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论述李鸿章对促成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并辨析史学界在此问题上对李鸿章的误解。
一、留学海外的拓荒者
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是由容闳首先提出的。容闳是中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1855年学成归国后，为实现其报国情愫，容闳先投奔太平军，未被采纳，后倾心曾国藩，引起重视。与曾国藩有“半师半友”之交的李鸿章闻讯后，对此深表赞同。因为容闳的提议正同李鸿章痛恨中国旧式教育制度的落后，唉叹新式人才的匮乏相衔接。19世纪60—70年代，李鸿章屡次上书，纵论时局，认为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来有之变局”，中国要想走上富强之路，“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均救时要务”（《李文忠公全书·国史本传》卷首第23页。），但“尤以人才为急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24卷第12页。）。中国落后于欧美的症结在于“端绪甚大，经纬需才，穷天下之力，犹虑莫殚莫究，病在无人”（《李文忠公全书·奏稿》24卷第23页。）。
挽救民族的危亡，亟需一大批拥有近代知识的人才，可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人才状况如何呢？李鸿章：“京官不识外事，偏又喜谈外事，言之娓娓动听，丝毫不关要害”（《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33页、卷17第13页、卷16第16页、卷13第8页、卷15第4页、卷14第3页、卷16第29页、卷17第1至2页、卷18第20页、卷18第32页、卷19第21页、卷15第4页。）。“中土人才多空谈学问，仕宦于此道漫不究心，故洋务都无长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33页、卷17第13页、卷16第16页、卷13第8页、卷15第4页、卷14第3页、卷16第29页、卷17第1至2页、卷18第20页、卷18第32页、卷19第21页、卷15第4页。）。凡有创新“文人学士动以祟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33页、卷17第13页、卷16第16页、卷13第8页、卷15第4页、卷14第3页、卷16第29页、卷17第1至2页、卷18第20页、卷18第32页、卷19第21页、卷15第4页。）。新式人才的匮乏，造成了清朝举国上下的沉沉暮气和甚嚣尘上的情性势力，“当轴风气往往见贤而不能进，见不善而不能退，此类是已上下相忍为国习，为和同。有立异者则必推而远之，不但无总揽事权运量四海之才，即有其人，亦不容于今之朝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33页、卷17第13页、卷16第16页、卷13第8页、卷15第4页、卷14第3页、卷16第29页、卷17第1至2页、卷18第20页、卷18第32页、卷19第21页、卷15第4页。）
造成中国新式人才短缺的根源，李鸿章认为就在于科举制度。他说“我中土非无聪明才力”，实因“士大夫皆耽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33页、卷17第13页、卷16第16页、卷13第8页、卷15第4页、卷14第3页、卷16第29页、卷17第1至2页、卷18第20页、卷18第32页、卷19第21页、卷15第4页。）。自隋唐以来创设的科举取士制度至晚清，已经由选拔培养人才的门径，变成了扼杀人才的绳索。李鸿章对此曾作过深刻的批判。他说“至称制科代有伟人，曾文正与兄等皆科目得之”，当今中国“即得文正与兄等数十辈，洋务亦断办不好，此微明自照，不敢强饰，正误于当时之时文小楷”，“试帖小楷丝毫无与于时务。”（《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33页、卷17第13页、卷16第16页、卷13第8页、卷15第4页、卷14第3页、卷16第29页、卷17第1至2页、卷18第20页、卷18第32页、卷19第21页、卷15第4页。）“科举中未必即有真人才，培养根本之道或不尽系此耳！”（《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33页、卷17第13页、卷16第16页、卷13第8页、卷15第4页、卷14第3页、卷16第29页、卷17第1至2页、卷18第20页、卷18第32页、卷19第21页、卷15第4页。）为此，李鸿章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屡次上书呼吁，打破陈规陋习，不拘一格选拔、培养人才，并在60年代初身体力行，创办了“上海广方言馆”等新式学校。
正因为李鸿章对中国的人才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方兴未艾的洋务事业又呼唤大批新式人才，故当容闳提出留学建议时，他遂即深表赞同，大力支持。经与曾国藩、容闳多次协商，李鸿章与1871年9月2日会同曾国藩联衔上书朝廷，请求派出留学生，求知识于世界。
