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中断言：“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这一论断的依据是：在洪秀全心目中，“西方的‘长技’是基督教”，因此，虽然“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搞“神权政治”，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近代化”这一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5章，本文以下关于冯友兰先生论述引文出处同此，不再注明。）。
冯先生的上述论断及其依据大有商榷余地。关于太平天国”搞“神权政治”一说，朱东安先生已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上著文进行了有力辨驳；但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只学西方宗教一说，朱先生的文章涉及甚少，仅以《资政新篇》为例略作驳论，似有缺憾。本文拟以历史事实，进一步澄清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否只学习西方的宗教，因而如果太平天国事业成功了，是否就会“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这一重大问题。
一。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对外开放思想与实践
毋庸置疑，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们学习过西方的宗教，“要信奉基督教，排除阎罗妖”，创立了拜上帝教。基督教和拜上帝教与中国民间的多神信仰，在那个时代到底孰优孰劣，这里姑不置论；但由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要信奉基督教，排除阎罗妖”，因而自认和西洋“番弟”尊奉同一天父上帝，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致使太平天国运动不可避免地潜蓄着以往农民战争所根本不可能具有的近代化趋向，却是不可改移的历史真实。主张奉行对外开放政策，便是这种趋向的重要表现之一。
各国之间相互隔绝，不通有无，是中世纪国家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打破相互隔绝封闭状态，日益扩大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交往，则是人类社会步入近代后的必然发展方向。太平天国的思想和实践说明，它在朝着这一方向开始起步。
早在太平天国运动酝酿时期，洪秀全即根据他所接受的某些基督教文化知识，认为上帝生养人类，“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因此世上各国应当“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各国之间“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册，853—854页）。据此，我们虽然还不能断言洪秀全已经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世界和国家观念，但却不能否认他的这种思想，是一种有别于中世纪的对外开放思想。
在整个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天国领袖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政策和实践，可说是洪秀全上述对外开放思想的逻辑展开。他们基于宗教信仰，把基督教国家的人都认作是兄弟姊妹，对“洋兄弟”一概怀有“好感”，欢迎所有“洋兄弟”前来“协助”太平军“歼灭妖敌”，或“经营商业”。不仅如此，他们还许诺推翻清王朝后，在“凛遵天令”、不出售“害人之物”的条件下，“万国皆通商”（《太平天国》第6册，903.904.907.909—910.911.917页，《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0页。）。据极熟悉太平天国情况的英人呤唎说：“太平军自起义以来，就想占有一个海口，以便可以和外国通商”。（呤唎著，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213页）1860年，艾约瑟等则在访问苏州太平军的观感中这样写道：“太平军对外国人的态度，显然属于极其友好的性质；他们总是称呼外国人为‘我们的洋兄弟’，说‘我们同是敬拜天父，信奉同一个天兄，我们之间为什么要发生分歧？他们似乎很想同外国人来往，并希望促进贸易关系。他们说，把十八行省开放通商，将使他们非常高兴。”（《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109页；）同年，上海《大陆记事报》登载一篇谈及太平军政治主张的文章，据说其根据是“太平军的布告及其他著作”，其中关于对外政策的主张是：“用自由开放的政策代替清政府一向所采取的闭关自守政策”；“准许其他国家的工艺品和工业品自由进口”；“培植对外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与外国自由交换产品，以开发国家的资源。”（呤唎著，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235页）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太平天国主张实行有别于中世纪的对外开放政策。
