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进化论”，是一种认为世界及其中的事物，尤其是有机界，不断地从简单向复杂、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演变的学说。这种学说早在启蒙运动时就作为基督教创世和设计说的对立面而流行。但直到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进化论才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科学理论。达尔文的主要信条是：有机界经过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最适应于环境的物种成员，是最适合生存下来并不断繁衍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欧洲起初是以自然科学形态存在的，但随后即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达尔文同时代的斯宾塞，主张普遍进化理论，鼓吹一种进化哲学。进化论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是在甲午战争之后。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政论文章《原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时着手译述赫胥黎的《天演论》（该书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正是因为严复等人的翻译和介绍，使得进化论在近代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说：“自此书（指严复的译著《天演论》）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梁启超便是在此种背景下接受了进化论，并将其与他从康有为那里接受的春秋三世说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进化论世界观。
其一，他认为进化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梁启超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绪论》中说：“进化者，向一目的而上进之谓也。日迈月征，进进不已，必达于其极点。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他依据这种进化历史观，对以孟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进行了批判：“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他认为，孟子把历史的变化看成是循环，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历史进化的道路是螺线形的，孟子只见到局部历史现象，“为螺旋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他甚至在《史学之界说》中给史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其二，他认为，革命是社会历史进化的一种形式。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出现激进倾向，大讲破坏主义、革命变革等。1899年，他在《破坏主义》中写道，“破坏主义，又名突飞主义，务摧倒数千年之旧物，行急激之手段。……饮冰子曰：甚矣，破坏主义之不可以已也！”他认为从世界历史经验来看，国家要兴盛，非经过破坏阶段不可，破坏是古今万国进化的一条普遍规律。后来，他又特意在《释革》一文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淘汰复有二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天然淘汰者，以始终不适之故，为外风潮所旋击，自撕自毙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适焉者，从而易之使底于适，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
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不仅在知识圈内引起了强大反响，也使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面貌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文学为例，在晚清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革命”之说，而只有“复古”的滥调。无论是初唐的陈子昂，还是中唐时的韩愈、柳宗元，明代中期的前后七子，以及清中叶之后的宋诗派、同光体派、桐城派等，他们为了改变文学现状，无一不是打着复古的旗号。只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接受了当时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后，才喊出了文学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的口号，不以“复古”为正途。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去哉？”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引入、接受、传播进化论的目的是要挽救祖国的危亡，而不仅仅是当作一种学理，而这也正是进化论在清末民初的中国风行的根本原因。正如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说：“自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斯宾塞起，更合万有于一炉而冶之，取至l至赜之现象，用一贯之理，而组织为一有系统之大学科。伟哉！近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当时有的学者说得更直白：“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陈兼善：《进化论发达略史》，《民择杂志》3卷5号）这就使进化论在中国与在西方明显地出现不一样。进化论在西方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已发生的事物的理论，而在中国却是要为未来的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它的重心转移到证明变的绝对必然性和必要性。这就是为什么进化论成了中国文化、政治等变动的逻辑起点以及梁启超等人为何一反历史常规而喊出“文学革命”口号的根本原因。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5年5月17日）