首先在上书中，开宗明义，阐明派出留学生的目的。李鸿章称，当今世界，形势大变，再想用闭关锁国的办法，隔绝与世界的联系是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上上之策即应大开国门，勇敢地走向世界，迎接时代的挑战。事实上，跨出国门的第一步已经迈出。斌春在1866年奉命游历欧洲，志刚、孙家谷1868年初使泰西，“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中国欲图富国强兵，跻身世界先进国家之列，必须“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
其次，李鸿章强调派出留学生的必要性。当时反对留学者大有人在，他们称，中国自60年代开始，在天津、上海、福州各地已经设立机器局、制造轮船、枪炮、军火。且又创立了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招延满汉子弟入校学习，“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李鸿章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这些见识实为迁腐、浅薄。中国目前所做所为，只是拾人牙慧，学习西方的精邃尚未找到。欧美各国皆注重国民教育的普及，无论士农工商兵，幼时“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完整科学的教育体制，极大地提高了欧美民族的素质，进而才有整个国家民族的强盛。中国尽管自60年代起大办洋务，遍采欧美先进技术、设备，但由于缺少正规教育，素质差，“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窔，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先进的机器设备变成了一堆堆无用的废铁，而不能发挥其应有功效。因而，我们不应满足于在中国设几处机器局，办几所新式学校，而应本着寻本探源的原则，到近代文化的发祥地，长期留洋学习，“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此物此志也。”（《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
再次，李鸿章详细奏陈了派出留学生的计划。
1、选拔学生办法。在上海设立公局，具体负责招收、选拔学生。学生主要来自上海，宁波、福建、广东沿海省区、年龄在13岁至20岁之间、曾读过几年古书，凡亲属同意者，由地方官取具亲属甘结，并注明年貌籍贯存档，经上海公局考试合格，即可在公局暂住，进行短期培训，待人数聚齐再出国学习。
2、选送学生数量。每年选送学生30名，连续4年共计120名。学期为15年。15年后，每年回国30名，根据各人所学专业，所候派用。留学期间，学生不准加入外籍定居国外，也不许私自提前回国，另谋别业。
3、学生的管理。选派正副监督二人带队出国，负责学生的管理事务。凡幼童赴洋入学之初，所读书籍，所学专业，均由驻洋监督登记注册。每4个月考试一次，期末注明成绩，“记载细册，赍送上海道转报”（《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留学期间如发现有品行顽劣、行为不规者，或者不服水土，将来难有造就者，驻洋监督可随时将其撤回。学生监督有权招收海外华裔子弟年龄在15岁左右并有一定西学根基者，列入留学生之列。
4、学生的经费。每名学生每年给银400两，外加正副监督、翻译、中文教习的薪俸等用费，“每年驻洋薪水膏火等费约计库平银六万两，以二十年计之。约需库平银一百二十万两”（《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
1872年2月27日，李鸿章、曾国藩再次联名上书，进一步阐释派出留学生的必要性，“臣等查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现欲取彼所长，辅我所短，自非选材前往学习，未易得其要领”（《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并对留学计划作了详尽的补充，使之更加完备。
李鸿章等人的上书，得到了总理衙门大臣的首肯。奕诉当即批示：“不分满汉子弟，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一律送往。每年所需薪水膏火，准于江海关洋项下指拔”（《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1872年2月30日军机处转发谕旨，赞同实行。
几经转折，几番努力，李鸿章赞同的留学海外的计划终于变成了现实。1872年夏季之末，30名幼童在正监督陈兰彬、副监督容闳的带领下，乘船驶向大洋彼岸的美国。中国近代史上派出学生留学海外的大幕由此拉开。1873年，第二批30名幼童，1874年第三批30名幼童，1875年第四批30名幼童相继抵达美国，开始了艰难的留学生活。
二、留学生的保护者
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连续派出了120名幼童，远涉重洋，留学美国。作为留学运动倡导者的李鸿章始终关注着留美学生的发展，处处为之提供方便，时时对其加以保护，以期实现留美的初衷。这可从三个方面得到体现。