如所周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主张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当他们被迫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时，也丝毫没有改变他们所奉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例如直至1863年，太平军仍不断发放路凭给外国人，准予他们往太平军辖区内经商，饬沿途“毋许阻滞商路”（《近代史资料》总第65号，1—5页。）。这表明太平天国已经能够把反对外来侵略同实行对外开放区分开来。
在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中，反对“侵害别人所有”、严禁出售“害人之物”鸦片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正确主张，必然引起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太平天国的敌视和仇恨。但由于太平天国前期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和清王朝政治、军事的极端腐朽，致使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中立政策”。在此期间，太平天国平等地与各国“互通真理及知识”，主动鼓励正常贸易等对外开放的思想主张和实践，促进了太平天国辖区内的对外贸易（呤唎著，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696—698页），从而在经济上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对清王朝的战争；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这一政策和实践，打破了清王朝统治下的封闭状态、极大地改变了广大太平军将士与太平军辖区内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无论是仇视太平军还是同情支持太平军的外国人的有关目击记实材料。都证明了这一点。
英国“何木斯”号舰长费熙邦，在记述他随同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南京的见闻时说：南京城的太平军听说我们是“弟兄”后，“许多人纷纷前来表示亲爱之意”，当我们要把军舰“驶近城墙”时，许多太平军跑到起锚机旁前来协助，似乎都有极大兴趣，……他们以坦白友好的态度对待所有人。我们的人全都说，他们的举止行为跟我们所见到的中国人完全不同。”（呤唎著，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110页）
美国“苏斯奎汉那”号军舰在窥测太平天国形势并带有示威性质的南京、芜湖之行中，舰上那些高傲且对太平军怀有敌意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宏伟的蒸汽驱动快速战舰”在南京给“成千上万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芜湖更是令成千上万的人“惊异万分”。尽管这些美国人心怀鬼胎，鄙视中国人“无知”，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芜湖的太平军和民众的“友好态度与恰当举止无与伦比”，太平军首领的“仪表与一般知识水平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普通民众“与沿海的一般中国人相比，他们的精神较为开朗，气色颇佳，且较注意个人卫生”。（《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41—43页；）
极力赞颂太平天国事业的呤唎，在记述他参加太平军之前经商路过太平军占领区芦墟的情形时写道：“我完全看不见有任何杀人放火的痕迹。村里，只见到一群一群富裕的忙碌的、面容和蔼的中国人，和一大堆一大堆刚由船上卸在岸上的货物，……我在村里散步，见到人民态度友善，无拘无束，很感惊奇；许多人拉我到他们家里去喝茶饮酒，太平军也都竞相邀请我到他们的住处去。”（呤唎著，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47—48页）他参加太平军后。太平军及其辖区内普通民众对外国人的“慷慨好客”和热心态度。更使他终生难忘（呤唎著，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56页），在他回国后所著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留下了大量这方面的记述。
上述太平天国的对外开放的思想主张及其实践，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结果，并非是建立在对近代国际关系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缺乏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本性的根本了解，但其所蕴含的进行近代国际交往的发展趋向，则是较为明显的。有关史实表明，太平天国本身完全具有进行正常的近代国际交往的可能，只是由于西方列强的蛮横无理，和太平天国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归于失败，这种可能才失去了转变为现实的机会。例如，1853年，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一行“访问”天京时，对太平天国以“诏旨”形式发交公文及称天王为“万国真主”等语十分不满，提出抗议，赖汉英等即于翌日亲登英舰“致歉”，并解释说：上述事件是由于“撰稿人之愚蠢，不知对外国兄弟说话时，不能与本国兄弟一律同样，故生此误会。”当听舰上英人陈说他们“拜上帝”已经900年了，但在地上除了尽忠英国君主外，绝不能承认任何人为他们的君主时，赖汉英“表示充分同意”这些英国人的说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册，905页）。