒋介石主张镇压，到这时转而采取宽大怀柔政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蒋介石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即从“攘外必先安内”转向团结对外，共同抗敌。同时也反映出“七君子”事件上，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之间的分歧。
①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页。
②周天度编：《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等为了营救沈钧儒等，开展著名的救国入狱运动，把营救运动推向高峰。 7月7日 ，冯玉祥致蒋介石函说：“关于沈钧儒等七人事，祥意应立即无条件释放，请其来庐居住，以便接受我公训迪指导，此事关系收拾人心至大也。”他在信中还特别指出：“党部工作同志对公此举定能体会。盖党部同志有党部同志责任，中央亦有中央责任也。敬祈我公毅然决然，采取释放办法，党、国同利赖之。”①
“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局势有了很大变化。蒋介石不顾汪精卫、叶楚伧等人的阻挠，决心亲自干预“七君子”事件，下令开释沈钧儒等人。据他的日记记载：
7月18日 :“对沈等保释。” 7月19日 :“对沈等之处理宜早解决。”
7月20日 :“沈案了结。”
7月24日 :“下周预定表……解决沈案。”
7月26日 :“解决沈案。”
因此， 7月31日 ，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位救国领袖终于获释，光荣出狱。沈钧儒等出狱抵达上海时，曾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之出狱，完全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们对他很感激。”②王造时后来也回忆说：“蒋介石于 七月十七日 在庐山发表谈话，宣言对日抗战，并于七月底电令江苏高等法院将我们释放，要我们去南京开会。”③
①《宋庆龄冯玉祥等营救七君子函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②《沈钧儒等昨由苏抵沪》，《立报》1937年8月2日。
③《王造时自述》，《上海文史资料》第45辑，1984年1月。
（作者周天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