筹措经费，保证留学事业正常进行。留学计划中原订，每人每年需银400两，但抵达美国后，由于南北战争的影响，“美国税增物贵、束修、膏火、屋租、衣食各费，倍于从前”（《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加上学生逐渐考入中、大学校，以及技艺院、军政院、船政院，用费渐趋增加，原订银两已不够用。驻美留学生正监督陈兰彬多次面称“殊不敷用”，副监督容闳屡次来信“亦以为言”。李鸿章遂在1877年10月19日上奏朝廷，申请增拔经费，他说，留学海外，目的是“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前两批学生已经进入美国各大中学校，“即应专心研求，以裨实用，断无惜费中止之理”（《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诚然，目前国内百业待兴，财政拮据，但即使再困难也要设法筹措经费，保证留学事业顺利进行。经反复研算，李鸿章提议，每批留学生在第一至第六年间，因尚在中小学校，用费较少，仍可维持原议。第七、第八两年，每名学生每年应添补白银200两。第九、第十两年，每名学生每年添补白银300两。第十一至第十二年，每名学生每年添银400两。这样九年中约需增添白银二十八万九千八百两。这笔经费可从“江海关四成洋税内之二成奏提，南北洋海防经费内就近按年匀拔，分批搭汇”（《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以使“出洋幼童学业可成，不至以经费不敷浅尝辄止”（《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总理衙门当即批准实施。
关心学生学业。李鸿章对派出学生留学海外是高度重视的，将其视为国家民族振兴的关键。因而时刻关注着留学生的学业进步。他经常写信同驻美监督保持联系，询问学生在美国的学习情况。1876年10月28日李鸿章在给陈兰彬的复信中问及，“头二起学生选入中小书院五十余人，造诣当有进益”（《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33页、卷17第13页、卷16第16页、卷13第8页、卷15第4页、卷14第3页、卷16第29页、卷17第1至2页、卷18第20页、卷18第32页、卷19第21页、卷15第4页。）。1877年3月6日在区谔良、容闳的信中提到：“近来学生造诣有诸君认真督率，自当进而益上，其选入大书院者能否令其各习一艺？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现在台湾、湖北等处开煤所请英人高下不等，所用机器，原委难明，其余各省因无人指授，不免观望。如出洋学生内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先穷究其理、器，一二年后再令游览美国五金矿所或暂充工役，或随同研究，必自能辨识地产之有无厚薄，机器之如何用法，融会贯通，可得上等考单确有把握，然后遣回再发往各省矿局试用，庶于国计有裨，千祈留意”，“所有外国紧要新闻及学生情形，希随时详晰示知，以慰远念。”（《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33页、卷17第13页、卷16第16页、卷13第8页、卷15第4页、卷14第3页、卷16第29页、卷17第1至2页、卷18第20页、卷18第32页、卷19第21页、卷15第4页。）1878年9月11日在给陈兰彬的信中垂询：“哈富学生见在造诣若何？”（《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33页、卷17第13页、卷16第16页、卷13第8页、卷15第4页、卷14第3页、卷16第29页、卷17第1至2页、卷18第20页、卷18第32页、卷19第21页、卷15第4页。）关切之情跃然纸上。
调和陈兰彬、吴子登与容闳之间的矛盾。最初，清政府任命刑部主事陈兰彬为留美学生正监督、容闳为副监督，全面负责留学生事务。1875年陈兰彬奉命同古巴交涉虐待华工事，后又任驻美公使，清政府调派区谔良前往美国，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1877年区谔良回国，陈兰彬推荐“性情怪僻”的吴子登接替其工作。“于是留学界之大敌至矣！”（《西学东渐记》见《洋务运动》（二）第191页、第187页、第192页、第199页、第163页、第196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6页。）
派出学生留学海外，是“中华创始之举”，“亦古来未有之事”。这在守旧顽固的清王朝自然要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留学生就是在顽固派的叫骂声中走出国门的。为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在考虑留学生监督的人选时煞费一番苦心。据容闳介绍，荐举陈兰彬完全是一种策略。丁日昌曾对容闳说：“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子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西学东渐记》见《洋务运动》（二）第191页、第187页、第192页、第199页、第163页、第196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6页。）。深悉中国国情的李鸿章自然是心领神会，故在上书中竭力推荐翰林出身做过二十多年刑部主事的陈兰彬为留美学生监督，最终促成了留学生的起航。