又如，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论及要注意外交礼节，指出对外公文不可使用“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轻污字样”，而应“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册，528页），得到了洪秀全的认可。因此，我们有理由确信：如果不是西方列强的蛮横无理和进行疯狂的武装干涉，太平天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及其实践中所显示出的近代化趋向，完全可以得到健康发展，而这种趋向又恰恰是从西方学来的。很显然，今天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结论，说这种趋向会“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如果说主张与各国平等友好往来，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便是“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那么，唯有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才算是符合“近代化”这一“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吗？
二、顺应时代潮流的师夷长技主张与成就
中国近代社会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即有为英国资产阶级的大炮惊醒的明智之士，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从此，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厄运，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设法“振兴工业，提倡科学和技术”，亦即使中国顺乎世界大势，实现自己的近代化，确乎成为中国社会“历史的主流”。那么，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否如冯友兰先生所言，“逆流而行”，舍弃西方优于中国的科学技术，“新瓶装旧药”，只是学了西方的宗教呢？
事实上，冯友兰先生自己也承认：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讲了不少向西方学习、推行工业化的措施”，其特点是通过“由下而上”、“以商带工”的道路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得到了洪秀全的“同意和赞赏”。既然如此，冯先生又何以会否认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学习西方的“长技”，而认定是只学“西方的宗教”，“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呢？因为在冯先生看来，“经过洪杨内讧，太平天国内部已经是四分五裂，不能有所作为了，所以《资政新篇》所提的建议都没有得到实施，一篇大文成为一片空谈。”这种解释显然是难以令人首肯的。首先，要不要学西方“长技”，与学到了西方“长技”没有，不是一码事，不能因为《资政新篇》的建议“没有得到实施”，就断言太平天国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其次，仅仅以《资政新篇》的建议“没有得到实施”为依据，就否认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学习西方的“长技”，则是对太平天国的历史缺乏全面了解的表现。
如前所述，洪秀全在接受基督教文化、酝酿发动起义之初，就主张与各国“互通真理及知识”，奠定了太平天国实行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先进事物的思想基础。奠都天京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及太平军同各类外国人交往的增多，洪秀全本人虽然极少接触外国人和外国事物，但先进的西方器物技艺却通过某些渠道对其产生了相当影响，促使他形成了明确的学习西方“长技”的思想倾向。据在太平军中服役9个月并目睹天京事变的两位欧洲人说：洪秀全在杨秀清死后，“宣布他愿意接受一切外国礼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71页；）天王府前，就摆着“马萨诸塞1855年造的”“两座很好看的十二磅炸弹的火炮”。这两位欧洲人“常被叫去”给太平军“解释撞针的用法。”（《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68页；）这种做法显然是得到了洪秀全认可的。后期到天京的洪仁则说：“天王对于引进欧洲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东西，极为赞成。”（《北华捷报》第524号，1860年8月11日。）有人甚至说洪秀全曾“如饥似渴地沉浸于研读那些送给他的科学方面的书籍”（《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62页。）。从洪秀全对洪仁玕《资政新篇》中有关向西方学习建议的批示看，这些说法都是可信的。
如果说洪秀全对西方“长技”优越性的认识是间接得来的，其引进西方先进器物技艺的思想主张也基本还停留在口头和纸面上，那么，太平军将士们对西方“长技”优越性的认识则是得自切身体验。在贯彻对外开放政策过程中，由于他们自始就基本消除了鄙视“外夷”的传统偏见，与外国人称兄道弟，因而一旦接触到西方精巧器物，便立即产生引进西方先进器物技艺的思想，并毫无犹疑地尽可能付诸实践。