饱读中国史书，恪守儒家思想的陈兰彬来到美国后，尽管身处近代氛围的洗染，但其思想行动依旧是墨守陈规，不思开化，自然就同早年留学美国完全西化的容闳发生矛盾。“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挠之”＠29。这主要表现在对学生的行为举止态度上。幼童到美国后，大多分散寄居在美国人的家庭中。关系融洽后，学生有的随美国人同做祈祷，有的星期天跟随到教堂做礼拜，有的平时更换衣服踢足球、做游戏。这本是极平常的小事。可陈兰彬却视为离经叛道，严加训斥。容闳往往出面偏袒学生，为之辩理。久而久之，陈容两人关系紧张，“时有龉龊”。而随着吴子登的到来，陈容之间的矛盾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吴子登是1877年接替区谔良为留学生监督的。他“本为反对党之一派，其视中国学生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又因前与曾文正、丁日昌二人不睦，故于曾、丁二公所创之事业，尤思破坏，不遗余力”（《西学东渐记》见《洋务运动》（二）第191页、第187页、第192页、第199页、第163页、第196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6页。）。陈兰彬力荐吴子登，其用意是将吴子登推上前台，自己在幕后操纵指挥，牵制容闳，破坏留学生事业。“吴既任监督，而留学事务所乃无宁岁矣！”吴子登上任伊始，对从前已定成规，处处吹毛求疵，并时常写信密告朝廷，诋毁容闳如何不尽职，如何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陈吴俩人的密信，给国内的顽固派反对游学海外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为保证留学事业的顺利进行，李鸿章极力弥合容闳同陈兰彬、吴子登之间的缝隙，调和其矛盾。留学之初，李鸿章就“再四谆讬，期以善始图终”。得知陈容矛盾重重，“深为焦虑”。1879年8月6日李鸿章致函陈兰彬，劝其要以大局为重，不可因个人之间的积怨，“负曾文正创办之初衷”（《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33页、卷17第13页、卷16第16页、卷13第8页、卷15第4页、卷14第3页、卷16第29页、卷17第1至2页、卷18第20页、卷18第32页、卷19第21页、卷15第4页。）。1880年5月10日再告陈兰彬，准备“致函纯甫（容闳字纯甫——引者）属勿固执已见，尚祈执事便中劝勉”（《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33页、卷17第13页、卷16第16页、卷13第8页、卷15第4页、卷14第3页、卷16第29页、卷17第1至2页、卷18第20页、卷18第32页、卷19第21页、卷15第4页。），“庶他日该童等学成回华，尚有可以驱遣之处，无负出洋学习初意”。除此之外，李鸿章还“随时函告荔秋（陈兰彬）纯甫、子登，劝令稍融意见，尽心公务，以收实效”（《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均见卷12第7页。）。
无奈，李鸿章的努力并没有消除陈兰彬、吴子登与容闳之间的隔阂，尤其是陈兰彬升为驻美公使后，因对西洋各国怀有极端鄙夷之心，对于参与留学美国一事深感耻辱，故置李鸿章的苦劝于不顾，同容闳的矛盾逐渐升级，最后发展到上书朝廷，建议撤回留学生，取消留学计划的地步。1881年初，陈吴等人上奏朝廷，控告容闳纵容、袒护学生，学生抛荒中学，“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西学东渐记》见《洋务运动》（二）第191页、第187页、第192页、第199页、第163页、第196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6页。）。恰逢当时因美国政府违背1868年《蒲安臣条约》，限制虐待华工，中美关系紧张，陈吴的密告无疑火上浇油。早就仇视留学美国的顽固势力乘机发难，与陈吴等人遥相呼应，提出“解散留美事务所，撤回留学生，以报复美人之恶感”（《西学东渐记》见《洋务运动》（二）第191页、第187页、第192页、第199页、第163页、第196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6页。）。面对汹涌而来的反对浪潮，总理衙门动摇不定，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作最后裁决。首任留美学生正监督时为驻美公使的陈兰彬措词圆滑，称“学生居美已久，在理亦当召回”（《西学东渐记》见《洋务运动》（二）第191页、第187页、第192页、第199页、第163页、第196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6页。）。赞同撤回之意不言而喻。时任留美学生正监督的吴子登回答就更为直截了当，“谓此等学生当立即撤回，归国后并须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西学东渐记》见《洋务运动》（二）第191页、第187页、第192页、第199页、第163页、第196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6页。）。李鸿章此刻的心情颇难说清。从感情和理智上讲他是赞成学生继续留美学习的，但鉴于国内外顽固势力的强大，也为减轻自身的压力，他没有明确表述自己的意见，而是使用官场中的权术手段，希望容闳能公开反对撤回，然后再支持留学。无奈，容闳不知其中底蕴，只意味李鸿章也赞同撤回，而没作任何反对，遂有“李文忠此时不愿为学生援手，即顺反对党之意见，而赞成其议”的结论。后人也依此语批评李鸿章在留学问题上“首鼠两端”（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第134页。）。其实这句评语是欠公允的，不符合历史实情的。其中的原委，容闳自己说得也很清楚。1881年留学生撤回后，容闳在天津同李鸿章会面。当谈及撤回留学生一事时，李鸿章责问容闳，“汝何亦任学生归国乎！”容闳说：“此事乃由公使陈兰彬奉上谕而行，鄙意以为总督及陈兰彬与吴子登皆赞成此举也。予纵欲挽回此事，亦何能为役！且违抗谕责，则人且目为叛逆，捕而戮之。”李鸿章听后当即说明，“予当日亦甚愿学生勿归，仍留美以求学，故颇属望于汝，谓汝当能阻止学生勿使归也”（《西学东渐记》见《洋务运动》（二）第191页、第187页、第192页、第199页、第163页、第196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6页。）。当李鸿章查清陈兰彬、吴子登是留美事业受挫的祸首时，大为愤慨。适逢吴子登前来拜访，李鸿章对其严加斥责，“命此后勿再来见”（《西学东渐记》见《洋务运动》（二）第191页、第187页、第192页、第199页、第163页、第196页、第196页、第199页、第196页。）。此段史材足以表明李鸿章在留学生撤留问题上的态度。
朝野上下顽固势力的攻击，左右影响着清政府的决策。尽管如此，李鸿章仍然对留学事业尽了最大努力的挽救和保护。他于1881年3月29日上书朝廷，多方为学生辩解，痛诋顽固派的昏庸、反动。他说“鸿章平心察之，学生大半粤产，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绳之过严，致滋凿枘，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均见卷12第7页。）。因而反对全部撤回，而建议“分别撤留”。李鸿章说“无端全撒”留学幼童，有损于美国的体面，“美廷必滋疑骇”（《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均见卷12第7页。）；幼童留美已越十载，耗费数十万，一旦全部撤回，则皆“付之东流，亦非政体”。目前可采取“分别撒留”的办法“将已入大书院者留美卒业，其余或选聪颖端■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均见卷12第7页。）
遗憾的是终困清朝惰性力量的强大，总署大臣奕诉抵不住各方面的压力，于1881年6月8日奏请朝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清廷当即批准，留美事务所被撤销。留学一律被遣送回国。李鸿章曾寄于厚望的留学事业，终于毁于顽固势力的破坏之中。
三、留学生的重用者
1881年6月，中国首批留美学生除因事故撤回及在洋病故26名外，其余94名分作三批回国。学生回国后，李鸿章不顾各方面的压力，按照学生在美国学习的专业特长，量才使用，务使人尽其才。21名进天津电报总局，23名被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其余50名经过考核，“分拔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为了督促学生勤奋学习，迅速成才，李鸿章规定每月一考、每季大考，并“屡次亲临考校，试以所习各艺”。严格的管理，殷切的期望，促使学生很快成为各行各业的技术骨干，打破了洋人技师独操技术大权的一统天下。在海军方面，鱼雷的构造、施放精奥难懂，“洋师每有不传之秘”，留美学生自上船后，依据所学知识，苦心钻研，很快就掌握了要领，“于拆合演放修整诸事，皆能得法”。此外“水雷、旱雷施放灵捷，驾驶、测量讲求精细”。在电报局工作的留学生，“传递紧要军报，昕夕从公，密速无误”。其他如步算、制造、医学等方面，留学生均能“深明窍要”，就连西洋教习、官兵，“咸谓该学生等造诣有得，足供任使”。（《洋务运动》（二）第153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7页、第168页。）
为充分调动留学生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李鸿章对其委以重用。让他们担任各营教官，传授士兵西洋操法、阵法，“所教弁勇，颇有成效”。许多留学生因表现突出，被任命为营官、哨官和“管驾、教习、官医”等职务。李鸿章还于1885年4月17日上书朝廷，请求对首批留美学生“酌保官阶，给予顶戴，以式戌行而资策励”，获得科举正途知识分子的相等待遇。
经过李鸿章的重用、提携，首批留美学生大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最出名的有京张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驾舰血战黄海获得“巴图兽”荣誊的舰队司令吴应科，首次将《唐诗》英译的蔡廷干，湘潭煤矿的发现者邝荣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堂负责人广国安，清末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担任过民国初年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从这一点看，首次留美学生事业虽然中途夭折，但毕竟获得了一定的成效，培养了一批中国人自己的科技外交人才，突破了旧式教育体制的樊篱，初步尝试近代先进的人才培训方式，开创了近代中国派出学生留学海外，求知识于世界的先河，为90年代清政府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四、留学事业的远行孤独者