早在1854年美国公使乘“苏斯奎汉那”号军舰“访问”南京，路经瓜洲“抛锚过夜”时，瓜洲的太平军守将在美国人带领下参观了军舰。据说这位守将“对舰上炮群大为赞赏，而且特别在一门八英寸口径的重炮前徘徊不去，对其左右转动的炮架与美观的升降装置尤为注意。他在船上逗留多时，最终表示十分希望乘此军舰巡航。”当这艘军舰路经芜湖作短暂停留时，“当地一些首领参观该舰，……表示希望用这类轮船在这段航道上进行商业贸易。”（《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40页）这说明在太平天国初期，凡接触过西方精巧器物技艺的太平军将士，随即就产生了引进这些先进器物技艺的愿望。
随着太平天国事业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扩大，太平军将士对西方“长技”的兴趣日益浓厚，引进西方先进器物技艺的愿望也日趋强烈。前述目睹天京事变的那两个欧洲人，在叙述1856年太平军和南京情形时说：“太平军很喜欢欧洲的东西，如百音盒、手套、雨伞、钟表和手枪。我们时常见到好的外国表在南京街上出售，两块半大洋。几乎每条街上都有钟表修理店。”（《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43页；）呤唎记述他1860年经商路过太平军辖区的情况时说，许多到过他船上的太平军“都迫切要购买枪炮”（呤唎著，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60页）。洪仁玕与李秀成在1860年破江南大营后制定“乘胜下取”的战略计划时，定议“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册852页）。太平天国后期，各地太平军将士十分渴望获得西方枪炮弹药等武器装备及其使用制造技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平军高级领导层中，有不少人钦慕、学习西方先进器物技艺的思想主张已达到了较高的层次。据呤说，他所熟悉的干王、章王、忠王的儿子茂林、干王的小儿子“以及其他几位首长”，在太平天国后期都“学习英文”，“干王、章王全都熟悉地理和机械学，还收藏有许多关于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附有插图的参考书”，并且“经常研读这些学问”（呤唎著，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191.192页）。1860年访问南京的美国传教士霍姆士，在关于南京之行的报导中，对章王与他的一次会见作了如下记述：
另一个同样的椅子放在他的近边，他请我坐下，就向我询问外国机器等等的情况。他对于一幅据说是外国人绘制的有平行线的地图感到了困惑不解，于是请我解释说明。他又让我参观了他的一个望远镜和一个八音盒，对这两样东西，他向我提出了各种问题（呤唎著，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225页）。
很显然，这些高层领导人在太平天国后期，于军务倥偬之中“学习英文”，“经常研读”“关于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附有插图的参考书”，“询问外国机器等等的情况”，绝非是出于个人的情趣爱好，而是渴望得到西方“长技”心情的真实表现。
太平天国获取西方“长技”的愿望，由于西方列强初假“中立”之名严禁输入，继而公开支持清政府血腥屠杀太平军，以及清政府严密封锁太平军辖区的对外交通，太平军本身缺乏近代科技人材和激烈的战争环境等原因，大多没有能够实现。尽管太平军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但除了象八音盒、钟表、望远镜等“洋货”外，他们所能引进的西方先进器物技艺，主要局限于近代西洋枪炮弹药等武器装备及其使用和部分制造技术。
太平天国后期，苏、浙各地太平军中的西洋枪炮武器为数已相当可观。据李鸿章说：“贼中专用洋枪，力可及远，皆牛芒鬼子（即闲散洋人）、广东、宁波商船购运者，无法禁止。”其中“李秀成所部最众，洋枪最多”。（《复曾沅帅书》，《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忠王李秀成、慕王谭绍光、护王陈坤书、侍王李侍贤、辅王杨辅清、听王陈炳文等所属各部，均有专用西洋武器的“洋枪队”、“洋炮队”，或由事实上主要是欧洲人组成的“英美军队”（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日志》，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上）648、881页；沈葆桢：《查明办理降众情形析》，《沈文肃公政书》卷3，《史密斯日记》，《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这些西洋武器装备在太平军抗击中外反动势力的疯狂进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李鸿章得出了对付太平军，“唯有多用西洋军火制之”的结论。（《复曾沅帅书》，《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无疑是促使洋务派“师夷长技”的动力之一。
据现有各种史料记述，先后在太平军中服役的“洋兄弟”大约不过数百人，而仅听王陈炳文所部“洋枪队”，1863年战败降清时尚剩7000余人，其“洋炮队”经裁汰精选后，也还有精锐近2000人（沈葆桢：《查明办理降众情形析》，《沈文肃公政书》卷3。）。太平军何以能搞到这么多洋枪洋炮？事实上，诚如《1860—1864年的太平军》的作者梅邦和弗雷代所说：“为清军提供军火的条件也常常为太平军所利用，因为商人并不严格挑选自己的顾客，只要顾客能出高价”。这两位作者据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和英国侵华舰队司令何伯给其政府的报告，叙述了这样的事实：说有时一年间，太平军仅在新加坡就购买“三千尊各种口径的大炮”，“上海一家洋行在1862年4月这一个月内，就供给叛乱军七百九十五门炮和一万一千磅弹药；香港和通商口岸的洋行公开做枪炮生意……”（《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71页；）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推断：太平天国后期，苏、浙各地太平军已经比较普遍地熟悉或掌握了洋枪洋炮的使用技术。