中国首次派幼童出国学习深造，是在欧美列强侵略加深，中国急速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中诞生的，具有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和抵制列强侵略的特点。作为晚清官僚队伍中最杰出的代表，李鸿章面对顽固势力的围攻，勇敢回击，既然都称祖宗伟大，“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既然反对“用夷变夏”，“是必华学即可制夷，即可敌夷，若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短之，挥善而从，又何嫌乎？”（《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第33页、卷17第13页、卷16第16页、卷13第8页、卷15第4页、卷14第3页、卷16第29页、卷17第1至2页、卷18第20页、卷18第32页、卷19第21页、卷15第4页。）其见识、胆略和气魄概见一斑。在顽固派的叫骂声中，李鸿章主持完成了划时代的大事。热心支持派幼童出国学习，是李鸿章对封建传统文化的部分变革和对保护中华民族独立发展道路的探索。这种变革和探索，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恰好适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李鸿章作为洋务派的总头领，将派幼童留学海外视为其洋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试图广泛造就大批新式人才，抵制列强的侵略，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则更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在幼童留学美国的十年间，李鸿章给予了留学生最大限度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曾国藩在1872年去世后，李鸿章实际成为幼童在美学习的可靠保护人。当原定经费紧张时，李鸿章力排众议，多方筹措银两，保证了学生的正常学习深造。当留美学生负责人分歧严重矛盾尖锐时，李鸿章苦口婆心劝说他们消除前嫌，共图留学自强大业。当国内外顽固势力纷起攻击留美学生、留学事业注定夭折时，李鸿章又提出了“分批撒留”的建议。虽然如此，首批留美学生“皆于1881年凄然回国”，李鸿章同腐朽朝廷、保守社会的抗争以失败而告终。透过历史的表象，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可以说李鸿章的失意受挫纯属必然。虽然欧美殖民者在40年代早已叩响了中国的大门，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也并没有从与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中惊醒过来，向中国以外的世界睁开双眼。对传统典章制度的自信，对辉煌历史的自诩，对近代科技的无知，对世界大势的蒙昧，都在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在这样闭塞、颟预、落后、守旧的氛围里，开始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总是远行的孤独者，总要遇到来自国内那些以“卫道者”自居的“正人君子”们的讥笑、排斥甚至辱骂、诬陷。李鸿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站在时代的前列，放下天朝上国至尊至大的架子，冲破妄自尊大、闭关自守的传统观念，在顽固势力的围攻中，在社会环境给予的有限空间内，以拓荒者的勇气、胆识作出了前人同时代的人没有做出的壮举。但凭这点，后人就应该充分肯定他。诚然，在留美学生处境最危急的关头，李鸿章出于自身境地的考虑，没有勇敢站出来上抗朝廷、下抑群臣，但如果设身处地地考虑李鸿章同朝廷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以及他在整个清朝官僚队伍和社会舆论中的处境，后人还是应该对其宽容为好。因为正是李鸿章主持完成了亘古未有的留学壮举。首次留学事业虽过早夭折，但它毕竟开创了中国人走出国门、实践科技救国的新纪元。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制约，李鸿章赞同支持幼童留美学习的根本宗旨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且在幼童的课程中注入了四书五经等内容，但是我们评判历史人物的功绩，既要看其主观动机，也要看其客观效果，而且更重要的是看后者。李鸿章既然做了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我们就应该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文章来源：《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