当然，这些技术也主要是由太平军中的“洋兄弟”传授的，诚如吟所说：“中国人在未受到欧洲人教练之前，毫无例外地是可怜的炮手”，只会使用“经常固定在一点，炮口炮铳均不能移动”的旧式中国大炮（《太平天国》第5册，259页；《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119页；《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994页。）。他本人就奉命较长时期“教练太平军兵士炮术，或教练太平军兵士操演一种中西参半的阵法。”（呤唎著，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290页。）“苏州的英美军队队长”乔治·史密斯，在战斗间隙，也还特地和慕王谭绍光“一起练来复枪和手枪”（《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163页注②：120页；）。
后期太平军不仅学会了使用西式枪炮，而且还开始学习制造西式枪炮弹药，甚至有些人已经初步掌握了制造西式枪炮弹药的技术。《李秀成自述》说太平军“在太仓抢得西式炮样，业经制造，与一样无差。”因此他对仿制西式大炮充满信心，说“取到其炮，取到车炮架，寻好匠人，照其样一一制造，……以一教十匠人，以十教百匠人，我国人人可悉。”（33）呤说他在嘉兴时，曾将他所知道的铸炮弹、信线等的“全部知识教给了”刚刚负责督率炮队的一位姓余的旅帅（呤唎著，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579页。），并把“一个工程师和另外一个人”留在湖州，“让他们制造枪炮弹药”（呤唎著，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578页。）。1862年前后，太平军至少在吴淞、苏州，昆山三处设立过兵工厂制造西式枪炮弹药＠36。
上述史实表明，太平天国后期已经开始在器物技艺近代化的道路上起步了。这是中国以往农民战争所未曾有过的事。这铁的事实，既是西学东渐，中国近代历史主流激荡的产物，也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学习西方“长技”的结果。
三、否定假设结论的结论
除上述两大方面外，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因学习西方而显示出明显近代化趋向的事例尚多，如经洪秀全批阅同意颁行的《资政新篇》中的思想主张；太平天国“天下婚姻不论财”，妇女在分配土地、参军、参政等方面与男子享有同等权利的有关政策和部分实践等，都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前者朱东安先生的文章已作扼要说明，学术界也极为熟悉，后者拙文《试论太平天国运动的均平思想》已有论述（《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3期。），均无庸再行赘言。
总之，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对外开放的思想与实践，学习西方“长技”的主张与成就，效法西方改革中国社会的施政方案，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有关政策措施，等等，都说明太平天国受西方文化影响，顺应时代大势，开始朝着近代化的方向起步。这决非是仅仅学习西方宗教的结果。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政教合一政权中明显的“君权神授”思想，天国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等级森严的尊卑制度，官员的世袭制，天王的嫔妃制，各大王侯的多妻制等等，则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毒素在太平天国机体中的遗传所致，农民领袖本身一时还不具有克制这些毒素的免疫机制，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学习西方宗教毫无关系。相反，和同时期统治阶级中“师夷长技”的洋务派相较，无论在思想认识还是实践方面，太平天国学习西方“长技”所迈出的近代化步伐，都毫不逊色，只不过太平天国被中外反动势力绞杀于血泊之中，未能继续走下去罢了。当时中国进行你死我活殊死搏斗的两大敌对势力，几乎同时起步踏上了近代化道路，这一事实说明：实行近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近代中国无论是谁取得政权，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生存计，都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因为当时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时代，它正在日益强烈地迫使一切“不想灭亡”的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255页。）。
历史本来是不能假设的，可既然冯友兰先生根据他的思路和依据，断定“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那么，笔者根据自己的思路和以上所述历史事实，则要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即“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非但决不会“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而且很有可能使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更加迅速。
（文章来源：《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